金融支持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深圳为例

林小玲，唐 荣，陈 明

（广东金融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1）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民工从农村流向城市，加快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改革开放四十年，城市化促使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交通拥挤、污染严重等城市问题日益凸显，城市需要改善和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或性能，即通过技术创新的方式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的道路。技术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金融支持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条件。城市要加强对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的投入，在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深圳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科技创新的实践中先行先试，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相当多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深圳经济特区自从1980年成立以来就担负着中国改革开放先行者的历史使命，在推动金融发展、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方面进行大胆尝试和发挥示范作用。深圳具有东部沿海的区位优势，毗邻香港，最早引进港资、制造业技术和市场管理经验。深圳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率先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迅速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重点发展高科技产业，集聚一大批科技型企业。1989年，建立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是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
2004年，深交所设立中小企业板块；
2009年，深交所启动中国创业板。金融发展促进民营高科技创新，深圳在2008年成为首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2015年，成立深圳前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2019年，《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提出要把深圳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发挥作为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引领作用，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深圳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实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是中央在新时期赋予深圳特区的新使命。

深圳毗邻香港，与香港资金、商品、技术、人才等经济要素的往来推动了深圳的改革开放进程。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省在香港开设“窗口”公司或业务机构，香港是当时内地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学习市场经济最便利的窗口。深圳企业率先引进外资，与国际市场和跨国公司开展合作，在国际交流中学到了组织管理创新的知识，深度地融入了国际产业生态，某些技术在全球高科技市场中不可或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深圳涌现了一批如华为、腾讯、大疆等的高技术企业，也出现了任正非、马化腾等著名企业家。深圳金融业较为发达，政府财政实力雄厚，给予企业创新创业很多财税优惠政策，而深圳证券交易所、众多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更是有力地支持着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目前，深圳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实施前沿技术攻关“登峰计划”，推进颠覆性技术创新，在下一代通信网络、基因测序、新材料、新能源、无人机等领域突破了一批产业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推动创新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深圳高校不多，但在只有深圳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基础上，建立了虚拟大学园，并加强与香港高校的产学研合作，近年也陆续建立了深圳技术大学、南方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等高等院校。

本文的研究可能具有一些贡献。第一，我国金融抑制和政府财税政策效率低下导致了我国创新型企业面临融资困境，研究深圳经济特区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金融支持路径、效率、优势与不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第二，深圳高质量发展得益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但深圳经济特区创新驱动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尚不多见。第三，现有文献较少以实证方式检验深圳金融支持创新的发展，本文从深圳经济特区成立至今的40年创新发展历程中，回顾深圳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实践路径，探索创新驱动发展的相关理论。第四，本文采用最新数据评估深圳创新驱动发展的效果，探讨外商直接投资、政府财政支出、银行信贷、金融市场等对深圳经济特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且通过数理分析和实证检验，总结实践经验与不足；
把握创新发展规律，识别对创新及其绩效有重要影响的金融关键变量，为其他地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借鉴。

（一）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理论

技术变迁和经济增长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美国经济学家Robert M.Solow（1956）[1]提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没有被模型中已有变量解释的经济增长贡献都是由外生的技术进步所引起的。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Griliches（1979）[2]采用计量经济模型估算GDP和R&D的投入/产出关系，其估计表明技术知识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看作“公共品”，技术具有溢出效应，企业可以从外部获取技术知识，但技术的接受者需要掌握相当的技能才能使用技术知识，且技术还具有很强的累积特性。后凯恩斯学派认为，技术知识溢出并不容易，开发技术知识主要是从“干中学”和“用中学”，而那些没有从学习经历中获益的机构则技术必将落后，技术、经济水平高的国家积累了经验，因而学习的速度也更快，导致经济不断快速增长。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演化经济学派（包括新熊彼特主义学派）使用历史分析方法，指出蒸汽机、电力、计算机和基因工程等发明是根本性的技术突破和累积的渐进性创新相结合的产物，根本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具有重要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关系，且技术、经济和制度环境之间也具有交互作用，即制度环境对技术进步产生协助或阻碍作用，制度环境对创新非常重要，而制度环境也会受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变化。

新经济增长模型基于“通用技术”研究，产生了循环的经济增长。新的通用技术被研发，但没有商业化应用，受到旧通用技术的阻碍，导致经济增长低速，而当新通用技术的新资本品被应用时，其生产率超过原有通用技术的生产率，淘汰旧技术，使经济进入“高经济增长阶段”。

（二）突破性创新与渐进性创新

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创新主要分为突破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突破性创新对企业竞争优势的贡献建立在技术突破的基础上，而渐进性创新对企业竞争优势的贡献则建立在技术应用的基础上。模仿突破性创新是创新链的中间环节，主要通过完善产品性能和降低成本来增强产品的差异化优势和成本优势。

国家或地区的创新路径是技术引进、技术吸收、自主创新三个阶段。技术创新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企业间存在研发过程中的技术外溢。新古典主义学派和新熊彼特主义学派都认为，技术外溢导致技术的扩散，创新的扩散依赖于渐进性创新。技术从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进行转移和扩散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发展中国家、落后地区或技术上滞后的企业通过引进外资与技术实现技术扩散，是其创新过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根据帕维特（1984）[3]的四类产业创新的模式，新技术的扩散和学习主要通过“干中学”和“干中用”实现内部研发和外部学习，而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产业中的产品和流程创新频率较高，主要通过大学公共研究实验室中的内部研发和科学发现实现。中国在科学基础、关键技术、配套产业方面相对薄弱，国家创新以追赶为主；
在改革开放初期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带来资金、技术与市场经济管理经验等，为国家的自主创新打下了技术基础。高技术产业依赖产业导向的基础研究突破，而由基础研究带动的突破性创新是一个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核心因素。高科技产业的培育和发展，除了应加大对相关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外，直接从国外引进、吸收、消化前沿技术是重要的创新途径之一，而对于部分高科技产业的技术创新在世界前沿的，可以走颠覆性和突破性创新路径。

（三）政府干预与市场支持创新发展

新古典主义学派和新熊彼特主义学派都认为，创新和技术对经济的增长非常重要，政府科学技术政策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技术外溢使技术产生正的外部性，创新的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由“市场驱动”的研发投入的数量将低于社会最优水平，以创新补助形式的技术政策可以将经济运行引导到一个社会最优的增长路径上。创新项目的机会成本在纯粹的民用市场还不成熟，私人不愿意冒创新风险，但政府的资助能够加速对关键性技术的学习，政府政策对高校、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给予支持，也支持企业的创新活动。

新古典内生经济理论认为，技术政策影响经济增长，却忽略了市场力量。演化经济学派认为，创新或新技术出现时，没有任何商人可以完全预见其巨大的潜力，但经过渐进创新的过程，技术的全部潜力被逐渐发现，企业家完成产品创新和产品市场化。此外，技术变迁充满不确定性，市场决定创新是否成功。演化经济学派认为，市场经济制度是现代经济最重要的选择机制，企业家为了获得商业利益而进行创新。制度环境对技术进步产生协助或阻碍作用，中国市场化改革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张峰等，2021）[4]，而制度环境也会受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变化。金融促进了资源再配置和规模经济，是促进创新极为重要的机制和制度安排，一个功能完备、运行高效的金融体系不仅能够融通创新所需的资金，而且能够提供风险分散、激励约束、价格发现等功能，为创新保驾护航。

金融通过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创新和丰富，对城市的资源发挥配置和维护作用。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他关注企业家、金融家对创新、经济的推动作用，强调了主导企业对创新投资的自我资助，银行信贷是企业家实现创新的经济条件。Arizala等（2009）[5]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信贷市场越发展，依靠外部融资的行业生产率提高越大，而发达国家主要依靠金融市场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

金融促进生产率的提高体现在金融促进技术进步，金融不仅在源头上为发明和创新提供资金支持，并使科技成果迅速传播和普及并转化为生产力（Meierrieks，2015）[6]。中国金融系统以银行为主导，银行信贷要求有不动产抵押或者第三方担保，主要为房地产业、国有企业或者大型成熟企业提供贷款，而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起步晚，尚不成熟。

金融市场无法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和具有外部效应特征的创新产品，只能通过政府干预予以纠正（林小玲，2019）[7]。政府通过财税制度促进企业研发，资源能够得到更加合理的利用，而政府干预也可能出现政策失灵。高新技术产业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和高端技术研究，政府应该为基础科学研究提供研发资金。比如，美国的基础科学研究中，相当大一部分具有重大产业价值的研究是由公共资金资助完成的，并由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研究型大学承担研究。Cortright和Mayer（2002）[8]认为，政府资金支持高校、研究机构的创新投资，是当地高科技产业技术集群出现的必要条件。政府可以支持合作研究中心和各种计划，政府资助产学研合作，有利于知识的商业化及应用的创新过程和其他活动。Hicks和Katz（1996）[9]发现，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主要由大学、政府和产业合作完成，政府支持大学、科研机构的研发活动，私人企业承担和资助一部分研发费用。目前，我国高技术企业实力不强，单个高技术企业难以独立进行产业关键技术的创新和解决行业发展面临的共性技术难题，政府支持降低高技术企业经营风险和增加盈利。政府支持产业、政府和大学间整合建立研究联合体进行基础研究，通过政府有效的组织实施重大科技创新，并加快科技创新的商业化进程。高技术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应积极与大学、科研机构开展合作，以适应生产发展和市场需求。

（四）国际技术合作

国家间知识技术的流动通过贸易、投资、国际技术和科学合作来实现，跨国企业通过FDI等机制影响跨国界创新的发展和扩散。由于研发需要优良的基础设施和体制环境等，跨国企业会把大多数的研发和专利申请活动集中于母国，只有少量在东道国进行。跨国企业海外创新的重要因素是技术外包、知识技术交流和某些产业的快速创新，刺激企业寻找基于特定地域的应用机会、获取海外市场的重要条件。产业特定的因素也鼓励或阻碍了创新活动的区域集聚，有些产业研发国际化不太重要，而某些产业创新需要大量的国际性联系，比如生物技术产业。跨国企业创新受到东道国技术差距、技术升级和吸收能力的影响。Coe和Helpman（1995）[10]假设研发外溢嵌入在贸易产品中，实证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以贸易流量衡量的研发之间存在很强的相互关系，说明贸易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外溢来源。接受国家的吸收能力对FDI的知识外溢很重要，在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出口质量的溢出效应是显著的（陈海英，2022）[11]。

1979年，我国进行改革开放，东部沿海地区由于拥有便利的国际贸易港口，进行国际贸易与投资的交通成本较低，因此，建立深圳经济特区，进行先行先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力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对外开放通过对外贸易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获得知识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有利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资本能够扩大生产和产出，带动相关投资的增加，促进其经济增长和出口等。外国资本使东道国可能借助跨国企业提高研发能力，获得投资国的技术与知识，而国际投资可以为东道国引进资本、技术和网络等资源，建立新兴产业，促进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需要引进外资弥补国内资本的不足和产生市场制度的“溢出效应”，跨国公司为东道国带来了更好的制度、技术和管理。由于对外贸易与FDI相互孪生，FDI的引进必然带来对外贸易的发展。区域知识资本存量的溢出效应降低了新资本的形成成本，促进了资本积累，而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溢出效应加强，更易于创造新的知识和技术。Eaton和Kortum（1999）[12]对生产率和研发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创新和技术扩散是国家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国家间的内生研发和技术扩散对经济增长都有贡献。对此，应该把握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契机，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搭建国际化创新合作平台，加强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

（一）制度与政策背景

1.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是一般要素和特殊要素，一般要素包括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特殊要素是区位因素和聚集经济。深圳经济特区位于沿海地区，处于港口等交通便利区位，有利于降低国际贸易运输成本，方便引进外资和技术。此外，深圳紧邻香港，改革阻力较小，减少制度不完全，便于引进港资和技术，以及有关市场经济制度、政策和管理的知识与信息。深圳经济特区在1980年成立后，国家给予了优惠政策，吸引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外商直接投资，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产品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期，为了满足港资企业的需求，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先行先试各项市场经济制度，比如，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建设用地制度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等，以服务港资出口加工制造业的需求，发展“三来一补”产业。深圳在香港开设“窗口”公司，认真借鉴香港企业的成功经营管理经验，通过香港逐渐熟悉和适应国际市场。香港作为转口贸易中心，为广东省提供急需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理念，帮助深圳经济特区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培育市场经济理念。20世纪80年代，大批的“三来一补”企业利用土地、人口、政策等多方面的红利，为深圳工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成为科技研究开发的主要力量，提高了深圳工业的技术水平。1979年，深圳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只有0.05亿美元，2020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高达86.83亿美元。

深圳紧邻香港，受香港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和国家的政策支持，创造了高速的经济发展。香港与深圳合作，为深圳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资本，提高了深圳的资本劳动比率；
通过“干中学”与竞争效应，利用香港国际咨讯中心的信息优势和较高水平的实用技术，促进内地技术进步。香港市场经济发达，拥有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国际惯例高度接轨的规则体系，深圳借鉴香港的市场经济运作经验，推动相关制度建设的完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开放程度高、市场成熟监管及法制健全业务多元化等，是广东通过国际资本市场的必经之地，也是内地企业利用境外资金的融资渠道。

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技术外溢效应，FDI正向溢出效应需要在东道国具备一定条件下才能实现，东道国企业吸收能力是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关键因素，主要包括企业研发强度、人力资本、制度等因素。可是，外商直接投资也存在技术“挤出效应”，外资企业通过技术依赖、低端锁定、资源占据等阻碍本土企业的创新发展。我国缺乏核心技术，对外技术依赖度高，吸收能力较低，导致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较弱。深圳是承接香港制造业外移的最理想地区，但港商大多把加工制造业的研发、设计、采购、融资服务和产品销售等产前与产后工序留在香港，从而形成“前店后厂”式区域生产分工合作格局。由于深圳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价格飞涨，环保意识提升，经济发展模式逐渐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原有的粤港“前店后厂”分工模式难以为继。随着国内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由技术“溢出效应”转为“挤出效应”，国内资本会被“挤出”，不利于本国企业创新。

2.政府创新政策支持。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应对深圳在土地、资源和空间等方面受到的限制，深圳市政府提出实施自主创新主导战略，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此时，深圳市政府越来越注重对科技事业的投入，地方财政向科技投资额逐年增大。深圳政府通过支持科技基础研究、创造良好创新环境和体制改革等在增强城市聚集效应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1991年高新区的建立，初步兴起了企业研发实验室，进入科技成果转化和产学研结合的探索新尝试阶段。1992年，深圳市颁布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关于企业鼓励技术开发人员的暂行规定》《深圳市民办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等政策法规，鼓励科技开发，为科技人才和高新技术企业大开“绿灯”。2000年前后，深圳推出“高新技术产业三个一批”战略（一批重点产业、一批大型企业、一批名牌产品），重点培育本土自主创新企业，扶持华为、中兴等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以及知名高新技术产品来带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深圳市政府于2002年首次明确提出要把深圳建成高科技城市。

为了探索产学研合作，深圳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在1985年联合建立“深圳科技工业园”，是我国大陆地区创办的第一个科技工业园。1989年，中央及各省、市、香港驻深设计单位100多个，内地有30多所高等院校、100多个科研单位在深创办了各种类型的科研生产联合体，这些机构组成了特区科技开发力量的主体。深圳只有深圳大学一所高校，为弥补大学在深圳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瓶颈，在1999年建立了虚拟大学园，集聚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全国40多所著名大学，为这些全国著名大学的科技创新资源在深圳集聚进行了成功的探索。深圳市先后出台了50多项针对性强、操作性强的政策，扶持深圳虚拟大学园设立各类重点实验室、研发中心、工程中心等研发机构，还建立了不同类型科技企业孵化器。香港高校具有很高的科研水平，但缺乏产业基地，在虚拟大学园，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些科技项目得以与深圳公司合作。

深圳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以财政投入和税收优惠为主要手段，扶持科技企业孵化载体、重大科研基础项目、高新技术产业园、创客空间发展，激发创新源动力。为了大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政府投入财政支持基础技术、重点技术和核心技术，并且组建各种科研机构和大力引入科研人才。比如，加大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的投入力度，积极培育各类创新载体，建设科技企业孵化育成体系，培育创客服务机构，以及加大创新人才引进与培育力度。深圳落实国家鼓励创新发展的税收优惠（特别是研发加计扣除）政策，设立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专项资金，高新技术产业、创客、专利申请资助专项补助资金等，并出资建立市软件大厦、国家集成电路设计深圳产业化基地及专业化生物孵化器等，力争实现这些核心技术突破。2019年，深圳科学技术财政支出548.424 9亿元。

3.银行信贷支持。我国金融系统由银行主导，深圳市通过各种方式引导和鼓励银行信贷发挥创新驱动发展的间接融资主渠道作用：（1）银政企合作贴息项目和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金项目，对纳入市科技部门项目库的企业按要求进行贴息，对银行向中小微企业发放贷款产生的坏账进行风险补偿；
（2）专门成立高新技术投资担保集团，设立再担保资金，引导担保机构开展担保转期权、担保转股权等创新担保方式，推动担保对初创期、成长期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支持；
（3）探索高新技术企业信贷债权转股权机制，提高商业银行贷款风险容忍度，降低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门槛；
（4）建立健全信用体系，探索高新技术企业信托融资，支持设立融资租赁公司，发展投贷联动战略联盟，支持银行专设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服务模式等，扩大银行信贷规模。深圳政府在推动银行增加创新企业的贷款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完善了银行信贷对科技创新的服务支持，缓解了科技型中小民营企业融资困境，促进深圳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政府的引导下，为适应日益发展的科技产业信贷需求，商业银行在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金融服务方案和产品创新等方面取得较大突破：（1）打造懂技术、懂企业的专业化科技金融服务队伍，以便更好的评估科技产业的创新项目；
（2）商业银行开发了适应科技型企业的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四个不同阶段特点的信贷产品，并对科技型企业不同发展阶段提供了差异化、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比如，开发“中小企业上市一路通”等金融产品支持中小微科技型创新企业；
（3）大力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和引入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公司提供担保，为不动产、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较少、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占比较高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融资，比如，为动漫游戏、互联网信息服务、数字内容等文化产业提供“著作权或股权质押+专业评估”贷款模式；
（4）银行与科技产业园及行业协会搭建科技型企业营销开发平台，开发科技金融产品；
（5）发展以微众银行为代表的民营银行或者依托高新区、企业孵化器新设科技银行等，完善对企业自主创新的金融服务。

4.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金融市场为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如创业板市场就是具有高成长性企业的孵化器。首先，加快建设深圳区域股权市场和知识产权交易市场，提高非公开股权流动性和创新成果的扩散，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股权交易、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其次，培育天使投资人、规范发展网络借贷、深化外商投资企业股权投资（QFLP）试点和开展互联网股权众筹融资试点等工作，为未上市创业期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多元化的投融资服务。温雯（2016）[13]认为，深圳作为“创客之城”，应该借鉴国际创客运动发展的经验，规范众筹市场、发展微众银行以支持创客发展。再次，积极探索设立科技创业证券公司和区级科技金融联盟服务中心、金融控股集团、南方创投网等，整合优质金融资源，为创新型企业提供多元化专业金融服务。此外，深圳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文化创意企业、未来产业企业，通过上市融资、参与柜台交易或者并购重组、发行各类债券等方式融资。深圳上市公司2016年累计募集资金额1 101.92亿元（中小企业板筹资额355.83亿元、创业板筹资额153.1亿元），深圳境内上市公司达233家（中小板94家、创业板62家），总市值43 535.84亿元，共有“新三板”挂牌公司697家。最后，实施科技金融计划。以建设国家首批科技金融试点城市为契机，出台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的若干措施，改革传统科技资金投入方式，通过银政企合作、科技保险、股权有偿资助等方式，鼓励各类社会资本投向创新创业，加快推动“科技+金融”。

深圳从完善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制度基础，政府激发创新源动力，大力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强化银行信贷对科技创新的服务支持，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及拓宽融资渠道等方面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降低风险、披露信息、解决激励。深圳创业投资机构数量和管理创业资本额多年来稳居全国首位，尤其是创业板于2009年在深交所推出上市，使深圳风险投资发展全面提速（尤建新等，2016）[14]。表1是深圳创新驱动发展的金融支持系统，2020年，全市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存款余额10 189 731亿元，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贷款余额6 802 054亿元；
证券市场总成交金额162 219 678亿元，其中，股票成交金额122 839 166亿元。深圳金融组织体系相对完善，已成为金融企业聚集地，拥有相当数量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以及金融相关服务机构，还建立了小额贷款的金融服务公司。根据金融支持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深圳市建立了“以政府为导，以市场为主”较为先进的科技创新金融支持体系。在政府财政和金融体系的支撑下，深圳建立了以企业研发为核心的区域创新体系，形成了从企业研发投入到专利产出，再到高技术产业成长的良好态势。

表1 深圳创新驱动发展的金融支持 单位：亿元

（二）深圳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效

1.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为了大力提升创新源动力，深圳积极培育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各类创新载体及推进新型科研机构建设，50%以上的财政投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鼓励龙头骨干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行业组织建设众创空间。2020年，深圳创新载体总计2 681个，国家级124个（包括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国家基因库、深圳超级计算中心、国家级孵化器、国家级平台），部级1个，省级957个，市级1 600个。深圳创新载体蓬勃发展，为深圳基础创新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企业创新创业。

2020年，深圳专利申请授权总量222 412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总量31 138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20 209件。同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5 108 088万元，其中，基础研究研发经费支出728 909万元，应用研究研发经费支出1 589 940万元，试验发展研发经费支出12 789 238万元。从单位类型上看，科研院所研发经费支出691 072万元，高等院校研发经费支出314 012万元，企业研发经费支出14 087 686万元，其他研发经费支出11 573 051万元。从研发经费资金来源上看，政府资金1 341 671万元，企业资金13 699 671万元，境外资金17 945万元，其他资金45 047万元。此外，R&D人员428 515人，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345 780人年。董小麟、朱惊萍（2010）[15]认为，深圳是自主创新型城市，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比重、专利申请和获取授权数量、发明专利所占比重、企业作为专利获得者在全部专利授权主体中的比重等反映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都居国内前列。

2.创新型企业成长。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是创新的主体，也是创新体系协同发展的核心要素，对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深圳经济特区具有侨乡文化、优良基础设施等丰富的社会资源条件，有利于引进外资和技术、企业先进管理经验，加强与港澳乃至国外的科技交流。深圳政府推动制度创新，着力培育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一方面，加快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另一方面，培育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突出企业作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主体地位。由于深圳市政府对科技事业的大力投入和推动，在八十年代的中后期至九十年代初期，深圳市开始涌现第一批计算机、通讯类、材料类、家电类高科技的企业，为深圳完成自主创新的原始积累奠定了基础。由于较早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市场意识较浓厚，来自各地的深圳人具有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精神，容易产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行为，如任正非、马化腾等企业家创建了享誉海内外的高科技企业。

21世纪以来，面对大部分高新技术产品低端化及生产成本上升的问题，深圳做出了将以技术引进为主转变为依托本土企业为主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调整。政府推动开放创新平台搭建，鼓励和支持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并从资金和政策上给予高新技术企业大力支持，推动资本与科技的融合。深圳建立了以政府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银行、证券等为依托的自主创新投融资体系。其拥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较发达的区域资本市场体系，冲破了政策、观念或机制等方面的束缚，促进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驱动自主创新和高新技术快速发展。创业投资机构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重要载体，高科技企业的融资能力越来越强。然而，金融业的发展，缓解了资金和技术问题，特别是证券市场，降低了商品经济交易成本，为中小企业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深圳为了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大力培育创新型企业，通过财税政策引导和支持企业加强技术研发能力，使得以华为、比亚迪、华大基因、大疆科技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迅速崛起。2020年，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情况看，有R&D活动企业5 893个，科技经费支出21 520 187万元，科技活动人员495 630人，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18 743 079万元，新产品销售收入148 717 396万元。深圳南山区是全国上市企业集聚第一区，其中，高新技术企业占企业总数的80%，实现了知识技术的集群效应。高新技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企业自主创新推动产业升级转型。深圳富有开放、包容、多元的创业文化，各类创业创新人才的集聚,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模式和良好的创新环境，使得深圳创新发展成效显著（辜胜阻等，2016）[16]。

3.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深圳面临土地、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为此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将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相结合，推动高新技术不断完善产业链和形成产业集群，促进跨行业的技术融合，推动产业技术不断升级。深圳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基于高新技术支柱产业发展的深圳模式”，研究深圳的创新发展战略及模式选择对推动全国创新型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简兆权、刘荣，2009）[17]。深圳高技术产业主要集聚在南山区和福田区，以及新形成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通信设备制造、充电电池、平板显示、数字电视、生物制药与医疗器械等6个发育形态比较成熟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主要产业园区包括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深圳软件产业基地、深圳天安云谷产业园等，代表性本土企业有华为、中兴等。2018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23 871.71亿元，同比增长11.66%；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8 296.63亿元，同比增长12.73%。2018年，高新技术企业新增3 185家，总量14 415家，居全省第一、全国大中城市第二。2020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26 234 472万元，其中，进口12 211 208万元，出口14 023 264万元。

深圳制造业高端化取得新进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引擎作用凸显，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质量效益提高。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合计增加值10 272.72亿元，增长率3.1%，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增加值4 893.45亿元，增长率2.6%；
数字经济增加值1 601.03亿元，增长率-0.2%；
高端装备制造增加值1 380.69亿元，增长率1.8%；
绿色低碳增加值1 227.04亿元，增长率6.2%；
海洋经济增加值427.76亿元，增长率2.4%；
新材料增加值334.50亿元，增长率-0.2%；
生物医药增加值408.25亿元，增长率24.4%。2019年，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24 986 736万美元，其中，进口13 270 494万美元，出口11 716 242万美元。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够通过产业间的经济技术联系带动一批更先进技术水平更高的相关产业发展，各地区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或者产业园，以技术开发和企业孵化为基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带动战略，从而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未来深圳市要继续推进以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文化产业、物流业四大支柱产业，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若干未来产业组成的梯次型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规模效应的基础上，将未来产业打造成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点，推动深圳可持续性发展。

4.产业结构升级。深圳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占比大，第二产业占比偏低，第三产业大部分是传统行业。随着改革开放推进，农业占比下降，第二产业占比迅速上升，第二产业已经成为特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此外，第三产业的规模和层次逐渐上升，使特区经济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2020年，第二产业产值1 481 126.8万元，占比37.8%；
第三产业产值213 344.2万元，占比62.1%。第三产业增加值逐年增大，已经超过第一二产业总额，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逐年降低。第三产业是深圳经济特区产业升级的方向，三大产业关联协调，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向高端产业快速发展，特区工业企业向技术密集度高的产业发展。产业结构开始出现明显变化，低附加值的制造加工业逐步向其他地区转移，或者就地转行升级，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物流业、文化产业逐步发展成为深圳四大支柱产业。深圳自主创新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业的升级优化，使科学技术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

深圳经济特区由于实施特殊经济政策而吸引了大量的国内资本，又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国外的产业资本。资本流向集中在第二、第三产业领域，造成深圳特区在改革开放初期产业结构迅速“由农转工”的局面。深圳特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广阔的海外市场，使外商投资的加工贸易在经济特区取得极大成功，善于模仿的民营经济迅速转入相关的工业制造，深圳的工业得以迅速发展。深圳特区的工业和第三产业在规模和质量上都有一定的优势，具有技术升级的潜力，也形成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王帅、任颋（2014）[18]研究发现，过去30年中全要素生产率，包括技术进步、体制机制创新等因素，对深圳经济持续、高速、高质增长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首先，本文建立以下模型检验金融支持深圳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

其中，t为年份；
Yt表示被解释变量，用全要素生产率（TFPt）、技术创新（Patet）、产业升级（Sgdpt、Tgdpt）、高新品对外贸易（Gtrat）表示；
FDIt、Czzct、Jrgmt、Jrxlt、Jrsct是解释变量，用外商直接投资、财政支出和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证券市场成交规模表示；
xt表示控制变量；
εt表示随机误差项。根据基斯·史密斯（2009）[19]的创新指标和《深圳统计年鉴》可得数据，采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高新品对外贸易衡量深圳创新发展，解释变量选取参考埃斯里·德米尔古克-肯特（2006）[20]关于金融发展的测度指标和深圳金融支持的可得数据。

本文实证检验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深圳统计年鉴》，考虑到所用数据的完整性，选取2002—2019年连续18年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金融支持深圳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主要运用Eviews 7.2软件OLS估计法进行实证检验。

（二）变量设置及定义

被解释变量是全要素生产率TFPt、专利授权量Pate、第二产业占比Sgdpt、第三产业占比Tgdpt、高新技术产品出口Gtra。用专利授权量Pate表示技术创新，用第二产业占比Sgdpt、第三产业占比Tgdpt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Gtra占GDP比值分别表示产业升级与高技术产业对外贸易；
用索洛残差法来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假设规模收益不变和希克斯中性技术，其生产函数为：

其中，Y、L、K分别代表产出水平、劳动、资本投入。对生产函数两边取对数，得到如下线性关系：

那么，深圳全要素生产率为：

其中，Y、L、K分别用地区生产总值、年末就业人口合计、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

解释变量是外商直接投资FDIt、财政支出Czzct、金融发展规模Jrgmt、金融发展效率Jrxlt、金融市场发展Jrsct，FDIt、Czzct、Jrgmt、Jrsct分别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地方财政支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证券市场成交规模与地区GDP的比值表示，而Jrxlt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比值衡量。

关于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的设置及具体定义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设置及其统计特征

（三）平稳性检验

根据单位根检验，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ADF统计量绝对值大于1%、5%、10%临界值（检验结果省略），说明变量都不平稳。接着，对所有变量一阶差分进行ADF检验，发现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一阶差分平稳，说明变量的序列是一阶单整的，主要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主要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

（四）协整关系检验

根据单位根检验，自变量和因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可以采用Engle-Granger两步法检验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首先，采用回归方程估计长期均衡关系。其次，采用ADF检验估计残差序列的平稳性。回归方程（1）的残差ADF统计量为-3.538 380，小于5%的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3.040 391，即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回归方程（2）的残差ADF统计量为-3.795 165，小于5%的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3.065 585，即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回归方程（3）的残差ADF统计量为-3.191 749，小于5%的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3.052 169，即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回归方程（4）的残差ADF统计量为-3.232 617，小于5%的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3.052 169，即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回归方程（5）的残差ADF统计量为-4.119 011，小于5%的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3.040 391，即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由此可见，深圳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第二产业发展、第三产业发展、高科技产品出口与金融发展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是协整的。

根据表4协整回归的估计结果，外商直接投资与第三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显著负相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主要用于非服务业和低技术产品出口。金融发展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第三产业发展显著正相关，而与第二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显著负相关。金融发展效率与第二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显著正相关，而与第三产业发展显著负相关。深圳金融信贷中介发展有利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财政支出、金融市场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外商直接投资对深圳经济特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已经由“溢出效应”转变为“挤出效应”。财政支出、金融市场尚未对创新驱动发展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财政支出在深圳早期技术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深圳金融发展，创新驱动发展主要依靠银行信贷，需要提高银行信贷效率。

表4 协整回归的估计结果

（五）误差修正估计结果

因为自变量和因变量都是1阶单整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所以其误差修正模型可写为：

根据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深圳财政支出与技术创新显著负相关，财政支出被用于低技术行业或者部门。外商直接投资对深圳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没有显著的影响。随着地区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可能由技术“溢出效应”转为“挤出效应”，“挤出”国内资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不显著甚至为负（尤建新等，2016）[14]。深圳金融发展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第三产业发展显著正相关，金融发展规模提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第三产业发展。然而，金融发展规模与第二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显著负相关，金融发展规模提升将降低第二产业发展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融发展效率、金融市场发展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显著正相关，金融发展效率、金融市场发展会增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表5 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5 （续） 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

（六）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表6是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滞后阶数取2），FDI不是Sgdp、Tgdp、Gtra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是0.004 0、0.004 6、0.044 8，拒绝原假设，说明深圳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具有显著的影响，而Sgdp、Tgdp、Gtra不是FDI的格兰杰原因。Jrgm不是Sgdp、Tgdp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是0.073 4、0.075 3，拒绝原假设，说明深圳金融发展规模对第二产业发展和第三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而Sgdp、Tgdp不是Jrgm的格兰杰原因。Jrsc不是TFP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是0.071 9，拒绝原假设，说明深圳金融市场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显著，而TFP不是Jrsc的格兰杰原因。由此可见，外商直接投资、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市场发展能够对深圳创新驱动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

表6 （续）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

表6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

Czzc不是Pate、Sgdp、Tgdp的格兰杰原因，Pate、Sgdp、Tgdp是Czzc的格兰杰原因，表明深圳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有利于获得更多的财政支持。Jrgm不是Pate、Gtra的格兰杰原因，Pate、Gtra是Jrgm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提高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会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银行信贷支持。这说明深圳技术创新能够获得更多财政、银行信贷支持。

Jrsc和Gtra互为格兰杰原因，银行信贷规模与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具有互相促进的作用。

Pate、Sgdp、Tgdp、Gtra是TFP的格兰杰原因，这表明深圳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会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TFP不是Pate、Sgdp、Tgdp、Gtra的格兰杰原因。Pate是Gtra的格兰杰原因，表明技术创新有利于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Gtra不是Pate的格兰杰原因。

Sgdp、Tgdp和Gtra互 为格兰杰原因，Sgdp和Tgdp互为格兰杰原因，表明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第二产业发展和第三产业发展三者之间具有显著的互相促进关系，即高科技产品出口与产业升级具有显著的互动关系。

深圳经济特区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带动、示范和辐射作用。首先，深圳经济特区毗邻香港，深港交往极为方便；
地理位置优越，具有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优势，抓住“一带一路”战略机遇，有利于促进深圳与国际科技合作。其次，深圳注重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强化企业和企业家在创新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形成了一大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群。其中，深圳先行先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力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外商直接投资、政府财政支持了深圳早期的创新驱动发展。随着深圳金融发展，主要依靠银行信贷和金融市场促进创新驱动发展，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借鉴深圳经验能得到一些启示。第一，国家或地区的创新路径分为技术引进、技术吸收、自主创新三个阶段。应该把握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契机，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搭建国际化创新合作平台，加强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实现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第二，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创新主要分为突破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突破性创新对企业竞争优势的贡献是建立在技术突破的基础上，而渐进性创新对企业竞争优势的贡献是建立在技术应用的基础上，因此，应围绕科技发展趋势和重大战略需求，集中支持事关产业发展的前瞻性与共性关键技术研发，重点在纳米材料、大数据、未来网络、3D打印、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软件、石墨烯、智能机器人、小核酸和抗体药物等领域超前部署基础前沿技术研究，推动重点领域实现突破性创新，加快形成创新制高点。第三，促进科技金融结合，建立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市场，利用科技金融等金融创新工具，积极构建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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