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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的经验:倍速观看中的感知结构与意义生产

    时间:2023-06-27 15:00:09来源:百花范文网本文已影响

    付森会,裴雨莉

    (1.广东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2.暨南大学 娱乐传播中心,广东 广州 500632)

    从以视听为主的感官感知到全息化的身体感知,媒介知觉技术在日益演进的过程中,在人与自然关系中释放出更大潜能。媒介技术的创新扩散是一种技术合理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它既是社会服从理性决策标准逻辑中不可抑制的技术扩张,又是与此相适应的意义生产的工业化。这些技术以其特定形式延伸、拓展并重塑人的知觉。从刷剧到倍速追剧,流媒体的接受模式随着技术发展而不断革新。从以爱奇艺、优酷和腾讯视频等为代表的长视频平台上线倍速播放功能开始,发展至今,该功能已逐步蔓延到微博、小红书、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随着功能的普及与延伸,“倍速播放”已成为视频播放器中进度条右侧的常规功能,是受众任选的常态化技术使用。受众作为行为主体,是技术支配者也是被支配者,由倍速调节带来的节奏改变已超越技术层面跃升到与内容共生、自我意义感知与建构的更深层次。由此导致的观影碎片化、浅薄化与观看异化等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

    从用眼睛直接完成的“自然观看”发展到以媒介技术为中介的“机械之眼”,技术在“目光的变迁”过程中不断重塑着观者的观看方式。受众对观看时间的介入与影响最早源于摄影技术的发明,摄影对瞬间时间的夸张性定格,是对现实存在的捕捉和凝固;
    随着各种剪辑技术在电影中的应用,进一步强化了对时间的操纵。

    20世纪60年代,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提出:“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它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4页。文化的视觉化转向催生出“景观社会”,媒介技术的发展不断提升和改变着受众的媒介互动过程,也深刻影响着媒介内容的生产传播形式。“正是观看确立了我们在周围世界的地位。”(2)[英]约翰·伯格:《观看之道》,戴行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提出“新媒介-新场景-新行为”关系模型,认为新传播媒介的引进和普及,可能重建场景,并引发与之相适应的行为。(3)[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页。“世界被图像把握”后,图像遍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人类随即进入读图时代,观看、参与、生产图像已成为其普遍的日常生活实践。

    网络视频的海量供应,使观看呈现出“狂欢”样态。在网络视频用户逐年增多与网络视频数量指数增长的共同作用下,人们在日常媒介实践中构建出一套全新的数字文化景观,即视频化生存。贾纳·尊德尔(Jana Zündel)等指出,“连续观看”和“狂欢观看”已成为受众访问流媒体服务最常见的观看方式。(4)Jana Zündel,“Serial Skipper:Netflix,Binge-watching and the Role of Paratexts in Old and New‘Televisions’,” Computer Science,Vol.16,No.2,2019,pp.196-218.希亚姆·圣达(Shyam Sundar)和安东尼·林佩罗斯(Anthony Limperos)认为,媒体技术的可供性可塑造用户需求以产生新而独特的满足。(5)Shyam Sundar,Anthony Limperos,“Uses & Grats 2.0:New Grats for New Media,”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Vol.57,No.4,2013,pp.504-525.孙玮认为,技术赋权下,“传播主体已经从掌握工具的自然人转变为技术嵌入身体的赛博人”(6)孙玮:《赛博人: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融合》,《新闻记者》2018年第6期,第4-11页。,由此获得了更多参与影像叙事的手段与途径。在积极受众与视觉互动谱系中,如以交互式观影和交叉式叙事为特征的互动剧为例,不同于传统影视由编导决定剧情走向的被动观影模式,互动剧为受众赋能,使其可直接参与叙事,由此改变其在视觉传播终端的体验,有时甚至可以直接决定情节走向。与之类似,倍速播放也以其技术特性改变了视频中的情节进度与意义生产方式。据《2021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数据显示,网络视频用户整体不按原倍速观看的占比28.2%,且27.0%的网络用户使用加速观看。(7)《2021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1年6月2日,https:∥www.waitang.com/report/33156.html,2022年6月22日。由此,“倍速观看”这一新媒体情境中衍生出的新观看范式,正逐渐流行并成为部分受众的常态化选择。

    倍速播放技术早在网络视频崛起之初就与各类调节视频参数的功能一同搭建了本地播放器的观看模式库(8)何天平:《“观看”作为再创作:论视听文化再生产与受众介入式审美——基于技术可供性的视角》,《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第125-132页。,彼时倍速播放仅作为一种内嵌于播放平台的“隐藏功能”而存在,受众无法参与其中;
    而今,该功能从后台走向前台,成为受众可随意调节掌控的媒介功能,它不仅能调节观看时间,还为受众参与和卷入作品叙事提供了新路径,从而影响了观看本身。

    所谓倍速播放,是指将视频正常播放速度成比例地加快或放慢,具体可分为“加速观看”与“减速观看”两种。受众可根据所观看内容的难易、专注和有趣程度等进行随意选用,具体表现为如下特征:一是倍速值选择的多元化,倍速调节值域为0.25—4倍速,以1倍速为界分为快慢两种;
    二是倍速功能的灵活性,即根据倍速调节使用频率分为“全程倍速”与“阶段倍速”,且根据每次调整倍速值异同分为“单一倍速”与“多元倍速”;
    三是倍速使用范围具有选择性,依据选择范围大小分为“全部倍速”与“部分倍速”;
    四是依据倍速操作便捷性可分为“平台倍速”与“手动倍速”。倍速观看之所以广受欢迎,一方面是因其作为一种速度调节装置,为观者在时间缝隙中寻求放松娱乐提供了可能;
    另一方面是由剧情注水、演技浮夸、台词注水等导致的影视作品量多质低的现状,倒逼受众加剧了对倍速的选择与依赖。

    当前,国内外有关倍速播放的研究主要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维度剖析倍速观看的外在动因,如有研究发现:效率至上、平台赋权、影像过载等是青年对短视频倍速的主要动因(9)刘丁香、万立良:《“加速的碎片”:青年群体短视频倍速播放行为的竖屏转向》,《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第5期,第66-73页。;
    从观看客体维度阐释倍速与情境本身的因果关系,如对信息密度、理解难度、播放场景、精彩程度等具体情境中的倍速观看行为研究(10)王杰、来昕:《倍速播放:青年闲暇时间的消费与异化》,《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第4期,第36-42页。;
    以倍速观影为核心从媒介技术角度探讨倍速在影像传播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如从时间感知和审美接受习惯维度指出倍速对内容创作者创作模式的多元影响(11)杜志红、赵悦:《“倍速”播放:异化的观看及其对创作的影响》,《中国电视》2022年第9期,第84-89页。。此外,还有研究聚焦于某一具体情境中倍速观看的效果研究。如狄龙·墨菲(Dillon Murphy)等人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学生观看学习视频过程中视频播放速度与学习成果关系时发现,倍速观看能帮助学生获取更好成绩或取得更多证书,但并不会增加他们观看视频的数量(12)Dillon Murphy,Kara Hoover, Karina Agadzhanyan, Jesse Kuehn, Alan Castel,“Learning in Double Time:The Effect of Lecture Video Speed on Immediate and Delayed Comprehension,”Cognitive Psychology,Vol.36,No.1,2022,pp.69-82.;
    塞巴斯蒂安·费舍尔(Sebastian Fisher)等实验研究发现,演示速度会影响观者注意力分布和对时钟功能的理解(13)Sebastian Fischer,Richard K.Lowe,Stephan Schwan,“Effects of Presentation Speed of a Dynamic Visualization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a Mechanical System,”Cognitive Psychology,Vol.22,No.8,2008,pp.1126-1141.;通过不同国家裁判对60种国际比赛犯规判罚情况的研究发现,与实时相比,慢动作回放时裁判对相同情况的处罚会更严厉(14)Jochim Spitz, Pieter Moors, Johan Wagemans, Werner F.Helsen,“The Impact of Video Speed o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Sports Officials,”Cognitive Research:Principles and Implications,Vol.3,No.1,2018,pp.1-10.。

    总体而言,当前关于倍速观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倍速观看社会-技术动因及其负面影响,包括由倍速播放这一社会集体文化征候映射突显出的受众时间焦虑及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内在危机(15)陈晓:《加速理论视域下的“倍速播放”及其影像传播机制》,《当代电影》2021年第3期,第48-54页。;
    而对倍速观看范式本身、特别是观看过程中的感知体验与意义生产却缺乏观照。本研究主要以各类中长视频平台的加速观看行为为研究对象,探讨新观看技术选择与使用对视频内容感知的影响,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视频情节变化与意义认知模式。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建构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通过话语文本间性来探索建构的世界,在丰富的文本材料基础上不断归纳总结,自下而上进行理论建构。选择此方法的原因有二:一是当前研究中尚无有关倍速观看的成熟量表或研究框架可供参照,二是扎根理论可深入日常生活实践本身,关注更多层次群体与个体的特殊情境,便于深入理解倍速观看过程中各种复杂情绪与价值感知。具体研究运用深度访谈法收集数据。深度访谈主要以半结构化访谈为主,通过面对面、电话、微信等多种形式,分别对45位倍速观看娱乐类中长视频的青年(F表示女性受访者,M表示男性受访者),进行时长30~70分钟不等的访谈,其中有21位受访者在观看视频时选择性使用倍速播放功能,24位受访者观看全部视频均使用倍速播放(见表1)。运用建构扎根理论方法的分析程序,深入了解受众选择倍速观看的内在动因、倍速观看过程中从生理到心理等不同维度的感知体验情况及倍速观看后对文本的理解与认知效果。

    表1 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二)研究过程

    1.初始编码。在初始编码过程中,抛开理论预设进入访谈数据,对整理好的访谈录音资料文本进行编码,编码者进入文本内部,逐字、逐句编码,共获得代码220个。

    表2 初始编码举例

    2.聚焦编码。本阶段更具有选择性和指向性,一方面将初始编码中的重要节点进行有意识地聚类,另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调整资料收集的侧重点。通过反复对比概念,提炼出更深层次的概念范畴与维度。聚焦编码过程中提炼出倍速观看感知体验、倍速观看意义生产编码类目表。编码过程中共形成主范畴5个,副范畴16个。

    表3 倍速观看的感知体验编码

    表4 倍速观看的意义生产编码

    3.轴心编码。根据聚焦编码得到范畴和对应的概念,将所得经验材料进行归纳总结,针对倍速观看过程中的感知体验、意义生产等几个主范畴间的相互关系,同时结合编码过程中所撰写的概念和梳理过程中撰写的备忘录,总结提炼出倍速观看过程中的意义生产模型。研究过程中,提前预留10份访谈录音,在理论类目抽象完成后对其再次进行初始编码、轴心编码和聚焦编码,进行饱和度检验,发现并未出现新类属,由此可知,本研究所建构的倍速观看意义生产模型,在理论编码方面已达到饱和(如图1所示)。

    图1 倍速观看的意义生产模型

    按照麦克卢汉“媒介即人的延伸”的逻辑,倍速观看是人在视觉、听觉中的加速延伸行为,且在此行为中会形成一种新的感知结构。观看娱乐视频作为一种娱乐体验,其核心价值在于观者对愉悦的感知与体验,而感知体验本身又与“感知情境”与“被感知对象本身”密切相关。(16)Sean Kelly,“The Non-conceptual Content of Perceptual Experience,Situation Dependence and Fineness of Grain,”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Vol.62,No.3,2001,pp.601-608.由移动智能终端带来的观看方式的优化与更新,促使受众产生对观看文本的“掌控感”与“操纵感”,“媒介不只是作为符号象征体系被人们感知,而是直接作为‘物’存在于人与对象之间,实实在在地中介和调解着人与对象的关系,甚至重新打造着人自身和对象本身”(17)张进:《活态文化与物性的诗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9页。,即形成对媒介新的感知方式与情感模式。

    (一)身心满足:高密度的娱乐体验

    娱乐作为一种打发时间与消遣放松的活动方式,承载着心理恢复和愉悦功能,良好的娱乐体验能使受众实现从生理到心理的双重满足。道尔夫·齐尔曼(Dolf Zillmann)的“兴奋转移”理论认为,因观看娱乐影视内容所引起的生理反应,会产生一种不断累积的生理唤醒状态。(18)[美]简宁斯·布莱恩特、[德]彼得·沃德勒主编:《娱乐心理学》,晏青、赵伟、江凌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37页。娱乐常通过感官刺激产生生理愉悦,倍速观看过程中,高密度的娱乐化场景转变取代“震惊”体验,短时间内“高能输出”为受众带来强烈且连续的刺激,从而产生生理反应——短暂且密集的欢乐即“笑”,以“快感即正义”为本的任务型娱乐让人们暂时摆脱工作疲乏,在娱乐中收获源自感官的即时快感。

    生理感官的积极体验还会促进心理愉悦与情感满足。差异化的观看方式选择引发不同的心理感知,通过调整观看节奏来实现多样化的心理满足,将沉浸式观看融入压缩的视频内容,将对“质”的向往转化为对“量”的追求,使受众在心理上实现“被量化的满足感”(M6)。相比原速观看,加速不仅能增添观者的心理满足感和喜悦感,还能通过加速的快进与略过实现对观看内容的缩减,从而减少或降低受众消极情感体验效果。例如,在观看悬疑惊悚类影片时,“加速前进”能帮助受众减少对未知内容的恐惧感,降低内心对影片内容的恐惧感;
    此外,尤其是对于时间紧张的受众而言,倍速观看更是其时间高效管理的具体表现,他们借此减轻娱乐消费时产生的心理负罪感。由此,受众通过“增量”和“减负”完成倍速观看中的娱乐体验。

    (二)内容感知:被压缩的奇观

    技术赋权让受众在媒介接触时既能“卷入”其中,也能在参与式文化中影响叙事。他们“不仅是见证者的角色,更以参与者的角色,吸引受众来增加其娱乐体验”(19)Vorderer,P.,“Media Entertainment:The Psychology of Its Appeal,”Mahwah, Press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2000,pp.21-36.。娱乐源自内容本身,而对内容的感知则高度依赖于其所处的现实情境和感知对象。倍速观看作为一种新的互动形式,受众可自由掌控、随时变换,时时参与作品叙事,从节奏快慢、画面多少、剧情好坏与情绪强弱四个维度感知并把握着观看对象。

    首先是“快与慢”的节奏感知。倍速作为一种速度调节功能直接改变了声音及行为节奏,主要表现为演员台词加速、动作加速与背景音乐变速。影视作品中,角色形象常有其特定的说话节奏与行事风格,对于追求速度的受众而言,语速、动作加快不仅不会影响其观看体验,反而会因加快其信息处理速度而产生高效体验,但当用以渲染情绪的背景音乐被加速后,音色与音调的改变会直接导致受众在听觉上感受到“鬼畜”效果,瞬间的奇怪音调致使受众出现“抽离的观看”,且难以再次沉浸其中。

    从声音这方面来说,可能塑造人物(形象)上体验感会差一些。比如他是一个温润如玉的公子,正常说话的时候就应该是那种慢条斯理的感觉,但用倍速的话,语速就会变快,就显得他好像没有那么沉稳了。(F24)

    然而,戏谑的转变往往会带来意外之喜,也有部分受众借此来增添观看乐趣,实现“双重娱乐”——源自观看对象本身的快乐和由变速制造的叠加快乐。

    此外,语速加快让台词播放更流畅,台词功底作为演员演技的重要表现形式为受众忽视,一方面受众会因加速而降低对演员演技的要求、进而表现出更高的“宽容度”,另一方面会造成对角色形象的感知缺憾,即无法准确捕捉人物形象特质。语速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而倍速将角色对话过程中的细微差异悄悄抹掉,角色都成了“快人快语”的“念台词木偶”,尤其是会形成“不合逻辑的反差感”,使得受众难以进入角色产生共情,最终对剧情的感知与理解出现偏差。

    其次是“多与少”的画面感知。视觉和听觉是人接受外部世界信息最主要的方式,也是人们进行审美活动的重要前提。(20)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3页。视频以声画为主要呈现形式,变调的同时画面切换速度也随之改变。倍速功能本身只是以压缩画面呈现时间来加快画面切换速度,并未对其本身有损坏和打折,但受众视觉接收与处理能力却不能与之完美契合,作为画面捕捉的主要器官,眼睛的信息接收与处理能力是有限度的,短时间内大量密集的图像出现,会使受众感到眼花缭乱。单位画面时长压缩降低了画面质量,画面变形、演员走样等问题更直接影响受众的视觉审美体验。受众常会因略过或遗漏掉稍纵即逝的精彩瞬间而感到无所适从。对此,部分受众选择放弃倍速;
    而对于早已习惯倍速的受众来说,则宁愿使用“倒回”或“倍速二刷”的方式来弥补错失的内容也不愿放弃倍速,甚至还有部分受众会在加速过程中寻求新的娱乐体验,即以画面饱满程度与丰富程度来增加画面的冲击性和吸引力。

    第三是“好与坏”的剧情感知。影视剧情节是受众需要、期待或决定其产生共情压力的主要条件。声画感知共同影响受众的内容感知效果。观看过程中,受众既进行着理解,也在视域融合中完成互为主体的理解过程。(21)[法]克里斯蒂安·麦茨、[法]吉尔·德勒兹等著,吴琼编:《凝视的快感——电影文本的精神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只有将受众视域与观看内容视域相融合,才能更好地感知和把握观看内容的内涵与叙事。受众出于加快剧情进展、跳过“无厘头”或无聊片段,同时保证剧情内容的完整性而选择倍速,以便更快完成对剧情的整体感知与把握,但内容的迅速起伏变化,会使受众产生“跳脱感”,对内容所呈现的细节刻画与艺术审美表现感知造成缺失,将沉浸的观看转化为“游离的观看”“抽离的观看”,进一步加剧影视观看过程中美感的牺牲。但受访者似乎并不在意这种损失:

    有一些电视剧确实需要一个慢镜头去转折,这时候会有这种比较明显的感知,就是觉得会损失掉这部分。但无所谓,损失就损失。(F10)

    第四是“强与弱”的情绪感知。娱乐情感体验是一种双重效果,一方面满足其发现与学习的需要,另一方面实现其对安全感、依恋感等情绪体验。观看所带来的不仅是图像式的描绘,还能引起受众肉体和心灵同步且丰富的反应,带来情绪体验上独特且复杂的感受。情绪作为连接生理感知与心理感知的重要纽带,其本质是一种生理反应,娱乐节目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受众的情感需要,同时,受众也会因“情感满足的需要”而看剧。

    观看的情绪感知具体包括对影视主题的情感认同、角色形象的情感共鸣及精彩细节的情感共振。一般而言,情绪的产生需要气氛烘托与时间酝酿,短时间内高密度内容输出会让受众体验到高强度的情绪变化,短暂而又激烈的情绪变化反而会造成体验缺失——“还没来得及好好感受就已错过”,而倍速对受众本身的情绪影响,又让其体验到忙里偷闲的“高效娱乐”假象,产生一种“替代性的满足感”,使之难以完成真正的情感共鸣与情绪共振。

    (三)时间感知:时间规划中的体验异化

    倍速观看本质上是一种媒介时间调节行为,选择倍速的那一刻,便是系统响应的开始。巴拉兹·贝拉(Baraz Bela)归纳出电影的三种时间:“影片的延续时间—放映时间”“影片的叙事时间—展示时间”及“受众本能产生的印象延续时间—观看时间”。(22)[法]马赛尔·马尔丹:《电影语言》,何振淦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第187-188页。倍速观看通过压缩“放映时间”来加速“展示时间”,进而影响并改变“观看时间”。短视频因其短平快的特性而广受欢迎,与此相对,影视剧、综艺等中长视频却被当作“奢侈的享受”,由此,“化长为短”成为满足个体娱乐的迫切需求。从自然时间到机械时间再到媒介时间,技术的发展不断更新着人们的时间秩序感和对时间的感知。现代社会中“弹性时间结构”的出现(23)胡珊、郑作彧:《建构弹性生命时间结构区间》,《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4月1日第6版。,模糊了生活与工作的界限,使得娱乐成为裹挟在工作夹缝中的狭小碎片,不得不被纳入时间管理体系中,无形之中也被卷入加速浪潮。由此产生两种时间感知:对时间长度的感知和对时间效率的感知。

    倍速观看时爽点与刺激点的高强度、高密度输出,让受众在持续且强烈的刺激中满足自身娱乐需求,并被牢牢地限定在“倍速观看—爽点加快生产—情绪反应迅速—爽点连续—情绪状态持续—继续倍速观看……”的倍速循环中。有研究显示,受众持续看剧时间越长,其时间管理失控风险就越大。(24)Viola Granow, Leonard Reinecke,Marc Ziegele,“Binge-watching and Psychological Well Being:Media Use Between Lack of Control and Perceived Autonom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Vol.35,No.5,2018,pp.392-401.受众对时间长度的感知也因此被重构,“时间过得更快或更慢”“时间被拉长或缩短”等现实时间认知偏差导致受众出现“时间管理失控”,继而“超额娱乐”成为常态。

    就时间效率感知而言,“如何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多事情”“如何在多任务状态中切换自如”是当前人们急需思考并解决的问题,倍速播放恰是符合其需要的一种解决方式。时间压缩作用在具体事物上表现为效率的提升,“赚到了的窃喜”与“开小差的快感”这类高效娱乐体验,也会再次促进倍速循环。正如受访者分享的:

    倍速快速看完后,还会留一些时间可以做其他事情,让我觉得时间更充实,这是一种忙里偷闲的行为,会有一种窃喜,觉得自己赚到了。(M9)

    在此过程中,受众对时间的掌控感与操纵感得到承认与放大,也在无意识中不断提升受众对速度的追求。一般而言,平台为受众提供从1.25-2倍速的调节值域,然而当前个别平台甚至推出“令人感到夸张的”4倍速,受众对观看加速的需求不断增强并扩大;
    平台以技术提供的方式来把控受众,通过提供不断“突破极限”的速度刺激受众需求,出于“时间把控”和“时间管理”目的的受众再次被平台所左右。移动互联网时代一种新的时间感知、时间观念及由此而生的行为方式,让人们可以对新获得的时间权利或权力进行自由挥洒,也可能因此而滑向权利或权力的迷失。以“倍速播放”为契机的时间管理与把控,“化长为短”的时间压缩效果,让人们能够短暂地逃离现实世界,进而对“媒介时间”产生新的理解与感知。在此状况下,时间的瞬时性改变了人们共处的形式、参与集体事务的方式,除了“在手之物”手机媒介的影响外,各不相同的“个体化”观看节奏也进一步打破了曾经的“集体观看”仪式,人们再次回归到相互孤立的原子化社会中,禁锢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寸之间。

    单纯就为了看而看的那种视频,我看完就非常爽,因为我用最少的时间看完了它。(M5)

    我只要过掉。我知道它是讲什么、大概能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就可以过掉。(F22)

    总而言之,倍速观看的感官感知、内容感知与时间感知三种感知方式指向新媒体、流媒体中新的感知结构与视觉经验,即通过挤压时间来实现对视觉内容的选择性接触和理解,从而实现娱乐感知与体验。倍速观看正是沿着这一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感知“改写”路径,在多维度观看体验过程中重塑了感知方式及其格局。

    倍速观看的技术可供性,使得编辑或改写视频情节进程变得“触手可及”,成为现象学中“世间生活”的主要模式。它区别于电影、电视的仪式化、程式化而呈现出更多的日常性和接近性,因此也将其视为“根植于日常的寻常体验”,成为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观看作为获取娱乐享受的方式随技术更迭而演变。数字技术的图像表意与视觉文化产品互为因果,开启了新媒体时代技术审美与视觉消费的文化新走向。(25)欧阳友权:《新媒体的技术审美与视觉消费》,《中州学刊》2013年第2期,第155-159页。观看的发生是要在观看的主体与客体间建立一种有效连接,该连接亦是符合特定历史文化环境选择的结果。在观看当中,实现由“艺术文本”向“审美对象”的转变, 完成审美活动。由此观之,作为媒介使用的观看行为,是审美体验和意义实现的新方式。

    从外部环境看,倍速播放这一技术创新,是中长视频为应对日益“凶猛”的短视频,寻求生存缝隙而不断革新完善的结果,在加强创作“以质取胜”的同时,借技术更新“化长为短”与时间赛跑。作为观看技术中的一个小切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视觉消费时代的观看症候,因观看之道、视频生态、社交样态与审美范式的重构而引发视频内容和主体意义重构。杨国荣认为:“意义以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改变世界和改变自己为具体的历史内容,成己与成物首先涉及对世界与人自身的理解。”(26)转引自贾奎林、李新华:《传播:主体间意义建构与共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02页。也就是说,意义产生于人对事物的主观认知与理解过程中,个体认知方式影响意义的获取与建构。以意义为媒,人与世界得以连接。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存有”,意义是理解自我、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复杂交错的文化关系。倍速观看的意义生产,主要体现在对观看内容的理解及观看主体的具身认知上。

    (一)被改写的视频:意义再编码与想象

    倍速观看的内在逻辑是受众的积极解码。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提出霸权式解码、协商式解码和对抗式解码三种解码方式,是受众应对不同情境所采取的不同意义生产策略。受众在0.5-4倍速的值域范围内进行选择与尝试,探索技术、视频与自我情绪间相互作用的平衡点,进行个性化适配。这种行为是受众情绪调节所需,也是寻求意义、真相的动机使然。娱乐的双动机模式揭示,娱乐媒介内容除提供享乐外,还提供意义和价值的生产。(27)[美]简宁斯·布莱恩特、[德]彼得·沃德勒主编:《娱乐心理学》,晏青、赵伟、江凌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89-91页。因此受众通过对声音、语言、画面等内容的感知与体验,完成对文本的解读与理解,即意义生产。实际上,意义生产是伴随如下几种逻辑而实现的:时间缝隙中的意义被遮蔽、“震惊”的缺失及“灵韵”的消散。

    首先,细节缺失导致意义简化。新媒体技术带来的“散视模式”,丰富了图像多样性,但也压缩了留给受众用以消化和理解的时间,观看者难以达到更深的思维认知层次。倍速观看对观看内容的压缩与简化,使受众收听节奏与视频播放节奏间出现延缓与滞后,即时接收、即时消化的“浮光掠影式扫视”只能达到“看个大概”“了解整体剧情”的观看效果,而对影视文本细节捕捉的缺失直接简化了对意义内涵的理解。这种走马观花的观看方式让受众在解读文本时,缺少对主体性的理解和把握,对意义的感知以影视作品本身最直观的价值输入为主,缺乏反思与批判,尤其对中国高语境文化下的影视剧而言,这种接受方式无疑是去文化之举。

    我倍速的时候可以了解到很多事情的进展,但是包括言辞、情感和话语等这些细节是get不到的,倍速把它们抹去了,注意不到这些信息,注意到的可能是那个嘴巴在那里吧唧吧唧(地动弹)。(M1)

    其次,碎片捡拾造成意义偏差。倍速观看过程中,受众大多凭借自身多年的看剧经验或背景音乐的高低起伏变化,提示自己选择性地抓取剧情的关键与重点,切片式的情节感知直接影响了受众对剧情走向的判断与把握,受众只能在文本错过或遗漏中对叙事文本进行碎片捡拾,并在理解与解读的同时对缺失的文本进行想象与脑补。在此期间,戏谑化的解读消解了文本的表达,而被打断的剧情、被加快的节奏与被消散的注意力也相互作用,三者共同完成对文本的“协商式”解读,让受众得到不同于原意表达的理解与认知,经此产生的文本意义亦有别于原本的意义价值,即造成一种意义生产的偏差。

    最后,观看“异轨”导致意义重构。约翰·伯格(John Berger)认为,事件在时间的延续中发生、发展,人们在时间的持续性过程中感知其意义。(28)王林生:《图像与观看:论约翰·伯格的艺术理论及意义》,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第98页。倍速对时间秩序的打乱与重组直接影响了受众的意义感知与建构。消费社会中,审美观念发生转变,人们对艺术作品的消费欲望转化为视觉景观中虚幻的“伪欲望”。观看本身出现异化,观看方式随之发生“异轨”,即对既有现象的否定性摧毁,表现在艺术实践上就是对电影等既有模式进行引用、反打、拼贴和戏谑。倍速观看对观看既有形式的改编与重构,使受众在观看选择、观看体验与观看效果上都表现出异轨特性,“让娱乐更娱乐”的观看样态遍布整个视频生态圈。

    有时候看甜宠剧纯粹是冲着男女主的颜值而看的,剧情不重要。开倍速不影响我看他们的长相,只是为了看而已,再说现在的节奏这么快,你这么看(原倍速)根本就看不完。(F9)

    至此,倍速观看的“去语境化”“去反刍”将艺术审美化约为“演员外表的审美感知”“消遣的娱乐陪伴”。在此过程中,受众充分发挥其技术优势,在影视作品文本的剪辑与拼贴中进行文本再解读和重建构,完全抛开编码者所赋予的意义与内涵,在自我指涉中进行意义想象。由此,那些自洽性意义失去了语境,成为碎片化的意义连接,“及时、戏谑、快感与爽感”成为新的、更重要的意义体悟,而受众的心理需求和想象赋予这些意义以价值,并形成由受众主导的意义编码格局。

    (二)“倍速人”:观看主体的自我建构

    数字时代,媒介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实体空间,为发展“延伸性自我”提供了技术条件。(29)孙玮:《媒介化生存:文明转型与新型人类的诞生》,《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6期,第15-17页。甚至人在发明技术工具的同时也在技术中发明了自我,在此过程中,二者互为主体和客体。(30)[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00页。作为媒介观看的倍速观看,可视为社会主体利用视觉媒介来表征对外部社会的把握和对自己的理解。(31)严亚等:《符号·空间·文化:青年的媒介表征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80页。由于触觉选择及视觉卷入,使得倍速观看本身具有具身性。所谓具身互动,是指通过与产品的深度交互而实现意义的创造、控制与共享。(32)Dourish,P.,Where the Action Is:The Foundation of Embodied Interaction,Cambridge:MIT Press,2001,p.126.该过程是意义生产与表达的耦合。支撑具身交互的技术也能清晰地表明其是如何耦合到世间,受众以何种形式对意义进行锚定。比如,界面作为数字信息符号表征,是用来处理数字信息的控制器。

    倍速观看过程中增添或忽略的观看内容,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受众的观看体验,进而对其理解与意义造成影响。叔本华曾将人丧失自我的情景概括为一种“自失”,即“人们自失于对象之中”“忘记了他的个体和意志”。(33)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4页。倍速观看过程中,受众由倍速调节的发出者转变为受倍速所倒逼的主体,受众的主体性在此情景中失去其现实性,被客体所压制、扭曲和摧残。然而,媒介对受众的影响从来都不会停留在表层感知,反而会内化于日常生活经验与自我生命节律之中。观看的媒介化使图像借助现代媒介展现其自身价值,技术作为一种“上手之物”亦内嵌于人的主体建构中。当受众把对技术的认可转化为一种自我认知时,便会出现“倍速人”“倍速老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功能使用的异化,即作为被使用的功能反客为主,转变为主导受众使用的外驱力。由此塑造出一种新的观看模式,即与其“身份”相配的观看模式——“为看而看”。诚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言的“变得自由的环视”,出于好奇而观看,目的却不是为了了解所看之物,也不是为了进入所看之物,仅仅是为了看而看。由此,由一个新的好奇不断跳向下一个新的好奇成为一种常态,“扫视”成为归属而逗留成为稀缺,不断切换、不断更新,从不停止对新的向往与追逐。选择倍速更是随处可见,无论是时长不到一分钟的短视频还是自带其韵律节奏的相声评书,甚至是听音乐、回看线上演唱会,倍速都成为倍速老手们的标配。

    我现在看所有视频都会倍速,甚至看短视频我都会倍速。一定要开倍速,习惯是打开一个视频,我不管它的内容,先调倍速,习惯性的一个动作。(F10)

    现在不管是哪一个视频都一定会开倍速,不知道为什么,一打开就把倍速调整好。(F26)

    从对观看内容的意义调整到对观看主体的自我建构,以倍速为中介完成了意义生产的双向互动。一方面,通过对观看客体的忽略与捡拾、错过与寻回、拼贴与重构,完成对其意义的感知与生产;
    另一方面,通过连续性、习惯性使用所产生的倍速依赖,促使观看主体对自我产生新的认知与理解。“倍速人”“倍速老手”的自我认知,是交织着对倍速依赖与倍速否定复杂情绪的结果。在此范式中,受众逐渐完成由规范化的视觉理性走向为追求刺激的感性化过程。过去包含着感受、体验、思考与回味的复杂观看方式,已然在加速观看的经验中被消解,由速度与奇观共同裹挟并沉醉其中,形成一种新媒体技术支持下全新的互动性观看与意义生产模式。

    原本以制度、结构、管理为核心的“沉重现代性”正过渡到以解构、去中心化、目标明确的“轻快现代性”。(34)符妹、李振:《“速度正义”如何可能?——透析鲍曼“速度正义”思想的资本逻辑及其内在限度》,《天府新论》2017年第3期,第16-22页。人与机器的互动方式、互动目标还会进一步丰富,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会更为紧密。(35)彭兰:《人机传播与交流的未来》,《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年第5期,第12-22页。以倍速按钮为例的“时间控制机制”,对时间秩序不断重建,用更短、更碎片的时间牢牢把握用户需求的新变化,打破了原有世界的时间流动规则。碎片化的播放时间与观看方式为人们提供了抽离紧凑工作时钟的可能,受众在倍速观看中重建时间秩序,从而完成以个体的时间轴来分权以往呈现垄断的媒体时间轴的垄断性权力。(36)彭兰:《分化与交叠:移动时代的时间》,《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21-28页。在多重时间交叠下,一方面,时间感知的改变增强了受众对时间的管理与掌控,加深其倍速依赖,从而导致对精品的回避;
    另一方面,异化的时间认知也导致时间管理失控与超额娱乐现象的出现,在碎片化、断裂化、拼接式的观看过程中,“沉思”的注意力被消解,“多任务处理”成为常态。

    加速后的叙事坍塌造成平面意义、图像意义的崩溃及碎片化捡拾,娱乐本身成为一种感官享乐消费。有学者在反思技术系统与其设计者初衷错位时说道,“某些设计或许能反映出设计者的某套本体论承诺,但无法提供给用户一个本体论”。(37)Dourish,P.,Where the Action Is:The Foundation of Embodied Interaction,Cambridge:MIT Press,2001,p.130.以“加速”为核心的现代文化,与资本主义市场追求效率与绩效的本质高度契合,并成为部分青年的标配,而作为中介的视听技术,调节并重构了其中的主客体关系。倍速观看中,观看主体在卷入过程中实现了“观看自由”,而观看客体在被改写的过程中也完成了意义重构。

    本研究揭示了当代媒体生态、技术环境中接受行为的内在机理,提出因倍速观看而生成的新感知结构与意义生产模式。这一发现区别于正常时间秩序下的接受模式,为新媒体多元接受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同时,在大众文化,尤其是娱乐文化批判中,如在法兰克福批判学派的观点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受众,是因为受众不自知或作为被动主体无法窥见消费主义的运作规律。而本研究所讨论的倍速观看,反而是受众主动之举,是作为积极受众对媒介消费内容的选择、简化与重构,最终沦为“倍速人”。虽说这似乎同样落入批判学派的理论预见之中,但受众是技术赋权下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因此孕育着更多的可能,这也为当代媒介批判提供了新的案例和主体维度。

    本研究立足数字平台,探讨倍速观看行为引发的感知重塑和意义生产问题,未来的研究可关注不同平台、不同观看方式引发的分布式认知问题。分布式认知一般用来分析信息在各种社会技术中的流动,它尤其适合表征当代跨媒介叙事引发的认知情境。本研究目前关注的是视频平台这一单一对象,未来还可以探讨同一视频内容在电视和短视频两种不同媒介系统中的认知差异,尤其是在不同的数字平台,比如不同社交媒体之间如微博、微信、抖音、B站等新媒体平台,与报刊、电视、电影、漫画等媒介形式之间引发的分布式认知差异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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