荻生徂徕《绝句解》与日本明诗评点之兴

陈玉强

（河北大学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明清易代之后，钱谦益、王夫之等人视明七子派诗歌为模拟剽贼、竟陵派诗歌为亡国诗妖，对明中叶以来的诗歌整体偏于否定，持论有失公允。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文人的明诗评点虽不能排除中国诗学的影响，亦非全部合理，但他们作为 “第三只眼” 从周边看中国得到的观察结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其研究并非是在日本汉文献中寻访残缺的明代遗梦，而是从东亚视角重建对明诗理解的一种尝试。

探析日本明诗评点之兴，荻生徂徕（1666-1728）的《绝句解》是无法绕过的荦荦大者。荻生徂徕本姓物部，字茂卿，号蘐园，是日本江户时代的杰出思想家、蘐园学派的开创者。《绝句解》是日本文人评点明诗的奠基作，尤其是其评点了李攀龙存世的全部七言绝句及近九成五言绝句，具有开创性意义。然而《绝句解》未得到学界的应有重视，除了相关的提要介绍外，对其进行的专题研究极少。本文立足于东亚汉文学互证互补的视角，对日本明诗评点之兴的背景、《绝句解》明诗评点之特点及价值予以探讨，以揭橥日本明诗评点肇兴的历史样态。

伊藤长坚（1694-1778）《明诗大观·凡例》指出：
“此邦翻刻明诗者，不过《明诗选》《千家诗》《七才子诗集》三二部耳，各家全集亦未刊传”[1]。以这部刊刻于享保二年（1717）的明诗选本来划界，可知明亡70余年间，明诗选本在日本虽有流传，但数量不多。从1717年开始，这种情况出现了变化。据统计，享保二年（1717）至明和八年（1771），日本刊刻的明诗选本有25种以上，其中又以编选明七子派诗歌为主。这些明诗选本有一些是重刻明末及清初中国人编选的明诗选本，例如明朝陈子龙等编《明诗选》，清朝陈荚、李昂枝《明九大家诗选》等；
有一些是日本文人编选的明诗选本，例如伊藤长坚《明诗大观》、荻生徂徕《唐后诗》《绝句解》、祇园南海（1676-1751）《明诗俚评》、宫维翰（1720-1771）《明李王七言律解》等。

也正是在1717年，荻生徂徕《唐后诗》草定，选明诗1431首，与此年刊刻的伊藤长坚《明诗大观》一样，对明诗只选不评。但此时荻生徂徕已着手评点《唐后诗》所选的明诗。享保六年（1721），祇园南海《明诗俚评》先一步撰成，以明代汪万顷《皇明千家诗》前二卷的选诗及评点为蓝本，用日文重加评释，其中选评明七子派诗歌8首。享保八年（1723），荻生徂徕《绝句解》草定，内含《五言绝句百首解》《沧溟七绝三百首解》，评点明诗400首；
他另有287首明诗评点的遗稿，由其子物道济汇集为《绝句解拾遗》，均以李攀龙、王世贞等明七子派诗歌为主。荻生徂徕编选《绝句解》用功甚勤，他对李攀龙七绝300首的疏解撰出后，罹灾而书稿亡失，又加以撰补重写，可见他对此书是寄以厚望的。宇佐美惠（1710-1776）《绝句解拾遗考证序》指出：
“自先生倡明诗，海内响应，苟挟书者，虽幽僻之地，知有明诗之解，家家藏之”[2]。

服部南郭（1683-1759）《五七绝句解序》也指出：
“徂徕先生为诗也，梦寐于李（攀龙）、王（世贞）有年矣。……李、王诗有解，乃从此始”[3]。

在荻生徂徕《绝句解》成书之前，中国人编选的明七子派诗歌选本在日本已有流传。据井上通煕（1705-1761）《明七子诗解·题言七则》考证，流传到日本的《七才子诗集》有数种，有题 “陈继儒句解、李士安补注” 者，有题 “茅坤、陈子龙选定，汪淇、汪洵订正” 者，有题 “李廷机评注、黄士俊考正” 者，它们 “编次皆与原本同，注或有增二三者，卤莽尤甚。附会诪张，并署名家，令览者眩于浮文，尽出于贾人射利而已” ，而其中的注解问题较多， “旧注非一人手裁，援引无稽，不足论也”[4]。

宽文年间（1661-1673），柳川震泽（1650-1690）对《七才子诗集》进行了校定重刻。东条琴台（1795-1878）《先哲丛谈续编》指出：
“宽文初，震泽校定陈继儒《嘉隆七才子诗集注解》，使书铺刊之，又延宝中校刻李卓吾《正续明诗选》，我土刻明诗者，以此二书为始焉”[5]（P161）。

但是柳川震泽所做的工作只是对原书进行校定，其中的明诗不是他编选的，也不是他注解的。在荻生徂徕《绝句解》之后，日本文人对《七才子诗集》方有重新注解，诸如井上通煕《明七子诗解》、宫维翰《明李王七言律解》，均受到荻生徂徕《绝句解》的影响。

日本文人对明诗的评点勃兴于江户时代中期，是由明入唐的学诗路线使然，也与他们批判宋文化的思想转向以及接续中华文化正统气脉的意图相关联。

其一，以习明诗为学唐诗的阶梯、径蹊，是江户汉诗坛第二期（1680-1759）大多数文人的共识。荻生徂徕《唐后诗总论》指出：
“唐诗苦少，当补以明李于鳞、王元美等七才子诗，此唐诗正脉”[6]。祇园南海《明诗俚评序》指出：
“学诗者初读汉唐之诗，犹梦中听钓天乐，非不知其音之灵妙，但其茫然不能识灵妙之所在，不如先读明诗之易成功耳”[7]。瀬尾维贤（1691-1728）《明九大家诗选跋》进而指出：
“习唐诗者，必以明诗为径蹊”[8]。与这种由明入唐的学诗路线相配合，日本文人必然注重评点明诗。

其二，日本明诗评点之兴以批判宋文化为前提。唐宋之际的变革导致唐文化与宋文化存在巨大差异。就儒家思想而言，宋代是经学的变古时代，以变革传统、创制新说为特点，与唐代谨守家法的经学传统划出一道鸿沟。在江户汉诗坛第一期（1603-1679）的近80年间，日本的明经之学、五山僧院之学丧失活力，程朱理学跃为官学，日本儒者借之建立士人新儒学，摆脱了仅是禅宗从属的地位[9]；
这一时期日本文人多尊奉宋儒学说，其阅读兴趣自然不在明诗。荻生徂徕早年所习的也是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儒学说，他当时已觉其说有不合六经之处，但已业儒，非此无以施时，故任口任意，左支右吾，心甚不安。《复安澹泊》记载他 “中年得李于鳞、王元美集以读之，率多古语，不可得而读之。于是发愤以读古书” ，久而熟之， “然后二家集，甘如噉蔗，于是回首以观后儒之解，纰缪悉见”[10]。《复谷大雅》指出宋儒学说罅漏百出， “不与古言合，则非孔门之旧，别立一种宗门” ，因此 “以古言读之，宋儒之解，无一合者”[10]。可以说 “徂徕学的产生和发展正是日本传统朱子学全面解体和衰落的标志”[11]。荻生徂徕建立的蘐园学派倡导古文辞，以批驳程朱理学、继踵明七子派复古学说为突出特点，在日本汉诗坛第二期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时期的日本文人热衷于编选、评点明诗，正与当时日本思想界批评宋儒学说而揄扬明七子派学说的思想转向有着内在联系。

其三，江户时代中期文人大多认为明继唐运，这是在明清易代之后对中华文化正统在明的确认。荻生徂徕《唐后诗总论》指出：
“文章之道，与气运盛衰，方今明亡而胡兴，推之前古，草昧间，文气尚阂，其踵习晚明，亦犹洪、永袭元余也。盛唐之道，至弘、嘉始阐，极盛之运，亦宇宙所稀见”[6]。他所谓的 “明亡胡兴” 透露出他视清朝为中华文化正统之外的 “胡” ，他认为盛唐之道在明代弘治至嘉靖年间才得到阐发，导致气运兴盛到宇宙稀见的程度。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 “前七子” 和嘉靖年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 “后七子” 都以主张复古、取法盛唐为特点，他们是荻生徂徕眼中的气运之子，乃中华文化正统的代表。荻生徂徕对明七子派诗歌的评点，自然包含着接续中华文化正统气脉的隐性意图。

一般来说，评点之点既指圈点，也指点拨。就圈点而言，荻生徂徕对明诗的圈点中规中矩，无须多言；
就点拨而言，荻生徂徕擅长以简洁的语言引人破悟，这是值得探讨的。《绝句解》作为荻生徂徕精心构撰的一部明诗评点选本，具有鲜明的特点。

第一，《绝句解》在日本明诗评点史上，首次以 “解” 命名明诗选本，奠定了日本明诗选本注重批评的文体特点。

从文体角度而言， “解” 就是 “释” 。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论：
“按字书云：‘解者，释也，因人有疑而解释之也。’扬雄始作《解嘲》，世遂效之。其文以辩释疑惑，解剥纷难为主，与论、说、议、辩，盖相通焉”[12]（P134）。

徐师曾论 “释” 又说：
“按字书云‘释，解也。’文既有解，又复有释，则释者，解之别名也”[12]（P134）。

以 “解” 题名的单篇文章，始于扬雄《解嘲》，唐人多有仿效，如韩愈有《进学解》，白居易有《<刘白唱和集>解》。宋人又将 “解” 用于诗经学著述，如宋代程颐《诗解》，即是对《诗经》的阐释。明代以 “解” 命名诗歌选本始于唐汝谔、唐汝询兄弟。先有唐汝谔《古诗解》，选黄虞以下歌词讫隋末古诗为之解；
后有唐汝询《唐诗解》编选唐诗而笺释之。唐汝询《唐诗解·凡例》指出此书是从高棅《唐诗品汇》、李攀龙《唐诗选》中精选若干唐诗而重加笺释， “令观者驾格于高（棅）而标奇于李（攀龙），其于唐诗或庶几矣，乃不称选而称解”[13]。黄汝亨《唐诗解序》纵论明代的唐诗选本，认为 “曾未有名诗解者，解之自云间唐仲言山人始”[13]，揭示出唐汝询《唐诗解》的特色。

荻生徂徕《绝句解》以 “解” 命名诗歌选本，正是受到唐汝询《唐诗解》的影响。荻生徂徕《答稻子善》指出明代选唐诗者以李攀龙《唐诗选》、钟惺《唐诗归》、唐汝询《唐诗解》三家最知名。可见荻生徂徕对唐汝询《唐诗解》有所研究，他以 “绝句解” 来命名他的明诗选本，显然是有所仿效的。其后，井上通煕《明七子诗解》、宫维翰《明李王七言律解》等，皆是仿效荻生徂徕《绝句解》来命名其书，从而使 “解” 成为日本明诗选本注重批评的文体标志。

第二，《绝句解》评点明诗抛弃了诗歌注解的旧套而另创新规。

荻生徂徕《绝句解》制定的评点规矩见于该书例言，今传本失载，部分佚文见于宇佐美惠《绝句解拾遗考证序》：

先生手泽例言，余藏之。其末条曰：
“古来笺诗,其据引则学步李善，解释则借吻考亭。一诗所诠，延蔓数纸。武库森矗，反碍电目；
理窟勃窣，乃翳金心。虽夸富赡，安资讽咏？今湔旧套，特创新规。事唯标用某事，而使之自考；
意不必说何意，而导其独思。时添一字，跃如言下，此是程明道说诗方。忽发数语,冷然意外，亦为刘辰翁评诗法。” 先生解诗之意见于斯矣。[2]

根据荻生徂徕这则例言手稿，可知他是有意摒弃唐代李善《文选注》、南宋朱熹（别称考亭）《诗集传》笺注诗歌的旧规，这主要是因为唐汝询《唐诗解》在体例上效仿此二书，荻生徂徕欲区别之。唐汝询《唐诗解·凡例》言：
“是编之解有二：属辞比事则博引群书，遵李善注《文选》之例；
揣意摹情则自发议论，遵朱氏传《诗》之例”[13]。唐汝询这两种解诗的体例恰恰是荻生徂徕有意抛弃的，他不遵李善《文选注》的体例，因其对典故的注释过于繁琐；
他不遵朱熹《诗集传》的解诗体例，因其附以理学，妄加议论。《绝句解》的评点崇尚简易，另选效法对象，形成了与《唐诗解》完全不同的评点特色。

其一，对于诗歌典故，《绝句解》只注明某诗用了某事而不详述之。这种做法与唐汝询《唐诗解》不同。后者注解唐诗极为详尽，据黄汝亨《唐诗解序》所揭示，此书 “诠次时事，标揭情绪，为议论，为训释，为参证。词可以文，义可以史，古今兴替与天地、山川、草木、禽鸟之名类备矣”[13]，几乎是无所不注，实际效仿的是李善《文选注》的体例。荻生徂徕《绝句解》放弃了此体例，他注解诗歌典故一概从略，不说明典故何意，意在引导读者自行思考，从而具有了简洁的特点。例如，李攀龙《九日同殿卿登南山》其三：
“处处登高白发新，年年陶令罢官贫。萧条岂少东篱菊，不见当时送酒人。” 荻生徂徕评点此诗末句 “王弘事”[3]，而不详述用王弘何事。陶渊明归隐穷困，江州刺史王弘多次赠酒，《晋书》记载颇详。日本读者若昧于此史实，必无从领会 “王弘事” 所指。这种从略的典故提示虽具简洁性、引导性，但也给日本读者带来一些困扰。其后，荻生徂徕的学生宇佐美惠撰《绝句解考证》《绝句解拾遗考证》，进一步阐释词语、典故，以试图解决上述问题。

其二，效仿程颢说诗的方法，《绝句解》在诗句中添字以贯通诗句。荻生徂徕所谓 “程明道说诗方” 是指北宋程颢（世称明道先生）解说《诗经》的方法。程颢解说《诗经》的著作并未传世，其说诗之语，杂见于《二程语录》及门人的称引。据二程门下弟子谢良佐记述：
“明道尝谈《诗》，并不曾下一字训诂，只转却一两字，点掇地念过，便教人省悟” 。

“明道先生善言《诗》，未尝章解句释，但优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处。”[14]这种方法摒弃了章解句释的常规方法，而是在诗句中添一两字，使之能读通读顺，这就是荻生徂徕所谓的 “时添一字，跃如言下”[2]。例如《绝句解》著录李攀龙《寄殿卿》：
“一作山中客，蓬蒿自【然】满庐。旧游【友】谁独往，新著复何书。”[3]荻生徂徕通过在第二、三句下分别添加 “然” 字、 “友” 字，以贯通此诗，这正是程颢 “转却一两字” 说诗的方法，具有通俗易懂的特点。源伊信《重刻绝句解序》称赞：
“自有《绝句解》，人稍稍知解诗之方，而谓莫以尚焉。嗟夫！起予者，解也，始可以言诗已矣。夫解，成于易简。简，约也；
易，俚也。不俚则喻之弗迩，不约则厌于读。厌与弗迩，非所以益于学者也。可谓简易，解之良方也”[3]。荻生徂徕《绝句解》中的明诗评点正是具有这种简约、通俗的特点。

其三，效仿刘辰翁评诗法，《绝句解》的评点崇尚言简情深。刘辰翁，字会孟，是南宋末年的诗文评点大家，他评点过杜甫、王维、孟浩然、孟郊、李贺、苏轼、陈与义等唐宋诗人的诗集。刘辰翁的诗文评点对明代文人有较大影响，被称为 “语简意切，别是一机轴，诸人评诗者皆不及”[15]， “玄见邃览，往往绝人”[16]（P321）， “士林服其赏鉴之精博”[17]。

刘辰翁的评点在明代是一门显学，其评点风格充满主观色彩和激情，往往只是三言两语，道出自己对于诗的总体印象或感受，如评杜甫《乐游园歌》 “每诵此结，不自堪” ，评李白《少年行》 “语气凌厉快活，梦亦难忘” ，评韦应物《九日》 “可悲。隔世与余同患”[18]。荻生徂徕《绝句解》的评点取法乎上，亦受到明代这门显学的影响，他对于诗句的评点 “忽发数语，冷然意外”[2]，正如他自己所说是效仿刘辰翁的评诗法。例如评李攀龙《简许殿卿》 “使人有飘渺之思”[3]，评《萧萧篇哭孙》 “万感悉集此际，痛如何哉”[3]，评王世贞《出门》 “莫逆唯青山，可恨，可恨”[3]，评李梦阳《浔阳寄耿参政致仕》 “想见其时，神俱飞”[3]。这些评点揭示出荻生徂徕代入其间的深情。

荻生徂徕晚年在经学思想上对宋儒学说颇有不屑，但是他的诗歌评点多效宋儒之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诗文评点兴起于宋代，刘辰翁等人的诗文评点在明代的地位尊崇；
另一方面，荻生徂徕虽倡导古文辞，崇尚秦汉文章，但他不取汉儒繁琐的注经之法，而推崇宋儒简易评点之法，这依然可见他早年浸淫宋儒学说对其的潜在影响。

第三，荻生徂徕的明诗评点具有体味深远的特点。

例如，李攀龙《山斋牡丹》其一：
“醉把名花掌上新，空山开处几回春。西施自爱倾城色，一出吴宫不嫁人。” 荻生徂徕评点：
“借西施来比牡丹，本自的确。其实自比。此公发际距眉仅二寸，乃欲与螓首争阔，不觉喷饭满案”[3]。明代薛凤翔《牡丹史》传六《逸品·胜西施》可证明代牡丹已有西施之名。荻生徂徕进而指出李攀龙此诗以西施自比。此层寓意只有熟知李攀龙人生境遇者方能揭出。嘉靖三十七年（1558），李攀龙以病辞去陕西提学副使一职，他在华山、鲍山之间自建白雪楼，读书吟诗其间。李攀龙隐居山林十年，此时诗文颇有陶渊明的隐趣。此诗以 “山斋” 为题，即作于这一时期。诗中西施自爱颜色、出吴宫不嫁，乃李攀龙归隐山林的人生自喻，颇具谐趣。荻生徂徕解出诗中三昧，写出他解颐喷饭的观感，堪称李攀龙的异代异国知音。

第一，《绝句解》为日本文人由明诗上窥唐诗，提供了重要的明诗评点选本。

荻生徂徕之所以致力于评点明诗，主要原因在于他认为明诗是上窥唐诗的重要手段。荻生徂徕《与县次公》透露了他编选《绝句解》的缘由：
“予闻者又为髦生苦《唐诗选》大寥寥，不足以广其思，故手汰二公（指李攀龙、王世贞）近体若干首，一取其合盛唐者，略加笺释”[10]。李攀龙《唐诗选》共7卷，选唐诗465首，数量极少，不足以广思，故而荻生徂徕从李攀龙、王世贞的诗歌中选择 “合盛唐者” ，加以笺释，从而编成《绝句解》。他实际上是以明诗为学唐诗的入门手段，认为明七子派诗是唐诗正脉，故学唐诗之余，主张补以明诗。荻生徂徕这一思想源于胡应麟《诗薮》，后者认为明诗人与唐诗人 “才力悉敌” ，明诗与唐诗 “异代同工” ，从而将明诗成就提升到与唐诗比肩的高度。对胡应麟的这一观点，荻生徂徕在《唐后诗总论》中专门加以引用，以示肯定。

荻生徂徕《绝句解》为这种学诗风气提供了经典注本，他评点明诗正是注重揭示其合于盛唐诗之处。例如《绝句解》评李梦阳《相和歌》 “此首太白妙境”[3]，评《钓矶》 “却是右丞”[3]；
评李攀龙《送吴郎中谳狱江西》其二 “李白句法”[3]，评《早春寄吴使君》其三 “太白诗意”[3]；
评王世贞《卫河八绝》 “自是老杜《何将军山林》诗同法”[3]，评《题画》三首 “都是右丞妙境”[3]，评《宫怨辞》其一 “少伯妙境”[3]，评《天雄》其二 “太白妙境”[3]。这些评点揭示明代七子派诗人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的诗歌与李白、杜甫、王维、王昌龄等盛唐诗人之诗在意境、诗意、句法等方面的契合处，从而引导读者由明诗上窥唐诗妙处。

第二，《绝句解》从日本视角重新建构了明诗典型。《绝句解》及《绝句解拾遗》评点的687首明诗中，明七子派诗歌占据绝对主体，尤以李攀龙、王世贞诗歌为最，实是将二人之诗建构为明诗典型。

服部南郭《五七绝句解序》认为日本文人对李攀龙、王世贞诗歌的注解、推崇始于荻生徂徕《绝句解》，此说并非无据。东条琴台《先哲丛谈续编》认为日本文坛推崇李攀龙、王世贞的风气，荻生徂徕虽有功焉， “其实创起于震泽之早年好读其集” ， “世人唯知徂徕影响之，未尝知开端于震泽”[5]（P160），此说恐不正确。柳川震泽在延宝六年（1678）作《明诗选叙》，对明诗史上的代表诗人皆褒贬参半，其中对明七子派诗人只列李梦阳、何景明，认为二人 “宏壮婉丽，殆逼于太白、少陵之域，而逸致或减，悲怆间衰”[19]，持先扬后抑的语气；
且对李攀龙、王世贞略而不言，可见李、王二人之诗并非柳川震泽眼中的明诗典型。

荻生徂徕则不然，他对李攀龙、王世贞的复古思想、诗歌及文章均极为推崇。就复古思想而言，荻生徂徕的《与佐子严》表明他对李攀龙、王世贞心仪神交的倾慕之情：
“不佞茂卿，自少小修文章之业，慨然有志乎复古，于是昭旷远览乎千岁，唯明李于鳞先生、王元美先生，则殆庶乎哉。乃日夜心仪其所撰述，以至于想见其为人何如，丰采何所似也。精思所至，怳乎时或一交臂而倏失之，忽忽乎若有所丧焉”[10]。就文章而言，荻生徂徕《答屈景山》指出：
“夫后世文章之士，能卓然法古者，唯韩、柳、李、王四公，故不佞尝作为《四大家隽》，以诲门人，而其尤推李、王者，尚辞也”[10]。他反对茅坤的唐宋八大家之说，他编《四家隽》专选韩愈、柳宗元、李攀龙、王世贞四家文章，建构了他眼中的文章典型。就诗歌而言，荻生徂徕《与左沕真》称赞李攀龙、王世贞之诗 “轶汉陵唐” ，记述他读二人诗后的毛寒之感， “诵其诗，读其书，恍然想见其为人” ， “一唱三叹，毛发皆立，背上洒洒然寒也”[10]。

如果说荻生徂徕《四家隽》确立了李攀龙、王世贞的明文典型地位，那么《绝句解》则建构了李、王二人的明诗典型地位。从《绝句解》及《绝句解拾遗》的选诗数量来看，荻生徂徕共选明诗687首，其中选李攀龙五言绝句37首、七言绝句337首，选王世贞五言绝句61首、七言绝句154首，二者合计589首，占全书选诗数量的近九成，足证荻生徂徕以李攀龙、王世贞诗歌为明诗典型。

在李攀龙、王世贞二者之间，荻生徂徕更推崇前者。荻生徂徕《绝句解》评点李攀龙诗歌，不吝赞语，诸如评《渡易水赠伯承》 “于鳞神境”[3]，评李攀龙《少年行》 “造语妙境，前无古人”[3]，评《寄忆殿卿》 “亦可谓神矣”[3]等，可见一斑。荻生徂徕《与墨君徽》指出：
“于鳞实拟议成变化，盖取诸怀抱，与古人合契耳。以余观之，于鳞不让子建”[10]。他认为李攀龙诗取诸怀抱，与古人心灵合契，成就不让于曹植诗。这是极高的评价了。

以李攀龙诗歌为明诗典型，并非荻生徂徕一家之言，明七子派诗人已有述及。王世贞《艺苑卮言》评李攀龙 “五、七言律，自是神境，无容拟议。绝句亦是太白、少伯雁行”[20]（P351）。

又说 “于鳞才，可谓前无古人”[20]（P345），认为李攀龙绝句 “有化境在”[20]（P313）。王世贞对李攀龙诗风有精辟的比喻：
“李于鳞如峨眉积雪，阆风蒸霞，高华气色，罕见其比；
又如大商舶，明珠异宝，贵堪敌国，下者亦是木难、火齐”[20]（（P261）。

王世贞以前无古人、罕见其比、贵堪敌国称赞李攀龙，认为李攀龙五、七言律诗有 “神境” ，绝句有 “化境” 。

胡应麟《诗薮》称赞说：
“于鳞七言律绝，高华杰起，一代宗风”[16]（P352）。

这些评价显然是将李攀龙诗歌确立为明诗典型。

上述王世贞、胡应麟的评语，荻生徂徕《唐后诗总论》皆加以引用，在表示认同之外，他还提出自己的看法：
“独余则谓于鳞于盛唐诸家外，别构高华一色，而终不离盛唐。细眡其集中，一篇一什，亦皆粹然，不外斯色，所以为不可及也”[6]。荻生徂徕认为李攀龙不仅继承了盛唐诗风，更是别构高华风格，从而与唐诗比肩，令人不可及。他的这一见解并非拾明人的唾余，而是经过一番辨别、选择之后的己见。明七子派诗人对李攀龙的揄扬不可避免党同之见，而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对李攀龙的排击则又有伐异之弊。荻生徂徕综合前人之说，结合自身的思想倾向、阅读体会及日本诗坛取法之需要，重新建构了李攀龙诗歌的经典地位。

第三，《绝句解》探讨了明诗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提出了自成一说的看法，可资参考。

其一，在明七子派倡导 “诗必盛唐” 的口号之外，荻生徂徕揭示了他们与六朝诗歌的因缘关系，有助于深入探讨明七子派诗风的复杂面貌。李攀龙固然主张诗学盛唐，但他隐居山林十年间，其诗颇有效陶之意，荻生徂徕《绝句解》的评点正指出这点。诸如李攀龙《汝思见过林亭》其一 “五柳阴阴逼酒清” ，荻生徂徕注 “渊明事自比”[3]；
其二 “自买南山种秫田，几回留客甕头眠。与君今日 沈醉，莫笑陶家乏酒钱” ，荻生徂徕注 “渊明事自谓”[3]。《东村同殿卿送子坤赴选》其一：
“青云明日羡翻飞，应念陶家独掩扉。君最往返知五柳，何曾送客解依依” ，荻生徂徕注 “陶家” 二字 “自称”[3]。李攀龙《止酒》为陶渊明同题诗，荻生徂徕注 “全用陶事”[3]。《谢俞仲蔚寄簟》：
“五柳先生漉酒巾，门无车马断红尘。劳将楚簟遥相问，高卧中原更几人” ，荻生徂徕注 “自况”[3]。上述李攀龙效陶诗之处，荻生徂徕一一予以揭示，指明李攀龙诗歌与晋人诗歌的渊源关系。他评李攀龙《酬郭子坤感怀》其二 “壮饮渐减，病日较多，似字妙有晋人语气”[3]，更是直揭此意。荻生徂徕评王世贞诗歌亦揭出此层含义，例如评王世贞 《闺恨》 “这般妙境皆从六朝得来”[3]，评王世贞《早发钜鹿道中》 “用陶弘景诗意”[3]。

其二，荻生徂徕就李攀龙与谢榛交恶与和解这一段明诗史上的公案提出了己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只言李攀龙与谢榛交恶，不言二人和解，似乎以为二人终身为仇。对此，荻生徂徕提出不同看法。首先，他并不否认李、谢二人交恶的事实。例如李攀龙《寄谢茂秦》：
“老去长裾满泪痕，秋风又曳向何门。可知十载龙阳恨，不道前鱼亦主恩” ，此诗嘲讽谢榛落魄，荻生徂徕注 “盖谓绝交事”[3]。其次，荻生徂徕认为李、谢二人最终和解。李攀龙《寄谢茂秦》其二 “裘马翩翩四十秋，当时双璧暂相留。于今客散平原馆，说着还乡已白头” ，荻生徂徕注曰：

至此时方说起归乡一事，则已老矣，不亦晚哉。盖怜谢者后狼狈。按：公在顺德时与谢有隙，著绝交书，而至此有是寄，则其隙已解矣。钱谦益《列朝诗集》盛谓谢素长诗社，而公以衣冠之势，排摈之，终不复媾也。谬矣！钱一妄庸人，本不知诗。其所推重程松圆，俚语押韵，命之为诗。而于公反元美，诬谤无所不至。假使二公小人而其诗可取焉，则百世尸祝者，历代诸贤，不以人而废其言也。何况二公名节风流，冠冕一时哉。钱盖学之不能则辄排之，排其诗不能胜之，则又诋其人，欲以胜之也。小人哉！噫！[3]

李攀龙此诗当作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此前一年赵康王去逝，谢榛年逾花甲，失去寄食之所，不得不返回故里。李攀龙诗中所谓 “于今客散平原馆，说着还乡已白头” 正指此事，可见他对谢榛晚境颇有怜惜之意。嘉靖三十三年（1554），李攀龙作《戏为绝谢茂秦书》，主要是因为谢榛在京师散布不利于他的言论，故戏与谢榛绝交，但此后二人仍有交往。据李攀龙《与王元美》记载，二人交恶后，谢榛旋即登门拜访，李攀龙表示 “茂秦穷来归我，我犹尚哀怜之” ，对之 “无少厌薄意” ；
谢榛也表示 “大恩久不报，何能重为诋焉”[21]。可见经过这次会面，二人的恩怨已有缓解。荻生徂徕所谓 “至此有是寄，则其隙已解矣” ，是有依据的。

钱谦益《列朝诗集》认为李攀龙仗势欺压布衣出身的谢榛，他对李攀龙诗歌大加讥嘲，对谢榛之诗大加褒扬。荻生徂徕认为钱谦益的评价有失公允，指出他诬谤李攀龙无所不用其极，这是诋其人以胜之的小人行径。荻生徂徕讥讽钱谦益是妄庸人，说他的《列朝诗集》排击明七子而褒扬程嘉燧（字孟阳，号松圆），透露了他 “不知诗” 的端倪。无独有偶，荻生徂徕逝后，沈德潜在乾隆三年（1738）作《明诗别裁集序》也有类似的看法：
“尚书钱牧斋《列朝诗选》，于青邱、茶陵外，若北地、信阳、济南、娄东，概为指斥；
且藏其所长，录其所短，以资排击。而于二百七十余年中，独推程孟阳一人。而孟阳之诗，纤词浮语，只堪争胜于陈仲醇诸家，此犹舍丹砂而珍溲勃，贵筝琶而贱清琴，不必大匠国工，始知其诬妄也”[22]。两相比较可知荻生徂徕用语虽激烈，但不乏灼见。

荻生徂徕《绝句解》作为日本明诗评点之兴的代表作，对诗歌用典的揭示，对诗中名物的注释，对诗句的疏通及品评，大都精当。当然，任何著作都有其历史局限性，《绝句解》也不例外。荻生徂徕极为推崇李攀龙诗歌，难免失当。例如李攀龙《罗敷曲》 “春日照城隅，罗敷陌上趋。自能停五马，不是使君愚” ，荻生徂徕评曰：
“反用乐府语。古乐府数十百言，此正二十字，优劣安在！知此则得五绝妙处”[3]。此以字数多寡评价李诗与汉乐府《陌上桑》的优劣，对前者实属过誉。又如荻生徂徕评李攀龙《冬日》其一尾句 “雪片大如鹭” 曰 “李白如席语，却觉未妙”[3]，认为李白 “燕山雪花大如席” 不如李攀龙此句，亦为过誉之语。再如荻生徂徕评李攀龙《少年行》 “造语妙境，前无古人”[3]，更是失当。该诗 “胡姬十五堪当垆，美酒青丝白玉壶。君但携来成一醉，知他谁是霍家奴” ，不过是化用东汉辛延年《羽林郎》之语，岂可称为前无古人？

与批判宋儒学说相对应，荻生徂徕以宋代诗文为反面典型，颇有过苛之论。李攀龙《山斋牡丹》其三诗末，荻生徂徕评曰：
“自茂叔爱莲说后，牡丹无有言隐趣者。甚哉！宋儒之毒人也”[3]。为了称赞李攀龙的牡丹诗，荻生徂徕将李攀龙之前缺乏以牡丹言隐趣的责任归于宋儒周敦颐的《爱莲说》，这实是过责宋儒。

荻生徂徕《绝句解》的过誉、过苛之论是与他扬明抑宋的思想存有逻辑关系的。为建立他眼中的明诗典型，他对李攀龙诗歌过于偏爱，这使得他的明诗评点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其实，此种瑕疵 “过继” 了中国文人评点诗歌的通病，对之抱了解之同情即可。更重要的是，荻生徂徕具 “第三只眼” ，他的灼见为我们从东亚视角重估明诗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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