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朝核政策的转变与发展研究*

程桂龙

朝核问题是东北亚地区的热点问题。2018年以来，朝核问题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朝鲜当局对外态度发生较大的转变，从2017年底的“放狠话”、“秀肌肉”转变为2018年以来的“积极合作”和“积极对话”。2018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两次访问中国，美朝两国元首在新加坡会晤，朝韩两国时隔12年在平昌冬奥会再次携手开幕式而且朝韩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两次会晤。2019年金正恩和特朗普又分别于2月和6月进行了两次会晤。尽管2018年以来的美朝缓和关系出现波折，但双方之前激烈对抗的关系有所改善。

日本本身并非朝核问题的直接关联方，但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日本一直视朝核问题为其发挥地区大国作用的重要渠道，因此曾力求参与朝核问题的解决，如参加六方会谈。但在近期朝核问题缓和过程中，朝鲜领导人分别同中国、韩国、美国和俄罗斯的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晤，唯独没与日本领导人举行会谈，因而日本存在被边缘化的趋向。在这一情势下研究日本朝核政策不仅有助于了解日本对东北亚地区的政策和日本内政外交考量，而且对我国处理同日本和朝鲜的关系和准确评判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有重要作用。

朝核问题随着二战后国际形势和地区局势的变化而逐渐产生。朝核问题的发展和变化逐步引起地区矛盾与冲突，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作为东北亚地区大国，日本密切关注朝核问题的发展并采取政策和措施应对这一问题。日本的朝核政策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过程。

(一)零星接触阶段(1945～1989)

朝鲜的核武器计划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刚结束不久金日成就表示朝鲜要拥有核武器。1959年，朝鲜建立了以和平利用核能为目的的宁边原子能研究所。1965年朝鲜拥有了自己第一个两兆瓦的小型轻水反应堆。(1)傅莹：《朝核问题的历史演进与前景展望》，《理论参考》2017年第6期，第5页。这一时期由于缺乏自主研发核武器的能力，朝鲜试图通过外部援助，主要是苏联获得核技术，但苏联并没有提供关键的技术。上世纪80年代，朝鲜开始建造一座五兆瓦电功率的天然铀石墨气冷堆，该反应堆建成后可以年产六公斤武器级钚。朝鲜核能力的发展引起了美国的注意，由此美国向苏联施压，要求朝鲜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1985年，在苏联的敦促下，朝鲜加入了这一条约。(2)同上，第6页。

在这一阶段，日本和朝鲜的官方接触较少。这主要源于日本的战败国地位和冷战大背景以及由此导致的日本外交政策倾向。二战以后，日本选择了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向西方阵营一边倒的战略，外交上基本跟随美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日本追随美国采取倒向韩国、敌视朝鲜的政策。在1965年签订的《日韩基本条约》中，日本承认韩国是朝鲜半岛的唯一合法政府，否认朝鲜政府的合法性，关闭了同朝鲜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但日朝之间的民间交流并没有完全中断，如“1956年9月27日，装载无烟煤的船只经由大连驶入日本港口，开启了朝日之间的间接贸易”，(3)三村光弘：「現代朝鮮経済ー挫折と財政への歩み」，東京：日本評論社，平成29年，第71頁。之后双方贸易获得了大幅度增长。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缓和，中日也于同年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为日朝接触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进一步扩大了同朝鲜在经济、文化、体育等方面的交流，期望在保持日韩关系的前提下，尽量缓和同朝鲜的关系。日本的目的是在保持朝鲜半岛稳定的同时积极开拓朝鲜市场，发展经贸关系。但1980年代日本铃木首相上台后，采取“优先考虑韩国”、支持韩国统一的外交政策。而且日本怀疑1983年和1987年发生的“仰光爆炸事件”和“韩国民航客机爆炸事件”与朝鲜有关，对朝鲜进行制裁。受铃木政府外交政策和两起爆炸事件的影响，日朝关系出现恶化。在这一时期，朝核问题处于初始阶段，还没引起广泛关注，日本的朝核政策也还是以追随美国为主。

(二)有限制裁+积极对话阶段(1990～2000)

1990年前后，美国根据卫星照片认为，朝鲜正在秘密研制核武器，朝核问题开始显现。随后，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依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朝鲜进行核查。1992年5月至1993年2月，朝鲜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六次不定期核查，但双方对检查的对象和结果意见不一。(4)傅莹：《朝核问题的历史演进与前景展望》，《理论参考》2017年第6期，第6页。1993年3月12日，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一次朝核危机由此爆发。1994年6月美国前总统卡特以民间人士身份访问朝鲜并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会谈。在这次会谈中，朝鲜传达出愿意对话的意愿。1994年10月21日美朝双方经过三轮谈判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由此朝鲜半岛局势得以缓和。

在这一阶段，日本在对朝鲜实施有限制裁的同时积极开展对朝对话。朝鲜核问题出现后，日本要求朝鲜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签订相关协议，但朝鲜认为此事应由朝美双方谈判解决，拒绝和日本交流。1993年朝鲜进行了射程能覆盖日本大部分地区的“劳动一号”导弹试验。对此，日本政府反应激烈，与美韩联手对朝鲜进行了制裁。但因担心制裁过度会刺激朝鲜，日本不主张过分制裁。1998年8月,由于朝鲜发射了横穿日本列岛上空的弹道导弹，日朝关系再次陷入困境，但日本仍然显示出积极对话的姿态。

日本采取有限制裁和积极对话的朝核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试图改善与朝鲜的关系，因此不愿意对朝鲜采取强硬态度。1988年7月7日，韩国总统卢泰愚发表《7·7 特别宣言》，提出“北方外交”新概念，先后与东欧国家和苏联改善了关系，并宣称韩国有意帮助日本和朝鲜改善关系。(5)姜龙范：《“朝核问题”与日朝邦交正常化》，《国际观察》2008年第5期，第66页。日本以此为契机积极改善对朝关系。“1989年1月，日本外务省发表了题为《关于我国的朝鲜半岛政策》的文件，呼吁日朝政府进行直接对话。同年3月，竹下登首相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使用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一称呼，并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表示‘遗憾’。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使用该称呼，标志着日本对朝政策的大转变。”(6)丁英顺：《战后日本对朝政策的演变及其前瞻》，《日本学刊》1996年第2期，第75页。1990年9月，日本自社两党代表团访问朝鲜，这是日朝执政党战后45年来的第一次正面接触。1991年1月，日朝两国开始正式进行建交谈判。由于双方在“韩国民航客机爆炸事件”犯人的国籍上存在分歧等原因，已进行了八轮的日朝建交谈判于1992年终止。1994年村山富市出任日本首相后，日朝关系出现缓和，双方同意为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而努力。1999年，尽管日朝关系受朝鲜发射弹道导弹事件的影响，双方仍然同意恢复中断七年的日朝会谈。日本不仅恢复了对朝鲜的粮食援助，而且于1999年12月14日宣布解除对朝鲜的全部制裁措施。2000年4月，日朝官方恢复正式谈话。

日本的朝核政策也源于对美国政策的追随和配合。1994年《关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签署后，美、日、韩等国根据协议组成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协助朝鲜拆卸石墨反应堆并帮助朝鲜建设两座轻水反应堆。由此，日本参与了解决朝核问题的实际工作，并提供资金和人员等方面的支持。在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美国试图通过加强与朝鲜对话来彻底解决朝核问题，并积极发挥与韩国、日本的三边协调作用。

由此看来，这一阶段日本的朝核政策相对温和，由零星接触进入到实质性接触，日本积极探寻介入朝核问题的切入点。期间虽然第一次朝核危机导致日本对朝鲜实施了有限制裁，但日本并未放弃同朝鲜对话的机会，这显示出日本改善日朝关系，在朝核问题中发挥作用的决心。

(三)动态制裁+动态对话阶段(2001～2008)

2002年10月，美国宣称发现了朝鲜的秘密核计划，并发现了朝鲜与巴基斯坦进行核交易的证据。小布什政府认为朝鲜方面背信弃义，由此中断了同朝鲜的谈判，并对朝实施了一系列制裁。作为对抗，朝鲜于同年12月12日宣布重启核计划，并于2003年1月10日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

在朝鲜半岛局势再次紧张之际，日本并没有放弃同朝鲜对话的机会，而是采取了边制裁边对话的方式。2004年5月，日本时任首相小泉再次访朝，与朝鲜就双方关系正常化、朝核问题和绑架问题等进行了沟通，宣布将为朝鲜提供粮食和资金援助，并承诺在双方遵守2002年小泉第一次访朝时两国签署的《朝日平壤宣言》的前提下，不对朝鲜实行经济制裁。但日本并没有放弃制裁手段，而是尝试通过制裁使朝鲜妥协，增加对话的可能。2006年10月9日，朝鲜宣布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朝核问题再次陷入困境。随后，安理会通过了第1718号决议，对朝鲜进行制裁，要求对朝进行武器禁运，朝鲜应停止核试验。早在同年7月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之前，日本就对朝鲜进行了单独制裁。在联合国制裁决议通过之后，日本对朝鲜进行了追加制裁，表示从当年10月11日起禁止所有朝鲜船只入港，并禁止从朝鲜进口一切物资，(7)日本外務省：「北朝鮮による日本人拉致問題」，東京：日本外務省発行，平成24年，第5頁。表达坚决反对朝鲜进行核试验的立场。

从2003年4月到2007年10月，在相继举行的一轮中美朝三方会谈和六轮由中美朝日韩俄参加的六方会谈中，日本获得了直接参与解决朝核问题的机会。六方会谈期间日本虽然积极参与，但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朝鲜甚至指出，朝核问题只应该由朝韩中美四国谈判。日本在多边外交无果的情况下，寄希望于日朝的双边谈判。2005年末和2006年2月，“日朝在北京开始了新的二轮外交谈判, 采用‘三条轨道并行’，即将邦交正常化、朝鲜的核问题及导弹开发分别同时进行的谈判方式。”(8)林晓光、周彦：《战后日朝关系的发展和演变》，《日本研究》2006年第2期，第71页。截止2006年2月，日朝已经举行了13轮谈判，但双方对绑架问题和朝核问题的意见不同最后导致双边关系走进死胡同。

日本对朝鲜采取边制裁边谈判的政策说明其对朝核问题的解决还抱有一定的期望。2007年3月，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访问朝鲜，朝方表示愿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关闭宁边核设施。2007年11月27日至29日，由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和俄罗斯等五国组成的十人调查团抵达平壤，对朝鲜核设施去功能化的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2008年6月11～12日，朝鲜和日本在北京举行了政府间工作会谈。根据双方协议，朝鲜将重新调查“绑架问题”，而日本将部分解除对朝经济制裁。2008年6月27日，朝鲜炸毁其宁边地区核设施的冷却塔，朝核问题取得阶段性成果。但2009年1月后由于韩国李明博政府继续对朝实施强硬政策以及美韩军演等事件的刺激，朝鲜重新进行了武器试射，朝鲜半岛局势又进入紧张状态，日朝关系也由此紧张。直至2009年5月，朝鲜进行第二次核试验之后，日朝再也没有举行邦交正常化谈判。

在这一阶段，日本视朝核问题的严重程度及朝鲜对外态度的差异，对朝鲜采取了制裁与对话动态交织的政策。在前半期，日本通过降低或取消制裁的方式换取同朝鲜的对话与交流，但效果并不理想，朝鲜的核试验不仅没有停止，且有加速之势。随后，日本对朝采取了强硬制裁措施，并逐步关闭了经贸往来，对话渠道也基本关闭。日本通过六方会谈等方式获得了介入朝核问题的机会，以朝核问题谈判为契机就绑架问题、朝鲜导弹开发等日本关注的问题进行谈判，虽然谈判未取得明显成效，但双方在外交接触等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为后续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四)强硬制裁+半停滞对话阶段(2009～2017)

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释放出对朝友好的信息，但这并没有立刻获得朝鲜的回应。同年5月25日，朝鲜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表现出强硬姿态。为遏制朝鲜，6月12日，安理会通过第1874号决议，对朝鲜核试验进行了“最严厉的谴责”。2009年10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朝后，朝核问题气氛有所缓和，但紧接着2010年3月的“天安号事件”使朝韩关系一度紧张。2011年3月，在各方努力下，朝鲜表示愿意回到六方会谈，但12月17日，金正日的突然病逝，为朝核问题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金正恩上台后，继续延续朝鲜的拥核姿态，并于2013年2月12日进行第三次核试验。

在这一阶段，日本的朝核政策趋于强硬，通过不断追加制裁应对朝鲜进行的核试验，日朝对话基本上处于半停滞状态，双方关系高度紧张。针对朝鲜的第二次核试验，日本除单独对朝制裁外，还依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继续对朝鲜追加制裁，全面禁止了对朝出口，停止了日朝之间的所有贸易往来。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后，日本认为“其(朝鲜)拥核国的身份已成事实，并且不断强化，”(9)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東アジア戦略概観2013」，東京：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発行，平成25年，第132～138頁。增加了地区安全的不稳定性，明确表示要对朝鲜进行“施压”。因此，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以来，日本便成为安理会对朝决议的“首倡者”，主动倡导对朝鲜进行制裁。2013年3月7日，安理会通过了第2094号决议，进一步加大对朝鲜的制裁。日本也继续扩大对朝制裁，中止双边贸易、冻结朝鲜在日资产等。这导致日朝关系空前恶化，由“政冷经冷”发展为“政冷经滞”，民间交流也深受影响。(10)郝群欢：《朝鲜核试验与日朝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6期，第13页。此外，日本还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语言挑衅。

日本在这一阶段对朝核问题的态度更加强硬，由前一阶段的动态制裁转变为强硬制裁，主要表现为制裁的力度更加大，态度更加坚决。日本同朝鲜的对话也逐步发展为半停滞状态，双方从官方到民间的对话大大减少，日朝关系处于近年来的低谷。在第一次朝鲜核试验之后日朝还曾对邦交正常化进行过谈判，第二次核试验之后便无法进行，本来商定于2012年12月5～6日进行的政府磋商也因朝鲜宣布发射卫星而搁浅。

朝核问题是影响日本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一大重要因素。日本之所以积极主动地争取介入朝核问题，一方面是争取地区话语权，发挥区域大国作用，防止被边缘化。虽然日本经济实力雄厚，但其政治地位长期与其经济实力不想匹配，在东北亚地区事务中常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存在，因此日本希望借助朝核问题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以提高本国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朝核问题关系到日本的国家安全与切身利益。日本朝核政策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日本的国家安全与地区利益。长期以来，日本朝核政策的成效主要停留在日朝双边及多边会谈、小范围实地参与朝核问题调查等方面，离其政策目标甚远。日本的朝核政策受多重因素的限制，既有国际体系与地区权力结构转移的冲突，又有国家间外交理念和固有矛盾的障碍，还受领导人个人因素的影响。

(一)体系层次：地区权力结构转移与地缘政治要素的限制

当前，东北亚地区权力结构正处于变化的过程中。有研究认为，“1990～2015年，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在权力、制度、观念上呈现三元变化特征，即权力结构单极弱化、区域制度缓慢构建、战略观念互疑上升。2025年东北亚地缘政治基本结构不太可能陷入壁垒分明的两极对抗格局，而很可能呈现出两超(中美) 竞合、多强(中美日俄韩) 博弈、弱国(朝鲜) 逞强的复杂态势。”(11)祁怀高、李开盛、潘亚玲、吴其胜：《未来十年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8期，第130页。近年来，日本的经济实力和在地区权力结构中的地位都在下降。权力结构的变迁带来的是地区局势的变化。同冷战时期相比，东北亚地区局势已经发生诸多变化。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并实施“印太战略”、俄罗斯加快“东向”步伐、朝核问题复杂多变、日韩关系存在变数以及美日同盟不断强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与地区形势更加复杂。

东北亚地区的权力结构转移与地缘要素限制了日本在朝核问题上的作用。日本一直试图参与朝核问题的解决，但事实上日本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及可能达到的效果并不如其自身设想的好。首先，日本的朝核政策受美国影响较大。战后日本一直采取追随美国的对外政策，美国的朝核政策是主导日本朝核政策的首要外在因素。而且朝鲜曾多次表示美国才是朝核问题的关键，甚至拒绝日本的参与。其次，日本与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的关系也会影响日本朝核政策的实施。由于日本并不是朝核问题的主要当事国，要想更好地穿梭其中，必须处理好同中、俄、韩、美四国的关系。但近年来日本同中、俄、韩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恶化，如日本同中国自2012年以来的钓鱼岛争端，同韩国的历史问题、独岛问题、慰安妇问题、贸易摩擦，同俄罗斯的北方四岛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牵制日本发挥地区作用的重要外部因素，导致日本只能紧紧依靠美国，比较孤立。要想扭转不利形势，日本必须正视地区形势，处理好同地区国家的关系，以换取外部支持。

(二)国家层次：过度追求自身安全和日朝固有矛盾的制约

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遭受过核武器攻击的国家，日本对核武器有一种本能的敏感，因此对朝核问题的动向异常关心。日本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参与朝核问题的解决。冷战结束初期，日本许诺对朝经济援助，扩大双边贸易以及进行建交谈判，以促使朝鲜放弃发展核武器。但日本只考虑维护本国安全，没考虑核武器对朝鲜国家安全的意义，因此日朝矛盾与冲突愈演愈烈，建交谈判被搁浅，而且朝鲜的核试验不但没有停止，反而不断增多，出现越谈问题越严重的现象。

日朝之间还存在由于日本吞并、殖民朝鲜半岛导致的历史矛盾。日本对朝鲜半岛36年的殖民使日朝双方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日朝关系中，安保问题、经济因素、历史清算成为影响双方关系的三个基本变量。尤其是朝核问题是影响日朝关系的一个主要因素。”(12)巴殿军：《论制约日朝关系发展的三大因素的互动及其前景》，《韩国研究论丛》2008年第1期，第155页。日朝固有矛盾与冲突的化解单靠几次谈判难以实现，而是需要一个过程。但日本在历次谈判和接触过程中急于求成，加上时机与措施的不当，导致日朝谈判止步不前。冷战期间日本同朝鲜的最初接触主要在经济方面，双方贸易额虽然不大，但对缓和双方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冷战结束后，日本也曾为朝鲜提供经济援助，但后来随着朝鲜不断进行核试验，日本于2010年后完全断绝了同朝鲜的贸易往来，封锁了一条同朝鲜接触的途径。而且，日本积极倡导对朝制裁令朝鲜的经济形势更加恶化，对朝核问题的解决制造了更多障碍。此外，日本在同朝鲜的沟通与谈判中缺乏牵制与吸引朝鲜的热点。“绑架问题”是日本对朝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日本国内部分保守系政治家的政治加分项。2002年小泉纯一郎访朝期间，日朝曾就解决日本“失踪人员”问题达成过共识，并签署了《朝日平壤宣言》，但之后双方又多次发生严重分歧。在后来的日朝谈判中，日本也多次试图将“绑架问题”和朝核问题一道纳入谈判议程，但由于这不是朝鲜重点关注的内容，谈判虽略有成果，但对解决朝核问题及日朝关系改善的意义不大。如何在双方都能接受与重视的前提下找到都关心与在乎的问题是摆在日本面前的一个重要挑战。

(三)个体层次：领导人执政理念与价值认知之间的冲突

在很多时候关键少数会对国际局势产生重要影响。在朝核问题上，个体层次因素的作用尤为明显。国家领导人是左右国家政局和对外关系的重要因素，不论是前期的金日成、金正日，还是当前的金正恩在核问题上的态度都是影响朝核问题进展的重要个体要素。当前，如何处理朝核问题既是对各国领导人政治智慧的考验，也是关于政治影响力的重要博弈。

在处理对朝关系上，日本不同时期的政府所采取的对策不同。小泉纯一郎当政时期的日本积极改善日朝关系。小泉曾于2002年9月和2004年5月两次访朝，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使朝鲜弃核，消除朝核问题对日本安全的威胁，同时解决日朝历史遗留问题，实现关系正常化。但这一时期日朝关系不仅没能实现正常化反而走入死胡同。安倍晋三第二次出任日本首相后，对朝鲜采取强硬政策。安倍政府紧跟美国步伐加大了对朝鲜的制裁力度。2012年以来，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与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不断进行核试验，朝鲜半岛局势持续恶化。日本也逐渐放弃了同朝鲜谈判的渠道，转而通过不断的制裁试图让朝鲜弃核。即便是在美国表现出同朝鲜对话的意愿时，日本还是坚持其制裁政策，这导致日朝关系持续恶化。除了朝核问题，安倍政府还强调绑架人质事件的解决。“冷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将绑架人质事件、朝鲜核导问题的解决作为日朝关系正常化的前提。与历届政府并未明确问题解决的优先次序不同，安倍政府主张相较于朝鲜核导问题，应优先解决绑架人质事件。”(13)徐万胜、姜明辰：《安倍政府对朝鲜核导问题的对策》，《和平与发展》2017年第5期，第23页。安倍政府的持续强硬政策一方面是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则与安倍的执政理念及扩充军事实力等方面的需求相关。越是渲染朝核问题的严重性，日本国内对朝核问题就越恐慌，安倍也就越能利用这一问题为国内政治需要服务。

2018年以来，朝鲜对外界释放出积极的信号，朝核问题出现可喜的变化。朝鲜同中国、韩国、美国、俄罗斯都有了进一步的接触，但唯独没有和日本进行单独对话。这导致日本担心自己在朝核问题上被边缘化，进而逐渐调整“主动施压”的政策定位，通过调整地缘战略、转变外交策略和调整安保体系的方式寻求对朝对话的机会，以争取解决朝核问题的主动权。

(一)调整地缘战略：从地缘政治对抗转变为地缘政治制衡

东北亚地区的权力结构转移是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虽然日本在很多方面仍走在中国的前列，但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日本无法比拟的。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首次超越日本，到如今已经是日本的3倍。日本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传统强国，面对中国的崛起有诸多的不适应，突出表现是对地区话语权丧失的不满。为继续保持地区话语权，日本不断制造地区热点，试图向外界展示自身的存在和影响力。朝核问题便是日本展示自身实力的重要选择。但日本对朝政策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失误，过度的使用硬实力威慑而忽视了对软实力和巧实力的运用。日本在东北亚地区与朝核问题上的对抗及制裁策略与当前国际形势及地区局势并不匹配，日本越来越被孤立。为改变这一现状，日本逐渐调整其地缘战略，由过度的地缘政治对抗逐渐向地缘政治制衡转变，试图通过平衡东北亚地区实力的方式为介入朝核问题寻求突破口。当然，朝核问题只是日本地缘政治战略的一部分，并非日本面临的唯一威胁，(14)渡部恒雄：「トランプ政権の北朝鮮政策と日本がすべきこと」，「東亜」，2018年第1号，第28頁。日本调整地缘战略不仅仅是为了介入朝核问题，还是其适应地区权力结构转移，服务国家整体内政外交的一种选择。

日本调整地缘战略的突出表现是2018年以来积极改善同中国、韩国、俄罗斯的关系，希望通过均衡政治力量对比，为自身介入朝核问题争取外部支持。首先是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从金正恩将中国作为其首访目的地及两国媒体给出的大量详实丰富报道不难看出，中国在朝核问题的解决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日本要想参与这一问题的解决，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步。2018年，借助《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中日双方领导人进行了友好互动。2018年4月15～17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访日，这是王毅任外长五年来首次专程访日，也是中国外长时隔九年再次访日。5月4日，习近平主席应约同安倍晋三通了电话，安倍表示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希望同中国加强沟通。5月8日，李克强总理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对日本进行访问，这是李克强任内首次访日，也是中国总理时隔八年再度访日。这些互动让2012年钓鱼岛事件后一直处于冷淡状态的中日关系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中日高层的频繁互动为中日关系的缓和奠定了基调，增加了日本参与朝核问题的机会。其次，日本还积极改善同俄罗斯的关系。2019年9月4日，安倍赴俄罗斯同普京举行第27次首脑会谈。但日韩关系近几年一直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2018年2月，安倍访韩，试图缓和双方关系，但2019年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2019年日韩爆发贸易摩擦，日本把韩国排除出“白色清单”，韩国则退出《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双方关系降到近年来低点。日韩关系的恶化客观上为日朝关系的缓和制造了障碍。

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经济实力雄厚，但长期以来其经济地位同政治地位不匹配。日本不甘于只做经济强国，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与国际话语权。日本的朝核政策其实更多的是基于其地区地位与国际地位提升的需要，企图通过构筑对朝包围圈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日本一直坚持同美国保持同盟关系，希望借助美国的影响力提升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及朝核问题的解决能力。但日本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地区影响力和实力，在同朝鲜的沟通中屡屡受挫，直到目前仍没有获得同朝鲜高层直接对话的机会。当前日本调整朝核政策，逐步展现出和缓的姿态，其实更多的是无奈之举，显示出日本在对朝外交上的力不从心。

(二)转变外交策略：从追随美国到寻求自我突破

美国是影响日本朝核政策的最主要国家。日本的对外政策过度追随美国，其在朝核问题上的态度甚至比美国还要激进。这导致日本的朝核政策缺少自主性，并在朝美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时处于被动状态。2018年特朗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期间，特朗普在记者会上表示，虽然目前还不是时候，但希望尽早同朝鲜建交。美朝关系的回暖速度与程度完全超出了日本的预期，日本担忧上世纪70年代类似中美之间的越顶外交会出现在美朝之间，担心自己会被美国抛弃，所以在外交政策上寻求突破。

首先，日本试图借助美日韩关系发挥中间调停作用。美日、美韩之间具有同盟关系，美日韩三国在朝核问题上也具有较多的合作。日本通过美日韩反导信息的分享，加强了对朝鲜核导试验、军事演习等方面的监控，实现了朝鲜突发事变后日本后方援助美军，驻日本联合国部队进入朝鲜等安排，获得了从外围参与朝核问题的权限。日本仍希望借助美日韩关系发挥影响。有研究认为，“对朝外交的自主性应当关注如何提高日本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并有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15)道下徳成：「戦略的な対北朝鮮政策を考える(特集緊迫する朝鮮半島情勢)」，「外交」，2010年第3号，第86 頁。但是日朝关系没能得到改善导致日本难以发挥调停作用。日本与朝鲜长期缺乏高层正面会晤。最近一次会晤还是2004年小泉纯一郎访问平壤。近几年日本在对朝制裁上力度空前进一步妨碍了日朝关系的改善。当前，朝鲜对日本的对朝政策存在不满。朝鲜《劳动新闻》曾发表署名评论，批评“面临统治危机和内外交困局面的日本安倍党羽不断策动反朝鲜的政策”。(16)蓝雅歌、莽九晨等：《担心被晾一边，安倍着急要访问平壤！》，《环球时报》2018年3月30日。近几年，朝鲜不仅直接同韩国对话，还同美国直接进行了对话，却忽视日本。2018年5月24日，朝鲜进行丰溪里核试验场拆除工作，中国、韩国、美国、俄罗斯和英国等国媒体受朝鲜邀请前往报道，日本却被排除在外。但在2008年炸毁宁边核设施时，朝鲜曾邀请包括日本在内的五国参与。这表明日本在解决朝核问题中的地位下降。

其次，保持同美国的沟通。2018年4月安倍晋三专程访美，就朝核问题及美韩、美朝会谈提出日本建议，希望特朗普转达日本的想法。同年6月，安倍晋三再次同特朗普会谈，就美朝会晤表达日方观点，表示在“绑架问题”上安倍想直接同金正恩会谈，而且表示如果朝鲜弃核，日本可能提供经济援助，并再次表达了日本想在朝核问题上发挥作用的想法。这表明，日本的朝核政策已经逐渐由强硬制裁和威慑向积极争取对话转变。“日本政府已经开始习惯朝鲜‘以斗争求合作’的外交文化，意识到打开外交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主动改变外交路线。”(17)佐藤優：「限界にきた日本の北朝鮮政策」，「中央公論」，2018年3月号，第93頁。

最后，获取更多国家对日本朝核政策的支持。日本还努力扩大非当事国对朝核问题的关注度。在同东南亚、欧美国家的接触中，日本曾多次反复阐述自己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试图获得更多的外部承认与支持。

(三)调整安保体系：从寻求外部安全保卫到试图建设自主安保系统

二战后，日美签署《日美安保条约》，美国为日本的安全防卫提供保障，但日本更希望构筑不受限制的自我安保体系。日本认为，朝鲜的核和导弹均对其安全构成威胁。为表达对日本制裁的不满，朝鲜还曾一度表示要“击沉日本”。2017年8～9月朝鲜导弹一个月内两次飞跃日本北海道上空落向太平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日本国内的恐慌。目前朝鲜发射的弹道导弹包括“短程弹道导弹(飞毛腿B)、中程弹道导弹(芦洞、火星10、火星12)、远程弹道导弹(大浦洞2)、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4、火星15)”(18)武琼：《析日本安倍政府对朝鲜半岛核问题的政策》，《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3期，第109页。等。其中，芦洞导弹的射程可覆盖日本全境，大浦洞2导弹等据称更是可以携带核弹头。为此，日本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与中程导弹废除谈判捆绑进行。此外，日本还通过积极发展反导武器来应对朝鲜的威胁。据“日本《读卖新闻》2019年8月19日报道，日本政府目前正考虑发射能够在必要情况下摧毁他国军用卫星的‘杀手卫星’。”(19)黄晋一：《日媒称日本计划发展“杀手卫星”或于2020年发射》，《参考消息》2019年8月21日。除了开始购买研制各种反导武器，日本还提高军事预算。“日本防卫省在2018年度国防预算中提出5.2551万亿日元的‘史上最大额度预算’。”(20)高洪：《日本朝核政策的困顿》，《东北亚学刊》2018年第1期，第14页。

安倍政府以朝核问题为借口积极修改宪法、扩充军事实力。“自民党建党之初就将修宪列入党纲，主张自主制定宪法，核心是修改宪法第九条。宪法第九条的核心是放弃交战权和不保持军备。对此，安倍的策略是先扩军后修宪，以达到‘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的目的。”(21)武琼：《析日本安倍政府对朝鲜半岛核问题的政策》，《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3期，第111页。日本右翼极力希望摆脱二战以来军事方面的限制，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寻求外部支持，扩大军事影响力与地区话语权。在同越南、菲律宾等周边国家的互动中，日本更是显示出积极布局南海，插足周边事务的野心，朝核问题只是其实现自身国家意志与政治目标的外在手段，这也是朝核问题带给日本的机遇。

日本要想构建独立的安保体系，必须得到国内外的支持，但以目前的情况看存在较大的困难，特别是朝核问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日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外交政策，重新构建全方位的对外关系，切实缓和同朝核关联国家的关系，通过构建缓和的地区局势带动朝核问题的转变与降温。

朝核问题是日本关注的重要安全问题。由于日朝关系的复杂性，日本难以在短时间内取得对朝对话的突破。日本的朝核政策缺乏连贯性，不同领导人对朝态度存在较大的变化，这造成了政策实施的断层。而且，日本对朝对话的一些主题与朝核问题本身没有实质性联系，也阻碍了双方谈判和沟通的深入。日本要想在朝核问题解决中取得突破首先需要调整自身的对朝政策，放弃过度非理性的制裁。其次，日本还要扫清会谈的外部障碍，调整同东北亚地区国家的关系，积极借助中美韩三国的力量寻求外交上的支持与突破，树立负责任地区大国的形象。最后，日本需要消除因前期过度渲染朝核威胁在国内造成的负面舆论影响，以积极主动的心态争取对话，打破对朝政策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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