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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非遗文化传播的路径研究——以皖西大别山区为例

    时间：2023-07-02 16:05:05来源：百花范文网本文已影响人

    熊辉

    (皖西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六安市文化和旅游局，安徽 六安 237008)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资源介入乡村振兴，逐渐成为地方文化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策略，地方各级政府为谋划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了诸多鼓励发展非遗文化的政策，如政府搭台非遗唱戏、非遗文化进景区、开发非遗文创产品、发展“非遗+直播”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存在着一些隐形的非遗文化传播路径与规律，探索这类非遗文化传播的规律，是传承与保护非遗文化，合理利用非遗的重要保障。

    目前，皖西地区共有皖西庐剧、大别山民歌、六安瓜片制作技艺、舒席编织、霍邱柳编等5个国家级非遗项目。省级非遗包括剪纸、竹编、皮影、大鼓书、邀大岭、根艺书法、油纸伞、大别山盆景等20多项。市级非遗40多项，非遗传承人160余人，其中大别山民歌传承人余述凡，2015年被中央音乐学院邀请讲授民歌演唱[1]。2019年，省级非遗传承人田孝琴的临淮泥塑，被国家文化与旅游部评为重点支持的非遗传习项目。

    非遗文化与乡村社会都存在着特殊性，其传播路径也不能等同于大众文化传播。乡村非遗文化的传播主体与客体也存在相对唯一性、稳定性的结构关系，因此，乡村非遗文化传播的具体路径，应结合非遗的特殊性进行分析。

    2.1 师徒传播

    乡村非遗文化内容丰富多彩，其首要传播方式是师徒传播，这是由乡村社会结构与非遗文化内容共同决定的。当下乡村社会是由错综复杂的宗族组织和血缘关系构成的半熟人社会，半熟人的乡村社会具有以下三种特征，“第一，村庄社会多元化、异质性增加，村民之间的熟悉程度降低。第二，地方性的共识逐步丧失，村庄传统规范越来越难以约束村民的行为。第三，村民对村庄的主体感逐渐丧失，越来越难以靠内部力量维持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村庄与村民之间的社会文化距离越来越远”[2]。

    在这种半熟人关系的乡村社会中，乡村非遗文化传播具体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血缘或亲缘关系传播，即父传子、母传女、叔传侄的一种家族内部传播，这是非遗文化特殊的传播方式。它通常能够维持在同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内部。如果一项非遗在家族内部传播了几代人，就构成了非遗文化传承。如霍邱县临淮泥塑，就是田孝琴从她爷爷田善朴手中学习而来的，现今她又将泥塑技艺传给了自己的女儿与侄女。这种传播方式利弊兼有，利在于它通常能够较好保存一个家族的手艺，让非遗文化能够顺利的流传。弊在于它不利于乡村社会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发展，且存在着一些失传的风险。当然，这种血缘传播的根源，是由乡村宗族与姻亲社会关系，以及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其二，师(学)徒传播，它是仅次于血缘或亲缘关系的乡村非遗文化传播形式，也是构成文化传承形态的基础。师徒传播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拜师学艺模式[3]，这是乡村非遗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如舒席传承人苏成军，从小耳濡目染跟随爷爷和父亲学习竹编，17岁时又进入舒席厂，跟随师父汪守道学习舒席工艺。22岁时他开办了自己的舒席厂，如今他的舒席厂已经成为国字号的非遗传习基地。另一类是现代讲学授徒模式。我国自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与法规以来，各级教育部门就在学校开设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非遗类课程。非遗课程已经成了拓展中小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皖西大别山区的部分学校已经开设了诸如庐剧、大别山民歌、翁墩剪纸、大别山竹编等课程。各级政府认定了一批非遗文化传承示范基地，如皖西大别山区设有市级非遗传承基地12个，包括金寨县2个，霍山县3个，霍邱县4个，舒城县3个。

    2.2 组织传播

    组织传播，是指某个组织凭借组织和系统的力量，进行的有领导、有秩序、有目的的信息传播活动，组织就是有序化的人群[4]。组织传播与人类社会活动相伴而生，封建统治者为了传达政策命令，还专门设置了负责组织传播的邸报机构。当今社会从国家、省、市、县、乡到居(村)民委员会，便出现了以“文件”为载体，“开会”为仪式[5]，报纸、广播电视等现代媒介为途径，自上而下的组织传播制度。乡村非遗文化在组织传播制度长期的规训下，成为规范乡村社会文化的典型，其具体传播路径可分为三个方面。

    其一，政府行政系统的组织传播。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首次明确了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制度，指出了政府应如何在政策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2006年我国颁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2011年我国又进一步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从法律层面明确了各级政府、社会、个人在传播非遗文化中的义务与责任。由此县级以上文化管理部门开始设置非遗保护科(办)，与各乡镇的文化馆(站)对接业务，它们直接与非遗传播主体相连，是构成乡村非遗文化传播的行政组织。至此，非遗文化传播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严密的行政组织传播系统。此外，自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全国各级政府文化部门、非遗专业协会等，为非遗文化传播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长期以来，各个省、市都专门设置非遗文化活动月，借此宣传非遗文化，已经形成了组织结构明确的非遗文化传播模式。

    其二，企业与政府联合举办的非遗交流传播。随着国家层面对非遗文化的重视，一部分企业走在了市场的前面，文化产业公司不断涌现。企业为了提高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每年定期举办产品会展，部分企业还有机会参与外贸交流会，顺便向国外传播非遗文化。如霍邱县的华安达工艺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霍邱柳编，与舒城苏成军的竹编产品都远销海外。此外，全国各地的旅游集团组织的非遗展览与演出活动，与乡村振兴、乡村生态旅游、红色旅游、研学体验旅游相结合，丰富了非遗文化的组织传播形式。如金寨县的非遗项目：小吊酒酿造技艺、六安瓜片制作技艺，现已成为当地旅游的特色名片。

    其三，高校、科研院所以及民间自发形成的非正式组织传播。从国家社科院、到省级社科处、再到各个学校的研究人员与非遗文化爱好者，构成了非遗文化传播的非正式团体，它们发掘并整理了全国各地的非遗文化资源，为非遗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内容。以国家社科基金为例，每年由此产生的学术专著多达上百种，还有各省、市、县每年组织编写的非遗文化调查报告等，都成为非遗文化传播的基础材料。此外，各地乡村非遗文化传承人参加的各级文艺协会，也是非遗组织传播的一种形式。如霍山县根艺书法非遗传承人陈迪忠，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安徽省工艺美术学会理事、安徽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六安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理事等，像他这样的大别山非遗传承人还有张玉柱、胡秀丽等，他们长期坚守在教学与传播活动的一线，为传播地方非遗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2.3 传统媒介传播

    传统媒介一般是指报纸、书刊杂志、广播、电视等四类常见的媒介形式。一定程度而言，乡村非遗文化与乡村社会环境，更依赖传统媒介的传播形式。这是乡村非遗文化传承人主体所决定的，他们是一群上了年纪，并长期适应传统媒体的传播主体。此外，作为非遗传播主体的传承人，更加适应传统媒体的正式性，更信赖传统媒体的传播效果。如霍邱县剪纸传承人张玉柱，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在全国各大报纸发表原创剪纸作品，至今，他还保留着剪报贴报的习惯，遇到报纸宣传报道他的作品与事迹，他必将其收藏起来，长期以来的剪报已经形成了他成长轨迹的历史实录。

    各地方电视台、广播站、报纸等通常是报道乡村非遗文化的重要力量。各级电视台应结合本地非遗文化资源，组织策划非遗文化节目，向社会与地方教育机构提供优质的非遗视频资源，向文化档案部门提交一套完整的地方非遗文化影像资料。书刊杂志社也要积极引导广大非遗爱好者、研究者撰写优质非遗调研稿件，跟踪报道非遗传承人事迹。这类纸质媒介是流传千年的媒介方式，它对非遗文化的传播似乎显得更有力量、更稳定、更让人信赖。因此，乡村非遗文化传播，要继续发扬传统媒介准确、正式、便于存取的优势。

    2.4 领袖传播

    领袖传播，是对意见领袖的扩展应用。意见领袖是由美国政治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提出来的，主要是指那些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们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6]。意见领袖是大众媒体时代，社会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的信息传播现象。它在非遗文化传播中同样存在。其一，在乡村社会环境下，所谓“领袖”，是最先掌握文化知识、话语权的乡民，他们的言行能够在乡村社会发挥重要的影响力。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是乡村社会中的乡贤，既掌握着文化资本又掌握着经济资本，如皖西大别山区东河口乡的陈良亭，既是乡村非遗文化传承人，又是乡镇文化站的工作人员，更是一名优秀的非遗文化传播者。在他与团队的努力下，创建了皖西第一个乡镇非遗保护协会，在皖西非遗保护中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其二，领袖传播是乡村社会发展中树立的某方面的典型。如大别山区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是党和国家脱贫攻坚的重点村，已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农业农村部授予它“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称号。2021年大湾村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并实现人均纯收入15776元[7]。为了打造大湾村品牌，非遗文化成了亮点文化工程，政府邀请金寨县民间收藏家漆威，在大湾村建起了大别山农耕民俗博物馆。此外，茶艺表演、大别山民歌、玩旱船、大鼓书、丝弦锣鼓、舞狮等民俗非遗演出，都不同程度地向大湾村聚集。这使大湾村成为大别山区非遗文化传播的领袖之地。这种以示范村庄、小镇为引领的乡村非遗传播模式，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2.5 非遗传习基地展教传播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又叫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它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8]。皖西大别山区目前设有非遗传习基地12个，占六安市的百分之七十。非遗文化传习基地是活态保护非遗文化的有效方式之一，它突破了非遗文化博物馆式保护的弊端，让非遗文化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觅到了合适的生存路径。

    非遗传习基地展教传播，是指由非遗传承人在其非遗生产的物理空间，开展编导、演唱、生产制作、表演彩排、教学等一系列非遗生产实践活动，以生产、销售、传播为手段，将非遗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创产品、文娱服务、教学内容的文化生产与传播过程。它具体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非遗传承人利用自己建设的物理空间，通常是非遗生产制作的工厂或演艺公司等，培训专业化非遗职工，通过一定的生产程序，制作与销售非遗文化产品。在这一过程中，非遗文化传承人一般是非遗工厂的创始人，工厂中的员工自然就是非遗文化传播的第一批受惠者，通过制作或表演非遗文化资源，员工们在获得相应报酬的同时，也向消费者传播了非遗文化。六安竹编非遗传承人邹红就是典型的案例，她是六安市康宁竹编工艺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她工厂的员工都是经过竹编工艺培训的技师，其中相当一部分农民本就是大别山区的篾匠。

    其二，是非遗传承人以工作室或学校为传习基地，一边教学一边创作非遗文化产品。这类传习基地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教学区和展示区，传承人在教学区传授非遗技艺，然后在展示区展示教学成果，这种非遗文化传播模式，特别适合中小学普及教育。霍邱县临淮泥塑传承人田孝琴，创立的安徽田孝琴雕塑艺术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个“前展后坊式”的非遗文化传播基地。她的工作室是一栋三层的小楼，一楼与二楼是展厅与会客厅，三楼是工作坊。观者进入工作室，首先看到的是一楼展厅各式各样的泥塑作品，随后再进入三楼工作坊体验临淮泥塑制作过程。此外，翁墩剪纸非遗传承人徐圣年，也在自己的老宅建设了两层楼的工作室，并以六安职业技术学院为依托，建设非遗名师工作室，将非遗传入高校课堂。

    2.6 节庆生活传播

    乡村非遗文化的节庆生活传播，本质上属于借势传播。利用大别山非遗资源优势，策划一批具有经济与文化意义的节庆活动。如在皖西的金寨、霍山两地，策划春耕节、丰收节、鱼虾节、稻香节、中药材文化节、竹文化节、江淮果蔬节、水文化旅游节、六安茶谷开茶节、养生节、慈孝节等。每个节庆日尽可能与地方非遗文化相结合，春耕节可与大别山民歌结合，丰收节可与民俗歌舞结合，竹文化节可与六安竹编结合，养生节、中药材文化节可与霍山石斛制作技艺结合，慈孝节与鲍氏慈孝文化结合，开茶节与六安瓜片技艺结合。政府、企业与民众一起，将这些节日合理地设置在一年的不同时段，为活跃地方经济与非遗文化传播创造时机。

    2.7 乡村旅游体验传播

    乡村旅游近年来发展得如火如荼，乡村社会生活逐渐成为城里人对乡愁的一种寄托。乡村非遗文化传播可借助乡村旅游的东风，展开强强联合的文化传播阵势，既振兴了乡村经济又传播了乡村非遗文化。

    其一，立体化的乡村非遗文化传播路径。从吃、用、娱、购四方面入手，挖掘大别山区现有的非遗文化资源，打造乡村旅游的亮点工程。吃在大别山，有非遗美食蒿子粑粑、金寨吊锅、山茶油、木榨麻油等。喝在大别山，有非遗六安瓜片茶、霍山黄芽、小吊酒、迎驾酒等。用在大别山，有金寨邹红与舒城苏成军的非遗竹编工艺产品，如竹床、竹躺椅、榻榻米、茶几、茶餐具等。娱在大别山，有著名的大别山民歌，上山采茶对茶歌，下河摸鱼有排歌，体验劳动有传唱的号子与小调，农闲节庆时期有霍邱花鼓灯、金寨大鼓书等节目。购在大别山，有三款非遗名茶六安瓜片、霍山黄芽与舒城小兰花，两款非遗名酒迎驾酒与小吊酒，还有畅销产品叶集木榨麻油、手工挂面、徐集花生糖等。

    其二，打造非遗文化展演中心，细化体验传播。金寨县汤家汇镇是传统古村落的聚集地，如廖氏老屋、朱家老湾、晏老湾、李老湾、程氏老屋、李家老湾、余家老屋等七处组成的古村落群，都已确定为省级古村落保护单位[9]。在古村落发展体验旅游，复建小吊酒酿造体验馆，让游客们体验从下田种稻到大米酿造成小吊酒的全部过程，最终形成一种沉浸式的非遗文化传播模式。诸如此类的非遗资源如金寨竹编、玉石根雕等都应以体验旅游的形式开发旅游项目，让更多的游客参与其中，这样的乡村非遗文化传播才能更深入人心。

    汤家汇镇及其周边的青山镇、白塔畈镇、斑竹园镇、燕子河镇都是大别山民歌盛行的地方。政府可结合这些已有非遗资源，选择交通便利之处建设大别山民歌艺术馆，游客白天在附近的村落欣赏自然风光，品尝当地的非遗特产，晚上到大别山民歌艺术馆聆听原汁原味的生态民歌，体会耍旱船、舞狮、大鼓书等丰富多彩的非遗民俗活动。游客深入感受大别山非遗文化的同时，也发展了乡村旅游产业。

    2.8 新媒体互动融合传播

    新媒体传播是网络技术与移动通信普及以来，信息传播领域发生的巨大变革。自2019年起，抖音、快手两大短视频平台，专门开辟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扶持计划。仅2021年在1372个国家级非遗项目中，抖音上涵盖1318项，涵盖率达96%，相关视频数量超过4800万，播放超过2000亿次，获得点赞超过64.8亿次[10]。可见新媒体对非遗文化传播带来了爆炸式的影响，结合皖西大别山乡村非遗文化传播的现状与新媒体的特性，借助新媒体传播非遗有以下两点路径。

    其一，开展新媒体技能与素养培训，助力乡村非遗文化传播。政府非遗管理部门，定期邀请专业的网络直播培训机构，为乡村非遗文化传承人传授网络直播的方法与教程。传授制作非遗短视频，撰写网络文案，融合传播跨界运营的方法，让他们养成良好的新媒体素养，引导有条件的非遗传承人，逐步开始利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进行非遗文化直播。其二，利用当地网红自媒体，建立非遗自媒体矩阵传播路径。由政府、自媒体企业与非遗传承人一起为乡村非遗文化传播助力，形成“知名自媒体矩阵 +非遗文化”的新媒体传播模式。将皖西当地拥有30万粉丝的知名自媒体联合起来，组建自媒体矩阵。金寨大别山民歌传承人，可借助自媒体平台演唱脍炙人口的大别山民歌，或与网络红人合作举办线上非遗民歌大赛。庐剧表演艺术家可借助网络平台开展送戏下乡活动。此外，结合大别山区不同时节，策划不同的直播内容，如在开茶节期间，在六安瓜片主产区的几个乡镇，对六安瓜片从采摘、制作、售卖、到茶艺表演的全程巡回直播，并在全网开展大别山网络茶歌PK大赛，让非遗借助新媒体传播扩大影响力。

    乡村非遗文化传播是一场特殊的传播活动，它的传播主体是包括传承人在内的乡村民众、消费者以及非遗文化基层组织。它的传播客体是非遗文化所展现出来的物质载体和虚拟的时空关系，如前者是霍山剪纸、霍邱柳编，后者则是大别山民歌、大鼓书、玩旱船等。乡村非遗文化传播的主阵地在乡村社会，它的传播路径既要考虑传统媒体，又要考虑新媒体，但就非遗文化的特殊性而言，传统媒体的传播路径直接有助于非遗传承，特别是针对一些精致的技艺、工艺、民歌等，它们的传承需要长期的、手把手式的反复训练，并在天时地利人和要素的作用下，才能真正完成非遗文化传承。

    新媒体传播虽然在短期内可达到爆炸式的传播效果，但它对于非遗文化传承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新媒体的共同特征是周期性、瞬时化、碎片性，这决定了它无法全面、完整、持续的关注一项非遗。即便是通过网络直播的非遗文化，也是脱离原生态环境的、碎片化的非遗。因此，通过新媒体扭转非遗传承的困境，道阻且艰。但不能忽视新媒体迅速扩大乡村非遗文化的影响力、提高乡村非遗文化传播的广度、增强广大受众对非遗文化的整体认知的能力。事实上，师徒传播、组织传播、领袖传播、非遗传习基地展教传播，才是将非遗文化推向传承的直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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