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约束与自主性融入：以上海装修工人群体为例

胡蓉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地”，当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巨大的城市建设工程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①潘毅、卢晖临、张慧鹏：《大工地：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这一巨大贡献的背后离不开建筑业工人对城市建设的重要作用。根据2018年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截至该年年末，全国共有建筑业从业人员5808.9万人；
具体到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建筑装饰及装修行业占建筑行业统计中的43.0%。②国家统计局：《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三号）》，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11/t20191119_1710336.html，访问时间：2022年10月7日。值得注意的是，建筑装饰及装修行业人员被国家统计局计入建筑业从业人员数量中。相比于其他城市，上海的二手房交易市场及法拍房交易市场在全国都首屈一指，而这些楼房的美化与修筑都离不开以农民工群体为主的装修工人。有数据表明，从2000年至2020年，上海房屋竣工面积大体每年都呈现上升趋势，从一个侧面说明上海装修业市场持续稳定扩大。但是数据同样表明，过去二十年里，上海从事房屋装修类的人员数量经历了一个倒“U”型的发展状况，该群体的数量在2011年发展到高峰（96.86万人）以后，逐渐呈下降趋势，到2020年登记在册的从业人员为46.44万人；
而人均完成房屋竣工面积呈现逐年攀升的特征，从最初每人33平方米的年完成量提高到每人超过175平方米的年完 成量。①《上海统计年鉴2021》，https://tjj.sh.gov.cn/tjnj/nj21.htm?d1=2021tjnj/C1301.htm，访问时间：2022年11月25日。

庞大的装修工人群体难以被研究者忽略。目前，社会整体对于装修工人及其施工现场的普遍认知是工作环境脏乱差，工作强度大，危险性高，工作本身缺乏吸引力。装修工人群体社会地位不高，向上流动的渠道狭窄，没有长期职业规划，也缺乏晋升途径。②刘子曦、朱江华峰：《经营“灵活性”：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组织生态与制度环境——基于W市劳动力招聘的调查》，载《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73—96页。其用工特点为缺失法律意义上的正式劳动关系，所享受的社会福利待遇难以得到制度保障，工人普遍对自己的职业现状并不感到乐观。③吴要武、蔡昉：《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与特征》，载《中国劳动经济学》，2006年第2期，第67—84页。但是另一方面，这个群体却始终是改革开放以来由工业化引发的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大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主动融入城市的农民工群体的一部分。

那么，为什么装修工人群体面对上述境遇仍愿意从事这一行业，并主动地融入其所在的城市？本文试图深入装修工人群体去考察其内在的组织生态、所嵌入的制度环境、个体境况及其行为选择，探寻相应的影响机制，从而对上述问题进行学理上的解释。

在当代中国，从事装修建筑类的工人早已不属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企职工，而是指改革开放后进城从事房屋装修施工的“农民工”。④任焰、贾文娟：《建筑行业包工制：农村劳动力使用与城市空间生产的制度逻辑》，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12期，第5—23页。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劳动群体，学界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都予以重视，对该群体做了细化的研究。

从医学卫生健康的角度，研究者对该群体“职业病”等身心健康方面予以关注。装修行业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繁多，几乎涵盖了所有类型的职业病危害因素。⑤王英：《建筑装饰装修行业存在的职业卫生问题与防治对策》，载《现代预防医学》，2008年第8期，第1423—1424页。施工工地的多样化导致行业职业病危害的多样性，身处粉尘噪声危害、生产性毒物危害的工作环境增加了装修工人患肺结核、⑥沈原等：《尘肺病人的死亡接力棒》，载《南风窗》，2009年第23期，第56—59页。热射病⑦张锐等：《建筑工人在高温高空作业下的生理应激变化》，载《职业与健康》，2011年第20期，第2303—2304页。甚至艾滋病等疾病的概率。⑧王文杰：《我国流动人口艾滋病防制现状、问题及策略研究》，复旦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从管理学角度，现有文献从不安全行为的影响因素、形成机制以及预控措施三方面入手予以分析。具体来说，学者从个体行为、组织管理以及环境等方面阐述其影响因素；
⑨叶贵等：《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的多层递阶结构模型研究》，载《安全与环境工程》，2019年第2期，第129—134页。从心理认知机制或系统结构动力机制或者两者相结合的视角对不安全行为形成机制予以因果分析；
⑩Zhongming Jiang,Dongping Fang and Mengchun Zhang,“Understanding the Causation of Construction Workers’ Unsafe Behaviors Based on System Dynamics Modeling”,Journal of Management in Engineering,vol.31(6),2015,pp.1–14.在预防及控制方面，强调落实分部分项工程管控力度，强化安全事故责任追究机制，完善安全生产标准化措施，以此为制定应对方案提供科学依据。①Dawei Chen and Hanzhi Tian,“Behavior Based Safety for Accidents Prevention and Positive Study in China Construction Project”,Procedia Engineering,vol.43(5),2012,pp.528–534.

在社会学与政治学研究领域，学者同样对该群体状况做了学理性研究，大致围绕“国家—社会—市场”的理论框架对他们的生活及生存状态进行了讨论。最初对该群体的考察，是将其纳入农民工群体进行描述，比较多地集中在“社会流动”的话语体系中。②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13—36页。以流动为中心视角的研究主要探讨了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以及如何维护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利和社会保障问题。③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55—61页。这种视角是重要的，但对于深入了解这个群体仍显不足，研究更应关注该群体的劳动过程以及“工厂体制”对他们的塑造作用，将其拉回到工作现场以及生产中心的场域中来，以理解他们的处境与行动能力。④迈克尔·布若威著，李荣荣译：《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从生产中心与劳动过程视角，现有的研究主要有“关系论” “阶级论”两种不同观点。

持“关系论”的学者认为，在工地现场，工人与工人、工人与管理者之间普遍存在着老乡、亲戚等私人关系，从“关系”的角度研究了现场工地的控制与反抗情形。⑤周潇：《关系霸权：对建筑工地劳动过程的一项田野研究》，清华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作为工作场所的一种权力形态，“关系论”比较贴切地说明了工人群体内部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存在既生产了工人的忠诚，也约束了他们的不满。⑥马洪君：《关系霸权：劳动过程理论研究的新视角》，载《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106—110页。“强—弱关系”的区分调适了装修工人群体间的关系平衡，塑造了他们的互动框架与行动逻辑，⑦陈士玉：《“强关系—弱关系”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的业务获得》，华东理工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持续的互动联系反过来促使农民工群体间的关系网络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⑧李怀、李强：《农民工求职关系网络的再生产——基于对兰州市江苏籍装修工的案例分析》，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100—106页。这一观点受到持“阶级论”观点学者的质疑和批评。他们主张应该将阶级分析重新带回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以此切实反映城市农民工群体的现实处境。⑨陈周旺：《工人政治再释义》，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81—87页。现有文献表明，进城农民工处于从属于“资本”和从属于“制度”的双重从属状态下，⑩潘毅、卢晖临、张慧鹏：《阶级的形成：建筑工地上的劳动控制与建筑工人的集体抗争》，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5期，第5—26页。即一方面资本剥夺了他们的劳动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划分使得该群体必须遵从国家制度的管制。⑪郭宇宽：《“包工队”模式再认识：合约性质、制度约束及利益相关者》，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6期，第132—141页。简言之，“阶级论”学者认为，“关系论”学者把维权行为降格为劳资纠纷，从而模糊了与劳资冲突之间的界限。①陈周旺：《一个世纪的悲歌——图绘中国工人政治史》，载《复旦政治学评论》，2016年第1期，第96—112页。

综上，对从事装修类行业的工人群体的研究已吸引了诸多学科的探讨，但是这些研究多数可以归纳为装修工人群体被动地受制于城市施加于其的结构性约束，对装修工人群体如何主动性地融入城市则鲜有着墨。现有研究虽从职业疾病、不安全行为、体制约束、阶级论等视角展开分析，但忽视了他们作为工人所具备的主观能动性及主体性因素。工人并不是被动且缺乏主体性的群体，他们也具有一定的抗争能力。②刘东旭：《流动社会的秩序：珠三角彝人的组织与群体行为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那么，面对制度分割和权益受损，装修工人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融入城市，成为被配置的劳动力？此外，既有文献中的亲戚、朋友等“关系论”的研究仅局限于群体内部同质性的人际关系，没有提供装修工人群体自主性融入的解释机制。

故欲解释装修工人群体的自主性融入，需要回归到工人的工作现场以及生产中心的场域中去，从制度结构以及工人所处情境进行综合分析。笔者于2022年7月至9月底，深入接触并采访了部分上海装修工人，该群体包括木工、水电工、泥瓦工以及各种设备安装工人，访谈人员共计三十余位，并在之后对其中部分工人进行了两次回访。通过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笔者收集了较为充分的第一手资料。本文立足于实地调研资料并结合相关统计数据，从装修工人的具体劳动过程及其所面临的社会结构约束入手对本文提出的问题展开分析。宏观的结构和制度分析在研究装修工人群体的过程中自然必不可少，但个人行动能力也是了解这个群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基于此，本文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与分析，一方面从社会阶层结构、用工制度结构、性别结构方面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则从该群体的专业赋能、工作现场关系、用工灵活度进行探讨。笔者通过深入观察上海装修工人样本，希望能够以小见大，提炼出一些普遍性的特点，从而理解装修工人群体在对所在行业有诸多不满的情况下仍能主动融入城市的行为逻辑。

城市化进程推动了装修工人从农村涌入城市，他们离开了乡村社会的熟人圈，脱离了原本农村人情社会所构建的关系网络。但他们并没有根植于城市的固定位置，而仅是被抛进劳动力市场。

（一）社会结构：向上流动的阶层束缚

阶层研究是社会结构研究中的核心议题。现有研究以所占有的财产、获得的教育、技术和劳动力为基础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依据，③Anthony Giddens,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y,London: Hutchinson &Co.Ltd,1973,p.103.并以此作为衡量个人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因素。④刘欣：《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一种权力衍生论的解释》，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101—114页。在知识经济时代，学历是社会地位划分的一个重要依据。⑤Xiaowei Zang,Educational Credentials,Elite Dualism,and Elite Stratification in China.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Vol.44(2),2001,pp.189–205.

从表1可以看到，全国从事建筑类行业的人员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比超过75%，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部分仅占两成，整体结构特征为受教育程度低。大多数装修工人学历不高，文化程度低，在劳动力市场的职位选择机会十分有限。

表1 全国建筑类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表（2021）（单位：%）

“我初中都没读完就不上学了，现在你看哪里有地方招我们这种年纪大又没有读过什么书的人啊！你们读了书的费脑力，我们没读书的费体力……”（受访者编号：20220920L）

在城乡移民的过程中，装修工人群体从农村到城市不仅是因为农村经济收益低，就业岗位少，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更重要的是他们相信“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能够获得更多机会和改善生活的可能。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早已被划分为初级市场和次级市场，初级市场大致可以概括为工资高，就业稳定，工作环境良好，而次级市场恰恰呈相反特征。①严善平：《人力资本、制度与工资差别——对大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载《管理世界》，2007年第6期，第4—13页。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及生产资料的区别和差异将劳动力划分为高级非体力阶层、一般非体力阶层和体力劳动阶层。②李路路等：《固化还是流动——当代中国阶层结构变迁四十年》，载《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6期，第1—34页。然而，无论将装修工人归为农民身份还是工人身份，他们都被固定在体力劳动阶层。在现有的社会分级评价体系中，收入和地位是与等级结构关联的，晋升的空间和速度也与等级位置有关。虽然装修工人可以辗转多个建筑工地，兼做不同工种，但是装修工人的技术难以被客观量化和进行等级评定，无论他们从事哪个工种或身兼数职，他们始终被安置在同一性质的位置，晋升渠道狭窄，难有继续向上流动的 空间。

（二）分包制：用工制度的约束

目前中国装修行业的用工制度是一种雇佣制的类型，“分包制”使装修工人群体陷入了劳动关系缺失的尴尬境地。当下中国劳务承包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分层承包”。③任焰、贾文娟：《建筑行业包工制：农村劳动力使用与城市空间生产的制度逻辑》，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12期，第5—23页。无论所在区域、建筑类型抑或资金属性如何，第一线的工作基本都是由实际的承包队伍来完成的。数以百万计的外来务工人员一般是通过私人承包商进入施工现场，在承包商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施工作业，并从承包商处获得报酬。经过层层分包后，开发商处于顶层，装修工人处于最下层，中间涉及建设单位、劳务公司、包工队等多个 层次。

在分包制结构中，开发商位于整个结构的最上端，是建设工程项目的发起人，通过招标等形式发包给一家或多家建筑公司。建筑公司承接项目后会把任务支解并分给其他建筑公司，后者进而分包给劳务公司或者组织健全的包工队或装修队。因部分包工队不具备建筑资质，所以也可以采取“挂靠”的形式安排在有资质的劳务公司之下。图1所示意的是最简单的结构层级图，根据项目规模、复杂程度还可以划分为更多的层级。

图1 分包劳动体制结构图

装修工人大多与装修队长建立直接的联系，但是由于装修队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企业，属于《劳动法》的一个盲区，因此装修工人无法按照劳动法的规定拥有按时获得工资以及享有“五险一金”之类的劳动权益保障。笔者曾对这些装修队伍为什么不成立公司产生疑问，他们扎根这个行业多年，能单打独斗拉出队伍的包工头是有充足建筑行业经验和丰富人脉资源的，但笔者所接触的一位装修队队长耿师傅这样回答：

“门槛太高了，而且申请报备的资料太多了。我是个干活儿的人，这么多弯弯绕绕难搞明白的……再说成立个公司的话，我管人的成本就上去了呀，还要给他们另开工资，划不来的！”（受访者编号：20220728G）

据《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简化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部分指标的通知》规定，建筑业企业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必须达到以下标准：一级资质标准企业的净资产要达到1亿元以上，二级则是4000万元以上，三级则是800万元以上。此外，一级、二级资质标准的企业都必须在五年内至少接受两类工程核检，并且质量合格。而对于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施工劳务企业，上述规定均在企业资产、主要人员、工程业绩等方面有严格的要求。由于国家严格的监管和资格限制，施工单位的经营成本和达标门槛较高，导致施工队队长及其工作人员很难在现行的标准下成立有资质的企业，而只能通过“挂靠”，或通过私人关系来完成业务，形成所谓的层层分包特征。但是“分包制”下的工人劳动权益保护难以落至实处，包括装修队队长自己在内的劳务团队均不能享有正式职工的身份而无法受到《劳动法》保护。

“我也想买社保啊，但是（年纪大）没法买了。我就只好去买保险，前几年有人推荐我买了个保险，当时花了我六万块钱呢，后来发现我是被骗了，气得我都病了一场，后来我就去闹才拿回来两万块钱。”（受访者编号：20220806L）

当被问及为什么十几年前自己不缴纳社保费用时，他坦言：

“没读过书，不懂这些的呀，也不知道在哪里交。后来听说了，但年纪大，快50了，就算干到退休年龄也拿不了多少钱……所以我还是趁自己还做得动多攒点钱吧。”（受访者编号：20220806L）

分包制下的劳动权益难以得到法律意义上的保障。装修工人并非不想通过社保享受劳动保障，但是受制于受教育年限短及不懂法律的局限性，他们被划分至出卖体力劳动的次级市场，成为纯粹的待售劳动力。他们期望通过付出劳动力获得更多经济回报，以此填补晚年经济保障上的缺失。

（三）性别视角：家庭责任的结构性约束

社会文化传统赋予男女两性不同的角色期待和行为规范，①何明洁：《劳动与姐妹分化——“和记”生产政体个案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第149—176页。这一点在男性装修工人群体中格外显著。从事装修行业的工人多以男性为主。②李大君：《“高薪”下的艰辛——建筑工人生存状态调查》，载《建筑》，2014年第4期，第6—25页。以往研究更多是将注意力放在工人群体的社会底层地位上，而忽视性别结构对个人行为的塑造作用。③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13—36页。如果从性别角度来考察这一职业的话，传统观念中的家庭责任感支撑了男性装修工人外出从事强度大、忙累脏的体力活。

经济问题是这个群体面对的主要难题。对于他们来说，建房娶妻和挣钱养家是头等大事，所以在任何施工场地，男性工人奔波于尘土飞扬中的形象很常见。笔者在与瓦工刘师傅共桌吃饭的过程中得知，他是江西人，来上海务工谋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满24岁，小儿子也已22岁，两人均已达到谈婚论嫁的年龄。说到两个孩子，他脸上总是洋溢笑容，但是提及提亲彩礼，他又略显担心。父子代际关系最纯粹的连接点是如何养家糊口、延续下代，养儿防老、终得赡养是他们对下一代男性的期望。同桌的另两位装修师傅来自江苏，均只有一个女儿，他们打趣说：

“你这是两个‘建设银行’呀！我们家里是有个‘招商银行’在呢！”“不过两个儿子，到你老了的时候有福享哩！”（受访者编号：20220816J）

不难看出，在传统社会观念中，人们对男女分工有着不同的角色期望，而在装修行业，具体到施工现场，则可以看到男性工人体现出的“男性气概”和责任心。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人生中必须要完成的事情，也是整个家庭所赋予的期待和使命。已有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他们的“流动人口”身份和社会底层地位的实际处境上，而忽略了性别结构对其的关系束缚。④杜平：《男工·女工——当代中国农民工的性别、家庭与迁移》，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 11页。从家庭责任的角度来看，他们作为男性在性别分工中需要承担“砥柱”角色。在数次交谈中，受访人多次给笔者播放家里人的视频并说：

“儿媳妇在家带孩子不容易，家里两个孙女很可爱，每次看到她们啥苦啥累都没有了，现在辛苦点都是值得的！赚了钱过年回去就好好陪陪孙女儿！”（受访者编号：20220821L）

由此可见，性别角色赋予的家庭责任期待使得男性装修工人仍会接受这份辛苦劳累的工作，即使身处劳动力市场的底层。

装修工人被纳入市场关系的网格中，长期以来经受社会阶层结构、用工体制及家庭责任约束，但是他们仍选择留下来，其身影在城市中随处可见。如果没有相关的机制影响或者他们本身对工作的认可，那么这个劳动职业也不会持久。本文发现，技能“受尊重”、社会关系“信得过”以及转岗“灵活性”在其中起到重要连接作用，有利于装修工人群体自主性地融入城市。

（一）“受尊重”：装修工人群体的自主融入

职业技能是专业能力与劳动经验的综合沉淀。在装修行业中，凭借专业技术的积累与提升，工人能获得群体身份认同感以及对所处社会的融入感，这些反过来又将提高其从事生产性活动的能力。

大多数装修工作需要工人具备一定的技术知识，依照具体流程来实施和操作，缺乏实践经验的人员很难胜任相关的工作。有丰富经验的工人随同指导施工是较为常见的事情，这就体现在装修工人群体年龄结构上的偏老龄化。加上近年来从事装修行业的人员总体数量越来越少，有能力的装修工人更显“金贵”，一般都被称为“师傅”。在其成员内部也有论资排辈的认证，甚至有地域等级的划分。

“搞我们装修行业的，也是有说法的。总体来说呢，我们南方的工人做活更细致点，北方施工队粗糙点。论手艺精细活儿，最先开始是广东工人技术了得，后来就是我们江苏师傅做工好了，后来居上了。安徽的施工队都是捡着我们的小活儿碎活儿来做的，那种高难度施工的能力他们是没有的，得看着我们做，所以他们（拿钱）也拿不了大头！”（受访者编号：20220820Z）

这种行业内部的资历认可以及省际地域划分，无形中给装修工人带来了属地认同感和身份归属感。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是其融入所在社会的根本。①崔岩：《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第141—160页。笔者曾问过他们是否愿意接外省的活，但大多数表示：

“一般在上海的工人不愿意出上海，不愿意去外地……不方便，累呀，你去外地也找不到人啊！”（受访者编号：20220803G）

另一方面，专业技能带来的认可度及身份认同感，有利于装修工人更好地融入城市。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素质不断提高，虽然装修工人社会地位比较低，但是他们并没有感觉在工作中受到他人的歧视，抑或与周围的人是不平等的关系。相反，因为术业有专攻，业主不懂装修行内的技巧和要害，担心出现以次充好的情况，所以业主一般都会“客气地讨好”装修师傅。在6月至10月装修黄金期，房屋业主更需要配合装修工人的时间安排，此时可谓“装修中的卖方市场为显”。因为气温高，甲醛容易挥发，七八月份尤为装修黄金时期，所以业主大多会选择这个时间段装修。另外，由于2022年上半年上海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原本预定的装修工作滞留堆积，装修队伍的时间需要一再 约定。

“装修是有先后程序的，上一步的工作没有做完，下一步是没有办法展开的，有时候你约了安装工人，但是之前步骤的水泥工人突然爽约了，你又得重新协调两方时间……催到自己都没有脾气了，随缘吧！”（受访者编号：20220902W）

综上，虽然制度上的城乡二元户籍划分是造成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的根源，但是在装修行业中，凭借专业技术和地域所属，工人从群体中获得的身份认同感及其对所处社会的融入感，都会提高其从事生产性活动的能力。有研究表明，对城市的认同感与农民工流动意愿呈显著负相关，②王志涛、李晗冰：《身份认同、个人技能与农民工返乡意愿》，载《经济经纬》，2021年第3期，第34—43页。这意味着认同感程度越高，向外流动的意愿越低。身份的认同感有助于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增加，反过来这种增值性生产活动又增强了其对身份和地域的认同，从而逐渐实现与当地社会“群体性共存”的过程，①刘玉照：《“移民化”及其反动——在上海的农民工与台商“反移民化”倾向的比较分析》，载《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7期，第22—25页。因而能更主动地融入城市生活。

（二）“信得过”：社会关系的再搭建

装修工人群体从农村涌向城市，与传统乡村社会关系脱离，但是在城市中，他们依血缘、地缘甚至业缘的关系重新建立起同圈层的社会关系网络。这样的社会关系网络给管理者的权限划定了界限，也给装修工人搭建起彼此庇护的屏障以及组织抗争的壁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同圈层的社会关系强化了工人的自我保护能力。

在施工现场，笔者观察到在给装修队长效力之前，装修工人几乎都和装修队长已经熟识，并且建立了比较亲近的关系。“全包”和“半包”是家装常见的两种方式，前者是指主材、辅料等都是由装修方负责购买，业主只需要和装修方协商好价格并参与审核验收等事宜。后者的主材都是由业主自己负责购买的，其他部分则是由装修公司/装修队负责购买。但是，无论“全包”模式还是“半包”模式，装修队长都能迅速找到对应的工人，甚至现场拨通电话约定工期。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建立在彼此之间的情谊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装修队长之所以对他们寄予厚望，是因为看中了先前共事经历中他们体现的能力、技术和人品。

比如笔者一直跟踪调研的李师傅，他本人是水电工出身，经人介绍于2022年8月份接单一家业主的“半包”装修业务。当业主问及是否有柜门定制的推荐人员时，他当即电话联系某工人，该工人于当天下午赶至现场进行了测量。

“我和他认识十几二十年了，很熟悉了，他做事抓得紧呢，你只管放心吧！”“他我是信得过的，材料用的都是好材料，兔宝宝牌子的环保的。你这个到门店做的话同样材料的起码得多花一半钱！”（受访者编号：20220817L）

“材料好”“只管放心”“信得过”都是在装修队伍正式入场之前做出的判断，因此他们并非依靠对当下情形的判断，更多的是根据以往的共事经历所产生的信任，这种信任在之后的劳动过程中将再次得到强化和巩固。

“我们一定要找手艺好的师傅，那种随叫随到随时有空的师傅，我们不会要的！上次我给人家约的那个油漆师傅手艺了得，等了很久也值得。”（受访者编号：20220817L）

“我们合作的都是认识多年的熟人了，和我们不同调的，我们也不会和他们共事。”（受访编号：20220817G）

因此在这个群体内部，原有的人际关系、工作中产生的信任以及相互之间的恩惠在他们之间形成对彼此的理解和支持。即使是在遇到意外危险情况时,这一点也依然成立。

来自安徽的罗师傅在上海做装修队长承包房屋装修类的小规模工程。本来计划2022年上半年动工好几个项目，但是因为疫情原因只得作罢，停工了好几个月。在疫情缓解之后，罗师傅队伍中的一个工人意外去世，项目没有完工原本是不需要支付所有工钱的，但是罗师傅出于道义，把剩余工资全部给了该工人的家属，还帮助争取另外的权益，正准备咨询相关律师。

“没办法呀，交往也很久了，一直跟着我做的……怎么能不管呢，又是一个地方出来的（老乡），认识很多年了，他老婆孩子我都知道的，得帮忙啊……”（受访者编号：20220721L）

一般情况下，装修队长和他所带领的工人之间并没有书面合同，大多以口头上的承诺来界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当遇到外部风险导致工程协议很难履行时，双方往往不会让单独的一方来承担责任，而是选择合作形式来寻求解决方案。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装修工人群体内部存在着某种相互信任和共同协作的关系网络。这种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为他们在充满外部风险的市场经济中提供了一些难得的“庇护”空间。

（三）包工头—工人多头关系：灵活性的转“岗”

装修队长和工人都具有主体的“灵活性”，装修工人群体在施工过程中也对此加以策略性运用。与上述分层打包制不同的是，装修队长对装修工人一般采用安装“计件制”或者施工“计天制”。所以，装修团队成员变动的灵活性较大，同一个工人可能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包工头手下工作。这种灵活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表现在工作地点上，即装修工人可以同时在多个施工场地自由转岗，在一定区域内的流动性较大，工作地点较为灵活。身为包工头的申师傅对装修工人的自由转岗也表示为难，有时候只得由申师傅亲自上场装置设备：

“我也难呐，我想让他们（指工人）明天来给你上门安装，但是他们也不是只在我这里做活的，别的包工头叫他们也去的。如果我专门养着一批人是办不到的，万一接不到活，我也开不起固定工资。”（受访者编号：20220830S）

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工作时间的灵活性。上海市明文规定：“装修时间只能限于工作日的早上八点至中午十二点，下午两点至六点，其余时间则不允许发出有敲打声的噪声。”这种规定不单是保障小区居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保护了装修工人的作息时间，设置了其工作时长的上限。对于“计件制”，部分装修工人甚至可以在政策允许的时间范围内，自行调配时间入场施工或者安装。

这种“多头制”的关系允许了弹性空间的存在。承包方可以避免经济不好的情势下仍需支付工资的困境，由此降低外部风险；
对于装修工人来说，灵活性则意味着不受制于单一的工头，可以实现“能者多劳”，自主接揽更多的业务以增加收入。

结构性约束和自主性融入两种机制的运行共同铸造了装修工人群体的生存状态。装修工人随着改革开放的洪流从农村涌向城市，脱离乡村熟人社会圈而卷入城市劳动力市场。踏入城市后，城乡体制结构上的差异让他们难以得到普通工薪阶层应有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其次，装修工人所处阶层的结构局限性使他们主要以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换取收入，家庭责任感赋予男性的角色期待也让装修工人群体迈进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市场中。

在这一背景下，装修工人群体也展现出他们的特殊性。专业技能带来的身份认同以及对城市的融入程度、社会关系网络的再搭建、工作地点和时间的流转灵活度为装修工人群体提供了城市里的“庇护空间”。专业技能给工人群体自身所带来的认同感和身份归属感以及业主给予的尊重，使之能更主动地融入城市生活。其次，基于信任、恩惠与理解，在施工过程中，工人之间所形成的同圈层社会关系无疑也有利于装修工人群体自我保护能力的建立。此外，分包制虽然模糊了劳动层面的法律关系，但是包工头与工人之间并不是强制性的依附关系。在上海，同一个工人可以给多个承包商干活，时间安排和工作地点的灵活性给予了他们更多的活动空间。随着以自我保护为导向的机制与组织的产生，这些因素使得装修工人群体产生一种适应感和融入城市的自主意识。

虽然“社会融入”机制能为装修工人提供一定程度上的保护，但从制度层面如何有效保障该群体的劳动权益还亟待解决。首先，政府应通过对现行用工制度的改革，实现装修工人身份的转变，使其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①刘玉照、苏亮：《社会转型与中国产业工人的技能培养体系》，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25—32页。从而达到城乡间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更好地实现农村剩余年轻劳动力的有效转移。②陈周旺：《工人文化与重塑中国“工匠精神”》，载《工会理论研究》，2016年第5期，第4—11页。其次，尽快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装修工人合法权益，健全装修工人培训管理机制，明晰其从青年到老年的职业发展规划与路径，让他们可以有较为明晰的晋升空间。最后，通过推进完善装修工人技能认证制度措施，提高其社会地位，进一步增强装修工人的认同感和尊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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