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双重鸿沟”与跨越

刘传江，刘思辰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6 2.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3.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当今社会，数字化信息资源与物质型资源同等重要，是支撑现代化经济发展的两大资源支柱。经济发展理论认为，大数据是继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之后的第五经济要素，通过网络配置数字化资源是除了计划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外的第三种资源配置渠道[1]。数字化资源的泛生性、开放性、流动性、普惠性和虚拟性特征意味着并非人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共享均摊，其供给、获取、使用和开发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和个体差异。数字鸿沟造成的差别在中国已经成为继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三大差别”之后的第四大差别。农民工因其成长背景和受教育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居民，成为信息化社会中承受数字化资本贫困的弱势群体乃至“数字难民”，微观上直接阻碍该群体自身的市民化与个人及家庭的发展，宏观上成为困扰解决“三农”问题、乡村振兴和城乡协调高质量发展的新难题。

改革开放以前，受制于计划经济体制及城乡二元户籍等制度安排，中国出现了壁垒森严的乡城分割和人口迁移障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加快，乡城人口流动规模与日俱增。然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依然存在。乡城之间在社会、文化、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2]，将农民工排斥在城市传统体制和主流社会之外。近年来，“显性户籍墙”的制约作用随着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而逐渐弱化，但依附于户籍制度的种种福利待遇所形成的“隐性户籍墙”仍从教育、卫生、就业、住房、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将农民工排斥在城市资源配置体系之外[3]，这在事实上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乡城鸿沟”，迫使农民工成为城市中常驻的“外来人”或候鸟式的“迁徙人”。

进入21世纪，伴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传统时空日渐被新的技术范式所取代，社会主导资源逐步转向基于知识化和信息化的数字技术型流动、交易与配置。尤其是近年来以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产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和通信技术催生了数字经济化和经济数字化，并凭借其处理信息的高效性、供需匹配的准确性以及交易成本的低廉性等优势蓬勃发展[4-5]。与此同时，人们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并非具有同质性和普适性，其需要一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作为保障。数字经济无论是在参与机会、使用机会上，还是发展结果的分享上，都呈现出显著的“数字化门槛”及其数字化门槛效应。在方兴未艾的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经济范式下，个体和群体的线下资源禀赋差异不仅会投射到线上，而且经过投射过程中的“出局效应”或“乘数效应”，数字化参与和融入的产出结果会呈现出显著的“马太效应”，其根源即数字鸿沟。在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下，乡城各种资源配置呈现出非平衡性，农民工普遍受教育水平和综合技能水平较低，70%及以上的农民工学历仍为初中及以下(1)国家统计局. 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 (2021-04-30)[2022-04-30].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4/t20210430_1816933.html.。由此，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在数字信息技术的使用程度和使用技能上呈现出差异。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本文经过统计识别出的农民工网络接入和网络使用程度介于农民和城镇居民之间，且农民工利用网络主要从事社交和娱乐活动，从事学习、商业活动、工作等频率仍远低于城镇居民，如表1所示。

表1 农民、农民工、城镇居民网络接入和使用差异

沉浸于城市经济活动与生活之中的农民工因处于数字鸿沟的“风口浪尖”而成为被动感受数字化“风口”的前沿群体，同时成为数字鸿沟挑战的第一批承受者。农民工尚未跨越传统体制构筑的乡城鸿沟，新的数字鸿沟又来势汹汹，二者互动衍化，形成并强化了“双重鸿沟”，扩展和提高了市民化进程中的障碍,如图1所示。

图1 数字化时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双重鸿沟”

(一)农民工的“原生性数字鸿沟”与“衍生性数字鸿沟”

自20世纪70年代Tichenor等[6-7]先后提出“知沟理论”(knowledge gap theory)和“信沟理论”(information gap theory)，关于知识和信息的社会阶层差距研究得到广泛关注。在互联网时代和21世纪来临之际，该方面研究的关注点越来越集中于“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随着互联网发展与应用的泛化和深化，不同用户所掌握的数字化技能层次和运用能力与数字社会的期望要求呈现不同的层次性差距。当今农民工面临的“数字鸿沟”(i级数字鸿沟简称DDi)，简单地说，就是不同农民工个体或农民工亚群体在是否使用现代信息技术以及应用广度及深度方面，与数字化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存在的差距。

学术界通常将“数字鸿沟”的表现描述为ABCD四个方面，即互联网接入与使用渠道(access)、基本的数字化技能(basic skills)、网上内容(content)和个人上网的动机与兴趣(desire)[8]。这种分类稍显粗略，本文按照其功能性质进一步将数字鸿沟及其跨越层级按照由浅到深的程度分为五个层级：一级沟，即网络接入沟(DD1，是否接入使用互联网)，没有接入者的数字化素养值可标记为0；
二级沟，即信息收发沟(DD2，是否会基本的网上信息收发技能)，会用者的数字化素养值可标记为1；
三级沟，即信息搜寻沟(DD3，是否会开展目标信息搜寻和加工处理技能)，会用者的数字化素养值可标记为2；
四级沟，即网络管理沟(DD4，是否会使用网络从事专业管理技能)，会用者的数字化素养值可标记为3；
五级沟，即网络创新沟(DD5，是否会借助互联网进行专业研究设计、商业性创业或研发创新活动)，会用者的数字化素养值可标记为4。这五级鸿沟均是对农民工触网用网情况的直接刻画与归分，因而称之为农民工面临的“原生性数字鸿沟”。数字化素养值越低，其所需要跨越的数字鸿沟级别越高，面临的数字化鸿沟相应越深。

根据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6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达71.6%，农村地区普及率只有59.2%，农村地区仍有40.8%的人没有使用互联网，无法享受同等的数字经济效益。农民工整体的“触网”水平高于农村而明显低于城市，而且“触网”的农民工绝大多数只会收发QQ/微信信息等简单的操作，极低比例的农民工能够使用互联网开展目标信息搜寻和信息加工处理。“社会质量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研究”课题组于2016年1—3月对深圳、东莞、苏州、厦门四个城市的农民工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农民工使用互联网最多的前两个用途是聊天和看新闻，会使用互联网进行网上回帖、网络教育与培训、网络销售的人最少，位列最后三位[9]。根据上文对不同级别数字鸿沟数字化素养的赋值，农民工群体的互联网素养值明显低于1，而许多大学和高新技术企业员工的互联网素养值大于3，差距明显。

不过，人们关注数字化鸿沟的价值或着眼点不在于“原生性数字鸿沟”本身，而在于其引发的“衍生性数字鸿沟”，即“原生性数字鸿沟”的存在会导致人们在经济活动、社会及个人发展过程中面临数字化“就业(创业)鸿沟”“交往鸿沟”“财富鸿沟”和“权利鸿沟”等。“原生性数字鸿沟”越深，面临的各种“衍生性数字鸿沟”越深，跨越与弥合的难度也越大。

(二)农民工的“衍生性数字鸿沟”与“数字化资本缺失”

数字鸿沟的表现和影响体现在不同层面。在区域经济层面，经济数字化浪潮下的数字鸿沟扩大会加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形成难以逾越的“财富沟”。财新智库提供的中国区域数字经济指数表明：2012—2018年，中国东部地区数字经济指数从0.245提高到0.595，中部地区从0.074提高到0.376，东北地区从0.097提高到0.343，西部地区从0.062提高到0.330，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2)数据来源于财新智库(中国数字经济指数)。。数字技术的广泛和深度使用带来经济运行环境与生产和交易方式的广度数字化和深度数字化，这具有显著的累积循环放大效应和乘数效应，乃至有时可能出现几何级数效应。在原本就存在较大发展差距的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相对富裕的东部地区和群体更容易及早融入数字经济体系，而且会享受最新的便捷高效的信息通信技术(ICT)所带来的“数字化红利”。广大中西部地区总体上信息化水平及经济数字化进程滞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从而扩大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财富生产与分配过程中的差距[10]。在地区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数字鸿沟的扩大不仅会阻碍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导致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形成数字化的“权利沟”和“知识沟”，还可能因为数字化公共服务建设拉大地区间的发展差距，降低公共服务的普惠性，进一步加剧地区发展不平衡，强化社会不公平感。此外，电子政务主体自身信息产量以及信息挖掘技术的差异会导致信息不对等、不同政府部门信息平台相互排斥、难以实现有效数字化协同，从而使各个政务主体陷入“信息孤岛”或“信息烟囱”[11]等，这些情形在农民工主要来源地的中西部地区往往尤为突出。

在本文重点关注的个体层面，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导致农民工和市民共享数字化红利的机会不平等，这是造成农民工数字化素养低下和数字鸿沟深化的现实土壤。农民工整体上的低数字化素养和个体上的低异质性差异形成的“双低”状态是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地区数字鸿沟映射在个人层面的直观结果。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工较城市居民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农村居民具有更深更宽的“原生性数字鸿沟”以及因此带来的全方位的“衍生性数字鸿沟”。从年龄结构看，尽管老年人的数字鸿沟广度和深度较处于劳动力年龄段的农民工更为显著，但他们绝大多数人已经退出了生产经营活动。面向老年人的数字化生活终端产品设计简单、容易操作即可。而农民工数字鸿沟的深化与宽化使得他们与实现市民化所需的多维度资本禀赋差距较之前越来越大。在农民工这一群体内部，数字鸿沟也存在差异。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7年在北京、上海、武汉、郑州、广州和南昌6个城市完成的1 409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表明：“90后”农民工使用QQ/微信比例达98.76%，“80后”农民工的这一比例为95.65%，而“80前”农民工使用网络社交媒体的比例只有66.40%。新生代农民工使用网络社交媒体的整体水平更高，对互联网相关信息的学习和掌握能力要强于第一代农民工[12]。不同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以及不同区域的农民工的网络规模与网络密度差异统计结果见表2。一项此前对农民工集中度最高的广州、东莞、深圳3市的调查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移动互联网相关功能的使用还限于沟通交流和休闲娱乐方面，在内容接入方面存在较严重的障碍[8]。

表2 不同群体农民工网络结构、网络规模及网络密度差异

总体上，在21世纪初期，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是他们拥有的传统资本禀赋(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财力资本、权利资本)缺失[13-14]；
近年来，他们又出现了新的“欠账”，即数字化能力贫困，包括数字化人力资本缺失、数字化社会资本缺失、数字化财力资本缺失和数字化权利资本缺失，如图2所示。在数字化社会中，后者的缺失还会严重制约前者的提升。

图2 农民工数字鸿沟与市民化能力贫困

根据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capacity povery)理论和“可行能力”(capabilities)理论，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权利的剥夺。公共政策和社会供给不仅是出于社会公平的需要，而且能够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率[15-16]。农民工的数字鸿沟带来的数字化贫困就是客观上数字化分享机会不平等和因此导致的主观上分享数字化红利能力低下，包括数字信息获取能力、数字信息供给能力以及数字信息应用能力的低下[17]。这种“被剥夺”的深远后果就是与现代化隔离，进而沦落为信息化的“边缘人”“局外人”和“数字难民”这样的新弱势群体。闫慧[18]研究认为，数字化贫困包括八个核心要素，即数字化物质实体、数字化服务、数字化心理、数字化能力、数字化努力、数字化社会规范、数字化社会支持和数字化影响。据此，其根据数字化贫困现象的典型特征，以八个核心要素为维度进一步将来自农村的数字化贫困人群细分为物质匮乏者、数字化文盲、脆弱的贫困者、孤独的贫困者、懒惰的贫困者、抵触的贫困者、徒劳无益者和数字化赤贫者，并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四种属性研究数字化贫困[13]，这与本文将农民工的贫困区分为财力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权利资本缺失的观点不谋而合。

经济、产业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升级和重构，劳动力也需要进行相应的升维或升级。企业不能在旧的“地图”上构建新的“大陆”，在生产力升级以后，必须构建配套的生产关系来适应新的生产力。就像人类进入汽车时代后不再需要马夫或拴马桩，而是需要规模化培养司机与新建停车位。在经济快速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企业乃至社会亟需的不再是能够吃苦耐劳或者廉价、可早晚加班的传统农民工，而是需要助推数字化转型、打造互联网生态体系、管理企业互联网平台营运，为数字化转型提供解决方案，并促进产业领域的科研技术创新发展的数字化技能人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农民工人数达29 251万人，规模如此庞大的农民工面临的数字化资本贫困除了阻碍其自身的市民化进程及其个人、家庭层面的发展外，其集合体作为中国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的劳动力主体，如果不能尽快跨越数字鸿沟，提升数字化能力，将势必在地区和国家层面拖累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数字化转型。

以经济数字化背景下不同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供求为例，转型过程中会出现处在不同数字鸿沟位置的劳动力供给金字塔型结构与需求倒金字塔型结构的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2021年3月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显示，数字化知识的掌握以及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能力与人们的受教育水平高度相关，如图3所示。农民工因其文化程度主要处于文盲半文盲、中小学文化两个水平，相应的数字鸿沟处于DD1级和DD2级，大学本专科生的数字鸿沟绝大多数处于DD3级或DD4级，研究生的数字鸿沟处于DD4级或DD5级。数字化时代，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结构与数字化人力资本供给结构均呈金字塔型，而不断深化发展的数字经济对数字化人力资本的需求结构呈倒金字塔型，如图4所示。

图3 不同教育水平人口的数字化素养得分注：资料来源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

图4 经济数字化发展面临的数字化人力资本供求结构错位

在工业化时代，二元结构导致乡城资源分布不平衡，继而形成了农民工市民化需要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财力资本和权利资本四大资本缺失，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身份的转变进程。随着社会经济生活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程度不断加深，不同群体对数字信息技术的占有和使用能力的差距形成了数字鸿沟，加剧了农民工数字化人力资本缺失、数字化社会资本缺失、数字化财力资本缺失和数字化权利资本缺失。地理上的乡城鸿沟和信息化上的数字鸿沟相互强化，从农民工就业、社会发展、心理认同、生活方式等方面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形成了合力的阻尼效应。

在经济学界，Romer[19]30-38最早提出增长阻尼理论(growth drag theory)，以描述有资源约束和无资源约束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随后，Duncombe等[20]运用阻尼理论分别从经济、社会、人口等视角分析了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的阻尼效应。国内学者刘骏等[21]围绕中国乡城数字鸿沟的现实情况，从经济、社会、人口三个维度构建了数字鸿沟对城市化阻尼效应的综合分析框架，并将阻尼效应定义为数字鸿沟所造成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出现的乡城人口流动放缓，农民工社会融入受阻等现象。已有研究虽然指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面临的数字鸿沟的阻尼效应越来越突出，但是研究视角仍较为单一，缺乏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对数字鸿沟阻尼效应根源性的追溯。本文基于中国乡城不平衡的社会现实和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将“乡城鸿沟”引致的农民工“四大资本贫困”和“数字鸿沟”引致的农民工“四大数字化资本贫困”置于同一框架，分析其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阻尼效应，如图5所示。

图5 “双重鸿沟”和双重资本贫困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阻尼效应

(一)劳动力就业市场上的分化效应

“双重鸿沟”和“双重贫困”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分化效应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形成。一是传统农民边缘化。在数字化技术逐渐融入农村产业的过程中，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化的农业生产导致农业用工数量减少，传统散户小农竞争优势下降，传统农民被淘汰的风险增加。加之农村所能提供的保障性福利不足，多数农民工处于半工半农的状态，成为回不去乡村也留不住城市的边缘性群体。二是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转型过程中，产业链、就业链与农民工群体脱节。在人口红利逐渐枯竭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通过要素重组升级与再配置引致的效率变革大量引发了“机器换人”[22]，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日渐式微，对农民工就业的吸纳能力逐渐衰退。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高新技术产业，对劳动者的素质及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大量农民工的技能、经验、知识结构与升级后的产业结构难以匹配，造成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局面。在此形势下，劳动力大量流向生产率较低的第三产业中的服务行业，中低技能劳动者的相对收入降低，出现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内卷化”。三是就业信息流通不畅。互联网的发展增强了就业信息跨区域的流通，提高了就业的匹配性。但是受制于数字鸿沟，农业转移人口难以通过网络获取就业与培训信息，多数农业转移人口就业仍依靠熟人介绍，信息渠道传统而单一，难以实现高质量的就业匹配。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通过互联网就业的仅仅占6.3%[23]。

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过程中，数字化技术作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含量更高的生产方式，会对原有普通且非熟练的劳动力产生就业替代。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会产生新的人才需求，所以数字经济在破坏就业岗位的同时也会创造新的岗位[24]。但是，数字经济对就业岗位的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存在覆盖群体的错位，这会进一步深化数字经济的社会分化效应。

首先，数字化技术所取代的岗位与创造的岗位需要的劳动力并非同一批人。数字经济对劳动就业的影响犹如“微笑曲线”，即在制造业产业链的上端(研发和设计等)和下端(售后服务等)会有明显的岗位创造效应，而在制造业产业链的中端(制造组装等)会有明显的岗位替代效应[25]。由此，数字化经济取代、毁掉的就业岗位和新技术创造的岗位，对人力资本和就业技能要求具有差异性。有研究表明，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生产需要大量中等技能水平的劳动力与之相匹配[26]，但是目前中国农民工群体低技能水平劳动力占比较高。《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86亿人，其中超过2.03亿的农民工教育水平为未上过学、小学和初中，占比71.1%。中国社会科学院2021年首次发布的中国居民数字素养调查研究成果《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显示，中国城乡居民数字素养整体平均为43.6分(满分为100分)，城市居民平均为56.3分，农村居民平均为35.1分。城市居民总体数字素养尚未及格，而乡城居民数字素养差距高达21.2分。从职业划分来看，农民的数字素养仅为18.6分，大大低于其他职业。显然，这种状况难以满足数字经济对高质量技术工人的需求。随着工业互联网和“机器换人”浪潮的兴起，“蓝领”和“灰领”岗位相对简单化的专业操作技术，极容易被机器取代，通识教育不足和专业化职业技术欠缺成为制约农民工在数字经济时代生存和发展的短板。

其次，被新技术取代的劳动力转岗后大多数面临就业质量下降、待遇变差的风险[24]。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企业用工成本上升的同时，数字化技术提高了制造业的生产效率，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由此，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涌现出“机器换人”的浪潮。《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5—2019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制造业从业人员平均每年按照6.7%速度递减，其中农民工是数字经济发展受到替代效应影响最为突出的人群，农民工在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比由2015年的31.1%下降到2019年的27.4%。农民工在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且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工资水平相比于第三产业的农民工工资水平更高，提高幅度更大。2020年农民工就业变化情况如图6所示。

图6 2020年农民工就业行业及工资变化注：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由此可见，大量劳动力向生产率更低的部门集聚，使得原有的传统产业具有更低的生产率，从而出现“逆库兹涅兹化”。这不仅导致了大量结构性失业，而且造成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降低。中国经济数字化方兴未艾，农民工的数字鸿沟如果不能缩小和“烫平”，就业“内卷化”趋势将越来越严重。

(二)社会发展差异的强化效应

“双重鸿沟”和“双重贫困”对城乡社会发展差异的强化效应有两方面体现。一是阻碍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近年来，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纳入信息化管理，但是乡城鸿沟和地区差距形成了社会保障的属地差异化和福利差异化。农民工自农村流向城市后，又受制于数字鸿沟，往往无法完成社会保障的接续。由于农民工自身信息技术使用水平的限制，通常不能在网上完成个人失业、养老、医疗保险等社保基金的跨省市缴纳与互认，也难以获取网络公布的社会保障信息，阻碍了社会保障在全国联网接续的实现[21]。雇主缴纳的部分社保基金在跨地区转移障碍中引致的“便携式流动损失”[3]，限制了城乡社保信息管理标准的统一，引发了大量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服务的缺失。二是强化了乡城教育水平的差异。城乡资源分布不平衡使得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城市。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虽然理论上为改善农村教学环境、增加农村居民学习机会和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提供了巨大的潜能，但是现实中数字鸿沟的存在却进一步将城乡教育差异从线下乡城之间转移到线上微观家庭之间。乡城家庭的数字化环境差异以及对网络的使用偏好和能力进一步强化了城乡教育水平的差异。受限于家庭氛围和对网络的使用偏好，农民工家庭较城市居民家庭普遍对网络上丰富的教学内容、先进的教学方法与实验条件等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得感不强，对网络教育资源投入的欠缺使得线上的学习效果差距不断增大。

(三)身份认同的排斥效应

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不仅要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还要对自我身份进行重塑，否则要融入城市无从谈起。“双重鸿沟”和“双重贫困”的存在则会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身份认同产生排斥效应。

首先，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交往“内卷化”。社会网络的构建是个人社会资本在网络平台上的重现和延伸。受制于社会资本、权利资本的欠缺，农业转移人口在网络上的社会交往仍主要以血缘、地缘形成的整合型社会网络为主，即利用网络主要是与老乡亲戚构建整合型社交网络，而与本地城镇居民建立的跨越型社会网络普遍不多，尤其是东部地区发达城市，农民工整合型社会网络规模和密度都要高于跨越型社会网络。即使是“80后”和“90后”农民工，具有相对较高的受教育水平，网络信息技术掌握得更为全面，较于父辈有更强的城市生活适应能力，网络结构提升了近30%，但在城市生活中网络规模和密度仍主要以整合型为主，在社会交往中往往是以情感为基础，交往空间狭窄[27]，互动最频繁的仍是家人、同乡、中小学同学这些乡村社会的成员。实质上，社会交往与个体所处的社会阶层以及在社会结构中的相对位置有关。教育程度、职业、自购住房、收入等个人资源、财富和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交往范围具有显著的影响。网络上人际关系的脆弱性难以拓展和维系跨越型社会网络，无法为农业转移人口的身份认同提供关系资本。农业转移人口往往受制于较低的人力资本及靠近底层的职业位置，社会交往“内卷化”严重。

其次，“双重鸿沟”和“双重贫困”的存在会在社会心态上对农民工产生身份排斥，农民工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社会差异感和社会距离感。城乡鸿沟导致公共服务存在差距，而数字鸿沟使得这种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民工这样的数字化弱势群体因为互联网设备、应用技能等方面不足，在日常生活中会处处受限，加大心理融入的难度。此外，在数字时代，由于个人经验的局限性，其对社会公平的感知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网络媒体披露的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参照群体变得多样化，信息获取的偏差会放大社会不公平状态，由此会增强被排斥感[28]。

(四)生活方式的固化效应

不少农民工特别是年轻农民工虽然渴望融入城市生活，但“双重鸿沟”和“双重贫困”的合力阻尼令这种愿望适得其反，传统乡城鸿沟所产生的二元社会结构在数字化时代更加固化，难以消弭。

首先，城市网络无处不在，数字化生活逐渐成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城市交通信息网络、医院自助挂号缴费系统、自助银行与信用卡网络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数字化设备和技能几乎成为人们出行、工作和生活的必需。数字鸿沟下，乡城居民生活方式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民工等数字弱势群体较以前更加难以融入智能化的城市生活，其所能享受到的社会公共服务资源被“数字化浪潮无形之手”进一步“挤占”和“掠夺”。

其次，“双重鸿沟”和“双重贫困”在文化生活上的差异具有固化效应。传统的城乡差异使农民工的文化娱乐生活较为单一，在数字鸿沟限制下，农业转移人口的娱乐文化活动越来越依赖手机，且倾向于娱乐、游戏、聊天等相关应用。基于CFPS 2018年的测算结果，农民工运用网络进行娱乐的频率不仅高于农民，同样高于城镇居民，但农民工对较为复杂的网页不具备操作能力，应用网络进行学习、商业活动和工作的频率仍较低。受限于数字化素养水平，农民工往往成为网络信息的被动接收者，难以辨别网络信息的真伪，加之害怕上当受骗而不敢使用数字化新平台和新功能，不会主动去搜寻有价值的网络信息并为自己所用，无力整理数据信息和挖掘大数据的价值。笔者采访一些农民工发现，不少人对智能手机等数字化终端乃至各种广告上面充满着他们看不懂、听不明白的信息化符号、概念和语言感到不知所措甚至恐惧，自认为是“数字难民”而怀念传统乡村生活。而与此同时，那些教育水平和数字化素养较高的城市人群，更善于利用网络去获取信息，拓展现实生活，开阔视野，谋求发展机遇。

最后，“双重鸿沟”和“双重贫困”对乡城收入水平和消费差距存在固化效应。第一，在传统乡城鸿沟背景下，城市中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存在着行业和职业隔离以及各种歧视，导致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普遍低于城市居民。在数字鸿沟的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因其劳动技能缺乏，在“机器换人”的浪潮下更难实现稳定就业。第二，数字化使用技能的欠缺，使得农业转移人口较难通过互联网进行创业创新活动，赚取收入的形式单一，无法分享到数字经济红利。第三，“双重鸿沟”和“双重贫困”从信用、信息和技术三个层面加剧了农民工家庭的信贷约束程度，从而限制了家庭的经营创收能力，也极大削弱了家庭消费能力[29]。可见，在“双重鸿沟”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进一步固化。

伦敦大学Miller等[30]3-35认为,当今中国农民工的市民化面临“双重鸿沟”，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实现“双重迁移”(dual migration)：空间迁移(migration to urban society)和数字迁移(migration to digital technologies)。数字化经济实质上使农民工同时面临着地理迁移和技术迁移的“双重迁移”挑战和乡城鸿沟与数字鸿沟“双重鸿沟”跨越的难题。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数字鸿沟”的跨越。

“数字鸿沟”的泛化与深化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感觉到他们的市民化之路日益艰难，要成功跨越这道鸿沟不能凭借一己之力，而是需要多方面多渠道协调行动，是软硬环境并造、当前长远兼顾的系统性社会工程。2018—202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先后明确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推动5G互联网“下乡”、加强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国家数字化发展战略和政策已明确，当务之急是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有效跟进与积极参与。

(一)“架桥”联通工程

智慧互联网的可接入是跨越第一道数字鸿沟必需的基础设施，也是农民工在进城之前能够通过用网、上网锤炼基本的数字使用能力的必要环境。农民工成长和生活的农村地区，尤其是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边远乡村是互联网硬件设施布局薄弱的落后地区乃至准盲区。政府的顶层设计与龙头带动势在必行。通过“新基建”推进农村地区智慧互联网的“架桥”联通工程，有效提高乡村光纤到户接入率、4G/5G网络覆盖率、移动终端普及率，建立与城市和他乡互联互通的农村基础数据中心和云平台，打造乡村“数字大脑”，联通数字化信息接入的“最后一公里”，实现村村“信息高速公路”畅通无阻。随着以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IT”技术加速迭代与应用，一些过去乡村网络通信基础不错的地区也面临着配套完善与设施提档升级的新任务。

(二)“搭梯”进阶工程

已进城农民工“数字鸿沟”的跨越主要问题不再是互联网的可接入，而是数字化素养的培训与提升。通过短期的技能培训和长期的教育发展，持续提升落后地区和群体的互联网使用技能，成为消除数字鸿沟的当务之急和关键所在。农民工的社会组织化程度低，文化程度和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能力相对较弱，仅仅靠提倡不会有明显的效果。受到微软公司在全球开展向弱势群体免费提供信息技术培训计划及其在北京、广州等地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展“潜力无形(UP)”实践的启示[31]128-149，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农民工流出地与流入地主动配合，帮助农民工提高组织化程度，支持进城农民工建立农民工协会并加强与当地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的联系；
(2)以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城市社区为平台基地，建立上级政府支持、地方政府推动、非营利组织(NPO)/非政府组织(NGO)参与、社区和农民工协会组织承办的基于信息化共享平台的农民工数字化社会融入“4+1”伙伴模式，如图7所示；
(3)提供面向农民工群体的数字赋能无障碍学习平台，为跨越数字鸿沟“搭梯”，重点开展农民工信息化学习培训，实施数字化扫盲和进阶行动计划，第一级扫盲计划将DD1级农民工提升至DD2级，第二级进阶计划将DD2级农民工提升为DD3级。

图7 基于信息化共享平台的农民工数字化社会融入“4+1”伙伴模式

(三)“填沟”托举工程

数字素养已经成为数字时代每个公民的基本生存技能与必备素养，数字鸿沟的加深造成了当今社会新的“文盲”“半文盲”。要缩小数字鸿沟，比较长远的思路就是避免农村人口的数字素养从小“被挖沟”导致长大后“难填沟”。最彻底和有效的举措就是“从娃娃抓起”，在农村中小学义务教育计划中配备专任信息化教师，开设专门课程，普及并同步提升信息化、智慧化数字教育。从经济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层面看，这是提升农村潜在劳动力人口数字化人力资本的战略性方案。地方政府亟须将农村信息化教育所需要的支出纳入财政计划，中央财政应对中西部地区农村信息化教育给与倾斜性财政转移支付。

(四)“善治”弥合工程

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乡城差距是农民工数字鸿沟形成的社会软环境。农民工数字鸿沟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他们能否上网或是否会上网这样的表层次问题。其深层次的一个问题是他们能否通过数字化终端便捷地分享数字经济社会下的“数字红利”，这是实现共享发展的重要标志。另一个问题是要淡化农民工因数字鸿沟而产生的数字化恐惧，避免他们因为与当地市民的巨大数字鸿沟加剧其在有形财富与无形心理两个层面的失衡，进而引发社会层面的数字化“断裂”乃至“撕裂”。学术界将数字鸿沟的发展历程及问题层次划分为四代：第一代的核心问题是数字化接入鸿沟，第二代的核心问题是数字化知识鸿沟，第三代的核心问题是数字化使用鸿沟，第四代的核心问题是数字化诱发的社会鸿沟，需要关注数字鸿沟对于社会分化、社会排斥及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为此，亟须以数字化思维加快推进以“城乡一体化”为导向的公共数字服务均等化和普惠化，将各地“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列入建设的行动计划日程，早日实现从低水平高资费的网络接入到高质量低资费的智慧网络普惠覆盖。此外，面向乡村和农民工的数字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应当因地制宜地实现可获得性(availability)、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可适合性(accommodation)、可承受性(affordability)、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的彭灿斯基“5A”标准[32]。当务之急是尽快弥合公共服务面临的“数字鸿沟”，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普惠性，避免出现弱势群体与数字鸿沟之间的恶性循环。

(五)“赋能”助推工程

数字鸿沟跨越的“架桥”联通、“搭梯”进阶、“填沟”托举和“善治”弥合工程的最终成效要通过“赋能”助推工程来实现。对农民工的数字化赋能通道包括三个维度。一是赋能力于人。通过培训与实操提高农民工的数字素养，增强农民工对数字时代的适应能力和通过数字化环境下的就业(创业)机会挣钱创富的能力，以及跨越市民化数字能力贫困鸿沟的能力。二是赋技术于发展。通过“5G+”“物联网+”“务联网+”搭载最新和前沿的实用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服务业态，充分释放“数字红利”。三是赋应用于场景。在具备经济数字化和社会数字化的良好硬设施、软环境基础上，基于均等化、普惠化原则和数字化思维构建泛在化、便捷化的数字应用平台、通道和场景，充分实现“数字红利”。以上三个维度赋能如果充分、协同并且融合，势必能够助推农民工顺利跨越空间、体制上的城乡鸿沟和知识、技能层面的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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