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认同和赓续：红色家书中伟大建党精神的多维映射

齐尚晓

(安徽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而伟大建党精神凝聚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昭示其在新的伟大征程中开拓创新、奋勇前进的勇气和信心。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概念及基本内涵，并阐释它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之间的历史渊源、逻辑关联和辩证理路。伟大建党精神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是勾勒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主线，是中国共产党人最鲜明的政治人格，其核心要义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1]红色家书是“峥嵘岁月的历史见证，是共产党人璀璨精神图谱的生动描画，也是赓续红色基因、彰显中国精神和力量的一份珍贵精神遗产”[2]。它是承载、映射伟大建党精神的原初文本和场域媒介，以红色家书为研究微视域，有助于从历史书写、场景建构、记忆唤醒、认同聚塑及精神赓续等多维度探察伟大建党精神的历史意蕴、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家书是基于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在特定人群间进行流转用以信息传递、情感互构及关系维续的介体，是传统社会日常化信息的承载和传递形态。同时，家书亦承载厚重的、鲜活的历史事件或人物情感。概言之，家书是信息承载、传递的特殊载体，是情感寄托、心灵沟通及情绪宣泄的关系纽带，是映射历史事件、社会百态、家国情怀和人生体悟的“旁观”视角。

红色家书集家书的基本属性和自我特殊性于一体。从时间范畴看，红色家书生发于20世纪初期，延续至改革开放，其典型、代表性文本主要集中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时间跨度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基本吻合，向前可延伸于革命先烈海内外求学或革命事业孕育初创期，标志性时间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时期的革命时局最为艰辛、恶劣，革命斗争最为残酷、无情，革命情感最为热血、激昂，革命情怀最为真实、纯洁，理想、信念、希望、奉献、无畏、牺牲等属性赋予与叠加为家书着色，使其蕴含的精神意蕴与伟大建党精神相映射。从书写语境看，这一时期的红色家书较少书写于安定祥和、温馨静谧的“家居之地”，更多的是在躲避白色恐怖威压的“逃亡之途”，或身陷囹圄、遭受酷刑、直面生死抉择的“至暗之地”，或身处刑场、即将牺牲的“死亡之地”，或奔波于战火连绵、生死无常的“战斗之地”，不仅勾勒出一幅战乱频仍、风雨飘摇、山河破碎、居无定所、哀鸿遍野的社会影像，更映射出无数革命先烈身上那股追求真理、坚守理想、忠贞爱国、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不畏牺牲的革命理想和精神品质。“一封家书，就是一座丰碑。”[3]从内容范畴看，红色家书不仅包括革命先烈的家信，还有遗书、“自由书”、“表白书”以及就义诗词等，所涉人物关系既有家人、亲友、同志，也有个体内心独白或面向理想之中国、面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面向未来的表白，其内容议题涉及革命理想、家国情怀、人生体悟、时局评析及生死态度等。

红色家书承载的是生动的、鲜活的历史片段，它在宏大的百年建党历史篇章中仅占微小之隅，却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品质。革命先烈身上不仅闪耀着为了真理、理想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之心，还裹挟着革命尚未成功的些许遗憾、对亲人的无尽思念之情、对未来新中国的无限期望，共同雕刻成一幅幅形象生动、个性鲜明的中国共产党人群像。红色家书是建党百年历史进程中留存下来的鲜活的、生动的精神印记和基因宝藏，是承载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和赓续红色血脉的场域媒介，是探察革命先烈个体精神凝练、关联伟大建党精神的微视域。红色家书中蕴含的革命精神、理想信念、人格魅力、梦想情怀等精神核心及品质烙印已融入伟大建党精神。

重温建党百年史不仅是遵循初心和使命的“溯源”之旅，也是以历史观照现实、净化思想灵魂、树牢理想信念、锤炼党性的“固魂”之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党员都要在思想政治上不断进行检视、剖析、反思，不断去杂质、除病毒、防污染。我经常讲，党员、干部要经常重温党章，重温自己的入党誓言，重温革命烈士的家书。[4]”红色家书是自白书，它所勾勒的是少数革命先烈的人物群像，所描绘的文本话语及内容属于私我的空间和关系范畴，所承载的信息意义和价值囿于个体心声言说及情感寄寓。同时，红色家书也是宣言书，它所承载的是鲜活、生动的历史片段，所呈现的是不同时期、不同场景中革命先烈最真实的话语心声和情感写照。红色家书的意义和价值超越文本自身、时代局限及私我领域，是伫立于公共生活领域中的“红色丰碑”，一封封家书形塑出一个个形象灵动、性格丰满、事迹感人的人物群像，从侧面映射出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意蕴和风格印记。

品味红色家书，筑牢精神家园。夏明翰致妻子郑家钧书寥寥数言，既有生死离别时的儿女情长，更有“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5]的恪守真理、依循真理的坚定信念和殷切期望；
裘古怀致中国共产党和全体同志书揭露了国民党残酷无情杀害革命党人的白色恐怖真相，爆发出“我愿意我为真理而死……每一个同志就义时都没有任何一点惧怕[5]”的呐喊之声，真实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追求真理、坚持真理而英勇斗争、无畏牺牲的革命精神；
江竹韵致谭竹安书是其在饱受严刑拷打、生死难料之际书写的一封“托孤书”，也是寄希望于其子“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5]”，承继和坚守伟大革命理想的“传承书”；
王器民致妻子慧根书“为求主义实现而奋斗，为谋民众利益而牺牲”[5]；
李卡致未婚妻徐云书“用自己的鲜血浇灌快将实现的乐园[5]”；

石涧湘致妻子刘惠兰书“我为人民谋解放，为马克思主义而甘心牺牲[6]”等文本话语中，不仅表达了愿意用生命去捍卫真理、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坚定决心，还将之与人民大众的解放、幸福和利益密切关联，呈现出人民立场、人民中心的革命理念和不负青春、不负理想、不负人民的革命情怀；
王稼祥致堂弟王柳华书呈现的是其在青年时期如何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如何准确认识革命的重要性、如何辩证地分析国民党左右两派的不同，客观探讨了革命的实现方式及其路径，“怎样革命才可实现呢？我们必须加入有组织的政党，一定的政策、一定的方法，群策群力，同去干国事才可。[7]”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同党派团体、无数仁人志士救亡图存、强国富民之举失败经验的总结和反思，是人民觉醒后自觉选择的必然结果，从革命先烈的思想认知和观念演变中可真切感知到革命道路的长远性、复杂性、艰巨性，而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因此，听党指挥、不怕牺牲、对党忠诚、永不叛党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书写在伟大旗帜上的革命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精髓和要义。

《见证初心和使命的“十一书”》是广义范畴内的红色家书和极具特色的“战时丛书”。“十一书”记载的是11位革命先烈的先进事迹，每一封书信中皆蕴含形象的个性化精神品质。其中，以贺页朵“宣誓书”为例，它是历经战争磨砺、生活困苦的20年而完整留存下来的一份独特的、珍贵的入党誓词原始文本。“宣誓书”是贺页朵写给党组织的“表白书”，文本中包括24字的宣誓内容、简单的手绘宣誓符号和个人基本信息，其文字未必工整，书写也存在些许错误，誓词虽简洁却铿锵有力、直抒胸臆，彰显出书写者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对党的无限忠诚及以生命来守护文本的决心。“十一书”中所记载的先进事迹是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缩影和精神标识，“伟大建党精神正是来源于伟大建党实践，是伟大建党实践的观念映现和精神总结”[8]，所承载的是用鲜血和生命浇灌、铸就的坚定信念和绝对忠诚，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无私奉献和崇高荣光，他们用生命捍卫和践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精神品质，是中国共产党人最鲜明的政治人格，是百年建党史中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个体精神和集体精神的同向互构、深度融合和凝练升华，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不竭源泉。探究红色家书文本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前提是要清晰界定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色家书中蕴含的精神品质之间的逻辑渊源，两者之间不是相互遮蔽、相互消解、相互抵触的对抗关系，而是主流与分源、主体与分支的同根同源关系，其中占据主体和统领地位的是伟大建党精神。相对于伟大建党精神的主体性、本源性、系统性，红色家书承载的精神品质是初始化、散发性和碎片化的，并蕴含着差异性的精神谱系分源。同时，红色家书所书写的是历史真实 “微事件”，是革命先烈作为历史“小人物”所显露出来的纯碎且毫不掩饰的心理情感，文本话语中所呈现的精神品质是最原始、不加雕琢的，映射出伟大建党精神的精髓要义和本质所向。

文中所选取、参照的红色家书文本资料主要分散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文本中的革命先烈均为共产党员，原始书信的采集路径呈现多元化，或委托他人转达得以留存，或藏之于自己随身衣物之中等牺牲后由亲朋整理遗物而得以留存，或在刑场上即兴而发、口口相传而留存，或藏之于某处住所等数年之后的房屋修缮被发现而留存，而留存下来、经过考证证实、信息较为完整的仅占据少数。建党百年历史布满了荆棘和挑战，充满了斗争和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我们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有名可查的烈士就达370多万人”[9]。从建党伊始发展至大革命失败前的短短6年间，“党由50多名党员发展成为拥有近5.8万党员[10]”,并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党的组织机构。但是“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人，其中共产党人2.6万余人。[11]”这是新生、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所遭遇的一次重大生存危机，也是对其远大理想、信仰信念的重大考验。一些理想信念淡化、意志力薄弱、信仰根基动摇的革命信念不坚定分子纷纷宣布退党或脱党，更有甚者则公然叛变、摇身蜕变为反革命势力的刽子手或帮凶。总之，少数入党动机不纯、理想信念薄弱的人必然被时代所淘汰，而大多数革命意志坚定、对党忠诚敬畏的人必然成为新时代的奠基者和筑梦人。伟大建党精神是融入中国共产党人血液、镌刻于灵魂深处的基因符号和精神印记，其伟大的首要之处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精神活力、魅力源泉并用之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所以，在先进、科学的理论观照下，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志向、理想信念超越传统社会生死观念的束缚，将生活化、社会化的生死认知从“私我之地”投射于中华民族兴亡大业境遇之中予以解构和重构。因此，基于革命语境梳理和界定红色家书“生死观”及其价值取向、话语偏好成为建构伟大建党精神的首解之问。

以红色家书集录的书信共性元素为切入，可将之归纳为革命年代、革命烈士、革命理想、革命情怀、革命斗争及革命价值等核心关联话语。其中，红色既是革命的表征，也是革命的底色，更是革命旗帜和鲜血的颜色，红色不仅代表着流血和牺牲，更昭示着新生和希望。革命必然离不开牺牲，革命者更无惧牺牲！面对死亡恐惧，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是迫于形势逼迫、委曲求全、苟延残喘地“活着”还是树牢理想信念、为了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克服死亡恐惧敢于斗争、无畏牺牲呢？革命先烈用实际行动和话语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眼中的“生死观”，红色家书中真实地记载了革命烈士在面对死亡时的那种坦然之心、傲然之骨与蔑视之情。何谓死亡？不过是敌对势力最浅表化、苍白无力的威胁。红色家书中革命精神的价值赋予使传统认知中的生死观发生根本性颠覆，映衬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中的开天辟地、敢为人先、英勇斗争、无畏牺牲的精神品质，其精神本源是由坚定的理想信念所提供的无穷力量和强力支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随时面临生死考验，支撑他们视死如归、革命到底的是坚定理想信念”[4]。理想信念的坚定源自于对真理的渴求和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确定为中国共产党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因此，置身于革命语境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直面白色恐怖和死亡威胁时如何做出抉择及其心理变化过程就成为反衬伟大建党精神的微妙视域，也是考量和检视其信仰、信念、信心的应有之义。

建党百年之际，伟大建党精神概念的提出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意义。首先，伟大建党精神是基于新时代境遇，回溯并审慎百年建党史对建党之“魂”“根”和“本”的深度探察及反思，它将融入中国共产党人基因和血脉的精神要素进行高度凝练和科学界定。其次，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本质和核心，是勾勒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主线，以其为基本遵循和依据将不同时期、不同领域间原本散落无序、峰峦叠嶂的精神谱系单位“要素”进行梳理归纳和界定分类。再次，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基于自我革命、反思内省的理论创新成果，是新时代的誓言书和宣战书。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从政策化、口号化、符号化向社会化、生活化、实体化进行转向的逻辑内生，是伟大梦想构筑及实现的承载核心，是赢得伟大斗争胜利的精神柱基。最后，伟大建党精神概念的生发及传播，将百年建党史作为社会热点投射于社会大众，提供研究的新视野和焦点，推进话语体系变革。

“文本视域”是了解历史的最直接的路径。作为原初文本的红色家书在红色基因资源库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在影音留存匮乏的时代，红色家书的特殊性体现在收录文本的原始性、故事书写的真实性、情感承载的持久性；
而在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红色家书的“原滋原味”使其成为鲜活的、生动的研究对象。同时，社会语境及话语体系的变革也为学术研究、基因传承及血脉赓续等提出了新课题，使红色家书的相关研究热度不减。伟大建党精神集历史性与现实性于一体，其时代价值的呈现与红色家书的现实价值交织共融、深度关联。身处于历史交汇期，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先烈为了理想和信念慷慨赴死，靠的是信仰。今天，像战争年代那种血与火的生死考验少了，但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仍然在继续。……我们要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强大的信仰力量。”[4]伟大建党精神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内核和柱基，红色家书则蕴含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强大的信仰力量，时代的进步和发展离不开伟大建党精神的强力支撑，也离不开红色基因中蕴藏的强大精神力量。同时，基于价值视域的红色家书的深入研究，为更好地观察、审视和界定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意义提供了新视域。

百年间革命先烈的人物形象、先进事迹及承载精神在社会记忆中渐被忘却，忘却的基点是死亡。首先，是个体物化身体的生物性死亡。即革命先烈失去生命温度及生活色彩，其鲜活形象从日常生活全面退场，尤其是话语相关性的撕裂与隐匿。其次，是个体社会关系网络的解体和消散，即社会性死亡。由于革命先烈本体的逝去，原本维系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各元素因宿主缺场发生结构性坍塌，致使其社会关系网络碎化及消散，社会性死亡是符号代码及意义的全方位遮蔽。最后，记忆消散及个体符号化，即记忆性死亡。个体在世间的鲜活印记逐渐被新生的、不断叠加的事物和关系所挤压、冲散或遮掩，随着保留生动形象记忆的个体亲友的依次消亡，个体对象退化为纯粹化符号或随着记忆弥散而被彻底遗忘或散落地成为研究对象或话语言说的“僵化”文本。

忘却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植和衍生提供了丰沃土壤。历史虚无主义惯于披着学术研究的“虚假”外衣，通过篡改、捏造、嫁接“史料”来实现虚无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者、抹黑英雄人物、编排历史事件、颠倒是非黑白等目标，根本目的是否定党的领导，瓦解和弱化伟大建党精神的号召力和凝聚力，遮蔽精神本源的内在驱动功能。历史虚无主义具有极强隐匿性及迷惑性，其思想、观念、话语等一般杂糅于出版书籍、影视作品、动漫音乐、网络小说、自媒体言论等之中，快速形成传播链且可辨识度低使之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大众的观念认知、激发共鸣，不断地刷新或重组受众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揭开历史虚无主义的神秘面纱需要政治鉴别力、专业鉴赏力和学术研究旨趣，历史虚无主义者攻击的人物对象往往是建党百年史中典型性的英雄人物，通过虚假史料或者诡辩思维去质疑和批判革命先烈思想、观念和话语，甚至是诋毁和抨击其人格形象。而伟大建党精神是抵御和化解历史虚无主义攻击的有力武器，它是谱系化精神的凝练和融合，是无数人物群像的内在精神本源，是建党百年史的“见证者”和“佐证者”，是最纯正、最鲜明的“本源之音”，可以破除笼罩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迷雾，将历史真相及演进脉络清晰、准确地呈现给社会大众。红色家书是审视和探微伟大建党精神的原始文本，其所囊括的历史真相和鲜活事迹是抵御和消解历史虚无主义侵蚀的本源法宝。而忘却则会将红色家书及伟大建党精神阻隔于社会大众，继而会导致丧失捍卫阵地的属地意识和防卫主动权，进而将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红色基因和红色血脉堙没于历史故纸堆，为历史虚无主义的衍生提供根植土壤。

书信作为延绵千年的信息传递、情感互构媒介，其地位、功能和作用在科技革命引发的时代变迁中发生质变。从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视域看，电话电报的出现解除了信息传输的时空限制，电脑、手机的普及和智能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彻底改变了信息书写、传播形态及人际间信息传递和情感互构方式，信息传递的时效性、话语言说的多样性、情感表达的交互性等使书信的地位“边缘化”、功能“低微化”和意义“虚无化”。因此，随着网络信息化、媒介化的持续发展和深度变革，使原本承载着革命先烈生命温度、思想力度和情感浓度的红色家书这一文本媒介的生存空间遭遇强势挤压或排挤。红色家书的关联性领域多为爱国主义教育、人物精神凝练及政策性宣传等，以红色家书为关键词的相关性成果的量与质进一步佐证了具有学术思想、视野及深度的研究成果的匮乏，反观描述的却是红色家书相关性问题学术研究的式微之态。信息化、媒介化的信息建构和传播模式客观上限制、消弭了书信文本的功能和价值，其本质上是传统文化理念与现代精神文明间的对抗和消解，对抗的是承载形式的根本性转变，消解的是文本的现实意义及话语权。同时，信息化、媒介化语境中的人际间信息生产和传递方式呈现出碎片化、直白化及物质化特性，其文字样态直白、生硬且碎化，缺少了文化的承继性、观赏性和文字的魅力、风韵。新媒介承载的是数字信息的传递和交换，而剥离了人际间的情感互构、精神孕育及延续，媒介工具化的功能彰显无形中削弱甚至是抑制人们的理性审视和反思体悟，祛除了生活的浪漫和理想的伟岸，最终失却了生命温度而沦落为冰冷的信息交换地。而红色家书蕴含着伟大建党精神和文化理念，其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深层界定和建构成为重要议题，如果听之任之，放置于娱乐化、快餐化、物质化的社会文化境遇中，只能进一步被边缘化、被解构直至被忘却。

忘却是时代变迁、社会演化的必然产物。对于革命先烈而言，伴随死亡的忘却是人物形象的消散和英勇事迹的隐匿，是对其舍生忘死、英勇战斗精神的遮蔽和光辉人性、个人魅力的无情泯灭，使其在忘却中走向符号化、数字化和小众化。记忆是忘却的对立，它是减缓、阻隔忘却并消解死亡印记的有效手段。最常见的记忆承载形式是人际间口头传播，并由文本书写向影音化、视觉化转变，直观、平面的人物形象向生动、立体、鲜活进行转化，承载媒介由人向物、由纸质化向数字化、由限制性容量向无限化的网络空间进行多维转化。强化记忆的主导性要素是受众的兴趣爱好、知识构成和价值取向。

红色家书是伟大建党精神时代价值建构的重要维度。处于新时代的红色家书承载形式由纸质化向数字化、平面化向立体化、默语化向视听化转变，其意义赋予及价值呈现方式的变更必然改变了伟大建党精神时代价值的认知和建构路径。首先，是阅读习惯的“递进”。受众从手持静态化文本、精细化品读、想象化共情向悬置动态化媒介、快速化阅读、跳跃化记忆进行转化，这种变革使人们对于革命先烈的人物形象和事迹认知呈现出感性化、兴趣化和扁平化、即时化等特性。其次，是阅读形式的“进化”。受众从直观、平面的纸质文本阅读向形象化、立体化、故事化的可视文本“阅读”转化，传统阅读的概念和内涵发生根本性变革，原本在阅读进程中只有依赖想象中的建构才能感知的革命先烈人物形象及生动故事，可通过数字转化、信息加工和视听建构，使受众能够在场景还原、情境模拟、感情渲染、人物塑造及故事叙述等“全景式”呈现中更好、更深地去认知、理解和记忆。最后，是阅读实效的“跃进”。红色家书文本化阅读的直接观感是平面化、想象化和分离化，受众与文本间存在距离感、疏离感，并囿于时空限制导致数据信息的有限性，使受众无法真正融入其中。而融入式、体验式的“阅读”方式摆脱了纸质化文本的时空限制、话语风格和叙事方式，使受众能够“身临其境”地去感知革命先烈当时所处境遇的严峻性、残酷性，能够“感同身受”地去体验革命先烈在生死关头的所思所想所悟的“心理波动”和精神信念的强力支撑，能够跨越时空间隔唤醒、激活“历史记忆”和触发情感共鸣。

记忆不是自觉认同，记忆的唤醒不仅要向深度认同转化，还要将研究、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现实意义及时代价值放在建构认同的核心，才能将记忆唤醒和认同构建。记忆建构认同的核心关联要素是真实的、重要的历史原始文本及翔实的记载史料，红色家书以其特殊的历史视野和价值成为建构关键环节。“字字泣血的滚烫的《红色家书》，纸短情长，是信仰、爱国、气节、情怀、牺牲、奉献、责任、担当的时代之歌”[12]；
字字真切的家书文本，是理想信念、家国情怀、精神气概、气质风华的革命之音，它从细微之处娓娓道来，全面诠释伟大建党精神“应运而生、坚定如铁、坚持不懈、与时俱进”的历史源起和逻辑演进路径；
字字动人的家书文本，是真实、淳朴、英勇、无惧、豪迈、希冀的内心之声，是革命先烈踌躇于生死别离、前景难测的“十字路口”，用最真实、最动人的话语来表达最淳朴、最感人的内心情感，是探察和界定伟大建党精神丰富内涵及本源精髓的“微视角”。红色家书中勾勒和呈现的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及故事情节，渲染受众内心情感世界，使其沉浸于历史记忆之中，通过文本话语的阐述在想象中建构历史场景、故事情节及角色情感赋予等，并自觉地从情感认同向角色认同转化。随着媒介技术的革新和叙事风格的转换，红色家书的承载平台、呈现理念、演绎路径、话语风格及传播效果等发生重大变化，逐渐从平面化向立体化、从文本化向影视化、从小众化向大众化等进行多维转换。中央电视台的经典栏目《信·中国》以红色家书为创作蓝本，在维持本义的前提下摆脱传统阅读或朗诵的窠臼，融入多维现代化媒介要素，实现立体化、全景式建构，“邀请青年大学生熟悉的艺术工作者和演员担当信使，节目以‘信’为载体，通过多元手段与时代、历史、写信人和收信人的灵魂对话，使用立体投影技术、老照片、影像资料鲜活呈现，营造出电影化的节目效果，传递了红色家书中的‘信仰、信念、信守、自信’精神。”[3]情感化要素融入和叙述风格转化不仅是为了感动受众，更是为了增强记忆点和关键情节，使之在深化记忆的同时更好地去探知、挖掘深层精神内涵。“十一书”是从红色书信库中选取的代表性文本，以“书”为关键话语赋予篇章之名，通过现代化媒介技术制作出个性鲜明的微纪录片，勾勒出11位革命先烈鲜活、生动的人物画像，采取集中编排、叠加聚塑的方式共同谱写出层次分明、记忆深刻、情感互构的“精神篇章”，“旨在观照英烈们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发掘超越时代的精神内涵”[3]，亦即在理解、认知和承继红色家书“精神内核”的前提下，以红色家书为基本参照，深度挖掘其跨越时空的精神价值和时代意义，并将之融于伟大建党精神相关研究范畴，从高层次、广视域审视其精神本源间的关联及承继逻辑关系，深入探察伟大建党精神的历史源起、逻辑演进及现实景观。同时，基于场域媒介视域对红色家书进行现代化、媒介化编辑，改变传统的宏大叙事风格，代之以深受受众喜爱的短视频、微记录片等形态，有效打通作品与受众间的情感之墙。红色家书的时代化、现代化价值和意义的界定，使其能够跨越时空限制融入新时代发展进程，从侧面真正体现出伟大建党精神的承继性和发展性。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涉猎范畴广，但位于首要的、核心的地位的是伟大建党精神，它是精神谱系的基点和源起，是系列伟大精神的开端，由其演化、生成的伟大精神呈现出领域广、数量多、门类细等特征，但每一种伟大精神都是高度凝练、科学概括、边界清晰、内涵明确的总体性描述。反观红色家书，它不是某一种具体的伟大精神，而是精神承载和寄寓之所，所书写和叙述的分散性、个体化、时代化的精神品质，从不同维度映射和见证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旨。“红色家书是革命先辈和中国共产党人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属于不可再生的红色资源。”[13]红色家书中的革命先烈多为默默无闻的“无名之辈”，其人物画像和个人事迹中处处可见、处处可察伟大建党精神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原初风貌”，可将之纳入伟大建党精神的“初创期”进行深入研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红色家书的时空跨度较大，无法单一归类，其所囊括的精神品质和风格与诸如抗战精神、红岩精神等相交叉、相交融。红色家书在新时代社会语境中对于承继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因此，从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中汲取智慧、体悟历史演化规律，“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百年辉煌的成功密码”[14]。

赓续红色血脉，其本质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承继和延续。这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也是崇尚英雄的时代。“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4]回溯建党百年史的漫漫征途，中国共产党人中不断地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他们身上或多或少地凝聚着某种精神品质或者精神意蕴，诸如张思德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铁人精神、孔繁森精神、王杰精神等，虽然个人化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占据的比例不高，但却是中国共产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独特代表。而集体性、抽象化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主要部分，不同时期精神谱系的话语体系和内容议题也具有较大差异性。红色家书是建党百年史中特殊而珍贵的红色宝藏，他们的主人公多为一群二三十岁的青年，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在牺牲时没有耀眼的头衔和身份，也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相反，他们多数只是普通的中国共产党员、平凡的革命烈士，很多人或刚为人夫、人父或人妻、人母，在残酷的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舍弃了温馨的小家、舍弃了宝贵的生命，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引，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为支撑，不畏牺牲、英勇斗争，用自己的生命来践行使命和初心，彰显对党的忠诚之心以及不负人民的重托之情，“永葆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精神密码”[15]。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10]红色家书中所蕴藏的正是这种精神品质和情感，也赋予了英雄这个词语新的内涵，它不只是少数人的身份光环，更是大多数普通人也可以为之而努力、有可能实现的“平凡”目标。英雄不问出处，只有尊崇英雄、争做英雄，才有可能英雄辈出，新时代、新征途正是需要英雄、造就英雄的历史良机。在这个关键时期，需要的不仅是英雄人物迭出，更需要的是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撑。因此，“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16]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源，是无数普通而平凡的中国共产党员在各个时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精神的高度凝练，也昭示着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伊始、在苦难辉煌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政治定力、始终保持“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政治本色、始终保持“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政治毅力、始终保持“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政治情怀。伟大建党精神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精神之源，更是新时代、新征程攻坚克难、勇攀高峰的精神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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