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学视角下《穆斯林的葬礼》英译本女性形象再现研究——以韩新月与梁君璧为例

杜双艳,牛 堃

(阜阳师范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

《穆斯林的葬礼》由我国当代回族女作家霍达创作,该部作品通过描述一个回族家族三代人的故事,展现了少数民族生活和文化[1],被誉为当代汉语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该小说英译本(TheJadeKing-History of a Chinese Musilim Family)由关粤华、钟良弼夫妇进行翻译[2],收录到“熊猫丛书”系列,由中国文学社进行出版。该小说原著出版三十多年来热度持续不减,而其英译本却受到冷落[3]。这不免引起了读者的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作品的英译本在海外传播效果不佳。

人物塑造是小说核心内容, 而话语则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话语形式和内容的改变都会导致人物形象产生很大的变化[4],原著中韩新月和梁君璧这两位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较为突出。经前期研究发现,原文中梁君璧人物形象塑造表现为:立体丰富、复杂多变且前后期变化较明显,但英译本中的人物形象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5]。另外,韩新月人物形象在译文中是否也有变化?主要人物形象的变化是否对作品英译本的对外传播产生了影响?鉴于韩新月和梁君璧这两位女性人物形象在英译本翻译过程中出现的较大的改变,为此,本文基于《穆斯林的葬礼》汉英平行语料库,检索人物形象话语数据,分析人物形象在汉英文本中的变化,并通过译介模式对该翻译现象进行解读,探寻影响《穆斯林的葬礼》英译本传播效果不明显的缘由。

译介学产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源于法国,早期以梵·第根(Van Tieghem)[6]和马瑞尔斯·古亚德(Marius Guyard)[7]为主要代表人物。八九十年代,英国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8]提出翻译与比较文学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上世纪末,谢天振先生编著了我国第一部译介学专著《译介学》,系统地阐述了译介学的定义、性质及研究范围[9]。随后,在译介学理论的指导下,谢天振的学生鲍晓英在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文学作品译介模式,该模式包含五个基本要素,即“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译介效果”。在此基础上,鲍晓英通过考察寒山诗在美国的成功译介,初次探索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模式[10],研究发现文学译介作为文化传播行为只有遵循传播规律才能达到较好的译介效果。

目前,国内诸多学者也积极研究中国文学经典作品在英美等国家的成功译介案例,文学作品主要包括:《活着》(傅悦,吴赟,2021)[11]、《解密》(腾梅,左丽婷,2018)[12]、残雪小说(吴赟,蒋梦莹2015)[13]等。《穆斯林的葬礼》虽被誉为最有生命力的茅盾文学奖经典作品[14],其作品在国内收到热捧,但英译本并未受到与原著相似的关注[15]。

事实上,小说大多是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饱满生动的人物形象是小说取得成功的关键条件之一。因此,本文将从译介学理论的视角出发,通过利用语料库数据,分析和比较作品中韩新月和梁君璧这两位主要人物形象在英译本中的再现过程,以译介模式为解释框架,探索影响人物形象再现的因素以及作品英译本在海外传播效果欠佳的原因。

2.1 研究问题

通过探究《穆斯林的葬礼》原著中韩新月和梁君璧人物形象在英译本的再现情况,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汉英作品中两位人物形象有何差异?其人物形象英译再现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2)作品英译本人物形象再现和译本传播效果之间存何种关联?影响人物形象再现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是否是导致英译本在海外传播效果不佳的原因?

2.2 语料库简介

本研究所使用的语料库为《穆斯林的葬礼》汉英平行语料库。通过汉语分词软件ICTCLAS3.0和英语分词软件TreeTagger2.0分别对汉英语料进行词性赋码处理;利用语料库平行软件ParaConc完成句子层面的平行对齐。经数据统计显示,库中汉语原文的类符和形符总计分别为11,514和166, 458, 英语译文类符和形符总计为166,458和200, 229。

2.3 研究方法与步骤

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方法进行研究,从选取作品中女性人物形象再现的角度出发,结合译介模式的不同要素,分析作品英译效果。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提取汉英语料库中韩新月和梁君璧这两位人物形象的话语数据,根据人物在小说中所承担的不同角色,比较并概括出汉英文本中不同的人物形象及其表现手法。然后,采用对比分析法,探寻韩新月和梁君璧这两位人物形象英译再现的特点。最后,从作品的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及译介受众等四个方面,探析作品的译介效果,研究英译本中人物形象再现过程对译本传播效果的影响。

3.1 汉英文本中人物形象呈现

人物形象多是通过话语生动地刻画出来,通过Paraconc软件检索发现,《穆斯林的葬礼》原著中,韩新月为515句,梁君璧的话语共728句;而其英译本中,韩新月和梁君璧话语均不同程度地减少。

为更好地概括人物前后期的形象变化,根据人物不同的身份对其形象进行分析。在《穆斯林的葬礼》原著中,韩新月扮演女儿、恋人、妹妹、朋友四种角色;梁君璧扮演妻子、母亲、姐姐和女儿四种角色。通过软件检索和细读原著及英译本,两位女主人公的人物身份形象及其话语比例被概况,如表1、表2所示。

表1 韩新月汉英文本中不同形象侧面

表2 梁君璧汉英文本中不同形象侧面

由表1可知,原著中韩新月整体上呈现出纯洁善良的人物形象[16]。具体分析为:作为女儿,话语共有112句,占比21.75%,韩新月热爱家人,在与父母相处时表现出非常孝顺善良的一面,面对母亲的冷漠,她选择默默接受,母亲梁君璧不经意间表现出的温柔也令她心怀感激。作为恋人,韩新月话语为200句话,占38.83%,一方面,她不惧世俗,勇于打破汉回不可通婚的宗教束缚,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爱;另一方面,由于患有严重心脏病,她变得多愁善感。作为妹妹,韩新月话语为90句,占17.48%,韩新月和哥哥韩天星情谊深厚,在与哥哥相处过程中,表现出聪明可爱、善解人意的一面。作为朋友,其话语为113句,占比21.94%,韩新月对待朋友同学友善耐心,珍惜朋友间的友谊,面对同学的蓄意伤害时,也表现得宽容大度。

英译本中韩新月不同形象侧面的话语有所减少,但整体上仍向读者展现了韩新月积极生动的形象。事实上,话语数量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充分展示。具体分析及示例如下:

译文中作为女儿的话语为101句,相比原文减少了10句。译者在处理韩新月话语时,其善良孝顺形象侧面有所增强,但其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描述有所减少。例如:

(1)“打卤面,我已经很知足了!”新月说,“该买一块生日大蛋糕,插上十七根儿蜡烛……”

“我憋足一口气,噗,一吹,全灭了!对不对?我在电影里看过!”姑妈听得硌硬:“那叫什么事儿?吹灯拔蜡?”新月笑着说:“姑妈,您不懂,那是外国的风俗!”

“外国的风俗有什么好?”韩太太面带不悦,瞪了韩子奇一眼,“吃吧你!又显摆你多知多懂?”韩子奇就不言语了。(原著第二章)

上述话语是韩新月在她过生日时,兴趣盎然地谈起外国生日风俗,却遭到母亲韩太太(梁君璧,新月生母的姐姐)不悦的质问,韩太太不友好的态度是因为她无法接受自己的丈夫和妹妹的背叛。而英译本,这些对话均被删减。经细读英译本发现,原著中类似人物话语均被删减或减少。因此,英译本中韩新月所受不公平待遇被弱化,保留的话语更多地体现出她单纯孝顺的一面。同样,英译本中韩新月作为恋人,话语占比为44.59%。在英译中,她恋爱前期勇敢坚强的一面有所保留,后期敏感脆弱形象却有所弱化。例如:

(2)“您不必安慰我了,我得的是心脏病。没有一颗健康的心怎么能活得长久?或早或晚,死亡将不可避免地来临。楚老师,我不愿意死啊,可是,没有人能够救我,您,不能;我,更不能!……”(原著第十二章)

上述话语是韩新月在得知自己患病后,其话语内容显得消极脆弱。而英译本中,表现消极脆弱的话语多数被删减了。话语的不充分翻译弱化了其敏感脆弱的形象侧面。

类似地,韩新月作为妹妹和朋友身份时,其英译本也采用了同样的删减方式进行处理。译文中作为妹妹,话语比例基本保持不变,但由于话语的删减,其善解人意形象有所弱化。译文中作为朋友,韩新月的话语被大幅度地删减,仅占10.81%。因此,通过阅读英译本,读者仍能感受到韩新月对待朋友的真诚与善良。

由表2和前期研究基础[5],可知原著中梁君璧呈现出复杂多变人物形象。具体分析如下:作为妻子,前期梁君璧温婉贤淑,后期变得尖酸刻薄。作为母亲,她对天星爱子如命,对新月不近人情。作为姐姐,梁君璧对妹妹情深意重,但在遭遇背叛后变得安忍无亲。作为女儿,少女时期表现得天真烂漫,历经变故后,表现出坚强勇敢。

在英译本中,梁君璧的人物形象矛盾程度明显降低。具体表现为:作为妻子,她善良贤淑一面较为凸显;作为母亲,她更显平易近人,狭隘独断鲜少体现;作为姐姐,她表达出姐妹间浓厚的情谊;作为女儿,她坚强刚烈形象增强。

此外,为充分考察人物形象在英译本中的再现情况,首先,利用Paraconc检索出原文中关于韩新月和梁君璧的外貌、心理和动作描写的语料;然后,经细读文本,根据译者对人物细节描写内容的英译处理方式(保留、减少和删减)进行逐条筛选分类,详细数据如表3所示:

表3 人物形象细节描写内容英译处理表

由表3可知,原著对人物形象的细节描写中,心理描写占比最多,且外貌、心理及动作描写的内容在英译处理时均被减少或删除。具体分析如下:汉语原著中韩新月人物的细节描写共计155处,而英译本中,删除了30处(19.35%),减少了15处(9.68%);原著中梁君璧人物细节描写共计209处,而英译本仅保留了153处(73.20%),减少了26处(12.45%),删除了30处(14.35%)。需要强调的是,人物的细节描写(如心理、动作和外貌)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全面展示不可或缺,而韩新月和梁君璧人物细节描写的缺失(尤其是心理描写)弱化了她们在英译本中的消极形象。囿于篇幅原因,此处不再举例。

3.2 人物形象英译再现的特点

通过对比《穆斯林的葬礼》原著及译本中韩新月和梁君璧的多个形象侧面,可知两位人物在英译本中的形象再现存有异同之处。具体而言:

韩新月和梁君璧英译人物形象再现的相似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两位人物形象在译本中均有所改变,一定程度上,两个人物形象积极的一面得以保留或增强,而其负面形象则不同程度地被删减或弱化。另一方面,译者采用大幅度地删除了人物话语,这种方式导致英译本中的人物形象不如原文丰富,尤其是梁君璧的人物形象。

韩新月和梁君璧英译人物形象再现之间的差异可从程度上体现出来。具体而言,韩新月在英译本中的形象与原著趋近一致,原著中韩新月的形象相对稳定且正面,译文中其负面形象被弱化。然而,梁君璧在英译本中的形象与原始文本相差较大,其形象在原著中多面且复杂;但在英译处理过程中,由于消极面的减弱和积极面的增强,其形象变得较为扁平。

综上所述,与原著中的形象相比,英译本中韩新月形象变化相对较小,呈现出积极正面的形象。梁君璧形象变化较为明显,其积极形象被保留且增强,消极形象被消减且弱化。

基于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选取《穆斯的葬礼》译介为个案研究,以韩新月和梁君璧两位人物英译形象为研究点,从译介主体、内容、途径、受众等四个方面着手,分析影响人物形象再现的因素及作品的译介效果。

4.1 译介主体

译介传播中的“谁”即译介主体,负责收集、选择、加工及传输原文本信息。译介主体也指译者,包括原作者以及出版社等在内的赞助人体系[17]。《穆斯的葬礼》隶属于中国本土译介主体模式,英译本在国内出版机构出版发行,由译者关粤华、钟良弼翻译,这两位译者曾在军校外院担任英语教员。

从国家机构层面上来看,作品的出版发行主要是为了塑造优秀的中国文化形象,希望西方读者能够通过作品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另外,原著中人物叙事是在国外侵略和国内特有斗争背景下展开的,译本中大量涉及时事政治和宗教信息的人物话语均被加以处理或删除。虽然这样的翻译处理降低了译本的复杂度,但对人物形象的全面展现产生了消极影响。

从译者个人层面来看,关粤华和钟良弼为土生土长的中国本土译者,具备良好的双语能力。两位译者对目的语国家语言和文化的了解多是通过书本获取,而根据海外读者的语言和文化习惯“原汁原味”地传达原文内容时通常会受到限制。另外,据译者工作和学习经历来看,译者具有较高的政治意识和国家意识,这塑造了译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原则,译者在英译《穆斯林的葬礼》时严格遵照国家机构对外宣传的目的和要求[18]。所以,译者多是采取直译和删译的翻译方式,这会引起原著作品内容的缺失,对人物形象的再现产生负面影响。

4.2 译介内容

译介模式下的翻译内容是指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并非所有翻译内容都会受到海外读者的青睐。翻译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场对他者的拒绝与融合,其所牵涉的译介内容,即翻译在 “说什么”,指的是对原作的择取,译本的增删、变通等翻译策略等[13]。因此,在英译《穆斯林的葬礼》的过程中,译者根据其自身的文化立场,选择性地翻译了人物话语内容。接下来,从文本内容和翻译方法的选择进行分析。原著中,尽管作者霍达通过大量的话语篇幅来塑造两位主人公形象,但译者并没有全部保留下来。译者通过利用了保留、改变和删除三种方式进行翻译。例如,关于韩新月和梁君璧形象不同侧面话语英译具体处理方式如表4所示:

表4 英译本中人物形象话语英译处理表

由表4可知,英译本中,韩新月保留话语量为329,占比63.88%;更改话语量为41,占比7.96%;删除话语量为145,占比28.16%。类似地,梁君璧保留话语占比为49.86%,改变和删减的话语分别占比为25.82%和24.31%。根据软件检索显示,原文中16263个句子,译文中仅余9272句。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考虑海外读者的意识形态、宗教背景及语言阅读习惯等内外部因素,译者通过删除或改变人物话语的方式等保留了人物形象积极的一面。通过文本内容和翻译策略的选择,简化原文内容,降低了阅读障碍,但原文内容却无法全面地呈现出来,或会导致文本阅读性、趣味性和史诗性降低,使得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4.3 译介途径

有效的译介途径是文学作品对外传播成功的关键。为更好地在探索作品海外传播方式,以点及面,点面结合,从考察人物形象英译再现研究,转至《穆斯林的葬礼》英译本的译介途径研究。《穆斯林的葬礼》英译本于1992年翻译出版,主要通过国内出版社、海外书店和免费赠书等方式进行传播。

“熊猫丛书”英译本没有选择英美商业出版社出版,而是在国内出版,并通过国内的销售商经中国国际书店进行推广[19]。一方面,《穆斯林的葬礼》英译属于典型的国家机构对外翻译项目,文本的出版和发行等需符合特定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1989年“学潮运动”,西方主要媒体肆意歪曲中国国际形象。介于当时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色彩,作品对外译介途径受限,出版社利用了赠书的方式力图促进优秀作品的对外传播。赠书的方式主要是在中外领事馆赠英译本,以及赠送英译本至国内涉外的宾馆,提供外国读者免费阅读等。

实际上,由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当时《穆斯林的葬礼》英译本销量并不理想。当今,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传播渠道愈显多样化,译本将会获得更多的好评。

4.4 译介受众

译介受众指目的语读者。译介内容被读者接受,传播才得以真正实现[10]。《穆斯林的葬礼》原著在国内反响热烈,独具特色的语言表达和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深深吸引了国内读者。然而,英译本文中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及特色的语言表达均消失或简化,这导致《穆斯林的葬礼》英译本未达到译介受众预期。此外,译者英译过程中,考虑到中西方不同的宗教及意识形态等背景,并照顾目的语读者自身内部阅读机制、思维习惯及语言表达规范等特殊需求,译者对译介内容加以改变和删减,这同样导致原文中大量特色内容的缺失或改变,如:原文文本删减内容占比42.99%,韩新月和梁君璧话语删减和改变比例分别为26%和18.10%,原文中1427个习语英译体现“归化”特征比例高达95.65%,而“异化”特征的习语英译仅有64个。这些人物话语和文本内容的英译处理方式,难免对叙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形象的再现产生消极负面的影响。

4.5 译介效果

文学译介是文化传播行为,只有作品被海外读者接受,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才能算达到了译介目的[13]。根据读者反馈结果来看,在美国亚马逊和Good-reads网站,《穆斯林的葬礼》英译本共有9条评论,评分分别为5星和4.28星。根据评分星级来看,读者反馈均较为正面积极。但根据评论数据来看,译本传播范围和影响力较小,并没有引起西方目的语读者的广泛关注。另外,在与原中国文学出版社英文部主任熊振儒先生访谈时,耿强指出,在与国外汉学者交流时,他们表示“熊猫丛书”的不少作品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接受,在海外读者中的影响较小[19]。因此,可以推测出《穆斯林的葬礼》英译本译介效果不佳,或与作品对外译介时未达到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及译介受众等四个要素间的要求有关。

综上分析,从译介主体、内容、途径和受众来看,基于译者的政治文化立场和国家机构外宣的目的,原作中饱满立体的人物形象在译文中变得扁平且平稳,且大量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风俗、政治历史等重要信息均被删减,这导致作品中的人物刻画和小说故事情节对目的语读者的吸引力减弱。另外,从译介途径来看,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下,英译本传播途径受限,这也是引起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文以点及面,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式,考察了《穆斯林的葬礼》英译本中女性人物形象再现对英译本的传播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原著复杂多变且消极负面的人物形象在译文中变得扁平、稳定、正面和积极。人物形象再现的不完整和文本译介内容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穆斯林的葬礼》英译本在海外的接受程度。译本在对外译介过程中,未能实现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和译介受众间的有效联动,进而导致了作品译介效果不佳。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当前,中国优秀文学作品“走出去”时,不再受限于目的语国家的政治、语言和文化等因素。这意味着,通过调整对外译介模式,在文学作品对外译介过程中,更多保留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元素,全方位地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好认识、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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