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度如何进行人物形象分析优秀6篇

如何进行人物形象分析优秀我认为，祥林嫂的死，是《祝福》情节发展的主线，可以说，《祝福》的整个情节内容，都是围绕着一个“死”字开展的。这样，也正好体现了鲁迅所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如何进行人物形象分析优秀6篇,供大家参考。

如何进行人物形象分析优秀篇1

我认为，祥林嫂的死，是《祝福》情节发展的主线，可以说，《祝福》的整个情节内容，都是围绕着一个“死”字开展的。这样，也正好体现了鲁迅所指出的，短篇小说艺术表现的特点：“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

小说的主人公祥林嫂，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鬼神宗教观念，这种为封建统治的合理性辩护的，极端野蛮、荒诞的意识形态残害致死的。

可见，小说开头的关于“祝福”气氛的描写，就为祥林嫂的死，提供了一个最恰切的环境。

接着介绍了人物所赖以生活的这个家庭。其主人鲁四老爷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厅堂的布置，几案的摆设，处处显示出令人窒息的死气。要知道，中国的宋明理学对于处在封建等级制最底层的劳动妇女来说，是最残暴最苛虐的一种思想体系。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稍有触犯，则赐死、沉塘。各地志书、家谱的记载，以及《烈女传》《儒林外史》等书中关于烈女、节妇的血泪故事，至今使人不寒而栗。

祥林嫂不幸生活在这样禁锢重重、腐朽愚妄的封建观念和习俗如此浓重、强烈，真如泰山压顶的环境里，还有什么生路可言呢？她的死，是必然的了。

果然，在追叙人物一生几次重大的波折之前，作者便让我们预先知道：祥林嫂已经死了。而且，在临死之前，她脑子里产生了对于鬼神观念的“疑惑”──“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

这“疑惑”非同一般，不可等闲视之。千百年来，由于长期封建制的野蛮统治，造成了中国劳苦百姓的麻木、愚昧；他们，尤其是其中的妇女，有谁怀疑过人类社会之上，冥冥中还有一个鬼神世界主宰着？而这样的一位祥林嫂，竟对它表示“疑惑”了，这是破天荒的事。要知道，对鬼神的“疑惑”，就是对封建统治意识的“疑惑”，也就是对中国劳动妇女传统命运的“疑惑”；这一惊人的意念，从一个备受禁锢、束缚的弱女子的头脑中产生，真是谈何容易啊！任何人读到这里，都会从心里提出一个问号：祥林嫂心中的“疑惑”是怎样产生的？

作者这样鲜明、醒目地通过人物之口指出这一“疑惑”，事实上是在这里设置了一个悬念；这一悬念是贯串至终篇的。可以说，自此以下的"全部描写，都是为了解答这一悬念，充实这一悬念。同样地，作者也是为自己提出了一个难题：怎样用具体描写，来证实祥林嫂心中这一“疑惑”的出现，是合理、自然而又真实、可信的。这一悬念和难题解决好了，作品就获得了成功。

要看到，祥林嫂是以她的整个生命，也就是以她的死来换得这一可贵的“疑惑”的。

以往的分析评论大都认为，将祥林嫂迫害致死的是封建宗法制的“四条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钱谷融先生在《祥林嫂是怎么死的？》（载《华东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增刊）一文中认为：祥林嫂“主要就是被程朱理学所崇奉的旧礼教迫害死的”。这样，就将《祝福》的“思想锋芒”阐述得更鲜明、更准确、更符合作品的实际和作者的原意了。

我认为，在钱先生精当分析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看到：作者在描写祥林嫂被旧礼教迫害致死的过程中，同时也写到了“死”的另一面，那就是她的活力。小说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祥林嫂有强烈的活的愿望，而且希望尽可能地活得体面些。她有顽强的生命力，她是最能活下去，也是最应该活下去的人。就是这样具有旺盛生命力，这样耐活的人，终于被迫害死了；封建礼教的罪恶，真是令人发指。作者充分写出祥林嫂的活力，正是为了拿来衬托她的死的冤屈和悲哀。

在封建礼教的统治下，妇女根本没有独立的人格，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对任何事情，任何处境，只有服从认命，不能有自己的选择；所谓“妇者，服也”。此外，还有“节烈”观念，这世上最“昏迷的强暴”来束缚摧残妇女。

作为贫苦的劳动妇女的祥林嫂，她当然不可能认识整个封建礼教的野蛮和不合理；但是，她在承认和遵从一切妇道条律的前提下，却为自己能比较安稳地活下去──“做稳了奴隶”，做了尽其所能的最大的努力。

正如前面所述，落后、愚昧的中国劳苦百姓，对于为封建统治辩护的鬼神宗教迷信，历来是无疑义地信奉的。而宗教迷信的要义，说穿了无非就是胡乱编派给你什么前世的罪孽，凭空应许给你来世的幸福，目的是要你做一个现世的驯羊，一任他们剪毛剥皮，至死而无怨。祥林嫂当然不可能抗拒、背叛这“从来如此”、世代相传的鬼神迷信观念。──她的“疑惑”是临死之前才产生的。然而，对于现世的悲苦的命运，她并不是一味驯顺地接受，相反地，是一再挣扎、苦斗过的。

统观祥林嫂的一生，她善良、本分，又能吃苦、耐劳，是个“拼命硬干的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她又能思考，有决断，而且勇于行动。──丈夫死后，只身从婆家逃出来，在鲁四老爷家当佣人，为的是做一个不依赖他人的、自立、自守的“未亡人”。对于野蛮的暴力绑架，她做了“出格”的反抗；说明她不是逆来顺受，任人随意摆布的。与山里农民贺老六结合之后，一度生活过得还安稳，人也胖了，“交了好运了”；可见她又不是那样顽固、执拗地死守“节烈”，而是思想圆通，能面对现实的聪明人。听信了柳妈的劝说，她立即采取行动，──到神庙里去捐门槛，为的是变被动为主动；她不甘心被人轻贱蔑视，被认为是“不干不净”，她要做一个跟旁人一样的正常的人。

及至一切挣扎、苦熬都无济于事，最后还是被宣判为有罪。从鲁四老爷家被赶出来之后，祥林嫂陷入了彻底的困境，显然是无法再活下去了。这时，她体力虽已不支，但脑子还是能思考的。面对死亡，面对死后酷刑的恐惧，她回首一生悲苦的经历，终于不能接受这“有罪”的宣判了。她想到，鬼神不是以公正、慈悲为怀的吗？为什么对自己是那样的不公，那样的残忍无情呢？她从自己切身的痛苦经历中，引申出对鬼神世界的“疑惑”了。

祥林嫂见到“我”时这样说道：“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从这说话的语气来看，问题不是偶然提出，在她，是慎重思虑多时的了。再从她对提问对象的选择来看，祥林嫂确是一个有见识、爱思考的人，并不是一般懦怯昏庸的弱女子。

这里，无妨拿她与《故乡》中的闰土作一比较：少年时代那样天真、活泼、机灵的闰土，几十年生活的困苦压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与儿时的好友，读书“出门”的知识分子“我”见面时，只会叹息生活“非常难”。由于他相信鬼神，相信命运，视一切不平，一切苦难为命中注定；所以“老爷”二字，很自然地从他口中吐出，不带一点儿怨愤和不平。对于现世生活的质疑问难，更是谈不上的了。而祥林嫂呢，由于所受的打击、迫害，尤其是在精神上的，远远甚过闰土，加之她对一生所遇的种种不幸，历来是采取主动挣扎苦斗的手段；而且她又是那样爱思考的人。于是，临死之前，那种世道不公，神鬼不灵的怨愤之想，就很自然地在心中升起。

可以看出，作者笔下的祥林嫂，是相当理想化的人物。在苦难深重的中国劳动妇女群中，是很难找到像祥林嫂这样的妇女的。她身上具有那么多“有价值”的东西，不只是勤劳、质朴。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这理想化并没有失去真实性。要知道，祥林嫂这样的人物不可能出现在以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为主要任务的《呐喊》集中，而只能出现在《彷徨》中。因为创作《彷徨》之时，鲁迅已侧重考虑到如何探路前进的问题。“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祥林嫂就以她的不寻常的死，以及死前对旧世界统治的“疑惑”，去警醒和教示一切活着的人，沿着这一“疑惑”继续“求索”下去。

祥林嫂到底是怎样死去的呢？

关于这，历来的评论者大都认为没有必要细加考究，因此不作明确的判断。电影《祝福》的处理是：祥林嫂最后是由于冻饿，倒毙在风雪交加的野地里。后来有个别论著也袭用了这一判断（如《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上318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认为祥林嫂最后是“惨死在祝福时的雪地里”。其实，这在鲁迅原作中，是找不到什么根据的。

我认为，祥林嫂是自杀而死的。在别无生路可走的情况下，最后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才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而事实上，人物的自杀，也是作者在小说中作了多方的暗示，“将意思传给别人”了的。

试想一想，当祥林嫂被鲁家赶出来之后，已是体衰力竭，人们将她视为不洁的异物，任谁都不会同情关心她的了；她所面临的唯一结局就是死亡。与其慢慢地挨着，冻死饿死，倒不如尽快地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祥林嫂就有这勇气。究其一生，她虽是受尽迫害，受尽摧残的妇女，但也时时显示了她的不断挣扎的主动性。这一生中最后一次的抉择──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在祥林嫂来说，也是采取了主动的手段的。我认为，只有认识到、理解到这一点，我们心目中的人物性格才是完整的、统一的、一以贯之的，也才是符合作者的原意的。

再从小说的具体描写来看，祥林嫂一出现，便那样郑重其事地向“我”询问人死后的情状。必然地，她早已埋下了死的念头了。

且看鲁四老爷对她的死竟如此恼怒：“且走而且高声的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如果是一般的冻饿而死，他的反应不会那么强烈：“偏偏要在”──可见是死者主动选择的行为。

再从“我”在祥林嫂死的前后一系列心理反应来看：回答了她关于灵魂有无的问话之后，马上便“心里很觉得不安逸”，想到“我的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倘若“因此发生了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而且，“我”“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豫感”，“这不安愈加强烈了”。

当鲁家短工告诉“我”，祥林嫂“死了”时，“我”的反应也是强烈的：“‘死了？’我心里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而且特别追根究底的要问个明白：“怎么死的？”短工的回答却是“怎样死的？──还不是穷死的？”由于这是凶死，在年关祝福时，短工忌讳说出真相，所以只好这样笼统地回答。中间的破折号是停顿之意，说明短工有所犹豫和踌躇。短工显然没有按“我”所要求的回答。但“我”知道祥林嫂准是自杀而死，于是内心“惊惶”了一阵，“还似乎有些负疚”。

作者接连用好几段文字反复叙写“我”心中的不安、“预感”和“负疚”的心情，其目的是在强调突出祥林嫂的不寻常的死。

还应该看到，作者用了相当多的笔墨，着力描写的，由于祥林嫂的惨死，在“我”心中引起的系列反应，是寄托了他对软弱动摇的知识分子的劝喻的。

很有意思，作者笔下的“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新派人物。他能看清社会的黑暗，心中有所不平，对封建守旧派（自己的“四叔”）产生强烈的憎恶和反感。──从“话不投机”到“决计要走”。

遇到祥林嫂那样严肃认真地向“我”提问，使“我”措手不及，敷衍了事的回答之后，心里立刻产生了一连串的不安；但随后又想“我”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了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给人“解决疑问”，“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多么圆滑乖巧的一种应世手段啊！

待知道祥林嫂的惨死，起初“我”“还似乎有些负疚”，接下去，就不这样了。“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一走了事，何必自寻烦恼。城里的“清炖鱼翅”“价廉物美”，对“我”有更大的吸引力。“我”就是以吃点儿喝点儿的行动来求得内心暂时的“平衡”。呜呼！“人和人的感情”，竟是那样的“不相通”。

小说结尾一段，再次借写祝福的气氛，写景中的幻觉：

……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这里包含了对封建礼教吃人罪恶的愤懑之情，但更主要的是通过这自嘲的独白，表现了对社会的黑暗和丑恶无可奈何，听之任之的颓唐心情。说到底，“我”是在社会斗争面前抱着玩世不恭的逃遁态度的，一个苟活的知识分子。

显然，作者对这一人物是有所谴责和批判的。因为，五四至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鲁迅对中国革命的希望，更多的还是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在1925年3月写的《通讯》一文中，他曾说过：“现在”“也只好从知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华盖集》）

《祝福》写祥林嫂的死，一方面固然揭露控诉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残酷迫害，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这一纽结，将不同身份，不同思想状况的两个人物串在一起，发生碰撞，引起对比。让读者看到，一个是地位卑微，身上有许多封建意识束缚的劳动妇女，在她那低贱、狭小的天地里，却向来是那样的勇于行动，勤于思考，临死之前，终能悟出一个对鬼神观念的“疑惑”来。另一个是“出门人，见识得多”的知识分子，他有清醒的头脑，有一定的是非爱憎之心。也许是由于经历过多挫折，磨损了他的锐气吧，而今变得圆滑世故，遇到现实问题绕着走，更不爱深思探究，[]袖手旁观而心安理得了。

我认为，作者这样写“我”，其用意是在劝喻中国知识分子“都摆脱冷气”，不要“自暴自弃”，积极投入到改革社会的“韧”的战斗中去，“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而且要更多地、更深切地了解劳苦大众的苦难，看到他们身上的可贵品质。

继《祝福》之后半个月，鲁迅写了《在酒楼上》；这篇小说着重刻画了一个青年时代怀抱“改革中国”的壮志，中年成了苟且敷衍、得过且过的、软弱退缩的知识分子吕纬甫。我想，作者笔下这一人物的出现，也可以反证《祝福》中的“我”是寄托了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劝喻的意图的。

如何进行人物形象分析优秀篇2

最初捧着《边城》，怀疑自己能不能把这早期的文章看完，因为我一向对平淡的文章不报耐心。但沈从文的文字清新，行文如流水，虽散却自然，给人一种诗意，使人不自觉地微笑。

“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偶然间看到这简单又纯净的句子，没有了城市中的喧嚣和利欲熏心，让人心里一阵安详又平静。一条小溪一只渡船，一个小屋一辈子，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边城的人民是一群善良的人，他们保持着曾经所有的宁静和谐与纯朴勤俭。透过他们，我看到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一个充满自然人性的世外桃源，人们率直、真挚。正如沈从文所说，这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老船夫不贪财、不嫌贫、乐于助人且生性豁达。他有重重的心事，只为翠翠的将来。他几乎是为翠翠而活，希望翠翠能快快乐乐。他和翠翠相依为命，他们之间正是人类最初干净透明的亲情。而翠翠，这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这个本书的主角，为人天真活泼，她的身上散发的是天真爽朗的孩子香，简单的生活赋予了她一颗毫不世俗的心。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勤劳、善良、淡泊名利的中华传统美德。

翠翠和傩送之间的爱情没有海誓山盟，没有轰轰烈烈，有的只是一个小乡村极其自然的朴素纯情，洋溢着含蓄之美。

文中的两兄弟给我很深的印象。作者既写出了他俩对爱情的忠诚、坚贞，又表现了他们自我牺牲的美德。他们都深爱翠翠，在他们心目中，爱，与世俗的钱财、地位毫不相干。哥哥天保，因为说话结巴，所以选择走马路，也就是托人提亲，而比哥哥更早爱上翠翠的傩送，选择了走车路，也就是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他们用自己不同的方式诉说着自己对翠翠的爱。我不知道世间还有如此纯粹的爱，等在岸上也好，等在船上也罢，“自己的心紧紧缚定远远的一个人”。

他们兄弟之间的坦然与诚实亦让我感动，即使互为情敌，但是他们却能坦白地告诉对方自己的真实感情，以淡淡地微笑，化作浮云。我想，这笑声中不只是丝丝的无奈与烦恼，还有兄弟间的信任与温柔吧。（而后来傩送因哥哥的死而选择放弃翠翠，再次让我看到兄弟间的深厚感情。）

我曾经不止一次埋怨过翠翠，为她的单纯，为她单纯中的无情。因为她单纯，所以猜不透祖父话中的含义；因为她单纯，所以不知道天保的死和自己有关；因为她单纯，所以不知道自己让祖父受了多少气，莫名地成了“坏人”；因为她单纯，所以太晚明白两兄弟深刻的爱；因为她单纯，所以面对爱时，她选择羞涩地躲开，拆散了美好的姻缘，使三人各自神伤。但我明白，若少了她的单纯也不会有这两份深刻而又平淡的爱，而她只是一个孩子，一个将要孤单地守着爱，守着渡船的孩子。想到这里，不禁为她感到哀伤。

最初看到这个结局，不能接受。为什么让那么纯粹爱着的人承受这些痛楚。若那年五月翠翠没有守在那里，是不是就不会遇上傩送？没有两人的邂逅，他们也许还是陌路人吧？也许。后来，我便释然了，在这美得不实际的人性美下，翠翠无限期的等待和走马路走车路的悲哀，或许是让我们咀嚼这人生的不尽完美吧！

如何进行人物形象分析优秀篇3

路遥以其独特的视角，敏锐的洞察，深邃的主题，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创造出《平凡的世界》这一具有乡土气息的现实主义力作。他在小说里成功的塑造了孙少平这一坚忍的奋斗者、精神家园守卫者典型人物形象。

如何进行人物形象分析优秀篇4

《摘要》“红学”之说，离不开林黛玉和薛宝钗两位女主角的争议，本文从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出生背景，生活环境，成长历程，人生价值观的差异和重合等四个方面论述两人的鲜明的艺术形象。打破长期以来“褒黛贬钗”的定论，曹雪芹终其一生精血所创造的鸿篇巨制《红楼梦》，立意独特，意义深远，并非等同于一般的世俗情感纠纷小说。

“盖贤与不肖之性，皆通人所兼具，非可以判然划分者也。人以宝钗为奸险，而阴为邢岫烟赎棉衣事，则亦仁厚。以黛玉为天真，而讥笑一村老妪为‘牛’为‘母蝗虫’，则亦刻薄。且宝钗宽大，黛玉偏狭，宝钗善体谅他人，而黛玉则心存嫉妒，然则宝钗必不肖而黛玉必贤乎？谓宝钗之美德全出于造作亦过，要而言之，人之天性不同，所表现者亦异也。”(1)

此上一番论述，指出黛玉和宝钗的贤与不肖所兼具，打破了长期以来“褒黛贬钗”的常论，“宝钗阴险狠毒，以黛玉之稚气，当然不是对手。盖黛玉多心，乃无手段，宝钗多心，手段又辣故也。”(2)

在读者的眼中，书中的林黛玉虽然生性多疑敏感苛刻，但是读者看到她的每一行每一言，都透露出一个“真”字。相比之下，薛宝钗的温柔敦厚大方，却总让人感觉造作之姿，隐隐笼罩着一个“假”字。假的东西总不及真的能够打动人心，黛玉的真心可以掩盖她的性格瑕疵，宝钗的假意则遮住她在其它方面的光辉。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对于两位形象的对比具体分析，主要会通过两人的四个方面不同分而述之。

一 出生背景的差异

林黛玉的出生家庭既是钟鼎之家，又是书香之族，这也为她具有满腹才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世家，到了她这一代却是仅仅剩下她一个人，盛门的背后，展现的却是无比的凄凉和孤苦。父母相继去世，无依无靠是必然的结果。生长在这样的世家，从小接受的不是生存之能，而是精神气质上的追求，那么她的傲气自然是油然而生。

但是就是她这样一个经过精神洗礼的女子，却要过着寄人篱下，在贾府鱼龙混杂的地方看着别人的眼色生活，心中的悲戚是不言而喻的，所以黛玉之所以是孤高自诩，目下无尘，根源在于是自己本身的生活理想和现实的矛盾。

书香世家讲得是读书认字，诗词歌赋，但是皇商讲得却是生意人际的交往。

跟人打交道，肯定没有跟书那么的简单，和人打交道，在利益衡量之间，讲得是人心的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

薛宝钗出生在这样的皇商家庭里，已经处于人心斗争的漩涡之中。她在这样的出生背景下，还可以有着可以和林黛玉一较高下文学才华，着实不易，这还要归功于她的父亲，将她当男儿一般来抚养，使她比他的哥哥强个一百倍。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才让她从小就生活在家业的重担之下，父亲早逝，唯一的哥哥又不成器，家族的辉煌已是西山落日，光芒渐消。家族的重担无时无刻的压在她的肩膀上，令她做事不能随心而发，须得左右权衡，小小年纪被迫接受大人的世故圆滑。

在贾府那种人性受到压制的地方，两人同是薄命，一个是活得太真，一个是活得太累。

二 生活环境的不同

黛玉自小的生活的环境及其的简单，是一个纯净空灵的世界，直到父母的接连去世，让她开始知道生命无常和世事变幻莫测。

对这种对无常的无法掌握和对逝去的难以割舍让她有着一颗惶惶之心，不安时时笼罩在她的内心深处。以致她才会有异于常人的想法，“人有聚就有散，聚时欢喜，到散时岂不冷清？既清冷则生伤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开时令人爱慕，谢时则增惆怅，所以倒是不开的好。”（第31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对繁华散尽之后的感叹痛惜，无奈伤感一一洞明。

宝钗，从她大哥薛蟠的累累劣迹就可以看出她生长的环境是多么的纷繁复杂。再加上一个大家族里所谓的一些夺权争产明争暗斗之事，在她年幼的心里已经埋下了现实是残酷的萌芽。

她是一个具有远见和才识的女子，自云守拙本只是明哲保身，然而周围的环境始终不相宜，让自己的才华在对现实的迁就之中渐渐的隐没，这对她本人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林黛玉出生于书香世家，封建礼教自然是自小就学，自小就知，但是她在《红楼梦》中却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而薛宝钗出生于皇商世家，封建教条的管束自然没有那么的重，但是她却是一个封建社会标准的淑女。这样的位置转换实在是很有意思，也足于体现曹公的匠心独具。

其实，从他们两人的生长环境就是不难看出的。在封建社会之中，对子女，特别是女儿的遵守礼教的教导，一般都是来自于母亲。但是林黛玉却是幼年丧母，这样，封建礼教的第一导师就没有了。之后父亲林如海给她聘请的老师贾雨村也是一个漫不经心的人，自然对她的封建教化更不会放在心上。那么林黛玉可以说自小根本就没有接受过什么封建礼教，那么她会目无礼教，敢于反叛，只管真心就不难理解。

在这一方面，薛宝钗正好相反，她是幼年丧父。也就是在父亲死后，她才停止了诗书方面的用功，为了不让母亲操心而专心于针凿家计等事，此时宝钗母亲对女儿的封建礼教教导现在才刚刚开始。之后薛家有心想让女儿进宫选秀，要合封建第一帝王的心意，在封建礼教上更是不能放松。于是，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教导宝钗，想让她慢慢的转变为封建教教条的卫道者，这也是许多评论家对她下的定义，“她自幼尊孔读经，学会一套阴险狡诈的统治本领，她把个人的理想和抱负，同日益衰败的阶级利益紧紧的联在一起。”(3)

但是读者应该还记得她写的《螃蟹咏》吧，对当时那些横行无道的官场人物如贾雨村之流，进行了尖锐的讽刺。所谓诗歌见其志，实际上她骨子里却颇有愤世嫉俗的性格因子，她对当时的社会抱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就连开始骂她热衷于仕途经济的贾宝玉都赞叹说写得痛快，如果认为薛宝钗真的是一个封建卫道者，那么赞扬她的贾宝玉也难脱干系了。（第38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薛宝钗对宝玉的劝学让读者论定她是封建卫道者的铁证，但是这又何尝不是出于一份真心的关心，和林黛玉面对贾宝玉差点葬送在父亲的棍棒之下的哭泣“你从此可都改了罢。”有着异曲同工之意。（第34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如何进行人物形象分析优秀篇5

《摘要》“红学”之说，离不开林黛玉和薛宝钗两位女主角的争议，本文从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出生背景，生活环境，成长历程，人生价值观的差异和重合等四个方面论述两人的鲜明的艺术形象。打破长期以来“褒黛贬钗”的定论，曹雪芹终其一生精血所创造的鸿篇巨制《红楼梦》，立意独特，意义深远，并非等同于一般的世俗情感纠纷小说。

“盖贤与不肖之性，皆通人所兼具，非可以判然划分者也。人以宝钗为奸险，而阴为邢岫烟赎棉衣事，则亦仁厚。以黛玉为天真，而讥笑一村老妪为‘牛’为‘母蝗虫’，则亦刻薄。且宝钗宽大，黛玉偏狭，宝钗善体谅他人，而黛玉则心存嫉妒，然则宝钗必不肖而黛玉必贤乎？谓宝钗之美德全出于造作亦过，要而言之，人之天性不同，所表现者亦异也。”(1)

此上一番论述，指出黛玉和宝钗的贤与不肖所兼具，打破了长期以来“褒黛贬钗”的常论，“宝钗阴险狠毒，以黛玉之稚气，当然不是对手。盖黛玉多心，乃无手段，宝钗多心，手段又辣故也。”(2)

在读者的眼中，书中的林黛玉虽然生性多疑敏感苛刻，但是读者看到她的每一行每一言，都透露出一个“真”字。相比之下，薛宝钗的温柔敦厚大方，却总让人感觉造作之姿，隐隐笼罩着一个“假”字。假的东西总不及真的能够打动人心，黛玉的真心可以掩盖她的性格瑕疵，宝钗的假意则遮住她在其它方面的光辉。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对于两位形象的对比具体分析，主要会通过两人的四个方面不同分而述之。

一 出生背景的差异

林黛玉的出生家庭既是钟鼎之家，又是书香之族，这也为她具有满腹才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世家，到了她这一代却是仅仅剩下她一个人，盛门的背后，展现的却是无比的凄凉和孤苦。父母相继去世，无依无靠是必然的结果。生长在这样的世家，从小接受的不是生存之能，而是精神气质上的追求，那么她的傲气自然是油然而生。

但是就是她这样一个经过精神洗礼的女子，却要过着寄人篱下，在贾府鱼龙混杂的地方看着别人的眼色生活，心中的悲戚是不言而喻的，所以黛玉之所以是孤高自诩，目下无尘，根源在于是自己本身的生活理想和现实的矛盾。

书香世家讲得是读书认字，诗词歌赋，但是皇商讲得却是生意人际的交往。

跟人打交道，肯定没有跟书那么的简单，和人打交道，在利益衡量之间，讲得是人心的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

薛宝钗出生在这样的皇商家庭里，已经处于人心斗争的漩涡之中。她在这样的出生背景下，还可以有着可以和林黛玉一较高下文学才华，着实不易，这还要归功于她的父亲，将她当男儿一般来抚养，使她比他的哥哥强个一百倍。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才让她从小就生活在家业的重担之下，父亲早逝，唯一的哥哥又不成器，家族的辉煌已是西山落日，光芒渐消。家族的重担无时无刻的压在她的肩膀上，令她做事不能随心而发，须得左右权衡，小小年纪被迫接受大人的世故圆滑。

在贾府那种人性受到压制的地方，两人同是薄命，一个是活得太真，一个是活得太累。

二 生活环境的不同

黛玉自小的生活的环境及其的简单，是一个纯净空灵的世界，直到父母的接连去世，让她开始知道生命无常和世事变幻莫测。

对这种对无常的无法掌握和对逝去的难以割舍让她有着一颗惶惶之心，不安时时笼罩在她的内心深处。以致她才会有异于常人的想法，“人有聚就有散，聚时欢喜，到散时岂不冷清？既清冷则生伤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开时令人爱慕，谢时则增惆怅，所以倒是不开的好。”（第31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对繁华散尽之后的感叹痛惜，无奈伤感一一洞明。

宝钗，从她大哥薛蟠的累累劣迹就可以看出她生长的环境是多么的纷繁复杂。再加上一个大家族里所谓的一些夺权争产明争暗斗之事，在她年幼的心里已经埋下了现实是残酷的萌芽。

她是一个具有远见和才识的女子，自云守拙本只是明哲保身，然而周围的环境始终不相宜，让自己的才华在对现实的迁就之中渐渐的隐没，这对她本人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林黛玉出生于书香世家，封建礼教自然是自小就学，自小就知，但是她在《红楼梦》中却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而薛宝钗出生于皇商世家，封建教条的管束自然没有那么的重，但是她却是一个封建社会标准的淑女。这样的位置转换实在是很有意思，也足于体现曹公的匠心独具。

其实，从他们两人的生长环境就是不难看出的。在封建社会之中，对子女，特别是女儿的遵守礼教的教导，一般都是来自于母亲。但是林黛玉却是幼年丧母，这样，封建礼教的第一导师就没有了。之后父亲林如海给她聘请的老师贾雨村也是一个漫不经心的人，自然对她的封建教化更不会放在心上。那么林黛玉可以说自小根本就没有接受过什么封建礼教，那么她会目无礼教，敢于反叛，只管真心就不难理解。

在这一方面，薛宝钗正好相反，她是幼年丧父。也就是在父亲死后，她才停止了诗书方面的用功，为了不让母亲操心而专心于针凿家计等事，此时宝钗母亲对女儿的封建礼教教导现在才刚刚开始。之后薛家有心想让女儿进宫选秀，要合封建第一帝王的心意，在封建礼教上更是不能放松。于是，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教导宝钗，想让她慢慢的转变为封建教教条的卫道者，这也是许多评论家对她下的定义，“她自幼尊孔读经，学会一套阴险狡诈的统治本领，她把个人的理想和抱负，同日益衰败的阶级利益紧紧的联在一起。”(3)

但是读者应该还记得她写的《螃蟹咏》吧，对当时那些横行无道的官场人物如贾雨村之流，进行了尖锐的讽刺。所谓诗歌见其志，实际上她骨子里却颇有愤世嫉俗的性格因子，她对当时的社会抱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就连开始骂她热衷于仕途经济的贾宝玉都赞叹说写得痛快，如果认为薛宝钗真的是一个封建卫道者，那么赞扬她的贾宝玉也难脱干系了。（第38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薛宝钗对宝玉的劝学让读者论定她是封建卫道者的铁证，但是这又何尝不是出于一份真心的关心，和林黛玉面对贾宝玉差点葬送在父亲的棍棒之下的哭泣“你从此可都改了罢。”有着异曲同工之意。（第34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如何进行人物形象分析优秀篇6

我认为，祥林嫂的死，是《祝福》情节发展的主线，可以说，《祝福》的整个情节内容，都是围绕着一个“死”字开展的。这样，也正好体现了鲁迅所指出的，短篇小说艺术表现的特点：“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

小说的主人公祥林嫂，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鬼神宗教观念，这种为封建统治的合理性辩护的，极端野蛮、荒诞的意识形态残害致死的。

可见，小说开头的关于“祝福”气氛的描写，就为祥林嫂的死，提供了一个最恰切的环境。

接着介绍了人物所赖以生活的这个家庭。其主人鲁四老爷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厅堂的布置，几案的摆设，处处显示出令人窒息的死气。要知道，中国的宋明理学对于处在封建等级制最底层的劳动妇女来说，是最残暴最苛虐的一种思想体系。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稍有触犯，则赐死、沉塘。各地志书、家谱的记载，以及《烈女传》《儒林外史》等书中关于烈女、节妇的血泪故事，至今使人不寒而栗。

祥林嫂不幸生活在这样禁锢重重、腐朽愚妄的封建观念和习俗如此浓重、强烈，真如泰山压顶的环境里，还有什么生路可言呢？她的死，是必然的了。

果然，在追叙人物一生几次重大的波折之前，作者便让我们预先知道：祥林嫂已经死了。而且，在临死之前，她脑子里产生了对于鬼神观念的“疑惑”──“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

这“疑惑”非同一般，不可等闲视之。千百年来，由于长期封建制的野蛮统治，造成了中国劳苦百姓的麻木、愚昧；他们，尤其是其中的妇女，有谁怀疑过人类社会之上，冥冥中还有一个鬼神世界主宰着？而这样的一位祥林嫂，竟对它表示“疑惑”了，这是破天荒的事。要知道，对鬼神的“疑惑”，就是对封建统治意识的“疑惑”，也就是对中国劳动妇女传统命运的“疑惑”；这一惊人的意念，从一个备受禁锢、束缚的弱女子的头脑中产生，真是谈何容易啊！任何人读到这里，都会从心里提出一个问号：祥林嫂心中的“疑惑”是怎样产生的？

作者这样鲜明、醒目地通过人物之口指出这一“疑惑”，事实上是在这里设置了一个悬念；这一悬念是贯串至终篇的。可以说，自此以下的"全部描写，都是为了解答这一悬念，充实这一悬念。同样地，作者也是为自己提出了一个难题：怎样用具体描写，来证实祥林嫂心中这一“疑惑”的出现，是合理、自然而又真实、可信的。这一悬念和难题解决好了，作品就获得了成功。

要看到，祥林嫂是以她的整个生命，也就是以她的死来换得这一可贵的“疑惑”的。

以往的分析评论大都认为，将祥林嫂迫害致死的是封建宗法制的“四条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钱谷融先生在《祥林嫂是怎么死的？》（载《华东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增刊）一文中认为：祥林嫂“主要就是被程朱理学所崇奉的旧礼教迫害死的”。这样，就将《祝福》的“思想锋芒”阐述得更鲜明、更准确、更符合作品的实际和作者的原意了。

我认为，在钱先生精当分析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看到：作者在描写祥林嫂被旧礼教迫害致死的过程中，同时也写到了“死”的另一面，那就是她的活力。小说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祥林嫂有强烈的活的愿望，而且希望尽可能地活得体面些。她有顽强的生命力，她是最能活下去，也是最应该活下去的人。就是这样具有旺盛生命力，这样耐活的人，终于被迫害死了；封建礼教的罪恶，真是令人发指。作者充分写出祥林嫂的活力，正是为了拿来衬托她的死的冤屈和悲哀。

在封建礼教的统治下，妇女根本没有独立的人格，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对任何事情，任何处境，只有服从认命，不能有自己的选择；所谓“妇者，服也”。此外，还有“节烈”观念，这世上最“昏迷的强暴”来束缚摧残妇女。

作为贫苦的劳动妇女的祥林嫂，她当然不可能认识整个封建礼教的野蛮和不合理；但是，她在承认和遵从一切妇道条律的前提下，却为自己能比较安稳地活下去──“做稳了奴隶”，做了尽其所能的最大的努力。

正如前面所述，落后、愚昧的中国劳苦百姓，对于为封建统治辩护的鬼神宗教迷信，历来是无疑义地信奉的。而宗教迷信的要义，说穿了无非就是胡乱编派给你什么前世的罪孽，凭空应许给你来世的幸福，目的是要你做一个现世的驯羊，一任他们剪毛剥皮，至死而无怨。祥林嫂当然不可能抗拒、背叛这“从来如此”、世代相传的鬼神迷信观念。──她的“疑惑”是临死之前才产生的。然而，对于现世的悲苦的命运，她并不是一味驯顺地接受，相反地，是一再挣扎、苦斗过的。

统观祥林嫂的一生，她善良、本分，又能吃苦、耐劳，是个“拼命硬干的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她又能思考，有决断，而且勇于行动。──丈夫死后，只身从婆家逃出来，在鲁四老爷家当佣人，为的是做一个不依赖他人的、自立、自守的“未亡人”。对于野蛮的暴力绑架，她做了“出格”的反抗；说明她不是逆来顺受，任人随意摆布的。与山里农民贺老六结合之后，一度生活过得还安稳，人也胖了，“交了好运了”；可见她又不是那样顽固、执拗地死守“节烈”，而是思想圆通，能面对现实的聪明人。听信了柳妈的劝说，她立即采取行动，──到神庙里去捐门槛，为的是变被动为主动；她不甘心被人轻贱蔑视，被认为是“不干不净”，她要做一个跟旁人一样的正常的人。

及至一切挣扎、苦熬都无济于事，最后还是被宣判为有罪。从鲁四老爷家被赶出来之后，祥林嫂陷入了彻底的困境，显然是无法再活下去了。这时，她体力虽已不支，但脑子还是能思考的。面对死亡，面对死后酷刑的恐惧，她回首一生悲苦的经历，终于不能接受这“有罪”的宣判了。她想到，鬼神不是以公正、慈悲为怀的吗？为什么对自己是那样的不公，那样的残忍无情呢？她从自己切身的痛苦经历中，引申出对鬼神世界的“疑惑”了。

祥林嫂见到“我”时这样说道：“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从这说话的语气来看，问题不是偶然提出，在她，是慎重思虑多时的了。再从她对提问对象的选择来看，祥林嫂确是一个有见识、爱思考的人，并不是一般懦怯昏庸的弱女子。

这里，无妨拿她与《故乡》中的闰土作一比较：少年时代那样天真、活泼、机灵的闰土，几十年生活的困苦压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与儿时的好友，读书“出门”的知识分子“我”见面时，只会叹息生活“非常难”。由于他相信鬼神，相信命运，视一切不平，一切苦难为命中注定；所以“老爷”二字，很自然地从他口中吐出，不带一点儿怨愤和不平。对于现世生活的质疑问难，更是谈不上的了。而祥林嫂呢，由于所受的打击、迫害，尤其是在精神上的，远远甚过闰土，加之她对一生所遇的种种不幸，历来是采取主动挣扎苦斗的手段；而且她又是那样爱思考的人。于是，临死之前，那种世道不公，神鬼不灵的怨愤之想，就很自然地在心中升起。

可以看出，作者笔下的祥林嫂，是相当理想化的人物。在苦难深重的中国劳动妇女群中，是很难找到像祥林嫂这样的妇女的。她身上具有那么多“有价值”的东西，不只是勤劳、质朴。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这理想化并没有失去真实性。要知道，祥林嫂这样的人物不可能出现在以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为主要任务的《呐喊》集中，而只能出现在《彷徨》中。因为创作《彷徨》之时，鲁迅已侧重考虑到如何探路前进的问题。“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祥林嫂就以她的不寻常的死，以及死前对旧世界统治的“疑惑”，去警醒和教示一切活着的人，沿着这一“疑惑”继续“求索”下去。

祥林嫂到底是怎样死去的呢？

关于这，历来的评论者大都认为没有必要细加考究，因此不作明确的判断。电影《祝福》的处理是：祥林嫂最后是由于冻饿，倒毙在风雪交加的野地里。后来有个别论著也袭用了这一判断（如《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上318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认为祥林嫂最后是“惨死在祝福时的雪地里”。其实，这在鲁迅原作中，是找不到什么根据的。

我认为，祥林嫂是自杀而死的。在别无生路可走的情况下，最后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才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而事实上，人物的自杀，也是作者在小说中作了多方的暗示，“将意思传给别人”了的。

试想一想，当祥林嫂被鲁家赶出来之后，已是体衰力竭，人们将她视为不洁的异物，任谁都不会同情关心她的了；她所面临的唯一结局就是死亡。与其慢慢地挨着，冻死饿死，倒不如尽快地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祥林嫂就有这勇气。究其一生，她虽是受尽迫害，受尽摧残的妇女，但也时时显示了她的不断挣扎的主动性。这一生中最后一次的抉择──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在祥林嫂来说，也是采取了主动的手段的。我认为，只有认识到、理解到这一点，我们心目中的人物性格才是完整的、统一的、一以贯之的，也才是符合作者的原意的。

再从小说的具体描写来看，祥林嫂一出现，便那样郑重其事地向“我”询问人死后的情状。必然地，她早已埋下了死的念头了。

且看鲁四老爷对她的死竟如此恼怒：“且走而且高声的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如果是一般的冻饿而死，他的反应不会那么强烈：“偏偏要在”──可见是死者主动选择的行为。

再从“我”在祥林嫂死的前后一系列心理反应来看：回答了她关于灵魂有无的问话之后，马上便“心里很觉得不安逸”，想到“我的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倘若“因此发生了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而且，“我”“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豫感”，“这不安愈加强烈了”。

当鲁家短工告诉“我”，祥林嫂“死了”时，“我”的反应也是强烈的：“‘死了？’我心里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而且特别追根究底的要问个明白：“怎么死的？”短工的回答却是“怎样死的？──还不是穷死的？”由于这是凶死，在年关祝福时，短工忌讳说出真相，所以只好这样笼统地回答。中间的破折号是停顿之意，说明短工有所犹豫和踌躇。短工显然没有按“我”所要求的回答。但“我”知道祥林嫂准是自杀而死，于是内心“惊惶”了一阵，“还似乎有些负疚”。

作者接连用好几段文字反复叙写“我”心中的不安、“预感”和“负疚”的心情，其目的是在强调突出祥林嫂的不寻常的死。

还应该看到，作者用了相当多的笔墨，着力描写的，由于祥林嫂的惨死，在“我”心中引起的系列反应，是寄托了他对软弱动摇的知识分子的劝喻的。

很有意思，作者笔下的“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新派人物。他能看清社会的黑暗，心中有所不平，对封建守旧派（自己的“四叔”）产生强烈的憎恶和反感。──从“话不投机”到“决计要走”。

遇到祥林嫂那样严肃认真地向“我”提问，使“我”措手不及，敷衍了事的回答之后，心里立刻产生了一连串的不安；但随后又想“我”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了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给人“解决疑问”，“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多么圆滑乖巧的一种应世手段啊！

待知道祥林嫂的惨死，起初“我”“还似乎有些负疚”，接下去，就不这样了。“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一走了事，何必自寻烦恼。城里的“清炖鱼翅”“价廉物美”，对“我”有更大的吸引力。“我”就是以吃点儿喝点儿的行动来求得内心暂时的“平衡”。呜呼！“人和人的感情”，竟是那样的“不相通”。

小说结尾一段，再次借写祝福的气氛，写景中的幻觉：

……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这里包含了对封建礼教吃人罪恶的愤懑之情，但更主要的是通过这自嘲的独白，表现了对社会的黑暗和丑恶无可奈何，听之任之的颓唐心情。说到底，“我”是在社会斗争面前抱着玩世不恭的逃遁态度的，一个苟活的知识分子。

显然，作者对这一人物是有所谴责和批判的。因为，五四至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鲁迅对中国革命的希望，更多的还是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在1925年3月写的《通讯》一文中，他曾说过：“现在”“也只好从知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华盖集》）

《祝福》写祥林嫂的死，一方面固然揭露控诉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残酷迫害，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这一纽结，将不同身份，不同思想状况的两个人物串在一起，发生碰撞，引起对比。让读者看到，一个是地位卑微，身上有许多封建意识束缚的劳动妇女，在她那低贱、狭小的天地里，却向来是那样的勇于行动，勤于思考，临死之前，终能悟出一个对鬼神观念的“疑惑”来。另一个是“出门人，见识得多”的知识分子，他有清醒的头脑，有一定的是非爱憎之心。也许是由于经历过多挫折，磨损了他的锐气吧，而今变得圆滑世故，遇到现实问题绕着走，更不爱深思探究，[]袖手旁观而心安理得了。

我认为，作者这样写“我”，其用意是在劝喻中国知识分子“都摆脱冷气”，不要“自暴自弃”，积极投入到改革社会的“韧”的战斗中去，“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而且要更多地、更深切地了解劳苦大众的苦难，看到他们身上的可贵品质。

继《祝福》之后半个月，鲁迅写了《在酒楼上》；这篇小说着重刻画了一个青年时代怀抱“改革中国”的壮志，中年成了苟且敷衍、得过且过的、软弱退缩的知识分子吕纬甫。我想，作者笔下这一人物的出现，也可以反证《祝福》中的“我”是寄托了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劝喻的意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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