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造园教材《造庭园艺》与《造园学概论》的造园理论差异对比

徐莉 李毓菲 沈伟棠

摘要：《造庭园艺》与《造园学概论》分别是我国风景园林学科初创过程中童玉民先生与陈植先生的代表性论著，是我国当时为数不多的2部造园教材，也是我国风景园林领域至为重要的造园学研究论著，因而有必要对这2部教材进行深入解读。但2部教材在学科名称、体例、个案研究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别，这也正是2位前辈学术思想差异的体现。文章将2部教材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分析与解读不同学科视野下的前辈人物造园思想，从而能对近代中国造园研究情况有更全面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能为当今在编写相关教材时提供可借鉴的模式和经验。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课题（项目编号：FJJKCG20-128）

[作者简介]徐莉（1995—），女，硕士，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李毓菲（1996—），女，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艺术设计。

[通信作者]沈伟棠（1978—），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中国设计历史与理论。

近代时期，在“西学东渐”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大批留学生学成归国后，积极地投身到国家的教育体制改革中，将西方教学方式引进国内，宣扬先进教育思想与传统教育理论相结合，对中外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这也对我国的风景园林教育体系造成了重大影响。正是在这种破旧立新的变局中，园艺学、建筑学和林学等多个相关领域的专业学者开始研究造园学教育，并积极参与造园实践中，为风景园林学的孕育与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中国从以往“师徒授受”的私塾教育模式逐渐向新式现代的学堂教育模式转变，导致了其他类似学科的风景园林相关课程的创建。据查阅相关资料得知，我国最早开设的相关课程是由1922—1927年任教于江苏省立第二农业学校（现在苏州职业技术学院）的章守玉先生所开设的庭院学，此校也是我国最早开设园艺学科的学校，于1922年成立了园艺科;1931—1933年陈植先生在国立中央大学森林系首次开设了造园学课程[1]。尽管民国时期造园学未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但其知识体系已经具备了雏形。

从先生们的学术背景和教材本身的撰写模式来看，童玉民先生的《造庭园艺学》（图1）和陈植先生的《造园学概论》（图2）都是中国造园领域中有价值的教材，至今仍是中国风景园林研究的经典并产生着深远影响，也填补了当时中国大学没有系统造园教材的空白， 提高了国内学术著作和学科发展的水准。目前关于《造园学概论》教材的研究有段建强学者以《造园学概论》为样本，探讨了近代“造园”相关学科初创时，名称上认知的差异以及概念上的差异[2]，赵丙政[3]浅论《造园学概论》对传统造园理论的发展和本书对于改善园林发展现状的借鉴意义，以及刘红薇等[4]对读《造园学概论》的感悟;其他学者或在对陈植之遗产保护[5]、风景立国[6]、教育理念与贡献[7]等思想观念的分析。而对《造庭园艺》以及童玉民本身的研究相对零散，大多是以相关人物的造园思想或学科建构为切入点，如段建强学者对童玉民理解的“庭园”做了阐释，赵纪军等[8]在《多学科视野下中国近代造园理论的源流与建构研究》一文中提及童玉民对“庭园”的认知，而专门针对《造园学概论》和《造庭园艺》2部教材进行对比的论述尚未出现。综上所述，从造园学的角度以对比2部教材的差异为切入点，达到对2部教材更加深入理解，同时进一步解读2位前辈的造园思想，并对近代造园理论多样性的研究情况有较全面的认识。

1 学术背景之差异

通过对2本教材研究背景的系统梳理，发现童玉民先生与陈植先生2人主要的学术思想差异来源于不同历史时期中所处环境差异的影响。20世纪初期，由贝利[9]总结的现代园艺包括果树、蔬菜、花卉以及“造园”4部分的观点，得到了福羽逸人、原熙等日本园艺学者的发扬[8]。1912年童玉民先生到日本深造，受到贝利“造园思想”的影响，将“造园”及其相关内容作为“园艺”之一内容加以认知，“庭园”是其中的主体。而“庭”在昭和初期就以相关的课程为主，例如日本庭园、欧洲庭园、“茶室·茶庭”等[10]。此外，日本的造园教育始于1911年镜保之助先生在千叶县立园艺专门学校（现为千叶大学园艺学部）开讲的《庭园论》[11]，也间接影响了童玉民的学术观点。1919年陈植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学科学习，晚于童玉民先生7年去日本留学，期间专攻造林学和造园学。在日本留学期间得知，日本曾因“学科”的名称上存在差异而引发了严重的学术分歧，最终因在中国的计成所著之《园冶》中发现“造园”一词而得到大家的支持，然后将学科名称改为“造园学”。受到此事件的启发，一方面陈植先生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因“图国粹之复兴，及学术之介绍”为目的，从而寻求新的思路与方法，收集了大量资料，将西方教材的编写理念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去编写教材。同时，受到导师上原敬二博士、田村刚博士等人的影响，他们从欧美留学归国后引入了新的想法， 并以关东大地震导致城市遭受的巨大破坏为契机，于1924年设立了东京高等造园学校 （现在的东京农业大学造园学科），至此日本的造园教育与造园学科基本形成[12]。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了2位先生往后不同的研究思维，也导致了对中国造园内涵与外延的不同理解。

2 “庭园”与“造园”

2位先生在2本教材中对同一研究对象的命名可能由于学术思想的差异而不完全一致，通过对两本教材各自研究范畴的分析解读，可以发现《造庭园艺》和《造园学概论》在“学科名称”上有不同看法。

园艺学科背景下的童玉民先生在编著《造庭园艺》自序中开门见山地将“造园”分为“个人造园”“公众造园”“国土装景”3类详加阐释。继而叙述“盖造园事业，时至今日，逼于新文化新思潮骤然成其必要，或为娱乐的，或为装饰的，或为实用的，政策的，莫不有待優美之设计，精致之施工，严密之管理，虽曰专家特殊之技术，亦为国民当有之常识”[13]。概述了造园作为当今事业的缘由，同时把造园视为“专家特殊之技术”，也是国民应有的“常识”。对于“造园”的理解与童玉民背后的见识有关，诚然如作者所述，“《造庭园艺》书中的材料，选译东西洋著名书籍”[13]，由此可见，童玉民的编意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参照了“东西洋著名书籍”，这与他著书前留日经历有关。值得注意的是，童玉民在这里使用的是“造园”一词，对于这一观点来说，他阐释道“作为造庭之事，简称作庭，造庭或筑庭，造园，即所谓造庭园艺，或风致园艺是也。”明确了所谓的“造园”内涵是偏于“庭园”，明显与陈植基于美国LA的造园概念不同。

童玉民作为浙江省农业学校（浙江大学农学院前身）的教授，对“造园”的理念与认识也反映在他的教学实践中，1926年，他开始将园艺（Horticulture）分为5类：果树园艺（Fruit gardening）、蔬菜园艺（Vegetative gardening）、花卉园艺（Flower gardening）、造庭园艺（Landscape gardening）和种苗园艺（Seed gardening）。其中，果树园艺、蔬菜园艺和种苗园艺统称为实用的园艺或营业的园艺（Commercial gardening），把花卉园艺和造庭园艺合称为娱乐的园艺（Amateur gardening）[14]，并称“凡以娱乐、鉴赏、装饰或兼以利用为目的，施以风致的设备之地域，名曰庭院，美者，庭院之生命也”[13]。由此可看出童玉民对“园艺” 分类的独特见解。

同样有留日背景的陈植在编写《造园学概论》教材中，他却与童玉民有着不同的看法， “至于‘造庭园艺’，则以庭园、公园，以及各种装景中应用园艺（Horticulture or Gardening）者，仅小部分，‘造园’云云，故断不能视为园艺分类之一，而于园艺之上，以‘造庭’2字冠之，另成一学术上正式名词，盖可知矣[15]。且考‘庭’之字义，系阶前之称，以‘庭’一字难概其余，故识字论义，俱难适用”[15]。分别指出了“造园”与“造庭”两者的概念与区别，虽然两位先生同样倡导“国粹之复兴”但在学科定名上又有不同的分歧，哪个更适用之名称，陈植进一步追溯到日本造园学萌芽之际，不同背景学科对于“造园”的理解有所不同，园艺学者称为“造庭园艺”，而林学称为“风致造林”，经过几番讨论，遂亦冰释[15]。针对“造庭园艺”一词陈植[15]解释为“我国新刊造园书中，亦有以‘造庭园艺’相标榜者，想亦袭用日本书旧名称者也。查是《造庭园艺》书中所载，概为庭院，……惜以绝不适用之名称冠之，致引起各方误解，深盼有以更正之也。”陈植反复捍卫“造园”这一名称，在1956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对我国造园教育的商榷》[16]，并在文中[17]指出“出身于建筑或园艺系的学者，由于受到国外设置庭院学的影响，可能把造园学误认为就是 庭园学”，明确指出了不同背景下的学者对学科定名的不同，这与他一生潜心研究造园学形成对照，反映了他对待传统锲而不舍的态度。1828年，《OntheLandscapeArchitectureoftheGreatPaintersofItaly》一书的出版使苏格兰人吉尔伯特·莱恩·梅森（GilbertLaingMeason，1769—1832）成为创造英文词汇“LandscapeArchitecture”的第1人[18]，此后，LA学科开始在我国引入，并引起了造园学学科争议的问题，名称变更迭起，实质上也是延续了日本学科名称的争论，至今亦有众多学者仍在译名之争，比如著名风景园林学家王绍增[19]、俞孔坚[20]等，这正反映了该学科在不断地发展，而且这种争论也是学科建设所必要的。

通过上述2部教材对学科名称不同的探讨可知，《造庭园艺》与《造园学概论》的差异主要来源于2位前辈对于“庭园”和“造园”不同的理解，这与2位前辈在不同历史时期中所处环境差异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

3 体例

陈植编著的《造园学概论》完成于1932年，也是我国造园学研究的重要阶段。该书体例受到了日本相关学者著作的影响，“国立公园之父”之称的田村刚（1890—1979）博士所著《造园学概论》，首先从著作的书名来看是相同的，其次陈植先生在自序中也提到了“承日本造园学大家，业师田村刚博士，及前辈上原敬二博士，多所指示”。例如，田村刚博士在第二章“各国的造园”体系中将各国造园的特点分别介绍，这些内容与各国的造园风格密切相关，其中日本的造园部分包括平安时代、镰仓时代、室町时代、桃山时代、江户时代、明治等方面[21]。再如，田村刚博士对于各类型公园体系的介绍分种类、计划、局部及材料等有关理论。陈植先生的《造园学概论》也有相似的特点，如陈植[15]在第二篇“造园史”讨论了中国、西洋、日本的造园史，其中“日本造园史”一节中，几乎完全参照了田村刚博士探讨日本造园史的编写，这是因为田村刚的分期对于他同样有效地解释了日本造园的演变。在介绍“造园各论”中，陈植先生也分别论述各类公园的意义、分类、局部设施与计划等种种细节，其对于田村刚博士表述的“森林具有经济、保安、享乐三大效用”[15]，陈植也是直接沿用。不难看出，与田村刚博士相似，陈植最关心的也是造园的意义、风格特点及其发展，因而非常适合20世纪初期学院派造园先关学科教育的需求。

而《造庭园艺》与《造园学概论》在编著体例方面有许多不同之处，这种不同正是两位先生学术思想上差异的体现，致使侧重的研究对象也有些许不同。首先，1926年童玉民先生编撰的《造庭园艺》也论述了“庭园的历史”，但只针对欧洲庭园史，依据平面形式上的规则与否将“庭园”进行分类：如“巴比伦式”“罗马式”“英国式”“近世式”[13]，《造园学概论》则是如上文所述，将中国、西洋、日本的造园史按照时间顺序分类详述。尽管童玉民与陈植一样认为造园史是造园学中必须研究之事项，但具体哪些造园史更具有代表性以及“庭园”的核心内容，他却与陈植持不同看法。其次，在第二篇“庭院设计”中分别论述了“中国庭园之设计”“日本庭园之设计”与“西洋庭园之设计”，相對于陈植侧重造园的意义、风格特点及其发展，童玉民[13]认为“庭园”形式应以相应的要素为基础，因而在第二篇“庭园的设计”中 ，将“庭园”物质构成拆解为“大体设计”与“部分设计”，对树木、水池、山石、苑路、花坛等具有代表性的设计要点详加论述。显然，在童玉民先生看来，形式和要素就是“庭园”设计的核心。

《造庭园艺》（1926）与《造园学概论》（1934）成书之相差8年有余，反映出期间造园学的发展，并折射出不同背景学科的学者对撰写体例的不同思考。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一方面是时代背景的不同，另一方面，更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两位前辈对于造园学的态度与观念上的深刻不同。

4 个案研究

《造庭园艺》和《造园学概论》2本教材中都包含了大量的案例研究，通过对童玉民与陈植2位先生所选案例的比较研究，及他们对案例的讨论分析，我们可以对两位前辈的“造园思想”有一个更直观、深层次的理解。2本教材在研究案例中的差异可以归纳为“内容”与“方法”2个方面。

在研究内容方面，《造庭园艺》在“中国庭园之设计”和“公园”2个章节中分别选取了有带代表性的案例，在比例上只占了两小节，虽然占据的内容不多，但对每个案列都进行了相关分析介绍。概述了个案的历史沿革、地理位置、景观布局及其中优美的风景等[13]，如果说童玉民编写的这2小节是对“庭园”“公园”个案的景观介绍，那么童玉民关注的问题是园中“有什么”。而《造园学概论》特例一章“国内造园近况”，依照造园不同类型划分小节，每一节中均例举了相应的大量案例，主要针对当时国内造园近况和实践问题等情况从造园学角度进行讨论，重点探讨了都市公园中关于名胜古迹、古物保存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方案，更加明确了陈植对待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和保护的造园思想，以及编著《造园学概论》中对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理念。

从研究方法层面来说，《造庭园艺》采用文献研究法、调查以及案例数据收集法，将主观诠释以及客观观察的迭代性景观展现于读者。而《造园学概论》注重资料的全面性和真实性，通过直观的图像资料和文学作品相互补充，多种视角相互交叉，将当时的造园近况特征展现得更为全面，更为清晰，以论证自己的观点。例如，在介绍南京昔日之园林时，分别引用了胡炳文的《钟山游记》与王安石的《游钟山》[15]，一方面为我们展现已不复存在的南京昔日之園林，另一方面阐明了自身弘扬传统文化的用意。

从整体上来看，《造庭园艺》中列举的园林个案比较注重案例的典型性，所选取的都是能突出“造园”类型特点的个案，但参考引用的资料比较单一。《造园学概论》中则列举的园林个案的数量都比较多，这些案例所覆盖的类型也比较广，主要采用图文并茂，引用文学作品等以互补不足、相互例证，更加清晰地呈现研究对象的特点。

5 结束语

童玉民与陈植两位是对风景园林学科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前辈，他们对于“造园”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同时也展现了不同的研究范式，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多样的话题、视角和方法，好比近来一些对刘敦桢和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学上差异的研究，向我们表明中国建筑史研究中的丰富性，同时对今天建筑史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22]，近代中国造园学的丰富性同样也对我们重新审视与思考造园学提供参考和启示。

近代学者的教材理论与内容奠定了造园学科孕育的基础，尤其是早期园艺学者从“庭园”到近乎LA的造园认知转向，客观上反映了中国近代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对于造园的概念理解与认知变迁，促进了符合中国本土的近代造园学体系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造园知识的更新与专业学科的迈进，为当今相关教材的编写提供可借鉴的模式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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