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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宓眼中的鹿桥为何是“劣生”

    时间：2023-01-01 11:06:37来源：百花范文网本文已影响人

    朱天一

    鹿桥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写作的《未央歌》在华语文坛占有重要地位，写作期间就曾得到过柳无忌和孙伏园的高度评价。自1959年首版至今，不但广受读者欢迎，热销不衰，还曾被文学史家司马长风评价为抗战后期“长篇小说四大巨峰”之一，彰显着中国文学“民族风格的圆熟和焕发”。陈平原先生也曾指出鹿桥小说侧重“青春想象”，而有作为大学生“精神读本”的重要意义。此后，鹿桥任教美国，在艺术史研究方面的成就亦蜚声海内外。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二十世纪在文坛享有盛誉的作家，在西南联大读大学时，却被其老师吴宓蔑称为“劣生”。两人究竟有何恩怨？吴宓是如何看走眼的？两人有所交集的这个阶段，他们的生活状态、精神世界又是怎样的？

    鹿桥第一次出现在吴宓日记中是1939年3月26日。这天是周日，上午，吴宓正與张德昌散步，偶遇鹿桥后：“彼乃傲悍对宓言：‘闻吴先生尚未释疑。有同学数人，将来见吴先生，证明我非抄袭……今后上课之日方长，下学期我仍要读我自己所喜读之书，且以其材料写入考卷，吴先生可勿再疑我也！’”

    这次不愉快的偶遇之前，鹿桥已经与吴宓发生过多次冲突。在吴宓眼中，“学生吴讷孙（鹿桥原名）前屡无理滋闹”，而这次的印象似乎更坏，吴宓指责鹿桥的举止傲慢而悍然，言语无礼，认为“班中有如此之学生，时时作乱”，使自己感到“精神甚苦”，从用语之重可以看出，吴宓确实大为愤怒，遂当即作函致叶公超和樊教务长，要求“劝告该生下学期退选宓之‘欧洲文学史’;否则宓不能上课”。而由于“访叶未遇”，这封函件暂时留置。3月29日清晨，叶公超来访，并陪同吴宓一起到系主任室，专门“谈吴讷孙事”，最后决定“暂置不究”。4月1日，又到了讲授欧洲文学史这门课的日子，吴宓日记中记道：“晴，甚暖，上午10—11上‘欧史’课，劣生吴讷孙在座。”可见，吴宓虽然没有继续追究鹿桥的无礼之过，但是心中已经对其贴上了坏学生的标签。

    这几段日记材料，透露出几条模糊的信息：第一，鹿桥曾就自己被吴宓批评的“抄袭”问题向吴宓多次辩解，并找同学为自己证明;第二，抛开两人争论的内容，吴宓个人对鹿桥这种多次辩解、姿态上“傲悍”的行为深为愤怒，或者说，正是鹿桥的多次为自己申辩，进一步触怒了吴宓;第三，两人矛盾的焦点在于鹿桥是否抄袭（可能是考试，也可能是日常习作），以及鹿桥过于坚持阅读自己喜爱的书，不受规限，忤于师命。不管事实细节如何，我们可以确定，矛盾产生于双方的心理隔阂：作为学生的鹿桥过于坚持自己的独立术业追求，且情绪过热，表达激烈;作为老师的吴宓对晚辈多次怀疑和批评，授业严谨有余，却少了几分耐心。

    另据西南联大校史，外文系二年级学生除去文法学院共修课程（吴宓并不在承担全校性共选必修课的任课教师之列）的十六学分之外，还必须修够外文专修课四门（二十四学分），分别是：英国散文及作文（六学分）、英国诗（四学分）、欧洲文学史（八学分），第二外国语（六学分）。“欧洲文学史”继承自清华时期，这门课“是外文系学生最重要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其目的是为学生提供“广阔的视野和系统的世界文学知识”，直至1944年秋，吴宓“休假离校”，此课才停开。吴宓与鹿桥发生冲突正是在学分最多、最重要的欧洲文学史课程上，吴宓曾在盛怒下要求鹿桥退选，而这门课作为外文专修课，于毕业可谓无可替代，并非鹿桥可以自主退选的选修课。这个细节首先说明，吴宓对于课程性质并不清楚，而鹿桥多次向吴宓申辩，则于少年人激烈的性格之外，也有出于现实的考虑。

    鹿桥是在长沙临大时期经由南开中学进入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在1938年2月10日公布的《长沙临时大学准予赴滇就学学生名单》中（总共八百七十八人），还有查良铮、李赋宁、阴法鲁、任继愈等后来声名赫赫的文化人物。其中李赋宁与鹿桥同专业，又交好。鹿桥曾对李赋宁说，自己在联大上二年级时度过了一个极端苦闷的阶段，“感到生命空虚，毫无意义，准备自己结束生命”，后来去拜访冯友兰先生，经过劝导，终于“改变了他的消极厌世的人生观”。鹿桥也曾借《未央歌》隐微透露出自己就学期间苦闷、彷徨的心理状态。

    鹿桥虽声明故事“完全是凭空撰来”，但《未央歌》中作为小说人物的外文系的冯新衔，也写作了一部关于联大生活、记录同学友情的长篇小说。冯新衔写成小说的目的是让读者“从故事中感到勇于改过之价值，新生命之可贵，及生活的颠簸中，原有苦乐的两方面”。而冯新衔向大家表明自己想要创作这部小说时“已经是助教了”，并且在旁人看来，他“功课好得很”，还“常常写文章”，现实中同样在外文系就学，并提前担任助教留校的鹿桥无疑有借小说人物之口，述己心志的意味。

    鹿桥有过由生物系转哲学系再转到外文系的特殊经历，因而他能对《未央歌》中散布于各系的众多人物的学习内容、学科特点有精准的把握。这些人物一个阶段内学习生活上的苦闷彷徨也投映着现实中鹿桥个人的苦闷彷徨。小说除了写青年男女爱情上的缠绵悱恻、烦闷忧愁，对于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也同样不惜笔墨，详尽之至。《未央歌》中，冯新衔和朱石樵是同一宿舍的室友，而朱石樵（鹿桥曾谈起过，朱石樵的原型是自己从南开中学到西南联大一直伴随在身边的同窗挚友李达海）是“真正用功思索”的人，作者对其大加肯定，而对宋捷军、傅信禅、邝晋元等人功利堕落的人生态度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嘲讽，从文本中流露出的爱憎信息看，鹿桥绝不可能滑向自甘堕落的劣生之流。

    据任继愈回忆，吴宓长期过着“单身生活”，不与家人住在一起，住单身教员宿舍，有一段时间与叶公超同住在文林街一间宿舍，但也不无矛盾：吴宓曾对叶买菜时斤斤计较并与社会地位更低的摊贩发生冲突颇为不悦，可以说极富正义感。吴宓为人最尚“真”字，他“对人、对事、治学，不矫饰，不敷衍”，而在人生追求上他信奉“学推孔柏先，教宗佛耶正”。在学术抱负上，吴宓曾经不无自负地自命：“雨僧年力强，教张文学帜。”

    而1938—1939年，吴宓的精神状态却与之前迥异，实在到了“中年与时弃”的地步，其精神压力也是多方面的。吴宓时常在雨后面对寒室“中夜冻醒”，伴随着骤雨的，往往是“大风，寒甚”，继而思虑老父安危“惶扰不宁”，每每惊醒“危坐椅上，静待天明”。因日军轰炸家乡，心系留在西安年迈的父亲，时常夜不能寐，甚至经常惊梦到父亲罹难（求卜决疑来恶谶，积思成梦有哀辞）。长期的煎熬甚至令吴宓经常通过占卦方式卜问吉凶。1939年的3月25日（恰巧，吴宓在第二天与鹿桥偶遇，就发生了本文开头那次冲突），吴宓因卦象示凶而垂泪痛泣，自言“上帝固已明白垂示，则父罹难已在旬前”，这显然已经区分不开真幻之别，说明吴宓对父亲的殚虑已成为巨大的精神负担。吴宓更自言“已断尘缘”，而仅与斯世联“二三微丝”，最主要者就是父亲，因而时常“惶扰不宁”。正是这样的惶扰不宁，使得吴宓在无休止的对家人的思念中难以对学生的顶撞保持应有的理解，故表现出在应对鹿桥的多番自我辩护和对个人追求的申彰上缺了几分耐心。此外，吴宓在日记中多次写到自己在联大工作期间身体不好，时常患病，这也给本就有限的精力、心力平添了一分消耗。这也是作为“问题少年”的鹿桥能让吴宓感到“精神甚苦”的原因。

    而鹿桥此时正是英气勃发的年纪，所追求者更多是“解决世界大事”的宏大追求，其亦难以理解吴宓那种夙夜难寐、忧慈割爱的痛苦心情。正如王鼎钧对鹿桥作品精神内核的概括，“虽然历经劫难，但是所有的人却有一个总名，叫作‘若苦能甘’”，亦是身处“存亡绝续”之秋，对于“人的滋味”“人的前途”“人的价值”在主体越挫越勇中的再次高扬。鹿桥秉性率直而自由，其笔下的人物大多具有心怀天下而越挫越勇的精神，行健刚毅者如余孟勤、朱石樵、宴取中等，率直舒朗者如童孝贤、蔺燕梅、沈蒹、沈葭等，这些人物身上蕴藏着改天换地的青春抱负。鹿桥与吴宓那种深沉人格区别甚大，因此同样身处战时前途未卜的危机中，鹿桥的《未央歌》中多玫瑰、歌舞，而吴宓此时的文字却多有“深信天命不可违”“伤离伤乱到今时”等语。鹿桥直到晚年还念着陆放翁的诗“征行忽入夜来梦，意气尚如年少时”以自我勉励，可见两人性格上的差距。鹿桥的学生苏友贞曾回忆，鹿桥“不喜欢《红楼梦》”，鹿桥每每批评苏友贞“常用《红楼梦》”来估量每个人的文学水准，两人也因此有过争辩。苏也曾想“改造”自己的老师，曾多次抱着《流言》等作品，推荐作为张爱玲同龄人的鹿桥阅读（鹿桥此前并未读过张的作品），进而“引他上钩”，进一步“再教育”鹿桥，提醒《红楼梦》的重要意义，然而终是无果。鹿桥那种“高得离谱”的“理想主义”贯穿一生，甚至不能容许“任何反讽的文学感性”，经常难与他人“找到交集”。而吴宓则爱《红楼梦》成痴，以至于在昆明多次应邀讲演，无论广播电台还是现场集会，多选“《红楼梦》之文学价值”作主题向大众宣讲，更评价《红楼梦》“小说技术至于完美”，能夠引起“个人的生活经验”的共鸣，深触其中“低徊涵泳者”。吴宓一生都对《红楼梦》总体的反讽、悲剧性的艺术气质推崇备至。这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人秉性及与之相关的审美趣味也难以相合。

    抗战期间，心力交瘁的吴宓在与鹿桥的相处中难以避免地出现了耐心不足和表达上的过激。而在抗战结束后的1947年，吴宓调任武汉大学，接替朱光潜执教外文系，当时同样受教于吴宓的齐邦媛却对吴宓的课程及与其相处有不同的记述：彼时的齐邦媛自称“现实中找不到安顿的早衰的青年人”，而能从那时（吴宓课程中）让鹿桥头疼不已的济慈和雪莱的作品里读出“浪漫思想和现实的冲突”，能够获得现实人生的启发，并以研读雪莱的长诗《致年轻灵魂》作为毕业论文。吴宓对齐邦媛的课业也颇为认真细致，帮助其把毕业论文大纲“改了一大半”，还“用毛笔”写了两大页“英文大纲”。此外，吴宓还多与齐邦媛谈心，引导其走出对青梅竹马的吴大飞刚刚殉难的悲伤，以“佛曰：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开释齐邦媛，教导她“‘爱’不是一两个人的事”，要以“超越尘俗”的大爱去爱世上一切的人。这又何尝不是经用之学，与青年鹿桥此刻“立大志向，要解决世界大事”的焦灼现实追求也并不矛盾，只是双方缺乏更深的沟通罢了。在齐邦媛的记忆中，吴宓既是学术上的引路人，更是人生中不可替代的导师。齐邦媛比鹿桥年纪稍小，但两人都毕业于南开中学，中学时的国文老师都是孟志荪，且都是知识分子家庭，互相熟识，又都受教于吴宓，这颇给我们兼听则明的启示。齐邦媛对吴宓精神状态和言传身教的记述与鹿桥的迥异，足可说明，在战时框架内，结合吴、鹿二人人生选择上的阶段性困窘，对师生间的矛盾进行包涵同情的理解是颇为合理且必要的，可以说，两人误会的产生也基于特定时空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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