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奎报诗歌对道家“法天贵真”思想的接受

孙惠欣 张 鑫

李奎报（1168—1241）是古代朝鲜中世纪文学史上独辟蹊径的现实主义文学泰斗，被朝鲜文坛誉为“唐李白”。他出生于名门，自幼博览中国典籍，不仅贯穿于史传之册，驰骋于诗律之书，主动接受儒、释、道等思想，并存不悖。正如其在《白云小说》中所写：

余自九龄始读书，至今手不释卷。自诗书、六经、诸子、百家、史笔之文，至幽经僻典，梵家道家之说，虽不得穷源探奥，钩索深隐，亦莫不涉略游泳，采青摭华，以为总词摘藻之具……

这种兼收并蓄的思想不仅为其构建了丰富的精神世界，还为其诗文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儒、释、道对李奎报的影响各有不同，儒家培养了家国天下的济世情怀，佛家构筑了虚空妙有的幽静禅界，而道家则造就了任性逍遥的超然心境。其中道家自适其适、任真自得的“求真”思想与李奎报性格秉性十分契合。

“法天贵真”是对自然和本性的崇尚和追求。“法天”即对“自然”的效法，而“自然”则是道家思想的一种表现方式。“贵真”是庄子美学理论的审美基础，是在老子所提倡“法自然”的基础上，对“道”的进一步阐释。“法天贵真”的思想对李奎报诗文创作及人生道路的选择影响深远。青年时期的李奎报叛逆不羁，加之仕途不顺，注重追求“真我”，其诗歌也更多地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中年时期的李奎报几度在宦海中沉浮，深刻感受到了官场的黑暗和民间的疾苦，诗歌中更多地流露出“真情”，即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百姓的同情。晚年时期，身居高位的李奎报急流勇退，其诗歌中表现出了“禅”、庄思想，以及自然闲适、超脱隐遁的生活状态。

李奎报三十二岁正式出仕之前的青年阶段，主要以追求“真我”的方式实践“贵真”思想。“真我”是“贵真”的一种具象化表现，鼓励主体摆脱外部困扰，追求人性的本真，正如陈鼓应先生说的“回复到天真的本性”。此时的李奎报放浪形骸，性格叛逆率真，对“真我”的追求更多表现为本性的解放。李奎报强调对客观事物主观独立的认识和判断，尽管存在不够客观的情况，但贵在真实，这是其对“真我”最为直接、具体的表达。

李奎报崇尚真才实学，他并不认为科考能够有效地选拔优秀人才，甚至对其报以轻视的态度，这种态度也表现在了他的行为中。自十六岁开始，李奎报先后参加三次科考，均以落榜告终。在第三次科考不中后，诗人“使酒放旷不自检查。唯以风月为事”，将压抑的情绪通过“酒”“风月事”等方式进行发泄，“略不习科举之文”则表现出对科考内容的厌恶及对科考取士这种形式的轻视和反抗，其叛逆率真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受当时高丽儒生坚定奉行“入世”之道的影响，诗人在二十二岁还是参加了第四次科考，并破题作《太古无轩冕》一诗，写道“谁分贵贱流，制之然后着”“始造闻黄帝，徒行岂孔丘”等名句，使得“座中柳公嗟赏不已”。李奎报认为科考历史悠久，但像孔子这样真正有学问的人又有多少取得过功名的呢？从诗中可领略诗人出众的诗才，同时也能看出对科考的轻视。此次中第之后，“诗人由于性格的耿直而与世不合，他的直谏常常引起权贵的嫉恨，这使得他在现实中往往处境险恶，度日艰难，所以他常常有退出政界归隐田园的想法”，但因无此先例未能实现。二十四岁之时，李奎报因其父离世，寓居石磨山，隐遁山林。率真叛逆的性情是“真我”的一种具体表现，因不愿与权贵“同舟共济”，始终被当权者排斥在外，这也正是即便诗人才华超众，但直至三十多岁才真正出仕的重要原因。

这一时期诗人所作诗歌，直接而具体地表达出对自然的崇尚和归隐的渴望之情，但终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依然难掩对成为仕宦、为朝廷效力的渴望。早年时李奎报就曾在《次韵染阁校和潘阆春游记》一诗中写道：

唯愿一入紫薇门，奉谒玄元太上君。

一吹橐龠鼓和气，下使万人饮醰醉。

洗尽痛痒入融怡，立作太古羲轩时。

诗中“橐龠”“紫薇”等词具有道家思想倾向。《道德经》云：“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橐龠”是鼓风吹火所用的风箱，老子以此来突出天道“虚”的特性。“紫薇”原指紫薇花，被认为是北极紫薇大帝的化身，同时又是“紫微星”降世的结果。“紫微星”即北极星，北斗星时刻将其围绕，因此被奉为帝星。相传刘邦、李世民等古代帝王皆是“紫微星”转世，“紫”又成了皇帝的代称。诗中之“紫薇”既指代“紫微星”，同时又是“帝皇”的象征，而“紫薇门”便可看作是侍奉帝王的朝廷，从中看出李奎报强烈的忠君报国思想。诗人这种浪漫主义的表现方式，带有浓郁的道家色彩，修道成仙在这里似乎也与建立世俗功业产生了某种微妙的联系。

李涵曾记道：“丁父忧。寓居天磨山。自称白云居士。作天磨山诗。失之不录前集。后追觅之。载后集初卷。首句云‘世人但取山崔巍’乃以天磨而号之者是也。后常游此山作诗。”李奎报本就崇尚自然，身处不顺之境时，更是渴望寄身于自然，他曾在《走笔赠威知识》中写道“早年抽身名利门，有如鱼鸟不可囚笼池”，以此表达对自由的渴望，这与陶渊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人在《重游北山》中写道：

得仅毫牦丧似崖，卜年槛笼困徘徊。

如今逸鹤知谁系，粗慰惊猿迟我回。

尘世旧颜风拂尽，烟溪新隐月迎来。

山僧莫问还山意，寸草浮名安用哉。

《重游北山》其二

“逸鹤”是自由无羁的象征，诗人以“逸鹤”自比，通过隐遁山林的方式来摆脱世俗“槛笼”的束缚，并在自然的环抱下将内心在尘世所染的污浊“拂尽”。诗人用“寸草”来修饰“浮名”，可见其无足轻重，而“安用哉”则表现出对俗世虚名的鄙视和厌恶。在《北山杂题》（其五）一诗中，“我是忘机人。万物视一类”一句能清晰地看出诗人隐居之后的淡泊清净和与世无争。“忘机”一词出自《庄子·外篇·天地》，表明诗人已忘却世俗烦庸。“万物视一类”则明显地接受了《庄子·齐物论》万物齐一的观点，郭象在《庄子注》中曾言“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体独任天真而已。”这里又以突出遵从自然的重要性。诗人经历了尘世的浮躁和黑暗，享受着自然中的平和与光明，但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还是难以割舍读书取仕、忠君报国的理想。因此，其退隐后所作的诗中，也时常流露出对归隐的无奈之情。

李奎报接受道家“法天贵真”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对陶渊明审美思想及诗歌艺术的接受。《文选》传入朝鲜半岛后，其中收录的九篇陶渊明诗文（一说“八篇”）亦随之传入。随着陶渊明诗文作品愈加广泛地传入朝鲜，学陶之风逐渐盛行并在高丽末期达到顶峰。庄、陶在时代环境及生活经历等方面同样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因此陶氏对“法天贵真”等道家思想的体会更为深切，并将其实践于诗文之中。陶氏因厌恶官场、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选择归隐田园，用诗歌的方式慕画山明水秀的乡间美景，叙写乐天知命的豁达人生，正如萧统曾在《陶渊明集》序中对陶诗所评价的那样“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这种精诚不伪的艺术追求以及自适其适的生活态度，是在“去伪存真”，在平凡中寻找“真我”。李奎报对陶渊明十分欣赏，曾诗云“予欲效其体，终不得其仿佛，尤可笑已”（《论诗说》），这看似是对陶氏诗句仿效的自嘲自叹，实则是对陶渊明诗文艺术的肯定与钦佩。其在《读陶潜诗》亦写出了“吾爱陶渊明，吐语淡而粹。常抚无弦琴，其诗亦如此。至音本无声，何劳纺上指。至言本无文，安事雕凿费。平和出天然，久嚼知醇味”的诗句，直白地表达出对陶渊明的喜爱。李奎报受陶渊明诗文影响颇多，如《白云居士传》对《五柳先生传》的接受就十分具有代表性。

白云居士，先生自号也……家屡空，火食不续，居去自怡怡如也。性放旷无检，六合为临，天地为窄。尝以酒自昏，人有邀之者，欣然辄造，径醉而返，堂古陶渊明之徒欤。弹琴饮酒，此自遣。此其实录也。

节选《白云居士传》

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
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
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

节选《五柳先生传》

《白云居士传》是朝鲜文学史上第一篇自传，其思想内容与《五柳先生传》有颇多相似之处。李奎报“家屡空，火食不续，居去自怡怡如也”，这与《五柳先生传》中的“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如出一辙。李奎报与陶渊明生活极为简朴，却又能怡然自乐，这是一种抛却物质层面上的精神享受，是一种对自适而适生活的追求。从兴趣爱好方面看，陶渊明对李奎报的影响也是全面的。首先陶、李两人皆好酒，李奎报认为自己是“堂古陶渊明之徒”，《白云居士传》写道“尝以酒自昏，人有邀之者，欣然辄造，径醉而返”，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则直接表明“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
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二人对酒的喜爱不言而喻，逢饮必醉，既醉而归。在《白云居士传》中，李奎报除饮酒以外，还常常通过“弹琴”以“此自遣”。这虽然在《五柳先生传》当中没有直接的写出，但萧统在《陶靖节传》中指出“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虽无法分辨琴艺如何，单就陶渊明不解音律，却好抚琴这一点来看，足以表明对琴之喜爱。陶渊明所抚的无弦琴，自古以来被认为是归隐的象征，以此有理由推测，李奎报喜欢“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归隐自然的向往。

“真情”乃人性之真的表现，源自庄子所追崇的“反其真”。作为独立的、个体的人存在于世界之中，无可避免地被现实因素所扰，使得人们很难感受生命意义之所在。庄子在继承老子关于理想人格的基础上，继续对人性的自然本真进行探讨。在《庄子·马蹄》中写道：“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庄子通过对马的本能习性进行描写，以此突出何为生命之自然本真。在《庄子·渔父》中曾论：“真者，精诚之至也……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者，所以授予天也，自然不可易也。”庄子对人所表现的喜怒哀乐是否源于“真”进行论述，一方面表现出对“真情”流露的赞美，另一方面则是对“真情”源于自然这一观点的接受。

李奎报三十二岁正式出仕到六十三岁之前，是其入世最为积极的一个阶段。他三十二岁以全州牧司录兼掌书记的身份正式步入仕途，此后宦海浮沉四十余年。因性格率真倔强，初入官场的李奎报不满官场“规则”，屡屡激怒上级，或被贬或被诬，始终不得重用。此间虽有《上崔相国诜书》求官，翰林院等也多有推荐，但始终没被朝廷录用。从四十岁开始，李奎报的仕途发展开始有所起色，并逐步被当权者重视和提拔，在四十八岁之时升至右司谏知制诰。从五十二岁开始至六十三岁，李奎报虽有替罪贬官的经历，很快又被启用，此后一直担任高级文职官员。但在武权统治下的高丽时期，即便如此，仍无太多实际权力。

在数十载的宦海沉浮中，李奎报因被贬而与广大底层人民近距离接触，深知是国家政治的黑暗与腐朽导致了百姓生活的疾苦，以及随之而来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李奎报这一时期的诗歌艺术风格从浪漫逐步过渡到平实，思想内容则逐步从关注个人仕途发展转变为关注百姓疾苦、社会矛盾及国家民族兴亡等社会现实问题。诗人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心系百姓之疾苦，渴望用诗歌的方式，揭露社会矛盾之所在，敢于表达内心真实的情感，如此“真情”是难能可贵的。

武臣统治下的高丽后期，统治者的种种行为显然违背了这一思想，为满足自身利益视百姓生命于不顾，通过设立各种课税，压榨民脂民膏，以满足其奢靡的生活。统治者为修建宫殿庙宇，强行拆除民宅，与此同时高丽当朝颁布了农民不得吃米、喝酒等法令，世间最为可贵的生命在强权统治下显得微小，从某种程度上说，此时所颁布的法规、制度，都是对生命自然本真的违背和束缚，高丽当朝通过颁布“法令”等方式，将欺骗百姓的行为进行合法化的处理，而滥用权力所带给人民灾难性的伤害，从根本上说则是漠视生命的表现。

李奎报发现了社会问题所在，对当朝滥用权力等行为非常气愤，于是写下《闻国令禁农饷清酒白饭》《后数日又作》等诗，以表达对统治者的不满和批判。李奎报曾写下具有深刻讽刺意味的《放蝉赋》。

彼黯者蛛，厥类繁滋。

孰赋尔以机巧，养丸腹于网丝。

有蝉见絓，其声最悲。

我不忍闻，放之使飞。

“蝉”这一意象多带有悲苦的内涵。如庄子在《逍遥游》中写道“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蟪蛄”是“蝉”的别称，此处强调的是生命短暂之悲。李奎报诗中的“蝉”意象亦是如此，诗人把悲苦的底层人民比作“蝉”，将盘剥的统治阶级比作“蜘蛛”。诗中“蜘蛛”数量庞大，且不断繁殖，滋养它们的正是象征着权力的“网丝”。高高在上的“蜘蛛”正是通过“网丝”去捕捉这些弱小无力的“蝉”，而“蝉”“其声最悲”，却又无能为力。诗的最后，“不忍闻，放之使飞”体现出诗人对被剥削的底层人民的同情。而事实上，在武臣统治下的高丽时期，诗人确有“使飞”之心，但无“放之”之力，从“放之使飞”中又能够感受到诗人的无奈。诗人在《七月三日，闻云梯县为大水所漂》中写道：

……

诗的前半部分对“云梯”做了简要的介绍。“云梯”本依“百仞”高山，近无大川河流，今年所下之雨仅“尺咫”之高，根本无法对“云梯”造成影响。况且地势较低、依水而居的其他郡县都没有受害，“云梯”更不应如此。起初诗人还不相信，后来“旧吏”所述使其感慨万分。在诗的后半部，诗人对百姓面对山洪时逃难的情景描写得十分细致。山洪到来之时，本有高山所当，却无处可逃，唯一能够躲避的方式就是攀爬“古树枝”。而这一逃生的方式又非所有人都能采用，“捷者最先登”“惰者升未能”，对于老幼残病来说只能面对死亡，这也就是诗人在本诗序中所写“攀树而活者，才十之二三也”一句的原因，山洪过后百姓尸体“如麻”，诗人“恻然感叹”。“云梯”百姓所遭遇的山洪，看似天灾实则人祸，此灾难缘于统治者的贪婪，百姓失去的生命是统治者横征暴敛过后所付出的惨痛代价。诗人用如此翔实的词句来展现现实的方式，在武臣统治的政治背景下，是非常大胆的，同样也是进步的。

“法天贵真”的思想贵在“真”，《庄子·渔父》中写道：“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可见“真”是精诚所至的直接结果，其情是否会引起强烈的共鸣，取决于是否真诚，即情感的本真性，与外在的表达方式并无根本关系。李泽厚、刘纲纪在《中国美学史》中写道，“庄子后学所强调的仍然是庄子自然无为的思想，反对一切违背人的‘性命之情’的虚假矫情的东西，要求无拘束地表现人‘受于天’的真性情，主张‘功成之美，无一痕迹’。就社会关系中人的美来说，庄子及其后学认为只有自然无伪的真情感的表现才是美的。”这无疑是肯定了“真”才是“美”的这一观点。

李奎报崇尚诗“意”之真，同样是受到了“贵真”思想的影响。高丽后半期，以苏黄为代表的江西诗派被当时高丽文坛所追从，一时间诗文创作由“学唐”转为“学宋”。江西诗派以理学思想为归旨，而此时高丽文坛对理学的接受并非十分的系统和全面，由此出现了片面“学苏”的现象。当时高丽文人在诗歌创作中过度追求形式之美，而淡化诗意本身之真。韦旭升先生在《朝鲜文学史》中曾指出这种形式主义诗风“只追求辞藻，不注重内容，一味无病呻吟，矫揉造作”，持批评态度的李奎报“反对那种一味雕琢，因文害义的形式主义倾向”。李奎报的诗学观点较为全面地体现在《论诗》当中：

……

迩来作者辈，不思风雅义。

外饰假丹青，求中一时嗜。

意本得于天，难可率尔致。

自揣得之难，因之事绮靡。

以此眩诸人，欲掩意所匮。

此俗寝已成，斯文垂堕地。

李杜不复生，谁与辨真伪。

我欲筑颓基，无人助一篑。

诵诗三百篇，何处补讽刺。

自行亦云可，孤唱人必戏。

“迩来作者辈，不思风雅义。”开篇便直奔主题，李奎报直接表明当时高丽文人为了迎合诗坛风潮去追求语言上的浮华，而不是对诗的“风雅”之义进行思考。高丽文人深知“自揣得之难”，所以通过语言的华美“以此眩诸人”。诗人对当时高丽文人诗歌创作的态度是批判的，认为自李杜以后，无人能对诗文进行客观真实的评价，即便自己想极力挽回高丽文坛诗风的颓势，但奈何“无人助一篑”，“孤唱人必戏”更是将心中的辛酸与无奈表现得尽致淋漓。这样的诗学思想，也是尊崇“贵真”的直接表现。

“真人”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大宗师》中：“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真人”追求的是源自内心的本真，内无欲则外无求，这也就是“真人”不做“逆寡”“雄成”“谟士”之事的原因。“真人”并不渴望鲜衣美食的生活，他所追求的精神自由早已超越世俗和物欲。“真人”是对“贵真”思想人格化表现，他与世俗之人同“界”非同“境”，即与常人同存于世俗世界之中，却与之有着不同的精神境界。“真人”对世俗世界有着一种超脱的精神，对天地自然有一种尊崇和敬畏。他们自适其适，行为举止以“道”为法则，在安于自然的前提下，将“天”“人”融为一体，以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逍遥。

晚年阶段指的是李奎报六十三岁之后直至七十四岁去世这一时期。李奎报在六十三岁之时已经身居高位，却因为坐序这样的微不足道的小事被权臣所误解，导致被罢官流放。此次流放时间虽短，却令李奎报感触颇深，心灰意冷，从此看透官场的黑暗，不再对仕途报以强烈的渴望。

诗人在《十一日又吟》中写道：“哭久喉声嗄，肌贫面色凋。孤囚今日态，村父尚能嘲。”长时间的哭泣导致嗓子嘶哑，诗人的悲伤可想而知，“肌贫面色凋”则更能凸显诗人此时身心状态欠佳，不久前还身居朝堂要职，而现在连村父都能将其嘲笑，最后一句通过强烈的对比，既突出此时李奎报糟糕的生存状态，又表达了对当权统治者昏庸无能的讽刺。再如《舟行》：“我眼平生少涕滂，此行何事哭声长？只缘沧海中央去，不见人家在那方。”对于一生为国家尽忠尽孝的老者，却因如此荒唐之事被当权者贬至猬岛，心中的痛恨与不满、伤心与无奈一时间涌上心头，令七尺男儿整天以泪洗面，“不见人家在那方”的荒芜景象，更是令作者感到孤独和凄凉。李奎报深知他在现实中所处的环境和地位，被当权者摆弄于股掌之间，诗人心中对朝廷的幻想逐步破灭。

佛学东渐受老庄玄学的影响，原始佛教所带有的纯粹的思辨性受到冲击，进而逐步形成烙有道家思想印记的禅宗思想。李奎报将庄子的思想融入禅诗，是其禅诗的一大特点。从词句选择上看，诗人常直接引用庄子等与道家思想有关的典故。如在《辛酉五月，草堂端居无事，理园扫地之暇，读杜诗，用成都草堂诗韵，书闲适之乐五首》中写道“御寇南华如可作，吾将问道一抠衣”，诗中的“御寇”“南华”分别直接指代列子和庄子，从整首诗中所表达的诗意来看，则表现出对归隐的向往。再如《北山杂题》（其九）中所写“无心白驹诗，寓意黑蝶赋。读罢南华篇，山中日亭午。”“南华篇”所指的是《南华经》，即《庄子》，是对白居易“身着居士衣，手把南华篇”的一句的化用。而“白驹”一词语出《诗·小雅·白驹》，比喻贤人、隐士。从思想内容上看，老庄思想与禅宗思想有许多相近之处，两者都向往精神世界的自由无羁，渴望摆脱俗世的扰攘不安，以求得自适其适的生活。

公元1229年，诗人在“寓宿万善寺”时所作《复和》一诗中便可看出，这是李奎报被贬的第二年，此时诗人已经六十四岁。

夜深莲漏响丁东，三语烦君别异同。

多劫头燃难自救，片时目击总成空。

厌闻韩子题双鸟，深喜庄生说二虫。

……

邂逅忘形聊得意，不惭当日老庞公。

诗歌开篇便写道“多劫头燃难自救，片时目击总成空。”在国难当头之时，诗人心念国家安危，“难自救”交代了诗人目前所处的困境，同时对自己没有践行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进行合理解释。随后强调“深喜庄生说二虫”说明诗人对老庄逍遥思想的喜爱和接受，也能够看出诗人对朝廷的态度有所变化。“邂逅忘形聊得意，不惭当日老庞公。”精神上的愉悦令诗人“得意忘形”，比肩“庞公”超然物外的田园生活，可见诗人的归隐之心。

公元1233年李奎报六十八岁，年初“拜太子少傅”，年末“拜参知政事修文殿大学士判户部事太子太保。”此时诗人以官至高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生活，并没有令诗人有过多的留恋，反而坚定了诗人退隐之心。同年李奎报作《有乞退心有作》。

我欲乞残身，得解腰间绶。

退闲一室中，日用宜何取。

时弄伽倻琴，连斟杜康酒。

何以祛尘襟，乐天诗在手。

何以修净业，楞严经在口。

此乐若果成，不落南面后。

耆旧余几人，邀为老境友。

此诗是诗人在退休前三个月所作的一首诗歌，开篇诗人写道“我欲乞残身，得解腰间绶。退闲一室中，日用宜何取。”诗人渴望退休，闲居一室，过着清淡的生活。“时弄伽倻琴，连斟杜康酒。何以祛尘襟，乐天诗在手。何以修净业，楞严经在口。”则可看出诗人对退休后的生活早已有了明确的规划，退隐后可尽情享受一生所钟爱的诗、酒、琴带来的快乐。赏乐天之诗，诵佛家之文是诗人晚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乐天诗”中崇尚自然的思想与诗人所追求的隐逸生活相契合，而记诵佛经会让诗人心性坦然，抛却浮躁，有诗曰：“我狂渐息堪禅缚”。作为一代名儒的李奎报，此时面对余生的态度，已不再将“立身扬名”“以文华国”作为毕生最大的追求，这一时期最为渴望的反而是闲逸、雅致的隐居生活。此后多次上表乞退，直至七十岁才获批准，四年后“翛然而化”。

一代名儒李奎报自幼遍读中国古代文史典籍，其深厚的汉文化素养冠绝朝鲜文坛。为了实现“经世济用”政治理想，他浮沉宦海近四十年，因此对社会现实的黑暗、阶级矛盾的尖锐及人民生活的疾苦有了最为真实的感受，其人生态度及诗文创作也随之发生变化。李奎报对包括“法天贵真”等道家思想的接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有对《道德经》《庄子》等道家典籍的直接阅读，同时又有从对苏、陶等中国名家诗歌的阅读和学习中进行汲取。但无论任何形式，皆可说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对此议题进行研究，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对朝鲜半岛的深远影响，以一个微观的节点关照东亚汉文化视野下的地域文学与文化研究，为中国新时代文化发展战略提供一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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