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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居的神灵：南京湖南定湘王行宫史事考

    时间：2023-01-11 16:10:45来源：百花范文网本文已影响人

    ◎贺晏然

    （东南大学历史学系，江苏南京 210000）

    民国24年（1935）6月，湖南旅京同乡定湘王行宫董事会印行《湖南定湘王行宫志略》（以下简称《行宫志略》）[1]，对南京重要的宗教建筑定湘王行宫历史和管理章程作了系统梳理。定湘王本为清代湖南善化县城隍神，清政府为了安抚太平军攻打长沙城过程中做出贡献的商民，在民众的请求下对善化城隍有所敕封。民间与官方的密切合作使得定湘王信仰在长沙本地迅速形成了一张信仰、文化和经济等相联系的关系网[2]，并通过旅居的湖南籍军队和士商，将信仰散播到陕甘、新疆、闽浙以及本文将要论及的南京等地。清光绪年间，湖南湘乡人左宗棠和曾国荃先后担任两江总督，在南京营建定湘王行宫。这座恢宏的庙宇持续活跃在晚清民国的南京宗教界，在基于湘籍地缘的军士、政商网络的支持下，展开多元的慈善活动，形成湘籍社群内部紧密的乡邦互助关系。

    清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西王萧朝贵部围攻长沙，守卫长沙城的文武官绅集议开会，决定官绅兵士不但要坚决守卫长沙城，同时将善化县（县治设于长沙城南）城隍抬上天心阁城楼以安定民心，此后经过80余天的战斗，长沙全城官民认为是城隍显灵，迟滞了太平军的进攻，萧朝贵也在此役中身亡，太平军终未能夺下长沙城，撤围西去。次年湖南巡抚向咸丰帝上奏折请封，咸丰帝遂敕封善化县城隍为永镇定湘王。由此湘人信其灵验，湘军将士皆为定湘王设牌位，随军出征转战南北。后来湘军随着左宗棠出兵西北收复新疆，湘军官兵效命疆场无一不以定湘王的名义投入战斗。收复一地，常建立起定湘王庙行宫，由此定湘王的名声，遍于天山南北。

    光绪九年（1883），左宗棠平定回疆之后，出任两江总督。因定湘王助征回疆有功，左宗棠于南京党公巷（今游府西街）建设行宫奉祀。光绪十年，由于中法战争情势愈加紧迫，左宗棠被调离南京，此时定湘王行宫尚未竣工。光绪十年二月，同为湖南人的曾国荃接替左宗棠，以署理礼部尚书兼署两江总督事务，并且在这一职位上陆续待了六年。光绪十二年，两江督属的先锋官呈请修造定湘王行宫，并得到曾国荃的支持。修造的过程包括添置民田及官田百余丈，增修前后殿，改造东西两旁花厅、内外过亭、魁星阁、观音阁、左右墙壁、头门牌楼前面戏台、两旁坐楼等，此次增修耗时一年余，基本奠定了定湘王行宫宗教殿宇在晚清的建筑格局。

    在晚清信仰演化的过程中，定湘王逐渐突破善化县的范围，成为湖南多地共通的神灵信仰，并随着湘军征战和湘籍士商向外省移居，定湘王行宫逐渐成为湘籍人士建立地缘纽带的资源。因此，关于定湘王的事迹，也在城隍、战争保护神之外，增添了地方神等多重色彩。《行宫志略》开篇用大量篇幅搜集整理定湘王灵迹，作为其灵异的验证。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定湘王对南京城的护持作用，这显然是信仰发展在地化的表现。此外，围绕定湘王南京行宫展开的扶乩等宗教活动，创造了南京定湘王事迹的新文本，增强了其与本地社群的联系。

    每年五月二十八日的定湘王圣诞是行宫最重要的祭祀活动。《行宫志略》事无巨细地罗列了民国时期祀典的规程。主祀为定湘王行宫董事会常务董事，辅助祭祀的包括赞礼、执事、礼生等。祭品用一羊一豕，与清代善城隍（注：即善化县城隍之神）的祭祀规格一致，而仪程更为繁复。圣诞伴随宴饮和对行宫年度工作的审核，对维持行宫运行有重要的意义。行宫以定湘王娘娘陪祀，设有专门的殿宇，每年二月十五日为定湘王娘娘圣诞，虽不用羊豕，亦十分隆重。

    关公是南京定湘王行宫的另一位重要神灵。关圣祭祀很可能起始于光绪十二年曾国荃等对定湘王行宫的重修，“经两江总督湘籍先锋官与行宫首士建议，奉祀关帝圣像于东西花厅”，圣像所在的花厅，也是光绪十二年重修时改建。关于关圣奉祀的规则，《行宫志略》有详细的记载。每年五月十三日关帝诞辰，首士会举行祀典，由两江总督中协、江宁城守协、督左游击主祀。与新疆地区军队广泛参与定湘王奉祀的情况类似，南京城中的督属先锋、戈什以及城中郡守千把，都“骏奔咸集，以襄祀事”。更重要的是，主祀的三位武官都必须是湘籍人士，如果有一位不属湘籍，则不请。这一严格的规定反映了晚清南京城内武官群体的特殊构成，定湘王行宫通过神灵奉祀强化乡邦认同的决心亦可见一斑。

    为了体现对关圣的尊崇，后将行宫魁星阁改名为春秋阁，奉关圣于内。直到民国初年，基本都遵循行宫祀典的规定进行祭祀。1929年行宫开办湖南旅京小学后，春秋阁为女教员住宿处，给关圣祭祀活动的展开带来不便。1933年，也就是《行宫志略》编撰之前两年，行宫终稍稍恢复关圣祭祀，将圣帝牌位祀于娘娘殿东旁，由庙祝主持每日三次供奉香灯，但法身依旧留在春秋阁上。这种安排较之晚清的祭祀简陋了许多，因此《行宫志略》将祀典规范一一罗列，以存其仪。从其中对预祝礼、正祀过程繁琐而隆重的安排，不难想见行宫关帝诞辰这一城中“盛事”曾经的景象。

    除定湘王和关公以外，行宫内还设有供奉观音的观音阁，观音信仰满足了行宫和信徒双方的普遍需求，“各界士女来行宫敬神者多敬之”。观音与定湘王、定湘王娘娘、关公共同构成了定湘王行宫儒佛道共存的信仰空间，与新疆的诸多定湘王庙宇的神灵系统具有相似性。但与善化县城隍庙僧人管理、新疆定湘王庙多为道人管理不同[3]，南京定湘王行宫设立了4名庙祝，专司行宫每日的焚香、击鼓等祭祀活动，有时也参与行宫日常事务的管理。

    总体而言，定湘王行宫的神灵系统是一次高度贴合晚清政治背景的正统性建设。无论是定湘王还是关帝，都是国家祀典承认的神灵，他们所代表的奉祀话语，与定湘王行宫依托湘籍重臣得以建设的政治背景是一致的。由于定湘王行宫特殊的政治背景，建立之初便形成了以湘籍军士为主体的极为稳定的信仰群体，这一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虔诚信仰继续维系着城市生活中的社群关系，也为定湘王行宫晚清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这种军士结合的信仰社群特点，直到民国年间才出现改变。

    南京定湘王行宫建立之初，便体现出对湘籍社群的照拂，除了在行宫内为旅居病亡的同乡设置灵位，也提供少量寄宿位置，为初来乍到者提供短暂的便利。进入民国以后，针对湘侨子弟失学者众多和乡民贫病穷苦的状况，定湘王行宫在南京主要开展了教育和慈善两方面的社会工作。为了筹集社会活动资金，原本极为重要的每年两次神诞宴席被取消，关圣祭祀空间被压缩，部分繁复的祭祀仪式也被简化。《行宫志略》中对神灵灵异的记录转变为对乡情和社会责任的描述。行宫董事会章程中更直言：“本会以联络同乡感情、办理同乡之教育、慈善、公益及救济诸事宜为宗旨。”在此过程中，定湘王行宫的宗教功能减弱了，而社会慈善的功能增强了。

    1929年5月，湖南旅京同乡会计划在南京三个地点开办小学校。定湘王行宫小学校的开办是对旅京湘籍同乡会教育目标的回应。同乡会常委蒋育寰此前便已在湖南的教育界名噪一时。1924年曾以校长身份筹建湖南广湘中学，1926年曾被选为湖南“省统一国语促进会”主任。蒋育寰等先在南京湖南会馆内设立第一校，首批招收了四五十名学生，分一、二、三年级教授。1930年，又在定湘王行宫设立第二校，讨回军警占据的房屋，开辟讲堂与教职员工宿舍等。并将行宫西首房屋改为铺面，每月所得补助学校。由于第三校未能建立，而湖南会馆内的小学校不久倒闭，定湘王行宫内的“私立湖南旅京第二小学”成为民国时期南京仅存的湘籍小学校。

    第二小学得以幸存与定湘王行宫的经济支持密不可分。学校设立的次年，即1931年，便在前述铺面所得之外，规定定湘王行宫所有收入除了固定投资和维持运行的部分，其余均用以支持学校。《行宫志略》中还提及“该校犹有随时函请本行宫补助其费者例”，即在额定之外，还可以继续从定湘王行宫的资产中抽取补助。《行宫志略》中提供了两个具体的例子，一是学校开办童子军要求行宫补助经费20元，二是1935年同乡会、校方和行宫共同决定由定湘王行宫拨洋400元为学校清还债款，后一例中行宫对学校的支持尤巨。若非定湘王行宫长期以来对资产和信仰的经营，第二小学的运行难免会步第一小学破产的后尘。

    除了积极主动地开办新式学堂，定湘王行宫在民国时期也继续晚清以来对同乡的救济事业。自1931年起，定湘王行宫每月设有30元固定数额的救灾、恤死的费用，包括对流落南京的贫苦湘人提供金钱的救助，每人每次给洋二角，使其不至于饿毙，总支出约在每月二三十元之间，每月因定湘王行宫救济得活者有大约一百多人次。行宫也出资收敛病故的同乡，并由董事会送入义地掩埋。中元凡有主牌附祀于行宫者，焚化纸钱、往生钱，并备肴馔酒食祭之，这也是延续了定湘王行宫晚清以来的宗教功能。此外，每年夏秋天气炎热时，定湘王行宫提供常用药物和茶水，并将病重赤贫者送医院治疗，住院费用由董事会全力承担。这类慈善活动对定湘王行宫的经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一定程度上改写了行宫传统上的资金分配方式。

    在教育和慈善之外，定湘王行宫也提供寄寓服务，但是管理极为严格。寄寓规则明确指出，行宫仅为来京湘籍同乡暂为借宿，绝不允许他省人来宫寄寓或寄宿。并规定这种寄寓必须有保人证明身份，严格遵从行宫管理者的安排，有特定的位置和严格的时限，以保证行宫的安全整洁，这一安排延续了晚清以来的思路，目的是严控地方痞棍对宫产的侵夺。早在行宫初建的光绪年间，便曾因为地方无赖的滋扰而求助于官府。民国年间的规定也从侧面反映了定湘王行宫建筑及土地被挤占的危险，而这正是定湘王行宫进行社会教育和慈善活动所依赖的核心资产。

    对定湘王行宫内部资产的重新配置，为民国时期行宫社会活动的展开提供了可能。这种配置有赖湘籍组织之间的密切合作，湖南旅京同乡会、定湘王行宫和湖南旅京小学校的管理者实际是同一批人，如小学校的创建者和校董彭明俊，同时也被邀请担任定湘王行宫主任。在任期内，彭明俊最重要的贡献就是重新整理了行宫公产，包括增加进款、退出驻军、更改旧约、订立合同等，所得大部分用以投资教育。在类似彭明俊、蒋育寰等人的带领下，教育和慈善成为民国年间行宫发展的重要事务，传统的宗教礼仪空间为了襄助慈善事业甚至受到了压缩。

    定湘王行宫的始建一方面是基于朝廷重臣彰显政绩的需要，同时也是以湘军为代表的南京湘籍人士建立认同的途径。军队在行宫的早期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中心位置，甚至可以说湘军主导了南京城湘籍社群在清末的发展。清末民初南京知名学者陈作霖（1837—1920）在《炳烛里谈》中便直言定湘王行宫的建立与湘军有关：“近是，左文襄公治军时，每战必祷之，多得神助，凡所莅官之省，皆为立庙。今江宁府城碑亭巷中之神庙，系湘军所建，香火亦极盛云。”[4]311与定湘王行宫关系甚密的湖南会馆，也是由湘军建立。清同治年间，湘军攻破太平天国天京（今南京）后，以聚宝门内的钓鱼台太平天国侍王府改做本省会馆。《炳烛里谈》记载：“新桥钓鱼台旧有大宅，相传为孔天官故第。粤贼据城时，伪英王陈玉成居之。屋宇宏敞，亭榭回环。故克复金陵日，曾忠襄即驻节于此。凯彻后，湘军诸将购得之，遂修葺以为湖南会馆云。”[4]340军队与会馆、庙宇之间的密切关系奠定了晚清旅京湘籍社群的基调，也影响了南京湘籍社群发展的特点。

    光绪年间定湘王行宫初建时，曾发起过三次大规模筹款活动。光绪十六年（1890）四月的第一次筹款是由曾国荃引领，是三次筹款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共收到捐款银932两，洋1463元，钱9000文，参与捐款者共192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湘籍僚属和军官，少数民众和堂号列于碑末。光绪二十一年，为增修行宫魁星阁及东西花厅、花园建筑再次筹款，本次共筹得银510两，洋884元，钱3000文，参与捐款人数28人，在人员的构成上依然是以湘军军士为主，以两江总督湖南新宁人刘坤一（1830—1902）为首。光绪二十五年，为增修东西长楼等，刘坤一再次捐资，与其一同参与者34人，共筹得洋1135元，银200两。这次捐资虽然并不排除商人的参与，但是湘军依然是其中的主导力量，负责监修的首士也是出自军中。

    民国之前，定湘王行宫的管理采取“首士制”。首士制，是由两江督属先锋官推举的“乡望素孚”之同乡，对定湘王行宫进行管理。但是首士同时受到城中两协（两江总督中协、江宁城守协）的监督，在其上任之前“必报请两协会衔咨请承乏其事”，由于清末推举的首士常常拥有官职，这种咨请往往也仅是一种商量而非批准。每年五月二十八日定湘王诞后，首士将帖请两协及先锋官共同审核宫中收支，并悬挂于宫内以便周知。同时，首士的贤愚也会被考核，“贤则连任，否则另举”。首士制沟通了定湘王行宫、湘军军士、两江总督府和湖南同乡组织的力量，首士中的一些人实际出自两江督属先锋官，为进一步密切南京的湘籍军队和官员提供了经济和信仰的双重助力。

    进入民国以后，首士制迅速转变为“经理制”。以公举的方式取代推举，每年的定湘王诞辰之后，选出经理管理行宫事务。对于经理贤愚不齐的情况，由同乡人组织董事会，以董事监察之。董事是由同乡会公举产生，并设有固定的任期。与首士制类似，如果经理的确能尽到管理职责，即可连任，否则将由董事会另选他人。相较于首士，经理与董事会的结合使得行宫的管理更为直接而全面，在经理制施行时期，行宫重整了公产，开办了学校，完善了章程，经理广泛听取董事会的意见，配合董事中推举的正副主任，共同管理行宫事务。从实际操作层面上，经理制实际上是董事会领导下的主任管理制度。

    《行宫志略》的末尾附了民国24年定湘王行宫董事会的人员组成，其身份被划分为政、商、军、警、学等类别。其中商人最多，共14人；
    政次之，共9人；
    军、警各2人。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学校的建立还是行宫管理制度的改革，政治人物都是其中的核心。商人只在董事会的经理和监察部分有较为突出的力量，但这两个部门对行宫事务的决策权力是有限的。

    综上，从晚清到民国，定湘王行宫背后的信仰群体出现了从“军士”到“政商”的巨大变化，但商的力量实际上并不及政，在定湘王行宫的管理决策中处于边缘位置。但商人代表的管理思路是重要的，或许可以说，推动定湘王行宫在民国时期稳定发展的，并不是政商合作带来的资金投入，而是“经理制”为代表的管理制度的良好运行，使得定湘王行宫本就较为丰富的房屋和土地资产得到了妥善的维护，这些资产也是行宫参与社会慈善事业的重要经济来源。

    南京定湘王行宫是近代南方城市定湘王信仰发展的代表个案。晚清南方城市中的定湘王信仰逐渐摆脱了早期的城隍和战争保护神角色，呈现出与长沙和新疆定湘王信仰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宗教特征，定湘王在南方城市中从地方保护神的角色转变为维系湘籍社群关系。军士政商结合的组织结构是光绪年间定湘王南京行宫建立的基础，湘籍高官左宗棠、曾国藩、曾国荃、彭玉麟、刘坤一等均曾影响着定湘王行宫及南京湘籍社群的发展，《定湘王南京行宫志略》中对定湘王神迹的叙述、对正统性的追认，也是助推定湘王行宫建立的政治力量的隐晦表现，这种政治色彩深入地影响着晚清以来行宫管理的展开。在此过程中，商人的力量出现得较晚，此前一些研究认为南京定湘王行宫主要由商人建立的说法并不准确[5]。民国以后，活跃在南京的湘籍商人在定湘王行宫的发展中开始逐步显露身影，但承担的更多是具体的经理工作，在定湘王行宫发展的决策层，依然存在着政商地位的相对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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