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OPSIS模型下广东省城市宜居性水平测度与综合评价

文耀荣 赖庆奎 许忠俊

（西南林业大学，云南昆明，650224）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以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带动引领作用为主要抓手，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并加快构建美好宜居宜业城市新格局。何为“宜居城市”？宜居城市是指具有良好的居住与空间环境、良好的人文社会环境、良好的生态与自然环境及清洁高效的生产环境的居民地[1]。换言之，宜居城市不仅是宜人的自然生态环境与和谐的社会和人文环境的完整有机统一体，仍是城市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2]。

目前，通过构建测度体系综合评价城市宜居性俨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如郭政等[3]从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度、安全保障度、生活便利度等方面研究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宜居水平，结果表明群内各市间的宜居性水平差距正在不断缩小，且中低水平的城市提升较快；
陈企业等[4]从经济活力和竞争力、环保与可持续性、国内安全与稳定、社会文化状况、城市治理等方面研究国内及港澳台100座城市宜居性，结果表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在国内100座城市中均位居最佳宜居性城市之列，其中就港澳台城市在宜居性方面相较而言，澳门排名远高于香港、台湾；
李昊等[5]从社会文明、环境治理、生活舒适等方面研究京津冀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协同发展水平，结果表明该城市群的生态宜居宜业协同发展水平缓慢上升，但存在南北发展不平衡现象。由此得知，尽管众多学者构建城市宜居性指标评价体系的标准小异大同，但绝大多数指标体系的构建均涵盖社会和谐性、环境宜人性、城市安全性、公共服务可及性等客观评价指标。

然而，现有文献研究视角集中在长三角、港澳台、京津冀区域，且上述文献未能揭示文化活动配套设施和所属县级及以上政府部门的研究与开发机构因素对城市宜居性建设的影响。

鉴于此，文中首先以2014-2020年广东省21个城市的宜居性发展数据为研究基础，其次通过构建广东省城市宜居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省内下辖21个城市的城市宜居性进行综合评价，最后运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法着重探究文化活动配套设施及所属县级及以上政府部门的研究与开发机构等因素对城市宜居性建设的影响程度。相较于已有文献而言，文中的研究贡献可能在于探讨文化活动配套设施和所属县级及以上政府部门的研究与开发机构因素对城市宜居性建设的影响程度，进一步丰富并完善城市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

（一）研究区域概况

根据《广东统计年鉴》（2015-2021）的统计分析[6]，截至2020年底，广东省19个地级市和广州市、深圳市的总常住人口12624万人、全省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97.66%、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99.95%、森林覆盖率58.66%、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8.13m2。此外，省内已建立各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海洋公园等自然保护地1359个，总面积294万公顷，占全省国土面积16.39%，位居全国第一位[7]。

（二）研究方法

逼近理想解排序法（简称TOPSIS法）是一种借助多属性问题的正理想解与负理想解对评价对象进行排序的统计分析方法[8][9]，适用于多项指标或对多方案间相互比较。该研究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基于归一化后的原始数据矩阵，通过计算各方案到正负理想解的相对贴近程度来对备选方案进行排序并以此作为评价优劣的依据[10]。

（三）数据来源

文中研究数据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2015-2021）[11]、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公众网][12][13]。其中，囿于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公众网]尚未公布指标“城市生态环境状况指数”2020年数值，则以该指标历年数据的均值作为2020年数值。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统计局自2013年正式开展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和生活状况调查（指标“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并应用全新统计口径，为保持数据客观一致性只选用2014-2020年统计数据展开后续分析。

（一）指标体系构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使城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14]。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使城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在构建广东省城市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之前，需回答这一问题。具体而言，城市宜居建设要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即城市宜居建设必须要以满足人民幸福最大化为目标，与此目标相悖的相关行为应三思而后行。众所周知，人民的幸福感主要取决于其个体与经济发展间的宏观因素（城市经济发展竞争力）、个体与居住环境间的中观因素（生态保护与可持续性）、个体与社会生活间的微观因素（社会发展与生活质量）。那该如何有效围绕人民的幸福感遴选评价指标？针对此，文中首先参考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政策性文件，其次借鉴广东省地方标准性文件《宜居社区建设评价标准》实施指导意见，再者参考以往学者已有城市宜居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思想（郭政，等，2020；
陈企业，等，2020；
李昊，等，2021），最后拟从城市经济发展竞争力、生态保护与可持续性、社会发展与生活质量等3大准则层构建广东省城市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建成以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为导向的宜业宜居宜游创新型城市。

表1 广东省城市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及不同年份的指标权重值

1.城市经济发展竞争力的内涵与指标选取

城市经济发展竞争力是社会发展与生活质量和生态保护与可持续性的核心要义及重要保障，涵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等4项指标。一般来说，由于绝大多数人在现实生活中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且热衷经济稳定增长，其中经济增长又是决定人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故该些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该城市经济的稳定增长性。与此同时，各指标都具备不同层面的含义，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反映经济业态活力创新、第三产业增加值反映三产发展提质增效、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反映经济成果分配合理、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反映财政收入长效稳健。简言之，上述指标反映该城市正全面增强城市经济密度并逐步扩大规模经济效益。

2.生态保护与可持续性的内涵与指标选取

生态保护与可持续性是城市经济发展竞争力和社会发展与生活质量的主要载体及生存基础，涵盖城市污水处理率、城市生态环境状况指数、环境空气综合质量指数、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5项指标。已有研究表明，恶劣的居住环境对人民的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15][16]，故这些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城市生态宜居质量。其中，各指标都具备不同层面的含义，如城市污水处理率反映河湖水系洁净靓丽、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反映自然环境持续安全、环境空气综合质量指数反映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反映废弃资源循环利用、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反映开敞空间舒适宜人。简言之，上述指标反映该城市持续提升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水平。

3.社会发展与生活质量的内涵与指标选取

社会发展与生活质量是城市经济发展竞争力和生态保护与可持续性的基础动力及必备空间，涵盖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机构、工业产业销售率、公路通车里程、文化活动配套设施、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城市公共汽电车运营车辆、所属县级及以上政府部门的研究与开发机构等8项指标。尽管在现有研究中关于社会发展与生活质量各指标选取缘由表述不尽相同，却在指标具体选取层面上大同小异（郭政，等，2020；
陈企业，等，2020；
李昊，等，2021），如教育支出反映基础教育均衡覆盖、医疗卫生机构反映医疗服务质优面广、工业产业销售率代表工业产销衔接稳定、公路通车里程代表交通路网通行顺畅、文化活动配套设施反映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反映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城市公共汽电车运营车辆反映低碳出行绿色节能、所属县级及以上政府部门的研究与开发机构反映科学研究发展规模。简言之，上述指标反映该城市在教育质量、医疗服务、产销衔接、交通枢纽、公共就业、文化传承、社会保障、绿色节能、科研创新方面的社会治理效能。

经上述论述最后确定广东省城市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由3大准则层和17项指标层共同构成，该评价指标体系不仅遵循目的性、全面性、可操作性等指标体系基本构建原则，还客观呈现省内各市积极推进宜居城市建设的工作成效。

（二）基于TOPSIS的广东省城市宜居性评价模型

1.标准化评价矩阵构建

设广东省城市宜居性的原始评价矩阵为V：

式中V、m、n、xij分别表示初始评价矩阵、评价对象、评价指标、第i个指标第j年的初始值。

2.指标归一化处理

由表1得知各指标间的计量单位差异大，为确保数据分析精准性，遂借鉴陈池波等[17]利用极值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具体转换公式如下：

效益型指标：

成本型指标：

3.熵值法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

确定指标权重是指标体系构建的核心环节，遂沿用刘飞等[18]赋权方法，运算过程如下：

计算输出熵：

计算指标的差异度：

计算各评价指标权重：

4.构建加权规范化决策矩阵

立足步骤3求解的各指标权重值对步骤2已归化后的数据进行加权计算，形成加权判断矩阵C：

正理想解：

负理想解：

式中，J*和J′代表效益型（越大越优）指标与成本型（越小越优）指标。

6.计算各评价对象值与理想值间的欧氏距离

立足步骤4构建加权规范化决策矩阵C及步骤5确定评价对象的正负理想解，进一步求得评价对象与正理想解的距离和负理想解的距离

与正理想解的距离：

与负理想解的距离：

评价对象与正负理想解的距离是指各城市的宜居性在所有方案中与最好或最坏方案的距离。囿于其在研究过程中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较小，由此可忽略不计。

6.计算各评价对象的贴近度fi*

式中贴近度fi*可根据研究主题目标词将其演化成城市宜居性，即代表评价对象的宜居性与最优水平的接近程度，且它的取值范围在[0,1]区间。当贴近度（城市宜居性指数）的数值越接近1时，说明该城市的宜居性距离最优水平越近；
当它的数值越接近0时，说明该城市的宜居性距离最优水平越远；
当它的数值为1时，说明该城市的宜居性达至最优状态。

经公式（1-12）测算出2014-2020年广东省21个城市的宜居性指数（见表2），借助ArcGIS10.6软件运用Jenks分类法将省内各市统一归类成Ⅰ、Ⅱ、Ⅲ、Ⅳ、Ⅴ等5个不同层级的宜居性区域。

（一）省内各市宜居性呈现动态演化趋势

如表2所示，省内21个城市的宜居性彼此间存在差异性，且各市间的发展情况差异具有波动性。在2014-2020期间，广州、东莞、中山、清远、湛江、佛山、汕尾、惠州、云浮、江门、珠海、阳江、河源、茂名、韶关、汕头等16个城市的宜居性面临下行压力，如广州市城市宜居性指数由原先0.7608下跌至0.6859；
东莞市城市宜居性指数由原先0.2500下跌至0.2077；
中山市城市宜居性指数由原先0.1266下跌至0.0910；
清远市城市宜居性指数由原先0.1501下跌至0.1143；
湛江市城市宜居性指数由原先0.1981下跌至0.1633；
佛山市城市宜居性指数由原先0.2540下跌至0.2212；
汕尾市城市宜居性指数由原先0.1203下跌至0.1016；
惠州市城市宜居性指数由原先0.1835下跌至0.1553；
云浮市城市宜居性指数由原先0.0916下跌至0.0677；
江门市城市宜居性指数由原先0.1148下跌至0.0988；
珠海市城市宜居性指数由原先0.1461下跌至0.1339；
阳江市城市宜居性指数由原先0.1030下跌至0.0950；
河源市城市宜居性指数由原先0.1218下跌至0.1162；
茂名市城市宜居性指数由原先0.1485下跌至0.1449；
韶关市城市宜居性指数由原先0.1220下跌至0.1203；
汕头市城市宜居性指数由原先0.1098下跌至0.1090。

表2 广东省21 个城市宜居性指数及发展速度

相反，深圳、肇庆、潮州、梅州、揭阳等5个城市的宜居性呈上涨趋势，如深圳市城市宜居性指数由原先0.6502上升至0.6580；
肇庆市城市宜居性指数由原先0.1102上升至0.1141；
潮州市城市宜居性指数由原先0.0631上升至0.0675；
梅州市城市宜居性指数由原先0.1406上升至0.1634；
揭阳市城市宜居性指数由原先0.0698上升至0.0701。

总而言之，各市彼此间的城市宜居性指数显两极分化态势，如2020年广州市城市宜居性指数0.6859，潮州市城市宜居性指数0.0675，二者相差10.1615倍。这些数据在某种程度上已证实广东省内部城市宜居性指数在时间维度上存在扩张形态。具体说来，广东省各市宜居性呈动态演变趋势，其中以珠三角区域的整体宜居性效果最佳，究其原因是因为其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庞大的人力资本及高质量的产、教、研培养基地。

（二）省内各市宜居性发展质量差异显著

从表3得知：第一，广州市和深圳市的城市宜居性指数在2014—2020年期间一直位居省内一二名，故将二市视为“双核心城市”，表明省内已形成“双核引领示范模式”发展格局；
第二，惠州、湛江、珠海、佛山、东莞等5个城市处于Ⅲ、Ⅳ类区域，该些城市是现阶段促进沿海经济带东西两翼地区和北部生态发展区域城市宜居性建设的关键支撑点，则将它们定位成“副核心城市”。第三，各市宜居性发展质量差异显著，形如“卡夫丁峡谷”。

表3 2014、2017、2020 年广东省21 个城市宜居性层级的取值范围

就2020年各市而言，云浮市、揭阳市、潮州市属于Ⅰ类区域，肇庆市、清远市、韶关市、河源市、汕尾市、汕头市、阳江市、江门市、中山市属于Ⅱ类区域；
湛江市、茂名市、珠海市、惠州市、梅州市属于Ⅲ类区域；
佛山市、东莞市属于Ⅳ类区域，广州市和深圳市属于Ⅴ类区域。造成这一典型差异性现象，大致有两个原因：（1）各市的发展平衡性和协调性相对弱化，省内推进“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效果不显著。（2）各市受区位条件掣肘，如云浮、潮州、揭阳等3市不靠穗（广州市）、深（深圳市）、禅（佛山市）、莞（东莞市），无法充分发挥由Ⅳ、Ⅴ类等主要经济核心城市所产生的溢出效应。

上述分析仅阐述省内各市历年城市宜居性整体发展情况，并未探讨文化活动配套设施和所属县级及以上政府部门的研究与开发机构对城市宜居性建设的影响。针对此，文中以2020年各市城市宜居性指数为因变量，文化活动配套设施和县级及以上政府部门属研究与开发机构为自变量展开实证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回归系数表

如表4所示，变量文化活动配套设施通过显著性检验（P＜0.01），表明文化活动配套设施每增加1%，城市宜居性指数上升0.831%。但变量县级及以上政府部门属研究与开发机构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P＞0.1），说明科学研究发展并不是影响当前城市宜居性建设的关键因素，倘若因此不加以重视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量子通信与生物科技等新技术，不仅将无法适应日后“技术”与“人本”相协调的未来城市空间发展模式，还会影响城市宜居性建设[19]。

这一研究结果符合预期，因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20]。从现实层面看，若省内各市不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和因城施策提升城市科技创新竞争力，那城市的宜居性久而久之必将下降。为此，省内各市已积极开展如弘扬岭南传统文化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科研经费投入强度、加快攻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等一系列工作，这些工作也是实现“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目标的必然要求。

（一）研究结论

基于上述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广东省各城市宜居性得分呈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现状，现形成“广州市＞深圳市＞佛山市＞东莞市＞梅州市＞湛江市＞惠州市＞茂名市＞珠海市＞韶关市＞河源市＞清远市＞肇庆市＞汕头市＞汕尾市＞江门市＞阳江市＞中山市＞揭阳市＞云浮市＞潮州市”局面；
其次，从区域划分层面看，省内整体城市宜居性水平参差不齐，其中以珠三角区域的城市宜居性得分最高，而粤东区域的城市宜居性得分较低，已陷入区域间发展不均衡现实困境；
最后，广州市作为宜居性最高的城市主要得益于其强大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潮州市作为宜居性得分最低的城市说明该市不仅自身区位条件欠佳，而且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也不完善。

综上所述，衡量城市的宜居性不能仅聚焦在某单一视角，而是要从城市的教育质量、交通枢纽、科研创新、社会保障、文化传承、绿色节能、医疗服务、城市治理等全局视角综合考量。总而言之，省政府需加快推进“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提高各市在城市宜居性建设工作中的发展平衡性与协调性。

（二）对策建议

1.延续传承城市历史文脉

城市自身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核心印记。广东省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传承地，各区域均具备独一无二的城市文化，如粤西区域“高凉文化”、粤北区域“客家文化”、粤东区域“潮汕文化”、粤港澳大湾区“孙中山文化”。因此，省内21个城市可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当地历史文化打造特色街区以增强文化内涵，进一步将城市历史文脉与城市宜居性相互交融并辅以信息化、数字化、数据化、智能化等新一代科学技术重新焕发城市的独特魅力，使其获得人文情怀滋养，从精神上提升城市宜居性。

2.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首先，省政府要从政策引导、资源配置、运行机制等环节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营造创新氛围，打造一批科技领军企业。其次，深化高新技术企业与国内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交流，促使企业从战略、产业、技术、产品、管理等全方位探索创新发展模式，激活企业创新动力并加速实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再者，高校应激发学生对科学知识的求知欲及表现欲，主动奖赏从事科研活动的学生，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和为其提供绿色成长通道。最后，鼓励社会大众运用创新思维解决生活难题，使创新思想逐渐演化成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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