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闻一多年谱长编》

闻黎明

2004年5月，何柄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在台湾出版，其中写到闻一多时说了一段话。这段话为：“从纯学术的观点看，大多数的文史学人都公认闻一多是用西方方法和多学科工具，配合传统训诂音韵考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最富创意最有成果的典范。即使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还是不免被他多才多艺、多姿多彩、轰轰烈烈、光芒四射、悲壮结束的一生所部分地遮掩了。唯其如此，闻先生自己留下的学术、艺术、社会、政治活动的记录，清华学堂和大学以及联大档册中相关的记载，老友同寅和无数青年学生对他的回忆，再加上子女们在父亲身后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不懈地搜集闻师的大小事迹，都说明现存有关闻一多资料之丰富，在近代学人之中，或仅逊于胡适。”这番话，是何柄棣看了《闻一多年谱长编》后有感而发的议论，他紧接着说：“目前这部1100页85万字的《闻一多年谱长编》，规模之大、内容之富恐怕是自有年谱专类以来所未有。”何柄棣是海内外知名史学家，1934年入清华大学，后随校到昆明，担任历史系助教、教员，与闻一多多有来往，对其比较了解，所以能说出这样的话。

《闻一多年谱长编》（以下简称《长编》）是我和内子侯菊坤、父亲闻立雕共同完成的，虽然这部书的所有资料由我一个人收集整理，但他们的贡献同样很大。1980年代数字化还不普遍，收集的资料要手工誊录，书稿每修改一次就要从头到尾抄写一遍，工程量可想而知。1989年送到武汉的最终书稿有半人之高，是叔叔用小车拉着去的。抄写誊录的工作，是我和侯菊坤做的，所以她与我署名编者理所应当。《长编》记录的是历史，父亲是许多事的亲历者，为了对这部书负责，他审阅了大部分书稿，故他署名审定，显示了这部书的严肃性。其实，叔祖闻家驷也审阅了书稿的前一部分，张光年审阅1944年以后的部分，只是没有署他们的名字。

《长编》初版完成于1988年，但1994年才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2012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增订本上下册是第二版。今年，湖北人民出版社编纂的荆楚文库收入《闻一多全集》时，将长编作为附录，于是我再次做了修订增补，即《长编》的第三版，册数也扩展为三册，实际字数由最初80万字增加到100余万字。

《长编》从初版算起，已越28个年头，自以为经住了历史检验。多年前，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教授笑着对我说，有次他参加博士论文答辩，答辩者入考场时就带着初版《长编》，当评议人提出问题时，他就当即翻开《长编》找答案。可见，这部书已成为闻一多研究或相关研究的参考图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凡是介绍闻一多的历史，不论是注释，资料来源大多转引自《长编》。所以，好几次会议互动时，有人就希望我介绍一下《长编》的成书经过，而我也觉得有必要就这个问题做些说明。

编辑《长编》的念头产生于1985年。1984年，黄石师范学院发起召开了全国首次闻一多学术研讨会，这是闻一多牺牲以后举办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也是“十年动乱”结束后闻一多研究界的首次盛会。这对我们家来说是件大事，但那年祖母患病住在我家，父亲和我都脱不开身，没有与会，只是看了会后寄来的一些论文。第二年，曾经聘请闻一多出任首任文学院院长的武汉大学，乘着学术界掀起的闻一多研究东风，召开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闻一多学术研讨会，我和父亲都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

武汉会议上，我聆听了学术报告，阅读了会议论文，感觉涉及的问题与黄石会议相仿，广度和深度上变化不大。这种状况让我意识到存在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因，是可供利用的资料不足，来源大多是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的《闻一多全集》和仅有的几本传记与回忆。于是，很自然地想到自己应该为改变这种现状做点工作。武汉会议后，我带着寻根的愿望，在父亲的带领下第一次踏上老家的土地。路经黄冈与浠水两县交界的公路入口时，耸立的“欢迎来到闻一多的故乡”横幅牌坊让我激动得差点喊出声来。望天湖畔的故居遗址，巴河码头的如梭舟船，都让我涌动起游子归根的激情，也促使我下定决心为闻一多研究服务。

回到北京后，我向所在的近代史资料编辑室报告了自己的计划。那时，我们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大致分三个部分，部分是国家或社科院交办的任务，部分是根据需要由研究所设计的课题，部分是个人提出的计划。闻一多是位近代历史人物，属于我们研究所的科研范畴，而且所里有不少名人后代（如陈毅、贺龙、张学良、章乃器、贾亦斌、林彪等人子女），后辈研究前辈几乎是我们研究所的一个特点，所以我的计划很快得到研究所认可。

1974年我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后，在课堂里学习过一些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知识。课外，常常到老师家聆听私授，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史方舆纪要》等，都是那时接触到的。1977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最初在中国通史研究室，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参加国务院交办的全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工作，具体承担上古至元代末年的资料收集整理与编辑。这一实践使我得到较为严格的史料学训练，同时也启发我编辑一本闻一多的年谱。最初想象的模式，是模仿宋代史学家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即收集所有的已知资料，在相对系统整理的基础上按编年史体例，编辑一部可供研究者检索利用的工具书。恰在此际，看到台湾刚刚出版的胡颂平编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书的体例令我茅塞顿开。当时，除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外，以“长编”为书名的仅有丁文江编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但丁书利用的主要是梁启超的两千多封书信，而胡书的资料来源既广且泛，所以我决定以胡书为体例范本，编辑一部《闻一多年谱长编》。

方向明确了，我便开始投入资料收集。可能有人以为，作为闻家的后人收集闻一多的资料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不是什么难事。其实，我对闻一多的了解一点也不比别人多，除了祖母和父辈在日常生活中触景生情说的一些故事外，对他的历史可以说完全来自文本记载，因此收集资料也和任何人一样，必须也只能一点一滴地做。我承认感情因素是选择这个工作的动因，但做起来我就始终想着自己是个史学工作者，而不只是闻一多的后人。因此，工作启动之初，我就确定了两个目标，一是收集资料应当尽量全面，一是选材编辑应当尽量客观。这里，先说我是怎样向第一个目标努力的。

所谓“全面”，就是收集资料时不论大事小事，凡是与闻一多相关的材料，统统在收集之列。我的想法是，只要是闻一多生活过的地方，都要力争去一次。只要是闻一多生活地区的主要报刊，都要查阅一次。有资料当然好，无资料也没关系，事无巨细，沙里淘金，不查一遍不放心。1986年至1988年，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查找资料上。

我利用最多的自然是我所在的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近代史研究所是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研究所，其前身为建于1938年的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和1948年在华北解放区成立的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所以建所时就接收了北平研究院、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史料整理处的藏书。建所后，黄炎培主动表示把上海实业家多年经营的鸿英图书馆全部藏书捐给我们研究所，但上海不同意，最后协商图书部分捐给上海市图书馆，而全部报纸、期刊都捐给近代史研究所。所以，我们研究所图书馆的收藏非常丰富，被国内外史学界公认为资料宝库之一。近代史研究所保存的档案也很特殊。我们所原址在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早年是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的府邸，抗战胜利后划给北京大学，成为校长办公处。北京和平解放前夕，校长胡适匆匆南下，大批档案未能带走，使我们所有许多胡适档案。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为我查找资料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如1921年闻一多在清华学校参加罢考运动，1925年至1926年在北京的活动，1927年发表的《诗经的性欲观》，1932年青岛大学学生的《驱闻宣言》油印件等大批闻一多的未知史料，都是从我们研究所的老报纸、老期刊和档案中找到的。

清华大学的校史资料，是我获知闻一多早期历史的最主要来源。闻一多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清华，从13岁起，闻一多在清华学校读了10年书，1922年赴美留学也是受清华庚款资助，1925年回国后辗转了6年，于1932年回到清华园，直至牺牲都没离开过这所学校。这些历史资料与档案，多数保存在清华大学校史组和档案馆。我在收集资料的三年里，每年冬天都住在北京大学，有时住在西南联大校友会办公室，有时住到留校同学的宿舍，天天则泡在清华大学校史组的屋子里。感谢清华大学校史组几位老师对我敞开大门，有段时间他们把办公室的钥匙都给了我，任我在图书资料架上自由查找资料。在那里，我不仅查阅了闻一多在清华学校时期的全部《清华周刊》，而且还发现了此前从无人见过的1922年8月1日闻一多与清华学校辛酉级被迫留级一年同学在西雅图静会公寓前的合影。这张照片刊登在辛酉级被迫留级同学单独编辑的毕业纪念册里，而这个小册子就连清华校史组的老师也没注意，是我逐本查阅图书时才看到的。这本小册子后来随着机构变动挪来移去不知下落，幸亏当时我带着照相机把它拍了下来，方使这张极其珍贵的历史照片得以流传。清华大学档案馆同样满足了我的所有要求，那时档案馆成立不久，西南联大档案还未系统整理，他们让我查看业已编好的目录，凡是我想调阅的，都复印了两份，一份给我，一份作为闻一多专档。《长编》中闻一多与学校的来往信函、工作报告，以及居住的西院、新南院建筑图纸、房屋分配等第一手资料，就来自这些档案。

抗战爆发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于1937年11月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迁至昆明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九年多的时间里，除半年在长沙外，其余都在昆明。因此，昆明是我收集资料最重要的地区。对于昆明，我有一种特殊感情，1966年冬天，我乘着“文化大革命”时全国大串连，特意奔向昆明。那时贵阳到昆明的铁路刚刚建好，还不通客车，我爬上一辆运送东北某工厂家属去“三线”的闷罐车，走走停停了两天才到昆明。说来也是机缘，《长编》工作开始后，我每年都有机会去昆明，一次是参加中国地震学会历史地震专业委员会会议，一次是参加李公朴闻一多纪念会，一次是参加西南联大纪念活动。每次会后，我都在昆明逗留两个月收集资料，或访问当年的学生和知情人，或到云南省图书馆查阅老报刊，还与善本库的管理员李硕成了朋友。投入与收获是成正比例的，1948年上海开明书局出版的《闻一多全集》扉页插图中，有一帧名章印模，刻着“熊锡元”三字。熊锡元是何人，没有介绍，也无人问及，是云南大学一位研究闻一多的老师告诉我熊锡元就在他们学校，并陪我到熊先生家。聊起来后，方知曾免费刊登闻一多治印广告的《生活导报》，正是他和几位朋友共同办的，那枚名章是闻一多为了表示感谢赠给他的。1944年5月闻一多从昆明北郊司家营搬到城里的昆华中学，担任这所学校的三年级国文教员。这件事缓解了闻一多的家庭生活困难，当时担任昆华中学教务长的李埏，从中起了很大作用。而这段事的过程，也是访问李埏时才弄清楚的。1988年11月30日，李埏在《云南日报》发表《记闻一多先生在昆华中学》，大概就是因我的访问勾起他的回忆而写成的。后来，何柄棣看到《长编》中这段记录，还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做了进一步补充，使这件事的经过更加完整。

除了上述几个地方外，我还在重庆市图书馆、贵州省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大学档案馆查阅了一些资料。在湖北省图书馆，不仅查到了1928年秋闻一多与湖北省首届美术展览的关系，还在1934年度《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一览》中发现了担任这所学校董事的闻一多照片。在武汉大学档案馆，看到了有关闻一多离开武大原因与经过的笔述材料。至于北京图书馆，因有地利之便，我去得更多。那时，北京图书馆的民国图书并不在北海西侧文津街的总馆，而在比邻雍王府的柏林寺分馆。柏林寺是座破败古庙，只有一间阅览室，极其简陋，屋子中间还立着供大家取暖的火炉。柏林寺离我当时住的北新桥后永康胡同很近，穿几条小巷走十多分钟就到了，我经常利用间隙时间去那里。

以往的闻一多资料，大多为文本载录，长编的特点之一是加入了口述历史。收集资料过程中，我走访、信访了多位前辈，有些是根据文字资料线索进行的专访。访问的对象，包括闻一多在清华学校的同学吴泽霖、顾毓琇、汤佩松、孙大雨、贺麟、潘大逵、胡毅等。在青岛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昆华中学的同事冯友兰、陈岱孙、王力、沈从文、冯至、卞之琳、吴征镒、吴富恒等。在执教各校教过的学生臧克家、王瑶、吴祖缃、张清常、何善周、季镇淮、范宁、彭兰、张世英、王康、萧荻、李埏、王明等。还有在民主运动中交结的战友张光年、尚钺、李何林、王振华、常任侠、冯素陶、金若年、袁永熙、洪德铭、杨明、唐登岷、陈盛年等。这些前辈都不厌其烦地解答了我的问题，让我知道了许多细节和过程。印象最深的有吴泽霖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们和闻一多准备到法国为参战的华工做翻译，冰心说中国留学生在波士顿演出时闻一多亲自为她化妆，顾毓琇说他们成立的大江会就是少年中国等等。这些亲历者的叙述，对还原闻一多的未知历史和思想变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做这些工作，与许多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这里我想说一件事。闻一多在科罗拉多学院留学时，写过一首《另一个支那人的回答》，因为是英文诗，我请与我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永安里宿舍同楼的袁可嘉先生翻译成中文。袁先生是著名的“九叶派”诗人之一，一次热爱新月派诗歌的美籍中国台湾女士廖玉华去拜访他，他就说我就住在他家楼上，并介绍我们相见。会面时，我提起自己很难得到台湾省的有关资料，如果可能的话，想与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女士取得联系，因为梁实秋《谈闻一多》的插页有封闻一多信的书影，推想也许还有其他信函，要是能得到那些信函的复印件，那是再好不过了。我只是这么说说，不曾想廖玉华女士利用返台探亲机会，真的找到韩菁清。韩菁清那时刚从大陆返回台湾，因私赴大陆受到台湾当局处置，关在屋里不许外出。韩菁清见到我托廖女士带去赠送她的《闻一多书信选集》，相信我的身份，便把梁实秋保存了60余年的闻一多10余封信函原件，托廖女士回北京时转给了我。这批书信的内容，大多收入开明版《闻一多全集》，但这可是原件，是历史文物啊。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初所做的访问记录和查阅记录有整整10个笔记本，都成为《长编》的支撑。而前辈们的百余封复信，对我更是无价之宝，如有机会，我愿意把它们影印公布。

以上是最初的收集资料的简单介绍。《长编》是本纯资料性的工具书，初衷只是为闻一多研究者提供方便，没想到出版后在学界引起的反响出乎我意料。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这部书被评为向研究生推荐的六十本必读选读著作之一。武汉大学中文系陆耀东教授称《长编》是《闻一多全集》第13卷（全集共12卷），让他指导的研究生人手一册，弄得湖北人民出版社都没有库存了。但是，《长编》毕竟是一次尝试，而且当年条件有限，许多资料未能看到，所以出版后我仍随时随地留心资料收集。

2010年，我接到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一封来信，说他们正在编辑一套近代人物年谱长编，计划把《闻一多年谱长编》收进去。这个消息让我很是兴奋，因为16年来不仅陆续发现了一些新资料，同时我还下了很大功夫查阅了台湾保存的档案资料。

1987年台湾宣布解除“戒严”后，随着两岸关系逐渐解冻，我们所与台湾学者之间的走动也开始宽松。2004年8月，我受邀参加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举办的一个近代思想与制度研讨会，会后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做了两个星期访问。那是我第一次到台湾，时间很短，但大致了解了台湾资料的分布情况。2005年12月我第二次到台湾，参加“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召开的抗战时期有关高校研究的学术会，会后在近史所又做了两个星期访问。其后，我们所与台湾近史所、政治大学、中央大学等单位建立了学者交换关系，全所科研人员每年轮流到台湾访问研究，为此我们所还在台北租了套房子。正是因为这些便利条件，我才能以“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文哲所、台湾政治大学访问研究员或访问教授身份，于2009年10月、2010年11月、2011年10月连续到台湾，每次至少两个月，以致政治大学公寓对面一家餐馆老板见了我都说“你又来了”。

在台湾，我除了做与现代政治史研究相关的工作外，就是查找闻一多资料。台湾的闻一多档案分散在几个单位，大多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和台北“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的档案主要在朱家骅档案、王世杰档案中。朱家骅、王世杰都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前者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们都是学者型的官僚，与学术界关系很深，是西南联大教育与国民党区党部的直接领导。这两个档案之所以保存在“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是由于朱家骅、王世杰都担任过“中央研究院”院长，他们与西南联大往来的大量信函、报告、指示、手令、口谕等都属于近代史资料，故都捐赠给“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这些档案五花八门，我重点查阅的是涉及闻一多与民主运动的关系档案。

台北“国史馆”历史悠久，民国政府时期就是最高史政机关，国民党迁台时，把大量国民政府的核心档案带到台北。我去台湾时，“国史馆”还在台北郊区的新店，要坐一个小时公交车，后来搬到“总统府”背后的长沙街，交通就方便多了。台北“国史馆”的档案是开放的，闻一多的档案集中在蒋介石档案里，但规定总统、副总统档案不许复印，只能对着电脑扫描件抄录，所以我在台北的日子里几乎每天背着笔记本电脑泡在“国史馆”阅览厅。“国史馆”档案已全部数字化，目录编得很细致，很容易把带有“闻一多”“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字样的目录显示出来，我就是根据目录逐一调阅抄录了一批文书档案。“国史馆”馆长都有学者背景，我几次到台湾，正是“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林满红、吕芳上两位研究员相继担任馆长，他们与社科院近代史所多有往来，对我们自然关照有加。

由大陆带到台湾的国民党档案保存在台北国民党党史会的“中央党史馆”，这个馆就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内。党史会的几位负责人参加过我们所举办的学术会议，早有来往，故他们不仅提供方便，还热情为我提供线索。可惜的是，这个馆保存有价值的档案不多。台湾档案局也有少量档案，主要是闻一多被刺期间的材料，其中有顾祝同给蒋介石的报告、审讯凶犯记录，还有和闻一多同时被刺受伤的大伯闻立鹤的讯问记录，上有大伯的亲笔签字。我很晚才知道这个线索，是“中央社”青年记者李明宗在报纸上看到我的文章，知道我在台北，特打电话告诉我的。这位记者知道我来不及去档案局，就自己跑去把剪报专卷复印装订了送给我，而大伯签字的讯问记录由于只提供给家属，他无法复印。不过，这些档案的内容当年报纸基本都有报道，其价值在于它们是原件。

总之，台湾的闻一多档案我差不多搜罗彻底了。蒋介石的日记手稿不在台湾，他的后人捐给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这批档案整理一部分开放一部分，开放之初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就邀请我们所派人轮流前去查阅，我便请我们研究室的同事黄道炫把有关闻一多的部分抄录下来。二版《长编》增订时，我把这些档案全部编了进去，作为全书的附录，这一点是对初版《长编》最重要的补充。

二版《长编》出版后，我没有松气。多年来，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到美国沿着闻一多的足迹走一遍，这个心愿终于在2019年实现了。那时，被北京语言大学派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女儿，认识了一位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学者，那位学者主持一个文化机构，想乘着纪念闻一多诞辰120周年请我去做演讲。于是，2019年5月，我结束了5年的日本研究工作后，就马不停蹄飞往纽约。在美国的两个月里，女儿陪我数次考察了闻一多学习的纽约艺术学生联盟和住宿的国际学生公寓。暑假里又飞到芝加哥、科罗拉多温泉，走遍了闻一多学习和生活的角角落落。出发前，女儿已经做足了功课，早早就与各地进行了联系，所以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热情接待，有的还把我需要的档案调了出来。以前，闻一多在美国的资料主要依靠的是书函家信、《清华周刊》报道和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的回忆。这次我们按照所知线索逐个寻找，实地考察，不仅得到了档案资料，还近距离地感受到闻一多当年生活的环境与气氛。这次行程的收获，我曾写有专文，刊登在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闻一多研究会发行的《闻一多研究动态》，有兴趣者可以翻看，这里就不说了。

这时期，我还得到梁实秋的幼女梁文蔷的帮助。梁实秋晚年到了美国，住在西雅图的梁文蔷家。几年前，梁文蔷给我写信，说她手上有闻一多的一幅绘画，愿意送给我。这幅画是闻一多在纽约留学时为张嘉铸画的速写。闻一多在美国的绘画作品留下来的很少，我当即就代表全家表示感谢。后来，堂妹闻丹忆特到西雅图把这幅画取了回来。梁文蔷还给我寄过一张照片和几枚闻一多的印章印模。照片是梁实秋、闻一多与在科罗拉多学院留学的中国同学合影，印模是闻一多为刘英士夫妇刻的图章。这些文物非常珍贵，可惜在《长编》中只能寥寥介绍几句，但它们蕴含的情感怎能用文字表达得了呢？

2020年从美国回到北京不久，我接到湖北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电话，说他们想把12卷本的《闻一多全集》收入湖北省重大文化工程“荆楚文库”，希望我提供一些补充材料。联系中，我试着建议把长编作为《闻一多全集》附录，对方很快回信表示同意。这样，二版《长编》出版6年后，就有了第三版。收入“荆楚文库”的《闻一多全集》共17卷，第15卷至17卷为《长编》，一部全集的附录竟印了厚厚三大册，这在全集编纂史上可能还未曾有过。

三版《长编》增加的内容，除了二版出版后发现的新资料和在美国获得的资料外，还加强了家庭生活部分，为的是突出闻一多的“家国情怀”。二版《长编》里，已根据2009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父亲的《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增加了他的一些亲历亲闻。三版《长编》，又增加了姑姑在2020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闻一多和自己的歌》中的回忆。姑姑看我的书非常仔细，把她发现的与史实不尽相符的问题逐条记录下来，叮嘱我修改时要注意。姑姑是个才女，不仅观察细腻入微，而且记忆力极好，她的书记载了大量生活细节，充实了家庭生活中的情感世界，呈现了更加丰满的闻一多。

三版《长编》应出版社要求，删去了二版中作为附录的台湾档案。这一点让我不免遗憾，希望利用者使用这本书时，别落了看第二版的附录。

前面说了《长编》确定的第一个目标是收集资料尽量全面，这里说第二个目标，也是编选标准，即选材尽量客观。

记不清是哪年，国家社科基金建立不久，我申报了一个与闻一多相关的课题。当时，由于中国史学会挂靠在我们所，所以国家社科基金的历史学部分由我们研究所主持审查。本以为都是自己人，应该问题不大，但没想竟没通过。事后，听说是会上一位史学界前辈认为后辈做前人研究很难做到客观，所以未能通过。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也是我不做闻一多研究只从事资料编辑的主要原因。但是，在资料取舍上选择哪些舍弃哪些，依然存在着应不应为贤者避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始终是冷静的。长期的史学训练，使我认识到历史虽然是后人写的，但必须坚持唯物主义态度，因为历史毕竟是真实的存在，只要是真实的，无论如何遮掩早晚都会现出真相。如果有意掩盖已经知道的真实，那就不是把历史作为科学，其著作迟早会被淘汰。

正是本着这种认识，我在《长编》选材中始终坚持尊重客观的态度，做到不受外界因素影响。因此，我在《长编》中披露了闻一多早年在政治上反对共产党的一系列原始资料，承认了“西安事变”时他反对张学良、杨虎城的立场，摘引了抗战中期他称蒋介石是“民族英雄”的言论，公布了蒋介石与“李闻惨案”关系的档案。同时，也对这种认识产生的原因与思想转变的各种因素进行了说明。这种选材，曾经引起不同意见，一些前辈出于爱护提醒我注意，建议我根据史料写成的论文不要发表。某次，我到浠水县参观闻一多纪念馆，县民盟请我给盟员做个报告，互动时，多数人提出尖锐批评，到会的县委副书记也善意地表示不赞成我的观点。不过，赞成的意见更多。一次日本一所大学请我报告，海报上写了我是闻一多的孙子，有人看了海报反倒不参加了，而我在会上讲到闻一多的早期思想时尊重历史，尊重客观，大家反响很强烈，没到会的人听到后连说后悔。

1988年秋，我把书稿送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个出版社是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直属出版社，之所以给他们，是心里总忘不了胡乔木院长在社科院成立大会上说的一段话。那是1977年秋，从中国科学院独立出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成立大会，我参加了这个在公安部礼堂召开的大会。会上，胡乔木讲话中说要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办成学者的阵地，凡是出版有困难的图书，只要有学术价值，都可以交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我想，《闻一多年谱长编》不是大众读物，不可能普及，交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最合适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社长刚从中央宣传部调过去，他和父亲在中宣部就相识，我想这或许能起点作用。可是，书稿送去半年才有音信，社长给我打电话，虽然说了些书稿很有价值的话，但中心是出版社正在改制，要自负盈亏，所有图书都要成本核算，问我能否给予一定资助。我问需要多少，他当即让电话边的人算了一下，说了个让我心跳的数字——4万元。那时，我只是个助理研究员，每月工资五六十元，4万元对我来说如同天文数字。

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到这件事，是因为它让我有两个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是没想到胡乔木院长在全院成立大会上的承诺，竟然在我们自己的出版社碰了个钉子，这怎能不让人失望。胡乔木不仅做过毛泽东的秘书，还是位学者，是位历史学家，而碰钉子的书正是本记录历史的著作。看来在“向钱看”的时期，学术著作也摆不脱经济利益的羁绊。另一个没想到，是没想到长编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碰了钉子，而利用这本书最多的人正是这家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李凌。李凌是西南联大学生，1942年考入历史系，是当年民主运动的亲历者，曾经写过多篇回忆与研究文章，其中直接或间接利用了长编中的相当资料。李凌去世后，他的女儿李晓红整理父亲遗物时看到这部长编，特写信给我，说这部书都被李凌翻烂了，还拍了几张照片，上面都是李凌做的各种笔记和符号。可惜的是，我把书稿送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时，还不知道李凌是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否则我把书直接交给他或许会少绕些弯路。

在这部书被搁置起来的时候，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编辑的《闻一多全集》即将完成，决定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使我生出一个念头，是否把这部书交给湖北人民出版社。这个想法很快得到出版社的同意，总编辑卢福咸还给我写信表示支持。我在初版后记末尾所说的“还是故乡的人亲，故乡的水甜，故乡的月儿明啊”，就是我发自内心的感受。当然，二版、三版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故这里再次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表示衷心感谢！

2021年12月13日 北京·文成杰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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