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校长办学治校：从经验走向科学

毛建青 邹加严 宣 勇

（1.浙江工业大学，浙江 杭州 310014；
2.浙江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要办好每一所大学[1]，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同样如此。高等教育体系由诸多大学集合构成，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必须由大学加以落实。可以说，大学内涵式发展是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2]，这需要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的不断改善[3]。作为学校灵魂的大学校长是联结大学内外部治理的关键节点，是大学治理中连接各种关系和主体的核心行动者[4]，在实现大学内涵式发展、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和实现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目标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大学校长一直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学者们认为我国大学校长多为学术精英[5]，教育视野开阔、管理经验丰富[6]，但角色多元的同时也存在着角色冲突[7]；
同时，我国大学校长选任制保证了党和政府对大学的领导[8]，但其遴选存在着官僚化、视野狭窄、形式大于内涵、民主性缺乏等问题[9]，需要完善大学校长遴选制度设计、发挥个体能动价值[10]。此外，学者们认为大学校长的工作及管理能力关系着大学的运行状态、教育质量、学术声誉等[11]，在办学治校过程中，受到大学理念[12]、办学理念[13]和治理能力[14]的影响，亟须推动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15]。综上，学界对大学校长展开了诸多研究，为本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学界对于我国大学校长办学治校的现状如何、有什么特征、该如何改进等研究相对较少。在迈向高等教育强国和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时代背景下，全面厘清我国大学校长办学治校过程中呈现的特征，同时基于国际比较深入探究我国大学校长办学治校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并给出解决对策，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本研究从三个来源获取了相关数据资料。其一为浙江工业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建设的中国大学校长数据库（简称数据库）。截至2020 年6 月30 日，该数据库共录入全国788 所公办本科大学校长的基本信息，取得各类数据115 235 项。其二为上述研究中心发放的大学校长问卷调查（简称问卷）。2018 年，该中心面向784 所全国省属及以上高等学校校长共发放了765 份问卷，其中收回有效问卷152 份。其三为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Education，简称ACE）2017 年发布的第八次调查成果——《美国大学校长报告2017》（The American College President Study 2017，ACPS，简称 《报告》）[16]。一方面，本研究基于数据库信息和问卷调查结果进行总结分析，勾勒出我国大学校长办学治校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我国大学校长办学治校的特征；
另一方面，通过 《报告》 中的相关数据，总结高等教育强国的典型代表——美国大学校长的办学治校特征，并探究其形成原因，从而为我国大学校长办学治校能力的提升提出对策建议。

经验管理学派认为，管理依附于人的经验，有效的管理离不开管理实践经验的积累，主张通过案例来理解管理问题、提高管理效率[17]，一般具有直观感知性、认识表面性、分析情况的非定量性等特点[18]。而科学管理是以科学的管理理论为指导，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手段，使管理系统的各项活动达到高效益，管理活动符合管理本身的客观规律是其根本特征。[19]科学管理与经验管理相比，其特点在于主张用科学的管理理论来代替单纯的经验，实现管理的专业化和职业化。[20]对大学治理而言，大学校长科学的办学治校是其基于大学发展规律，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采用适合大学的管理方法和手段，使大学在各项活动中达到高效益。本研究发现，我国大学校长在办学治校过程中对经验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一）高等教育管理理论知识相对欠缺，易凭直观感知性经验办学治校

大学校长的学历层次、出身学科等教育背景与其办学思想和能力的形成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如表1 数据显示，我国788 位大学校长中拥有博士学位占75.00%，具有正高级职称占95.94%，博士生导师占62.40%，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占7.00%。从学科背景看，他们多出身于工学、理学、医学①，占比分别为31.85%、15.23%和10.28%，而人文社科类学科占比共为38.45%，其中，与大学校长这一工作密切相关的教育学、管理学占比仅为4.67%和6.22%。科学的理论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能指导人们的实践进程和行为取向，[21]正确的教育理论能够引导教育实践取得更大的发展。但我国大学校长多出身于理工学科，与学科背景为教育学和管理学等人文社科相关学科的大学校长相比，其高等教育管理相关理论知识相对欠缺，因此在办学治校过程中，更可能出现凭借直观感知性经验来办学治校的情况。

表1 我国大学校长教育背景及职称分布情况

（二）较少从事高等教育研究，难以将直观感知性经验转化为科学治校理论

问卷数据显示（见表2），我国66.40%的大学校长在业余时间阅读最多的书籍类型是教育理论类，这说明我国大学校长较为注重理论知识的积累。但是，现任大学校长从事高等教育相关研究的人数较少，没有发表过教育管理类论文的校长人数占比达64.21%。而且，现任大学校长中有80.00%继续从事原学科研究工作，从事原学科研究工作占精力1/4 及以上的比例达53.30%。其中，工学背景的校长继续从事原学科研究的比例最高（94.60%），其不订阅教育理论类书籍的占比也是最高的（27.80%），农学和管理学背景继续从事原学科研究的校长比例最低（57.10%）。由此可知，在我国大学校长多出身于理工学科的背景下，尽管有部分大学校长会通过学习教育管理理论知识进行弥补，但他们仍聚焦于原学科领域的研究，对高等教育的研究鲜少。这不利于大学校长将直观感知性的经验转化为科学治校理论，可能导致大学校长难以深入理解和系统分析办学治校中的难题，容易出现按经验办学的情况。[22]

表2 我国大学校长阅读书籍类型、从事原学科领域研究及任职期间发表论文中教育管理类论文的比重情况

（三）办学治校能力提升主要源于高校内部的多岗位锻炼，对经验的依赖性高

数据库信息显示，我国大学校长都曾经历多岗位的锻炼，担任本校校长前更换岗位数平均为4.95 个，其中，最多的曾担任18 个岗位。85.03%的大学校长前任岗位是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具有丰富的高校内部行政管理经验；
前任岗位在高等教育系统外部的占比为14.97%，其中由政府部门领导干部调任的高达8.10%，由事业单位负责人转任的为2.30%。同时，问卷结果显示我国大学校长对其岗位锻炼的认同度较高。如图1 所示，大学校长认为自己的办学治校的能力素养主要得益于多岗位锻炼的占77.10%；
而系统的培训获得认可的比例较低，占调查校长总数的25.70%，仅高于对前任言传身教的认可度（9.10%）。不难发现，我国大学校长办学治校能力的提升主要得益于高校内部的多岗位锻炼，这可能会导致其高度依赖以往积累的经验。

图1 我国大学校长办学治校能力提升途径

（四）大学校长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培训相对较少，且多依赖一线的优秀管理者，容易加剧对经验的依赖

本研究对大学校长填写的125 次培训项目进行分类整理后发现，这些项目中有91.73%是由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党校等干部学院提供的，2.20%由其他机构提供。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提供的高等教育培训项目，发现其主要包括高校领导干部进修班、教育部直属高校中青年校级领导干部专题研修班、高校领导干部海外研修班、千名中西部大学校长海外研修班、民办高校校长进修班、高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高校中层干部培训班以及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专题研讨班等8 种类型。其中，高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培训天数最长，为期90 天；
与学校密切相关的校领导干部进修班等则为期45 天。这些培训项目兼顾了大学校长办学治校的政治要求与专业要求，一方面非常强调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另一方面聘请了大量优秀的一线大学管理者进行办学治校专门知识和业务技能的培训授课。总的来说，我国目前的大学校长职业培训项目，对大学校长办学治校专业能力的提升尤为重要。但是，专业技能培训相较于贯穿整个培训过程的政治理论培训而言，时长相对较短，且专业技能培训多依赖杰出的一线大学管理者进行经验授课，系统化、体系化还不够，这可能会加剧大学校长在办学治校中对经验的依赖。

管理者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经过总结提炼后，可以转化为科学的理论知识。从这一方面来看，我国大学校长在办学治校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是宝贵的财富。在生产还不发达、事物发展变化速度缓慢的时期，教育管理者凭借着积累的经验进行决策，具有一定合理性。[23]但经验管理的固有缺陷也十分明显：管理者个人能力是有限的，个人经验也往往具有局限性，且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依赖经验进行管理不再具有普适性。在推进国家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实现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大学校长过度依赖经验办学治校难以适应新时代对大学的新要求，甚至会阻碍我国大学未来的长远发展。

（一）大学发展过度依赖校长个人能力

经验管理是建筑在管理者个人的经验之上的一种管理模式，依靠的是管理者以往积累的知识、经验、个人胆识与阅历等，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强的个人价值判断。大学校长基于经验办学治校，会使大学的发展与个人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否认的是，某些能力突出的大学校长直接推动了大学的繁荣发展，如蔡元培、梅贻琦和张伯苓等，他们通过渊博学识、人格魅力以及独特的教育理念，为我国大学的发展注入了灵魂，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仅靠个人能力来办学治校是极其脆弱且难以持续的，后续事实也证明，他们离去后，由他们所开创的中国大学群星璀璨的时代也随之落幕。换言之，在基于经验办学治校的情况下，要实现大学的卓越发展，对大学校长的个人能力要求极高且不可持续。显而易见的是，我国千余名大学校长，并不全是教育大师、管理大师，他们的能力参差不齐，基于经验来办学治校更难以成为大学卓越发展的持续动力。

（二）大学发展容易陷入路径依赖

从系统论的整体视角出发，大学校长基于经验办学治校，会使我国大学的整体发展陷入路径依赖，即外部社会需求和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后，其依旧按照业已形成的习惯做法墨守成规，较少进行重大改革。[24]但是，这些习惯做法并不一定都能客观地反映大学治理的内部规律性。我国高等教育经过百余年发展，一代代大学校长积累了丰富的办学治校经验。实际上，这些经验是大学校长在某个任职阶段、某个任职时期、某个活动事项中积累下来的，展现的是过往办学治校的结果，在特定条件下行之有效。但当办学治校的各方面因素都产生变动时，这些经验就会变得低效、无效甚至产生消极影响，最终阻碍大学发展。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进入“深水区”，历史与未来早就大不相同，以往形成的高等教育经验和观念也可能会落伍于新时代要求，过度依赖经验办学治校，容易变成“历史决定未来”而非“以史为鉴”，使大学发展落入路径依赖的陷阱。

（三）大学战略管理目标的连续性受到挑战

从系统论的个体视角出发，大学校长基于经验办学治校，会使大学战略管理目标的连续性受到挑战。这是因为大学校长在办学治校过程中会形成自己的一套管理方法和管理经验，在没有经过系统化、专业化的职业培训情况下，难以将“个人经验”转化为普遍性做法。数据库信息显示，2020 年，我国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年限为4.56 年，且任职年限在1—5 年范围内的占比高达64.34%。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每一个五年规划大概率将由不同的大学校长来制定和执行。如果不同的校长都按照自身经验来办学治校，那么往往会导致上任校长的做法得不到延续，新任校长可能会选择从头再来，甚至推倒一切重来。而推倒重来不仅会消耗和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会使教职工对大学治理和发展愿景感到迷失，大学治理成本也会无限变大。[25]总之，大学的战略规划与管理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结合，倘若每个阶段的大学校长都基于自身经验来办学治校，大学战略管理目标的连续性将面临巨大挑战。

（四）大学发展同质化倾向加剧

当前，我国政府对大学的管理制度使大学主体性地位受限，大学普遍存在着定位不明、目标雷同及分工不清等发展同质化问题。大学校长基于经验办学治校容易加剧办学趋同化，因为我国大学校长在办学治校过程也会受到其他大学发展经验的影响，时常出现某所大学探索出本校的治理成功之路后，其他学校便纷纷开始学习借鉴的情况。但大学发展具有共性的同时也蕴含着特性，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以及不同地区的大学，其办学定位和发展模式都有着不同的特点，治理方式也存在差异，不宜生搬硬套。例如，“双一流”大学与非“双一流”大学之间、理工农艺类院校与人文社科类院校之间、所属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大学与所属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大学之间，其发展的资源、环境、定位以及目标等都有着较大的差异。即便是享有盛誉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其治理模式也不适合所有大学。因此，在高度集中的外部管理体制下，当大学校长过于依赖以往经验和他校经验时，不免会加剧大学发展的同质化倾向，阻碍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

我国大学校长可以向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强国借鉴学习，如英国、德国、美国等，以克服基于经验办学治校的局限性，提升其办学治校能力。上海交通大学对世界大学进行了学术排名，最新排名情况显示，美国在排名前100 强中占40 所，前50强占28 所，而前10强更是高达8 所，其他世界大学排名榜中情况也大体相同。可以说，美国走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前列，拥有最发达的、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和大批世界一流大学。因此，本研究选取美国作为高等教育强国的典型代表，通过ACE 发布的 《报告》 对美国大学校长办学治校的特征进行总结，并试图深入探究其特征的形成原因。

（一）基于科学：美国大学校长办学治校的主要特征

1.多出身于高等教育管理相关学科，理论知识储备较为丰富

美国大学校长同样具有高学历，但与我国相比，其人文社科素养较高，教育学、管理学等理论知识储备更为充足。从美国大学校长整体受教育程度来看，有79.50%的大学校长获得博士学位。就不同类型大学的校长受教育程度而言，博士学位授予大学的校长拥有博士学位的占比最高（87.00%），学士学位授予大学的校长拥有博士学位的占比最低（78.80%），但都高于我国拥有博士学位的大学校长比例（75.00%）。从学科背景来看，美国大学校长最后获得的学位类别，41.10%是教育学或高等教育学，14.20%是社会科学，11.30%是人文科学，而工学和物理学或自然科学的占比仅为3.00%和3.10%。由此可知，美国大学校长学科背景与大学管理较为契合且人文社科素养高，这有利于加深其对高等教育管理理论的掌握和对办学治校规律的理解。

2.专心于大学事务管理，从事原学科研究较少

与我国大学校长有所差异的是，美国大学校长更专心于大学相关事务的管理，较少从事原学科研究。《报告》 数据显示，美国大学校长花费时间最多的工作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经费预算与管理（64.90%）、筹款（58.10%）、团队管理（42.00%）、董事会关系（33.20%）和招生管理事务（31.80%），而在学术研究相关问题上花费时间最多的占比仅为14.40%。就美国大学校长任职期间进行学术活动的情况看，如表3 所示，49.60%的大学校长表示没有进行过任何学术活动，33.64%称自其担任校长以来一直定期撰写高等教育问题文章；
此外，10.00%的校长撰写过学术出版物，9.50%进行过学术研究，14.60%独立开课，另有10.70%的校长参与了团队合作授课。不难发现，美国大学校长在其任职期间，更为关注与大学发展息息相关的事务管理，多从事高等教育管理方面的研究，在原学科研究上花费的时间及精力较少。

表3 美国大学校长花费时间最多的工作和进行的学术活动情况

3.前任职位涉及高校和政商等多领域，且社会任职经验较为丰富

从前任职位的领域来看，美国大学校长和我国相差无几。如表4 所示，1546 位美国大学校长中，85.00%来自高等教育系统内部，15.00%来自高等教育系统外部；
来自内部的大学校长中，由学术事务主管、院长等其他学术事务高级管理人员晋升而来的占42.70%，上一岗位已经是大学校长占比为23.90%，仅有2.10%的大学校长是直接从教师晋升而来；
而来自外部的大学校长中，美国大学由政府官员担任校长的占比仅为1.20%，由工商界及非营利组织机构负责人担任校长的占比（1.60%）均大于政府官员，这说明政府官员直接进入大学对其发展进行干涉的机会较少，这一点与我国情况相差较大。如果从整个职业生涯的工作经历来看，58.00%的美国大学校长曾在高等教育系统外部工作，包括政界、工商界、文学界和法律界等多领域，而我国大学校长这一比例仅为29.95%。

表4 美国大学校长前任职位情况

4.职业培训正向收益显著，认同度较高

美国大学校长的职业培训内容十分完善，职业培训的正向收益显著。以美国大学校长职前培训项目为例，参加过职前培训的校长比没有参加过培训的更具竞争力。如表5 所示，最后签订书面合同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中有63.00%参加过培训，获得终身职位的大学校长中有59.00%参加过培训，这说明参加职前培训能带来更好的就业机会。并且，参加过职前培训的大学校长能获得更好的就业条件，如获得汽车产品、延期支付以及持续的专业发展基金的概率都明显高于未参与培训的大学校长。同时，ACE 发布的一份关于为大学校长候选人和在任者提供的职业培训项目（Fellows Program）的回顾报告指出，参与该项目培训的大学校长候选人、大学校长和大学其他管理人员中，98.00%认同该培训项目为他们的职业晋升做好了准备，92.00%会向身边符合条件的人员推荐该培训项目，高达85.00%的人认为他们在培训项目中所获得的技能和知识使他们所在的大学受益。[26]

表5 美国大学校长参加职前培训相关情况

（二）美国大学校长办学治校特征的形成原因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美国作为高等教育强国的典型代表，其大学校长的专业能力过硬，办学治校的科学化程度较高。概言之，美国大学校长在教育管理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对大学组织的发展规律理解较为透彻，且专注于大学事务管理；
职业化培训丰富了其高等教育管理理论积累和实践，帮助其在办学治校的过程中采用合适的管理方法和手段。而这个特征与美国拥有较为成熟的共同治理模式和完善的管理制度有关。

1.成熟的共同治理模式，明确了大学校长的职能定位

达特茅斯学院案的胜诉使美国大学的自治制度在法律层面得以确立，这为其共同治理奠定了基础。共同治理理念最早于1966 年的 《大学治理宣言》 中提出，该理念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调整修正。美国大学的治理模式通常也被称为共同治理模式，其最大特征是大学治理中的利益相关者对学校事务都有发言权，且彼此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关系。其中，董事会（治理委员会）是最高的权力机构，是大学的法人，进行大学重要决策；
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权力，是执行决策和负责校务运行的主体，通常情况下，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大学校长会任命多个副校长分管学术事务、财政事务以及学生工作等；
以教师为代表的学术权力，拥有对学术事务的决定权等；
而政府则主要通过拨款和立法的形式参与大学的发展。在共同治理模式下，美国大学校长办学治校的职能较为清晰，能更专注于行使自身职权，提升管理大学的专业能力。

2.系统的遴选制度，保障了大学校长的专业程度

系统的遴选制度，使美国拥有了世界最杰出且最具领导力的大学校长。自殖民地时期开始，美国高等教育经过了400 多年的发展，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大学校长遴选制度，包括遴选主体、遴选标准、遴选方式等。其中，遴选标准直接体现了大学对校长的能力需求，[27]一般包括：第一，毕业于一流大学，拥有博士学位，是各自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
第二，有多元化的专业背景和丰富的工作经历；
第三，具有高超的领导能力和管理水平；
第四，了解教育规律，具有明确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目标[28]；
第五，注重校长与大学的文化契合度。此外，从遴选方式来看，美国大学校长的遴选方式灵活多样，且多面向全球公开选聘，过程较为透明。虽然美国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也存在不足，但相比之下较为成熟，选出的校长不仅具有较高教育素养与学术水平，还具备科学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技巧，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大学校长的专业程度，使其办学治校呈现出科学化程度高的特征。

3.合理的薪酬制度，强化了大学校长的专心程度

美国大学校长的薪酬制度是其职业保障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合理的薪酬待遇能够强化其职业意识，促使大学校长全心全意投入本职工作，而不是兼顾过多的学术研究来谋取其他的经济回报。目前，美国大学校长的薪酬主要由基本工资、激励薪资补偿和额外的奖金组成。2020 年，美国高等教育统计年鉴公布的大学校长薪酬数据显示，243 位公立大学校长中，薪酬收入最高的达177 万美元，最低的为2 万美元，平均值为48 万美元。[29]若以2020 年美国人均年收入（5.95 万美元）为标准，那么美国大学校长属于绝对的高收入群体。在薪酬得到保障且有较高激励性的情况下，美国大学校长能够获得与其工作难度和强度相匹配的劳动报酬，不仅会专心治校，还会不断提升自身的办学治校能力，以此确保其竞争力，从而使其办学治校呈现科学化程度高的特征。

4.完善的培训制度，提升了大学校长的专长能力

美国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大学校长职业培训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培训制度也相对成熟。首先，培训主体多元，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专业协会，如美国州立大学与学院协会（AASCU）、美国教育理事会（ACE）等；
第二类是专业研究中心，如圣地亚哥创新型领导中心；
第三类是大学成立的培训中心，如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30]。其次，培训形式灵活多样。以ACE 提供的校长职业培训项目为例，主要包括研讨会、案例研究、外校见习、校际访问等多种培训方式。最后，培训内容丰富，针对性强。以AASCU 提供的培训项目为例，设置了预备校长培训、新任校长培训和在任校长培训等不同的项目，如为新上任校长提供的培训内容主要围绕上任后的前100 天所要面对的问题而展开，而为在任的首席学术校长提供的培训内容则主要包括校长具备基本素质、校长职务的特点、职业生涯准备、未来规划安排等。[31]换言之，多元的培训主体、灵活的培训方式和丰富的培训内容，为美国大学校长提升其办学治校的科学化能力提供了可靠保障。

基于经验办学治校，在解决大学眼前问题时确实产生了立竿见影般的效果，推动了大学当下发展，但是难以面对新时代所提出的新要求时继续发挥普适性、继承性作用。我国大学不能拘泥于眼前发展，大学校长办学治校应从经验走向科学。中美国情存在差异，我国大学与美国大学有着根本性不同。美国大学处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其大学校长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个人管理能力的要求极高。而我国大学的主导者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政府，大学校长个人难以与体制抗衡。[32]虽然如此，但是美国大学的发展及大学校长的办学治校对我国大学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要实现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和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我国大学校长办学治校应从经验走向科学，需要完善的治理模式和有效的制度供给，也需要大学校长努力将自身积累的办学治校经验转化上升为科学的办学治校理论。

（一）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强化大学校长决策执行者角色意识

科学的管理根植于各国特有的制度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的根本特征在于党对高校工作的全面领导。[33]在大学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委员会，实现对大学直接的政治领导，是我国 《高等教育法》 所明确规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34]与美国大学的共同治理模式不同，我国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政治领导权力直接参与大学治理是我国大学治理的鲜明特色。但角色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社会关系的反映。我国大学校长与美国大学校长一样，要与社会大众和市场等外部力量以及教职工、学生、校友等内部利益主体建立关系。因此，要使我国大学校长办学治校从经验走向科学，关键在于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根本制度，明晰“党委领导”与“校长负责”的关系，明确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和职能定位。

贯彻执行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仅能保障大学校长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更好地按职责、按规定办学治校，还能保障大学发展的重大事项由集体讨论决定，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大学校长个人独断专行，以此减少大学发展对校长个人经验的依赖。一方面，要坚持党委的集体领导。党委既是全面领导学校工作的政治核心，也是领导核心，在办学治校过程中，学校党委主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准确把握学校整体发展方向，支持校长依法行使职权。集体领导强调的是领导主体权力行使的集中性，党委是一个领导集体，党委书记在其中扮演着类似“班长”的角色，善于听取与吸收校长及班子成员们的智慧，其职责是带领班子做决策，做正确的事。[35]另一方面，要强化校长的决策执行者角色意识。“校长负责”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强调执行党委的决策，并对党委的决策执行负责。好的决策没有高效的执行，仍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大学校长对党委集体决策的执行成效决定了大学的发展质量。大学校长作为行政主管，扮演更多的是CEO 和效率专家，要在学校党委领导下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主动地做好教学、科研以及行政管理工作，[36]应更多思考怎样高效执行实施党委的集体决策、提高执行力。

（二）完善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制度，推动大学校长实现办学治校的专业化

正如前文所言，管理专业化是科学管理的一种体现。大学复杂的组织特性，对大学校长提出了极高的专业水准要求：在办学治校过程中，大学校长要把精力集中在大学管理事务中，而非承担大量的学术研究；
大学校长有着专长的从业，具备管理大学的专门能力和特长；
大学校长在自身责权范围内以管理经营大学为专门职业。与美国大学校长相比，我国大学校长在办学治校过程中专业化程度还不够，这可能与我国没有形成完善的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制度有关。制度对治理主体的管理提供规范与保障，对治理主体的行为进行约束，推动治理主体间高效合作。[37]因此，政府部门应尽快完善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法制性的制度文件，并使其系统化，尤其是要将如何选、育、留、用大学校长的标准和程序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下来。[38]

首先，在大学校长的选任制度上，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以及大学的组织定位和使命设立大学校长选任标准。我国大学校长多出身于理工学科，且名列前茅的一流大学校长多具有院士身份，这是对其学术身份的认可，也是出于我国社会经济、科学发展的需要。而科学管理要求管理工作者真正成为博学多才的管理专家，我国需要制定更加全面和明确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标准，大学校长不仅要讲政治、精学术，也要善管理、懂教育，对大学组织的发展规律有透彻理解的同时，还应具备管理学、组织学等多种学科理论知识，并进行灵活运用。其次，建立与大学校长的个人能力和精力投入相适应的薪酬体系，可以适当引入市场机制，利用市场化杠杆提高大学校长收入水平；
注重薪酬结构的优化，将大学治理的成效纳入绩效考核，激励大学校长主动提升自我办学治校能力，促进大学校长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价值，更好地办学治校。最后，不断丰富和完善我国大学校长的培训内容。一方面，要坚持我国大学校长职业培训的特色，注重其政治能力的提升，满足党和国家对大学校长在政治、教育及管理等不同方面的需求；
另一方面，注重其办学治校专业技能的学习，大幅增加与大学发展息息相关的培训版块，如财务预算、招生管理、科研管理、发展规划等，并逐步提高时长占比。

（三）大学校长要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和研究，将治校经验转化上升为科学理论

我国大学校长在办学实践过程中，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管理经验，但需要对这些直观性、表面化的经验进行总结提炼，转化上升为科学的办学治校理论。虽然我国大学校长多出身于理工类学科，大多数仍聚焦原本的学术研究领域，相对欠缺高等教育管理的相关理论知识，导致其在办学治校过程中可能过于依赖直观感知性经验，但是这并不代表其没有管理好一所大学的能力。如并非教育和管理类学科出身的梅贻琦、竺可桢等，他们出任大学校长后，不仅加强自身学习，还自觉研究探索办学治校的规律，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最后都成为教育家式的杰出校长。因此，除了外部制度保障外，我国大学校长还需要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和研究，将治校经验转化并上升为科学理论。

首先，大学校长要注重政治理论素养的提升。科学的管理活动要符合其本身的客观规律，我国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大学的政治属性决定了我国大学校长必须具有鲜明的政治家属性和明确的政治担当。在实际的办学治校过程中，大学校长不仅要着重突出以人才培养为导向，为党和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还要以促进社会发展为导向，引领大学为社会各领域发展提供社会智力支持和服务。其次，我国大学校长多出身于理工学科，还需不断自觉加强高等教育管理的理论知识学习，如阅读高等教育类权威期刊和经典书籍、积极参加高等教育管理理论的学习培训等，以弥补自身在学科背景上的“先天不足”。再次，大学校长要自觉加强对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并结合自身办学治校经历，将“个人经验”进行深化提炼，总结出系统化、体系化的“本土经验”和“中国经验”，而非机械化的经验堆积。最后，大学校长要将平时所学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所得的成果发现与办学治校实践结合起来。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是动态互补、相互促进的关系，教育理论能够指导教育实践，教育实践也可以检验、修正教育理论[39]。大学校长要注重管理理论学习、加强高等教育研究，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办学治校；
同时也要敢于打破经验依赖，通过办学实践来实现理论层面的升华。

综上所述，本研究根据中国大学校长数据库、问卷调查以及 《美国大学校长报告2017》的相关数据，总结分析了中美大学校长办学治校的主要特征。但是由于时间和能力有限，本文缺乏对大学校长办学治校过程的深入探讨，如大学校长办学理念的形成、职权行使的具体情况、管理方式方法的选择等；
对大学校长过于依赖经验办学治校所带来的后果亦缺乏足够的案例和访谈资料的支撑。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将通过对大学校长的案例研究和深度访谈，获取更为翔实的数据和资料，进行更为深入的对比分析，进一步验证、深化并拓展本研究的研究结论。

注释：

①这与我国的历史文化环境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特殊需求密切相关。我国788所大学现任校长平均年龄为52 岁，他们多出生于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接受的高等教育受到了苏联模式的影响，为适应当时工业化建设的需求，学科专业的设置以理工类为主，同时又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科学发展需要大量具有扎实专业知识的理工类专家，再加上受到我国“重理轻文”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我国大学校长多出身于理工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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