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动千年唐宋音——常州吟诵艺术现象及文化影响

◎蒋涌涛 蒋艺轩

（江苏常州213022）

吟诵是以地域方言为主，介于唱和读之间的对汉语诗文有节奏、有声调的传统诵读方法，是旧学中普遍采用的读书方式。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吟”为吟咏，指有节奏有韵调地诵读诗文，或理解为声调抑扬地念。赵元任说，“吟就是叹诗叹文章，拉起嗓子来把字句都唱出来”。“诵”字在《周礼·春官宗伯下》有：“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
东汉郑玄注：“以声节之曰诵”；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则将“诵”与“读”互训。由此“诵”可理解为用抑扬顿挫的声调有节奏地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赵敏俐认为：“吟诵从本质上讲乃是一种声音表现方式，是将汉语诗文的声音之美、意蕴之美，通过‘吟’或者‘诵’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强化人们对它的理解和认识。因此，吟诵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形式，而是一种有着浓厚文化意味的形式，它本身就是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1]在台湾，吟诵甚至被认为是正确理解古诗文的基础，是汉语文最基本的教学方法，是中国文化和人格教育的重要途径。

广义的吟诵可以上溯到先秦，大约有三千年历史，其萌芽阶段包含“徒歌”、医巫驱邪治病的“念词”、屈原于泽畔的“行吟”等，其中战国时期的“吴吟”是常州吟诵的源头。根据习惯，也有将吟诵称为吟咏、吟唱、吟、哦、叹等。地域上看，传统吟诵可以拓展到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的文化圈，甚至包括东亚其他国家。狭义的吟诵一般指唐代开始的，伴随近体诗成型而展开的汉民族的吟诵，距今约1300年历史，保留了古代诗文节奏美和声韵美，在文学、语言学、音乐学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吟诵通常没有乐谱可循，主要在于口头传承和灵活自如地运用，不用乐器伴奏。郭沫若解释道：“中国旧时对于诗歌本来有朗吟的办法，那是接近于唱，也可以说是无乐谱的自由唱。”[2]常州吟诵是运用常州方言（属吴语太湖片区毗陵小片区）进行吟诵的一种传统艺术形式，流传区域以今常州市区为主，也包括工作生活在外地，能以家乡方言吟诵的常州籍人士。2007年10月，“常州吟诵”入选江苏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6月7日，“吟诵调·常州吟诵”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至今日，国家级非遗“吟诵调”子项下仍只有“常州吟诵”一家。

中华诗词文化博大精深，有数千年的历史传承。众多的名诗佳作历来耳熟能详、口口相传，对亚洲乃至世界文明都产生了推动作用。秦汉以前，诗和歌融为一体，秦汉以后诗、歌虽然分家，但吟诵作为基本的表现手段之一，以其独特的魅力被传承下来。汉代著名的“相和歌”，其早期的“街陌谣讴”也大多可纳入吟诵范畴。其后，魏晋南北朝的“清商乐”，依然能感受到来自吴吟、越唱的影响。至唐、宋二代，有关“吴吟”的描写更不乏见于文人诗作。而无论唐诗、宋词，还是《诗经》《楚辞》，如果凭籍常州吟诵来声音表达，都能较为充分而形象地演绎其本来面目。正可谓：“中华吟诵之美花落常州，兼备天时地利人和。”

从天时上看。常州吟诵归于吴地吟唱一脉，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吴吟。《战国策·秦策二》有“诚思则将吴吟”，可谓吴语吟诵的最早记载。经唐宋蓬勃发展，明清时期愈加繁盛。常州吟诵在内容上也相对完整，包括吟诗（含近体诗和古体诗）的音调、吟词的音调以及吟文言文的音调等，是中国古代诗歌吟唱形式流传于今的重要见证，不仅展现了历史上文人阶层吟诵音乐的风貌，也完整保存了吴语音韵特色，为今天了解中古时期南方诗歌的演唱特点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使用的全国性规范化语音在后世被称作“中古音”，它以隋唐时期盛行的韵书《切韵》的语音系统作为代表，将古典诗歌“音节和谐、文字精练”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中古音的流行时间为南北朝至唐宋，即5—13世纪，特别是“后中古音”，最适宜吟诗诵词。南宋以降，中原由于战乱等原因口音变化较大。加之《切韵》久佚，其后的《唐韵》亦佚失，而早先融入中古音的吴语，却恰逢天时，将唐宋雅音较好留存。以吴语常州话进行吟诵，或柔美、或激昂、或婉约、或豪放，其尖团有别、入声明显、文读为基、顿挫分明，聚神聆听必是酣畅淋漓。而明清以后，常州读书之风炽盛，文人名士辈出，读书风盛又带动了吟诵风盛。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了近代，直到五四运动前，吟诵不仅是当地文人在创作、交流和欣赏诗文时的通用方式，也是少儿学习诗词古文必不可少的入门工具。

从地利上看。常州自古富庶重教、文风浓郁，被誉为“八邑名都、中吴要辅”。自春秋季札开邑，有文字记载的历史2500余年。“吴地”之概念源于春秋后期五霸之一的吴国，疆域大致在今苏南太湖流域、浙北地区和皖东。狭义的“吴地”则指苏南（苏锡常）和浙北（杭嘉湖）。从南朝的“齐梁故里”，到唐宋的“儒风蔚然，为东南之冠”（陆游语），再到清代的“今文经学派”“阳湖文派”“常州词派”“常州画派”等，都为“常州吟诵”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底蕴。常州吟诵重要传人、原常州教育学院副院长钱璱之曾经回忆：“我的吟诵是家传，我祖父钱振锽是晚清光绪年间进士、刑部主事，弃官后回家教书写字。他租地办了私塾，名为‘寄园’。从寄园学习过的，都会吟诵。10岁之前我在家里读书，当时家里人都是会吟诵的，我也没正式学过，只是听多了就会了。”“我从小会吟诵，主要是由旧家长辈声传口授，也许保留了所谓‘寄园’的传统。”[3]

从人和上看。常州自古被誉为“诗国”，有大批爱诗写诗之人，甚至出了被誉为“清代李白”的布衣诗人黄仲则(景仁）。民国时则有汪作黼、唐肯、钱名山、唐玉虬、谢玉岑等诗词名家，对吟诵的传承生生不息。根据民国《中央日报》首任社长程沧波回忆，老师钱名山每遇心烦意乱时，常哀叹“……可怜一梦十年迟，何处晓风残月酒醒时”[4]。“叹诗”便是吟诵的别称之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常州青果巷走出的董康，从大英博物馆觅得唐敦煌《云谣集》18首，常州府中学堂走出的刘半农又从巴黎抄回14首，去其重复，基本得30首原貌。全书使用13种曲调，除《内家娇》外，其余12曲均见《教坊记》，为今存最早一部唐代民间词集，常州人对诗词之钟情可见一斑。据粗略统计，仅仅青果巷，民国时便至少有唐、汪、董、刘、赵、蒋、周、徐、张等人家能为吟诵。

“近百年来，新诗主宰诗坛，朗诵艺术兴起。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使古典诗词及其吟诵成了旧时代的‘孑遗’，成了濒临灭绝的历史文化‘物种’，此固然是时代前进、文化发展之必然，但新诗至今还是替代不了诗词，朗诵取代不了古典诗词吟诵，再好的音乐新作，至今仍未能掩盖吟诵音乐的光辉。”[5]

吟诵主要是以乐音方式诵读古典诗文。“吟”是用较长的音或几个音连缀而成的拖腔来口头表达，节奏相对宽缓；
“诵”是以一个字配一两个较短的音，节奏较为紧凑。实践中“吟”和“诵”往往有机结合、相间进行，其中“吟”是基本方式和精华所在。一般学者认为，常州吟诵属精致的“小众文化”，与昆曲相仿，在文学、语言学、音乐学等方面展示着非凡的艺术现象。现代学科领域里，更有不少知名学者从事着常州吟诵的研究与推广。

（一）文学领域

秦德祥认为：“吟诵原本附丽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是其口头表达的方式，本质上属于文学。”[6]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著名诗人、翻译家屠岸（原名蒋壁厚，笔名叔牟，1923—2017）说：“常州吟诵是中国各地吟诵中的一种……作常州吟诵时，不同体裁的诗词又各有不尽相同的格式。即使同为律诗或绝句，也有仄起和平起的区别（以首句第二字或仄或平为准）。‘玉露凋伤枫树林’是仄起七律，‘瞿塘峡口曲江头’是平起七律。仄起与平起在吟诵时也有区别，前者先抑后扬，后者先扬后抑再扬。但无论何种诗体，吟诵都没有固定的曲谱。所以吟诵有一个特点，即吟者可以自由发挥，或者说允许某种随意性，但有限度。说不同，则此人吟与彼人吟不太相同，即使同一人吟同一首诗，此时吟与彼时吟也不尽同；
说同，则凡是常州吟诵，一听就是一种气韵、一种风格，与其他地方吟诵（如无锡吟诵、福州吟诵等）是不同的。”[7]

（二）语言学领域

常州方言语音在平、上、去、入四声中，除了没有“阳上”外，其余三声均有阴阳之分，计七声。其声调系统与中古时较为接近。

常州方言声调系统

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20世纪中叶曾著文疾呼抢救和保护吟诵这门“绝学”。在《新诗歌集·序》和《常州吟诗的乐调17例》等论著中，他着重介绍了常州方言吟诵。他创作的《瓶花》《听雨》谱曲也引用了常州吟诗的音调。赵元任的吟诵，对于近体诗、古体诗、古文和介于古体诗与近体诗之间的“古律绝”（如李白《静夜思》、孟浩然《春晓》、杜甫《望岳》等），在音调、风格与方法等方面都有非常清楚的区分。

王之涣《登鹊雀楼》谱例[8]

“我的家乡在吴方言区西部边界的常州，它靠近官话方言区的南界。以前我会说常州话，但不会用常州话读文言文。九、十岁上回到家乡，开始读书，念文言文。我的老师是常州人，他怎样教，我就怎样读。所以，我虽然会说官话，却只会用常州话读文言文和吟诗。”[9]这里所说的吟诗便属吟诵，“读文言文”其实也是有音调的吟诵。时至今日，用常州方言按照“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样的方法停顿和拖声，并且逐渐“音调化”，就能自然而然地接近赵元任的吟诗谱了。

正如赵敏俐教授所说：“百年来，中华吟诵所以不绝如缕，幸有很多前辈学者为此呕心沥血、大声疾呼、身体力行，如唐文治、赵元任……，在保存吟诵传统、从事吟诵教育、培育吟诵人才等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努力。”[10]

（三）音乐学领域

常州吟诵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江苏省音乐家协会理论组成员秦德祥（1939—2016）总结归纳了常州吟诵的基本规则，即“平长仄短、平低仄高、平直仄曲”。

对于吟诵曲谱，秦德祥有客观的见解：“吟诵乐谱只是一次性吟诵的记录，同一吟者另一次吟同一作品的音调，只是大体上如此，未必完全相同；
它只是一个大致的音调框架，省略了许多细微部分，且将节奏等分化了，因此，不能视同歌曲谱……首先，吟诵的节拍、节奏不是机械式的，而是具有弹性的，只能说一拍的音通常比半拍的长些，但不一定是两倍。其次是音高，由于吟诵音调建立在文字读音的基础上（依字行腔），传统吟者通常未接受过现代音乐教育，他们的吟诵，与现代乐谱所体现的音准概念不尽相同，若按西洋乐律的音高概念去衡量往往是‘音不准’的。鉴于上述原因，乐谱只能作为一种便于记忆、交流和保存的手段和方法。”[11]换而言之，古代常州文人基本都会吟诵，可以依照平仄等规则“戴着枷锁吟咏”，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一副好嗓子,都精通宫商，唯其吟诵的基本方法不会错。

在中国古代社会，吟诵不是单独存在的一种艺术形式，而是与诗词文化、科举制度等密不可分的。在书院和私塾里，吟诵是读背诗词文章的基本方式，故而被称作“小众文化”，劳动大众一般不会，即使会也大多使用“白读”而非“文读”。而到了民国，科举废止，新建的学堂又不能充分满足所有孩子读书识字需求，官方屡禁不止的“价廉物美”且具有传承惯性的私塾反成了相当一批人家的选择。只是，这时的吟诵已很难再称得上是“小众”了。

秦德祥从1987年开始进行常州吟诵的系统采录，历时近30年，共获得31位传人600多个篇目的音像资料，为全国所鲜见。2016年以后，笔者等人又先后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美国寻找到12位常州吟诵传人，采录了近50件吟诵篇目。

“常州吟诵基本上是常州本土的产物，（清末民国以来）大体上为三大体系：钱氏三代人所开办之‘寄园’书院，江苏省立常州中学国文教师群体，以及各自有别的家教师授。常州吟诵传人大多为儒学名门之后或国学大师的弟子，自幼饱读诗书，家学渊源深厚。学识丰硕，其吟诵水平品位便高……常州吟诵传人大多十分重视基础性的格律诗吟诵，古典文学各种体裁都有优秀的吟例，整体水平之高为各地难以企及。欣赏他们的吟诵，可以明显地体悟到学养、气质、品格、襟怀等。”[12]事实上，秦氏“三大体系”的归纳无疑是粗线条的。笔者仔细梳理过传承脉络，细分的话不少于10个条线。常州吟诵的收集整理工作起步早、数量大、名家多、品质高、研究深，故而在国家级非遗“传统音乐”大项中，直接为常州列出“吟诵调”子项。

常州吟诵另一位重要传人、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指出：“作为一种口头传承的文化，诗文吟诵在中华大地上生存、繁衍、发展，历史十分悠久。它一向是传播、普及传统文化和启蒙教育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历来的诗词创作、修改、鉴赏、口头交流与发表，多在吟诵中进行。旧时学童启蒙，更离不开吟诵，以至波及社会，使这种‘精英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群众性。儒家先贤们创造的这种集文学、语言与音乐为一体的艺术形式，对促进我国文化繁荣、提高全民素质，产生过重大作用。吟诵艺术远播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和世界各地华人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疑地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自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直至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前，吟诵艺术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极‘左’思潮影响外，还因为通常只是把它视作一种读书方式，向来无谱，口耳相传，随生随灭。”[13]

一方面，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吟诵在20世纪50年代后陷入停滞、半停滞，另一方面，常州吟诵凭借主客观条件夹缝中求生存，有赵元任、唐玉虬、周有光、屠岸、钱小山等名家在继续传承，并且改革开放后，羊牧之、秦德祥等及时加以梳理完善，出了一系列纸质和音频、视频资料，故而厚积薄发，在中华文化圈迅速产生强大的冲击力。

近代以前，常州吟诵是依附于诗词文化开展交流的。在现当代，常州吟诵作为全国地方吟诵的突出代表，愈加受到社会的关注，甚至在学术研究的同时被邀请登上舞台表现。常州吟诵在中国台湾、香港以及日本、美国、法国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横向交流日益频繁。

（一）苔岑吟社享誉数省

吟诵还是旧时文人常用的一种诗词娱乐方式，每逢雅集时，吟者充分抒发内心的情感，从而获得与知己间的互相赏识与精神慰藉。清“毗陵七子”之一的赵怀玉有言：“吾乡风雅盛于康熙间，邹进士（邹祗谟）、董文学（董以宁）倡国依社，后君家湘灵（钱陆灿，字湘灵），继开毗陵诗派，学者翕然从之。于后复有醉吟、浣花、峨眉，一时旗鼓竞雄，故查悔余(查慎行，字悔余)尝称吾常为诗国。”[14]1917年，吴放、余端、钟大元、钱名山等在武进县组建“苔岑吟社”，前后持续了20年，成员总计800余人，遍布13个省市，以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居多。在《兰言报》开设苔岑吟社专版，还定期出版《苔岑丛书》，以诗词为主，兼及文章。其诗词唱和、诗钟游戏等皆为常态,几与“南社”比肩，一度被称作“北社”。

（二）吟咏大家感动诗坛

明代会元、抗倭英雄唐荆川十四世孙、民国著名旧体诗人唐玉虬（名鼎元，字玉虬，1894—1988）是位颇有影响的吟诵大家。1942年，民国教育部公布了1941—1942双年7位文学类学术获奖者，唐玉虬与王力、曹禺等在列。其评选作品为旧体诗集《国声集》《入蜀稿》。他一生“诗不离手，吟不离口”，林散之等大家对其推崇有加，“金陵吟诵第一人”俞律也是他的学生。1990年，向来基本刊登新诗的中国诗歌杂志《诗刊》在第12期刊载“玉虬诗十六首”，以表达对这位旧体诗人的怀念。其子唐蜀华为江苏省中医院原院长，也传承了常州吟诵，2017年参加南京抗日航空纪念馆“抗战家书”诵读。现笔者已将唐玉虬20世纪80年代留存的吟诵磁带转化成数字音频学习保存，内容包含《唐雎不辱使命》《岳阳楼记》《满江红·写怀》等。

（三）台湾也闻常州调

在宝岛台湾的“河洛语”吟调中，很早就流传有“常州调”。另一方面，在台的常州同胞中间，仍然传承着方言吟诵。1987年，台湾“循正式途径回大陆探亲第一人”为武进籍周纯娟（1930— ），其“台胞证”为第1号，周纯娟的名字也由此上了全球媒体甚至大陆高考试题。2015年，蒋涌涛在台北武进同乡会拜会乡贤，其中安排了方言吟诵项目。周纯娟张口即来，并表示对吟咏自幼喜爱，以家乡话吟诵古诗自然而亲切，一些使用“国语”、普通话不押韵的唐诗，用武进话来吟基本能押上韵。

（四）“游子吟”吟入央视频道

唐代孟郊的《游子吟》写于溧阳县尉任上，是家喻户晓的感恩母亲的古体诗，长期为国人推崇，香港市民甚至将其评选为最喜爱的十大唐诗之首。2012年3月，央视10套《讲述》栏目播出常州吟诵专题片《古城拾音人》，主线是常州秦德祥老师，也播放了蒋涌涛吟诵的《游子吟》。2020年10月，央视11套《一鸣惊人》栏目再次邀请常州一中老校友（平均年龄71周岁）集体赴京表演。京剧名家、国家一级演员张馨月感慨地表示：“这个舞台呈现，让我感受到了‘常州吟诵’的魅力。表演编排细致合理，每个人的舞台状态和情绪都在词意里。”

（五）大洋彼岸传来“绝响”

常州吟诵不仅在国内闻名，而且享有国际声誉。赵元任很早就开始对常州吟诵研究整理，1924年底美国发明广播用的电容麦克风录音，赵元任在次年录制了6首中国诗词吟诵并灌制唱片，成为最早的常州吟诵音响资料。后来他在《国语入门唱片》中，也有吟诗录音[15]。1969年，赵元任又录下李白《静夜思》、张继《枫桥液泊》、贺知章《回乡偶书》等5首吟诵作品。1971年4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中国口传暨表演文学研究会”年会上，发起人赵元任和程曦分别用江苏常州和河北文安方言吟诵古诗文，时长26分钟，其中赵元任时长占四分之三，明尼苏达大学刘君若教授现场录音。秦德祥曾感慨：“（赵元任）先生开创了以音乐为视角研究吟诵理论之先河，为吟诵的三条基本规律奠定了基础。他只是以眼角余光之一瞥触及吟诵，而他在语言学方面的辉煌成就，掩盖了他在吟诵方面的重大建树。先生是20世纪最杰出的吟诵理论家与实践家，与他同时代的和迄今所知的任何人都不可与之比肩。”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在美国逝世，可就在临终前一天，竟奇迹般挣扎着用常州话吟诵了杜甫的《旅夜书怀》，以表达对祖国和家乡的怀念。

综上，常州吟诵是一门历史悠久、蕴涵丰富、作用巨大、影响深远的综合性艺术绝学，历经唐宋以来数十代文人的学习传承、梳理研究、弘扬发展，奠定了极为深厚的艺术根基，能够独立而完整地呈现在大众面前。尽管目前传承工作还面临一系列困难挑战，但是通过政策扶持、传人倾授、田野调查、学术交流、校园推广、社会宣传等方方面面努力，一定能赋予其更加顽强的生命力，并携手国内其他地方吟诵，共同在世界文化舞台上

杜甫《旅夜书怀》谱例[16]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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