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经验管窥

王红珠 唐恭玲

（1.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济南 250358；
2.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02401）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是在党内政治实践中形成的对全党产生重大影响的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的总和。党内政治文化既反映党组织的整体风貌，也体现在每个党员身上，是整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党组织通过对党内政治实践的不断理论抽象及对优秀文化资源借鉴，使观念文化、制度文化不断发展，并采取各种措施使广大党员将其内化于心，转化为一种稳定的心理文化，且外化于行的实践活动。在100多年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实践中，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对于推进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体系之所以能坚持正确的方向，不断丰富发展，根本原因是10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注重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苦苦挣扎的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任何真理离开具体时间、地点、条件，就会误导实践。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初期，李大钊就认识到“社会主义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殊性结合的一种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时，必与英、德、俄……有异。’”[1]这说明，早期共产党人已意识到要与时俱进创新马克思主义。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但成立伊始，党对中国社会状况、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都了解得不够深入，加上共产国际不切实际的指导，党内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倾向。长期激烈的革命斗争又使得对究竟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这一问题的充分讨论一直被搁置，最终“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并导致三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以及党带来了极大危害。在革命实践的曲折反复中，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重要性。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报告中，第一次向全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此外，还赋予这一命题以丰富的内涵：其一是“理论联系实际”，即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以及中国文化联系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实化；
其二是将中国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化，即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使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还从实践——认识——实践，个别——一般——个别，群众——领导——群众等方面创造性地解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路径问题。基于以上认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构建了关于中国革命、建设的系统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与时俱进创新了党的指导思想。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中央号召学习苏联经验，快速恢复国民经济、开展各项建设。在“一五”计划执行一段时间后，中共中央逐渐认识到苏联经验并非完全适合中国国情。苏共二十大更是将苏联模式的缺点和问题明显暴露出来。因此，毛泽东指出要以苏为鉴，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探索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党对社会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经济建设与管理、党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积累了有益经验。但是由于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错误理解以及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党内一些人思想上出现了“左”的倾向，并发展成为一种巨大的浪潮，直接导致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出现了曲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刻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正确分析时代主题和中国国情，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什么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阶段，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创新。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根本问题，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进一步推动了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以史为鉴，我们可以发现当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时，才能形成既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又立足于现实的理想信念以及正确调节党内关系的价值观，以党章为代表的党内法规制度才能愈益完善，党内政治文化才能不断发展。反之，就会出现理想信念假大空、价值观扭曲、党纪混乱、党内民主虚置、人人自危的现象，党内政治文化必然发展缓慢甚至出现倒退。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发展壮大的实践证明，其存在和发展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框架及其具体内容的历史演变都始终遵循了这一规律。

（一）政党的基本属性与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架构

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政党从应然意义上讲，是民众实现、维护和发展自身利益的工具。而它之所以具有这一性能，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具备分散的个体所不具备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的基础在于“组织性”，即政党能将分散的民众凝聚起来，使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进而产生1+1+1＞3的组织效能。而何以实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效能呢？一靠思想，以统一的思想凝聚高度的共识；
二靠纪律，以严密的纪律保证成员步调的高度一致，增强政党凝聚力和战斗力。二者协同保证政党的组织效能，这是政党存在发展的基本规律。作为政党，中国共产党应当遵循一般政党存在、发展的规律，这一规律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中观念文化与制度文化二合一的内部架构。

（二）政党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与党内政治文化的根本特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原始社会解体之后，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状况不同，社会被划分为相互对立的等级。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这种对立并未消失，而是更为简单化，直接呈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无产阶级在对抗资产阶级的过程中，由于组织性不足而处于劣势。直至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立后，这一劣势才得以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本质上不是实现一般阶级利益的工具，而是实现无产阶级利益的工具。除坚定的无产阶级性外，马克思主义政党还有强烈的人民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更是始终保持阶级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政治本色。政党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决定了党内政治文化阶级性和人民性的根本属性，为党内政治文化注入了灵魂，决定着党内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

（三）“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与“伦理中轴”型的党内政治文化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经成立，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中国问题，第一步就是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然而在中国实现这一目的，既迥异于工业发达产业工人队伍较为成熟的欧洲，也不同于将产业工人队伍作为革命的主要力量而获得成功的俄国。因为，自1840年以后，中国工商业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甚至出现了“短暂的春天”，但在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多处于夹缝中求生存，逆境中求发展的境遇中，其组成结构、行业及地域分布均存在严重不平衡的情况。本质上而言，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党的依靠力量主要是农民，成员主要源于农村。在小农经济、思想如汪洋大海的国度，大部分农村出身的党员并不具备工人阶级那样高的组织化程度及思想观念水平，由此一来，如何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就成为推动革命发展，夺取全国政权亟待解决的难题。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不仅要使党员在组织上入党，更要从思想上入党。为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通过思想教育以改造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举措，这一举措也成为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中最为鲜明的特色。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的党内政治文化呈现出极为强烈的“伦理中轴”特性，即相对于制度文化，更注重以高远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价值观塑造党员的精神境界，以期形成先进的政党伦理。

（四）“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与“制度中轴”型的党内政治文化

对于政党而言，政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执掌政权是政党存在发展的直接目的，是政党承担、实现自己历史使命的根本手段。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强制别人服从的力量，权力对其行使者也具有强大的腐蚀作用，如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所言，“权力易于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因此，规范权力的使用，就成为摆在执政特别是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课题。

党在总结自新中国成立后执政经验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充分认识到制度的重要作用。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3]由此，我们不断丰富完善各位阶、各领域、各层面、各环节的党内法规制度，构建了以党章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开启了党内政治文化从重“伦理”到重“制度”的转变。“制度中轴”型党内政治文化的发展，正是对党由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到执政且长期执政的党的发展规律的反映。

（五）“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与“整体性”党内政治文化

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党面临多重考验和挑战。其中，最为直接的就是伴随对外开放而来的各种腐朽思想文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的价值观念分化的挑战。在这一挑战下，部分党员甚至是高级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价值观出现了扭曲，大量违法乱纪行为不断暴露出来。究其缘由，则是定了制度有了规章并不等于万事大吉，如果党员干部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价值观和明确的规矩意识，再好的制度都难以落实，“制度中轴”型党内政治文化面临被虚置化的风险。故而，适应党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需要，党内政治文化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的党内政治文化实现了由“制度中轴”到伦理与制度一柔一刚，二者同时、同向发力的“整体性”发展的转变。

百年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秉持自身文化独立性的同时，亦不断深入挖掘、汲取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以及西方优秀政治思想的精华。这种独立性基础上的包容性，既有助于党内政治文化的不断完善，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兼容并蓄、吐故纳新的文化自信。

（一）扬弃传统政治文化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他们对国民的心理、社会的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如何对待这些文化因素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实践问题。对此，毛泽东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4]党内政治文化理论的构建同样借鉴并创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因素，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大同思想的扬弃。大同最早见之于《礼记·礼运》，被称为中国的“乌托邦”，是传统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中国传统大同思想有着丰富的内容，其中包括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政治权力公有、道德上保持公心的天下为公思想，也包括强调财富为公、选贤于能的经济、政治平等思想……传统的大同思想激发了人们追求美好社会的动力，但是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这一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以农耕文明为立论基础，其中内含的政治、经济、人际的平等是以古代原始部落为原型的，缺乏可实行的路径。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苦难深渊中，摆脱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大同”社会的重任最终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肩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汲取了大同思想的合理之处，提出了“有敌大家打，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的口号，同时又看到这一思想的局限性，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其加以改造，树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在实践中，还立足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提出通过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继而将其发展为社会主义，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进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等手段徐徐图之，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大同思想的超越。

第二，对民本思想的扬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然而，封建君主之所以强调以民为本，是因为民众是兵役、赋税的来源，其重民爱民只是一种“驭民”之术，是调整君民关系、巩固江山社稷、稳定封建社会秩序的手段，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均是为民做主而不是让人民当家作主，因此这一“民本”观虽不乏合理性，但是因为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性，不可能真正落地。

中国共产党人受传统民本思想影响颇深，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本质超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了党内政治文化的根本价值取向。

（二）吸收借鉴西方政治文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随着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逐步深入。对此，邓小平指出：“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6]党内政治文化亦在汲取西方政治思想如契约精神等的过程中愈益完善。

契约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而产生的一种交往范式，是市场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表现。它强调市场经济活动中，双方或者多方在合意基础上达成固定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以及未能履行义务时的惩罚措施，内含自由、平等、诚实、信用等精神。契约的出现有利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保证交易过程的理性与秩序。16世纪至18世纪的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家们将契约思想从经济学领域拓展到社会生活和政治领域，提出了“社会契约论”。依据这种学说，国家和政府都是人民缔结契约的产物。这种契约是否真实存在，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其中内含的权利制约、权力监督、社会民主、法制观念等是存在巨大价值的。

相较于契约社会，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这一社会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以地缘、血缘为标准编织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诸多关系有三六九等之分，关系的亲疏远近决定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由此构成一种差序格局；
二是德治、礼治代替法律承担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功能。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开启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但是，传统的熟人社会并没有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以及法治化进程的推进而消亡，而是由以血缘、地缘为纽带转变为以同学、同事等为纽带，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熟人社会的社会特点对党的建设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如增强党员对作为其主要人际关系来源的党组织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为通过伦理道德约束党员行为，促进党内团结提供心理接受基础。然而，熟人社会的社会特点在促进降低管党治党成本的同时，也更多地导致了党员规矩意识、纪律意识不强，党内的同学、师长、老乡等“熟人关系”冲击了正常的同志关系的现象，为圈子文化、潜规则等腐朽党内政治文化提供生长土壤。为克服这一问题，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党中央注重借鉴西方政治文化中的注重法治以及权力监督与制约等观念，不仅注重顶层设计，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等顶层设计文件，还与时俱进修改党章，形成了以《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为代表的各位阶、各领域、各层面、各环节的党内法规制度，实现党内政治文化的制度化、规范化发展。

方法是连接相互作用的主客体的中介因素，是人们达到预期目的的一种手段、工具、途径、技术和范式。毛泽东认为“方法”之于“任务”就如同“船”或者“桥”之于“过河”，没有前者，后者只能是瞎说一顿。回顾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可看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创新党内政治文化内化、外化的方式方法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取得成效的一条宝贵经验。

就党内政治文化内化而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使党员干部将先进党内政治文化内化于心，我们党采取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方式方法，比如各式各类的教育法，大众传媒传播法，并且不断跟随时代要求予以改进创新，使之与时俱进。以报刊这一大众传播媒介的使用为例：为向全党传播先进党内政治文化，我们党在烽火硝烟中创办了一系列报刊，如《向导》《布尔什维克》《红色中华》《新华日报》等。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党不仅适时查封、接管、改造了一些国民党控制或与国民党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报刊，而且还领导主办了《光明日报》《求实》等闻名中外的党报以及省市各级各类报纸期刊，使党内政治文化的传播和报刊的体系因时而进，更加完善。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还从版面设置、发行方式等方面对党报党刊进行改革巩固了其在党内政治文化传播领域的优势。20世纪90年代，中国正式接入互联网，正值中国社会的数字化、信息化发端之际，在党的领导下一些报纸如《人民日报》解决了资金难题，扫除了技术障碍并克服了人才匮乏的困难，创办了《人民日报》网络版，并在历史演进中乘互联网发展大势将其逐渐发展为当今在国内外均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人民网，并在选题、报道中强调报网联动，形成合力，这一系列的举措使得报纸这一传统媒体克服了时空限制。伴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出现，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诸多报刊借助互联网平台开设APP、网站、微博号、公众号、短视频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内政治文化内化的方式方法，适应了网络传媒方式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平台，创新了内化的载体。诸如此类的内化方式方法的创新在帮助降低党内政治文化教育的人力、物力成本的同时，还大大地扩展了党内政治文化教育的普及范围，形式也更加灵活生动，更好地促进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内化。

就党内政治文化外化而言。虽然，从总体上看，我们党一贯的方法都是坚持“关键少数”引领和监督倒逼相结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方法是一成不变的。仅就某一历史时期的某一项制度而言，就可以看出外化方式方法始终处于持续创新发展中。如十八大以后的巡视制度，在巡视内容上由之前的宽泛化、面面俱到、大包大揽到突出党风廉政建设以及反腐败工作这个中心，在巡视方式方法上，实行巡视组长、巡视地区和单位以及巡视组与巡视对象的关系三个不固定，实行“下沉一级”，以适当方式到被巡视地区（单位）的下属地方、单位或者部门了解情况……这些既是党内监督方式方法的创新，也可视为党内政治文化监督方式方法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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