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新武侠作家早期对金庸的“创造性反叛”

罗维超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1）

“大陆新武侠”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是由韩云波与《今古传奇·武侠版》在2004 年共同提出的，全名为“21 世纪大陆新武侠”，其特指在世纪之交发端的大陆武侠小说创作潮［1］224。

自概念提出起，对大陆新武侠的研究经历了发轫、深入和沉寂三个阶段［2］，涉及创作特征、创作历程、创作困境及创作前景等各方面。

其对传统武侠的继承与创新方面的研究从发轫之初便是学者们关注的重心， 如韩云波的《论21 世纪大陆新武侠》［3］、蔡爱国的《论大陆新武侠的智性传承与超越》［4］和朱丕智的《大陆新武侠小说崛起之我见》［5］便从江湖、侠义、表现方法等不同方面论述了大陆新武侠对传统武侠的继承与创新之处。

但目前就此方面研究成果来看，虽切入角度多样，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相对稳定的理论根基，且比较对象是庞杂的传统武侠或港台武侠，使各研究成果之间较为散乱，整体上较难构成一个稳固的体系。

鉴于此，本文运用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一书中所提到的“影响的焦虑”理论，以大陆新武侠对金庸这个具体对象的反叛为切入点。

因为大陆新武侠“其理论基点是在金庸小说之后如何走出一条新路”［6］4，以金庸为具体比较对象，辅之以全新的理论体系，无疑可以使研究更加系统深入。

因此，虽付出缩小参照对象的代价，却得以建构一个关于大陆新武侠反叛的更为聚焦且更有层次深入感的稳固体系，从而也为大陆新武侠的“后金庸”定位研究发挥启示作用。

从未系统地运用到大陆新武侠研究上的“影响的焦虑”理论给笔者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与理论体系。

根据大陆新武侠作家的创作实践，笔者拣选出“克里纳门”“苔瑟拉”与“阿斯克西斯”三种逐步深化的修正比来分析早期大陆新武侠作家对其前驱金庸的“创造性反叛”，以此体现大陆新武侠作家的反叛勇气和创新意识， 凸显他们为武侠小说这一通俗文体注入新活力的不可忽视的贡献。

同时，大陆新武侠虽已得到研究界的普遍认同，但由于目前武侠文学创作处于低谷期，大陆新武侠自身也缺少扛鼎之作，相对应的研究情况自然也不乐观。

因此，本文还期望为逐渐沉寂的大陆新武侠研究注入活力，并从其早期创作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进一步带动未来大陆新武侠的创作。

“克里纳门”本意“指的是原子的‘偏移’，以使宇宙内部可能起一种变化”，布鲁姆借用它来意指“真正的诗的误读或有意误读”［7］11。通俗来说，即指对前驱创作重心进行偏移。纵观作为迟来者的大陆新武侠作家所努力的偏移中，无论是最初对篇幅形式的偏移，还是后来对文体以及对江湖构建的逐步深入的偏移， 都造成了新作品对比前驱作品的不容忽视的创新变化。而这种创新变化的浮层下也体现着大陆新武侠作家意图使作品更加符合当代读者的审美需求，获得更多读者支持的期望。

（一）篇幅：倾向于中短篇的初步偏移

武侠小说自民国正式发端之始，便因长篇幅更能容纳曲折情节，更能展示小说气魄而深受作家喜爱。

相比于中短篇，武侠小说作品似乎更多见于长篇且以长篇取胜。

陈平原曾写道：“比起同时代其他类型的小说，武侠小说以篇幅长取胜。

”［8］70

其中金庸的小说便是“长篇比中篇写得好，中篇又比短篇写得好，似乎篇幅越大越能激发作者的创作才华”［8］70。

综观金庸的十五部武侠小说，长篇十二部，中篇两部，短篇一部，数量上明显长篇多于中短篇，且成就影响较大的“射雕三部曲”也都属于长篇。

长篇武侠经过传统的发展以及金庸的又一推进，已臻于完善。

因此，对于被“先驱”投下巨大阴影的长篇领域，作为“迟来者”的大陆新武侠作家们对其进行了从长篇到中短篇的“创造性反叛”。

在大陆新武侠发轫之始，韩云波提到：“《武侠版》立意在此做出变革。讲究精、短，讲究结构的匀称和层次，讲究节奏的紧凑和变化。

”［9］除了人为意愿之外，大陆新武侠这种意向显然还受到期刊版面体制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纠正长篇作品因过于迁就报刊连载而导致的内容上的不连贯和形式上的不完整， 体现出新武侠小说天生就已具有的凝练性。作为极力想要摆脱先辈“影响焦虑”的大陆新武侠作家，在对先驱作品篇幅方面进行偏移时，也不忘在所意向偏移的篇幅上进行武侠小说形式上的革新。较具有代表性的有江南的《春风柳上原》，他将故事情节发展具有限制性的时空中，在借鉴西方“三一律”进行篇幅凝练的同时，也更能满足生活在快节奏时代的读者的要求。沈璎璎的《揽月妖姬》在篇幅进行缩短的同时， 形式上也由传统武侠的全知叙事转变为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更具有悬念感的限制叙事。

大陆新武侠作家虽努力地进行了篇幅转变，但就总体创作来说，目前还是处于长篇为代表、中篇为主力、微型和短篇为点缀的局面。虽然反叛得不够彻底与完美，但其勇气与野心已逐渐显露。

（二）文体：倾向于新传播媒体的过渡性偏移

武侠小说想要发展， 不仅需要在其类型文体内部进行深入探索， 还要从他处汲取营养。“武侠小说从一诞生起，便趋向于‘综合’”［10］，在经历了传统武侠持续的文体融合后，武侠小说的兼容性无疑成为其显著特色。

金庸作为大陆新武侠作家的先辈，其武侠文体对历史小说、社会小说和爱情小说等类型文体的融合借鉴已臻完美。如《神雕侠侣》中爱情与武侠的融合，《碧血剑》中历史与武侠的结合等。前辈在此方面已经发展得足够充分，于是大陆新武侠作家选择在继承先辈成果的基础上，让武侠文体进行从主要对类型小说的融合借鉴，到主要对新传播媒体的吸收运用的“偏移”，吸收前辈所不具有的时代新元素来拓展武侠小说的类型空间，摆脱“父辈的阴影”。

兴起于21 世纪的大陆新武侠作家们，几乎是在动漫、影视、网游等新传播媒体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作品也由此鲜明地反映出对这些流行的新媒体元素的吸取运用。

具有代表性的如沧月对动漫与网游元素的吸收，在动漫吸收方面“力求化形于影地让动漫中鲜活有趣的元素渗入文章”［11］；
在网游吸收方面，按网络游戏《墨香》的要求设置人物，在情节方面也融入了鲜明的游戏色彩，如游戏闯关情节的设置。

除了对动漫、网游等元素的吸收借鉴，大陆新武侠作家对新媒体元素的吸收运用还体现在影视技巧上。

如江南的《春风柳上原》就全篇采用蒙太奇式的镜头剪辑方式。

虽然这种剪辑方式在金庸武侠中也偶尔出现，如《笑傲江湖》中令狐冲与岳灵珊在嵩山大会比剑时令狐冲对往事回想的剪辑。

但如江南一般全篇采用，并以此来结构全篇，还是少见。

至此，大陆新武侠作家贪婪地吸收着新传播媒体的营养，希望以此照亮前辈投下的阴影，创造属于自己的新时代。

（三）江湖：倾向于后现代主义的深入偏移

武侠小说作为一种通俗类型小说，经历各个时代的不断完善发展，至港台新派武侠到达巅峰，大致已经确立了以“江湖”作为其基本文化场景，“正义战胜邪恶”作为“江湖”基本文化伦理。

到了大陆新武侠时代，面对仿佛已提前被占据的想象和创造空间，作家们只能通过对先驱进行偏移，来冲破时空的牢笼，企图创作出可与前辈鼎足而立的全新“江湖”。

韩云波提出“以伦理价值统领其上，这就在传统中直接造成了‘善—恶’及其相互转换的二元结构”［3］。

金庸所建构的“江湖”正是以善恶伦理价值统领其上的“江湖”。

这种“江湖”所体现出的现代社会中的古典追求，也造成了其作品中的善恶二元对立。

如金庸《笑傲江湖》中的江湖主要就是一个由正邪善恶系统构成的想象空间，魔教总体来说代表着恶，虽然里面也有好人，名门正派大致是代表着善，但是里面也有坏人，人性的善恶，虽然可以转换，但江湖依旧是以正邪二元对立为中心的古典江湖。

此时，大陆新武侠作家为了克服“影响焦虑”，对前驱作品进行了强有力的“克里纳门”，将前驱的“古典伦理江湖”偏移为“后现代江湖”。

大陆新武侠作家利用强弱不同的势力来建构后现代江湖， 这些势力虽然也有正邪之分，但正邪已不再起决定性的作用。

具有代表性的如江南的《春风柳上原》，其江湖由不同的世家势力构成，以多元共存的世家取代二元对立的正邪派，世家间的斗争取代正邪派斗争成为小说的推动力。

小椴的《乱世英雄传》中控制着江湖运作的也不再是惩恶扬善、匡扶正义的“侠义原则”，而是江湖生存的“衡平原则”。

总体来说，“他们的江湖，不如说是由强弱不同的公司组成的一个共和国”［12］。

不同于广义的后现代主义，本文的后现代主义主要指武侠作品中“江湖”被偏移后所体现出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某些明显特性。

“后现代主义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深度模式的消解，即中心的消解。

”［13］在大陆新武侠作品中，众多江湖势力的形成不以善恶为标准的多元格局，正消解了传统江湖二元对立的中心模式，否定了历来江湖中所暗藏的善恶对立的主题，善恶对峙的古典江湖，也由此变成了一片混沌的后现代江湖。

这不仅是对传统的反叛，也是对当下多元复杂的社会观念的一种顺应。

总之，受制于前辈作家的压力，追寻“俄狄浦斯情结”的后辈作家开始集结所有力量，以达到“弑父”目的。

至此，作为“子辈”的大陆新武侠作者对金庸“父辈”的“创造性反叛”已逐渐深入，开始向着下一阶段的“创造性反叛”——“苔瑟拉”行进。

大陆新武侠作家在时代潮流与自身创造力的驱动下，对前驱作品逐渐深入的“克里纳门”造就了反叛的基础，开始选用带有“救赎”意义的新方式，将前驱作品里仿佛被“缩削”的内容进行“续完”，这便是布鲁姆所提出的“创造性反叛”的第二阶段“苔瑟拉”。布鲁姆借用“苔瑟拉”生动地意指“诗的续完和对偶”［7］11，通俗而言，即抓住前驱作品中仿佛不够完整的方面，用具有外延扩张性质的“续完”，在利用前辈作品中剩余可利用的基础上，使前驱作品得以更加完整，以显示对前驱的超越。大陆新武侠作家对金庸的“苔瑟拉”主要体现在女性武侠、“反武侠”问题以及文化吸收方面。

即使从前辈作品中获得一点恩惠，也要用尽自身创造力进行“续完”，“创造性反叛”的第二阶段在大陆新武侠作家们的“续完”中拉开序幕。

（一）女性武侠：倾向于突破传统的初步“续完”

武侠世界多属于男性，或因“武”与“侠”本与女性特征不符，或因传统文化的束缚，武侠与女性向来关系并不密切。

但至21 世纪，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迅速兴盛并成为时髦话题，于此全新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大陆新武侠作家，以新的视角开始审视传统武侠中的女性，并开始了对前驱女性武侠方面的“续完”。

假以时日，我相信姜磊心理上的小小落差肯定会被新一波的友情所取代，而“鹤”与“鸡”的互补，会让他们更加优秀并快乐着！

“女性形象塑造的缺憾和女性为爱情而生为男人而活的女性观”［1］178，使金庸作品白璧微瑕。

虽在金庸笔下有众多为人称道的侠女形象如黄蓉、赵敏、小龙女等，但即使是这些较为出色的侠女形象，也逃脱不了为爱情为男人而活的传统女性观。

《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蓉是“甚么仁义道德，正邪是非，全不当一回事”［14］的不顾世俗的奇女子，但成了郭夫人后却甘愿放弃自由理想与丈夫共守襄阳。

便是如赵敏这般的女枭雄与小龙女这般的无欲无求的女性，在爱上男性后也变得“从夫”了。

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大陆新武侠作家看到了前驱在“女性”方面的不完整塑造，于是开始了对前驱的“续完”。

在外在形式上，大陆新武侠最突出的特征便是出现了由女性作者撰写的，且以女性为主要叙述者和叙事视角的作品。女性作家们开始充分发挥自身的性别优势，创作出独特的女性主义叙述模式的作品，如沧月、沈璎璎等人的作品。在内容上，大陆新武侠作家首先对金庸的“女性观”进行初步转变，主要体现在对女性的主体性追求的刻画，女性由爱情符号变为对理想事业主动追求的人，如沧月的《剑歌》中对走出情爱漩涡担起拯救武林重任的谢鸿影的刻画。

其次是对前驱“女性观”发起挑战，主要体现为对“从夫”模式的突破，女性理想逐渐压倒男性理想，如沈璎璎《琉璃变》的结尾，女主将男主带回了江南，男主一统江湖的野心被女主的爱情理想压倒。最后是对前驱“女性观”进行彻底地扭曲，主要体现在对女性变态方面的刻画，以女性深刻的自我扭曲来反叛前驱僵硬的“女性观”。

虽然金庸作品中也刻画了李莫愁、叶二娘等变态扭曲的女性，但她们主要是次要或反派人物。而大陆新武侠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也开始变态扭曲，如夏洛作品《红酥手》《紫玉鼎》中的主人公，就更多地体现出在利益与人性的逼迫下女性的变态扭曲。

大陆新武侠作家有的放矢地对前驱“女性观”进行“续完”，重新塑造出一个个生动饱满的具有性格张力的女性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女性武侠”进行“续完”时要注意度的把握，有些女性作家以“言情为主，武侠为辅，武与侠只是一个工具，工具服务的对象则是她们擅长的‘爱情游戏’”［15］，这样的“续完”便完全失去了其意义与纯粹性。

（二）“反武侠”：倾向于现实及人性的过渡性“续完”

纵观近代武侠小说发展历程，“反武侠”问题从平江不肖生到古龙再到金庸，已通过其对传统武侠内涵与形式的反思，成为武侠小说发展的持续动力。

正如韩云波对“反武侠”的评价：“以新的武侠人文内涵与向着现代性靠近的形式因素， 共同构成了 ‘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

’”［16］

金庸的“反武侠”主要体现在创作后期“从对武侠小说人物传奇英雄之贵族模式的突破，到对武侠小说思想主题侠义正邪之道德模式的突破上”［17］。

即在侠义人物上更贴近现实，在侠义内涵上更贴近人性，从正邪分明到对正邪本质之思考。

最显著的例子便是作者在《鹿鼎记》中塑造的出身于市井且不具传统“侠义”道德的“小流氓”韦小宝的形象，而这个形象的塑造也意味着金庸对自身“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侠义观的消解。

但《鹿鼎记》已经是金庸最后的作品，金庸的“反武侠”之路刚开始便结束了。

于是作为“迟来者”的大陆新武侠作家仿佛看到了前驱走得不够远的一条独特之路，怀着超越前驱的野心，大陆新武侠作家开始了对前驱“反武侠”的“续完”。

首先，大陆新武侠作家为了在“反武侠”的人物贴近现实方面比前驱走得更远，把笔触的重点转向了人物身份。

金庸作品中的武林人士，大都是以江湖人的身份进入现实生活，如郭靖、杨过以江湖人的身份介入现实。

然而，对于大陆新武侠作品中的许多人物来说，江湖仅是他们获取武功来源的地方，人物自身在社会生活已扮演着固定的角色，并且有与之相关的生活空间。

如《昆仑》主人公梁萧在蒙军中的士兵、将领的身份，《洛阳女儿行》中韩锷的朝廷重臣的身份与杜方柠大家闺秀的身份等。

主要人物不再是从江湖进入现实，而是在现实社会中本身拥有特定的身份和地位，于是这些主要人物与传统武侠题材中的具有传奇性的大侠形象有所不同。

其次，大陆新武侠作家为了在“反武侠”的抛弃传统正邪侠义观方面比前驱走得更远，把重点移向了本能及本性的释放。

比起前驱金庸从传统正邪对立到对正邪本质的思考，大陆新武侠作家并不纠缠于传统正邪观念，而是直接将它抛弃，将这种传统观念转化为对本性及自我生命力的释放。

如《血魔惊魂夜》在必然和偶然中所体现出的人性分裂的本能，《傀儡戏》在恩和仇中重点暴露出的贪婪本性。

正如汤哲声所评价的他们是“直接逼问人的本性和本能”［18］。

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抛弃侠义内涵，关注人的本性后，大多大陆新武侠作家仿佛在人性的黑暗中迷失了自己，并未找到足以替换侠义精神的新的内涵，于是逐渐陷入了虚无。

但他们对“反武侠”方面的深入探索，还是给予僵化的武侠类型一定的借鉴意义，其勇气与探索精神值得赞扬。

（三）文化：倾向于当代个人主义的深入“续完”

大陆新武侠作家在21 世纪成长， 不断流入中国的外国文化使他们受到更加广阔而庞杂的文化熏陶，于是他们开始将传统与时代混合，在感受当代社会生活态度及文化的同时，表现出具有时代因素的当代个人主义特点。

“金庸的小说以中国传统文化见长，他的小说宣扬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1］171这里的传统文化精髓除了指对传统琴棋诗画等的借鉴，更主要的便是指对儒、道、释、法、墨等思想内涵的体现。如《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生性狂放洒脱有道家风骨，其尊师重道的本性体现了儒家礼乐内涵，最后隐退江湖远离红尘有佛家思想内涵。

《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反对战争，有着为国为民的“兼爱”“非攻”的墨家思想。《鹿鼎记》中康熙严于执法，讲究权术智谋的法家思想。作为前驱的金庸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充分的吸收借鉴。大陆新武侠作家为了不机械重复前驱作品，尽力对前驱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做出“创造性续完”，开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入当代文化。

布鲁姆认为“诗的升华是一种‘阿斯克西斯’现象——一种以孤独状态作为近似目标的净化方式”［7］87。这种“阿斯克西斯”活动是一个需要在“牺牲”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的活动，即迟来的作家牺牲或克制自身的一部分创造灵感，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也即布鲁姆所提出的“阿斯克西斯”的“净化”阶段。

而大陆新武侠作家虽然牺牲了一部分创作灵感，却获得了独属于武侠类型小说的价值观念的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得以进行对自身的升华与超越。

总之，大陆新武侠作家通过“创造性反叛”第三阶段来达到克制自我创造力的“净化”与对自身的“升华”，其终极意愿无非是想要通过一系列循序渐进的“创造性反叛”行为，在尊重武侠类型特征的前提下，创作出别具一格且具有全新审美价值的经典武侠作品。

（一）回归传统基础上的“净化”

创作前期的大陆新武侠作家通过“偏移”和“续完”来创作符合自身预设与期待的作品，但在急切想要超越前驱的欲望的指使下，不惜以激进的反叛来突显自身的创新，于是造成了武侠创作严重偏离传统即武侠不像武侠的问题。

此时大陆新武侠作家急需暂时放弃原先具有扩张性质的反叛方式，对症下药地使用另一种收缩式的反叛方式，从而将历经了前两种反叛之后的创作由外向扩张状态转换为内向收缩状态。

只有在规避彻底偏离武侠文本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才能真正打破对前驱的“影响的焦虑”。

金庸作为大陆新武侠当之无愧的前辈，如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无法穿过“大山”的大陆新武侠作家选择了另辟蹊径，企图通过对武侠小说传统侠义内涵、文体形式及社会价值的背离来凸显与前驱的不同。

首先，部分大陆新武侠作家将独属于武侠小说内涵的侠义精神当作武侠小说的陈旧观念予以剔除，“他们并不纠缠于武侠小说的 ‘侠义精神’， 甚至鄙视 ‘侠义精神’”［19］。

但侠义精神是独属于武侠小说的理想性内涵，甚至可以说是武侠小说存在的基础，对侠义精神进行消解这种近乎集体无意识的选择，使前期大陆新武侠作家的武侠小说已不具有武侠小说理想性内涵。

具有积极精神和历史内涵的价值观被现代功利现实主义价值观所取代，虽然更贴近现实却不得不说是一种丧失了民族特色的“文化退化”。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沧月，她笔下的听雪江湖虽然具有充分的个人独创性，但主导江湖的已不是传统侠义观，而是弱肉强食的现实法则，强权与力量已成为超越侠义观绝对的真理，此时的武侠小说已变为残酷现实社会的投影，武侠小说理想性内涵便被消解了。

且早期大陆新武侠对侠义价值观的解构更多的是通过表现人性恶，表现世风日下等来进行的，他们多是跟随后现代解构主义的时代潮流对传统侠义价值观进行解构，但却并没有在解构后建立新的足以支撑全文的价值观。

其次在形式上，为了能够写出不同于前驱的新武侠，大陆新武侠作家将武侠文体与新时代的动漫、影视、网游等融合，具体例子上文已论述。

金庸对历史爱情等类型小说的吸收借鉴，使武侠小说在不损害其基本类型特征的前提下，更具有历史底蕴与情感深度。

但大陆新武侠作家对新文体的吸收借鉴却是急于求新而缺乏历史文化根基的，他们天马行空地吸收融合使武侠变得更加虚幻，造成了新武侠走向求新求异的边缘化，武侠也由“类型”变为“元素”，逐渐被穿越、架空、同人等新时代小说类型吸收和取代。

最后在武侠通俗性上，在古代中国传统的阶层定位中，诗史向来是正统，小说大多登不上大雅之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诗史与个人仕途和家国安邦相联系，小说却多与娱乐性相联系，到现当代小说逐渐成为主流，除了形式上的原因，也更因为其娱乐性的减少而现实价值性的增加。

娱乐在作家文人眼中向来居于贱格，于是早期大陆新武侠作家急于降低小说的娱乐性，以提高武侠小说的价值和地位，并为了使小说更具有思想性与深刻性，在作品深度上对前驱进行超越，便忽视了通俗武侠小说应具有的娱乐性与可读性价值。

正如陈平原对武侠小说的评价就是“强调可读性及由此产生的娱乐性是这一小说类型的主要特征”［8］70。例如，沧月在小说《东风破》中努力挖掘和表现人性的复杂与多面，但由于过于执着深度的挖掘而影响到小说的流畅性，《烈火之城》中过度的心理描写介入作品，使作品稍显繁杂拖沓，也损害了通俗小说所具有的可读性与娱乐性价值。

武侠作为通俗文学，曲折的情节和独特的人物是吸引读者必不可少的因素，独特的价值观及文化内涵是实现自身价值意义必不可少的因素。

因此，以纯文学的态度创作武侠小说是可取的，但切不可一味追求所谓的“深度”。

综上所述，大陆新武侠作家急需一次回归传统基础上的“自我净化”。

首先，早期大陆新武侠作家暂时还无力构建足以取代传统侠义价值观的全新价值观，于是开始重拾侠义精神。

强调“生命的为他存在”［20］，正是中国文化在生命问题上的崇高态度，而侠义精神便主要体现着这种“为他”的中国文化，于是大陆新武侠作家开始在人物塑造及故事情节的结构上重新体现这种“为他”的侠义精神。

如沧月在《七夜雪》中刻画了有情有义的具有传统侠义精神的霍展白形象，凤歌在《沧海》中描绘的主人公抗倭故事明显地也体现了具有“为他”性质的侠义精神。其次，大陆新武侠作家开始注重在文体创新的基础上增加作品的历史厚重感。

如小椴在《开唐》中以贞观盛世作为小说背景，历史背景的适当加入使作者的武侠小说具有了可以稳固的“根”。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历史背景的加入，笔者认为历史厚重感的增加还可以从以史为鉴、借古论今的角度出发，毕竟历史存在的一个重要意义便是让人们总结过去，充实未来。

最后，大陆新武侠部分作家将目光放在了小说的可读性与娱乐性价值的“净化”上。

如马伯庸的《我在江湖》通过主人公“我”这个初入江湖的新人的视角，向读者展现了娱乐性极强的武林人物形象及武林故事，但在娱乐之外，却也能令读者清晰地感到作者对现实的讽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武侠小说是通俗类型小说中最独具民族文化特色的一种，“不同于晦涩的古文诗集，武侠在宣扬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同时，受众更广、立意更新”［21］，若过度“创新”完全脱离了传统，便注定会每况愈下。

因此，在回归传统基础上的“净化”是必不可少的，这种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创作策略， 通过暂时的对自身创造性地克制以换取最终目的的实现， 是布鲁姆“阿斯克西斯”阶段必不可少的一步，也只有通过这一步才能构成大陆新武侠作家后面的“自我升华”。

（二）“净化”基础上的“升华”

大陆新武侠作家在“净化”中虽然牺牲或克制了一部分的创造性，却获得了独属于武侠类型小说的价值观念的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得以进行对自身的升华与超越，达到为自身在武侠小说领域占得一席之地的“创造性反叛”的最终目的。

大陆新武侠作家在创作之始，用新时代的语言文体形式、新时代的文化理论内涵来塑造更符合当代人内心状态的人物，构思更能吸引读者的创造性故事，由此引起了一大批读者的关注。

但这种急切想要彰显自身与前驱不同的为创新而创新的激进创作思想，由于文化知识与人生阅历的欠缺而显得后继乏力，让大陆新武侠在吸引读者与学者注意的同时也受到了他们的批评，在沉潜了一段时间后，大陆新武侠开始了在回归武侠传统的“净化”基础上的“升华”。

弗洛伊德认为:“目标及对象的改变有一种更加富有社会的价值；

这特殊的一种可称为‘升华。’”［22］首先，大陆新武侠作家在作品的社会价值方面做了一定的努力，使作品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升华”。如东海龙女的《狐剑客》在对人性进行揭露的同时，更多的是对美好感情的向往与追求，表现出引人向上的具有社会价值的主题。

价值观混乱的社会失去了基础共识，没有基础共识，整个社会就无法建立基础信任，人与人之间如一盘散沙，社会也将一片混乱。因而建立一个具有传统美德内涵的向上且稳定的价值观，是避免大陆新武侠反叛过程中沦为单纯人性恶或颓废衰败情绪发泄品必不可少的一步。除此之外，韩云波在其文章中对大陆新武侠创作的文化方面，做出了“科学主义、理想主义、和平主义”［23］的概括，不仅显示出大陆新武侠对前驱武侠作品的突破，更包含了其创作对当代社会整体价值观的体现，使其作品做到了富有社会价值的“升华”。

其次，以金庸为代表的港台新武侠，因处于国家内忧外患之时，其作品都不约而同地体现出“忧患”情结，而处于21 世纪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中的大陆新武侠作家已将这种忧患意识转化为了对“盛世”的期许与体现上，正如有学者提出的“‘盛世’情结已经成为大陆新武侠不同于20 世纪中国武侠小说‘忧患’情结的新的文学理想”［24］，而早期大陆新武侠的“升华”还体现在这种“盛世”情结上。

如步非烟在《天舞纪》中体现的盛唐，凤歌在《昆仑》中通过主人公由狭隘的民族观到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思考的转变，体现了“盛世”情结的包容性，进而形成在“盛世”情结方面的“升华”。

最后，大陆新武侠的“升华”还体现在女性武侠方面。女性武侠的“续完”是大陆新武侠“续完”中最成功的一个方面，它通过女性作家的女性视角以及更加完善的“女性观”成功从“续完”阶段走到了“升华”阶段，对此前文已详述，在此不再赘述。

部分早期大陆新武侠作家基于武侠小说的基本类型特征，吸收时代给予的新营养，向内在建立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追问自我与人性，向外在关注时代与期许“盛世”的基础上审视历史与社会，另辟蹊径地实现了对自身作品的“升华”。这些创新图景使丧失时空优先权的迟来的大陆新武侠作家获得新的成就， 并为之后的大陆新武侠创作提供了借鉴的方向。

（三）“创造性反叛”后的全新走向

回望中国武侠小说发展史，金庸可以说是一个节点式的人物，金庸之后出现“后金庸”时代［25］，指 “从 1986 年温瑞安开始创作现代派武侠开始，1987 年提出‘突变’，直到当下，为‘后金庸时代’”［6］23。

不同于后金庸时代的前辈们，如温瑞安、黄易的“突变式变革”［26］，大陆新武侠的反叛是“渐变改良式革命”［27］。

从开始的“偏移”到进一步的“续完”，再到最后的“净化与升华”，大陆新武侠的“渐变式革命”使其在“后金庸”时代占据了一席之地。

而“渐变式革命”的结果是：大陆新武侠作家在加强传统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将关于历史、人性及当代文化的哲思融入武侠小说，升华了武侠小说的价值。

武侠作为最具有民族特色的通俗类型文学，不能脱离传统民族文化的根基而走向虚无，也不能沉溺于传统的乌托邦美梦而落后于时代，而应在稳扎根基的“渐进式反叛”中紧跟时代的步伐以升华自己的价值，深化自己的内涵。

如徐皓峰在《逝去的武林》《师父》和《刀背藏身》等作品中努力在传统历史背景下，还原出具有复杂人性张力和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真实民初武林，且不同于金庸以武和侠作为“文化”的载体，徐皓峰致力于直接以文化焦虑和文化自觉作为武侠价值内核，把金庸“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价值观转变为对礼崩乐坏、文化消亡的恐惧与思考，达到文化价值观方面的质变性的反叛，使新武侠不仅有通俗曲折的情节，更有历史文化的价值内涵与时代意义。

又比如，2014 年第4 期《人民文学》推出的3 篇武侠作品《武人琴音》《沧浪水》和《玉蛇劫》传达出的“勇武侠义精神历来是中华文化的精华部分，高超细腻的功夫所指，往往是对传统人格承续、发扬与缺失的现代追问”［28］。这些都是大陆新武侠“创造性反叛”之后的新走向的代表，对比早期大陆新武侠作家，其“净化”与“升华”显然更加深化。

“在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大陆新武侠就应该这样以符合当今时代的价值观去尝试超越金庸”［29］，在融入时代的后现代主义价值观的同时，要确立以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为基础的独特民族价值观，以避免新武侠仅仅成为时代的派生物。

武侠想要走向世界，要把这种民族价值观即民族内在本质的东西传达出来，而不仅仅只是为了创新而创新，成为没有民族文化特色、没有思考功能，只有时代娱乐因素和发泄功能的趣味主义亚文化。

而这种民族内在本质的东西就是独属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指外在的诗画文章等，更指内在的传统人情礼乐规矩、待人接物的基本原则与做人做事的儒释道文化哲思。

这种具有民族内在本质的传统文化在国人思维深处根深蒂固，因此还具有广泛的大众根基。

在对外发扬中国武侠独特性的同时，对内确保其大众可读性与广泛性。

在独特民族价值观的基础上融入时代价值观与西方乃至世界的外来思想，才能真正做到根基稳固而又具有大众吸引力。

一部好的作品，可以通过建立一个足以支撑全文的价值观来实现，还可以通过对常规价值观的反讽来实现。

人人皆知的常规价值观虽有群众基础，但难免令人感到乏味，而对常规价值观的反讽，挑战读者的认知，激起读者的反思，创作难度、阅读乐趣和思想深度都得以加强。

值得注意的是，对价值观的反讽并不是直接的情感宣泄和单纯的对环境恶、世风恶、人性恶的表现，而应该把着重点放在造成现象的深层原因上，从而达到对内部价值观的反讽。

这便暗示往后的大陆新武侠作家不仅要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透彻的时事世风了解，还要有恰当的理性分寸感，把握好结果和原因的度，此时分寸感就如风筝的线，无论风筝飞到那里，总有线拉着不至于走向单纯求新求奇、发泄情感的而无价值内核的虚无。

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小说，从唐宋豪侠小说发端至港台新派武侠发展至顶峰，其特定的框架与规则已近乎完善， 大陆新武侠作家任何一部作品的写作都可能成为框架内的重复。而利用布鲁姆的“克里纳门”“苔瑟拉”以及“阿西克西斯”对大陆新武侠作家作品进行分析，使我们可以更清晰且系统地看到他们虽然稚嫩但却一步步走向深入的反叛，其创新的意识与勇气也为武侠小说这一通俗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

除此之外，大陆新武侠早期作品在反叛过程中流露出来的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对当代科学、理想与和平主题的融合，对人性张力的表现，暗示着今后大陆新武侠作家应该在回归传统的“净化”基础上，将关于历史、人性及当代文化的哲思融入武侠小说以紧跟时代和加强民族文化内蕴来升华武侠小说的价值与内涵，使其在具有通俗元素与时代元素的可读性娱乐性之余体现作家对当今泛娱乐化环境中文化现状与人的生存现状的反思。

如此，在具有传统文化根基和全新价值观的基础上也融入时代思想与元素，在回应传统内涵的基础上也反思现代文化状态，在具有民族特色的基础上也吸收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思想。

最后，在具有民族大众文化根基和时代世界新元素吸引力的前提下对底层大众的文化认知也可发挥一定的引领与启迪作用。

猜你喜欢 前驱武侠金庸 武侠风今日农业(2022年14期)2022-09-15前驱体对氧化镧粉体形貌结构的影响有色金属科学与工程(2022年1期)2022-03-12低共熔溶剂对制备多孔γ-Al2O3和前驱体纳米结构的影响大连工业大学学报(2020年1期)2020-01-17有机胺共沉淀法制备镍钴铝三元前驱体及表征武汉工程大学学报(2019年5期)2019-11-02武侠影后郑佩佩海峡姐妹(2018年12期)2018-12-23为金庸因一错字查证道歉叫好华人时刊(2018年17期)2018-11-19谁是金庸小说第一情圣文苑(2018年18期)2018-11-08武侠教室小学生作文(中高年级适用)(2018年3期)2018-04-18金庸的财富江湖华人时刊(2018年23期)2018-03-21终身免费保修的宝沃BX5 成都开卖汽车生活(2017年4期)2017-04-26

相关热词搜索：反叛 创造性 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