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及其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启示

李 燕

（曲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日照 276800）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当前，“三农”工作重心已经历史性地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范围更广，要求更高，任务更重。在新形势新要求下，不断总结乡村建设的历史经验，对全面推进乡村建设将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学界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相关研究也日趋火热，不过大多集中于思想的研究，在实践方面，大多数学者以“邹平实验县”为研究对象，系统性介绍其具体内容。但在其现实性上，大多是“点”上的研究——如乡农学校实践对教育扶贫的启示，将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与乡村振兴联系研究的“面”还不够广泛。因此，本文希望在结合已有史料基础上系统梳理梁漱溟乡村建设过程中的具体实践，并分析其成效和产生的影响，结合当前乡村振兴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说明某些实践对今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启示。

二十世纪初期，乡村建设运动盛行，每个团体和机构的性质都不一样，各有其来历和背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也不例外，他有着对现实问题、社会结构、中西文化的独特认识，也有着自己的个人追求。

（一）近代以来乡村的严重破坏是其从事乡村建设的直接动因

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由于屡遭天灾人祸，已破败不堪，梁漱溟指出“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有关数据表明，在1924年到1937期间，占总农户3.11%的地主占有土地高达41.47%，而61.4%的贫雇农则只有20.77%的土地。［1］土地的高度集中给大部分农民造成巨大灾难，农村经济也日趋破产。另外，地租、苛捐杂税以及高利贷的盘剥等沉重的负担把农民推到了死亡边缘。据统计，1931年到1936年间全国饿死的人数达6 988 000人。［2］乡村的严重破坏引起了梁漱溟等人的高度关注，对乡村破坏原因的认识又使他采取改良的建设办法来拯救乡村，因此，梁漱溟在书中开宗明义地向人们宣布：乡村建设的第一要旨，便是“救活旧农村”。

（二）对中国社会和中西方文化的独特认识是其从事乡村建设的思想基础

梁漱溟认为，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两个显著的特点。在他看来，中国自秦以来，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是人伦、情谊和义务关系。他认为中国没有阶级对立，只有职业分立，“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各有前途可求，贫富、贵贱升沉无定”［3］。于是他得出，通过改良的办法，而非暴力革命之途，就可以实现拯救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理想。另外，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在他看来，不能照搬西方文化，中国人应该是“批评地把中国原有的态度重新拿出来”［4］528,而不是学西方，肯定了传统文化的价值也揭示了他要创造一个新文化的旨趣。正如他自述从事乡村建设的由来，“实由于中国文化不得不又一大转变，因为要转出一新文化来，所以才有乡村建设运动”［5］610。

（三）践履泰州学派平民化的学风是其从事乡村建设的个人原因

梁漱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儒学家，当时凭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名声大噪。而这时他却辞去北大教席，开始了乡村建设。他说“自己既归宿于儒家思想，且愿再创宋明人讲学之风——特有取于泰州学派之大众化的学风——与现代的社会运动融合为一事。其详具见原书，兹不多及。后此我之从事乡村运动即是实践其所言”［6］。泰州学派以平民化风格著称，热衷于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劳动人民传播文化知识。“化及平民”的泰州学派的“大众化学风”，正是梁漱溟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方针，也是他从事乡村建设的重要原因，即“讲学、搞学问要与做社会运动合而为一，不是单纯在课堂上讲学，书斋里做研究，而是有言又有行与社会改造融为一体，打成一片”［7］。

1931年6月，梁漱溟在山东省邹平县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始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直到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山东，长达7年之久的邹平实验才被迫结束。在这一时期，梁漱溟在邹平进行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等方面的改革实践，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改风气：以文化求出路，解放农民思想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问题就在于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必须从文化上着手，去谋求中国社会的出路。而乡村经济不景气只是表面的问题，实则是农民头脑中的精神没有得到解放。因此，在邹平开展了大量的移风易俗实践。

首先是禁止女子缠足。广泛宣传缠足的危害，同时成立女子放足督察委员会，负责督察禁止缠足的工作。有再缠不放的，就进行罚款。如第五乡乔木村张玉楷的女儿没有放足，态度恶劣而且拒绝检查，说：“俺家这么大的闺女，怎么能随便让你们看。”［8］201县政府对其罚款5元，以儆效尤，对其他村民有所撼动，工作得以推进。此外，在教育和罚款无效的情况下，也采取游街的手段。据王向浦回忆，在1935年夏，就曾见过一个50多岁的老者，因不让闺女放足，被罚游街，在众人的注视下，非常羞愧、尴尬。［9］182

其次是取缔婚姻陋习。邹平当时早婚盛行，女的比男的大三岁五岁，或六岁七八岁不等的现象很普遍。而且，邹平当时高额的彩礼可以说是近乎买卖婚姻，对普通人家造成巨大的负担。为此，研究院在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制定了《取缔婚姻陋俗办法》，规定男子未满17周岁，女子未满15周岁不得结婚，婚前要办理户籍登记手续，且女方接受彩礼不可超过150元，违者将依法从重处罚其法定代理人及介绍人。［10］另外，为了彻底改变乡人的精神面貌，邹平实验县先是在1933年成立戒烟所，与烟毒作斗争；
1934年又成立成人教育特别班，专门教育乡村中的小偷、地痞等不良分子；
1935年又将二者合并为“自新习艺所”，对这些人员施以管教并教其谋生技能。由于采取教育和处罚相结合的方法，邹平的移风易俗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据当时的人回忆，缠足、早婚和赌博等虽然没有完全禁绝，但数量上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减少，无疑促进了风气的转变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重教育：建立乡学村学，发展乡村教育

邹平的乡村建设工作，是以教育力量来推动实施的。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建立的第一年，邹平全县就设“乡农学校”91所，在校学生3996人，平均年龄25岁，98%为农民。到1937年底，各乡都设立“乡农”，大部分村子也设立了“村学”。［11］就乡学村学方面来说，由学董、学长、教员和学众四部分组成，其教育包括学校式教育和社会式教育。

首先，就学校式教育方面而言，村学和乡学有所区别，村学设立儿童部、成人部和妇女部。儿童部相当于国民小学，不同的是增加了一些乡土教材，可以根据需要自己编写新闻消息、乡建活动、精神陶炼等教材；
成人部和妇女部主要是在晚上尤其是农闲季节的晚上上课，课程有识字、唱歌、讲话等。乡学设有预备升学处（高小部）和职业训练部。高小部是关于乡村建设的技术训练，而职业训练部是针对农民开办，传授农业知识的。为了使贫困失学儿童也能得到教育，梁漱溟在乡学村学处附设“共学处”，组织小学部优等生，利用课余时间教失学儿童读书认字，当小先生。据1937年1月的统计，邹平全县有各种学校共566所（处），有学生21789人，共学处472处，有学生5468人，合计27257人。［12］邹平当时作为山东的一个小县，人口约16万，就学人口占总人口约五分之一，可以看出梁漱溟关于教育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邹平初等教育的发展。

与学校教育相比较，社会教育更是“为村学乡学之主要工作”，目的是将主力军广大农民发动起来，使他们聚合，提出问题，促使讨论，共同找到解决某一问题的办法，从而增加与村民之间的合作，乡村组织也会充满活力。同时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又难以完全分开，如开设“因时因地制宜的功课”，如有匪患的地方设防卫课程，山区开设植树造林课，种棉区设种棉知识补习班等，以及公共卫生知识的传播、早婚的危害、自治能力、合作精神的培养等都离不开学校和社会的共同教育。梁漱溟这种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的独特教育思想，更加注重了教育的平等，也更好地促进了教育的实用性，提高了农民的素质。

（三）促合作：由农业引发工业，大力发展合作社经济

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中，经济建设一直被置于很重要的位置。1982年4月，他就明确表示过“乡治之行非从解决农村经济问题入手必难成功。”复兴农业，就要“从农业引发工业”，就要引进科学技术、流通金融和促进合作组织的兴起。这是乡村经济建设的基本路向，也是邹平的经济建设所围绕的主题。

农村合作则是他极其重视并大力推动的事业。梁漱溟深受丹麦农民教育和农村合作事业的启发，认为在中国无论是复兴农业，还是引发工业，都要走合作的路子。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于1931年6月开始在邹平实验县倡导合作事业，1932年9月成立最早的合作社——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到1936年底，共有合作社六种，即美棉运销、蚕业产销、林业生产、信用、信用庄仓和购买，总计307所，入社社员8828户。由表1可以看出，从1932年的20所，到1936年的307所，尤其在1935年，由于县政府的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合作社数目达到了336所。虽然后来一些不合格被取消，但仍然可以看出这短短几年，邹平实验县的合作运动取得了迅猛发展。

表1 1932-1936邹平实验县合作社的发展情况

在兴办的各种合作社中，美棉运销合作社运作最规范，最成功。邹平县积极推广优良产品，种植脱里美斯棉，但同时棉花市场一直被一些不法奸商所垄断，使农民往往增产却不能增收。为此研究院决定，成立运销合作社，解决棉花销售问题。该社成立后，由于注重美棉质量，中外纱厂纷纷争购，所以合作社发展很快，从1932年到1936年的数据可以看出，棉花亩数不断增加，社数越来越多，社员获利也越来越多。根据该合作社联合会主席孙子愿回忆：“1934年，邹平全县普及改良美棉，许多村像十乡的辉里、信家、蔡家等，过去40%～50%户种棉花，组织合作社后，70%～80%户种棉花。种棉户一亩地棉花收入是种粮的2至3倍。”［13］140总的来说，邹平合作社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当地农民的收入，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也以实践的形式让我们看到合作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除了大力发展合作事业之外，研究院还成立了邹平实验县农村金融流通处，包括农业银行、商业银行及县金库，方便农户们贷款，购买农业生产所用的化肥、种子以及农具等，也为各机关和学校的经费提供保障。资金流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合作事业及农村金融的发展。此外，邹平实验县也通过乡学村学，组织合作社或举办农产品展览会的形式进行优良品种的推广，以达到促兴农业的目的。在推广脱里斯美棉、优良猪种鸡种及改良蚕种方面都取得显著成效，尤其是1933—1935年的三届农产品展览会的举办，使农民们通过比较产品优劣，更进一步认识到优良品种带来的好处，在今天乡村振兴推广新技术方面，无疑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好方法。

（四）重卫生：建立乡村医院，改善卫生条件

社会改良是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又一重要方面，而公共卫生则是其进行社会改良过程中一直想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当时的邹平跟全国其他农村一样，公共卫生事业落后，没有现代医疗设备，甚至没有一家医院，农民有病不能得到及时医治。梁漱溟多方奔走，积极筹备，于1934年9月下旬，成立了邹平历史上第一家医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医院兼山东邹平县政建设实验区医院”，简称邹平卫生院。该医院是与齐鲁大学医学院合作的，共同负担医院的常年经费，并把它作为该校医学院的卫生试验区和学生实习基地。医院院长聘请上海市卫生局高桥卫生事务所副所长李玉仁担任，医院内部分为保健、防疫、医务和总务四组，每组下面又分若干股。考虑到偏远地区的农民看病不方便，先后在六个乡设立卫生所，同时开办卫生员训练班，两期共训练了卫生员30余人，为卫生所培养了大量医护人员。

邹平卫生院还特别注重保健、防疫和卫生教育。卫生院还建立了妇婴保健会，举办家庭卫生训练班，学习新法接生。“一年内，这些工作使婴儿死亡率降低了百分之八十。”［14］另外，卫生院对于防疫也特别重视，春季到各乡去布种牛痘，对象主要是幼婴儿和小学生。据统计，仅1935年底之前，就有240多个村庄的10500人接受过种痘。［15］夏季主要是预防霍乱，在可能发生疫情的重点地区进行注射，还建立了严格的检查制度。因此，1934年以后，邹平没有发生过大的传染病流行。在卫生教育方面，将学校卫生教育和社会卫生教育结合在一起。在邹平一些乡村学校，设立卫生室，成立卫生队，开设卫生课，进行卫生教育等，目的是培养有卫生常识和技术的人才以及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另外还招收了各乡初中毕业的学生，举办了卫生助理员训练班，为各村培养卫生工作人员，其中学员刘尚志，抗战爆发后参加了革命，曾在陈毅的部队里当过后方医院院长和白求恩医学院院长。同时，卫生院也通过举办卫生展览、挂卫生宣传图画、布置卫生陈列室、组织巡回讲演队和卫生运动会以及利用赶集发放卫生宣传品等形式进行社会卫生教育，不仅促进了人民的身体健康，而且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医疗工作者。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其根本原因是缺乏对中国根本问题的正确认识。但如撇开二三十年代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现实，应该说，除了理想化，也不乏正确的成分，如对乡风的改善、对农民教育的重视、强调合作化以及对公共卫生的改善等实践，仍可为今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注重农民主体地位，激发文明乡风内在活力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在新发展阶段，培育文明乡风，其关键之一就在于最大程度地激发农民内在的活力，充分调动农民这一主体。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部分农民经受不住各种诱惑，在广大农村仍存在高价彩礼、厚葬薄养、重男轻女、抢吃低保、聚众赌博等不良社会风气，严重阻碍了乡村振兴的发展。而梁漱溟在邹平坚持教育和处罚相结合，始终以农民为中心进行的移风易俗，无疑对改善当前农村不良风气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加快培育文明乡风，就要坚持落实农民主体地位，加强教育引导。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积极开展针对各种不良风俗的教育培训，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文化素养，进而增强农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此外，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修订完善村规民约。根据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制定出大家认同的婚丧嫁娶、禁止封建迷信和赌博的村规，有效发挥农民自治的作用。同时农民的自觉必须要和有效的监督结合起来。村委会可以成立督察委员会，让农民积极参与进来，对某项不良风俗进行监督检查，对于拒不改正者，可以采取相应的处罚。让群众成为文明乡风的树立者、维护者和受益者，做到自我治理、自我约束、自我提高、自我监督。

（二）培养专业人才队伍，增强乡村振兴人才动力

乡村教育作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发挥着培养乡村人才、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作用。要解决好“乡村人口老龄化、人才匮乏、留不住人才”等问题，就要加强乡村振兴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就需要借鉴梁漱溟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的独特教育思想。在学校教育方面，要在教学中增加乡土元素。“乡土性”是乡村教育的底色，在乡村教育全面推行城市化教育的背景下，更加需要借鉴梁漱溟增加乡土教材的做法，以免脱离乡村文化的根，要加强乡村特色文化的学习内容设置及乡土价值观念的引导，培养热爱农村的未来乡村人才。另外，高校要加强涉农耕读教育，培养农业领域技术性人才，培养乡村规划、设计、建设、管理专业人才，真正培养一批懂得农业、发展乡村的人才。在社会教育方面，一方面要加强乡村建设管理型人才的培养，尤其是村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要健全乡村人才作用发挥机制，积极引进优秀人才到村委任职，全面激活基层干部队伍活力；
另一方面要加强高素质农民的培养。一是加强农业知识的传授，可以开办乡农学校，针对农业选择开设“因时因地制宜的功课”，更好地实现“种好地”，提升农民的实用技术水平；
另外要着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对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农民加强科学知识与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致富能力，进而形成一批农业职业经理人、种养大户、农场主等带头人，以充实乡村建设人才队伍，通过强化人才振兴实现乡村振兴。

（三）走好农业合作化道路，促进农业发展模式转型

乡村振兴，基础是产业兴旺。就乡村产业振兴整体而言，当前的第一要务仍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农村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乡村产业效益不高、短板明显与动力不足等问题仍存在。要加快推进产业振兴，除了充分拓展农业多种功能、聚焦农产品加工业、开发乡村休闲旅游等以外，实现农业发展模式转型，构建合作化的农业经营方式，也是促进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省考察时指出：“在奔向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合作社是市场条件下农民自愿的组织形式，也是高效率、高效益的组织形式。”梁漱溟在邹平实验县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实践，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社员的增收，也进一步启示我们在乡村振兴的战略指引下，走好农业合作化，把分散的农民联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以破解农业“小散弱”瓶颈，形成强大的市场竞争力的必要性。不仅如此，梁漱溟还建立农村金融流通处，举办了农产品展览，推广科学技术等，成功实现农业合作与农业科技、农业金融的三位一体。这也告诉我们当前要发展好合作事业，就要协调好资金、技术、设备等各方面的投入，以实现生产方式的科技化、生产作业的机械化以及生产经营集约化，致力于将合作社服务拓展到产前的农资供应和产后的加工流通，延伸产业链。同时因地制宜，立足特色资源，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推进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农业发展助力。

（四）强化农村疫情防控，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乡村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也是疫情防控的重要战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乡村治理也是一次大考，各地经受住了考验。但也暴露出农村基层治理的一些问题和短板，比如疫情指挥体系不健全、农村医疗水平较薄弱、宣传教育形式化、村民防护意识淡薄等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既是有效防范农村疫情的要求，亦是对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除了积极采用现代化的方式以外，梁漱溟在邹平建立卫生院，聘请上海医生，开办卫生员训练班以及积极防疫的有关卫生实践，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一方面要强化农村基层领导队伍建设、持续排查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健全基层指挥体系的基础，在治理基础上，有效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不仅要积极引进外来医护人员，更要培养乡村本土的医疗队伍，加强培训学习，提高乡村医生素质，同时鼓励本乡医学院校的毕业生返乡就业。另一方面，在治理环境上，要培育良好舆论环境和卫生环境。不要仅停留在农村大喇叭、标语条幅等单一的宣传形式上，在目前疫情好转的安全地区，可以借鉴邹平卫生院的做法，采用运动会、卫生陈列室、巡回演讲队等方式进行宣传教育。另外也可以在乡村学校和村里开设卫生课，使学生和村民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进而提高卫生防疫意识，筑牢农村疫情安全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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