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河洛精蕴》的“数理”变占说

杨易辰

江永（1681—1762）字慎修，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易学家。他撰写的《河洛精蕴》一书，以“河图之数理”作为《周易》揲蓍变占的源头，提出了关于卦爻变化“兼用七八”和“阳进阴退”的数理理论，不仅重新探索了“河图之数”在揲蓍变占中的价值与意义，而且在易学哲学史上也具有重要建树，提高了清代《周易》变占说的理论高度，卓然成家，被学者推崇为“津逮后学”〔1〕的易学创新之作。本文将对《河洛精蕴》中的“数理”变占方法做一些探讨。

《周易·系辞上》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这里的“卜筮”即揲蓍求卦，是《周易》四大组成要素——辞、象、变、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河洛精蕴》中，江永认为《系辞》所说的“河出图、洛出书”代表着有“确然不易之理数”〔2〕的图式，河图就是《系辞》“大衍之数”和“天地之数”的原初形式，是伏羲画卦的本原，而这一部分讨论的就是“象”。那么，“象”与“占”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江永指出，《周易》揲蓍变占与画卦原理相互依存，如果说“圣人则图、书而作《易》”讨论的是画卦起源，那么揲蓍变占就是由体及用，是取法于河图而进行的占筮实践，揲蓍变占所依据的“大衍之数”以及“九六七八”之数均源于“河图之数理”。

据《系辞》所记载之占筮方法：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天一，地二；
天三，地四；
天五，地六；
天七，地八；
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

这段关于“大衍之数”的文字讨论的就是揲蓍占法。用五十根蓍草，去一不用，经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四营，十有八变而成卦，然后用所成之卦的卦爻辞判定吉凶。在江永那里，此大衍之数即河图之数，其排列以坤一艮六居北、巽二坎七居南、离三震八居东、兑四乾九居西，这样一种方位与数的联结是大衍揲蓍之所由肇，江永也据此推衍出了一套揲蓍之论的“数理”体系。

1.“归奇于扐”

揲蓍之“揲”，本就是“数”的意思。上述《系辞》“十有八变而成卦”的文字论述了揲蓍变占的具体过程，其中把用于演算的五十根蓍草称作“大衍之数”，取出一根不用，剩下的四十九根蓍草在手中任意分成两份，左手象天，右手象地，这是“以象两”；
然后从右手蓍草中任取一根放在左手小指间，以象人；
天地人齐备，即“挂一以象三”。之后，以每四根蓍草为一组分数完两手蓍草，用以象征春夏秋冬四季，此即“揲之以四，以象四时”。接下来，对于“归奇于扐”之“奇”字，汉代虞翻云：“奇，所挂一策。扐，所揲之余。不一则二，不三则四也。取奇以归扐，扐并合挂左手之小指为一扐，则‘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故‘归奇于扐以象闰’也。”〔3〕他认为“奇”为所挂一策，即分蓍草时挂在左手小指间的那一根蓍草；
“扐”为以每四根蓍草为一组分数完两只手中的蓍草之后的余数，因闰月定四时成岁，所以称“归奇于扐以象闰”。唐代孔颖达补充说：“扐者，左右手四揲之余。”

（《周易集解纂疏》，第581页）宋代张载亦认为：“奇，所挂之一也。扐，左右手四揲之余也。”〔4〕两人说法与虞翻类似，即以“挂一”为“奇”，以揲四以后的余数为“扐”。然而朱熹则指出：“归奇于扐，谓归此余数于指间耳”（《朱子全书》，第3232页），又云：“奇，零也。扐，勒也。”（《朱子全书》，第3220页）即以每四根蓍草为一组分数完左右两手的蓍草之后，或余一根，或二、三、四根，这一余数称为“奇”，而不是说，“所挂一策”为奇。

对于这种分歧，江永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奇字之义，对偶言之，则以单数为奇，对正数言之，则以零一数为奇。《礼记·投壶》曰：“二算为纯，一算为奇”，此经归奇，正是一算之义，即挂一之一也。当其象三，则似人为一位参天地，当其象闰，则有似闰之岁多一月也。故虞翻之说为最确。自孔《疏》以来，以揲余在扐者为奇，则其义变矣。以四营考之，揲左扐左，揲右扐右，共为一营。盖揲扐相因，扐所以终揲之事，以扐不别为营，至最末归并挂扐……（《河洛精蕴》，第111页）

江永认为虞翻之说为最确，“奇字之义，对偶言之，则以单数为奇，对正数言之，则以零一数为奇”，这就明确将“奇”解释为单一之数。接着，他引用《礼记·投壶》“二算为纯，一算为奇”，证明“奇”就是“一”，归奇即挂一之一，“扐”为余数而非指间之数。若将“归奇于扐”理解为揲四以后的余数（奇）放在指间（扐），其义则有误。

对于揲蓍变占的过程，一般的理解是，经过分二、挂一、揲四、归奇这四个步骤，以四根每为一组分数完蓍草，就称为“四营”，这时置左手指缝间的剩余蓍草数（连同置于小指缝中象征“人”的那一根）不是五根，就是九根。此为变占的第一道程序，称为“一变”。同样程序的三变之后，两手蓍草总数在去掉余数后将会出现下面四种情况中的任意一种：还剩二十八根、还剩三十二根、还剩三十六根、还剩二十四根，此过程可以定出一卦中的一爻。因一卦有六爻，而一爻需经以上三次分合（三变）才能得出，这就需要共重复十八遍，即“十有八变而成卦”。江永指出，以“四营”考之，只有将归奇解释为挂一之一，才能理解揲左扐左，揲右扐右所成的“一营”。揲、扐相因，扐最终归为挂扐，是取决于这所挂之“一”的。

2.“再扐而后挂”

《系辞》又说：“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象征两次闰月间隔五年。而针对“再扐而后挂”的这个“扐”字，张载、程颐等学者主张“过揲法”，认为只有在第一变中需完成“四营”的步骤，而二变和三变不需要再“挂一以象三”，经重复三次的分合，两手蓍草总数在去掉余数后，或剩二十八根，或三十二根，或三十六根，或二十四根，直接除以四，就可得出七八九六的阴阳老少之数，以定一爻，这一方法主要由宋代郭雍所继承。作为著名的易学家，郭雍撰有《蓍卦辨疑》一书，专门论述此“过揲法”，并对主张“挂扐法”的朱熹进行批评。而当时朱熹所称“挂扐法”，是将左手蓍草的余数置于左手无名指与中指间，将右手蓍草的余数置于左手中指与食指间，以这个“余数”为“再扐而后挂”之扐，象征积余日而成闰月，这也解释了“归奇于扐以象闰”与“五岁再闰”。具体来说，四营第一变后，扐于左手指间的蓍草总数非五即九，第二变与第三变后，其挂扐数非四即八，这样三变皆需完成分二、挂一、揲四、归奇这四营的步骤，之后挂扐数无非四种情况：五（奇数，数五中只含有一个四）、四（奇数，数四中只含有一个四）、八（偶数，数八中含两个四）、九（偶数，数九中含两个四），这就可以用蓍草余数中含有几个四（象征“四时”）来定奇偶，再以此奇偶之数定阴阳老少。按挂扐法，三变之后挂扐数皆为奇数，则定此爻为老阳；
皆为偶，则定此爻为老阴；
一奇二偶，则定此爻为少阳；
一偶二奇，则定此爻为少阴。然后经十八变而定六爻。从实质上看，挂扐法与过揲法结果相同，但朱熹以再扐当五岁，以后挂当再闰，再扐而五岁终，这就从文字上解释了为什么第二次右手需要“再扐”。而郭雍对朱熹进行批评的理由是，他认为只需挂一次，挂一之后以四根每为一组分数蓍草，置左手指缝间的剩余蓍草数非五即九；
这样即便是第二和第三揲不挂的情况下，也可以有四八之变。〔5〕不仅如此，如果以朱熹的方法来定一爻，那么蓍草总数可以用四的倍数加一来进行计算，根本没有必要一定是四十九根蓍草。〔6〕

针对挂扐法与过揲法之争，江永引《礼记·王制》“祭用数之扐，丧三年不祭”一句中郑玄的解释来对“扐”字进行考证。郑玄曰：“算今年一岁经用之数，用其什一……丧，大事，用三岁之什一。”〔7〕这是将“扐”皆解释为“数之什一”，意思是抽取百姓税收的十分之一用于国家丧葬、祭祀的经费，所以“扐”为民用经费的结余。江永又引《周礼·考工记》中用以描述砍伐毂材应依照毂周长的三分之一挖除毂心而为薮的“以其围之扐捎其薮”一语，认为此处“扐”字从手，也是“以手取余数”的意思。于是，他得出结论：挂扐法所谓以左手蓍草余数为“再扐而后挂”之扐而得出七八九六之数，是与历史文献的文字解释相符合的。他反复推之，认为虽“归奇于扐”犹可解为“归奇于余”，但“再扐而后挂”显然不可解曰“再余而后挂”，因为“扐，必有其事”。如果以“归奇”为归“挂一”之奇，那就应于再扐之后，言归并挂一于扐以象闰，以终四营之事。所以，初挂之一为归奇者止象一闰，只有再扐而再挂，才能够象征“五岁再闰”，“五岁”之象应指“后挂为成一变而后挂，非成一爻而后挂”。（《河洛精蕴》，第112页）而郭雍的错误在于，若谓一变止一扐，再扐象再岁，这样“四营”就会少一营。显然，江永赞同挂扐法，而非过揲法。接着，他提出了《周易》卦爻变化的“兼用七八之数”和“阳进阴退之数”，以完整地说明“河图数理”何以能够成为挂扐法的理论根源。

在江永那里，过揲法与挂扐法之不同在于它们所属学术立场之不同。他关于揲蓍之法的解读，归根结底是要引入“河图之数理”的理论。过揲法一派认为文王重卦而后才有了大衍筮法，大衍之数过揲的余数才能够得到七八九六之数，以此作为圣人序卦的依据，因此，大衍之数不能作为《易》之源头。郭雍据此也进一步指出，汉代以来的象数之学皆附会《易》，而实际上圣人之道熄灭无传，直到二程、张载发挥易理精奥，圣人之道才得以重现。

江永则认为，大衍之数以及七八九六之数均源于河图数理，河图是《周易》揲蓍变占的本原：

阴阳老少原以一二三四为根，老阳居一，则余为九。少阴居二，则余为八。少阳居三，则余为七。老阴居四，则余为六。然则一二三四者，九八七六之原……挂扐之数不必强纽，以求合于九八七六之数，自有合于老阳、少阴、少阳、老阴之理。以为阴阳之老少者，其说又本于图、书，定于四象……大抵河图、洛书者，七八九六之祖也。

（《河洛精蕴》，第102页）

江永认为，挂扐法所得的七八九六之数之所以为阴阳老少，是本于河图之数（天地之数）的。河图中与八卦对应的数分别为一二三四和六七八九，其中一二三四之数是“四象”之体，六七八九之数为“见于象数之自然者”，二者共同构成了大衍筮法之所由肇的阴阳老少之数。揲蓍变占中三变皆少（皆阳爻）是乾之象，为老阳数九；
三变皆多（皆阴爻）是坤之象，为老阴数六；
三变而少者一（一阳爻二阴爻）为震、坎、艮之象，为少阳数七；
三变而多者一（一阴爻二阳爻）为巽、离、兑之象，为少阴数八。要言之，七八九六之数皆因揲数以名阴阳，其根源皆为河图之数。

江永推举挂扐法，表面上看是揲蓍步骤的不同，究其根源，则是对二程、张载等人以义理解《易》的反对。他认为，河图是圣人“仰观俯察”“近取远取”而成的数理图像，存在于伏羲先天易和文王后天易之前，是伏羲画卦的最初源头。所以，《易》占所得的七八九六之数也正符合此“象数之自然”的原理，并不需要复杂的推算。他将《系辞》中关于卦画之源的论述和揲蓍变占巧妙地联结在一起，称“数有赢乏，卦画则两仪奇偶适均，此其所以妙也”（《河洛精蕴》，第49页）。

《周易》虽经四营得出七八九六之数以定卦爻，然而作《系辞》之人也并没有说，“十有八变而成卦”之后，怎样根据所得变爻或不变爻的结果来进行占筮的推断，只有乾、坤两卦的爻辞分别多出“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和“用六，利永贞”两句。直到宋代，朱熹在《易学启蒙·考变占》一文中才明确提出了关于七八九六之数的变占方法。他认为，所谓“用九”“用六”者，是变卦之凡例，阳爻遇九变，遇七不变；
阴爻遇六变，遇八不变。之所以称为“用九”，是因为老阳变为少阴；
称为“用六”，是因为老阴变为少阳。而独于乾、坤二卦言“用九”“用六”，是因为这两卦在诸卦之首，为纯阳、纯阴之卦，遇乾而六爻皆九，是阳皆变阴之象，所以说“群龙无首”；
遇坤而六爻皆六，是阴皆变阳之义，所以说“利永贞”。（《朱子全书》，第275页）在《考变占》一文中，朱熹制定了《周易》占法，认为一卦经揲蓍演成之后，无论有无变爻，无非是以下情况中的一种：（一）六爻皆不变，（二）一个爻变，（三）两个爻变，（四）三个爻变，（五）四个爻变，（六）五个爻变，（七）六爻全变，占法主要是用所得之卦的老阳数九和老阴数六之变来进行占卜。（《朱子全书》，第258-259页）

江永则认为，虽乾坤两卦爻辞有“用九”“用六”之语，但这并不意味着少阳数七和少阴数八不用。他提出了“《易》占兼用七八”的观点：“易虽占九六，不占七八，至五爻皆变，唯一爻不动，似留一以待用，亦有可占七八之理。《易》道尚其变也。”（《河洛精蕴》，第129页）他说，从六爻皆不变到每一个爻逐一变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至五爻皆变时，从变爻的角度说是以“变”来占卦；
但从不变爻的角度说却是留一爻不变，正是这“不变”的一爻反而决定了该卦的卦体，所以说占法兼用七八之数。在他看来，占法之体例是对《易传》中并没有详细解说的占法进行有一定规律的文字规定，其根本是为了让占者无所疑惑。但《易》道尚变，应以“人”为占筮主体，故《系辞》言“与鬼神合其吉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既为占问者进行占卜，那么占法就应随时变通，不可以例求。显然，江永的“《易》占兼用七八”，正是为说明《易》例一旦有了某种不变的样板，就会失去“《易》道尚变”的精髓。当然，其“河图数理”与“兼用七八”并不能完整地说明河图何以能够成为揲蓍变占之本原，所以他又进一步提出了河图“阳进阴退之数理”。

在说明《易》例尚变之后，江永以河图“阳进阴退”之数作为揲蓍爻变存在的理由：

盖阳奇而阴偶，是以挂扐之数，老阳极少，老阴极多。而二少者，一进一退交于中焉。此其以少为贵者也。阳实而阴虚，是以过揲之数，老阳极多，老阴极少。而二少者，亦一进一退而交于中焉。此其以多为贵者也。凡此不唯阴之与阳，既为二物，而迭为消长，而其一物之中，此二端者，又各自为一物，迭为消长。其相与低昂如权衡，其相与判合如符契。（《河洛精蕴》，第102页）

江氏指出，揲蓍所得的七八九六之数本于河图之数理。以挂扐法所得阳奇阴偶之数，往往老阳的现象很少，老阴的现象极多，少阴少阳一进一退交于中；
但他同时认为，阳实阴虚的结果则是本过揲法而来，即老阳之数极多，老阴之数极少，少阴少阳也以一进一退的形式交于中。可见，无论是“过揲之数”还是“挂扐之数”，阴阳之数都呈现迭为消长的现象。他又结合河图以一二三四之数为六七八九之根的原理，指出“挂扐之数”源于河图之一二三四，渐进而多；
“过揲之数”源于河图之七八九六，渐退而少。揲蓍变占中阴阳迭为消长，阴阳之中又各含阴阳，所以阳中阴阳各自消长，阴中阴阳同样也各自消长，此阴阳之数的进退就是“理”，此阴阳进退之理也表现为“数”，故称为河图“阳进阴退之数理”。

“阳进阴退”的概念最早见于《易纬·乾凿度》“阳动而进，阴静而退，故阳以七、阴以八为彖”，〔8〕用以体现八卦方位中阴阳之循环终始。郑玄据此提出：“《周易》以变者为占，故称九称六。”（《周易集解纂疏》，第28页）认为筮法所得七八九六之数的进退象征的是阴阳之气的进退；
之后荀爽“乾升坤降”的卦变说正是对这一观点的发挥。而这些学者的理论其实又结合了孟喜、京房为代表的卦气说，即以阴阳二气的循环消长来说明四时节气的变化和万物之盛衰。之后，孔颖达、邵雍、朱熹等学者在此基础上，以“九为阳极、六为阴极”来表述揲蓍过程中阴阳一进一退、循环无端之状态。江永以揲蓍之数解答爻变，认为爻变是一卦之爻的“数理”产生了变动因而导致一卦整体变为另一卦的现象，可见揲蓍变占所依据的正是“阳进阴退之数理”，是以“数”的形式展现阴阳各得其位、交相感应的情状。阴阳不交则无可通之理，阴阳相交才能产生新的卦画排列，此阳进阴退之数是万物造化流行的本质，而这一“数”的进退实源于河图。总之，在卦爻变化中，以“河图数理”为根源的阴阳奇偶之数不断分化组合，最终引发了爻变与卦体之变，《系辞》“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的理论也就随之成立。

对《周易》的变占方法进行“数理”的理解，是易学传统中的解《易》方法之一，这种诠释方法突破了象形化的物象层面，进入抽象的诠释模式，曾经为作《易》原理的探索注入过新的养料，推进了当时的易学研究。虽然这一方法并非自江永始，江永也自谦“为先儒拾遗补缺”（《河洛精蕴》，第17页），但无疑具有重要地位。

从象数易学而言，用数理方法解《易》，最早见于《易纬·乾凿度》和郑玄的注解。《乾凿度》对西汉卦气说和阴阳五行说进行了理论总结，将筮法中七八九六之数与阴阳二气的变化糅合在一起，用“数”来阐释筮法中的阴阳变易法则；
郑玄则将此阴阳变化之数同五行生克联系起来，解说《系辞》中的大衍之数和天地之数，认为“数”是对宇宙间生物、成物之次序及其内在阴阳推移本质的解说。〔9〕这两种方法皆赋予卦爻象变化以“数”的规定性，成为之后研究象数易学的学者所依照的传统。《周易》是一部将抽象的“数”和形象的“象”结合起来以阐发意蕴的经典，古人为占筮人事吉凶而创造六十四卦，来象征宇宙万物，他绝不是凭空想象出卦形与卦象，必然是先对宇宙万物的矛盾变化的发展规律有所认识，然后才能以卦象来总结和象征事物，显示人事的吉凶，再进一步分析事物规律所蕴含之“理”。江永基于《系辞》“极数之来谓之占”的理论思想，认为占筮的本质就是尽揲蓍之数以成一卦，尽卦爻之数以观其象，所以他对“数”的概念予以特别的强调，思考了《周易》“数”与“理”的占筮模式能否成功建立的方向性问题。他用简明的“数”的概念对《周易》变占中奇偶、阴阳的纷繁变化进行抽象，不仅清楚明白地展示了《易》本卜筮是出于河图数变的法则，而且把作为“象”的规定性的“数”进行了理论上的提升，又赋予其以“理”的限定性。这样一来，“象”“数”“理”之间就有了阶梯性的理论关联。

如果对揲蓍变占的哲学内涵进行追根溯源，它因源于《易传》，故以《易传》中的阴阳变化理论为依据来阐发象数并推衍吉凶。《周易》由“——”（阴）“——”（阳）两种基本符号演变为六十四卦，用以表达世间纷繁的万事万物及其复杂多变的形式。无论是“变易”（阴阳互推交变）、“不易”（永恒变易作为不变之法则）还是“简易”（对规律的掌握），都体现出阴阳两种属性矛盾对立、相互推移的基本原理，这一原理也涉及“数”与“气”孰为阴阳之本的问题。西汉以孟喜和京房为代表的象数易学就以卦气说来解释此阴阳之象；
东汉郑玄不仅以阴阳消息说明了太极与阴阳二气不即不离的关系，又以《系辞》大衍之数来解说宇宙间阴阳的次序；
而对于《易纬》来说，虽然在关于“象”“数”“气”三者孰为第一性的问题上说法并不一致，但把“数”作为《易》之法则，以筮法中的阴阳奇偶之数和七八九六之数解释阴阳变易的法则，是其突出的特点，也是从这时起，“数”的原理开始显现。到了宋代，刘牧对《周易》八卦、六十四卦、卦爻辞、传依次递增的结构理论进行了数的阐发，但其根源仍是对阴阳之气消长阖辟的把握，所以他说：“夫《易》者，阴阳气交之谓也。”〔10〕之后邵雍作《先天图》，以“寓卦之生变与阴阳消长之数”的图像阐释《周易》，明确提出了“象起于形，数起于质，名起于言，意起于用，天下之数出于理”〔11〕的观点，但他的“数”仍是对阴阳之气形态性的描述；
李觏在《删定易图论序》一文中划分了“数”为象之本和“气”为象之本这两种解《易》方法，构成了宋代数学派与象学派争论的基点，但他全盘否定了“数”之论，提出“物意阴阳二气之会而后有象，象而后有形”。〔12〕在以上理论的基础上，江永将“数”所代表的阴与阳作为占筮的核心，认为揲蓍变占的本质就是河图之数的往来进退，是“数”的阳动而进、阴静而退反映了《周易》占筮本原中的阴阳之理，所以揲蓍变占的阴阳推移应表现为“数”，而不是“气”。显然，他以更为直观的“数理”图像符号的解析方式来理解《周易》，这就超出了汉代以来以“气”为主的象数体系，同时又与王弼以明象为主、程颐以崇理为主的义理学体系大不相同。

在易学理论发展过程中，“象”“数”“理”这三个核心概念的演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江永的“数理”变占说以一种异于传统象数理论的方法演绎形而上的《易》理，认为变占是阴阳“相推而生变化”的原理在人事变迁上的具体运用。在他看来，阴阳未有不合而成者，圣人观象作《易》，所根据的就是自然现象中阴阳交错而居的情状，表现在图书易学，是画卦之前的“阴阳之数理”；
表现在卦爻本身，它是画卦之后的揲蓍变占，所以说“图、书、卦、画同源而共流”，皆反映《周易》阴阳往来推移的本质。因此，他的释《易》方法是基于“象”与“数”的符号系统，以观察和解释《周易》所蕴含的“理”世界，从这一点看，其“数理”变占说开显了更为立体化的理论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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