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灵与肉的困局——拜厄特小说中知识女性主题之时代变奏

徐蕾

女性生活和自我追寻是英国当代作家A·S·拜厄特(A.S. Byatt, 1936-)始终关注的重大主题。她曾坦言自己“所有的书都是有关女艺术家的——从这个意义来说，这些书都是极具女性主义思想的作品”(Tredell, 1991: 25)。在一直“思考着女性视野、女性艺术和女性思想的问题”(Byatt, 1990: xiii)的女作家笔下，最为闪亮的女性人物通常是“智慧的思考者和追寻者”(Campbell, 2004: 1)。然而这些勤于思考、渴望实现自我的女性人物不得不面对的却是“女性自主与父权社会截然对立”的人生困境(Steveker, 2009: 55)，游走徘徊于自由的心灵追求与沉重的肉身束缚之间。事实上，灵与肉这组永恒的人性内在矛盾关系由来已久，自古希腊时代即进入柏拉图等哲人关注的核心话题，后经由17世纪启蒙时代哲学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霍布斯(Thomas Hobbes)等人发展，演化为奠定当代思辨哲学的基础性问题——“心灵和肉体的问题”(the Mind-Body Problem)。拜厄特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赋予了这一经典的哲学命题女性主义的新内涵，将如何理解与打造心灵与肉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转化为现代知识女性们一方面要遵从生理需求和父权制意识形态对女性身体的家庭、社会功能的规范，另一方面又积极响应心灵生活之召唤的两难选择。灵与肉之间的抉择困境应运成为拜厄特笔下诸多女性人物必须经历的成长母题。在一代代知识女性的命运起伏中，两者之间相互排斥的对立属性逐渐淡化，代之以彼此成就的互补与平衡，其发展变化深刻演绎出拜厄特小说中知识女性主题的时代变奏。

有学者曾指出，“在拜厄特早期小说中，女性不可兼俱学者或教师和性感女子的双重身份”(Leonard, 2001: 108)。的确，在《太阳的影子》、《游戏》(TheGame, 1967)、《弗莱德雷卡四部曲》(FredericaQuartet, 1978-2002)前两本《花园中的处女》(TheVirginintheGarden, 1978)、《静止的生活》(StillLife, 1985)等多部作品中，女性人物可以依据她们在灵与肉问题上的立场和抉择，大致被分为两类：独身的女学者和被囚禁在肉身枷锁中的家庭妇女。上述作品以20世纪50、60年代英国为背景，集中体现了自我意识萌发之初的中产阶级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普遍面临的自我实现与肉身命运之间的两难抉择：在父权制文化主导的社会中，她们如果选择了心灵的满足就必须放弃肉身的欲望；
若屈服于情欲的需求，就会失去心灵成长的机会与可能。

将身体与心灵需求关系的二元对立式解读，其传统源远流长。古希腊哲学在形成早期，即将心灵与身体构建为彼此对立的概念(Cranny-Francis, 1995: 3)；
及至古典时代和启蒙时代，更因哲人们大多将人的本质规定在精神、思维、心灵等非物质范畴内，心灵与身体被纳入两种截然不同且相互对立的世界，从此有了正负、高低之分，前者凭借其优势地位统领后者，而后者是前者实现自我超越必须克服的障碍。柏拉图早在《斐多篇》(Phaedo)里就宣称身体乃获得真理的障碍：“只要我们拥有一具躯体、我们的灵魂与这样的邪恶交融，我们将永远无法恰当地获得……真理……如果我们要获得纯正的知识，我们必须逃离身体、让灵魂独自观察物质本身”(Plato, 1937: 449-450)。他汲取了早期古希腊思想对充满理性的世界的认识，在区分理式(Form)和物质的基础上提出唯有理式才具有理性、与理性的心灵相通，而物质与肉体则被打入非理性、偶然和无序之册(Lloyd, 1985: 5)。公元1世纪的重要犹太教哲学家斐洛(Philo)也将感官知觉看作灵魂混乱的根源，用驭者和马匹、舵手和航船、统治者和城邦、主人和奴隶来类比心灵和肉体的关系，并认为《创世纪》里的夏娃和亚当分别象征着感官知觉和心灵，前者是后者堕落的原由(Philo, 1929: 289-293)。进入启蒙时代后，理性主义思潮更是旗帜鲜明地把人的本质框定为理性。17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笛卡儿认为，灵与肉是完全可以分离、迥然不同的事物，前者与人的本质和知识相连，后者则是可有可无的躯壳，它的感觉会对认知带来误导。遵循“我思故我在”的思路，笛卡儿在《方法论》(DiscourseonMethod, 1636)中自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很肯定的是，我，即我的心灵——是我之所以是我的依据——完全真实地和我的身体相异，且能够脱离身体存在”(Descartes, 1960: 156)。随着犹太教和基督教文化的兴起，肉体更被描绘为与灵魂格格不入的人性阴暗面，是一种必须加以文化控制和规划的危险现象。犹太教和基督教继承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把现实世界视为二元对立体系的观点，世界俨然处于理性与欲望、心灵和肉体、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两极之间，而基督教的一元论传统尤其赋予肉体一层负面意义，肉身进而演变为堕落人类和对上帝非理性抛弃的暗喻(Turner, 1997: 21)。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西方哲学传统上、还是宗教规定的灵魂与肉体二元体系中，女性总是与被轻视、受控制的一方——肉体——联系在一起，在理论和实践中均被排除在男性化的精神世界之外。柏拉图在《蒂迈欧篇》(Timaeus)中赋予灵与肉的二元对立以性属特质，指出宇宙的秩序和理性更加清晰地反映在男性的、而非女性的灵魂中。女性的灵魂源自那些缺乏理性的堕落男人的灵魂，因此她们更接近于灵魂上的非理性赘生物(Plato, 1937: 66-67)。斐洛则把与男女等级秩序对应的灵与肉二元对立附着于创世纪的故事，认为该故事通过表现快感借由女人引诱了男人，传递了一个清晰而确切观点，即“女性象征着感觉，男性象征着心灵”(Philo, 1953: 27)。这种性别化的灵肉二元论在启蒙时代被进一步固化。比如推崇社会契约论和个人自由的卢梭坚决拒绝将解放理念推及天性狡黠、以生育为天职的女性，“她们自己既然没有判断能力，所以她们应当把父亲和丈夫的话作为宗教的话来加以接受”(卢梭, 1978: 560)。如同肉体要听从心灵的指引一样，没有独立心灵的女性必须服从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男性权威。同时，虽然西方宗教向信徒们普遍灌输灵与肉的二元对立观，却把女性作为规训的重中之重，“一直以来就教导女性，肉体性尤其是她们要面对的问题”(Bynum, 1991: 146)。女性被认同为肉体的邪恶、脆弱和局限，而她们若想获得救赎，就必须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和代价。总之，无论在西方古典和启蒙时代的哲学中，还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里，男人之于女人就如同灵魂之于肉体，与父权社会的性别歧视交织在一起，彼此互为依据。

如因循上述灵与肉二元论的逻辑思路，西方女性的传统人生规划大约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安于与理性、思想无关的肉身生活，履行妻子的义务和母亲的职责，把自己交由拥有理性的男性权威监控；
要么逃离生儿育女的肉身使命、超越女性特质对命运的束缚，成为掌握理性和思想的独立个体。对于拜厄特塑造的20世纪50、60年代知识女性而言，女性解放的理想与传统男权社会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令她们陷入一种愈加格格不入的困境。

在《太阳的影子》中，女主人公安娜·西弗里尔的求学与情感经历典型再现了20世纪50年代英国年轻知识女性对人生规划的迷茫和身份焦虑。作为著名作家亨利·西弗里尔的女儿，安娜得到特殊机会进入剑桥大学，成为那个时代少数叩开高等学府大门的“天之骄女”，但又因性格缺陷和婚恋问题屡屡“辜负”了父亲、以及她对自己的期许。她虽然热爱写作，却不愿付出实际的努力，甚至“从未养成为任何事做任何努力的习惯”(Byatt, 1990: 20)。“有时，她会对写作和落笔成字的动作产生强烈的兴趣，但这种兴趣每次不超过一句话或至多一个段落就消退了”(Byatt, 1990: 15)，只留下一片空白的日记本。更糟糕的是，进入大学后的安娜卷入根本无法应对的复杂情感生活，她先和父亲的评论家、已婚的奥利弗·坎宁斯发生不伦之恋，又与男同学陷入新的恋情关系，却在谈婚论嫁时发现有孕在身，情急之中又临阵逃脱。在这段混乱的三角恋情中，她拒绝了父亲资助她出国开始新生活的提议，又无法干净利索地斩断与坎宁斯的情感纠葛，只能在命运洪流的波涛起伏中拱手让出行动的主动权。最终，“总是做那些最容易的事”的安娜在出逃的火车站台“遇见”闻讯赶来的坎宁斯，不得不糊里糊涂地走向妥协的两性关系(Byatt, 1990: 163)。

有评论者指出，拜厄特在这部小说中试图捕捉与她同时代的年轻知识女性无法逃脱家庭生活以及来自家长和习俗压力的人生轨迹(Kelly, 1996: 15)。换个角度看，小说也展现了20世纪50年代部分青年知识女性在外界各种影响力的作用下失去判决力和行动力的软弱个性。拜厄特对这些女性放弃心灵生活、投入肉体生活的被动选择，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如果说在创作《太阳的阴影》时，刚刚20出头的拜厄特对安娜的指责多于同情，那么在《庭院中的处女》和《静止的生活》中，30多岁的作家对因选择家庭生活而无奈远离精神追求的珍妮·帕里和斯蒂法妮·波特则表现出深深的理解与悲悯。

珍妮·帕里是《庭院中的处女》中一位饱受产后抑郁症折磨的年轻少妇。这位大学毕业生婚后不久即发觉自己犯下了难以挽回的错误：“当我是学生的时候，我傻乎乎地以为一旦从大学毕业，人生就向你敞开了大门。但我得到的却是彻底的封闭。没有交谈、没有思想、也没有希望”(Byatt, 1978: 43)。她知道自己必须先解决结婚和生育的问题，然后才能考虑自己的未来；
却不曾料到，无聊琐碎的婚姻和家庭生活让24岁的她已然未老先衰(Byatt, 1978: 134)。为了缓解她的病症，她的丈夫把她送到为学校排演戏剧的亚历山大·魏德伯恩那里，希望通过让她参加一些集体活动、改善她的精神面貌。得以暂时抛却家庭职责的珍妮拼命抓住这个机会，俨然把排演中一切情况都看作关乎生死的大事。当亚历山大委婉要求珍妮不必过于投入时，她竟愤怒地扑向导演，狂叫“对于她来说，这就是关乎生死的事情，关乎她的生与死”(Byatt, 1978: 42)。珍妮虽然是小说中的次要人物，但她身陷家庭囹俉的绝望呼喊与挣扎形成了对20世纪50年代知识女性命运的鲜活脚注，也为故事主线中的年轻知识女性即将面临的人生选择留下了一记伏笔。

《庭院中的处女》中的另一位女性——波特家大女儿斯蒂法妮——的短暂人生或许更具代表意义。毕业于剑桥大学的高材生斯蒂法妮与地方助理牧师丹尼尔·奥顿相识相恋，继而在《静止的生活》中进入婚姻。斯蒂法妮的婚后生活不可谓不丰富：夫妻关系的满足欢娱、初为人母的痛苦与喜悦、协助丈夫服务社区的成就感，不一而足。与此同时，对于一位有着高层次精神追求的知识女性而言，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又绝非她向往的全部内部。她渴望思想和阅读，一直保有对语言的敏锐感受力，还希望利用闲暇时间写一篇关于华兹华斯的博士论文，甚至在临盆时，都不忘默诵华兹华斯的《永生颂》(“Ode: 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 1807)。但斯蒂法妮的全部努力只是杯水车薪，照顾家庭的重责占用了她全部的时间，严重挤压了她本该自由驰骋的精神世界。直到有一天，她惊觉从未与丈夫深入交谈过，即便与他人说话，自己所使用的词汇量也极为有限，曾经热烈追求的文学理想在不知不觉中已被锅碗瓢盆的日常生活所湮没。

在这样一幅忙碌而失落的家庭生活图景中，斯蒂法妮意外身亡颇为耐人回味。善良的斯蒂法妮为了让误入厨房的麻雀免受猫的侵犯、重新飞回到大自然的怀抱，试图将鸟儿从冰箱下面掏出来，结果却被未接地线的冰箱电死了。有评论者指出，她的死亡其实表现了作家对该人物鲁莽地结合视觉和词汇、对思想和个人生活抱有过高期望的一种评判(Sorensen, 2004: 69)。如果斯蒂法妮的死亡代表了作家的某种评判，那么这个评判绝非简单的臧否。死亡除了象征着知识女性寻求自我的失败，还暗示着知识女性最终摆脱家庭生活的囚禁，进入不可见的、纯粹的精神世界，正如那只一度受困的麻雀得救后，飞过众人头顶、冲向房屋之外的茫茫夜幕。

知识女性陷入家庭生活而远离精神世界与知性追求的悲剧如何才能避免？多年来，这一直是许多女性主义者们思考的问题。拜厄特20世纪50年代在剑桥大学求学时的导师海伦·加德纳(Helen Gardner)认为，知识女性要坚守精神追求，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保持独身、放弃爱情和做母亲的权利(Byatt, 2004)。她的观点代表了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中以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为首的一派女性主义主张。波伏娃在《第二性》(TheSecondSex, 1949)中提出，女性获取自由的障碍并非源自其生理属性，而是由政治、法律规范和世俗偏见所导致的，因此“一个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Beauvoir, 1973: 301)。波伏娃认为，对女性的社会化定义其实就是将女性牢牢栓绑在操持家务和包括生育和哺乳在内的女性身体功能上，这些事情虽然对人类的生存必不可少，但这样的女性存在方式并未超越动物层次。换言之，由于女性身体的生理特征被男权社会所控制和利用并被约减为女性的本质属性，因此女性如果要追求自由个体的实现就要放弃母亲的身份。美国女性主义学者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继承了波伏娃的主张，提出的应对策略也更为激进。她认为，怀孕阶段的身体不便和对他人的依赖使女性曾经更易被男性控制，因此生育技术的进步将为妇女解放铺平道路(Firestone, 1970: 11)。

其实早在波伏娃等理论家出现之前，在父权制文化中灵与肉二元对立的主流观念影响下，女性对自己身体的生理特质就一直缺乏认同感——她们的生物属性决定了她们的从属地位和被控制的人生。同时，女性的实际经验也告诉她们，怀孕、生产、流血的身体在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负担和危险，正如有学者对19世纪女性心理所作的诊断分析，“这样一个如此经常地被怀孕、生育和哺乳所剥夺能力的躯体完全是女性作为人类奴仆而异化存在的具体体现。女人们怎么会认同它呢？相反，心灵才是女性身份的核心”(Knibiehler, 2000: 325)。接受了父权文化预设的灵肉二元论的女性因而认定，只有主动地远离女性的生理属性，尽量靠向精神世界，才能实现自我的真正价值。但问题是，放弃了肉身欲求的知识女性们是否就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拜厄特的第二部小说、被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认为理应得到更多关注的《游戏》(TheGame)塑造了一位为学术研究完全放弃了身体欲望的单身女性——牛津大学女教师卡桑德拉·科贝特(Showalter, 2004: 301)。拜厄特笔下的卡桑德拉继承了《荷马史诗》中同名人物守身如玉的立场①，一心投入对精神世界的探索。但是，选择了独善其身的卡桑德拉的内心其实是矛盾的。一方面，她反对知识女性恋爱、嫁人，认为谈情说爱“似乎让她们都陷入了一样无能和漫不经心的疲倦状态”(Byatt, 1967: 16)；
另一方面，她何尝不对自己的选择心存疑虑：贞洁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贞洁)对她而言，既非纯洁、亦非天真，或许总的来说是种无知”(Byatt, 1967: 15)。她的禁欲生活满足了20世纪50年代英国社会对一位大学女教师的期待：为了研究中世纪文学中的玫瑰、怪兽和高墙环绕的花园，她“培养了自己阅读高墙花园技巧，却牺牲了其它或许能够拥有的技巧”(Byatt, 1967: 18)。在评论家看来，这恰是卡桑德拉身陷灵与肉二元对立的明证——“在这个时代，女性要成为一名学者就必须独身、必须放弃她的身体；
性和怀孕是传统二元对立中的一方，它与女人联系在一起，另一方则是和男性相联的心灵”(Leonard, 2001: 219)。知识女性必须否定自己的身体才能获得和男人平等的地位，卡桑德拉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尽管从外表上看，清心寡欲的卡桑德拉过着循规蹈矩的女学究生活，然而在内心深处，她始终记挂着少女时代的昔日恋人西蒙·莫菲特。当年因妹妹朱丽亚的介入，在牛津求学的她主动结束了这段朦胧的感情，与三角恋情中的另外二人从此疏远。20年后，当成为大学教师的卡桑德拉无意间在电视上看见西蒙主持的旅游节目，便一发不可收拾地成了他的忠实观众。为了避开旁人耳目，她甚至偷偷潜入学生电视房里观看他的节目，后来还专门租借了一台电视。她在日记里写下对西蒙的眷恋，得知男友从非洲返回伦敦后，又为他绘制了肖像。但卡桑德拉对爱的渴望始终停留在“安全”的想象空间里，面对与西蒙结合的现实可能时却裹足不前。卡桑德拉笃信中世纪传说中夏洛特女郎(Lady of Shalott)为爱转身却香消玉殒的教训②，认定灵与肉不可兼得。她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挣扎比为蝴蝶和蛇之间的取舍，“蛇传统上……象征着我们发现自我必然的肉身性时的恐惧。它是兽性。一个被缩减为嘴巴和胃的生物”(Byatt, 1967: 24)，而蝴蝶则是古希腊神话中灵魂(Psyche)的象征，“我们要将蛇与蝴蝶合而为一，就必然会毁坏蝴蝶”，或者说，“没有一种爱情……不会扭曲或毁灭心灵”(Byatt, 1967: 24)。

不过令人扼腕的是，这位将夏洛特女郎精神演绎到极至的女性“把灵魂奉献给了写作，却依然被毁灭了”(Tredell, 1994: 60)。深陷虚构文字世界和想象天地里的卡桑德拉将自己封闭在孤立的个人空间里，鲜少与他人沟通和交往，甚至出现了精神分裂的倾向，后为抗议妹妹朱丽亚以自己生活为素材创作的小说，愤而选择自杀。生活在想象世界中的卡桑德拉最终成为想象力的牺牲品。

从卡桑德拉的悲剧中不难看出，知识女性为追求心灵的自由而牺牲肉体欲望和世俗生活的做法并不可取。法国学者罗杰·凯鲁瓦(Roger Caillois)认为，主体要取得所拥有的位置，必须存在于一个被自我身体所占据的空间里，主体性在身体上的固定位置是个体身份一致的条件；
而一旦主体无法将其身份固定在稳定的身体内，就会出现精神病症状(Grosz, 1994: 47)。卡桑德拉拒绝承认身体的欲望，视身体为灵魂的羁绊动摇了她主体性依托的基石。在她活跃的想象力和心智活动中，被折射和想象的映象和虚构世界替代了客观物质世界，与物质世界密切相关的肉体也被心灵所鄙弃、忽略。卡桑德拉的精神世界出现问题几乎可以预见。而另一方面，安娜、斯蒂法妮等为数众多的青年女知识分子却因选择爱情和婚姻，不得不放弃超越肉身的精神追求，从此陷入不能自拔的人生顿厄、甚或遭遇生命的停摆。对于徘徊在灵与肉之间的知识女性而言，有没有新的选择可能？答案是肯定的。以1990年发表的小说《占有：一部传奇》(Possession:ARomance)为分水岭，拜厄特的笔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积极探索和践行第三条道路的知识女性。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拜厄特小说中的知识女性渐渐摆脱了自我分裂的灵肉二元论影响，开始主动探索平衡精神追求与肉体生活的多种可能性。布克奖小说《占有》可谓见证这一转变的里程碑之作。维多利亚时代女诗人克里斯特贝尔·拉莫特和当代文学研究者莫德·贝利作为两段平行线索的女主人公，在小说初期都被展现为因心灵生活而放弃肉体生活的知识女性，她们把自己的躯体严密包裹在层层衣料下，试图仅以才华示人。前者为了保持诗人的独立性，终身未嫁；
后者刻意保持与异性的安全距离，在潜心治学中踽踽前行。但随着两位当代学者罗兰·米歇尔和莫德一步步共同揭开19世纪大诗人兰道夫·阿什和拉莫特之间的情人关系，读者渐渐发现，拉莫特并没有压抑自己的情感需求，冷若冰霜的莫德也在揭开一段历史真相的旅途上找到了爱的伴侣。

拉莫特原本是个把自己封闭在自我天地里、坚守“童贞”的女子，她最初拒绝了阿什的追求，并在给阿什的信中，用“鲜活石头”一般“无门无窗”(Byatt, 1990: 152)的蛋卵暗喻自己的生存状态，请求阿什不要破坏或偷走她的孤独，“它让我们非常安全，在它的界限内我们可以和你们一样拥有漫游世界的自由”(Byatt, 1990: 152)。但爱情最终叩开了她的心扉，甚至不顾重重阻力，与阿什结伴同游北约克郡。尽管拉莫特为这段地下恋情承受了巨大的负疚感与半生的自我折磨，但无可否认的是，这恋情对她的一生意义非凡。在写给阿什的最后一封信中，她为阿什促成她的史诗《梅鲁西娜》的问世和女儿的诞生而满怀感激之情，甚至觉得阿什打破了她封闭状态正是为了她的成长(Byatt, 1990: 545)，正如评论者所言，“如果拉莫特一直躲在封闭的塔楼里，如果她没有抓住机会和兰道夫一起前往约克郡的话，《梅鲁西娜》这首堪比阿什任何一部作品的诗作是不会问世的”(Leonard, 2001: 81)。

类似的转变也发生在她的后人莫德身上。曾经遭遇过感情欺骗的莫德一心向学，注意与异性保持距离，对前来求助的罗兰态度礼貌而冷淡。在二人一同前往希尔庄园实地调查的过程中，她小心翼翼地躲开对方探究的目光——正如她的姓氏贝利(Bailey原意为“城堡外墙”)所暗示的，拒人以千里之外。然而随着调查之旅的展开，她与罗兰越走越近，直至有情人终成眷属。心心相印的爱侣关系让莫德也看到了拉莫特辗转多年后才获得的认识——“尽管边界可以保护自我，但它也带来了局限”(Rohland-Lê, 1999: 119)。值得注意的是，拜厄特没有给这对男女设计一个“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传统结局，而是把罗兰安置到远离英国的异国他乡，让两人在若即若离的两地分居状态中既享有爱情的阳光，又充分保留孤独的权利。他们之间的爱情超脱了将对方视作占有物的两性关系模式，只在受到爱人邀请时，双方才放下屏障、跨越界限、互相拥有(Sinn, 1995: 177)。异地相守的两性关系，对于向往爱情和事业兼得的新一代知识女性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小说《占有》在打破了一个迷思的同时，又树立了另一个传奇。它打破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无法兼得灵与肉的迷思，拉莫特既是孩子的母亲，又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不仅如此，拉莫特的双重身份彼此呼应、相互成就——诗人从情感与肉身经历中汲取灵感，母性又在心灵的激情中得到诗意的升华。与此同时，小说又打造了当代知识女性勇敢追求独立思想并兼顾情感需求的传奇。这种传奇在《四部曲》的后两部《巴别塔》(BabelTower, 1996)、《吹口哨的女人》(AWhistlingWoman, 2002)得到浓墨重彩的扩写，构成了主人公弗莱德雷卡追求实现自我的主线。如果说《四部曲》的前两部作品记叙了从学生时代进入婚姻生活的弗莱德雷卡如何被情欲左右放弃了事业理想、继而失去了灵与肉的平衡关系，后两部作品则集中展示了她逃离婚姻困境、全面实现自我的进程。

早在《庭院中的处女》中， 17岁的弗莱德雷卡就提出了一种层叠的生活方式(lamination)，将心灵和肉体的需求视为紧密相依又互相隔绝的迭片结构并置在一起，希望避免母亲和姐姐斯蒂法妮因为爱情和婚姻而放弃个人发展的命运。“在她看来，它消除了女性生存或此或彼的糟糕状态。要么就是爱情、激情、性这些东西，要么是心灵的生活、野心、孤独这些东西”(Byatt, 1978: 421)。弗莱德雷卡以为让肉身和心灵分别承担起分工明确的职责，就可以避免女性因为爱情而失去对生活的控制，却未曾想到对生活区隔化的安排反倒加剧了肉体与心灵的二元对立，令自己走向歧途。大学毕业前夕，她结识了富商奈杰尔·里弗尔，被他的神秘气息和性爱快感所吸引，两个来自不同家庭和文化、教育背景的人结为夫妇。不料，奈杰尔是一位以征服和占有女性身体为乐的男子，他试图利用爱的语言和肉体的吸引力以及暴力来控制弗莱德雷卡的生活。最终，面临着肉身和精神双重囚禁的弗莱德雷卡在大学朋友们的帮助下，连夜逃出了丈夫操纵下的宛如后宫的布兰庄园。

弗莱德雷卡将灵与肉进行机械化的区分否定了灵与肉之间存在相互交叠的空间，而所谓的“层叠”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Eagleton, 2014: 113)，似乎让聪明的知识女性解决了心灵与肉体的矛盾，却压抑了性政治的真相，美化了女性为同时坚持女性气质和智性生活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拜厄特(2004)在反思20世纪50年代知识女性的出路问题时也承认该“生存策略”的有限性。在笔者看来，层叠策略的有限效用与女性对两性关系简单化的认知有关，弗莱德雷卡将精神生活和肉体生活截然分离，否认两性关系与精神世界的互动，隐含着对肉身的蔑视和对两性关系的偏见，似乎只有不动感情的肉体关系可以确保女性的独立性。

发表于2002年的《吹口哨的女人》见证了弗莱德雷卡对这种生存策略的扬弃。经历了几段露水关系的弗莱德雷卡终于兜兜转转遇到了心之所爱、生物学家卢克，后者鼓励弗莱德雷卡把口哨吹得更响亮(回指小说的标题)③，勇敢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不必在意他人的眼光。弗莱德雷卡与卢克之间在心灵与情感上的高度契合让原本被区隔的固定层叠发生了位移，心灵与肉体的诉求因为爱情的迸发而相互渗透、彼此成就。拜厄特就此留给读者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结尾：怀有身孕的弗莱德雷卡约好与卢克见面，商谈共同的未来。虽然这个尾声和《太阳的影子》中安娜和奥利弗的会面颇有些相似，但从男女会谈的氛围和力量对比来看，两个结局的意蕴差别显著。逃避现实的安娜遇见奥利弗纯属意外，而自以为是的奥利弗却极有可能替年轻的女孩做出并非有利于后者未来的决策。另一方面，地位平等的弗莱德雷卡和卢克之间的会谈将充分考虑双方共同的利益和未来，正如拜厄特(2003: 421)在结尾处意味深长的留白之笔所示，“看起来，世界尽在他们的眼前。他们可以前往任何地方”。

柏拉图曾在《会饮篇》(TheSymposium, 1937: 327-335)中借第俄提玛之口区分了人类两种不同爱欲：一种爱欲的对象是身体，其结果是生育，人可以通过创造肉体实现生命的绵延；
另一种爱欲的对象是灵魂，它带来的结果是广义上的创造，人可以通过睿智和美德实现精神的永生。这两种由来已久的爱欲原为人类的本能需求，却在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影响作用下，被构建为彼此对立的一组矛盾关系。拜厄特早期作品中的诸多知识女性曾深受灵魂与肉体矛盾关系的困扰，有些人为了事业独身终老，但“当她们从构筑隐私的能力中获得最大力量的同时，也因自我保护而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了最大的伤害”(Sternlieb, 1997: 220)。更多人则被婚姻和家庭的职责所羁绊，不得不放弃精神追求，肉体因而背负了让知识女性深陷生理规律、无法摆脱为人妻母的枷锁的罪名。

但肉身必然是女性实现自我道路上的陷阱吗？实际上，女性身体作为性别研究的重要能指，恰恰构成了女性问题研究的起点(许秋红，2021：52)。女性抵制父权制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文化铭写固然有其历史和政治的原因，但是否有必要把身体的本能欲求和自在规律一同摒弃？法国哲学家萨特(Jean-Paul Sartre,1956:310)在反驳柏拉图的灵肉二元论和笛卡儿的唯理论时指出，“身体表现了我对于世界的介入的个体化。柏拉图把身体设定为使灵魂个体化的东西，这同样没错。只不过，设想灵魂能通过死或纯思想与身体分离而脱离这种个体化是徒劳的，因为灵魂就是身体”。作为个体存在的前提，灵与肉在本体意义上无法分离；
女性对肉体的排斥因而隐藏着自我否定和自我毁灭。

那么，知识女性究竟该如何打破这场看似命定的困局？拜厄特五十多年来的小说创作在某种程度上作出了解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她塑造的知识女性逐渐走出顾此失彼的痛苦抉择，她们不仅直面灵与肉的冲突，更看到了灵与肉之间融合的可能与必要。而对于作家来说，灵与肉的交汇共生也是写作过程的终极使然。2011年拜厄特在采访中坦承“我们用整个身体在思考……我认为自己越来越依赖整个身体来创作人物”(Harrod & Adamson, 2011: 78)，这位借助整个身体思考和创作的作家曾在20世纪60年代把《太阳的影子》中的安娜“放进一所房子，好让自己走出一所房子”(Musil, 1983: 197)。而到了21世纪的弗莱德雷卡们早已冲破“房子”的约束，自由追求灵与肉彼此成就的广阔天地，大方做“不招上帝和男人喜欢的吹口哨的女人”，知识女性与时俱进的主题变奏可见一斑。

注释：

①卡桑德拉是《荷马史诗》中特洛伊的公主和预言家。太阳神阿波罗赋予她预言的才能，但因她拒绝了阿波罗的求爱，结果遭到他的诅咒，从此失去语言能力。

②夏洛特女郎是中世纪亚瑟王传奇中的人物，后被19世纪英国诗人丁尼生改编为叙事诗《夏洛特女郎》(1832)，讲述了躲在塔楼深闺里纺织、照镜的独身女郎夏洛特，因受到骑士的爱情召唤，走出了镜子里幻象世界和封闭室内的阴影，却导致镜子的破裂和自身的死亡。

③《吹口哨的女人》的题名源于拜厄特外婆的一句老话，“吹口哨的女人和打鸣的母鸡都不招上帝或男人的喜欢”，详见小说《吹口哨的女人》开篇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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