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人事：《殷历谱》成书及传播相关问题考论

苏晓涵

(华东师范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上海200241)

董作宾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位颇有影响的学者。他治学涉猎广泛，于民史建设、甲骨学、考古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均有建树，与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并称“甲骨四堂”。他生平所写论著尤以甲骨学和年历学居多，约有专书十余本，论文二百二十余篇。

《殷历谱》是董作宾古史研究风格的一大代表作。此书写作时间大约在1934年到1943年间。彼时恰值抗战时期，董作宾身处历史语言研究所“旧域维新”的学风中，基于殷墟发掘新获甲骨，尝试运用新法考订卜辞、引入近代天文学知识来写作该书。自这部著作付梓伊始，学界针对其利用“分派新法”探讨断代研究等问题的争议便纷至沓来，从客观上亦扩大了其古史研究观点的影响。在这些史学批评中，既有学术分歧的因素，亦有学术派分的成分，然而，其论著开风气之先的地位，也渐成共识。与此同时，董作宾也不断提及这部著作的问题，作《殷历谱的自我检讨》等文，订正存在的讹误。梳理董作宾这部代表性著作书写及传播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可以对史学知识生产、传播与社会实践之间缠结塑造、互渗共生的复杂图景有更深入的理解。①据笔者目力所及，目前学术界可能尚无依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未刊档案、信札、日记等重回历史现场，直接探讨《殷历谱》一书在书写及传播过程中相关问题的成果，但在论述甲骨学等问题时，对该主题有所涉及。参见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裘锡圭：《董作宾小传》，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另有郭新和编：《董作宾与甲骨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李雪山：《董作宾与甲骨学研究续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本文主要探讨的是董作宾的著作是如何在民国学术生态中生产及传播的，上述成果以甲骨学及古史研究为视角对董作宾著作进行学理性的评述，则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

董作宾在受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前，已有相当的甲骨文知识积累。他早年游学开封时，曾“考入河南育才馆，从师时经训习商简，始知甲骨文字”①钟柏生：《董作宾学术述略》，见杜正胜、王汎森编：《新学术之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版，第277页。。1947年，《中国时报及先锋报（联合版）》记者李铮访问董作宾时曾写到：

到开封他遇见通许县的史经训（按：应为时经训）先生，由史先生处他知道龙门石刻、安阳甲骨，那时史先生虽知甲骨是一种比大篆更古老的文字，却不知他是研究古代史的一种珍贵的材料，他说甲骨是商简，认为是竹简，不认为是甲骨。②李铮：《访问董作宾先生》，见陈正荣编著：《董作宾文物遗珍选辑暨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博扬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200页。按：报道记名讹误，应为时经训，参见董作宾：《走近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平庐影谱》，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当时董作宾所了解的甲骨知识并不是十分明晰。事实上，他真正开始接触文字学及甲骨知识，是受同乡张嘉谋介绍入北京大学国学门旁听徐炳昶授课之后。其自述于徐炳昶课外着力处有二，一为遍读钱玄同、沈兼士文字学著作及听其授课，二是“以油纸影写《殷墟书契前编》拓本”③杨家骆：《董作宾先生自订年谱节录》，《学粹》（台北）1963年第6卷第1期。。

在1928—1937年间，董作宾得以亲身参与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领导的殷墟15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有学者指出：“董作宾的背景中并无现代考古学的训练，所以他对殷墟的预期，与前一代史家罗振玉相近。”④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见《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晓冰译，联经出版社，2013年版，第393页。董作宾在向傅斯年谈到对发掘工作的看法时也确实提到：“于其中附设一研究室将关于殷墟文字之书购求或转借，务期收罗完备，以便随时发掘，随时研究，此尤弟所日夕渴望者也……弟将专作考证整理工作，如释重负矣。”⑤《董作宾致函傅孟真》，1928年12月18日，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档案号：元23-41-15。可以看出，参与殷墟发掘之初，董作宾的关注点仍集中于甲骨文字的考订和整理。

写于1930年的《甲骨文研究的扩大》，是董作宾在旧有甲骨学知识基础之上，针对殷墟发掘中新获得的不同材料，为古史研究规划一系列新课题的“宣言”。其简明扼要地写出了他对甲骨文研究发展趋向的评介以及与古史研究关系的思考。

经过对殷墟发掘甲骨文和器物的潜心考察之后，董作宾胸中甲骨文研究的重点较之前致函傅斯年时的观点已有较大变化，正如其于文中所言：

我们现在无论何种学问，都应该一面把眼光放大，要看到全世界的学人，他们走到何处？在如何的工作？一面把眼光缩小，要精密的观察，自己向秋毫之末来找问题。用近世考古学的方法治甲骨文，同时再向各方面作精密观察，这是“契学”唯一的新生命。⑥董作宾：《甲骨文研究的扩大》，《安阳发掘报告》第2期，1930年。

既然认为“传统的契学，正在半途，尤须突飞猛进”，董作宾转而强调研究甲骨文的有效途径应该是，“由拓片上文字的研究，进而注意到实物（甲与骨）的观察，由实物而又注意到地层，注意到参证其他遗物，注意到比较国外的材料。换句话说，就是从文字学、古史学的研究，进而至于考古学的研究了”。⑦董作宾：《甲骨文研究的扩大》，《安阳发掘报告》第2期，1930年。有论者指出，该文“大大超过了前一时期把甲骨文作为‘金石文字’研究的‘契学’范围”⑧王宇信：《中国甲骨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可见，此时董作宾关于甲骨学研究的观念已渐臻成熟。

董作宾能于甲骨学研究中具有如此见地，与其身处历史语言研究所新学术风气激荡中，又得以亲身参与殷墟发掘并整理所获史料不无关系，亦有其取法王国维、罗振玉研究之后对于学术发展趋向的独立判断。这种学术积累，为其后《殷历谱》的写作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董作宾《殷历谱》一书，落笔于其甲骨研究观念臻于成熟的1934年，历经10年，后又经“写印之时，随手增删，亦近两载”①董作宾：《殷历谱·自序》，见《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1册），艺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5—8页。，是他积十数年之功，对其学术生涯中所见甲骨资料进行全面整理的一书。他于书前自序中言：

此书虽名为《殷历谱》，实则应用“断代研究”更进一步之方法，试作甲骨文字分期、分类、分派研究之书也。余之目的一为藉卜辞中有关天文历法之记录，以解决殷周年代之问题，一为揭示用新法研究甲骨文字之结果。②董作宾：《殷历谱·自序》，见《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1册），艺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5—8页。

董作宾继而谈到，欲实现此目的，则需要用“点、线、段”的三原则去推求古史年代之“历”。再将“分期之整理”转化为“分派之研究”，其首次于此书将殷代礼制分为新、旧两派，“以武丁、祖庚上世及文武丁为旧派”，“以祖甲至武乙、帝乙、帝辛为新派”，并以此统摄全书所录580片甲骨，以期对殷代礼制进行探讨。

该书共14卷，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收录4卷，为综括性论文。首卷“殷历谱鸟瞰”，论述断代研究法与分派问题，并述殷历沿革；
第二卷“历谱之编制”，论述殷代朔闰之推求及各谱的编制经过；
第三卷“祀与年”，论述殷代之纪年法、考释祀典及各祀谱编排；
第四卷“殷商之年代”，由殷而及周，以现代天文历法结合古籍，考订殷周年数。下编共计10卷，分列年历谱、祀谱、交食谱、日至谱、闰谱、朔谱、月谱、旬谱、日谱、夕谱十谱。

傅斯年认为：“今彦堂之书出，集文献之大小总汇，用新法则厥尽精微，历日与刻辞鲜不合，历法与古文若符契。”③傅斯年：《殷历谱序》，见《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1册），艺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1—3页。其高度评价，某种程度上表明，董作宾治史虽以“土法”起家，但亦未与“洋法”完全绝缘。恰如傅斯年所谈到的，“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④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期，1928年。。董作宾作此书时，已深受傅斯年所倡导的比照西方自然科学模式的新学风浸染数年，对于参照西方史学，致力融入“科学”等理念的“新史学”，在研究层面究竟应该如何展开，他用《殷历谱》做了一次综合性的尝试，即引入西方现代天文学等诸多研究方法。

事实上，早在董作宾负笈北京大学国学门时，即受其师徐炳昶利用多样方法对上古典籍记载进行溯源和研究之直接影响⑤孙庆伟：《追迹三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32页。，欲师法梁启超于《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引介的研究案例，即如欧洲、日本学者应用现代天文学方法推算校验《诗经》等典籍所载之天文现象，以断定诸典籍真正成书时代。⑥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1944年版，第96页。他天文学知识的积累，一部分源自其参与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调查活动，如他所著《周公测景台调查报告》中曾言，“设圭表以测日景，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重要之业绩。此种设施，可谓以最简单之科学仪器，作最确切之天文研究；
由测景之结果，可以推求太阳年之全长为若干时日；
而二至既得，则四时之叙，亦可以藉以确定，于历法改进，贡献尤大”⑦董作宾等编：《周公测景台报告》，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4页。。另一部分，更多来源于所中同仁的讨论及与域外学人的通信。如其自序所言：“李鸣钟、陈遵妫助我推算历法，交食；
高去寻君助我编算年历。”①董作宾：《殷历谱·自序》，见《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1册），艺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5—8页。又如董作宾曾将《殷历谱》部分书稿寄赠胡适，并嘱胡适代为寻找域外汉学家、天文学家检验。于天文学颇有造诣的德效骞（Homer H.Dubs）验算其《殷历谱》中所录公元前1311年11月24日的月食，并“列举了1341—1284B.C.之间的月食表”②《胡适致董作宾》，见《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1册），艺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770页。。德效骞于函中言：“此次推算结果完全切合，可见其历谱体系有坚实的基础。”③《德效骞致胡适函》，见《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1册），艺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771—772页。按：原文为“You see that he is correct in dating this eclipse on November 24th,B.C.1311,so that his chronologi⁃cal system may have a solid foundation here.”由此可知，董作宾在此书写作过程中，并未采取独研文献的传统方法，而是依托现代专业研究平台，对自己不熟悉的学术领域进行集众式突破。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董作宾对英文不甚了解，早年更是难以通读西文原著，对外信函书评等多由徐高阮、杨联陞等学者代为翻译。他对近代天文学知识的接受，多源于时人的再条理。他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台时，所看重的书籍几乎都保留下来，不少书都有阅读眉批的痕迹或是简单的购买记录，而这寥寥几笔通常就能作为线索探测出董作宾在特定时期的学思状态。这其中，与天文学有关的有《星体图说》④陈遵妫：《星体图说》，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档案号：DUN523.2 440。《星团星云实测录》⑤朱文鑫：《星团星云实测录》，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档案号：DUN523.2 103。《历代日食考》⑥朱文鑫：《历代日食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档案号：DUN521.8 103。《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占其总藏书的比例甚少。这批书的出版时间大约集中于1930年代，恰是其系统进行《殷历谱》写作的时间。其中，出版于1955年的《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是帮助他推算历法的陈遵妫于大陆出版之书，应系董作宾1955年至1958年于香港诸大学设帐讲学时购入，为其天文学相关藏书中出版时间较晚的一本。董作宾对此书颇为重视，于封面题写“中国年历学、甲骨学”，并在返台时携回“史语所”。⑦陈遵妫：《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档案号：DUN520.9 440。按：董作宾于该书封面涂抹掉了“人民出版社”等字样，应是其在香港任教时购入，为方便携带入台而为之。对此书内容他更是多有批注，多有“查谱”等语，在“讨论《书经》日食”一节，对其所列域外学者的推算，还以西文标注名称并核查⑧按：论者多以董作宾完全不懂西文，实际上，他对于简单的英语交流应不是大问题，其藏书中亦有奚惠廉：《英文常识会话》（English conversation on common knowledge），上海春明书店，1948年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档案号：DUN451.8 353。，如对19世纪奥地利天文学家奥泊尔子（Oppolzer）的算法批注道：“奥氏三次计算，（所得时间）接近中康。”⑨陈遵妫：《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档案号：DUN520.9 440，第55页。董作宾在年历学、甲骨研究中引入天文学之实践尝试，由此可窥一斑。同时亦要注意，上述著作多有普及性的意味，即不得不抹去深奥难习的天文名词、算法，以清楚条理。但后果却会使人看似便于掌握，实则有难登学术堂奥之虞。

《殷历谱》之漫长写作过程，即是董作宾对于如何重建上古史系统思考的过程，其中又有他对民族大义与学术志业的坚持。其于自序言：“公私琐务猬集，每写一句，三搁其笔。”⑩董作宾：《殷历谱·自序》，《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1册），艺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5—8页。诚然，彼时恰值日军入侵，国土沦陷、生灵涂炭，董作宾与史语所诸同仁奔波于南北之间，大部分《殷历谱》的完成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临时驻址李庄。他曾于致石璋如的信函中谈到搬迁李庄时的困苦艰难：

我们是十六日到泸州，十七日晚上船，十八日到此，一住四天，前途茫茫！旅途中，喂遍了蚊虫、臭虫、跳蚤，又长了一身狮子（虱子）。这罪孽还没有了期。昨日芮处长来了，阻我们不要去李庄，说是连水都没有喝的，床被也没有，有的是一座祠堂，地下也生满了青苔，地衣，也不能睡。①《董作宾致函石璋如》，1940年10月21日，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档案号：昆17-6-26。

从中不难看出，他对于学术志业的坚守。事实上，身处国难之中，成长于五四时期的董作宾，此时颇与傅斯年有同声相应之举。他早年曾自谓专重考释古史，“九一八”事变后，目睹“日人大举入满洲考古，有大规模地发掘渤海国东京城之举，水野、原田诸人已先入满矣”，“痛心之至！”②《董作宾致函傅孟真》，1933年6月10日，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档案号：元23-5。遂重视为国存史，以著作研究报国。此点，在他与石璋如的谈话中亦有体现。石璋如说，“京都沦陷，全国沸腾，凡有热血莫不愤恨！暴敌之侵略气焰愈炙，则我之抗敌之情绪愈加高涨，生激于义愤毅然北上，不惜以血肉之躯与敌一拼”③《石璋如致函李济、梁思永、董作宾》，1938年3月10日，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档案号：昆14-29。，后董作宾因“殷墟报告不完成，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国家”等劝告，认识到“前线抗战的壮士与研究室内的工作者同样的肩负着伟大历史的使命！”④《石璋如致函李济、梁思永、董作宾》，1938年3月10日，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档案号：昆14-29。由此亦不难看出，董作宾《殷历谱》之研究初衷与民族认同之关联。故是书虽有历法精细之考证，然其目的在于“使中国信史向上延展三百年”⑤傅斯年：《殷历谱序》，见董作宾：《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1册），艺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1-3页。以弘国史之宏阔，可见他的民族认同并未被考证殷商古史之学隐没。

史学家以文载史，颇能展现董作宾毕生学术理念以及史学技艺的《殷历谱》一经问世，就伴随着关注与讨论。

该书因经费问题，初版由董作宾手写后印制，印数仅为200册。⑥参见董作宾：《殷历谱·自序》，《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1册），艺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5—8页。他日后回忆起，“当时只印了二百部，所以在国内外很少流传。现今存在台湾的不多，我自己也只有一部稿本”⑦董作宾：《殷历谱的自我检讨》，《大陆杂志》1954年第4期。。但值得注意的是，该书1945年问世，即受瞩目并被订购。董作宾曾于抗战胜利之日与傅斯年谈到：

《殷历谱》自序文登出，其效力胜于广告，近来函购者络绎不绝，除保留之五十部外，业已售罄。以后函购者如何应付？又战事结束，再印似不太难，原存之五十部，是否可续售？抑加以何种限制？盼即示下。⑧《董作宾函傅斯年》，1945年8月15日，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档案号：李13-6-11。

同年，那廉君亦曾请示傅斯年云：“《殷历谱》已将售罄，而近来函嘱者仍多，倘全部售完，可否以本所原保留之五十部应付嘱托者？”⑨《那廉君函傅斯年》，缺年8月24日，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档案号：李14-11-4。按：此函年份未注明，笔者推定此函时间应是1945年该书刊印后。可见《殷历谱》从那时便已开始受到学界各方的关注。

域外学人如李约瑟（Joseph T.M.Need⁃ham），致函于董作宾，希望能将此书翻译为英文出版刊行。董作宾对此问题非常重视，致专函与傅斯年相商：

昨接李约瑟先生函，言及《殷历谱》拟译为英文，嘱就近找人翻译，英文每本千字可酬英金三镑，并希望弟为之作一节本，此事曾询嫂夫人及同人，皆言不能翻译，不知兄心目中有人可担任此项工作否？弟觉节本亦不易作，因此书有一整个组织，若使其扼要，必须另作，弟亦无此工夫也。如何之处，祈兄径与李约瑟先生商之。弟觉如剑桥大学有人译，则请其自译，较为省事乎？①《董作宾函傅斯年》，1945年8月15日，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档案号：李13-6-11。

函中提及的翻译问题，确是当时文史著作刊布时所面临的困境之一。《殷历谱》最终未能于此时译为英文的原因，应该如1944年张君劢受国立编译馆委托在审查唐君毅所著《中国哲学史略》一书时所言：“最后哲学史之译文最为不易，但托之能写英文之人，非必即能译成文词流畅而意义正确之哲学书，此尤不可不慎选其人以从事之者也。”②《〈中国哲学史略〉一书审查意见》，1944年8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档案号：五（2）-474-74。

在针对该书所展开的史学批评方面，一方面是傅斯年、陈寅恪等学人对此书的褒扬推崇，另一方面则如胡厚宣、陈梦家、劳幹、刘朝阳、鲁实先等对此书进行的商榷，其中尤以鲁实先之言辞为激烈。甚至董作宾晚年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台，针对《殷历谱》的争论仍未停息。其故友同事如顾颉刚、郭沫若，后学门生如严一萍、李霖灿、许倬云等均涉入其中。这种争论，于客观上亦进一步扩大了董作宾史学的影响。

该书成后，傅斯年曾于序中给出“善于综合”“利用新法”“推尽至极”三点评价。③傅斯年：《殷历谱序》，见《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1册），艺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1—3页。陈寅恪言：“不朽之盛业，惟有合掌赞叹而已。改正朔一端，为前在昆明承教时所未及，尤觉精确新颖。”④陈寅恪：《陈寅恪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55—258页。

对《殷历谱》提出批评的各种观点颇为复杂，恰如傅斯年在为董作宾作序中所提及的：

大凡巨著鸿编，其枝叶扶疏，牵涉者多。事涉古史，经籍中资料如何取材，学人亦未能齐一见地。故世之能评此书者，在乎先观其大，引一书，征一事，若以为不惬意焉，固无碍乎体系之确立也。⑤傅斯年：《殷历谱序》，见《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1册），艺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1—3页。

梳理各种观点，不难看出，其中既有对细节问题的考辨，亦有对董作宾赖以在学术天地立身的根基（如甲骨断代研究例等问题）的批评与质询。同时，一些史学批评中，亦有学术派分等因素。

在这其中，鲁实先是值得注意的学人。他认为：“以历朝五十五种历推算祖甲六祀气朔，无一与董氏所推相合者，故谓董《谱》之不足信若揭。”⑥见许倬云：《殷历谱气朔新证举例》，《大陆杂志》1955年第8期。他提出“卜辞难据”，认为董作宾采用甲骨缀合法，难以成立，并驳其断代研究十例。在此基础上，他表示殷帝在位年数，无可考证，并以旬谱、闰谱及交食谱均为凭虚揣测之作。⑦参见鲁实先：《殷历谱纠》，“中央书局”，1954年版，第9—50页。他还提出董作宾书中所载帝乙祀谱、帝辛祀谱，认为均难成立。⑧参见鲁实先：《殷历谱纠》，“中央书局”，1954年版，第69页。更于附录中认为郭沫若、董作宾等对于具体甲骨文字的考证谬误颇多。

鲁实先激烈地质询与批评，欲颠覆董作宾立足学界的理论根基。这场论争，自1945年他于重庆《新蜀日报》发表《读傅斯年殷历谱序》一文始，其言“盖卜辞藏异，以中研院为多，蕴椟深贮，几及廿载，未经拓印，秘不示人”⑨按：原文未能得见。参见鲁实先：《评傅斯年殷历谱序》，《新中国月刊》1945年第5期。，至1955年鲁实先《殷历谱纠》（修订版）出版，方渐平息。鲁实先门生在回忆这次论辩时，认为“真正造成董、鲁冲突之导火线，并非当事双方之著作，而是傅斯年先生的《殷历谱序》……（傅序）不惟轻天下士，甚至流为狂妄而无知”①陈廖安：《董、鲁殷历谱论辩考实》，见中国文字学会编：《鲁实先先生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湾师范大学，1992年版，第180页。。此论言辞虽激，却也成印证鲁实先彼时心境之语，其中也涉及到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发掘资料的刊布问题。针对此种批评，董作宾曾谈到：《殷墟文字甲编》汇聚了小屯村9次发掘所获之重要甲骨资料，由商务印书馆于1937年、1940年、1947年三次制版付印，但因战争原因，最终仅有1947年版得以流布面世。②董作宾：《殷墟文字甲编·序》，见《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第3册），艺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235页。由此可见，在董作宾《殷历谱》成书付印之时，作为其书重要支撑的相关甲骨资料，并未流布。

值得注意的是，鲁实先早年学无师承，以自修起家，至24岁，即作《史记会注考证驳议》，以驳斥日本汉学名家泷川龟太郎所著《史记会注考证》。③鲁传先：《鲁实先先生行谊略述》，见《鲁实先先生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湾师范大学，1992年版，第204页。此书成后，因涉历法推算，引起正在写作《殷历谱》的董作宾的注意。他一方面致函鲁实先：“金甲材料正可利用精确历谱，对证史迹，一笔抹煞，似属可惜。”④董作宾：《与鲁实先书》，《责善半月刊》1941年第15期。而鲁实先即以“古历不可考”“甲骨之拼合不可用，用拓片拼合尤其不可用”“武王伐纣年月难考”三项回函辩论。⑤鲁实先：《复董作宾书》，《责善半月刊》1941年第15期。另一方面，又致专函向傅斯年推荐鲁实先：

鲁实先君曾数通函，此人似甚忠实而努力苦学，但以见闻不广，治学之术，或有未善，曾为解说，并询其家境及志趣，顷接其来函，知其家本业农，生活寒薄，立志求学，欲有所成就，且能虚心受教，弟颇感同情。其函中有云：“苟承高谊嘘植，在研究员中谋一低级研究生或练习生，藉以为入德之资，固所私望，然未敢请也。”又谓：“诚能得以公费修学之地，虽厮养贱役，亦所乐为，要以能解决个人生活及从容学问为标则。”似所求待遇，并非甚高。弟前曾与济之兄谈及，拟招此君来川，为之设法安插，助成其志。今知此君亦贫寒子弟，不禁油然生同情之心。吾兄爱才，当亦同感也。弟拟约其来所作一事务员（助理员因其大学未毕业，恐不合格）助弟研治古代年历，必能省却弟许多工夫，其待遇百二十元即足，再得若干津贴，当能维其个人生活。此事不能自决，乞吾兄一考量之。可否便中示下，以便答复之。

闻此君前因请求奖金未得，对评议会颇有怨言，兄或对之反感，但此正其少年气盛，未尝受科学洗礼之过耳。此君亦与颉刚通信，颉刚有意拉之，尚未决也。⑥《董作宾致傅斯年信札》，据“中国嘉德2015秋季拍卖会”，中国嘉德，1941-10-06，http://www.cguardian.com/v2/Auctions/AuctionDetail?id=608626&categoryId=1804&itemCode=2276.

可见，鲁实先对《殷历谱》的批评，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在面对全国性新学术评价层级逐步确立及新学术机制逐步固化时的不满与困惑。董作宾晚年在台湾于“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第一百次座谈会上发表《殷历谱的自我检讨》，针对其学术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改正。期间并未提及任何鲁实先的研究，要因一方面固然有董作宾不欲与后学针锋相对的温和性格，另一方面则是他以《殷历谱》为跳脱顾颉刚的疑古王国之宣言，更为其参与傅斯年所揭橥的“古史重建”之硕果，鲁实先的批评在这样的学术蓝图下，显然未被以《殷历谱》建树起学术信心的董作宾纳入顾虑范围。

董作宾在北京大学国学门及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对于顾颉刚的疑古运动没有留下文字表达态度，表明其既对疑古思潮的反思缺乏自信又没能考释甲骨之业有所突破，还处于不敢或不愿表达的阶段。当《殷历谱》著成后，董作宾对该书的评价便颇有些宣言意味：

在古史辨自序中，顾颉刚曾一再声明，他是采用积极的疑古方法，超过了今文学家，打倒一切的传统古史，惟一的希望是从甲骨文字研究中，建设起来一部真实而有科学证据的古史。

我今天可以正告颉刚：“甲骨文已不是三十年前漆黑一团的东西了，据我粗浅的研究结果，它在古史上的价值并不太大，它又处处证明了古代残存史料大部分是真实可信的，传统的古史，是应该恢复的，不过传到后世，有了矛盾之处，须要加以研考而已。你的态度应该更变了！”①董作宾：《殷历谱的自我检讨》，《大陆杂志》1954年第4期。

稍早于董作宾的回顾，顾颉刚于《五十年来的史学》中，谈及年历学的研究，虽仅举鲁实先为代表，并言有“开创之功”，但于此文中亦承认：“殷商史的系统，已渐渐从实物上建立了起来。罗、王、郭、董四位先生，在甲骨学研究上贡献最大。”②顾颉刚：《五十年来的史学》，见潘公展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胜利出版社，1945年版，第201—221页。

在与董作宾讨论的学者中，郭沫若亦是需要注意的人物。郭沫若于流亡日本时始留心甲骨金文，其言“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③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董作宾亦是此时开始进入郭沫若的学术视野。郭沫若曾高度评价董作宾之甲骨断代研究：“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是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文分十项，如前序中所言，其全体几为创见所充满。”④郭沫若：《卜辞通纂·后记》，《卜辞通纂》，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页。复以“赖君新有余且网，令人长忆静观堂”等诗句，化用宋元君的旧典相赠董作宾。⑤蔡震：《流亡期间若干旧体佚诗考》，见《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考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43页。董作宾因亲历殷墟发掘，掌握大量新获甲骨卜辞材料，遂将大龟四版等新获甲骨拓片寄送郭沫若。至1930年初，郭沫若将之前完成的五篇研究集结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董作宾对此书高度评价，先于《殷墟文字甲编·自序》中针对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修改意见，谈到“治学以求真理为依归，像郭氏那样勇于认错，是很可佩的”⑥董作宾：《殷墟文字甲编·序》，见《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第3册），艺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235页。，后又于1951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中谈到：“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里面、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更提出“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⑦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见《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3册），艺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327页。

1950年代，郭沫若对古史研究的思路臻于成熟，转变为“结合对新材料的考证和解释，运用唯物史观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⑧张越：《示例研究古史研究的一条大道——再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5期。。在此观念下，他自然难以再对董作宾所著之《殷历谱》有较高评价。但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的著作一直在董作宾关注的范围内，包括1950年代及之后的作品。如出版于1951年的《孔雀胆》⑨郭沫若：《孔雀胆》，新文艺出版社，1951年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档案号：DUN855.9 427。、出版于1954年的《青铜时代》⑩郭沫若:《青铜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档案号：DUN922.1 427。、出版于1957年的《沫若文集》⑪郭沫若：《沫若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档案号：DUN848.6 427。均是董作宾架上藏书，且阅读时多有铅笔划痕。董作宾对郭沫若的关注，除了学术观念的交流外，亦有惺惺相惜的心态在其中。其曾跋郭沫若赠诗言：“今者，观堂墓木盈拱，雪堂老死伪满，惟彦堂与鼎堂，犹崛然并存于人世，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①董作宾：《跋鼎堂赠绝句》，见《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5册），艺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231页。陈梦家、劳幹等学人，亦从董作宾解释殷墟卜辞、运用历法推算方面，对他的学术进行了评议。陈梦家认为该著中使用“新、旧派”分类整理甲骨，虽属创新，但不如董作宾早年提出的“五期法”精密，使得研究结论不正确。②参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2004年版。劳幹在肯定该著引入西方天文学知识的同时，也对其中推算历法不精密处提出商榷。③参见劳幹：《周初年代问题与月相问题的新看法》，《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4年第12期。

《殷历谱》一书，是董作宾在抗战时期，力图解决殷周年代问题、系统探讨殷商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创新之作。董作宾在书中使用“分派”新法处理甲骨资料，并综合西方天文学知识推算年历，虽在当时学界有所争议，但这种重建古史的尝试，推动了甲骨学及古史研究的发展。

董作宾得以著成此书，与他身处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一现代专业平台有很大关系。一方面，他有机会利用“史语所”殷墟发掘甲骨等新资料，另一方面，他并未完全采取独研文献的传统治学、写作方法，而是利用“史语所”集众式研究来处理自己并不擅长的天文学知识等部分，并以考古学方法来辅助甲骨断代研究。饶有意味的是“史语所”占有的优势学术资源，既是董作宾从事研究的保障，又在部分程度上引发了学界对于《殷历谱》的批评。在对《殷历谱》林林总总的评议中，有对董作宾研究方法提出的学术商榷，亦有对“史语所”占有学术资料等问题的批评。可见，随着现代学术专业化的发展，学术评议因牵涉学者个人、学术机构乃至社会现实，已由纯粹的学术现象变为蕴含诸多或明或暗面相的议题。梳理《殷历谱》的成书及传播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不仅能够看出现代社会条件下，学术与人事等因素互动关系的新形态，而且可以揭示学者个人、学术机构对学术资源配置的不同策略及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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