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果历史”理论诠释历史街区交互关系——以武汉历史街区为例

梁辰浩

“为一条街而去一座城”。历史街区可以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容器，它不但见证了城市的发展历程，也承载了在地文化。一个城市因其悠久的街区历史文化、独特的风俗民情和各具特征的建筑物等要素，形成了一座城市完整和原真性活态化的文化基因，也体现出这座城市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遗产，更成为一座城市的历史文脉和独特形象。不论是主观判断还是价值评价，不论是规划设计还是建设管理，我国的众多历史街区经过一代又一代人长期的研究、保护和发展，探索出一条从物理空间到非物质遗产双重保护与发展的中国特色的方法和途径，实现了城市历史街区价值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在历史街区文脉保护与利用开发的博弈中，屡现“百城一面”“千街一景”“万楼一貌”日渐趋同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就是过度改造建设，忽略了街区“历史性”文脉原真格局的保护和体现，使其历史文脉的记忆流逝。

“效果历史”理论在与艺术设计等方面结合的运用较多，在城市街区或乡村等微观层面的实践运用还比较少。街区空间是一座城市历史记忆和风情特色的载体。哲学诠释学中的“效果历史”理论，为城市街区在设计改造中实现历史文脉的传承与当代人的需求融合带来了可能，也使城市街区空间成为承载“传统中有现代、现代中有传统”特有信息和特色标识的载体。因此，从哲学诠释学的基本概念的视角入手，以武汉历史文化街区为例，在其设计改造中，诠释历史街区交互主体关系，将历史街区的文本、诠释与理解等不同的视域与局限进行融合，实现更具针对性、在地性的保护与发展的目标。

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和黑格尔思想的基础上，将哲学诠释学进一步系统化地提出了“效果历史”这一核心概念。“效果历史”的内涵是指，每一个历史对象都具有其自身的历史视域和观察者的现时视域，都要不断地通过自身与他者的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个过程历史来决定其意义。也就是说，不论是作者、读者还是文本都一样具有历史性，并内含于历史性之中，所以，历史性是人类存在之根基。有时看似已经理解了真正的历史对象，实际根本就不是，只是单单克服历史性的局限那不是真正的理解，那只是对这一历史性进行的正确评价或解读调试而已，必须将自己与他者成为“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1](p390）的一个统一体关系。效果历史理论成为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理论轴心，它实际上关联着“效果历史”“视域融合”和“时间距离”三个基本概念，而且这三者之间相互联系，搭起了效果历史理论逻辑演绎的框架。同时，该理论也为设计、建筑、艺术等领域起到了方法论的启示和指导。

伽达默尔采用“历时”的研究方法，将“理解”最终定义为效果历史事件。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一书中随处可见海德格尔对他的影响。海德格尔将胡塞尔现象学意识和狄尔泰历史理解融合，在“此在”基础上，从其本真的历史观出发，通过对理解与历史两个概念的考察，揭示了效果历史的发生和发展，并重新赋予了理解的意义，确定了效果历史理论，让后来人向着诠释学指引的新路走去。但是，伽达默尔在对海德格尔此在、理解、历史性等核心概念阐发的基础之上，也对其理解与本真历史观进行了改良，提出“理解的历史性是理解作为效果历史事件的一个前提”。[2](p8)同时，狄尔泰提出的“理解即重新体验”也给伽达默尔带来启示，明确只有在体验中才能获得内在历史性的理解，正是经验本身具有的内在历史性，才将回忆与期待链接组合在了一起，而且也明确了历史具有“有限性”和“效果性”，并提出了“历史理解在体验中才能获得”“回望与展望是我们理解世界存在的一个立足点”。[1](p252)因此，历史并非站在某个时间节点的等待或回望，诠释学的“历史”观念就是强调将“回望”转变为对过去与未来理解的视域融合。

（一）理解——重新构造。“理解即重新构造”是施莱尔马赫的观点。施莱尔马赫将从整体关系着眼来理解个体细节的思维模式运用到了心理学解释中，他主张，此在的“理解”是指以文本作者当时的社会、文化和生活为背景，折回到作者思想产生的根源地——寻找“初心”。根据这个逻辑，就意味着我们不但要了解得比作者本身更多，而且还要更好地理解作者本人，包括他本人意指的或未被他意识到的自身的思想、观点和理念等等。

施莱尔马赫运用“心理学—发生学”方法来探求作者原意图，达到重新构建文本的目的，在这里可以看出，文本似乎只是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工具。伽达默尔对此提出，如果没有了文本还能继续研究吗？历史本身去哪里了？文本的语言、历史等多因素的作用在哪里？脱离文本和传统的理解是否真的存在？作者的理解是否可以重新构建？再创作的文本是否可以成为理解的关键？诠释学的任务只是停留在对已然过去的创造活动的一种恢复和修补吗？等等的疑问。这些基本的思考也开启了我们对历史街区阐释学研究的思考，历史街区设计改造不能脱离文本，但文本真正的意义在于当下人们的“问—答”，并非重现或复制已被历史长河涤荡冲刷的、已经模糊不清的原貌。

（二）理解——重新体验。理解即重新体验是狄尔泰对理解的认知。狄尔泰从认识论的视角出发，反思了从本体论角度来界定理解的合理性，进而提出自然科学领域内的现象是可以脱离个人经验而构成知识的，但精神科学领域内的东西是内在的感性的，可以通过文字或语言等外在客观化物符号去重新认识和体验他人的精神和思想，来表达生命体验的过程——即理解。

“历史性”的时空距离是影响重新体验他人精神内心的一道障碍。在此，伽达默尔完善了对历史性的理解，“历史性”即已成为过去、虽未到来但联结着当下的东西。历史性并不意指确凿无疑的事实，是指理解者本身具有的历史性——即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如何有效地克服时空的局限性，不是站在某个时间节点去回望或期待，而是将“回忆”和“期望”的视域链接、融合，达到真正认识历史意识要求的关键所在。

（三）理解——具备效果历史意识。伽达默尔在效果历史这一理论中，用一种积极向上的历史主义观，提出了“效果历史意识”概念。历史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是主客体交互统一的。历史只属于历史，不属于我和我的反思，并且历史涵盖了一切的关系和过程。因此，站在意识本质上看，“效果历史”是一种超越意识本身而存在的效果，也是一种现象。在这里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如果诠释学只注重理解所采取的方法和技术，而忽视了对历史街区原有效果历史意识的认识，就会令人无法参透到或真正掌握理解活动的真谛。效果历史意识作用于效果历史，也就是说，并非我们运用效果历史意识去探求历史街区作品的效果历史，而是历史街区这个文本本身与生俱来的效果历史意识内就含有效果历史。因此，效果历史的发生和运动是不受人们主观意志决定的，是自然生成的，效果历史本身的文意就是表示其历史事件或文本（历史也是文本的存在），因其时空的变动而留下的痕迹或改变了意义所产生的影响——就是“效果”。此效果正是产生彼理解的条件，而且此效果所产生的理解运动，也显示出参与主体的主动意愿和意识——达到视域融合。

把诠释学从认识论、方法论转到本体论这一层面上正是伽达默尔提出效果历史意识的要义。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理论的重要启示，就是我们对任何事物意义的理解，不但要受到效果历史的影响，而且必须具有效果历史意识。因此，效果历史意识的存在是必然的，永远不会因我们的自我认识而改变的。

（四）理解——文本与读者相互作用。效果历史研究的对象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存在并集结于“对象”—文本—“历史的实在”，与“他者”—读者—“历史理解的实在”这种关系之中。文本与读者之间是永远相互作用的关系体，人们实际上接触到的历史文本就是历史本身的，并与理解者当下对历史理解的一个关系体。因此，理解文本的目的，不是要重新构造或体验作者的原意，也不是随意解读文本，而是在相互作用的诠释过程中，需要我们在理解文本的效果历史事件过程中自行发挥作用，采用已逝的和当下的读者提出的问题与文本诉说的回答这种“问—答”的对话模式，彼此抵达了意义的理解，形成理解的视域融合，也完成了效果历史作用的过程。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效果历史事件的一个前提，理解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理解先于存在，理解是一切诠释行为成为可能性的基础，并向着未来筹划，从时间性本质上看是历史性。因此，无论是历史街区的设计还是历史街区本身都不是处于已然完成的状态，都属于“既定性”历史生成的并具有历史性的存在方式的状态。

“距离”必然包括时间和空间，说到距离也会想到“距离产生美”……正因为具有时间的“距离”，我们才得以看清历史的脉络，并给出历史的解释。在哲学诠释学中，伽达默尔从“间距”的基础理念出发，提出了“效果历史”和“视域融合”等重要的思想。“效果历史”的“效果”，是指基于“间距”而产生的效果性，其“历史”也是在“间距”条件下发生的历史性。而“视域融合”也是指因间距而存在着不同视界之间的融合，融合意味着间距的缩短甚至消融，达到某种程度的“一致性”。[3](p57-58)

理解者因其具有文化、教育和阶层等不同的背景，在对传统历史发展变化的认知和理念上，也就必然存在时空的差距；
同时，人们也因具有不同的背景差异，其理解上的差距和偏好也会超越时空的“间距”。诠释者急需面对的命题就是发挥“间距”的功能与作用，让诠释者和被诠释对象达到一种“同时性”，让历史传统景观和文化回溯到“构成物”的最初意义。

（一）跨越间距：“解构”“重构”

伽达默尔非常强调“传统”性，他认为我们身处在传统之中，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它对我们的影响，但都丝毫不能改变传统对我们以及我们理解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解决好如何跨越时空与传统进行“对话”的问题。

1.“解构”与“重构”。在对“传统”的理解过程中，我们参照历史的“传统”，不断“解构”与历史传统的“时间距离”：即在一定程度上尽量“保持”“他者”性，这样才使我们得以领会此“传统”与彼“传统”的不同。同时，“解构”的过程也是再次“重构”：一是对“过去”的问题“重新探讨”；
二是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思考如何对“当下”问题的“重新回答”。通过与诠释者的“对谈”，在“理解”和交流中超越了我们的狭隘，打开了新视界。

2.“间距”为理解创造空间。根据诠释学理解，传统文化的产生时空具有过去的时代特征，而诠释者所处的是当下特定的历史时空中，两者间存在着时间距离，也必然构成了历史性、时代性的差异。尤其是诠释者按照其身处的时代和特有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历史和传统，必然产生理解的间距。

时间距离可以给理解以创造性的空间。伽达默尔指出：“时间距离并不是某种必须被克服的东西。”[1](p381)相反，对于理解而言，时间距离可能更具有积极的创造性。因为，时间是现在植根于过去事件的根本基础，正是由于历史发展这种不间断的连续性，一切艺术遗产物的面目才能逐一向人们呈现出来。也正是“间距”的客观存在性，传统被作为“过去”或作为差异性的“他者”与人们所处的“现在”加以区别。这样，富有积极创造性的理解才可能出现在具有“时间距离”理解的过程中。因此，可以说这种理解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复制”，更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换言之，“间距”不是将历史的过去与现在加以割裂，而是通过历史传统迭代的连续性，一直延绵不断地传承下去。

（二）传承与创新：温故才知新

出自《论语·为政》的名言“温故而知新”成为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中理解的历史性这一要义的精华内容。“温故·知新”包含多种含义：首先，温故即传承，知新就是创新，传承与创新是打开传统文化的最好方式；
其次，温习传统，研究历史，获取新能量，解决当下问题；
再次，随着时间的延展和知识阅历的丰富，[4](p69)对传统与历史的认知也会有新变化。因此，用“温故而知新”的原理来研究理解的历史性要义就更加明了：历史和传统地理解历史就是“温故”；
人们现实的生活和诉求就是“知新”，只有把传统的历史彰显出来，才能满足现在人们的诉求、得到人们的青睐。由此更加说明，理解涉及到历史和现实的诉求关系，理解也显示了整体与部分的循环关系。

1.“温故”：理解与传承。顾名思义，“温故”包含“现实向度”和“历史向度”两个意思在其中。“温故”中的“温”意味着我们只能是“立足”于当下，回不到历史的过去，只能“回望”历史和过去，这是现实的向度。“故”意味着历史过去所遗留的传统和事件以及背后的故事，这是历史的向度。对于历史而言，独特的历史与传统性表现在历史的过去与当代的时间连续性上，就是要立足于当代的思维和理解，而自觉地“回望”传统、回味历史。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那样：“我们其实是经常地处于传统之中。”[1](p364)我们不但要接受传统的影响，还要自觉地融合和运用传统到现实中，即理解与传承。

2.“知新”：认识与融合。“温故”是为了“知新”，回味历史就是为了现在传承，“温故”必然对“知新”有所启发。我们虽然不能置身于过去，只能生存在历史延续后的当代，但是，艺术、建筑等流传物作为与诠释者接触的中介或诱因，就展开了一场诠释者与传统历史的“对话”，我们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自觉认识和融合历史流传下来的传统，在认知和融合的过程中产生独特的历史性。这时，诠释者对历史性或传统因素就有了新的理解和认知，也可能出现与历史和传统的摩擦或碰撞，也定会被激发或衍生出新的认知与创新。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我们以后的历史判断几乎不被看作为认识，而被认为是对传统的最单纯的吸收或融化。”[1](p383)当然，每个人的理解都会因不同的历史时代或独特的生命诉求，进行着不同的自我解答，这种不统一或不规范的解答反而会产生一种“创造性的理解”。

3.诠释学循环：传承与创新。诠释学循环即历史与现在的循环。现在人们的一切理解活动都经历着理解与前理解的循环。[4](p258)借助历史和传统的流传物，来实现当代人的诉求和认知的过程就体现了诠释学的循环，也就是“温故”与“知新”的循环过程：一是，人们对传统的理解由当下的历史街区而引发，由各种诉求相融合的传统理念或流传物予以回答，体现出历史与现在、传统与时尚的“温故而知新”的循环；
二是，人们在时下历史街区游览中所产生的各种认知和理解，是由传统和历史来回答的，所以也体现出整体与部分的“温故而知新”的循环。

经验证明，人们的理解是从各种传统前理解的经验而来的，如果没有与传统的相关联的事情发生，就不会在当下的理解中应用传统的前理解。所以，人们形成当下的理解都是与前理解存在引发的关联性。另外，前理解与理解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发展中不断变化的。即，我们获取的传统的前理解的经验与现在出现的相同或相似的事情相关联。现在的理解活动结束后，当下的理解活动便作为“部分”的身份消失了，就成为前理解“整体”的经验而进入历史中，同样，此时的“新”理解在时间的磨砺下，也就作为“故”的前理解的一部分并继续应用于以后的理解中。当人们进行以后新的理解活动时，将来产生的新的理解就成为“部分”。所以，传承与创新、温故而知新、历史与现在、理解与前理解，借助部分历史经验，回答现实诉求，人们的理解永远进行着整体与部分、“温故”与“知新”的往复循环过程。

（三）意识倒转的结构

伽达默尔认为“效果历史意识具有经验的结构”，[1](p252)而经验具有辩证性的特征。因为，理解和诠释文本是人类用自身的实践经验来探求对象的方法，因此，诠释学的理解可以定性为诠释学的经验。

1.否定性可以构成新的有效经验。伽达默尔认为，人类历史存在的根本要素是具有否定性表征。设计者在理解文本的过程中，经历了各种的阅读，并不断渗入到选择文本的行动中，经历了各种的实践体验，对其中的旨趣和理解也产生了各种不确定的认知甚至否定，从而构成了设计者产生新的效果历史意识，并持续发挥着作用。每个人都有获取新经验并对旧有经验否定的能力，这样的开放性即构成了有效的经验，经验之所以自始至终成为“有效经验”，在于它能够不断地被否定后再被实践证实，才成为真正的历史性。“真正意义上的经验，总是一种否定的经验。”[1](p453)这种否定性中包含着肯定性，是辩证的经验。

2.否定反转结构可以构成肯定的经验。伽达默尔认为，经验不是一成不变，而是辩证运动的，经验在陌生的东西或者他物中认识自己，呈现展示自己，与此同时，也确证了新经验的持续不断。因此，经验的辩证运动具有“倒转意识”的结构，即“否定经验”是创造性经验，通过否定性认识，可以获得肯定的经验。经验者都想充分确证自身已然是一个有经验的个体，并可以获得一个已经验过的某一事物的新视域。否定可以反转论点也被黑格尔证实，否定自身可以产生新的经验，新经验是对已有经验的更好发挥，但不同于科学所说之经验可以不断重复和被证实，此经验一经重复或证实就被固定下来，不再是新的经验。因为，普遍经验自身具有封闭性，经验者一旦成为有经验的人，他的经验意识也就被固定指向自己熟悉或一直期待的东西，而不是未来可能成为新经验的东西，其可传递性将大大减弱。从表面上看，伽达默尔是在论证经验的辩证性或是否定性，实际上是在论证理解的历史性。

（四）问题逻辑的结构

效果历史意识结构本身就包含着“问题性”的逻辑。伽达默尔从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我知道我自己一无所知”中进而深入诠释为：一是，从无知出发，因为无知是求知的前提，不断求知才能获得新知；
二是，须知自身的认知和理解是有限的。开启了真正谈话和非真正谈话的区分，如果是真正的谈话，就要求我们进入问题，把自我视域与问题本身视域相融合，促进新的理解和交流，否则为非真正谈话。

1.提问为了求知。无知才提问，提问才是获得新知的基础，求知欲来源于无知。因此，提问总是对探求新知持开放态度。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如何得知自身的无知呢？是先有提问还是先有回答？（正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令人困惑。所有问题被提出，事实上，提问者已有对该问题的预期和偏好答案，为了更进一步解惑自己的无知或确认自己的答案，就要继续去“提问—求知”。由此得知，“提问”是扩大视域获得新知的基础，也成为效果历史意识开放性的动因。因此，“提问—回答—求知”的重要意义，在于对自我认知的有限和可能性持开放的态度。

2.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更难。如前述，问题性结构具有开放性特征，但不是可以无设限或无边界进行提问和回答。因为，每个问题都具有自身的意义，理解者也是站在自我视域中理解问题、提出或回答问题。同时，因回答者自身的效果历史性和效果历史意识的不同，问题的提出远比其回答更艰难。因而，回答的实质是可否达成问题视域与回答者自身视域的融合，最终成为效果历史意识得以“暂时休憩”的一个环节。总之，问题本身的开放性中滋养着效果历史意识的开放性。

3.时间可以呈现历史事实。伽达默尔诠释学的目的就是试图去剖析理解何以可能的问题，去澄清和区分哪些前见属于有助于真正理解的“生产性”的前见，哪些属于阻碍真正理解并可能造成误解的具有“消极性”的前见等问题。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认为，如果不跨越时间距离，重新构造或体验其“原真性”难以实现，将会成为空谈，也不可能抵达理解的彼岸。伽达默尔更是认为，正是时间距离的存在，理解才得以可能，才显现出对效果历史的积极意义。

时间可以澄清、识别和剔除一些模糊不清或虚假的历史事实及前见，可以呈现那些真正的但已经久远的历史事件，留存生产性、合理性的前见。因此，时间距离是历史事件呈现和历史意义识别的重要条件，也是合理性理解产生的基础。在效果历史意识的不断作用下，时间距离还具有创新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每一次对文本意义的领悟都会产生一次新的理解，也会获得一次新的意义。因此，效果历史事件显现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就是时间距离的贯通。

每一座完整的历史文化城市都有一条老街，它不仅要拥有现代化设施与服务，更展示着一座城市的灵魂与精神，它既是本地居民消费的重要场所，也是国内外游览者首选的目的地。历史街区的历史延续性、遗存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建筑连片性等结构特征就是城市文化和特色的重要构成要素和载体。1933年通过的《雅典宪章》最早提出了“历史街区”的概念：“对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街区，均应妥为保存，不可加以破坏。”[5](p8)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脚步加快，历史街区的保护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武汉历史街区处于“效果历史”中

伽达默尔提出了“效果历史”理论，并从多个维度对效果历史理论进行了全面的诠释和分析。理解和解释问题的关键是把握住“历史的”，也就是说，理解的本质就是一种“效果历史”的过程。效果历史不只在精神科学领域内起作用，而且也在历史街区设计与改造中具有绝对的有效性，因为城市的历史街区的存在必然处于效果历史中。该理论必然对于武汉城市历史街区的设计和改造开拓了全新的视野，并为武汉历史街区设计的实践带来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在理解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效果历史而非方法论，“效果历史”即武汉城市发展已然实现的历史，也是武汉城市历史街区自身延续产生的历史。武汉在我国近现代时期的历史文化名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1986年武汉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近现代史迹型”城市。尤其是武汉的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的城市空间大都与水相关，又因其交通便利，在城市更新过程中，逐渐形塑成为内陆工商业口岸型城市历史建筑的空间形态与弥足珍贵的城市历史风貌和遗产。因为效果涉及到武汉历史街区的影响和实在，其近现代工商业口岸城市历史实在的东西在展示活动中实现自身和产生自身的活动。武汉三镇的历史风貌因发展时代及工业门类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工业遗产特色和城市风貌形态特征。因此，武汉城市历史街区本身的历史，总是处于与街区后来发生的历史和事件过程的关系之中，也必然成为武汉这座城市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武汉城市历史街区的效果历史中，城市的历史作为背景结构，不只是说明，更重要的是被世人接受，被理解才可能实现。比如，被誉为武汉“城市之根”的昙华林街区片区，还有分布着青岛路、一元路、六合路、汉正街、显正街片区，还有农讲所、青山“红房子”等历史文化片区的武汉两江四岸临近滨水区域。[6](p9)这些历史片区的保护与城市及沿江高层建筑群之间显现出的矛盾，成为武汉城市历史街区的“效果历史”与市民、游览者意识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武汉城市历史街区的效果历史决定了设计者的意识，必然造成设计的意识不能自由地面对目前的武汉城市历史街区这个文本，对其理解的“实在”是带有“前见”的效果；
另一方面，经验结构也决定了武汉城市历史街区效果历史的普遍有效性及与市民及游览者意识的辩证关系。因此，在武汉市进行历史街区和两江四岸滨水区建筑群的设计规划和改造过程中，需要城市历史街区设计者们尊重既有历史文化片区的“效果历史”风貌，警惕“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遗产屡遭破坏、拆除等突出问题，确保各时期重要城乡历史文化遗产得到系统性保护……”[7]力求实现城市现代视域与历史风貌视域之间的融合共生。因为，市民及游览者也在不断地创新和生产出具有某种效果的新意识，这时，设计者的诠释不只是被动或消极地复制武汉历史的文本，而是努力留存生产性、合理性的前见于武汉城市更新改造这个文本中。

（二）“效果历史”决定武汉城市意义

城市历史的一切遗留物都有待于人们去理解和诠释，武汉的城市历史街区也不例外。在武汉城市历史街区的发展变化中，市民及游览者对历史街区的经验也具有历史性，在城市历史文本的意义与设计者的历史视域及市民及游览者的现时视域之间，不断地相互影响、相互交织并作用其意义的产生。对历史街区的过去、现在的理解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后来的设计者、游览者因其文化、社会等背景不同，所产生的理解也会在不同时代生成出不同的理解效应，这就是“效果历史”的一个过程。

城市历史街区的设计是由人创造的精神意识的产物。武汉沿江两岸众多的街区以历史、文化、建筑和艺术等作品文本形式记录下武汉城市的文脉和发展历程，期待着设计者将其激活并赋予它生命。因此，在设计改造武汉历史街区及长江滨水各历史片区时，需要充分挖掘历史文化和遗存，避免盲目建设，根据“不在山边水边建设超高层建筑，不在对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世界文化遗产及重要文物保护单位有影响的地方新建高层建筑”的要求，[8]作为二度设计的历史街区作品是武汉历史文化转换的必要环节，街区设计作品承载着设计者的创作意图，如果没有设计者对历史街区设计作品的理解和诠释，武汉的历史文脉的生命和意义便不能得到充分的展示。因此，必须充分调研、重新审议、研究分析各滨水区域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现状与中远期发展规划是否冲突，充分挖掘和展示各种资源，尽可能将现代建筑规划与历史文化片区风貌的视域融合，使其获得真正的文脉传承和艺术生命，最终形成武汉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与场所精神传承的现代城市。

（三）“间距”是武汉“效果历史”发生的条件

“时间距离”成为武汉历史街区“效果历史”发生的条件。正如利科尔所言“效果历史意识本身就包含着距离因素”，“效果历史正是在历史距离条件下发生的历史”。[9](p73)

1.时间距离的功能体现。理解来自筹划，筹划源于“前见”，而前见的条件则是时间距离。时间距离可以区分对城市历史街区所持前见的真假，可以体现出设计者与街区文本之间的差异与同一，时间距离也能够过滤人们对城市历史街区的假前见——即主观偏见或误解，并使理解的创造性得以可能的基础。[10](p130)因为，时间距离具有区分产生正确理解的“真前见”与产生误解的“假前见”的功能。时间距离既可以不断消除无法控制的、有限的、容易产生误解的城市历史街区的时代前见，同时，也得以产生和彰显与城市历史街区文本创作同时代的、与现代游览者很难理解的那个时代文本的真正价值。比如，全国著名的历史街区清代的汉正街，初时只有沿河码头和河街，随着时间的推移，由河街—正街—后街—夹街—堤街—里巷，最终构成了街、巷一体密集的街道网络，形成了“后市前街屋似鳞”“九分商贾一分民”的沿河一带景色；
民国初，汉正街逐渐由临街“前店后宅式”格局转向上下两层的混合商居，商业重心由沿河向沿江转移；
20 世纪80 年代后，汉正街成为我国著名的小商品市场；
20 世纪80、90 年代，伴随城市的发展和拆迁建设，街巷内的原有建筑更新改造，致使周边环境风貌遭到损坏；
进入21 世纪后，汉正街的很多老旧街巷杂乱破旧，旧街区范围也缩小，遗留的历史建筑遗迹不多，已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步伐；
根据武汉最新的规划，拟建设汉正街国际金融服务中心、文化旅游商务区。目前，许多店铺拆迁或搬迁至汉口北，原地建起了现代化的商贸大楼。很多学者和市民认为，此规划很难保住汉正街原有的商业文化、码头文化、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等街区记忆以及文化风情，对历史街区的保护与修复似乎考虑不足。[11](p109)

时间距离并非封闭的，而是在开放且不断运动和扩展中。武汉汉正街历史街区有意义、有价值的内容已经传达给市民和游览者，已经成为他们的效果历史——街区经典记忆。时间距离之所以具有过滤功能，其根源在于它将效果历史存在于设计者与街区文本之间，[10](p130)即汉正街历史街区具有前见的基础——连续不断的习俗和传统、历史记忆，给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的不同状态的人们，提供了理解汉正街历史记忆文本的创造性的可能性。时间距离将汉正街经典记忆得以存在于武汉城市历史街区的历史效果范围内。因此，汉正街历史街区的经典，也是在历代市民和商人的“时间过滤”下——经过创新理解的累积与历史智慧结合下的产物，以满足不同时代、不同类型人们的要求。

2.时间距离的创造性。设计者、游览者是在历史街区的设计或游览中来认识街区的，进而认识自身。伽达默尔指出“时间距离反映的是不同存在者之间的差异与同一”。[12](p23)作为设计者和游览者与作为历史街区的文本都是不同的存在者，其中存在者与文本传统和语言的“异”，以及生存在同一传统中的“同”，自然而然地体现在城市历史街区这个时间距离中。虽然，现在的汉正街失去了原有的风貌，但是，时间距离功能可以赋予理解以创造性，而创造性可以使人们与历史街区的差异达成同一的结果。因此，在诠释汉正街历史街区时，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1](p380)新改造街区的理解标准既可以不依赖于街区“原意”，也可以不依赖于人们的主观，而是要做到“比作者自己更好地理解作者的作品”，实现设计者、游览者与历史街区同一体或交互主体关系的视域。

（四）“效果历史”是再生产和超越

在实际的街区设计实践中，设计者诠释作品时所面临的客观事实是两种视域的影响和制约，一方面，他所接触的历史街区设计作品大部分都具有一定的时代感、甚至是不同时代所创造的代表性的产物，在理解和诠释这些历史街区时，必然受到特定时代的客观影响和限制，必须考虑与街区所处的历史时代相吻合；
另一方面，这些历史街区设计作品主要是呈现于充满现代的时尚和品质之中，设计者对历史街区的理解和诠释同样也要受到当下时代对其制约和影响。因此，充分说明了我们的理解和诠释在本质上必然是历史的，但是其过程也必定是处于持续、运动和变化中的。

设计者对历史街区的理解和诠释，显然不是简单复制和随便再现的被动过程，而是体现设计者对历史街区再创作能力和超越水平的主动展示的过程。所以，“效果历史”的过程也是一种对现有历史街区再生产的过程，更是一种超越现有主体的历史过程。被称为苏州“古城缩影”的平江历史街区在“再生产”和超越现有主体的经验值得借鉴：在街区更新改造中，保留了传统居住功能和城坊格局，保证有50%的居民回迁，80%的房屋保持原状或小幅度改动、50%的邻里结构和社会关系不动……同时，配合旅游业的兴起，将沿街的一些房屋作为商铺引入一些小规模商业客栈，真正实现“居住再生”。还有上海的田子坊石库门历史街区，在陈逸飞等艺术家和文创机构的“艺术织补”基调基础上，实现了二期改造由居民自发“扩容”、自行出租“自给自足”的历史街区商业化超越更新发展模式。[13](p6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35章）中指出：“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历史文化是城市魅力之关键。”当下，“很多建设行为表现出对历史文化的无知和轻蔑，做了不少割断历史文脉的蠢事”。[14]这就要求设计者有足够的历史和语言学知识，在改造历史街区的过程中，通过设计者创造性的解读和超越性的“织补”，做到比历史街区更好地去理解其作品实际的意义。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成都的宽窄巷子、上海新天地以及北京的铜锣巷等历史街区，就充分体现了“效果历史”理念的实践和运用，在保留自身文脉的基础上，通过交互主体的二度创作和创新，增加了历史街区活力，才有了超越性的解读和演绎。市民和游览者才有幸能够体验到不同风格特点的城市历史街区，最终赋予了这些城市历史街区以全新的内涵和意义。

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一站式”的黏合度，无论是居民还是游览者既能触摸到一座城市的文化脉络，也能享受各种休闲业态带来的当地传统生活习俗。因此，历史街区的保护、设计、开发和改造不仅是一项难度很大、时日长久的系统工程，更是一项复杂的城市文明传承的民心工程。伽达默尔提出的效果历史理论是对以往的历史观的一次颠覆性革命，体现了街区空间与历史互动演化的关系，也体现了历史街区综合价值的要素与其设计理念和模式，更加具体地反映出历史街区设计改造过程中的交互主体关系。根据伽达默尔提出的效果历史理论的运用，在设计改造工作中对历史街区特色和文脉的把握将更加突出在地性，更能体现历史街区的原真性。效果历史理论改变了以客观的文本为中心或以主观的读者为中心的片面理解观的困境，提供了考察历史的新视角和新方式。因为，无论是客观还是主观都无法达到历史的真实和理解的真谛，只有效果历史通过对理解问题的诠释，以主体间性的历史观对真实历史理解，是理解思维方式的一次跨越和辩证的解读，体现了哲学诠释学的无限上升的精神高度，也使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具有现代哲学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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