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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述学中的思维研究

    时间:2023-02-20 18:35:44来源:百花范文网本文已影响

    杨绍梁

    (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思维也称作心智,是一个源于哲学的学术术语,主要指人的记忆、意识、情感、意向、欲望、想象、认知、智能等各种心理能力[1]3。西方哲学界关于思维的研究史表明,哲学领域在思维概念研究方面从未达成共识,不同的哲学派系持有不同的观点,如二元论、行为主义、物质主义、功能主义等。进入19 世纪之后,思维概念不仅备受哲学家的青睐,而且在心理学领域备受关注。在20 世纪认知心理学领域,学者们在哲学研究的基础上对思维概念进行了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21 世纪以来,随着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信息加工理论在认知心理学中受到广泛关注,其中涉及的推理、归纳、抉择、策略等问题,都与思维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刘爱伦等人所说,“每次心理学史上的重大变化,都包含着对思维的新认识”[2]1。

    20 世纪后半叶以降,跨学科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新时尚。在人文学领域,学者们都希望通过征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来推动所在学科的研究,因为“场外征用”既是人文学理论构建的需要,也是批评实践的需求[3]。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叙述学学者如科恩、帕尔默、詹塞恩等试图将思维概念引入叙述学理论,并对它进行扩展、深化,进而使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地道”的叙事理论。思维概念的引入,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叙事理论的内涵,而且无论对传统叙事文本还是对20 世纪以来的各类实验性叙事文本都具备较强的阐释力。

    第一位将心智哲学和心理学中的思维概念引入叙述学理论,并用于分析叙事文本的学者是多利特·科恩。在他1978 年出版的专著《透明的思维》里,科恩系统地分析了作者展现故事世界中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意识所使用的叙述技巧,并主要就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思维叙述模式进行了分析,涉及直接思维、间接思维、自由间接思维、引用独白、叙述独白、心理叙述等内容[4]21。随后,这一研究视角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艾伦·帕尔默、丽萨·詹塞恩、戴维·赫尔曼、莫妮卡·弗卢德尼克等。他们都在叙述学的框架下构建了与思维相关的理论体系,为研究叙事文本中人物的思维再现提供了强有力的阐释依据。叙述学学者在论述叙事文本中的思维概念时主要将思维分为两种:其一为心内思维(intramental thought),也称为私人思维(private minds/thought);
    其二为心际思维(intermental thought),也称为社会思维(social minds)、思维理论(theory of mind)[5]40。他们对叙事文本中的思维研究主要从故事层和话语层两个方面展开,即思维表征的技巧(the how)和内容(the what)[6]10。然而,叙事文本中人物的思维虽分为心内思维和心际思维,但二者并非被视为相对立的一组元素,相反,它们被视为叙事文本中人物思维整体的两个组成部分,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毫无疑问,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在虚构故事世界里,人或人物的思维都具有特殊性和隐秘性,因为每个人的内心思维都有不为人知的一面。正如莱恩所说:“你对我的经验于我而言是看不见的,而我对你的经验于你而言也是看不见的。我不能经验你的经验,你也无法经验我的经验……所有人相互间都是隐形的。”[7]165心内思维是在个人的、隐秘的、神秘的和反省的层面强调思维的特性。帕尔默在《小说中的社会思维》里指出,传统叙述学分析都强调心内思维,注重分析小说人物的内心叙述,而且20 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比20 世纪之前的小说更强调描写人物的心内思维,如詹姆斯、乔伊斯、伍尔芙和福克纳等作家。他们在作品中都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技巧来展现人物的内心活动,如意识流、自由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内心独白等。

    科恩认为,小说家的非凡之处就在于可以随意地呈现自己创作的人物的内心世界[4]4。赫尔曼将叙事理论与认知科学结合起来,甚至认为叙事文本就是一种思维的基本工具,叙事文本中人物内心的意识或思维都是借助各种叙述技巧和手段得以外化的[8]163。在《1050—1500:穿过黑暗的玻璃》里,弗卢德尼克总结了叙事文本中外化人物内心思维五种主要的叙述技巧,分别是手势与行为对情感状态的暗示、直接话语的运用、心理叙述、叙述移情、自由直接话语[9]69-102。其中,除了手势和行为对情感状态的暗示和叙述移情,其余三种都与心内思维直接相关。

    与心内思维相反,心际思维是一种“群体的、联结的、共享的和集体的”思维[10]28,这些团体可以由夫妻、朋友、家庭成员等构成。团体内部成员的思维都有极大的相似性,经过长期相处和交流,他们的行为方式、思考方式等都会变得愈加透明。比如,夫妻之间有时不需要语言的交流,只需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对方就知道另一半内心在想什么。正因如此,帕尔默认为心际思维是一种“社会性的、分散的、情景的和延展的认知”[5]40。帕尔默总结了实现心际思维的三种途径:面部表情、非文字交流和观察[5]109-116。但事实上,这三种途径都可以归结为非文字的交流。毋庸置疑,在一个具有心际思维的团体里,内部各成员的思维都是透明的,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共享的。心际思维也是叙事的重要组成要素,大多数叙事文本的核心就是讲述心际思维的发展和转化。比如:福克纳的短篇《献给艾米丽的玫瑰》里,城镇里的“我们”就是一个心际思维团体;
    莫里森的《慈悲》里,雅各布森农场中的所有成员就是一个团体,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关于这个团体心际思维的形成、发展、演变和破裂过程。叙述学学者根据时间和程度的不同,将心际思维分为不同的种类。帕尔默的《小说中的社会思维》主要分析了四类心际单元构成的心际思维:心际偶遇者(intermental encounters),这是最小的心际思维层面,也是人物间能够进行对话、交流的必要条件;
    小心际单元(small intermental units),这种单元构成的心际思维由较少人数构成,如夫妻、闺蜜和核心家庭等;
    中等心际单元(medium-sized intermental units),主要指单位同事间、朋友圈内的朋友间、邻居之间等构成的心际思维,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中的米德尔马契镇中所有人构成的心际思维;
    大心际单元(large intermental units),这类心际思维主要关涉属于较大团体的成员对某一特定问题或话题所达成的共识,比如意识形态等[5]48。

    正因为思维具有社会性,思维阅读才成为可能。实际上,思维阅读是所有叙事文本的普遍特征,“文学概念同时也必定是人类思维的概念”[11]16。思维阅读不仅存在于叙述者与人物之间,而且存在于人物之间。虽然人的内心世界都具有内隐性,不能被直接观看到,但是人们彼此之间可以通过外部行为如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等非文字的交流方式间接得以透视,正如詹塞恩所说,“身体是通向思维的直接管道”[12]66。因此,在虚构故事世界中,叙述者或人物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人物外部可见的行为来表现其内心思维状态的,尤其是19 世纪的大多数小说热衷于采用“行为主义或物质主义”的描写方式,如狄更斯就被称为是描写“外观和可见事物的小说家”[12]。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小说中也存在这样的心理呈现方式,如《达洛维夫人》里的叙述者通过描述皮特突然拜访达洛维夫人时发抖的表情来透视皮特的激动内心。故而,在很多叙事文本中,叙述者不需要详细或明显地向读者叙述人物的内心活动,只需对人物的肢体语言进行生动刻画,就可以使读者通过推测知晓该人物的思维状态。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海明威的“冰山”叙事风格。在海明威的叙事文本中,叙述者大都以一种客观、冷静的语气进行叙述,且基本上都是对人物的外部行为和对话进行描述,很少对人物的内心情感进行直接叙述和评论。但是,读者通过这些行为的叙述完全可以推测出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而判断叙述者所持的态度和价值观。

    然而,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虚构叙事文本中,通过外部行为来推测人或人物的思维并不一定都准确。人们有时会产生错误的推测,比如当看到某人欲伸手拿水杯,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他可能口渴了[13]6。显然,这样的推测不一定是准确的,也有可能他伸手拿水杯并不是因为口渴,而是想看看水杯里有没有水,或者想知道杯子是什么品牌的。在詹塞恩看来,身体是了解别人思维的最好资源信息,同时也是最坏的资源信息[12],因为它有可能会误导人。错误的思维解读不仅发生在人物之间,而且也可能发生在叙述者与人物之间。在莫里森的小说《慈悲》里,弗洛伦斯的母亲起初没有将想法直接告诉弗洛伦斯,而弗洛伦斯年幼无知、阅历尚浅,他仅根据母亲“出卖”自己时与农场主的对话和行为举止就对母亲当时的思维进行了推测,因而一直对母亲早年将自己卖给奴隶主雅各布森的事怀恨在心,认为母亲残酷无情地抛弃了自己。在故事临近结束时,母亲才亲口告诉弗洛伦斯,将她卖给雅各布森是因为与奴隶主森霍相比,雅各布森更有人性。

    虽然思维阅读是人的本能(自闭症和脑受伤者另当别论),但是在许多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叙事文本中,作者不断地挑战或捉弄读者的思维阅读能力。在诸如《达洛维夫人》这样的现代主义叙事文本中,很多对人物心理状态的叙述都是以“多层意向性的方式呈现的”[13]28,帕尔默称之为“嵌入叙事”。通常情况下,思维理论被认为是“二度意向性”的[13]28,并且这种意向性可以不断向前推: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如“I believe that he thinks that you know that she would...”。西方学者通过实验发现,读者对于简单的思维理论解读较为轻松,一旦思维理论的意向性推向四层以后,读者解读起来就会非常困难。在《达洛维夫人》里,作者频繁使用多层次的意向性来表征人物及人物间的思维状态,读者要想理解这种思维表征,就必须逐一地解剖其中的意向性层级。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读者觉得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晦涩难懂的原因。

    叙述学学者伊韦尔森认为,“阅读小说时,我们其实就是在阅读思维”[14]98。然而,有些故事世界中存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的人物思维的情况,伊韦尔森在研究叙事文本中的这种思维时,将之称为“非自然思维”。非自然思维不仅会出现在故事层的人物身上,也可能出现在话语层[15]的叙述者身上,并且叙述者既可以是同故事叙述者也可以是异故事叙述者[16]120。在人物层面,如麦尔维尔的著名短篇小说《巴特利比》中,主人公巴特利比的思维就是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思维,即不可读的思维。在叙述者层面,如在第三人称叙述者的叙事文本中,处于故事世界之外的叙述者能在无任何外部行为的提示作用下,完全无障碍地透视别人的内心活动,这是异故事叙述者非自然思维的表现。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叙述者作为故事世界里的人物,能够清楚地叙述自己不在场时所发生的事情,这其实就是阿尔贝等所说的“全知第一人称叙述者”[15],属于同故事叙述者的非自然思维。

    事实上,很多实验性叙事文本中还存在另一种非常重要的非自然思维,即变形的思维(metamorphosed mind)[14]104。在这种叙事文本里,人物或叙述者变成了动物或其他事物,却依然也拥有人的思维,如菲利普·罗斯《乳房》和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某些人物。在《乳房》里,文学教授凯普什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乳房后依然能像人一样讲话和思考,拥有人的情感。在卡夫卡的《变形记》里,主人公格里高尔有一天突然变成了一只虫,依然可以像人一样会思考、会讲话,也能感受到痛苦与悲伤。这些变形后的人物和叙述者的思维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的思维也是非自然的。除了变形的思维,还有许多叙事文本中的叙述者或“人物”本身就是一种非人的主体,却能跟人一样思考、讲话。比如,欧·亨利的短篇《一只黄狗的回忆录》中的叙述者是一只小黄狗,其思考的方式和情感的变化跟人毫无二致。

    西方学界有很多学者对如何解读这类非自然叙事文本提出了具体的策略,试图找到如何将这些非自然现象转化为读者所熟悉的可读程式的途径。他们将这一过程赋予各种名称,如复原(recuperation)、归化(naturalization)、动机实现(motivation)以及逼真化(vraisemblabisation)[16]206等。非自然叙述学家如阿尔贝等就叙事文本的非自然元素提出了很多具体的阐释策略,然而国内外学者迄今也未能就非自然思维阐释提出具体可行的策略。有些学者如理查森等甚至拒绝自然化任何非自然元素,主张享受阅读非自然叙事文本带来的愉悦。他说:“其他的非自然理论家和我都很满足欣赏非自然元素本身,仅仅将之当作对模仿传统的违反。我们对一部作品的神秘或生产奇迹的力量没有一种‘禅宗式’的阅读方法或过度的崇敬;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享受非自然策略作为非自然策略的过程,反模仿为自身提供了娱乐。”[17]实际上,一个叙事文本的非自然性,就如其叙事性一样是一种具有相对性的概念,文本非自然性的强弱与社会、文化、语境、时间和读者都有密切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前很难被读者认定为自然化的叙事文本,今天的读者可能觉得是非常普通的自然叙事文本。同理,一个叙事文本对于某一认知水平相对较低的读者群或阐释群来说可能是非自然的,对于另一认知水平相对较高的读者群或阐释群来说却是自然的。正如江澜所说:“所谓‘非自然’或‘不可能’只是普通读者的一种主观判断。这种主观判断源于普通读者自身的认知水平不足。”[18]

    叙述学家巴尔曾指出,概念是主体间性的工具,为交流讨论提供了共同语言的基础,并且不是永远囿于某一特定学科内,相反,它不断地“在学科间、学者间、时代间旅行”[19]2,而概念的“旅行”可以使其更具变通性和融合性,最终可能演变成一种新的方法论[19]2。思维就是一个典型的“旅行”概念,它在不同学科间的发展、演变正是巴尔这一观点的真实写照。作为哲学和心理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概念,思维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研究历史。西方叙述学学者将之借用到叙事理论中,构建起了独特的理论,并在叙述学界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因为许多叙事文本都充满了对人物意识、心理和经验的直接或间接叙述。瑞恩曾经说过,“艺术的虚构意象不仅主要包括诸如身体、花儿、动物、人物和事件,或情感的抽象描述,还包括我们今天称为动态的对思维的抽象对象的模仿”[20]42。思维概念不仅对研究虚构叙事文本中人物的心理、意识表征有很强的阐释力,而且一定程度上还有助于研究读者对叙事文本解读的心理和认知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思维概念的引入使叙述学理论更具兼容性和开放性,促进了叙述学理论从“文本中心”的研究模式转向“文本—读者”二元有机结合、互动的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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