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始末》文献考略

王佳琪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明中期唐顺之编纂的《左氏始末》是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该书材料主要来源于《左传》，其篇目以事件或人物命名，摘取不同年份的史料加以剪裁排比，把不同材料中与该历史主题相关的所有记载缀联成段。“始末”即“自始至终”之义，出于《晋书》卷七九《谢安传》：“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颜色”。①那么，该书的编撰缘起和纲目编排如何？文献来源如何？其著录与版本情况如何？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笔者将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想要了解《左氏始末》的编撰缘起，我们可以考察书首所载的唐顺之族孙唐一麐所作的序文。此篇序文作为整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了解该书的写作缘由与治学方法以及作者的思想有很大帮助。

唐一麐首先从《庄子》的《春秋》观谈起：“善夫，庄周之论也。曰，《春秋》以道名分，又曰，《春秋》经世先生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春秋》者，正名分已经王道而已，是故桓文之霸，吴楚之僭，乱臣贼子之篡弑，始末之见于记载者，虽班班可考。然皆王法之所禁，而《春秋》之所不兴，其何暇过而问焉也哉？ 虽然，有天下之大势，有一国之事情，势通乎天下者，既随时以轻重，而情在于各国者，复相与参错乎其间。苟非迹其事而较其始末，则其是非得失，兴坏理乱，尚不能识其所由来，而何以定其褒贬予夺之所在？兹左氏之于《春秋》，固不可得而废之也。”②《庄子·齐物论》中确有此观点，认为《春秋》是经世之书，由于其寄托了先世之志，所以后人对《春秋》仅做评述，而不做演绎。③然而，作为经世之书，桓公、文公的霸业，吴国、楚国的僭越，乱臣贼子的篡权、弑上，均为《左传》所记载。王法所禁与现实之乱，其间的分裂有着参差错杂的原因，只有详细考察某一事件的前后始末，才能理清其是非，从而定其褒贬。因此，唐顺之编撰此书的首要意图便是理清春秋时期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在序文中，唐一麐还介绍了本书作者的治学方法以及作者的《春秋》观：“族大父荆川先生之治《春秋》，尝谓圣人有是非，无毁誉，一本之人心，直道之自然，既超然特出于简易直截之见，其于左氏，则务使学者反复参究，融会联络，以得乎所以见于行事之实。且夫先经以起义，与后经以终事，是左氏之所以善于考证也。而事或错出，文或片见，则执经以求其断案者，每病于条理之难寻，而属辞比事之旨，因亦以不白于世。于是乃合其始末而次叙之，以为一书，然后事归其类，人系其事，首尾血脉，通贯若一，而圣人善善恶恶之大法，所以荣黼衮而威斧钺者，不待考之义例之纷然，一开卷而了然如在目中矣。岂非读《春秋》者之一大快也哉？ ”④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唐顺之的观念里，圣人之言只有是非而无褒贬，本于直道自然。作者治《春秋》之学，旨在融会贯通，反复比对《左传》中变化复杂的列国之事。《左氏始末》就是通过对事件始末先缀联成段，加以反复考察，通过圣人之心作为断事依据从而定其褒贬的，本书的体例也使得治《春秋》的学者阅读更为便捷。

从而看出，序文使我们清楚地了解了作者编撰此书的原因及其《春秋》观等问题。⑤史书中的记载虽斑斑可考，但是为了理清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只有联系一整件事的前后始末加以详察，并通过“圣人之心”的参究，才能定其褒贬。作者编撰此书，使得开卷一目了然，也使得后世读者更便于治学。

想要更加深入完整地了解本书内容，须从纲目编排入手。具体考察整部书，作者将《左传》近三百年的编年史因人因事而系，共分为十五类，在分门别类和史料选择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以“乱”示褒贬的价值取向。现将本书所分十五类中近百件历史事件简要介绍如下：

第一类为“后”，记述后妃之乱，包含周褒姒、密康公、鲁敬嬴、晋骊姬四条史料。

第二类为“宗”，共十一条，记述夺位之乱，包含王子克子颓、襄王太叔代、王猛敬王子朝三条周王室史料，鲁括、季孙肥两条鲁国史料，太子仇成师、知瑶两条晋国史料，宋穆公一条宋国史料，急子寿朔一条卫国史料，共叔段一条郑国史料，负刍一条曹国史料。

第三类为“宦”，共七条，记述宦官祸国之事，包含寺人貂、宿沙卫两条齐国史料，伊戾、寺人柳两条宋国史料，寺人披一条晋国史料，吴阍一条吴国史料，邾阍一条邾国史料。

第四类为“倖”，共三条，记述占卜记梦之事，包含晋筮史一条晋国史料，卫梦卜一条卫国史料，公孙疆一条曹国史料。

第五类为“奸”，共四条，记述佞臣乱国之事，包含羊舌鲋一条晋国史料，子重子反、费无极、子南三条楚国史料。

第六类为“弑”，共十九条，记述乱臣贼子以下杀上之事，包含鲁桓弑隐公、共仲弑子般闵公两条鲁国史料，无知弑襄公、商人弑舍、崔杼弑庄公、陈乞弑荼、陈恒弑简公五条齐国史料，宋万弑闵公、宋鲍弑昭公两条宋国史料，赵盾弑灵公、栾书弑厉公两条晋国史料，商臣弑成王、公子围弑郏敖、公子比弑灵王三条楚国史料，阖闾弑僚一条吴国史料，州吁弑桓公一条卫国史料，徵舒弑灵公一条陈国史料，归生弑灵公一条郑国史料，太子般弑景公一条蔡国史料。

第七类为“逐”，共五条，记述各国驱逐国君之事，包含季氏出昭公、季氏出哀公两条鲁国史料，孙林父出献公、孔悝出輙两条卫国史料，祭仲出昭公一条郑国史料。

第八类为“乱”，共十一条，记述勾结作乱之事，包含王叔陈生一条周王室史料，鲁家臣一条鲁国史料，栾高氏一条齐国史料，鱼石、华氏两条宋国史料，栾盈、赵鞅荀寅范吉射两条晋国史料，鬭椒、白公两条楚国史料，齐鲍一条卫国史料，郑臣一条郑国史料。

第九类为“盗”，共三条，记述盗贼作乱之事，包含鲁盗、晋盗、郑盗三条史料。

第十类为“镇”，该分类占整部书最大篇幅，达五卷之多，记述春秋时期诸侯称霸之事，包含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晋文外传、楚庄王、晋景公、晋厉公悼公、晋平公楚灵公、吴阖闾、吴夫差越勾践十条史料。

第十一类为“战”，共四条，记述诸侯之间战乱侵伐之事，其中齐鲁之间战五次，晋国战五次，楚国战十一次，卫国战两次，郑国战四次。

第十二类为“戎”，共六条，记述戎狄入侵及伐戎之事，包含北戎侵郑、鄋瞒侵齐、狄伐晋报采桑之役、赤狄伐晋、晋中行穆子败群狄于大原、晋荀吴灭陆浑六条史料。

第十三类为“名臣”，共十一条，记述贤臣之事迹，包含晏平仲（齐）、公孙侨（郑）、鲍叔牙（齐）、鬭子文（楚）、乐喜（宋）、范蠡（越）、季扎（吴）、子臧（曹）、介子推（晋）、柳下惠（鲁）、子贡（卫）六条史料。

第十四类为“礼乐”，共五十三条，名为“礼乐”，实为“非礼”，记述不合礼乐之事，如“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非礼也。犹三望，亦非礼也……”⑥“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朔，非礼也……”⑦“宣公八年：有事于太庙，襄仲卒而绎，非礼也。”⑧

第十五类为“方技”，共二十八条，记述天象、卜筮、梦境、疾病、灾异等事，如“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⑨“哀公九年：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⑩“昭公二十五年：宋元公将如晋，梦太子栾即位于庙，己与平公服而相之……”⑪“昭公元年：晋平公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⑫

通过《左氏始末》中辑录的各种史料，可以看出除鲁国本国的史料之外，所占篇幅最大要数齐国、晋国、宋国、楚国几国史料。这几国均为当时实力较强的诸侯国，也在后来的争霸战争中先后称霸，《左氏始末》对于史料的选择也展示出了一副春秋时代诸侯大国争霸的基本示意图。⑬

《春秋》据事直书，令善恶自见，《左传》依经比事，即事以显义，而《左氏始末》更是直接从分类之中即显示出以纪“乱”而示褒贬的价值取向。《唐荆川先生文集》中的一篇札记《读春秋》曾以“王道”论述《春秋》宗旨：“《春秋》，王道也。天下无二尊，是王道也。礼乐征伐、会盟朝聘、生杀之权一出于天子，而无有一人之敢衡行，无有一人之敢作好恶、作威福，是王道也。”⑭唐氏在此篇札记中详细论述了诸多罪名，如“书会、书盟者”“书朝者”“书侵、书伐者”“杀大夫、杀公子者”等，均应“罪之”，认为应当纠正王权下移的趋势，将礼乐征伐等一切权利完全归还天子，诸侯大夫等人不得横行威福。作者身处君主高度集权的时代，这一观点更是明代政治思想之一端。

《左氏始末》是用以阐说《左传》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左传》作为鲁国的编年史，这一编撰体例使得其中所记事件往往相隔数年，历时较长的事件往往被期间发生的其他事件所截断，如南宋章冲所言：“《左氏》传事不传义，每载一事，必先经以发其端，或后经以终其旨。有越二三君数十年而后备，近者亦或十数年。”⑮这也使得完整了解《左传》产生困难，而《左氏始末》一书正构成了有关《左传》中一个主题“自始至终”的首尾完具过程。那么，《左氏始末》 如何利用纪事本末这一体裁展示完整事件，其文献来源如何，十分值得探究。

《左氏始末》一书谨慎取材于《左传》《战国策》《史记》以及其他晚出文献，通过详细的史料钩沉来考察一个事件的前后始末。在卷首所载的唐一麐所作序文中也记述了《左氏始末》的文献来源及其成书情况：“始末以左氏内传为主，而纤悉委曲，有逸出于外传，史记者亦入焉。君子之于经籍之遗文，与其过而废也，宁过而立之，而况奸雄之情，英杰之策，其所关于兴坏理乱之大几非小也哉，在读之者慎取之而已。先生之弟应礼甫尝与闻纂辑之大意，而谓是书不可以无传也，故刻之家塾而命一麐序其首。”⑮唐一麐指出，《左氏始末》以《左传》为主干，兼而采取了逸出于《战国策》《史记》的材料。君子对于经籍的遗文，往往过而立之。至于奸雄与英杰，其往往关乎于兴坏理乱，读者应当谨慎借鉴。下面笔者将对本书的众多文献来源分类做探讨。

首先，《左氏始末》的史料主要来源于《左传》。通过考察可知，全书的大部分材料直接选取《左传》原文，并在段首及转折处有“某公某年”示意。《左氏始末》中的整段史料可能仅为《左传》中同一年份的史料，也可能摘取《左传》中不同年份的史料，年份较久者乃至跨越几代鲁君。如卷九《镇·吴阖闾》：

“成公七年，晋申公巫臣使于吴，乃通吴于晋……

襄公十二年，寿梦卒，子诸樊立……

昭公十五年，夷昧卒，子王僚立……

定公二年，桐叛楚……

哀公六年，吴伐楚……”⑰

这段材料前后跨越了近百年的时间，其间经历五代鲁君。通过这一段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吴国与楚国之间的一系列主要战争均被记载于《左传》之中。而正是通过《左氏始末》这一纪事本末体的剪裁，才使得原本散落于编年体史书中不同年份的史料被钩沉成一个整体，也使得读者可以直接感受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便于治学。⑱

其次，《左氏始末》的部分史料取自于《国语》，且与传世《国语》文献略有出入。《左氏始末》对于《国语》的取用多为剪裁原文删汰去之，如卷一开篇的《后·周褒姒》有一段材料：“宣王之时，有童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于是宣王闻之。有夫妇鬻是器者，王使执而戮之。”⑲此部分取自《国语·郑语》而略有改动。但是，在此之后《国语·郑语》中又有“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惧而弃之，此人也收以奔褒。天之命此久矣，其又何可为乎？ 训语有之，曰……”⑳一部分材料未被《左氏始末》所选取。其后，“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币焉，而策告之，龙亡而漦在，椟而藏之。”㉑《左氏始末》与《国语》二书一致。同样是卷一开篇《后·周褒姒》：“殷、周，莫之发也。及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妇人不帏而噪之，化为玄鼋，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龀而遭之，既笄而孕，当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惧而弃之。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妇哀其夜号也，而取之以逃于褒。褒人褒姁有狱，而以为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于为后，而生伯服。”㉒在此之后，《国语·郑语》中又有“天之生此久矣，其为毒也大矣，将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杀也滋速。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将以纵欲，不亦难乎？”㉓一段，论述了周王室之衰败的根本原因，而《左氏始末》并未选取。其后，“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求之申，申人弗畀，王伐申，申缯与西戎会以伐周。”㉔《左氏始末》与《国语》二书基本一致。

此外，《左氏始末》 还有少量史料取自于 《史记》。其中，有的条目整段取自《史记》，如卷二《弑·齐陈乞弑荼》取自《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卷十二《名臣·晏平仲》取自《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卷十二《名臣·子贡》取自《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
有的条目部分取自《史记》，如卷一《宗·晋大夫仇成师》，在《左传》桓公二年、三年、七年、八年、庄公十六年的五条史料之后，《左氏始末》编入一条《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的材料：“曲沃伐晋侯缗，灭之，尽以其宝器赂周厘王，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于是尽并晋地而有之。”㉕对于一个历史事件，作者综合不同文献中的史料兼而采之，这使得整个事件展示出更加完整而丰富的轮廓。

《左氏始末》还有取自前述三种文献以外的情况，这类情况集中体现于卷十一《名臣》一目。其中《晏平仲》《范蠡》《介子推》 三篇分别接近南宋郑樵《通志》卷九十二《晏子列传》、卷九十二《范蠡列传》、卷九十《介子推列传》，而《柳下惠》一篇接近北宋苏辙《古史》列传三《柳下惠》，《鲍叔牙》一篇更是接近同时代的姚咨所作《春秋诸名臣传》。

通过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左氏始末》的史料存在着不断累积的过程，其中更多的情况是先秦原始文献经过后人补充与完善后再被《左氏始末》所综合取用，这使得整部书呈现出较为复杂的面貌，也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探索空间。

唐顺之生而颖异，年幼即有志于圣贤之学，一生著述颇丰。通过对目录书的考察，有诗文别集《荆川集》，编选古文总集《文编》六十四卷、《明文选》二十卷、《唐宋八大家文格》五卷等，此外还有《乐论》《春秋论》《左氏始末》《五经总论》《史纂左编》《右编》《儒编》《诸儒语要》等经、史、子类著述三十余种。其中《左氏始末》在多部目录书中均有著录。

我们通过诸家目录对《左氏始末》一书分类与著录的情况，可以直接探知本书的性质、版本系统及其价值。《明史·艺文志》《藏园订补吕亭知见传本书目》《传是楼书目》等书目将本书著录于“经部-春秋类”，《明史·艺文志》著录云：“唐顺之《春秋论》一卷，《左氏始末》十二卷。”㉖实则今已不见《春秋论》一书，也未有其他目录著录是书，作者今存《读春秋》一篇收录于《唐荆川先生文集》中，笔者推测这篇《读春秋》即为《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春秋论》一卷”。《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著录云：“《左氏始末》十三卷，明唐顺之撰。明嘉靖唐氏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辛亥六月文奎堂见。索二十两。”㉗此处著录为十三卷，莫友芝这一说法似乎有误，无论是唐正之、唐立之初刻本还是徐鉴的复刻本，均当为十二卷，未见有十三卷本。且其对于版式的描述与嘉靖本一致，当为十二误作十三。《传是楼书目》著录云：“《左氏始末》十二卷，明唐顺之。”㉘而《八千卷楼藏书志》等书目将本书著录于“史部-纪事本末类”，《八千卷楼藏书志》著录云：“《左氏始末》十二卷，明唐顺之撰，明刊本。”㉙通过本书在诸家目录中的不同分类情况，我们可知本书具有经史并重的双重性质。

《明代版刻综录》著录本书云：“《左氏始末》十二卷，明唐顺之纂，徐鉴评，明万历四十二年徐鉴刊。”㉚“《唐荆川先生编纂左氏始末》十二卷，明唐顺之撰，明嘉靖四十年唐正之刊。半页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㉛但是，从卷首唐一麐的序文最后一句“嘉靖壬戌冬十月族孙一麐谨撰”可知，本书的刊刻成书时间应不早于嘉靖壬戌年即嘉靖四十一年，且国家图书馆的馆藏古籍信息页著录是书信息为“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唐正之刻本”，故可知《明代版刻综录》此处著录疑误，刊刻时间应为嘉靖四十一年，而非嘉靖四十年。

此外，民国唐鼎元《唐氏先世著述目录》也著录本书：“《左氏始末》十二卷，见《明史·艺文志》。嘉靖四十一年弟正之、立之刊，曾侄孙一麐序。分为十五门……黄氏《千顷堂书目》亦载之。”㉜《千顷堂书目》确实载之：“唐顺之《左氏始末》十二卷，分为十五门：曰后、曰宗、曰宦、曰幸、曰奸、曰杀、曰逐、曰乱、曰盗、曰镇、曰战、曰戎、曰名臣、曰礼乐、曰方技。《始末》以《左氏内传》为主，而纤悉委曲，有逸出于《外传》《史记》者，亦入焉。”㉝《千顷堂书目》的著录还包含了纲目提要和序文中关于文献来源的介绍。通过对目录的考察，我们也可以总结本书的版本系统。根据文献著录的情况可知本书的版本系统较为简单，有嘉靖四十一年唐正之、唐立之刊本（简称嘉靖本）和万历四十二年徐鉴重刊本（简称万历本）两个版本。笔者考察的是嘉靖本，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此本卷首有作者族孙唐一麐的序文，序文部分的版式为四周单边，每半叶七行，行十四字，白口，单鱼尾，版心处有“序”字样及页码，共三页。序文后为目录，目录部分的版式为四周单边，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单鱼尾，版心处有“左氏始末目録”字样及页码，共七页。目录部分卷十一《名臣》类缺少《柳下惠》《子贡》两目。正文部分的版式为四周单边，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单鱼尾，版心处有“左氏始末卷×”字样及页码。正文部分卷首有“门人金九皋、弟唐正之编次”“后学郑滶、弟唐立之校正”字样，标示了本书初刻时的真实情况。

本书刊刻精美，符合明中期的“复古”风气，一改前期四周双边、尚黑口的元之旧习，以宋本为模范，字体也演变为“横平竖直、撇捺直挺、整齐方正的匠体字，也即今人所谓宋体字。”㉞可以说，这一版本形态也在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以及明代中叶私家刻书的繁盛。

总的来说，《左氏始末》取于《左传》而剪切缀联而成，直接类编《左传》纪事，通过对纪事之意的探讨、对史料的取舍，进而寓以褒贬，达到助解《春秋》经义的目的，把握《春秋》学“以事解经”的传统。据唐一麐在序文中所言，作者十分看重经传事件，正是本着“直道自然”“有是非无毁誉”的圣人之心，在对众多事件的反复参究之后，最终确定了《春秋》的褒贬，也体现出作者的《春秋》观。㉟

《左氏始末》作为突破编年体史书体裁的重要实践，增强了《左传》叙事的连贯性，也是纪事本末体这一史书体裁在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与此同时，本书同样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足之处。作为纪事本末体，《左氏始末》单纯以“罪”作为分类标准是不够严谨的，不足以呈现《左传》的全貌，其未收史料也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不仅如此，《左氏始末》在呈现历史事件方面也存在着不够完整的情况。此外，本书的注释与按语极少，全文注释仅一百余条，且多为对某字某物的解释训诂，作者本为经史兼通的学者，对于诸多历史事件却没有明显的解释与观点，对于史料更无考证，实为一大遗憾。

注 释：

①房玄龄等.晋书(卷79)列传四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4:2076.

②唐顺之.唐荆川先生编纂左氏始末.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四十一年唐正之刻本,1a-2a.

③柴妍.先秦诸子《春秋》观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20.75.

④唐顺之.唐荆川先生编纂左氏始末.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四十一年唐正之刻本,2a-3a.

⑤Yongmei He.An Analysis of Illocutionary Force in the Diplomatic Language of Zuozhuan[C].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ulture,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ICCESE 2018)(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VOL.205).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ulture,2018:641-645.

⑥唐顺之.唐荆川先生编纂左氏始末(卷12).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四十一年唐正之刻本,1a.

⑦唐顺之.唐荆川先生编纂左氏始末(卷12).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四十一年唐正之刻本,1b.

⑧唐顺之.唐荆川先生编纂左氏始末(卷12).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四十一年唐正之刻本,4a.

⑨唐顺之.唐荆川先生编纂左氏始末(卷12).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四十一年唐正之刻本,16b.

⑩唐顺之.唐荆川先生编纂左氏始末(卷12).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四十一年唐正之刻本,21a.

⑪唐顺之.唐荆川先生编纂左氏始末(卷12).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四十一年唐正之刻本,25a-25b.

⑫唐顺之.唐荆川先生编纂左氏始末(卷12).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四十一年唐正之刻本,28a-28b.

⑬Wai-Yee Li 李惠儀.Cultur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in Zuozhuan[J].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2020,7(01).

⑭唐顺之.读春秋.重刊校正唐荆川先生文集(卷18).国家图书馆藏，嘉靖三十二年叶氏宝山堂刻本,1a.

⑮朱彝尊.经义考(卷188)[A].永瑢,纪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679)[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03.

⑮唐顺之.唐荆川先生编纂左氏始末.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四十一年唐正之刻本,3a-3b.

⑰唐顺之.唐荆川先生编纂左氏始末(卷9).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四十一年唐正之刻本,1a-10b.

⑱Kai Vogelsang.Zuo Tradition.Zuozhuan.左傳:Commentary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J].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2020,7(02).

⑲唐顺之.唐荆川先生编纂左氏始末(卷1).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四十一年唐正之刻本,1a.

⑳韦昭注.徐元诰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9:501-502.

㉑唐顺之.唐荆川先生编纂左氏始末(卷1).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四十一年唐正之刻本,1a-1b.

㉒唐顺之.唐荆川先生编纂左氏始末(卷1).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四十一年唐正之刻本,1b.

㉓韦昭注.徐元诰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9:503.

㉔唐顺之.唐荆川先生编纂左氏始末(卷1).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四十一年唐正之刻本,1b.

㉕唐顺之.唐荆川先生编纂左氏始末(卷1).国家图书馆藏,嘉靖四十一年唐正之刻本,23b.

㉖张廷玉,等.明史(参见王云五主编:《明史·艺文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2.

㉗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傅熹年整理.藏园订补吕亭知见书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3:106.

㉘徐乾学编.刘喜海订.传是楼书目.道光七年味经书屋抄本,33.

㉙丁丙.八千卷楼藏书志(三).光绪间抄本.

㉚㉛杜信孚纂辑.周光培,蒋孝达参校:明代版刻综录(第四卷)[M].广陵古籍印刻社,1983:21,7.

㉜㉝转引张慧琼.唐顺之研究[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132.132.

㉞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M].北京:中华书局,2020:141.

㉟周翔宇.明代《春秋》诠释史论[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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