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孝胥督办广西边防期间的治边举措及其边防观

韦 勇

（河池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广西 宜州 546300）

近代广西边防始于中法战争之后，民国广西省主席黄旭初曾在《广西边防纪要》中说到，中法战争“启帝国主义者窥伺内地之端，则广西不止有边，而边防且濒于严重”［1］。光绪十二年（1886），两广总督张之洞在清廷主导下，广西边防政策逐渐由“保藩固圉”转变为“保边固圉”。［2］随后，作为广西边防的实际执行者，广西提督兼首任边防督办苏元春按照这一思想建立起广西边防基本格局。梳理中法战争以后的广西边防，我们认为，苏元春对广西边防的重要贡献不言而喻，但郑孝胥督办广西边防时期的诸多举措是广西边防走向近代化的一次重要探索，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厘清郑孝胥督办广西边防时期的边防措施，并探讨其边防观，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广西边防督办在中法战争以后设置。光绪十一年（1885）四月，中法战争结束，双方签订《停战协议》，清军按规定撤回镇南关内。次年《中法新约》签订，清朝承认越南成为法国的保护国，越南疆界由法国政府代为治理，而对中越边境地区的治理也成为西南边防的重要问题。随后，光绪帝下旨筹办广西边防，两广总督张之洞和广西巡抚李秉衡、广西提督苏元春等边疆重臣商议筹边之策，张之洞进呈《筹议广西边防折》，提出“保边固圉”的治理政策。围绕这一政策，广西在政治、军事方面进行调整。首先，将广西提督从柳州移驻中越边境的龙州，原提标二十营也相应驻扎龙州，归提督管辖；
其次，设置太平归顺道（光绪十三年改称太平思顺道）；
再次，任命在中法战争中立功的苏元春担任广西提督兼任广西边防督办，专门管理边防事务，边防督办一职由此产生。苏元春督边19年，为中越边境广西段的边防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清史稿》记载，苏元春根据山川形势，“筑炮台百三十所，嘱统将马盛治镇之。凿险径，辟市场，民、僮欢忭。复自关外达龙州，创建铁路百余里，增兵勇，设制造局，屹然为西南重镇”［3］。然而督边日久，军纪涣散，“兵与盗合而为一”，［4］光绪二十九年（1903），御史周树模等人弹劾苏元春克扣兵饷，纵兵殃民，治理匪患不力，导致边疆社会一片混乱，最终苏元春被发往新疆效力赎罪。随后，岑春煊邀请郑孝胥担任广西边防督办一职，专门办理广西边防事务。

郑孝胥，字苏龛，一字太夷，别号海藏，咸丰十年（1860）生于福建闽侯。光绪八年（1882）中福建乡试解元，“其后三应会试不第”。光绪十五年（1889），郑孝胥选任内阁中书，从此开始仕宦之路，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光绪十七年（1891）冬，郑孝胥随李经方出使日本，第二年在李经方的举荐下担任筑地、大阪副理事官。光绪十九年（1893）五月，汪凤藻奏称“郑孝胥通达和平，留心交涉”，派他担任驻扎神户兼管大阪正理事官。［5］郑孝胥前后在日本待了三年。在日本期间，郑孝胥“在公务之余，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和日本富强的关系”，他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进步神速的原因在选拔人才、注重工商、发展铁路、现代警察等近代事业［6］。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郑孝胥随团回国，次年他成为张之洞的幕僚。郑孝胥深受张之洞的器重，先后参与编练湖北武建新军、矿务局、筹办卢汉铁路等事务。郑孝胥的才干在办理近代工业和军事方面得到极大锻炼，这也是他后来屡次被岑春煊邀请入川、入桂的重要原因。岑春蓂将郑孝胥推介给岑春煊，岑春煊先是邀请郑孝胥前往四川办理矿务，郑氏不愿意，多次推诿而没有成行。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将岑春煊调任两广总督，处理边疆事务。岑春煊再次联系郑孝胥，郑氏终于同意担任广西边防督办。

彼时的广西边疆面临系列难题。第一，中越边境游勇出没，滋扰社会。太平天国失败后，一批内地残兵逃至中越边境，与官府作对。中法战争期间，清廷又从广西内地招募大批临时士兵，在战争结束后将其遣散，其中一些人遁入山林，成为游勇。他们原本来自无业游民和破产农民，被遣散后不愿返回家乡，而是进入深山，游离在中越边境，成为滋扰边地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苏元春督边期间，采用招抚与征剿相结合的方式，尚能较好地管理边疆社会。苏元春离开后，游勇势力重新抬头，与官军打游击，官军对此束手无策［7］。第二，边防军力不足。中法战争后，经过数轮调整，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广西边防营勇计有25营。广西边防界线长达1800余里，一旦出现情况往往难以及时应对。第三，边疆社会的市场萧条，百姓生计艰难，很多人因谋生无计而入山为匪。光绪二十九年郑孝胥入桂时，边防军民“什八九皆匪”，边疆“商货不通，行旅道绝”。［8］第四，远离腹地，文化落后。学校教育也大多沿用旧式书院教学，原有的暨南书院、三楚书院、龙泉书院和蔡希邠创办的同风书院多沿用旧式教学，接受新风的力度极小。此时的广西边疆社会，亟需灌输新的血液，以激活社会风气。

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郑孝胥来到广西，经过初步考察，他先请求张之洞将湖北武建军调至龙州，继而开始谋划边防治策。根据孟森的《广西边事旁记》，并参考《郑孝胥日记》的记载，兹将郑孝胥的治边举措总结如下。

（一）开设将弁学堂

开办将弁学堂是郑孝胥担任广西边防督办计划内之事。在到任之前，他就已经有了营建边防的构想。郑孝胥目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飞速发展与清朝落后的现实，促使他在比较中思考广西边防的未来。他曾向岑春煊提出担任广西边防督办的条件：“将弁学堂及子弹厂皆不可少。”［9］在得到岑春煊的同意后，郑孝胥于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在龙州设立“边防将弁学堂”，办学地点设于龙州城外的昭忠祠，学堂经费从每年支援边防的边饷中拨付。学堂招生名额计划为一百人，“半取军中，半取边裔弟子”［10］。在将弁训练上，郑孝胥从武建军中挑选军事学堂出身的哨官、哨长充当教习，又令武建军中的刘承恩、钟麟同拟定学堂二年卒业功课，教授近代化军事理论。龙州地处偏僻，将弁学堂缺乏应有的现代化枪炮设备，为了弥补这一缺憾，郑孝胥从武建军中挑选曾学过操炮技艺的将弁“令就营教授”［11］。将弁学堂是广西第一所近代化意义上的军事学堂，它的开办具有开风气的功用。

（二）兴办近代教育，资送边地学生到日本和广州学习

龙州距离内地较远，中原文化浸润较少，相比于桂林、柳州、梧州等地，文化可谓落后。从历史上看，龙州在明代仍属土府，清代改设流官，属太平府管辖，龙州设学较晚且规模较小，远远不能满足战后边防建设的人才培养需求。有鉴于此，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郑孝胥决定“为边民兴学”，龙州学社应运而生。郑孝胥任学社社长，总揽学社大权，对学社教习、教材、管理等事务具有决定权。他推举黄敬椿、农锡琛为龙州学社董事，聘请当地硕学人士为学生授课。在教材选定上，郑孝胥为学社订购国文、笔算、习画三类教科书。［12］学社经费来自边防协饷和士绅捐款，郑孝胥本人在学社筹备期间也捐款一千金。边地青年陆续来拜见郑孝胥，请求进入将弁学堂或龙州学社学习。郑孝胥考察他们的文化程度后，按照优劣安排他们进入将弁学堂或者龙州学社学习。为了让边地学子了解最新的国内形势，开阔眼界，郑孝胥为学社订阅了《外交部》《大陆报》《国粹报》《东方杂志》《万国公报》《中外日报》等期刊，他还经常给学社赠送各种新学图书，并时常到学堂向学生讲演，宣传新学。龙州学社的开办起到了开启民智的重要作用。民国《龙津县志》记载：伊时督办边防军务者为郑孝胥，“以龙州地属边区，风气闭塞，于治军外极力提倡新学，创设龙州学社，慨捐巨金，汇沪采购各种新书报纸存于学社，任人浏览，时到学堂、学社奖励学生，讲演新学，风气为之丕变”。［13］

鉴于龙州边地人才荒芜，师资有限，郑孝胥还选派青年学子到日本或者广州学习。他从各省协饷中抽取一部分，作为资助边地青年到广州、日本学习农桑、师范、枪炮等现代技艺的基金，希望这些年轻人学成后报效家乡，服务社会。据《郑孝胥日记》的记载，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郑孝胥离开广西前，共有超过40名边地青年学生外出学习。如光绪三十年（1904）十二月七日记有钟建堂、夏德发、胡大同、姜正标、任本昭五人留学日本。［14］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二十日记有许绍经、李炳垣、李润霖、杨奇才、侯绍勋、冯汝楠、周郁文、黄均超等。［15］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四日，又资送曾汝璟、凌发彬、邓鸿绪、张丙朝、陈鲁5人留学日本。［16］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二十四日，“边防学生十六人赴日本”［17］，但名字不详。这些留日青年或者“送日本学普通”，或者送入振武学校，资质一般的送往广州附学。

（三）续办龙州制造局

中法战争后，广西尝试以近代化军事装备武装边防。苏元春任广西提督时在龙州城西之双山堡设立龙州制造局，由于经费不足，龙州制造局规模较小，结构简单，仅能“造铅弹，稍稍制军用器具而已”。［18］光绪二十九年（1903），苏元春被弹劾离开龙州，制造局因此停办。郑孝胥接任广西边防督办后，认为制造局不可偏废，准备继续开办制造局。然而续办制造局并非易事，经费、物料和工匠是关键。为了筹措经费，郑孝胥一方面致电岑春煊请求拨款，“指解常款为学堂、制造局之用”，［19］另一方面他利用在上海等地的人脉，请制造局司事关斌前来协助。郑孝胥极力想要建造近代化的制造局，但限于财力和煤炭、技术等关键资源，制造局并未发挥应有作用，虽然制造了数千件零件，但不能制造无烟弹，不能炼钢，“所成弹止供打靶之用”［20］。无可否认的是，苏元春和郑孝胥在龙州营造的制造局，是广西第一个近代军工。他们向往近代化工艺，不满意落后于法人，试图通过制造枪弹来增强边防的实力，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探索。

（四）创设边防医院

创设边防医院源于武建军对广西水土不服。武建军多来自湖北、河南等地，而龙州属于瘴疠之区，春深瘴发之时，北方士兵颇不适应，多患疟疾，“病者死亡接踵”，致使“士气大沮，逃者相望”［21］。此前军中将士得病，需要到越南谅山请法国医生诊治，但是远水难救近火。郑孝胥怜悯士兵薪饷单薄，而药价昂贵，于是出资买药，但是效果并不好，难以阻止疟疾复发。驻龙州法国领事伯乐福见此情状，请求为士兵诊治。郑孝胥于是在凭祥设置临时诊所，专门为士兵治病。伯乐福采用西方医学，对治疗疟疾的效果较好。郑孝胥见西医效果良好，便于光绪三十年（1904）春在龙州的陈氏昭忠祠设医院为士兵治病，名为边防医院，并派武建军值守。边防医院起初是为边防士兵服务，后来服务范围扩展到普通百姓，它的设立开启了龙州近代医院的先河。

（五）成立通力局，创办新龙银行

光绪十六年（1890），苏元春主持成立了邕龙利济局。当时邕龙利济局有三艘车船，往返于龙州与南宁之间。随着苏元春被弹劾离开龙州，游勇兴起作乱，抢劫破坏车船，邕龙利济局因此停办。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郑孝胥重新筹措资金，收购苏元春所管旧船，成立新的运输公司，改名为通力局。郑孝胥主张由商人经营，官府“不过问而任保护责”，令武建军保护运道。龙州至南宁的水路重新开通，边民也因此受益颇多。孟森到龙州时，龙州已经“市况立盛，并边圩市俱复”。［22］

当时龙州还没有一个可以办理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来往边地的商民“捆载见银，赴邕交易，又劳费延时日”，于是郑孝胥采取官商合办的策略，“官委本银二万五千两，合众商二万五千两”，［23］设立新龙银行，开展南宁与龙州之间的汇兑业务。不久，通力局和新龙银行纷纷扩大业务，通力局在太平府城设立分局，新龙银行也在广州设立分号，汇兑可达上海。

综上所述，郑孝胥除了坚持“保边固圉”的基本边防政策之外，还把工作重心转向民生和近代军事领域，他主持创办近代军事学堂、新式学社、资送青年外出学习、复办近代军工、创办边防医院、金融机构、兴建交通，可以说，在他的经营下，广西边防不再仅仅具备军事防御功能，医疗、教育、交通的改善，使广西边防近代化水平得到极大提升。

郑孝胥的边防观集中体现在其治边举措和“广西边防三要折”中。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因广西边饷难以维持，郑孝胥以身体抱恙、无法胜任为由，决意辞去广西边防督办一职。在离开龙州前，他将自己营建边防的思考总结为《奏为沥陈广西边防需设电线宜练炮队及兴办农工各情形事》，并进呈清廷［24］。随后该折以《广西边防大臣郑奏桂省边防应行分年筹办各事宜折》《郑京卿广西边防三要折》《郑京卿孝胥奏广西边防三要折》等名称载于《东方杂志》《南洋官报》《四川官报》而为人所知，简称“广西边防三要折”①参见《东方杂志》1905年第二卷第6期，第265-267页；
《南洋官报》1905年第12期，第39-41页；
《四川官报》1905年第17期，第12-14页。。郑孝胥认为广西边防建设有三大紧急要务：第一，电线不可不设；
第二，炮队不可不练；
第三，农工不可不兴。

郑孝胥的边防观首先体现在积极营建边防。中法战争后，张之洞以镇南关为中心，将广西边防分为东、中、西三路，中路为中心，东、西二路为辅。三路中以西路的情况最为复杂，郑孝胥认为应尽快将西路电线连通：“西路镇边县、归顺州及安平、太平、下雷土州，东路宁明州、土思州、明江厅、上石、下石、恩陵各土州皆万山丛杂，各对汛相距甚远，消息隔绝，遇有警报，必须十数日之久方达龙州，调兵赴急，缓不及事。而边防兵力单薄，势不能处处分扎，土匪窃发，各营无从得信，飞檄堵截，贼已远遁。如那波、邱匡、平孟、爱店、九特各汛有急，常绕出越南，诣法人电局电告龙州，军情泄露，深为不便。”［25］补齐这一短板，是广西边防的当务之急。

守边利器首重炮台，此前的炮台建设虽然宏伟，但郑孝胥认为“全不合法”“将来需要另购巨炮，设置暗台”。此外还需增加专门的炮兵，“先练陆路炮队及过山炮队数营，以备攻守之用”。［26］由于经费太紧张，他提出可以先练一二队，有了基础再做推广。他的这一想法在实施过程已逐渐开展，龙州虽然没有现代化枪炮设备，但还是挑选武建军中的熟练者教授操炮技艺。中法战争后，张之洞提出“保边固圉”的边防思想，其主旨就是希望通过调整政区和建设炮台来加强对边防的守护。郑孝胥的这一构思其实是张之洞“保边固圉”思想的延伸。

郑孝胥边防观的另一体现是注重民生事业。在边时期，广西边防形势已趋于稳定，但由于边饷不足和边防军营务不整，大量的游勇游荡于中越边境，成为广西边务的棘手问题。面对如此情势，郑孝胥强调振兴农工，解决边民的就业问题。“惟有提倡农工，使得自食其力”才是解决游匪问题的根本办法。［27］要学习农工，必须到最先实行近代化改革的地方去，日本便是当时留学生学习农工技艺的首要之地。他从各省协饷中拨出一部分资金，资送边地优秀学生分批外出留学，学习农工技艺，学成回国再向边地人民传授技艺，以此带动边疆社会的发展。他曾设想：“不过数年，可使沿边千余里竞趋于农工之途，技艺大兴，荒芜尽僻，僻陋朴鄙之地一变而为富庶礼义之乡。”［28］时人广西提学使汪颂年致信郑孝胥，对他投入大量金钱和精力经营边疆的教育的行为甚为钦佩：“经营边庭当略师西人开辟荒岛之意，须公家先掷千百万金钱，方能收异日无穷之利。……闻公将弁学堂多次收此邦人士，用意极为深远。将来存广西者，在此一举。”［29］对此，徐临江在《郑孝胥评传》中也说，郑孝胥和岑春煊、王之春等人滥用武力不同，他把“振兴农工、厚生利民，发展文化教育，改造人心民性放在比军事镇压更重要的地位上”。［30］可见，相较于苏元春所实行的边防政策，郑孝胥的边防措施更具有近代化的痕迹。

军事与民生并举是郑孝胥边防观的重要特点。从前述郑孝胥的边防措施和“边防三要折”来看，郑孝胥主张军事与民生并重的边防观，他强调“治本之计，在兴教化民，培养元气，正本清源”，他在《述意》一诗中说到：“长策犹须教耕战，穷边可使阙储胥”，［31］可见他对于农本和民生的重视。所以在稳固边防的基础上，创办龙州学社、通力局、新龙银行等关系民生的事业，其意就在教化百姓，恢复民生。

郑孝胥边防观的形成，除了受到边防建设需要的促动，还与他在日本和任张之洞幕僚的经历有关。如前所述，郑孝胥于光绪十七年—光绪二十年（1891—1894）随李经方出使日本。在日本期间，郑孝胥除了开展正常的事务，还留心日本社会的发展。他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进步神速的原因，在于选拔人才、注重工商和发展铁路、现代警察等事业。回国后，郑孝胥先后担任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的幕僚，其中张之洞对其影响最大。光绪二十一年（1895），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折中“条陈九事，分别为亟练陆军、亟治海军、亟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多派游历人员、预备巡幸之所。”［32］据考证，这是郑孝胥入幕后参与拟订的第一道奏折。光绪二十二年（1896）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保荐郑孝胥为商务局委员。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二月，郑孝胥再次回到张之洞幕内，直到赴广西担任边防督办。在此期间，郑孝胥受到张之洞的重用，先后总办汉口至黄河南岸铁路，总办卢汉铁路南段，任湖北省营务处总办、操练武建军等事务。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宣布实施新政，刘坤一、张之洞联合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出兴学育才、整顿变通和采用西法的构想，该折也是清末新政的指导大纲。郑孝胥参与了这次会奏的起草并协助张之洞推行新政，主理学务、练兵事宜。郑孝胥后期在张之洞幕内极受器重，陈灨一曾说：“孝胥之佐之洞也，百政无不预，军事亦参赞机密。”［33］可见他在赴任广西之前已经参与到近代化变革的核心要务之中，成为清末近代化事业的核心人员之一。以上种种经历，成为他后来边防观形成的重要来源。

综上所述，郑孝胥督边防办期间的系列措施，涉及军事、医疗、教育、军工、金融和民生等方面，是一次较为全面的改革，对广西边防的近代化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

首先，将弁学堂的创办打破了广西边防无军事学校的历史。边防将弁学堂以武建军为模板，教授近代化军事理论和枪炮技艺。徐舸在讨论近代广西边防的时候也提到，郑孝胥开办将弁学堂，“意在把边军的训练纳入近代化的轨道”。［34］从孟森《广西边事旁记》所附照片看，将弁学堂学生训练有素，精神焕发，装备较全，与传统绿营的训练俨然不同，更有近代军队之风度。而且，将弁学堂并未因郑孝胥的离去而废弃，反而得到继任者庄蕴宽的支持和强化。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月原梧州知府庄蕴宽升任太平思顺道员，管理广西边防事务。他到龙州后，另外招募八营军队，名为“武见新军”。此外，庄蕴宽继续办理边防将弁学堂，将其改为“边防陆军教导团”，并聘请曾留学日本的纽永健和日本人原小太郎为教习，教授军事理论和技能，［35］足见庄蕴宽对将弁学堂的认可。

其次，创办龙州学社、资送留学生赴日本留学得到当地士绅的支持，为边疆建设奠定人才基础。龙州学社的创办得到龙州、宁明等地士绅的支持，他们纷纷请求在各县推广办理，郑孝胥在日记中记载：宁明州绅士“劝令速办小学堂”。［36］

在广西留学日本的青年中，曾彦和曾汝璟是突出的代表。曾彦（1886—1966），字其衡，号拙庵居士，归顺州人（今靖西市）。光绪三十年（1904）自费留学日本，入中央大学法律科就读，被称为广西边疆留学第一人。他在日本与马君武相识，随后加入同盟会。曾彦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回国，先后担任归顺州学务公所所长、劝学所所长，期间开办两等小学堂，讲授新学。后来受聘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数学、代数、几何、动植物、地理、文学等教科书近十种，被上海学人称为“广西半个人才”。［37］民国政府成立后，曾彦历任南京参议院议员、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国会议员。曾彦后来投靠陆荣廷，任广西民政司司长兼国会选举监督。新桂系时期担任李宗仁第七军的秘书、广西赈灾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赈灾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参议等职。

曾汝璟（1870—1908），字慕宋，与曾彦为叔侄关系，光绪二十五年（1899）考入广西体用学堂，与马君武是同学。曾汝璟积极接纳新思想，在广西体用学堂学习时受到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倾向维新。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留学日本，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回到归顺州，在曾彦后任归顺州劝学所所长，是靖西推广新学的突出代表。［38］

最后，边防医院、新龙银行、通力局的创办，完善了龙州军事重镇的服务能力，推动边疆社会的进步。边防医院是龙州最早的近代化医院，虽然仅存一年，开办期间为边防士兵提供了便利的医疗服务。新龙银行是广西最早的官办银行，成立初期主要方便龙州与南宁之间商人的汇兑业务，到第二年新龙银行已在广州开设分号，汇兑业务可达上海，在经济上将广西边陲与内地经济联系起来。通力局车船航运可到达南宁、龙州和百色，连通了左江水系，便利边疆与内地的交通。诸多机构的完备，为广西边防提供了便利服务，提升了龙州作为军事重镇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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