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考核竞争、海洋环境规制与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基于空间效应视角

吴淑娟，汤健华，黎敏敏，胡端梅

（五邑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江门 529000）

积极开拓发展空间是新时代下海洋经济发展的新要求，提升海洋经济发展质量是蓝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尽管往日的无序和无度的海洋经济开发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海洋经济规模的高速发展，但也导致了海洋资源被过度开发、海洋环境被严重破坏等一系列问题。当前海洋资源环境状况已成为制约海洋经济提质增效的一大障碍。不但如此，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政绩考核竞争体系下，各沿海地区出于自身发展的考虑，对海洋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不足。加之海洋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正向外部性，区域间政府治理懈怠以谋求“搭便车”的现象普遍存在，最终导致海洋环境治理陷入“囚徒困境”。这种现象减损了地区间政府参与海洋环境治理的积极性，打消了区域间实现海洋环境协同治理的可能性。因而，非常有必要深入探讨政绩考核竞争和海洋环境规制与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关系，为有关部门的政绩考核制度改革和海洋环境治理提供实证支撑。

目前，学界围绕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一是抑制论和“污染天堂说”，两者均认为环境规制抑制经济发展。前者是指环境规制使得负外部性的污染成本内部化，降低企业经济增长空间。后者是指严格的环境规制会推动企业退出当地市场，转移到环境规制宽松的市场，不利于当地经济发展。二是波特假说，它是指环境规制能有效地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弥补严格的环境规制提高的企业成本，从而促进经济发展[1]。三是不确定学说，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关系，可能呈“U”型非线性关系或倒“U”型非线性关系，甚至是“M”型非线性关系[2]，这取决于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和正面效应的影响程度。目前，关于海洋环境规制的研究尚未成熟，而针对海洋环境规制与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相关的研究鲜见，大多数研究围绕着整体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增长速度、海洋经济转型的影响。然而，海洋环境规制工具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发挥何种作用，区域间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是否存在空间效应是当下研究的重点。

有关政绩考核竞争与环境规制的关系的研究方面，主流观点认为政绩考核竞争影响环境规制的执行程度，产生“遵循成本”效应或“创新补偿”效应影响我国陆域经济发展[3]。由于地方政府是环境规制的实施主体，地方政府可以选择部分执行环境规制以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和地方政绩考核博弈中获得优势。关于区域间政绩考核竞争与海洋环境规制的策略互动行为影响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研究较为缺乏，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陆域经济系统，即使部分研究以海洋经济系统为研究对象，也未能将政绩考核竞争、海洋环境规制与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纳入一个分析框架，未考虑其空间效应关系。因此，区域间政绩考核竞争引致海洋环境规制工具策略互动，进而影响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政绩考核竞争是否会进一步放大或者削弱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空间效应等问题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关于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研究，现有研究更关注提高海洋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持续性，认为其核心是海洋经济绿色发展。国外学者主要聚焦于经济增长规模的研究，尤其是微观研究，如海洋渔业[4]、海洋旅游业[5]等海洋主要产业，而关于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研究较少。少量的现有研究中，Peter[6]提出海洋经济的发展会对海洋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并且讨论了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国内学者多数基于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税收政策和金融支持等不同视角开展海洋经济增长的研究，而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仅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李博等[7]以渤海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其17个沿海地级市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交互作用。丁黎黎[8]用“对象—理念—层次”来说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并结合海洋经济的运行特征，提出了“1+5+5”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判体系。刘波等[9]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维度，采用改进CRITIC赋权法构建了江苏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综上所述，国内外针对政绩考核竞争、海洋环境规制和海洋经济，分别已有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仍然存在局限性：一是相关文献大多数从海洋环境规制这单一角度研究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部分研究尚未对陆域环境规制与海洋环境规制进行严格的区分。二是缺乏充分考虑政绩考核竞争、海洋环境规制与海洋经济发展质量三者之间的关系，忽视了政绩考核竞争对海洋环境规制政策实施程度的影响。三是随着疫情全球肆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已经确立，区域间空间关联性逐渐增强，但现有文献多数将区域作为一个封闭的主体，甚少考虑到海洋经济区域间的交互作用、海洋环境规制的外部性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产生的空间效应。

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研究思路创新。本文将政绩考核竞争、海洋环境规制与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纳入统一的论证模型中，深入研究政绩考核竞争引致海洋环境规制策略互动，从而促进海洋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作用机制，并充分考虑到政绩考核竞争和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空间效应。第二，研究方法创新。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沿海11省市为研究样本，采用空间杜宾计量模型分析政绩考核竞争、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突破了研究主体间的封闭性，充分考虑了研究主体之间可能产生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第三，研究视角创新。本文丰富了关于海洋环境规制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拓宽了研究领域的广度。

1.1 海洋环境规制与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关系

目前，鲜有文献研究海洋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因此，本文借鉴环境规制对陆域经济的研究分析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大多数研究支持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产生的“创新补偿”效应能有效地抵消环境规制提高的企业成本。根据“污染天堂”理论，从长期来看，区域间环境规制执行力度的差异会引发高污染产业向环境规制执行力度弱的区域迁移[10]。但由于海洋资源属于刚性资源，海洋产业的发展受限于海洋资源，因此海洋环境规制引发“污染天堂”的可能性较弱。

1.2 政绩考核竞争与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直接关系

在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与邻近政府为了政绩考核而展开剧烈的竞争，它们的竞争手段包括税收竞争、支出竞争以及环境规制竞争等。政绩考核竞争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关系受到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基于政绩考核竞争的压力，地方政府之间采用不合理的税收竞争手段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这不利于提升经济的发展质量[11]。而海洋经济发展步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地方政府在政绩考核的压力下，不断采用财政手段激励地方企业提升技术水平并吸引创新资源流入，引致产业结构调整，提升配置效率。在此阶段，政绩考核竞争将有利于提升海洋经济发展质量。

1.3 政绩考核竞争引致海洋环境规制的策略互动与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间接关系

基于财政分权的背景，环境规制被地区间政府看作争夺流动性生产要素的一种博弈方式。环境规制与生态环境是公共物品，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地区间政府为了防止邻近地区“搭便车”的行为，均不治理便成为地区间政府博弈的一种方式。不仅如此，在环境规制竞争中，地方政府为了在政绩考核中获得优势，可能会采取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行为。随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的落实，政绩考核目标已经转换为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即政绩考核目标已经转化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存。因此在此阶段，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竞争引致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将会呈现出“逐定竞争”。

在政绩考核竞争博弈的前提下，地区间海洋环境规制互动策略的基本逻辑是：当出于政绩考核的考虑，邻近地区政府改变海洋环境规制水平的强度时，本地政府会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执行优于邻近地区的海洋环境规制策略，因此形成了区域间海洋环境规制的策略互动。在整个海洋经济系统中，区域间海洋环境规制策略互动不断调整，从而达到了一个均衡状态，这种均衡状态可能表现为“逐底竞争”，也可能表现为“逐顶竞争”，这取决于本地的海洋经济发展阶段。在政绩考核的压力下，地方政府首先会选择低强度的海洋环境规制策略以保证海洋经济的发展，海洋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呈现出“逐底竞争”的均衡状态。区域间政府的恶性竞争将导致环境污染、资源开发过度等问题，地方政府面临中央政府的问责以及社会舆论的压力，将选择高强度的海洋环境规制策略以谋求改善生态环境。基于以上论述，在地方政府考核目标由“提高经济水平”向“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转变的背景下，政绩考核竞争导致海洋环境规制的策略互动呈现出周期性和空间效应。政绩考核竞争引致环境规制策略互动产生的协同效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假设1：海洋环境规制能促进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且具有空间效应。假设2：政绩考核竞争能促进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且具有空间效应。假设3：政绩考核竞争引致环境规制的策略互动产生协同作用，并且该协同作用影响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存在异质性。

2.1 海洋经济发展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

海洋经济发展质量（Mgrow-quality）。近年来，已有学者[12-13]对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开展了有意义的探索，但鲜有文献在构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与测算上开展研究。虽然李博等[7]基于空间溢出效应探讨了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但是其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仅用人均海洋经济生产总值来衡量，并未充分考虑海洋经济发展的特征，衡量标准缺乏可靠性。刘波等[9]从中观层面来研究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其研究结论未能体现出广泛性。

因此，借鉴魏敏和李书昊[12]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体系和丁黎黎[8]的“1+5+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判体系的思想，结合海洋经济发展对资源高度依赖的特征，本文从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构建海洋经济发展质量评价体系（表1）。

表1 海洋经济发展质量评价体系

海洋经济活力由海洋经济水平、海洋经济增长速度、海洋经济资本规模和港口外贸组成，以代表海洋经济发展体量。海洋经济结构调整由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构成，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ISA）指数的评估借鉴付凌晖[14]的做法，以代表海洋经济产业结构“服务化”程度。海洋创新发展能力由创新投入力度、创新产出效率和创新潜能构成，以代表创新驱动海洋经济发展的程度及海洋科技创新的潜能。海洋资源禀赋结构由海洋湿地资源、港口设施、服务优质程度和人文教育构成，以代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发展的潜能。海洋资源配置效率由资本使用效率、人力资本效率和海洋资源利用效率构成。其中，海洋资源使用效率又划分为第一产业资源使用效率、第二产业资源使用效率和第三产业资源使用效率（表2）。海洋产业作为资源导向型产业，资源使用效率的优劣对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重大，因此海洋资源使用效率是海洋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的重要组成成分。海洋环境保护由海洋环境、海洋绿色投资和污染排放构成，以代表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力度和非期望产出的大小。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能在数据有限的前提下保留原始信息含义的完整性，因此海洋资源配置效率采用该方法计算。海洋资源配置效率各个测量指标的投入产出体系见表2。

表2 海洋资源配置效率各个测量指标的投入产出体系

2.2 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综合水平

为了消除主观人为因素的干扰，本文采用TOPSIS基于熵值法的改进，计算海洋经济发展质量水平评价指标。其具体计算过程可参见魏敏和李书昊[12]。基于构建的海洋经济发展质量评价体系，测度2007—2017年沿海11省市海洋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不展示测算结果。研究发现，2007—2017年沿海11省市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综合水平平均得分在0.058～0.129。其中，考察期内平均综合得分最高的地区为上海（0.128），平均综合得分最低的地区为广西（0.058）。总体上，沿海11省市海洋经济发展质量整体平均值（M）为0.091，标准差（SD）为0.025，考察期内其海洋经济发展质量水平偏低，地区间发展差距明显。

根据海洋经济发展质量整体平均值（M）和标准差（SD）的关系，将沿海11省市划分为三种类型（图1），分别是明星型（平均综合得分高于M+1/2SD）、平庸型（平均综合得分位于M-1/2SD与M+1/2SD之间）和落后型（平均综合得分低于M-1/2SD）。

图1 沿海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综合水平平均得分

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综合平均得分高于0.103的明星型省份，包括上海、广东和山东，其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综合平均得分分别为0.129、0.127和0.112。这些地区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相对较优，不仅关注经济发展数量上的增长，还着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经济发展方式集约程度相对较高。

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综合平均得分位于0.078～0.103之间的平庸型省份包括天津、江苏、浙江和辽宁，其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综合平均得分分别为0.099、0.097、0.085和0.084。这些地区较为重视海洋经济质量的发展，其中天津和江苏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综合得分明显高于另外两个地区。

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综合平均得分低于0.078的落后型省份包括福建、河北、海南和广西，其海洋经发展质量综合平均得分分别为0.077、0.067、0.065和0.058。这些地区目前更加重视海洋经济数量上的增长，其2017年GOP同比增长速度分别为0.179、0.195、0.118和0.101，除了广西以外，均比当年的平均值（0.109）要高，表明这些地区正在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增大当地海洋经济的规模，着力提升海洋经济发展质量。

3.1 实证模型设定

3.1.1 政绩考核竞争和海洋环境规制与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关系的实证模型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采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政绩考核竞争、海洋环境规制与海洋经济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以进一步验证假设1、2。现存的文献表明，政绩考核竞争和环境规制[15-16]与海洋经济发展质量[7]均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为了敲定各类空间溢出效应的标准框架，本文在模型设定上首先选择更具备一般性的空间计量模型——空间杜宾模型（SDM），当γi=0(i=0,1)时，SDM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SAR）；
当ρβi=-γi(i=0,1)时，SDM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SEM）。鉴于政绩考核目标的设定，政绩考核竞争影响海洋环境规制的策略互动行为可能并不具有连续性，上一期海洋经济发展质量会影响当期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和海洋环境规制策略的选择。因此，在模型设定时，本文引入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一阶滞后项和一阶空间滞后项，构建动态空间计量模型（1），如下：

式中：Mgrow-qualityit表示i地区t时期海洋经济发展质量；
Mgrow-qualityit-1、WMgrow-qualityit-1、WMgrow-qualityit分别表示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一阶、一阶空间滞后项以及空间滞后项；
MErjit表示海洋环境规制工具的强度；
WMErjit表示其空间滞后项；
j的取值为1、2分别代表控制—命令型海洋环境规制工具和市场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工具；
Govit表示政绩考核竞争程度；
WGovit表示其空间滞后项；
ui、vi、εit分别代表地区效应、时间效应和误差项。

3.1.2 政绩考核竞争引致海洋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影响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实证模型

为了进一步验证政绩考核竞争引致海洋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影响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调节作用及其空间效应，对以上模型加入海洋环境规制与政绩考核竞争交互项，构建模型（2）如下：

3.2 空间权重矩阵

空间权重矩阵W是空间计量分析的关键，决定了研究结果的真实性。鉴于我国沿海省份集中于沿海东部，并呈现出带状的地理特征，各个沿海省份的邻接关系相对单一，采用地理距离和临近空间权重矩阵会导致研究结果失真。因此，本文采用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开展实证分析。

在构建空间权重矩阵时，为了充分考虑时间效应的特征，参考价格指数理论的构建方法，采用几何平均加权法来构造经济距离权重矩阵。计算公式为：

式中：Yit表示第t年i省市海洋经济生产总值；
T表示研究的时间范围，本文以2007—2017年为研究期间，T=11；
N表示沿海地区数量。

在计算经济距离权重矩阵时，大部分学者[1,7,15]都是以简单算数平均法计算得出的平均经济水平为依据，但这种计算依据与现实情况相违背，理应越靠近研究当期的时期对研究当期的影响越大。因此，采用上述方法对平均经济水平计算的矫正，并以之为依据计算的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能充分的考虑时间效应。

3.3 变量定义及数据来源

3.3.1 海洋经济发展质量（Mgrow-quality）

本文采用前文构建的海洋经济发展质量作为空间回归模型的被解释变量。

3.3.2 海洋环境规制工具（MEr）

关于控制—命令型海洋环境规制的衡量方式，目前研究多以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17]、工业废水排放量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18]来衡量，但此衡量方式略有偏颇，未能准确地衡量海洋环境源头的监管力度。因此，在结合海洋环境保护的特点的基础上，文中的海洋控制—命令型环境规制工具借鉴沈坤荣[19]的研究思想，认为用污染的相对排放量以及海洋环境治理力度不能直接反映控制—命令型环境规制的规制力度，采用近海海域监测点强度和直排海监测污染源强度来衡量。关于市场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工具的衡量方式，使用海域使用金和污水类排污费来衡量。这两个环境规制工具是采用熵值法计算而得的综合指数（表3）。

表3 海洋环境规制工具的设定

3.3.3 政绩考核竞争

政绩考核竞争程度表现为地区间经济发展竞争的追赶程度。因此，借鉴缪小林[20]计算经济超赶水平的方法，并以此来衡量沿海地区 的政绩考核竞争程度。经济超赶水平的计算公式：

3.3.4 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其他变量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本文的控制变量选择如下：水运基础设施（Winf）采用沿海规模以上港口生产用码头长度占海岸线长度比重来衡量；
科技创新人力资本水平（Tedu）采用海洋科技活动人员中研究生学历的比重来衡量；
碳排放（Cemi）采用沿海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衡量。基于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选取2007—2017年沿海11省市作为研究对象。本文统计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环境年鉴》《中国近海海域环境质量公报》以及马克数据网、国泰安数据库，并对部分缺失值进行插值处理。

4.1 空间相关性检验与空间模型选择检验

4.1.1 空间相关性检验

海洋经济发展质量、控制—命令型海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和政绩考核竞争的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见表4。海洋经济发展质量Moran’s I指数均为正值，除了2011年外，均在不同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原假设为不存在空间自相关），但仍然可以表明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存在空间相关性。控制—命令型海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和政绩考核竞争Moran’s I指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其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因此，有必要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来研究政绩考核竞争、海洋环境规制与海洋经济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

表4 Moran’s I检验结果

4.1.2 空间模型选择检验

为了进一步判断SDM模型是否退化为SAR模型或者SEM模型，本文对SDM模型进行LM-lag、LM-err和Wald检验，分别在10%、1%和1%的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明SDM模型对于本研究来说拟合效果最佳。

4.2 实证结果分析

政绩考核竞争、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的基准估计回归结果见表5。其中，模型（1）和模型（3）分别是基于控制—命令型海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的基本估计回归结果，模型（2）和模型（4）是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

表5 政绩考核竞争、海洋环境规制与海洋经济发展质量 空间计量结果

4.2.1 区域间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空间自相关效应

由模型（2）和模型（4）可知，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一阶滞后项回归系数（α1）均显著为正，证明在现阶段中国海洋经济发展处于良性持续的发展状态，即本期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受到上期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正向影响。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空间自回归项系数（ρ）显著为正，证明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即空间经济相邻的地区对本地区海洋经济发展质量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加之海洋经济发展质量一阶空间滞后项系数（α2）为81.789远大于空间自回归项系数（ρ），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本地区海洋经济发展质量不仅取决于前期的发展基础，还取决于前期空间经济相邻地区的海洋经济发展质量水平。这表明地区间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呈现出良性竞争状态，海洋经济发展质量较优的地区能带动海洋经济发展质量较次的地区，本地区的发展模式受上期空间经济相邻的地区影响较大，海洋经济发展质量较优的地区起到示范作用。

4.2.2 政绩考核竞争、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

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海洋环境规制有利于提升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海洋经济发展遵循“创新补偿”效应，适度的海洋环境规制引致提升地方提高创新投入水平，实现创新减排，弥补环境规制的成本消耗。另一方面，海洋环境规制有利于发展海洋循环经济，加强海洋经济发展的正外部性[4]，提升了海洋资源的使用效率以及绿色效率。这与李胜兰等[1]的结论不一致，可能是因为后者的研究对象是陆域经济。与海洋经济相比，陆域环境受到污染后表现出一定的时滞性，亦即在政府官员任期内，地区间环境规制策略互动中即使呈现出“逐底竞争”以谋求在政绩考核竞争中获得优势也不会明显地损害海洋环境。而相比于陆域环境，海洋环境相当脆弱，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负外部性，因此，在海洋环境规制的策略互动不会表现出“逐底竞争”。

海洋环境规制的空间滞后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具有辐射效应，不仅会提升本地区海洋经济发展质量，而且会正向影响相邻地区的海洋经济发展质量水平，呈现出以邻为伴的现象。这与刘满凤等[10]和沈坤荣等[19]的结论不一致。其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三大海洋主要产业是资源依赖型产业，即使大幅度提升海洋环境规制，将海洋污染产业转移到海洋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的地方仍不具备现实可能，因此“污染天堂”假说在海洋经济可能并不成立。并且，海洋环境和环境治理具有强烈的外部性，当临近地区海洋环境得到改善后，本地区海洋环境将会得到改善。二是，海洋环境规制将会触发沿海区域提高协同创新的合作力度，引致区域间海洋环境技术的知识溢出，进而提升海洋经济发展质量。

政绩考核竞争影响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虽然估计系数较小，但仍然能证明我国海洋经济进入需要提升发展质量的阶段，亦即地区间政绩考核竞争的机制已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政绩考核竞争的空间滞后项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虽然估计系数很小，但仍然能证明本地区政府通过模仿学习空间经济相邻地区的治理策略从而改善各个海域资源要素组合，促进协同发展以至于得到沿海地区帕累托最优。该研究结论与秦琳贵和沈体雁[3]的一致。

模型（2）和模型（4）是控制了更多变量后的政绩考核竞争、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的回归结果，其回归结果与模型（1）和模型（3）方向和显著性均一样，只是回归系数有所不同，因此能进一步证明模型（1）和模型（3）的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4.2.3 政绩考核竞争引致海洋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影响海洋经济发展质量

为了进一步识别政绩考核竞争引致海洋环境规制产生的策略互动行为如何影响海洋经济发展质量，进一步回归结果见表6。从控制—命令型海洋环境规制工具来看，见模型（5）和模型（6），政绩考核竞争与海洋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及其空间滞后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海洋环境规制及其空间滞后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政绩考核竞争削弱了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正向影响。亦即区域间海洋环境规制的策略互动行为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产生了轻微的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海洋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后，政绩目标已经转变为提升绿色发展的能力以及改善海洋环境，地方政府为了获得中央政府给予的环境治理的奖励，地方政府在博弈的过程中未能正确地选择有效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方式，因此会削弱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正向作用。

就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来看，由模型（7）和模型（8）结果可见海洋环境规制及其空间滞后项的估计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政绩考核竞争与海洋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及其空间滞后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证明政绩考核竞争强化了市场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正向影响作用。其原因可能是政策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工具的本质是政府通过税费等调控手段将企业污染的外部环境成本内部化，随着地方政府间政绩考核竞争的加剧，地方企业将面临着高昂的直接污染成本，倒逼企业开发新的环保技术，提高绿色生产效率等，致力于提升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措施。

模型（6）和模型（8）的结果表明，控制—命令型海洋环境规制与政绩考核竞争的交互项估计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市场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与政绩考核竞争的交换项估计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证明基于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政绩考核竞争引致海洋环境规制策略互动的结果存在异质性。原因可能是控制—命令型海洋环境规制更多得表现为源头控制，通过颁发海域使用权或者许可证等措施限制海洋资源的使用以至于改善海洋环境。而市场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使得企业需要直接地承担其污染行为，促使企业主动减排，树立创新驱动发展观。亦即相比于控制—命令型海洋环境规制而言，政绩考核竞争更能引致市场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触发“创新补偿”效应影响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这与杨林和温馨[17]的结论有出入，其原因可能是本文改善了控制—命令型海洋环境规制的衡量方式，因此与其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伴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推进，沿海省份大力开拓蓝色经济发展空间，着力于海洋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随着我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海洋经济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并存已经成为当下发展海洋经济的新命题。本文在分析政绩考核竞争、海洋环境规制影响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理论机制的基础上，以2007—2017年沿海11省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政绩考核竞争和海洋环境规制与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关系。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一是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邻近地区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发展有利于本地区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对于政府而言，亟待提高区域间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协同性，应积极搭建区域发展协作平台，加强对发展方式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空间依赖性。

二是政绩考核竞争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其伴随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帮助相邻地区提高海洋经济发展质量。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其伴随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助推空间经济相邻地区提高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对于政府而言，亟待有效地引导地方政府进行良性的政绩考核竞争，弱化“唯GDP论”的政绩考核目标，建立以海洋经济发展质量为基础的良性政绩考核机制，引导海洋环境规制触发“创新补偿”效应，倒逼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绿色海洋产业，致力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利用政绩考核竞争和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正向影响。

三是政绩考核竞争引致海洋环境规制的策略互动产生协同作用，并且该协同作用影响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存在异质性。在政绩考核竞争的作用下，控制—命令型海洋环境规制工具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促进作用被弱化，而市场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工具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促进作用被强化。对于政府而言，通过实施差异化竞争，解决政绩考核竞争引致海洋环境规制策略互动产生的异质性协同效应。针对控制—命令型海洋环境规制工具，可以通过减弱政绩考核竞争的力度，提升科技创新激励手段。针对市场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工具，可以通过推动地区间模仿有效的政策手段提高环保税的实施力度，加深环境保护成本内部化的程度，以确保企业触发“创新补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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