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因素对人口贩运的影响①——兼论新冠疫情下的人口贩运变化

冯燕译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联合国禁止贩运人口议定书》第9条第4款明确：“缔约国应采取各种措施，包括加强双边或多边合作，以减缓那些容易引发人们，尤其是妇女和儿童遭受贩运之苦的各种诱因，如贫穷、欠发达和机会不平等。”

2020年，新冠疫情使得全球经济大幅度下滑。当前的预测表明，疫情所导致的经济衰退（以下简称“疫情所致衰退”）将导致全球人均GDP下降6.2%，成为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1］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无一幸免，但专家还是警告：疫情所致的衰退极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全球乃至一国内部的不平等。［2］

因此，本文将深入探讨疫情下，谁更有可能成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以及导致受害者受剥削和压迫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因素。本文的目的不仅仅是促进人们广泛理解社会经济因素在人口贩运中所起的作用，也希望人们能够了解在个人及国家层面上有哪些先天因素会增加贩运的风险，同时向人们揭示受害者之所以成为被贩运对象的内在缘由。当然，本文并未详尽讨论经济因素在人口贩运活动中的作用，只不过是讨论了其中的一个子主题而已。

本文的资料来自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所收集的原始数据及一些科学文献，同时，对GLOTIP（Global Report on Trafficking in Persons）收集的庭审摘要作了定性分析，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讨论两个概念，一是脆弱性（vulnerability），因为它已被广泛用于与贩运人口相关的立法及规范性文件中。在此，“脆弱性”既可被用来指那些可能增加个人或群体被贩运概率的已经存在的单个及结构性因素（下文称之为“易感性”），也可指贩运者在剥削受害者的过程中用以最大限度控制受害者的那些因素（如与世隔绝、依赖性以及非正常的法律身份）。二是“滥用弱势地位”。根据《联合国禁止贩运人口议定书》，“滥用弱势地位”是指贩运者出于剥削目的，通过各种手段所实施的诱骗、运输及窝藏等一系列特定的行为。①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3年）有关贩运人口定义中的滥用弱势地位和其他“手段”的纪要文件。

人口贩运的受害者群体范围极为广泛，各国每年报告的受害者中包括了不同国籍不同背景的男人、女人及男孩、女孩。现有文献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因素［3］，如贫穷、失业和低收入等与人口贩运问题密切相关。近期的研究还表明，经济因素也是影响受害者“易感性”的最大风险因子之一。［4］

本部分以GLOTIP所收集的庭审案例为基础，介绍了与人口贩运的社会经济因素相关的定性研究结果，并与现有的科学文献进行了对比。

（一）招募阶段的经济因素

通过分析233起人口贩运的庭审案例发现，在被招募前，大多数受害者的经济状况都不乐观，主要表现为基本生活物资的匮乏，比如食物短缺、居无定所或医疗保障不足。

在这些案例中，受害者落入招募陷阱之时，正是其经济陷于困顿或持续恶化之际，而贩运者此时给出的解决方案往往貌似能有效缓解其所处的困境。比如，提供一份收入稳定或社会地位较高的工作。在一些案例中，贩运者还会以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为诱饵（通常会包括工资待遇、工作时长以及食宿标准），或者更为常见的，为受害者绘制一幅有关目的国高质量生活环境的美好蓝图。

贩运者对受害者脆弱性的利用与经济上陷入困境的受害者自身对其所面临风险的预估有关。欧盟（EU）的研究显示，与其他弱势群体相比，物质需求欲强的个体更有可能会选择冒险，因为潜在工作机会所带来的边际效益远高于无所作为的成本支出。［5］以一位从西非被贩运至欧洲从事犯罪活动的年轻人为例，他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后，不仅失去了来自家庭的经济援助，也丧失了整个家族的人脉支持。随着亲人的相继离世，他还不得不承担起抚养其他家庭成员的重担，这使得他在经济方面面临巨大的压力。正在此时，他所在社区的一位知名人士找到了他，声称能给他在欧洲提供一份体面的工作，并承诺贷款给他以支付前期的相关费用。面对走投无路的现实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他没有过多的思索就接受了这份“好意”。［6］

此外，针对受害者脆弱性的分析还显示，除了经济状况外，受害者在被招募前还有一些共性特征。通常而言，经济拮据的受害者会受到其所处社会环境下其他一些被视为不利因素的影响，并因此会面临额外的挑战。［7］这些不利因素包括：现在（或曾经）的家庭功能缺失，精神、行为或神经系统（MBN）紊乱等。［8］这些因素在489起所选案例中极为普遍，且往往与受害者的经济窘境有关。

不利因素对不同性别受害者的影响差异极为有限。在各国所报告的涉案受害者中，经济困难似乎是导致52%的女性和50%的男性被贩运的主要原因。在涉及女性受害者的案例中，有许多关于受害者对贩运者产生了情感依恋以及受害者生活在一个功能缺失家庭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有20%的受害者都与贩运者一直保有交往，而在涉及男性受害者的案例中并无此类现象。据报告，家庭功能失调现象对20%的女性受害者案件及10%的男性受害者案件产生了负面影响，然而身体残疾和缺少父母关爱似乎对男性受害者的影响更为显著。

通过分析与经济状况不佳的受害者相关的案例，我们不难发现：滥用弱势地位是犯罪分子招募受害者的惯用伎俩。透过这些案例我们完全可以假设，正是经济困境与结构性缺陷的相互交融，使受害者被置于脆弱的生活环境之中，贩运者往往都无需动用任何欺骗手段即可轻松得手。

由于外来工、妇女及儿童都是结构性缺陷的典型代表，当评估经济需求和结构性缺陷如何影响个体对贩运现象所表现出的脆弱性时，性别维度尤其值得关注。与其他群体相比，处于弱势阶层且有经济需求的人所拥有的机会往往更少，他们因而更容易接受具有贩运性质的剥削行为。针对此类情形所开展的田野调查发现，贩运往往始于受害者的理性选择，而并非受到蒙骗后的所为。［9］比如一项关于非法移民的研究显示，即便已经察觉，受害者也很有可能会接受带有剥削性质的工作条件——根据国际法的相关规定，这类工作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会被认定为剥削。或者当他们意识到这是能满足其经济需求的唯一出路时，他们甚至会积极主动地去寻求此类工作机会。［10］

多重结构性缺陷的并存会进一步加剧个体经济状况的恶化，即使并非赤贫阶层，其贩运的脆弱性也会有所增强。因此，为了有效降低贩运的敏感性，需要切实提高个体经济安全的保障层级。近期的一项有关欧盟移民工人的调研就提供了一个范例。那些拥有合法身份的移民——从技术层面而言，他们完全可以经由正规的劳务市场获得法律的保护——却依然倾向于貌似更有利可图的工作机会，即便这些工作置他们于剥削境地的风险会更高。［11］由于结构性缺陷对社会经济的脆弱性具有乘数效应，因此可能需要更高的经济保障水平以满足个体的经济需求。其他受结构性缺陷影响的群体，如儿童或少数族群，也可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果将结构性不利因素所带来的挑战一并予以考虑的话，那些收入仅仅高于贫困线的工作机会，可能无法满足个体现实的经济需求。

图1 GLOTIP所收集的案件中，贩运者利用不同先天因素所为的人口贩运案件比例结构性缺陷（结构性不利因素）是指个人、家庭或社会经济环境在社会或社区内被成体系地贬低，使得个人在整个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拥有“外来打工者、妇女和儿童”身份就是典型的结构性缺陷例证。这些特征虽然并不能代表缺陷本身，但在这些群体被社会贬低及污名化的过程中，其成员的机会结构也往往受到限制，从而使得他们被成体系地转化为社会或社区的弱势群体。［12］

图1 GLOTIP收集的各国法庭相关案件

（二）影响剥削阶段的经济因素

虽然个体的一些特征会时常与某些形式的贩运相关联，但在人口贩运中并不存在经济困难人群固有的某种特定剥削形式，经济因素与成套的剥削手段之间似乎并无相干。现有的证据表明，有经济需求的受害者几乎可以成为任何贩运形式的剥削对象。

查看那些因性剥削而被贩运的①GLOTIP收集的庭审案件摘要中，331名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受害者中，153名经济状况不佳；
共有205起案件涉及被贩运前处于经济困难状态的受害者。、有经济需求的受害者相关的庭审案例发现，儿童受害者所占的比例非常突出。②GLOTIP收集的庭审案件摘要中，共计有1496名在因性剥削而被贩运前经济处于困境的受害者，其中的518名受害者为儿童。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欧洲发现的大多数贩运儿童案件中，家境贫困是引发贩运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13］因此，世界范围内的贩卖儿童行为多为因经济因素所致，这是不争的事实。

（三）以经济作为胁迫的手段：财务控制和债务奴役

经济上有需求的受害者被招募后，在剥削阶段可能会面临特定类型的胁迫，其所处的经济困境则会成为他试图离开剥削环境的严重障碍。在因强迫劳动而被贩运的受害者的案例中，人们注意到，受害者对改善经济状况的渴求加深了其对雇主的依赖性，并由此加剧了“权力的不平衡，为雇主对雇工的利用提供了便利”。［14］

财务控制是贩运者热衷的主要策略之一，其目的是使受害者一直处于受剥削的工作状态。贩运者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以延长受害者对其的依赖性，并降低他们获取任何潜在支持的能力。在欧盟发现的以强迫劳动为目的的贩运中，雇主所采用的财务控制手段包括延期支付工资或虚假承诺在不久的将来（2～4周内）支付更高的薪酬。剥削者由此得以继续其对受害者的操控，并想方设法地在不诉诸暴力的前提下维持其对受害者的剥削。［15］

庭审案例中普遍存在的另外一种胁迫经济困难受害者的做法是债务奴役。受害者往往会被事先告知，他们必须偿还贩运者为其所预支的旅行和生活费用。通常情况下，这些债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增加——按照贩运者的说法——是因为利率的增长以及药品或其他所谓必需品的支出。在某些情形下，如果受害者不能完成日常的工作任务，还会受到罚款的处罚。

在有关性剥削受害者的案例中，债务奴役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有效的胁迫受害者就范的手段③联合国1956年《废止奴隶制补充公约》第1（a）条将债务奴役定义为“因债务人将其本人或受其控制之第三人之劳务充作债务之担保，所服劳务之合理估定价值并不作为清偿债务计算，或此种劳务之期间及性质未经分别限制及订明，所引起之地位或状况”。，它既可以阻断受害者寻求帮助的路径，又可以提升其盈利的内在动力。［16］在这些案例中，贩运者构建起了一整套的奖惩制度，将受害者一步步地拖入债务的泥潭难以自拔。比如，贩运者会在一天内不分昼夜地随时召唤受害者，以使其始终处于超负荷状态，并对其任何一次的未及时到场给予处罚。这一做法加剧了剥削的残酷性，受害者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以应对这些额外的费用。这些债务就像一只无形的手，牢牢地把控着受害者的心理，他们没有更为安全的创收替代机会，因而其冒险逃离或设法避免眼前困境的企图被日渐消磨。这些债务他们永远也无法还清，而他们的经济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只会日益恶化。

图2 GLOTIP收集的庭审案例中，涉及经济拮据受害者的案件所报告的不同剥削形式的分布

上一节的分析表明，经济拮据的人无论是在招募还是剥削阶段，都更容易成为人口贩运的侵害对象，并且可能受到特定胁迫机制的影响。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前景的黯淡有可能导致其劳动力的向外迁徙。［17］人口贩运路径与劳动力迁徙路径之间的交叉重合现象［18］，反映了一国经济的不景气同样也会增加人口贩运受害者向外流动的事实。

近期的研究显示，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减少、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的增加或者失业率的上升，都有可能使更多的人步入经济困难群体之中。［19］

1.失业率上升导致人口贩运风险的增加。当我们试图预测一国失业率的变化将如何影响其人口贩运时，2007年—2010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下简称“金融危机”）成为专家们据以判断的坐标。在那场金融危机期间，一些长期被高失业率困扰的国家的贩运受害者源源不断地涌入某些人口贩运目的国。2007年—2009年，全球许多经济体都受到此次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活动骤减的剧烈冲击，据估计，有60多个国家的经济因此陷入萧条。2007年，全球性的衰退首次触及世界主要经济体，并在其后的两年严重影响了其生产总量。2008年第四季度，高收入经济体的实际GDP平均下降了7.5%，次年第一季度的产量以几乎同样的速度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20］

这场金融危机很快就转化为了一场社会危机，富国与穷国的失业率都在节节攀升。［21］不过，对于不同国家而言，其所受到的影响也是有区别的。各国经济复苏节奏的参差不齐似乎对人口贩运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此情形下，越来越多来自失业率居高不下而经济持续低迷国家的受害者被源源不断地贩运至经济复苏较快的国家。

如图3所示，保加利亚的失业率与同一时期荷兰在其境内发现的保加利亚籍贩运受害者的人数保持正相关。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1998年—2016年的匈牙利及匈牙利籍受害者在荷兰的状况。相比之下，经济复苏较快国家的人口贩运率似乎并没有显示出上升的趋势。在金融危机及其后的几年间，类似捷克这样失业率较低且很快摆脱经济衰退状态的国家，其被贩运至荷兰的受害者人数也并未增加。［22］

图3 保加利亚的失业率与在荷兰发现的保加利亚籍贩运受害者所占比例之间的关系（1998-2017）

此外，原籍国经济状况及工作条件的恶化可能会使更多的人为了找到工作而误入歧途，或是因此被招募至恶劣的工作环境之下。正如庭审案例所揭示的，贩运者利用的正是受害者恶劣的经济境遇。已确认的人口贩运受害者多源自那些贫困率和失业率都较高的国家而不是那些富裕国家便是这一现实的反映。

这一现实与当今世界的关联尤为密切，因为非药物干预措施（NPI）和新冠疫情所引发的行为模式业已导致了全球经济的普遍衰退，其突出特征就是失业率的居高不下。［23］正如UNODC之前所预计的［24］，在全球许多地方已经显现的失业率剧增现象，很有可能引发大量的源自失业率急剧攀升且持续时间较长国家的跨境人口贩运行为。那些经济高度依赖旅游业、运输业、服务业及娱乐业的国家所遭受的损失尤其惨重。［25］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测，中欧和东南欧的失业率将从2019年的3%～5%上升至2020年的6%～8%以及2021年的5%～6%。［26］统筹考虑一些预测以及已有的分析数据，假设现有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可以预期的是，未来两年，从中欧和东南欧贩运至西欧的受害者人数在历经过去五年的持续下降后，将迎来大幅度增长。类似的推论同样适用于其他经济预期为负面的人口贩运来源国。

专家指出，从就业部门受影响的严重程度而言，这两次危机呈现出类似的模式。在金融危机期间受冲击较小的工作部门，在此次新冠疫情的前6个月所受到的影响依然轻微。［27］2020年2月，美国的失业率为3.5%，4月份激增为14.7%。与其他群体相比，美国的西班牙裔和女工以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青年工人受疫情的影响最为深刻。［28］低收入者的失业概率远高于处于最高工资分位数的人。因此，美国的失业人口主要集中于工资分配的底部，尤其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和上了一定年纪的人群。［29］此外，首批开展的针对中美洲移民受疫情影响的一项研究指出：鉴于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因疫情失去了工作，这个群体可能已经并将继续受到非药物干预（NPI）措施引起的经济后果超乎寻常的影响。［30］从金融危机中汲取的教训和对疫情的初步分析显示出了令人担忧的相似性，这很可能对全球跨境贩运活动的规模及构成产生巨大影响。原籍国失业率的整体上升可能会使更多的人为了改善其经济境遇而宁愿冒更大的风险。此外，劳动力市场的混乱对已经受到结构性不利因素影响的人口群体——如西班牙裔和女工——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可能使他们被贩运的概率因此而倍增。

2.GDP波动与人口贩运活动。有关贩运受害者的全球数据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个令人震惊的例证：来自经济陷入急剧衰退国家的贩运受害者人数呈骤增态势。委内瑞拉最近国内事态的发展便是这一现象的极好注解。2014年以来，委内瑞拉的GDP显著收缩，据估计其很大一部分人口的日平均工资可能已经跌至贫困线以下，见图4。在经济指标恶化的同时，海外发现的委内瑞拉籍贩运受害者的人数却在持续攀升。2018年，共计有430名委内瑞拉籍贩运受害者被南美洲、中美洲、西欧和南欧以及中欧和东南欧的21个国家所确认。此外，回归分析也证实，GDP的收缩与来自委内瑞拉的人口贩运规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系，这使得GDP的波动成为预测遍布世界各地的委内瑞拉籍贩运受害人数的一个相对不错的指标，见图5。

图4 2008—2018年发现的委内瑞拉籍人口贩运受害者（仅限跨境贩运）

图5 2008—2018年，委内瑞拉的实际GDP增长与委内瑞拉籍人口贩运受害者人数（仅限跨境贩运）对比（2008年的指数=100）

相反，在经济增长期，那些处境困难的人似乎可以当然地获得各种社会机制的支持，其抵御诱惑性剥削的能力也会因此而增强。如此，原籍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会使得被贩运至海外目的国的受害者人数大为减少。

我们以在德国和荷兰发现的俄罗斯籍人口贩运受害者为例来说明这一点。1999年—2015年期间，俄罗斯人均GDP呈现增长态势，与此一致，同一时期在德国和荷兰发现的俄罗斯籍贩运受害者的人数也呈下降趋势，见图6。

图6 在德国发现的人口贩运受害者中，俄罗斯籍受害者的占比与俄罗斯人均GDP之间的关系（1999—2015）

这些研究结论对于当前疫情下的经济衰退而言，意义非凡，这预示着未来的几个月里，在那些GDP收缩相对严重的国家和地区，人口贩运的敏感性有可能会上升。

人口贩运之所以向富裕国家流动，似乎是一国的GDP、收入水平以及受害者原籍国的失业率等宏观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单是GDP本身。虽然研究数据显示上述指标与人口贩运之间存在着显著关系，但仍然需要对此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以确定宏观经济变量与人口贩运之间的关系类型，并对其发生率予以量化。除了相关性外，这两种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也需要进一步明确，以确定那些潜在的直接或间接的决定因素。

应当承认，人口贩运行为是建立在影响特定群体的不利因素及对他们的压迫的结构性条件之上的，在若干个驱动人口贩运的因素中，经济因素只是其中之一。在解决影响国际人口贩运决定性因素问题时，还有其他一些要素值得进一步探讨，比如移民政策问题、性别和种族歧视、立法体系和执法能力以及放任虐待和剥削行为的政策和法律框架等。

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经济状况普遍恶化，这极有可能会令更多的人口濒临被贩运的危险。世界银行预计，伴随着人均GDP的急剧下降，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失业率将呈现上升态势。［31］这对低收入国家而言，将是致命的打击。世界银行预计，2020年低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将收缩1.6%。［32］低收入国家中面临被贩运危险的主要是那些生活在赤贫家庭里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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