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等化视角下流动老人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研究

杨 琪

(南京邮电大学 人口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42)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达2.64亿，占总人口比重的18.7%，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即将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的不可逆和城镇化的交叉作用产生了规模庞大的流动老人群体。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60岁及以上的流动老年人口规模达1800万人，占流动人口总量的7.2%。当前流动老人的大规模出现，一方面是“一代”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逐渐老化，另一方面是老年人口基于家庭因素而流动，旨在通过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性别分工和劳务分工，提高家庭整体利益[1]。然而，不同于青壮年流动人口，老年人口流动并不会挤压流入地的教育、劳动力、婚姻等市场，外加其特有的“老年”属性，极易成为边缘化群体被排斥在流入地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之外，面临着城市融入与养老困境。与此同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多年来的政策方针和总体目标。进入新发展时期，这一目标又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把“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六条路径之一[2]。在这样一个“推动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促进流动老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既努力缩小群体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让流动老人共享发展成果，也是实现更高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表现。

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国发[2017]9号)规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全体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意味着“均等化”并非是基本公共服务的无差异化，也非平均享有，而是一种合理、差异化的分享[3]。通过简单计算流动老人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绝对数量的方式来衡量其均等化程度并不合理。伴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与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以服务对象有更多的获得感为最终目标，由作为服务对象的公众群体来评判服务是否均等、服务效果如何[4]。根据福利经济学理论，最优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和水平应是将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最大化。对此，本文选用“满意度”这一衡量指标来评价流动老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代表了流动老人在服务获取上的效用水平，反映其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偏好和感受，这是评估基本公共服务效果最直观的维度。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流动老人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存在差异，各地所供给的基本公共服务类别和数量也不尽相同，故而单纯从服务支出和服务数量上评价流动老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势必存在偏差。从满意度的角度来评价分析能够避免这一问题。同时，本文将基本公共服务细分为多个服务类别，并考虑户籍制度导致的人群区隔，将户籍老人的服务满意度情况纳入比较，探讨流动老人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相关部门提供针对性强、满足流动老人需求并使其切实满意的基本公共服务给出政策建议，进而缩小老年群体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从内涵上看，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是指公众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观感受和认知，是服务享受者在接受基本公共服务后其需求得到满足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5]。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测量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以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打分的形式直接反映服务满意度。一般而言，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涵盖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社会保障、公共交通等方面[6]。既有研究中，针对流动老人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文献较为缺乏，少数文献对流动人口或农民工等群体有所涉及，但更多是聚焦于区域内全体公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群体间的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差异关注较少。在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上，已有研究主要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居民个体特征等方面切入。

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对中国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和满意度的问卷调查表明，公共服务供给会显著正向影响公共服务的感知绩效[7]。然而，受财政预算限制，地方政府更多是基于户籍制度来确定公共服务的供给规模[8]。故而，户籍制度是影响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城乡分割论从“乡-城”流动出发，认为尽管农业户籍从政策上早已不再是农村人口流动及就业的阻碍，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难以改变城乡居民在制度层面显性的公共资源、社会福利、就业机会等方面的显著差异，更让这两类群体产生心理层面的隔阂[9]。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流动人口在基本公共服务享有方面受到歧视，故而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也就“大打折扣”。但流动人口中除了“乡-城”流动人口，还有一部分人口是“城-城”流动。依据区域分割理论，公民身份差异，即“本地-外地”的差异已超越“城-乡”差异，成为当下城市中户籍分层和不公平的重要原因[10]。对流动人口而言，无论是“乡-城”流动，还是“城-城”流动，“本地-外地”这种地域上的分割不仅造成他们与当地居民社会地位与发展机会的失衡，更导致所享有的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和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差别[11]。由此，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1-1：区域分割导致的身份差异对流动老人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假设1-2：城乡二元分割导致的户口差异对流动老人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是一种主观上的心理感受，那么作为满意度的评价主体(流动老人)，其个体特征势必会对其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产生直接重要的影响。

首先，个体资源禀赋的影响。一般而言，资源禀赋包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保障资本等多个方面。从政治资本来看，党员身份或干部身份常被作为衡量政治资本的变量[12]，大多研究表明，政治资本能显著提高人们的服务满意度感知[13]。从文化资本来看，有学者发现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对当地政府各项工作满意度较低[14]。从经济资本来看，研究表明高收入群体的公共服务满意度高于低收入群体，但并不存在绝对性，还需从比较的视角来看相对剥夺感[15]。从保障资本来看，相关研究表明保障资本越强，公众对服务满意度评价就越积极。如有学者指出在控制个体特征变量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对基本医疗服务满意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6]；
还有学者从养老金待遇的角度讨论了其对参保农民满意度的正向影响[17]。基于此，本文认为，流动老人的资源禀赋对其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1：流动老人政治资本对其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2-2：流动老人文化资本对其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假设2-3：流动老人经济资本对其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2-4：流动老人保障资本对其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次，服务主观认知的影响。微观上，公共服务满意度会受到主观认知的影响，且这种主观认知具有内部结构性[18]。由于生活在同一城市中的不同群体在获取基本公共服务上的差异是能够被认知和比较的，这种不公平的认知更容易影响主体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主观评价。根据社会比较理论，在缺乏客观标准的情况下，个体往往通过与自己相似的他人间的比较来获取对自己的准确评价[19]。与他人参照比较时，相对位置较高或具有优势者一般表现为积极正面的态度，反之，相对位置较低或处于劣势的群体容易产生较强的相对剥夺感，最终偏向于负向、消极的评价[20]。相关研究表明，流动人口进入到城市后倾向于将当地城市居民作为参照对象，并随着流动时间的延长这种比较更为明显[21]。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3：以户籍老人为参照，服务主观认知对流动老人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有着显著正向影响。

最后，社区交往的影响。社区作为流动老人的重要生活场所，对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起着关键作用。已有研究发现，跟随子女进入城市的随迁老人，在新环境中极易无所适从、孤独感倍增，社会交往不足；
而社会交往能够促进其心理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22]。社交网络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更能调节公共服务的客观实在性，人们更能主动获取公共服务并从主观上认同公共服务的供给者[23]。假设如下：

假设4：社区交往会对流动老人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此外，本文还考虑了相应的控制变量。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将个体的人口学特征，如性别、婚姻、民族、年龄、健康等加以控制[24-25]，这些均会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产生影响。最终建立流动老人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流动老人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一) 数据来源

流动老人样本数据来自课题组于2019年4月—2020年9月在南京市开展的以“流动老人基本公共服务”为主题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在南京市居住6个月及以上、非南京户籍的60周岁及以上的人口。问卷采用分层随机抽样及简单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先在南京11个行政区内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特征和流动老人分布情况抽取6个区，再在被抽中的样本区中按照“街道—社区”的顺序进行随机抽样，共计调查了46个社区。问卷采用SPSS24.0软件进行分析处理。本次调查共发放900份问卷，回收问卷809份，问卷回收率为89.9%。剔除掉存在严重缺失值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798份。为便于将流动老人与本地户籍老人进行对比研究，课题组在选取的样本社区通过随机抽样调查的方式，对南京市户籍老人进行了基本公共服务专题调查，同样发放900份问卷，剔除缺失值，获得有效样本865份，有效率为96.1%。

(二)满意度模型构建

本文所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属于连续性变量，故采用多元回归模型来分析流动老人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构建如下影响因素分析模型：

Si=α+α1·Ide+α2·Reg+α3·End+α4·Rsp+β·X′+ε

(1)

式(1)中，Si(i=1,…,6)为i类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α为常数项，Ide代表着老人身份，Reg表示的是老人户口类型，End为个体资源禀赋，Rsp为服务主观认知，X′为人口学特征，ε为残差项，αn(n=1,2,3,4)、β为对应指标参数。

对其简化，可得到如下模型：

(2)

其中，γ为常数项，bk为带估参数，xk为相关变量，ε为扰动项。

同时，共设置如下三类模型进行回归分析：a.总样本的回归模型；
b.流动老人样本的回归模型；
c.户籍老人样本的回归模型。

(三)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受访老人的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包括基本公共服务的总体满意度，以及基本养老、基本公共交通、基本医疗卫生、基本文化体育、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五类基本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其中，受访老人根据获得基本公共服务情况进行打分，满分为100，得分越高，意味着受访老人对服务的满意度也就越高。

2.解释变量

通过与当地户籍老人的对比，本研究重点考察了流动老人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其中核心解释变量主要包含户籍、资源禀赋、服务主观认知、社区交往。

(1)户籍变量。具体划分为受访老人身份、户口类型及两个变量的交叉。其中，受访老人身份是二分类变量，“户籍老人”赋值为0作为参照，“流动老人”赋值为1。户口类型分为非农(=0)和农业(=1)两类。进一步将身份和户口类型交叉分类，分为四种类型：本地非农老人、本地农业老人、外地非农老人、外地农业老人。将外地非农老人赋值为0，本地农业老人、本地非农老人、外地农业老人依次赋值为1、2、3。

(2)资源禀赋变量。主要涉及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保障资本，分别通过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水平、参加医疗及养老保险这几个指标来衡量。

(3)服务主观认知变量。通过问卷中受访者对自身获取基本公共服务的评价来衡量，即“与当地(其他)老人相比，您认为您所获得的基本公共服务是否存在差别？”，答案项为差别很大(=1)，有差别(=2)，说不上有差别但不能说无差别(=3)，略微差别(=4)，无差别(=5)。将其处理为连续性变量，得分越高，意味着主观认知越积极。

(4)社区交往变量。通过问卷中“您与邻居、街坊的熟悉程度”来衡量，处理为连续性变量，打分从1～5，分数越高表示越熟悉。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为受访老人的人口学特征。涉及的变量主要有性别、民族、婚姻、年龄及健康状况(如表1)。值得注意的是，流动老人样本中多加一个控制变量居留时间，该变量作为连续变量进入模型。

表1 相关变量描述统计分析 %

续表1 %

(一)流动老人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描述性分析

首先，结合表1可知，虽然流动老人和户籍老人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范围均在60～80之间，属于比较满意的水平，倾向于肯定性评价，但进一步将受访老人的满意度评价细化分类，即将打分在0～20的划分为“不满意”，打分范围在21～40的属于“较不满意”，打分41～60、61～80、81～100分别为“中等满意”“比较满意”“非常满意”。根据图2，流动老人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属于较好偏下的水平，而户籍老人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属于较好偏上的水平，两者仍存在显著差异。流动老人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仍有待提高。

图2 流动老人与户籍老人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对比

其次，在各类基本公共服务中，尽管流动老人满意度评价普遍低于户籍老人，但是流动老人对各类基本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有所差异：在所有服务类别中，流动老人对基本公共交通服务的满意度是最高的，对基本养老服务满意度最低。而户籍老人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满意度最高，对基本文化体育服务的满意度最低。值得关注的是，流动老人和户籍老人的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差异最小的是基本文化体育服务，仅相差0.21，可见户籍对该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较小。

最后，除了被解释变量外，两类人群在其他特征变量上也有差异。例如，流动老人的平均年龄、社区交往、服务主观认知、参加医疗与养老保险的比例等均明显低于户籍老人，表明两类人群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差异可能还会因个体特征、资源禀赋、服务主观认知、社区交往等多种因素的差异导致，需进一步加以论证。

(二)流动老人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流动老人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见表2、表3。

表2 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回归分析

为充分考察流动老人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关键影响因素，本文共构建9个回归模型。其中，模型1～4旨在分析流动老人与户籍老人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影响因素差异(表2)。模型5～9分析了总样本下分类别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表3)。

表3 总样本下分类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回归分析(N=1663)

模型1中，流动老人在0.01水平上显著(b=-2.162)，且呈现负向影响，反映出相对于户籍老人，流动老人的身份会降低其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总体满意度，假设1-1得到验证。农业户口在0.05水平上正向显著，表现为总体样本中，相对于非农老人，农村老人服务满意度更高。而在流动老人样本(模型3)中，户口类型变量并不显著，可见，是否为农业户口尚不会对流动老人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产生影响。进一步，将身份-户口交叉分析(模型2)纳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与外地非农老人相比，本地农业户口老人总体满意度在0.01水平上呈现正向显著，本地非农老人总体满意度在0.05水平呈现正向显著，外地农业户口老人满意度并不显著。表明对流动老人而言，对其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影响显著的是流动与户籍，而户口类型对其服务满意度的影响较弱，再次验证了“户口类型对流动老人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论。假设1-2并不成立。因此，对于流动老人而言，地域分割造成的身份差异影响正在取代传统上城乡户籍差异的影响，成为流动老人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低于户籍老人的重要原因。然而，模型4(户籍老人样本)中，户口变量在0.05水平上显著，表现为农业户口老人的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高于非农户口老人，反映出对户籍老人而言，城乡二元分割带来的影响仍然显著。原因可能如下：随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大力推进，政府在不断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导致城乡间的公共服务差距缩小，对农村老人来说，各类服务得到质的飞跃，因而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较高；
而非农老人本就处在基本公共服务相对完善的城市中，对服务的要求与期待自然较高，若基本公共服务改善不显著的话，反而会削弱其服务满意度。

模型3中，在资源禀赋方面，党员身份(b=-0.317，P<0.05)的流动老人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比非党员身份的流动老人要低。同样，家庭经济状况变量在0.05的水平上显著且呈负向影响，表明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的流动老人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总体满意度越低。由此可知，假设2-1与2-3均未被验证，原因可能在于政治资本、经济资本越强的流动老人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就越高，在现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服务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势必会降低其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在受教育程度上，处于初中、高中(中专)的变量正相关但并不显著，与假设2-2的判断不符，反而是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流动老人在0.1的水平上呈现负相关，表现为学历高的流动老人对流入地的基本公共服务要求较高，因而总体满意度相对较低。与此同时，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均对流动老人的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不同在于前者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后者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2-4得到部分验证。原因可能在于，医保难以实现异地报销导致使用困难，加剧了流动老人的不满意程度，而养老金的领取和使用不受地域影响，同时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流入地，养老金的存在能够缓解一定的经济压力，因而能够增强满意度。由此观之，资源禀赋的确会对流动老人服务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但总体上对流动老人而言，个体资源禀赋愈强，其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越低。

与此同时，服务主观认知(b=2.976)、社区交往(b=0.485)分别在0.01、0.05的水平上呈现正向显著，反映出流动老人对基本公共服务主观认知越积极，其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就越高；
流动老人与社区内居民的交往越密切，其基本公共服务的总体满意度越高。假设3、假设4得到验证。

对比模型1～4的结果，除户籍制度影响外，可以发现在资源禀赋变量中，总体及户籍老人样本的满意度影响因素大致相同，但流动老人的样本结果却呈现出不同的趋势。表现为：政治及经济资本越强的户籍老人对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就越高，但流动老人却与之相反。在文化资本上，户籍老人表现为其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降低，但在受教育程度为大学及以上的样本中并不显著；
而流动老人却仅在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上表现出了负向的显著性。在保障资本上，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方面，总样本、流动老人样本及户籍老人样本呈现出一致趋势；
但在参加养老保险方面，流动老人样本与总样本、户籍老人样本有所不同，即流动老人在0.05的水平上显著，总样本、户籍老人则不显著。在社会资本及服务主观认知变量中，三个样本均表现为社会交往越紧密、服务主观认知越积极的老人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总体满意度越高。

从表3中可知，一方面，户籍的两个变量显著影响基本养老服务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满意度，但在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服务模型中(模型9)，户口类型变量并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无论何种户口类型均不会对流动老人养老和医疗保险服务的享有产生影响，但是否为本地户籍，却显著影响着老人的养老金水平、医保卡使用及医疗费用报销等。另一方面，身份变量与户口类型变量在基本公共交通和基本文化体育服务模型中并不显著，均未对服务满意度产生影响。反映出在当前调查区，即南京市的基本公共交通服务与基本公共文化体育服务的供给和享有并未受到户籍制度的影响。此外，在模型5～9中，个体特征对各类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尽管老人自身资源禀赋异质性导致其对各类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各不相同，但是老人的服务主观认知和社区交往对各类服务满意度有着积极影响，尤其是对基本养老服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以及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服务。

本文通过对南京市流动老人及户籍老人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对比实证研究发现，流动老人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分类别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均低于本地户籍老人。进一步，通过构建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分析，可得如下结论：

第一，户籍制度引发的地域分割是导致当前流动老人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低的重要因素，但部分类别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并未受到户籍制度限制，表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已初显成效。一方面，对流动老人而言，相对于城乡户口的影响，因流动而带来的“外地”身份是导致其服务满意度低于本地户籍老人的关键原因。户籍的限制让流动老人难以获得与本地老人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户籍的壁垒作用仍然存在，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降低了流动老人的满意度。另一方面，分类来看，基本养老服务、基本医疗卫生与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这三类服务的满意度受到户籍制度的影响最大，表明就目前而言，流动老人仍难以与本地老人均等化享有这三类服务。不过，基本公共交通和基本文化体育服务的满意度并不受户籍的约束，故而对该两类服务满意度低于户籍老人的流动老人，应帮助其主动接纳并享有相关公共服务，提升其服务满意度。

第二，资源禀赋、服务主观认知、社区交往等个体特征均会对流动老人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首先，资源禀赋上，对流动老人而言，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保障资本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各不相同，再加上个体间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流动老人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有着较强的异质性，服务满意度也就呈现出不同的状况。对此，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政府制定差异化政策，有针对性地为流动老人提供个性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瞄准率和有效性。其次，服务主观认知对流动老人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服务主观认知越积极，对服务的满意度就越高。但调查发现，流动老人普遍会以本地户籍老人为参照，认为自身在基本公共服务上与本地老人存在差异，有着较强的服务剥夺感，故而服务主观认知打分并不高，较为消极；
相反，户籍老人并不认为自身与他人在服务上存在差异，服务剥夺感较低，其服务主观认知打分较高，较为积极。故而两类人群在服务主观认知上的较大差异也是导致流动老人服务满意度低于户籍老人的重要原因。最后，社区交往能够提高流动老人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满意度。除了模型6和模型8，社区交往变量均在各模型中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一定程度上，社区交往反映了流动老人在城市社区内的融入状况，与社区居民越熟悉，意味着其越能适应流入地，进入新的交际圈，同时也能增强对当地基本公共服务的了解和使用，进而提升服务满意度。

对此，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建议以提升流动老人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

一是继续加强户籍制度改革，逐步降低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的关联度。将附着在户籍上的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相剥离，消减户籍在流动老人获取基本公共服务过程中的门槛作用，尤其是要减少基本养老服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户籍限制，完善并优化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就医和报销流程。流入地应以常住人口为基准动态调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进一步落实居住证制度，提高附着在居住证上基本公共服务的“含金量”，确保流动老人享有均等获取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此外，随着流动老人的不断增加，应逐步降低基本养老服务准入门槛，促进流入地基本养老服务的均等化。

二是充分考虑流动老人的特殊性及异质性，服务供给由“自上而下”转为“自下而上”。对流动老人而言，流入地基本公共服务获取的数量与质量是其适应并融入当地生活的重要体现。应根据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流动老人提供针对性、适用性的基本公共服务，加强流入地与流出地间的政策衔接，确保流动老人各项养老保障能顺畅迁入到流入地。对于资源禀赋较为薄弱的流动老人，应重点关注并加强基础服务供给，促进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各项保障服务的转移与衔接；
而对于资源禀赋较为丰富的流动老人，应鼓励其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满足其精神需求，积极促进老人在社区中的深度融入。

三是注重流动老人的服务感受，增强其服务主观认知，提高流动老人在基本公共服务主观上的获得感。流动老人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不仅涉及其对服务的实际需求，还涉及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认知程度。应积极引导流动老人有效获取流入地基本公共服务以及熟知相关服务政策，形成对服务获得的理性认知和积极心理预期；
同时，拓宽民众利益诉求渠道，增强流动老人利益诉求的意愿，切实提升流动老人服务满意度和获得感。

四是流动老人自身应加强社区交往，尽快融入当地社区生活。一方面，流动老人自身应从观念上加以改变，消除“过客”心态，改变外来者心态。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社区交往，与社区管理人员、居民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在积极融入社区的同时获取政策允许范围内社区所能提供的各项基本公共服务；
主动反馈服务需求和面临的服务困境，寻求社区及基层组织的帮助，以便更好地在流入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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