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元代西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赵君

（西藏大学文学院 西藏拉萨 850000）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不仅是中国历史动态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客观性历史存在。综观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部中国史，既是一部生活在今天中国这片辽阔土地上的各民族及其先民交往交流交融并汇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也是一部各民族及其先民携起手来共同缔造、发展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中华各民族在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疆域、共同书写祖国悠久历史、共同创造中华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中国伟大民族精神的过程中，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统一性和整体性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1]在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影响其形成的有自成一体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区域之间互补共生的经济联系等诸多因素，但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形成并不断被中华各民族普遍接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换句话说，中华各民族在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成为各民族联系、融合与携手前行的纽带，也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得以巩固和发展的核心凝聚力量。[2]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自古就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民族，在与周边地区和民族，尤其是在与中原地区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中国王朝时代形成的以追求地理疆域统一和高度认同中央政权、中国道统、中国治统等为主要特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并成为藏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大动力。有元一代，西藏不仅在纳入元中央政权正式管辖的过程中形成了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美国的L·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书中指出：“中国为什么会拥有世界上最古老、连续不断的文明？根本原因在于地理——它与人类其他伟大的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3]中国自成一体的自然地理环境是中华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范围，无论是汉族建立的政权，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把追求国家地理疆域的统一作为建立大一统国家的重要政治目标之一。这种追求团结统一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成为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成为中国近代遭遇西方国家侵略时，中华各民族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精神力量。在蒙古汗国从地理疆域上统一中国的过程中，西藏地方政教首领给予元朝以大力支持。1268年，八思巴受忽必烈之命，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创制了蒙古新字，并携带新创制的蒙古新字于1269年抵达大都。八思巴抵达元大都，将蒙古新字呈给忽必烈后，他即刻下诏将蒙古新字颁行全国。恰在八思巴抵达大都时，忽必烈做出了要再次发动战争攻灭南宋的决定，这是蒙古汗国统一中国过程中的一场重要战争。在忽必烈发动攻灭南宋的战争前后，八思巴给予其多方支持和鼎力协助，为元朝完成中国地理疆域上的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关于这一历史事件，无论是汉文史料，还是藏文史料，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载。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撰写的《汉藏史集》一书中，详细记载了忽必烈制定攻灭南宋决策时，八思巴参与决策制定、充当顾问的情形。当皇帝问八思巴说，现在我的财物不足，在蒙古的南面，有一个国王叫蛮子，其治下的百姓非常富庶，如果我派兵去攻打这个地方，依靠佛法的气力，能不能攻克？时任忽必烈上师的八思巴回答道：“现今陛下身前尚无能建此功业之人，故不宜骤行，我将访查之。”[4]在即将对南宋用兵时，八思巴进一步向忽必烈建议，让其在攻灭南宋时，一定要选好统领兵马的将帅，并且还向其建议，要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前提下方可出兵。除此之外，八思巴还主动为忽必烈物色攻灭南宋的主帅。伯颜本是蒙古八邻部人，但从小在西域长大，曾任旭烈兀的怯薛长。八思巴物色到伯颜后，在忽必烈面前极力夸赞伯颜的才能，推荐其做忽必烈攻灭南宋的主帅，并得到忽必烈的允准。伯颜自被忽必烈留用在元朝廷后，只用了五年的时间，就从光禄大夫、中书左丞相、拜中书右丞相，一直升迁至主掌着朝中军权的同知枢密院事。就在伯颜被选入元朝廷不久，忽必烈就与八思巴进行磋商，把攻灭南宋统帅的重任交给了伯颜，也正是在伯颜的率领下，元朝军队最终将南宋消灭。

此外，除八思巴本人极力支持忽必烈攻灭南宋外，以其为首的整个藏传佛教上层集团，也都非常积极地支持忽必烈攻灭南宋，统一整个中国。时任总制院使的桑哥是八思巴的门徒，忽必烈和他共同指挥着当时担任江南佛教都总统的杨琏真加，毁坏了南宋位于浙江一带的陵寝和郊天台，并在此地修建了天衣寺，希望通过神佛之力镇压江南的反抗。《元史》记载，1285年正月，桑哥对杨琏真加说，会稽（今浙江绍兴）有一座泰宁寺，南宋将其毁坏，并在其上建立了建宁宗等攒宫，钱塘有一座龙华寺，南宋也将其毁坏并将其作为南郊。这两个被南宋毁坏的寺院均为胜地，应该将他们恢复为寺院，作为皇帝和东宫祈祷的地方。[5]1286年忽必烈进一步下令，将江南地方被人占据的废寺和土田，全部交给总管佛教的杨琏真加，让其重新修建寺院。此外，他还应桑哥的请求，命杨琏真加“遣宋宗戚谢仪孙、金允坚、赵沂、赵太一入质”。[6]这充分反映了八思巴及以其为首的藏传佛教集团，对忽必烈攻灭南宋、实现中国统一的大力支持，为元朝完成地理疆域的统一作出了突出贡献。

由于八思巴为元朝统一全国作出了积极贡献，作为赏赐，忽必烈把乌思藏地区的十三万户作为供养地赏赐给了八思巴。1274年，八思巴的弟弟亦邻真监藏继任帝师之位后，在真金太子的护送下，踏上了返回西藏的路途。1275年，八思巴一行到达马尔康地方的卓木多寺，得知元军渡江后，以势如破竹之势迫使江浙一带的南宋军队纷纷归降，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不久也被攻下，八思巴为此还专门给忽必烈写了一封题为《赞颂应赞颂的圣事》的信，向忽必烈完成统一大业表示祝贺。信的最后写到：“因蒙古第五传大皇帝忽必烈之福德，所有国土终成一统，尤以立国已久、王统未尝断绝、国政稳固、疆土广大之蛮子国归降于人主脚下之莲台，使皇帝福德之光遍照于直抵大海之大地坛城。为赞颂此圣业，比丘八思巴阴木猪年（1275年）秋二十二日吉时写于马尔康地方之赞多新寺。”[7]这充分表明了八思巴对忽必烈灭亡南宋、统一中国的积极态度。此外，在这封祝贺元军统一江南的贺表中，八思巴不仅用了许多佛教典故来称颂忽必烈，还用了“闻陛下之声名，吾心即得康乐，犹如莲花之香，因轻风而传至偏远，弱小蜜蜂觉之，亦振翅而作响”等极力赞美忽必烈的词句。八思巴还把忽必烈称作蒙古的第五传大皇帝，并赞扬忽必烈的福德之光照遍了一直抵达大海的大地坛城，这充分表明了以八思巴为首的西藏政教领袖们支持和拥护忽必烈统一天下，建立多民族大一统王朝的政治态度。

上述事例均充分表明，以八思巴为首的西藏地方政教首领，对元朝地理疆域的统一给予了大力支持，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早在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时期，即已形成了“天下共主”的观念，这种拥有天下共主之名的中央王朝，对周边的民族和政权产生了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因此，历史上的中华各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权对中央王朝的高度认同，不仅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核心力量，也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吐蕃灭亡后，西藏进入分裂割据时期，随着各地方割据势力的不断发展和相互兼并，卫藏地区约在13世纪初期，逐渐形成了萨迦、蔡巴、止贡、达垅、帕木竹巴等几个宗教势力和世俗势力相结合的、实力较强的地方割据势力，他们不仅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各自为政，还在政治上处于互不统属的割据状态，这种状态一直延续了400多年。公元13世纪，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到确立阶段之际，蒙古势力在长城以北的漠北地方崛起，以铁木真为首的乞颜部是蒙古最初的两个部落之一，他们在铁木真的带领下，不断兼并其他部族，并于1206年统一漠北的蒙古诸部族，建立大蒙古汗国，基本结束了各部族之间连年混战的政治局面，将中国自秦朝开创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推进到最终确立的历史新时期。当蒙古汗国在漠北地方崛起之时，长城以南的中原地区仍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几个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各据一方：西北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和契丹族建立的西辽政权；
东南有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权；
西南有以白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大理政权；
青藏高原在吐蕃政权崩溃后，则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状态。长期受“大一统”观念影响的中华各民族，都将建立政治统一的中国作为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再次实现中国政治上的统一，成为已处于分裂割据状态达400多年之久的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1218年，西辽和西域诸地先后被成吉思汗的大军所灭，这极大地震慑了紧邻西辽和西域的西藏阿里地区，他们慑于蒙古大军的军威，主动派人与蒙古汗国商谈并臣服于蒙古汗国。为了加强对阿里地区的政治统治，蒙古汗国还专门设置了两名元帅对该地进行管理。1227年，蒙古大军攻灭西夏，并收复了今甘肃、青海藏区，蒙古势不可挡的赫赫声威从北面、西面和东北等几个方向传入西藏，而从蒙古的战争策略来讲，西藏以及整个青藏高原在蒙古汗国的西部阵线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这一消息传入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状态的西藏之后，对西藏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地方政教势力产生了极大震慑，他们立刻聚集在一起商讨应对蒙古大军的对策，讨论的结果是派两名代表携带贡品觐见成吉思汗，表示西藏愿意臣服蒙古大汗。但后来，因蒙古大军改变了征服路线，西藏地方的两名代表未能按计划成行。十余年后的1239年，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为了解西藏的实际情况，又派他手下一个叫多达那波的将军率一支蒙古骑兵，开始向西藏进军。但是，由于西藏地理环境极其特殊，且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所以多达那波的军队仅前进至藏北一带就撤军了。多达那波回去后，将进军西藏途中获得的有关情况向阔端作了汇报，阔端对西藏的政教情况进行多方面权衡后，最终决定选择位于后藏地区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作为说服西藏归附蒙古汗国的人选。阔端于1244年向萨班发出了一封正式邀请其赴凉州（今甘肃武威）进行会盟的信函。但就在这一年，阔端的父亲窝阔台汗因病去世，作为皇子的阔端必须依照蒙古惯例前去接受封拜而无法前往凉州与萨迦班智达会盟。但是，为了表示蒙古会盟的诚意，阔端派较为熟悉西藏的多达那波带着令旨和赏赐物品，来到位于后藏的萨迦，当面郑重迎请萨班赴凉州与阔端会盟，以共同商讨归附大计。阔端在信中向萨班承诺，如果西藏归附蒙古，西藏所有教派的僧人都将归萨班掌管。萨班审时度势，最后决定带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赴凉州会盟。萨班在赴凉州途中，不仅向沿途的西藏各地政教势力介绍蒙古统一全国的形势，还同他们商讨归顺蒙古汗国事宜，萨班的这一举动得到了西藏各派僧俗势力的大力支持。

1246年8月，萨班一行顺利抵达甘肃凉州，但是恰巧又碰上阔端前去蒙古汗国的首都和林参加蒙古大汗选举大会，他们只好住在凉州等候阔端回来。1247年年初，萨班一行在凉州等了四个来月后，阔端才从和林返回甘肃凉州，并与萨班举行了会晤，就西藏归附蒙古汗国事宜进行了深入的协商。在会晤过程中，双方就西藏归顺蒙古后的具体事宜达成一致意见，萨班立即从凉州向西藏各政教势力的僧俗大众发出了一封敦劝他们归顺蒙古并向其纳贡的信件，即西藏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思藏纳里速各地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萨班在信中特别指出，综观今天的天下大势，蒙古汗国统一全国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蒙古军队实力极其强大，赡部洲已经全部纳入蒙古汗国统治之下，如果我们归顺蒙古，并能与他们诚信相处，他们也一定会与我们同甘苦，共患难。[8]在这封信的末尾，萨班还非常详细地列出了蒙古人喜爱的各种贡物清单。这封信发回西藏后，卫藏的各政教势力阅读完信件的内容后，纷纷表示愿意归附蒙古汗国并接受其统治。萨迦班智达在蒙古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能够正确判断国家形势并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积极推进西藏地方归附蒙古汗国，为中国大一统政治格局的确立作出了突出贡献。因此，阔端和萨班的这次会晤，不仅是西藏与内地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结果，也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251年，为推进西藏纳入元中央政权管辖作出突出贡献的萨班和阔端先后去世。阔端去世后，蒙哥汗继承了其蒙古汗国的大汗之位，八思巴则在萨班去世后成为了政教合一的萨迦政权的首领。在中国历史上，对新纳入中央政权的地方政权开展户口清查工作，是地方政权纳入中央政权管辖并实施行政管辖权的重要标志之一。1252年，为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有效管辖，刚刚继承蒙古大汗之位的蒙哥汗就决定派使臣进入西藏清查户口，旨在摸清西藏的人口情况，为下一步行政区划的设置奠定基础。在这项工作中，八思巴不仅派官员积极配合并协助蒙古使臣开展户口清查工作，还专门给乌思藏的各教派首领写信，要求他们积极配合户口清查工作。在八思巴和西藏各政教首领的积极配合和协助下，蒙古汗国仅用一年时间就顺利完成了首次在西藏的查户定界工作。

1260年忽必烈继承蒙古大汗之位后，立即结合统治区域不断扩大、统治人口和民族不断增多的实际，着手对蒙古汗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他首先组建了由蒙古贵族为首并联合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和汉族地主构成的中央政权。1264年忽必烈还设置了专门负责全国佛教事务并统辖西藏地方军政事务的机构宣政院。该机构是一个国家机构，直属中央政府管辖，并于1288年仿照唐朝在宣政殿接待吐蕃使臣的管理，将其更名为宣政院。考虑到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实际情况，宣政院及其下属机关在组织制度上作出了实行僧俗并用官员制度的特殊规定，这就为西藏僧人进入元朝统治集团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以八思巴为代表的西藏地方政教首领，也正是遵照这一特殊的政治制度，继续沿着萨班和阔端凉州会盟开启的西藏纳入元朝中央政权管辖的历史轨迹，主动自觉地加入到元中央统治集团之中，积极担任元中央政府授予的官职，充分发挥打通西藏与蒙古统治集团之间政治关系的桥梁纽带作用，为元朝在全国构建大一统格局作出了突出贡献。《汉藏史集》记载，八思巴因学识渊博、才能出众而深受忽必烈赏识，他曾在臣下面前夸赞八思巴，说其学识在他自己之上。所以，八思巴作为元朝皇帝的顾问，皇帝不仅要向他请教佛法之事，还要与其商议俗世中的大事，八思巴也经常给忽必烈出谋划策，为巩固元朝的大一统政权作出了突出贡献。《汉藏史集》还记载，元朝因为长期南征北战，致使朝廷财力不足，这深刻地影响了蒙古军士的待遇和士气，忽必烈对此颇感棘手，他为此就如何增加元朝的财物问计于八思巴，八思巴建议他拿出御库中的钱财赏赐给将士，而且这些钱财一定要足够将士们数年使用，这样可消除军士们的后顾之忧。忽必烈采纳了八思巴的建议，并照此行事，不但稳定了军心，还极大地鼓舞了将士们的士气。此外，作为皇帝的私人顾问，八思巴还经常向皇帝举荐人才。西藏纳入元中央政权管辖后，亟需建立新的行政体制，元中央政权在推动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得到了西藏政教首领们的大力支持，他们不但在元中央机构担任要职，还积极协助元中央政府开展工作，成为政府的得力助手，这充分体现了西藏地方的政教首领对元中央政权的政治认同。在西藏建立新的行政体制是元中央政权在西藏地方行使有效管辖权的重要标志之一。1269年年初，八思巴在元中央政权的授权下，圆满了完成了西藏新行政体制的建立，在他返抵大都时，当时代理大皇帝的长子真金、后妃以及诸多大臣，以非常隆重的仪式迎接八思巴的到来，这不仅体现了西藏地方新行政体制建立对元中央政权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也充分反映了忽必烈对八思巴完成西藏地方新行政体制建立的充分肯定。

除萨迦派以外，噶玛噶举派和帕竹派在维护元中央政权权威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1253年，噶玛噶举派首领噶玛拔希应忽必烈之诏令，前往四川嘉绒地区拜谒忽必烈，并将乐发菩提心的仪轨传授给忽必烈。1256年，为了在西藏建立一整套较之前更加完善的政权机构和政治制度，进一步有效实施对西藏的管辖，蒙古国大汗蒙哥再次诏令噶玛拔希赴漠北商议此事。在双方会晤过程中，蒙古国大汗除赠送给噶玛拔希一顶金边黑帽，封其为国师外，还赏赐给他金印、白银等大量贵重物品。之后，噶玛拔希长期居住在元朝的大都，为蒙古大汗效力。此外，作为帕木竹巴派代表的绛曲坚赞，也在很多方面极力维护元中央政权权威。例如，有一次，帕竹派和止贡派就蒙古的法律进行激烈争辩，止贡巴认为蒙古法律太过严苛，甚至有点儿不近人情，绛曲坚赞不但没有迎合止贡巴的观点，还理直气壮地对止贡巴说，要是没有蒙古严峻的法律，丹玛你和勒竹巴与我二人还有什么区别？蒙古法律严峻对于你我而言难道不好吗？正是由于蒙哥汗的恩泽和法令，才有了止贡派的名号和教法；
仰仗薛禅汗的恩泽和法令，才有了萨迦派和蔡巴的权势和教法；
仰赖旭烈兀的恩泽，才有了帕木竹巴的政权和安定。[9]因此，绛曲坚赞与止贡巴的辩论，不但说服止贡巴认同了元朝的法律，还极大地维护了元中央政府的法律权威。

“治统”是指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政治统治的继承性和连续性。司马迁在《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以及西汉前期的诸帝本纪中，清晰地描述出了中国从三皇五帝至汉代“治统”的历史发展轨迹，[10]为后世官方史书的编撰开创了中国政治统绪的历史书写方式。此外，自隋唐以来的历朝历代统治者，不管是汉族建立的中央政权亦或是地方政权，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亦或是地方政权，不但承认、遵从并践行着自炎黄以来司马迁开创的这个“治统”传统，还共同维护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这一政治秩序，这种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政治统绪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蒙古族建立元朝中央政权后，西藏地方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教首领也对中国的“治统”传统予以高度认同。

公元1274年，三十九岁的八思巴辞去元朝皇帝忽必烈帝师的职务，在皇太子真金的护送下离开临洮，踏上了返回西藏的道路，并于1276年回到萨迦。在真金太子护送八思巴返藏途中，八思巴应真金皇太子的请求，为其讲授佛法，主要内容包括世间的形成、释迦牟尼成佛的过程、吐蕃王统及佛教在西藏的传播、西藏周边民族分布、元朝王统以及蒙古佛教的兴起。公元1278年，八思巴将其为真金太子宣讲的佛法内容，用蒙古文撰写成《彰所知论》一书，该书分为上、下两卷，是一部将阿毗达摩的佛学知识和蒙古、西藏的历史知识融为一体的佛教纲要书。在《彰所知论》“情世界第二品”中，八思巴提出了新的宗教和王统传承谱系。他将佛教在印度的兴起和发展、印度王统与佛法在吐蕃的发展、吐蕃王统与佛教在内地、西域、云南的发展，特别是元朝统治者接受佛教的历史，成吉思汗以来的蒙古王统世系，尤其是忽必烈皇帝及诸子的历史关联起来，在宗教和王统上创立了两个新的谱系。在宗教这一谱系中，八思巴依据佛教的世界观，把蒙古佛教与印度佛教、吐蕃佛教联系起来，旨在说明蒙古佛教与印度佛教、吐蕃佛教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三者在法统上是具有连续性的；
在王统这一谱系中，他则把蒙古王统与释迦王统、吐蕃王统联系起来，认为蒙古王统是从释迦王统传承而来，其用意是说明蒙古王统的合法性。因此，无论是宗教谱系，还是王统谱系，八思巴均开创了蒙藏同源说的先河。蒙古族建立的最高统治集团作为中国王朝时代的中央政权，是中国政治统绪的合法继承者，八思巴的蒙藏同源说实质是中华各民族同源共祖说的翻版。正是从这一点上来说，八思巴的《彰所知论》事实上包含着为元朝统治者从宗教上建立合法统治创造理论依据的用意，并由此开创了蒙古史书书写中蒙藏同源说的先河，这对后世史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1]例如，在藏文史书《汉藏史集》中，将蒙藏同源说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即创立了汉族、藏族、蒙古族同源共祖说，即“最初，在玛卡秀雅许的上部，有斯巴的王子亭格，生有三子，即汉、藏、蒙古（霍尔）三者”。[12]

历史上中华各民族的认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他们或者直接认同汉族或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或者通过与另一个边疆民族政权建立联系的方式认同中央王朝，认同方式虽异，但最终都是以认同中央王朝为归宿，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汉藏史集》的作者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把汉人、藏人、蒙古人和门巴人，从血缘上联系在一起，不仅再次彰显了藏民族对中华各民族同源共祖这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也充分反映了藏民族对中国汉代形成的“治统”传统的承认和尊重。

中国的“道统”主要是指周公、孔子以来形成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传统，这种思想传统在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了佛家和道家的思想，到隋唐时期业已形成儒、释、道深度融合的思想体系。在其建立并完成统一多民族中国大业的过程中，在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金朝和以儒家为主导思想的南宋交战的过程中，蒙古统治者不仅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还深刻理解了“可以马上取天下，但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因此，蒙古统治者在笼络各种宗教，并借用宗教力量统治驾驭蒙古和西藏时，极力抬升与儒家思想体系有诸多共通之处的藏传佛教的地位，不仅在中央设立了管理全国释教的专门机构——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还让在蒙藏地区颇具影响的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统领全国佛教事务。藏传佛教的萨迦派首领先后被元朝皇帝封为国师、帝师，不仅完成了蒙古统治者交付的宗教、世俗层面的任务，还在元朝实现全国性大一统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以萨迦班智达、八思巴、恰那多吉为代表的西藏僧俗首领，不仅积极与蒙古统治者建立联系，还在元朝把藏传佛教作为精神力量统御蒙藏地区的过程中予以了最大限度的支持。萨满教是蒙古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在他们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为了借用宗教力量统御广大蒙藏地区，才有了利用藏传佛教的想法。1206年，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和中亚的过程中开始接触藏传佛教，了解到藏传佛教是生活在广袤的青藏高原上的人们的主要信仰，并产生了借用宗教力量统御蒙藏地区的想法。因此，成吉思汗在进兵新疆的柴达木时，就曾给位于后藏地区的萨迦寺的住持扎巴坚赞致书。在这封书信中，成吉思汗不仅对藏传佛教大加赞扬，还表示他自己统治的蒙古草原上的所有居民愿意皈依藏传佛教，成吉思汗之后的蒙古大汗和元朝皇帝更是继续大力推进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例如，忽必烈为了表示对藏传佛教的虔诚，曾先后三次接受八思巴的密宗灌顶，1270年，忽必烈晋升八思巴为帝师，封号为“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精通五明班智达”，并赐玉印。1280年，八思巴在萨迦寺圆寂，忽必烈又赐其尊号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元朝之所以能把藏传佛教作为蒙藏地区人民的精神信仰，不仅与蒙古大汗和元朝皇帝的大力推动有关，也与萨班、八思巴等人竭诚追随蒙古大汗和元朝皇帝，为元朝建立全国大一统政权而忠心效力密不可分。蒙古统治者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将藏传佛教作为其精神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萨满教作为蒙古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与藏传佛教有很多相似之处。萨满教为原始宗教，不仅信奉“万物有灵”，还形成了很多仪轨和咒语，这与藏传佛教在形成过程中吸收并保留了诸多作为西藏原始宗教的苯教仪轨和修法咒术产生了很多共鸣，也很容易融通。此外，对于从草原上迅速崛起的蒙古人来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形成一个具有严密理论体系和深刻影响力的宗教，蒙古的这种宗教现状与其建立全国大一统政权的目标极不相称，因此，借用成熟的藏传佛教成为蒙古统治者的最佳选择。在藏传佛教的众多教派中，不但萨迦派深受蒙古皇室尊崇，噶玛噶举派、帕木竹巴派等其他教派的宗教首领也成为蒙古皇室倚重的力量。在诸多宗教首领中，八思巴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不仅非常善于随机说法，而且在讲述佛法时，会非常巧妙地把蒙古皇族与佛教的法统、王统世系联系在一起，这实际上为蒙古族的统治寻找到了合法的神学依据，因此，深得蒙古皇室之心。例如，他在赞颂蒙古汗王时，称蒙古汗王本是天神之主，但是为了世间众生，才来到世间作了人间之王，对于世间的众生来说，成吉思汗皇帝犹如天上的太阳照耀着人间。又如，他还把忽必烈说成是释迦牟尼佛化现在人间的转轮圣王，是遵照佛法来护持人间秩序的。此外，八思巴还非常善于利用佛法为元朝能够完成全国统一大业寻求理论依据。例如，八思巴说，元朝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是因为得到了神佛的护佑。从1267年开始，蒙古汗国每年都要举办白伞盖佛事活动，这个建议就是八思巴提出来的，后来被忽必烈采纳。八思巴还利用佛经上说的释迦牟尼佛头顶上为白色的轮王形，表示释迦牟尼佛清净无染的大慈悲心能够布满整个法界，这与蒙古族素来崇尚白色的习俗十分吻合，因此，八思巴借用佛经中的这一说法，在忽必烈举行佛事活动时，他就会在御座上放置白伞盖佛，寓意忽必烈是释迦牟尼佛化现在世间的时轮王。八思巴在佛事活动中的这一精心设计，不但迎合了忽必烈实现全国统一的政治目标，还为元朝皇帝的统治笼罩上了一层儒家君权神授的神秘色彩。

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族在部落时期是没有文字的，但是随着成吉思汗建立了统一的蒙古汗国，在统治区域使用文字推行其政令成为国家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因此，初建的蒙古汗国因没有文字而不得不暂时借用畏兀文字母来拼写蒙语，这对蒙古汗国的统治极为不利。随着蒙古汗国统治疆域的不断扩大，他们又不得不借用汉、波斯、西夏等文字来同所辖各地沟通交流，长此以往势必会损害新朝的权威。因此，创制一种既能适合大一统国家、又能在全国通用的蒙古文字就成为一项十分迫切的政治大事。针对这种情况，忽必烈及时提出了创制文字的重要性，并下令让八思巴为蒙古汗国创制文字。八思巴经过几年的探索和试验，借用藏文字母终于创制出了蒙古新字，忽必烈多次下令推行，这对维护新王朝的国威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有元一代，藏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重要成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引下，不仅主动归顺元朝，推动了中国三大区域的最终统一，还竭力帮助、支持元朝完成了统一全中国的伟大事业，形成了对中国道统和治统的高度认同，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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