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致公党侨务工作历史回顾与经验探讨

冯雪彬

（致公党广东省委员会，广东 广州 510623 ）

1949 年9 月，中国致公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第一次实现了建党之时代表华侨参加国家政权的初心。同年底，致公党中央党部从香港迁至广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思想改造，整理党务，发挥华侨政党的优势，联系和服务海内外华侨，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恢复和政权巩固做出了独特贡献。彼时实际主持工作的致公党中央副主席陈其尤解释了致公党中央党部迁到广州的原因：“我们的华侨，大都是出自两广和福建，而广州又是华南的重镇，接近香港。致公党针对具体的情况，决定将中央党部迁移广州。以便联系华侨、团结华侨、教育华侨，尤其是动员华侨回国，参加工业的生产建设。这是为了建国，也是为了华侨，意义是相当重大的。”可见，“侨”字在致公党上的分量。本文拟从为侨发声、发挥侨力、保护侨益、凝聚侨心、保持特色等五个方面回顾1949 年9 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至1952 年11 月致公党五大召开这三年期间开展侨务工作的历史，探讨致公党为侨服务、凝聚侨心、发挥侨力的优良传统。

辛亥革命后，广大华侨和致公堂成员所积极支持的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袁世凯篡夺，广大华侨在国外受歧视和奴役的地位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华侨和致公堂成员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能代表华侨利益的政党来领导他们的自卫、反抗和谋生，以及支援国内革命斗争。经过十多年的努力。1925 年10 月中国致公党终于成立，但是由于腐败的国民政府等复杂原因，致公党在国家政权层面上维护华侨利益的初衷一直未能实现，直到1949 年新政协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致公党才可以站在国家政治舞台上为侨发声为侨服务。

1949 年9 月24 日，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言，表示“本党因为历史关系，党员多为华侨，今后，我们愿尽最大的努力推动侨胞各尽所能为新民主主义祖国的建设而共同奋斗”。在这次会议上，致公党以党派名义递交了一份关于维护海外华侨权益的提案，开创了民主党派团体提案的先河。提案内容有：“近年来国外各地政府排华，华侨生命财产和自由备受蹂躏，拟请大会提出严正护侨声明，并由中央人民政府研究和实行护侨政策案。”提案内容虽短，但字字珠玑，铿锵有力，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致公党为侨发声的神圣使命。

1950 年2 月1 日，致公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拥护外交部对泰国迫害华侨的抗议》，谴责泰国銮披汶集团傀儡政府的排华政策和拥护我外交部的严重抗议，表示：“本党除坚决拥护李副部长（李克农，笔者注）的声明外,誓罄全力协助当地受难侨胞,争回正当权益，非达到目的不止。”

1950 年4 月，致公党四大政治报告指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保护华侨的政策。海外侨胞为争取祖国独立自由和平民主运动，受尽了当地殖民政府的迫害，有的倾家荡产，有的身陷囹圄，有的被逮解出境。这种惨象，在过去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但充耳不闻，且勾结帝国主义加害侨胞，因此提出应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有关保护华侨的政策。

1950 年12 月18 日，致公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国致公党发表声明抗议英帝迫害马来亚华侨》，抗议英国马来亚殖民当局迫害我国侨胞，表示：“我们坚决抗议英帝国主义这种罪行,并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我侨胞的一切行为，赔偿我侨胞的一切生命、财产的损失，启封我侨胞所办的报纸，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

1949 年10 月，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然而连年战争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因此，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成了新政权的首要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致公党“四大”制定了团结华侨，号召华侨回国投资参加祖国生产建设的工作方针。

1949 年底，陈其尤从北京返抵广州，召开在穗的干部会议，在谈到致公党今后任务时，他说：“致公党是代表华侨的政党，遍及南洋群岛和美洲。华侨有着雄厚资本、企业的组织力、各种专门的技术和熟练的工人。这些只要我们加以发动和鼓励，他们便会欣然投向祖国，努力使工业发展。这是致公党今日和今后的重大任务。”

1950 年1 月11 日，致公党中央号召侨胞发扬爱国光荣传统认购胜利折实公债，“我们的侨胞，对于爱护祖国，支援祖国，有过光荣的革命传统。深盼对于人民祖国首次发行的胜利折实公债，一本以往的爱国热情，光荣地踊跃地认购，使祖国得以顺利地恢复战争的创伤，并进而逐步进行新民主主义的伟大建设”。2 月6 日，陈其尤在广州电台作劝购公债的广播演说。广大致公党党员不仅自己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而且还动员香港同胞踊跃认购胜利折实公债，支持国家建设。

1950 年，港澳工商界爱国人士组织观光团到北京参观访问时，表达了海外华侨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欢欣鼓舞、乐意回国投资、兴办各种实业、为新中国出点力的想法。包括司徒美堂、陈其尤在内的该团成员联合发起并认股，同时向海外以公开招股的办法招集1000 万股额，申请开设“公私合营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950 年4 月15 日至18 日，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致公党四大宣言指出：“由于历史的特殊关系，本党与华侨有密切的联系，党员多数也属于华侨积极份子。本党应特别关切华侨,帮助华侨，团结和教育华侨，并号召华侨踊跃投资国内的生产建设，发挥华侨革命传统的爱国精神。”四大政治报告强调：“由于中国致公党是华侨成分占大多数的政党，故对于海外华侨的工作，更成为今后重要的中心工作。”“号召华侨回国投资，支持政府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海外华侨热爱祖国，均愿以其充裕的资金，投资于祖国的生产建设，但过去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独裁，贪污腐败，以致华侨投资祖国之举，视为畏途。今后应该扩大宣传，使海外华侨了解今天新中国的人民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是保护人民自己的利益的，亦即是保护华侨的利益的，使海外华侨能大量回国投资，参加祖国的生产建设。”

1951 年4 月2 日至11 日，致公党四届二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发表《告海外华侨书》，强调了中国致公党与华侨的关系，指出：“今天祖国已加紧实行了土地改革，充分地替华侨创造了回国参加生产的有利条件，这一个号召无疑会得到你们热烈拥护与支持，祖国在呼唤着你们，我们在期望着你们!”

1950 年6 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 月19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致公党坚决拥护抗美援朝运动，并发挥注重发挥侨胞和国内归侨侨眷的作用。1951 年10 月，陈其尤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代表华侨、归侨、侨眷，“对于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无疑地以最大的力量予以支援”。11 月，陈其尤再次表示，“进一步动员致公党党员及联系的海内外华侨、归侨、侨眷，贡献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源源不断地支援前线，以支持抗美援朝的正义战争，直至朝鲜问题和平解决为止”。

致公党发动党员及所联系的群众，通过种种关系募集物资款项，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每逢纪念日，都召开座谈会，或派人走访归侨、侨眷，展开抗美援朝的宣传。海外组织方面，致公党中央分别指示他们按各地实际环境之不同，结合华侨利益，作适当的宣教工作，并进行捐献及发动司机和翻译人员回国往前线服务，发动归侨、侨眷写家书，传达消息。

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进行土地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致公党拥护并积极参与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过程中，致公党特别注意发挥侨党作用，团结和引导归侨、侨眷拥护和参加土改，维护侨胞的正当权益。

1950 年6 月14 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建议的土地改革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于6 月30 日颁布施行。致公党中央党部和华南总支部多次举办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座谈会，并召开华侨座谈会，了解华侨的土地情况和他们对土改的意见，还分批派出干部参加土改工作队，参加广东一些县的土改工作。

1950 年6 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司徒美堂提交了《关于华侨土地问题的几点意见》，由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转呈毛泽东主席，得到批示。1951 年2 月，经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批准，司徒美堂南下视察土改，历时100 天。途中，司徒美堂上书毛泽东主席，报告土改情况。不久毛泽东主席亲笔复信，此信在广东报纸发表，翻身农民欢欣鼓舞，产生很好的政治效果。司徒美堂在四届二中全会发言时提到：“广东的华侨能一齐来支持农民，拥护土改法令，作用是非常重大的。我于上月中旬到侨乡鹤山等地视察土改半月，获得的材料说明：土改对于华侨同受其益，土改了，华侨才跟着有出路。”司徒美堂不仅拥护、支持侨乡土改，也直言不讳地向中共中央反映了土改中出现的偏差问题。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廖承志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委托，带工作组到广东调查，并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广东省政府商讨制定纠正侨乡土改中所发生的偏差和补救办法，此举获得广大华侨的热烈拥护。

1950 年10 月14 日，陈其尤发表《坚决拥护土地改革》的文章，在谈到土改中照顾华侨问题时，表示“这种合情合理合法的处置，不仅国内的千百万侨眷为之欣慰感谢，就是千万里之外长期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外华侨亦为之感奋”。致公党四届二中全会指出：“关于华侨土地的照顾，只有在土改的基本原则下来照顾，不应特别照顾，以致违背土改政策精神，妨碍了土改工作任务的完成。”

当时，归侨侨眷存在四种思想情况：一是部分华侨地主认为土改不成问题，但是怕被拉回农村清算；
二是认为土改中既然有照顾华侨的条文，因此就强调照顾，强调优待；
三是认为自己的土地是从海外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买的，与剥削农民所得的不同，不应照例没收；
四是不愿写信向海外华侨宣传土改，害怕宣传土改的好处，会连累到海外的亲属。

对此，1952 年8 月14 日，华南总支部配合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召集工商界人士1150 人，在美华戏院由致公党中央委员叶少梅传达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支援土改的指示”。8 月19 日，中国致公党召集荔湾区归侨、侨眷及银行、电业妇女小组在中国致公党礼堂，由办公厅主任刘锦汉同志传达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方方关于“坚决支援农村土改运动”报告。

8 月22 日，中央秘书长郑天保在广东省人民广播电台发表“归侨、侨眷应如何支援土改”的讲话。在实际行动上，华南总支部等三个涉侨机构组织土改工作队发动广州市各区的归侨、侨眷大力支援土改运动，展开对归侨、侨眷的访问、调查、登记、宣传工作。

为大力支援土地改革，致公党华南总支部编印《侨乡通讯》1500 本，同时把《侨乡通讯》传到侨胞之手，使海内外华侨及归侨、侨眷能及时了解土改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致公党在国内开展了团结和教育归侨、侨眷的工作和帮助安置归难侨和华侨学生工作，对外则开展了团结和宣传的工作，切实把新中国的国家政策特别是侨务政策传递到侨胞心中。

致公党四大政治报告提出：扩大对华侨的宣传、教育，促进华侨的团结，由于华侨散处海外，对祖国的消息极多隔膜；
加上国民党残余匪帮造谣破坏欺骗宣传，以致近几年来造成各地华侨帮派对立、互相攻击、极不团结的现象。因此今后应尽量揭破国民党匪帮的欺骗宣传，以争取华侨紧密的团结。同时海外华侨在帝国主义统治下，很少有接受祖国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机会，因此海外各级党部，应以教育华侨为当前第一课题，不仅要在各地多设华侨子弟学校，而各种补习学校，阅书报社，尤应多多加以提倡设立。

中国致公党于1950 年5 月在香港设立华侨招待所，开展对归国的华侨、侨眷的联系和团结的工作。同时协助广东省归侨联谊会筹备东山归侨联谊会，帮助华侨解决实际问题，并与他们经常召开时事座谈会；
联系广州市荔湾区归侨、侨眷，经常举行时事座谈会；
联系广州市华侨举行特别座谈会。

1950 年9 月，致公党派出工作组会同侨委会到粤中区进行对归侨的宣传工作。派工作组往汕头协助救济归侨工作，尽可能地招待、联系、了解他们，并通过他们进一步联系和了解海外的情况。此外，致公党发动党员将中国各民主党派的联合宣言及其他的抗美援朝资料，寄给海外的华侨团体。

致公党还开展了国内侨眷妇女的团结和教育工作；
通过各种方式，向海外亲友和华侨人士宣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宣传国家侨务政策，维护侨胞利益。在祖国的感召下，一批批华侨青年学生特别是东南亚华侨青年学生回国升学，一批批海外华侨和港澳的熟练技术工人回国、回内地参加生产建设，一些海外致公党党员也回国参加工作。致公党中央和华南总支部积极配合当地政府热情做好接待和安置工作。

1950 年开始，国家安置归侨的方针是“按籍安置，面向农村，面向农场”。“四大”后，中国致公党积极配合政府，协调、安置归侨到广东花都、陆丰、普宁等华侨农场。广东东江的归侨相当多，在东江分部筹备会的领导下，东江的同志针对具体情况，对于归侨、侨眷的工作，抓住群众工作的特点，满足群众合理要求，加以组织和教育，帮助部分归侨就业，或取得政府的救济等。

在致公党大力宣传及组织下，东南亚华侨陆续回国目睹新中国的伟大建设情况。1952 年，印尼国庆观光团十余人回国时，得到华南总支部的热情接待。不少归侨、侨眷党员不仅自己投资当地的工业建设，捐赠兴办公益福利事业，还鼓励海外亲友在国内存款，投资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致公党中央党部迁到广州后，推进党务整理工作，在国内主要是纯洁队伍、重新登记党员，加强对归侨侨眷的联系，在海外则继续发挥海外组织的作用，团结海外侨胞支持新中国建设，保持致公党在侨务工作中的独特作用，为新中国对外交往贡献力量。

1949 年底，致公党在穗的干部会议上，陈其尤在谈到致公党今后任务时说：“要完成这个重大的使命，首先要整理党务，使致公党的组织健全起来，然后才能担当大任。”整理党务的方针第五条为“整理国内外的各级党部，并选派优良干部去指导整理的工作，使它能够领导华侨、团结华侨、教育华侨、动员华侨等。”

华南是大陆最后解放的地区之一，也是国民党政权盘踞较久的“巢穴”，且毗连港澳，反革命分子容易活动。部分致公党员和洪门有联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洪门帮会易为特务所利用。致公党四大针对这种情况，决议停止国内发展组织，而从事党务整理。四大宣言指出：“本党原是华侨政党,今后为配合新中国的建设，应加强海外的组织，但在国内则停止组织的发展。”

为了确保“四大”规定的各项任务得到贯彻落实，致公党四届二中全会（扩大会议）决议：“今后的工作，应该集中力量，团结华侨，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的队伍......今后的组织路线，应肯定地以华侨为对象，国外的组织，应在原有基础上加以巩固，并从巩固中发展。国内方面，在归侨、侨眷及与华侨工作有关的方面，争取进步的积极分子，培养成为中国致公党的干部，进一步推动党的工作。”

1952 年1 月2 日至9 日，中国致公党在广州举行中央干部会议，会议决议加强中国致公党海外组织的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加强对海外华侨的联系，推进华侨的爱国主义运动。鉴于中国致公党的组织尚未巩固，会议决定今后的组织路线是纯洁内部、巩固组织，同时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严格执行党的纪律。

当时，致公党组织基础大部分是在海外，所以被称为华侨政党。在海外的党组织有旧金山、纽约、檀香山、加拿大、古巴、秘鲁、墨西哥、南太平洋法属大溪地及南洋马来亚等总支部。致公党“四大”确定了“面向华侨”的工作方针，在美洲，在东南亚，许多党员在华侨工作中得到极大的鼓舞，许多洪门团体也由于有了致公党的联系，更坚决地靠拢人民政府，为侨胞的福利事业，为宣传祖国伟大的成就而努力，发扬华侨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北美洲，致公党中央通过当地的组织对广大华侨进行联系和宣传，使台湾当局欺骗华侨组织“华侨观光团”赴台湾观光的骗局遭到惨败。在中南美洲，华侨需要面对各种欺诈压迫，当地致公党员仍能开展爱国护侨的工作。古巴总支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时，发来贺电表示热烈拥护，1950 年5 月曾具函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政治路线。致公党中央通过古巴组织的关系，和南北美洲各地的旧关系取得初步联系。古巴党员曾多次粉碎了台湾当局特务欺骗华侨的阴谋。

在东南亚，马来亚组织较为健全，过去对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也最积极。马来亚总支部号召党员团结群众，拥护人民政府，拥护共产党、毛主席；
并且在非常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坚持致公党中央所交付的任务，在抗美援朝时发动了临时捐款和月捐；
号召党员群众支援马来亚人民解放战争，争取马来亚的人民解放。在大溪地，因法国统治者在越南失败，对于其他殖民地的压迫更深，致公党在该处负责同志，时受压迫，在困难的情况下，仍以不同方式进行斗争，在爱国保侨及华侨福利工作上一直坚持不懈。

回顾这段历史，总结致公党在新中国初期百废待兴之时，怀着无比热忱的爱国之心，积极投身到巩固新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伟大事业，提炼值得今天继承和发扬的为侨服务凝聚侨心发挥侨力优良传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纵观上述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致公党有着优良的为侨服务凝聚侨心发挥侨力的传统：第一，致公党作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一员，作为以“侨海”为特色的政党，在国家政治舞台和对外交往中，牢牢抓住反映侨胞诉求、维护侨胞利益发出致公声音，为国家制定和完善侨务政策建言献策是致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第二，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发挥海内外侨胞的力量，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或者将来，致公党加强与海内外侨胞留学生等群体的联系，汇聚侨智、发挥侨力，是致公党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做出独特贡献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优良传统。第三，维护侨益，凝聚侨心，需要我们在侨务工作中深入了解侨胞的具体诉求，有区别地照顾侨胞的合法权益，帮助侨胞解决实际困难，同时加强对侨胞的团结、教育、宣传工作，特别是让海外侨胞更多了解和理解国情，达成共识，是致公党有效开展侨务工作的重要方法，也是我们的优良传统。第四，致公党作为具有“侨海”特色的政党，这是我们的标签，以“侨海”为中心加强自身建设，吸收或团结更多的归侨、侨眷和归国留学人员中的优秀分子，是致公党保持自身特色和优势的基础工作，同时，虽然致公党自1956 年五届五次中常会后停止了在海外发展党员和开展组织活动，但是由于致公党有着与海外社团保持密切联系的历史基础，进一步加强与传统侨团、新生侨社和广大侨胞的联系，开展对外联络助力国家公共外交事业，壮大海外统一战线队伍，是致公党保持“侨海”特色和优势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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