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相结合”视域下党性修养的逻辑建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皮小卉

[内容提要]党性修养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是在百年奋斗中锻铸的价值体系与精神品格。从理论逻辑维度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重视的“党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重视的“修养”相结合，形成党性修养理论机理；
从历史逻辑维度看，党性修养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进程，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的根本遵循和根植于中国人血脉深处的德性自觉；
从实践逻辑维度看，“两个相结合”的重要思想为新时期加强党性修养提出了根本的内在要求与明确的实践进路。中国共产党人在伟大梦想、伟大事业、伟大工程、伟大斗争的实践中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锤炼坚强党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中强调，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党性修养这一理论与实践正是两者相结合的优秀典范。在党的思想理论创新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共产党人修养的基本要求，形成党性修养理论体系；
在党的百年奋斗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秉持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所赋予的政治身份，另一方面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赋予的人文素养，既将马克思主义赋予中国化的生机和活力，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时代的光芒。

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恩格斯最早使用“党性”一词。1845年，恩格斯批判德国的“绝对的社会主义”，因为没有党性、因“思想的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的精神和力量，来说明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理论中应该有自已的态度和立场，这是从哲学的角度讲到党性。重视修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尤其儒家思想将止于至善作为个体修养的终极目标，强调个体通过学习、实践、反省和不断改善，形成完美的道德与人格，进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重视的“党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重视的“修养”结合起来，形成“党性修养”这一重要的思想理论。

(一)来源于无产阶级政党党性的理论奠基

1.党性体现为阶级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首先指党的阶级性，阶级性是党的根本属性，同时也指人民性，是阶级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在《共产党宣言》中，对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有明确的描述：“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绝大多数人就是指受剥削、受奴役的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根据《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代，当时除了有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外，在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出现了一些工人政党或组织，如德国魏特林派、法国蒲鲁东派、英国宪章派等，无产阶级政党只是当时众多工人政党中最特殊的一个而已。这个特殊，就在于它代表的是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采取宗派原则将无产阶级运动引到一党一派私利上去。列宁认为，党性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无产阶级要取得阶级斗争的胜利，需要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成为具有独立性的政党，锤炼严格的党性。“我们维护党性是有原则的，是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必须密切注意使党性不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而且要见诸行动。”[2]这些论述都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和人民性是高度统一的。

2.坚持党性必须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先进性与纯洁性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属性。纯洁性与先进性是统一的，但二者的地位稍有不同，先进性是纯洁性的根本，纯洁性依赖于先进性。从实践层面看，党性的先进性体现在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革命最坚决最彻底的，从理论层面看，共产党是以最先进的最科学的理论为指导，“他们胜过其他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在于其勇于自我革新的品质，能够“从本身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3]，列宁强调作为无产阶级政党要严格进行党内批评，“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4]，能不能敢于承认自身的错误是人民是否信任党的标志。正是这样一个先进的政党，如列宁所说，是无产阶级优秀分子的集合，“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5]

3.党性体现为无产阶级政党坚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组织性和纪律性是无产阶级政党党性的显著特征。列宁指出，“使风纪败坏的，不是游击战争，而是游击行动缺乏组织性，缺乏秩序，缺乏党性。”[6]严守党的组织纪律是最基本的党性原则，否则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党就有变质的危险。

坚持党性要求维护和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创立之初，马克思与恩格斯就对于组织的各级委员的选举产生及盟员与同盟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作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构成了民主集中制的雏形。面对沙皇的专制统治，列宁主张建立一个革命的、集中的、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的党，同时必须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激发全体党员的力量，“不执行多数人的意志，就谈不上什么党性，甚至根本谈不上有组织的政治行动。”[7]民主集中制成为世界无产阶级政党普遍奉行的组织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及党内各种关系，从组织制度上保证党实行正确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和发展了民主集中制，而且把民主集中制发展为国家的制度优势，保证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二)根植于传统文化修齐治平的哲学思想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国家，高尚的道德与信仰必然是所有执政党共同追求的基本价值。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从传统文化中汲取道德的力量，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修身”二字最早出自于《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称为实现内圣外王、君子之道、大人之学的“八条目”。“格物致知”为知之始，“诚意正心”为行之始，前四条目是君子修身之根本，进而把这种行为外推于家国和社会，这就在逻辑上和实践程序上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规定为个人修身的路径和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

1.“天人合一，内圣外王”的境界追求

“天”，在中国哲学思想中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既有意志之天之意，比如董仲书的“天人相感”思想，也有自然之天之意，比如荀子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而在儒学思想中的天命观其蕴含着一个更重要的含义，即义理之天。“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此处的“天”意味着周人思想中“以德配天”之意，即天代表的就是人民的所见所闻，是民本思想最重要的经典表述。孔子承继周公，其思想表现出鲜明的“以民为本”倾向。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都体现了孔子以民为重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论语·先进》)此后，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更是把民本思想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将天道与人道一以贯之，为宋明理学开启了天理人性统一之先河。这种“义理之天”天命观的体现形式为其德行的彰显，而德行的实践客体即为民心民意，旨在告诫君主大夫等士的阶层在以德配天、天人合一、经世济民的过程中，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最终完成止于至善内圣外王的终极追求。

2.“人生不朽，家国担当”的人生理想

“孝”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处于本源性的重要地位，“八德”中以孝为首。“孝亲”和“忠君”有极强的内在联系，“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孝经·广扬名章》)，但二者又有“自古忠孝难两全”不可回避的现实矛盾，这种现实问题造成了儒生们学理上的困惑。直至宋代，理学家们将“天理”作为自然的本原：“孝悌忠信，仁义礼智，皆理也”，“古人谓忠孝不两全，恩义有相夺，非至论也。忠孝、恩义，一理也。不忠则非孝，无恩则无义，并行而不相悖。”[8]在这样的框架下，“孝”与“忠”就不再是一种对立与两难，而是一种统一与融合，构成“小孝”与“大孝”之别的基础，小孝孝亲大孝孝国。忠于国家是公义大节，孝于父母是私义恩德，一旦需要在二者之间作出抉择，求大义舍私恩的行为最终并不违背孝的真谛。岳飞的精忠报国，杨家将的满门英烈，绘就出仁人志士在生死关键时刻的大义凛然，人生不朽家国担当的忠烈精神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

3.“敏而好学，诚意正心”的实践路径

在儒家看来人生修养的过程就是要不断地学习和实践，正如《论语》开篇所讲“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论语·学而》)孔子对自己的评价也总是围绕着好学与乐学，如“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对于那些遇到问题而不求学习和解决的人，孔子嗤为“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诚意正心”是儒家所提倡的一种修养路径，《大学》认为诚意的根本就是“毋自欺”，不是循外而为人，而是内在的自我满足，为了达到这样的状态，必须以慎独的方式修养自己。“正心”是指心归于正，心有愤怒、有恐惧、有喜好、有忧虑就不能够端正，心思不端正就像心不在自己身上一样，“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大学》)要修养自身的品性必须要先端正自己的心思。朱熹则进一步发挥这些思想，他认为，“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诚是“实也”，“意者，心之所发，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四书章句集注》)，诚意是自我修养的重要步骤，当“以实用力为善去恶”，而禁止自欺，以“自快于己”“不徒苟且”。在解释“正心”时，他认为以上四种情绪是人不可或缺且皆为心之所用，但会由于“欲动而情胜”从而失去正常的原则，因此要“存心”，即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它，随时察觉，从而使心正身修。

4.“立己达人，反求诸己”的内在超越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立己达人体现了以“仁”为核心的修身方法，也是儒家以利他而自利，自我完善以成人的忠恕之道。孟子提出“反求诸己”思想，更是指出在遇到冲突与矛盾时，通过保持理性自觉主动反省，使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爱人不亲，反其仁；
治人不治，反其智；
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章句上》)认为凡是遇到问题都应该主动从自己身上找问题，“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章句上》)世间万事万物的道理已经赋予我的性分之中，如果能做到反躬自省，真诚地面对自己，就是人世间最大的快乐。这种理性精神引导人们对人生和世界持肯定的执着态度，为生命和生活而积极活动，并在这种活动中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此种巨大深厚无可抵挡的乐观力量和向内用力的人生态度不仅告诉了世人生命快乐的本质，同时也使得个体在遭遇指责、挫折、逆境之时，与外在的世界不再是对抗与障碍，而是通过充分调动人主观精神的能动性，不断激发起人认识自已、把握自已，超越自已的内在潜能，从而揭示了人的生命成长规律和身心健康快乐的规则，造就了大丈夫的浩然之气。

党性修养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进程，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的根本遵循和根植于中国人血脉深处的德性自觉。对党性修养的重视加强，使得共产党人在各种风浪和诱惑面前经得住考验，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征程中不畏一切艰难险阻，不惜任何奉献牺牲，在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波澜壮阔实践中有强大的力量支撑。

(一)党性概念的初步形成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是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从党的成立之日起就极为重视对党员的党性要求。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提出对党忠诚这一最基本的党性要求，明确把愿意成为忠实党员做为首要入党条件。二大初步确立民主集中制并用于指导党的全部活动，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是一个有严格组织性纪律性的政党。党的三大、四大通过的党章也都专设“纪律”一章，三大首次规定了新党员有候补期的制度，四大首次规定了支部成立条件及其成员产生办法，实行党的总书记制度。五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党章决案》中，首次载明“党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明确提出实行“集体领导”，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9]把政治纪律放到党内纪律之首。党的六大党章在第七条中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是“下级党部与高级党部由党员大会、代表会议及全国大会选举产生；
各级党部对选举自己的党员，应作定期的报告；
下级党部一定要承认上级党部的决议，严守党纪，并且要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党的指导机关之决议。”[10]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党章》中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的三条根本原则，从此，民主集中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

土地革命时期，随着党的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大量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进入党内。为解决和避免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古田会议决议》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将加强党内思想教育问题作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提出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古田会议初步解决了在农村环境、党员以农民为主的条件下如何建设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党内教育加强思想建党的党建新路。

随着党员队伍不断扩大，党员成分日趋复杂，针对党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组织纪律散漫现象，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
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
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11]毛泽东的这篇《反对自由主义》文献，不仅回答了怎样才算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问题，同时也提出“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11]这一加强党员党性教育重要方式。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同时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11]毛泽东强调“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12]要加强“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12]为后续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党性教育，加强党性修养吹响了总号角。张闻天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地用到党性的概念，指出“党性要在实际行动中实现，不在口头上。”[13]

随后，众多老一辈革命家对于如何加强共产党员党性做出了大量论著，比如陈云撰写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张闻天发表的《共产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等，这些重要论述为加强党性教育提供了方向与依据。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是1937年7月刘少奇同志于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做了数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从阶级性、阶级本质、阶级利益的角度对党性做出了理论概括和论述，论证了共产党员加强党性修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一重要论著中，刘少奇同志从传统文化的修身思想谈起，并指出共产党人的修养不同于古人的修身，共产党人的修养是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这是首次从党员个体的角度切入，强调党员主观改造自身的能动性，通过加强党员在各个不同层面的修养来始终保障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二)党性教育的广泛开展

随着党员队伍的壮大和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陆续开展了相关的党内教育，以加强党的建设和党员队伍的力量，但还没有进行主题明确的、大规模的党性教育，“过去在党内党性锻炼是一般地提出过，而不是把它当作特殊问题提出的。”[15]。王明的错误、张国焘叛逃以及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使中国共产党深刻反思了党内在党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强调“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14]。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全党提出加强党性教育的重要指示。

1941年7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以党性为主题的文件《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我们的党更进一步地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14]，批判了当时党内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意识等方面存在的党性不纯问题，要求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加强学习来改造自己，坚定党性。延安整风是一场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全党党性教育的成功典范。

(三)党性与党性修养的高度重视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的重心工作由领导革命运动转向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对党性问题的强调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变化。邓小平对“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16]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思考；
江泽民同志指出在新的时期、新的任务、新的环境下，共产党员要更加自觉地加强党性锻炼[17]；
胡锦涛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党的干部的标准，“德”的核心就是党性，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是每个领导干部改造主观世界的终生课题。[18]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并不会因为党龄的增长而必然增强，而是需要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加强党性修养和改造主观世界需要终身不懈地努力。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再次强调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的重要性，向全党发出号召，要持续推进自我革命，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历经百年岁月洗礼，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秉持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所赋予的政治身份，始终如一地传承发展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赋予的人文素养，一代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融入了党员的思想教育、不断强化理想信念教育的过程，让严谨的党性更具有了温情和张力，也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对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推动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起点上，“两个相结合”的重要思想为新时期加强党性修养提出了根本的内在要求与明确的实践进路，党员干部在锤炼党性上力行正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实践。

(一)志于大道，坚持科学与信仰的统一

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道”是指正确的人生方向，志于大道是将个人的小生命要融入到群体的、历史的大生命中去，个体的价值在群体的发展中求得实现。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这是儒家对人生的理解，人生就是以“仁”为己任，弘扬大道大义的过程，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使命奋斗终身，到死方才能卸下。

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伴随着使命而成长的，这个使命就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共产主义理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源自于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共产党人的“大道”。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著名活动家，正是接触、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后，毅然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已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是科学与信仰的统一，有了这个信仰，为了这个信仰，不惧生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19]。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打破宗教信仰建立的精神世界，共产党人的信仰虽不能说成为所有中国人的信仰，但是却会为中国人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与政治生态，从而指引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以当前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的实践为依据，形成的科学的、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正确的指导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大理论成果。新时代共产党人要用最新的理论武装头脑，做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二)无私为忠，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忠诚，是中华民族德性伦理的起点，“以私害公，非忠也。”(《左传·文公六年》)“无私，忠也。”(《左传·成公九年》)孔子也这样嘱咐过他的弟子：“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二程对此注述：“子张少仁。无诚心爱民，则必倦而不尽心，故告之以此。”(《四书章句集注》)只有出于真诚的爱民之心，才会不知疲倦表里如一地尽心做事。与忠诚相对的是“掩其不善，而著其善”的两面人，尤其在国家社稷层面“口言善，身行恶”，为非作歹祸国殃民，被荀子称为“国妖也”。(《荀子·大略》)

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体现为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最鲜明的政治本色。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丝毫自己的私利，《党章》明确规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已的特殊利益”。要始终牢记“国之大者”，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任何时候都同党同心同德，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政治立场事关根本是统领，在思想上忠诚于党的信仰，这是对党忠诚的精神支柱；
在政治上忠诚于党的宗旨，这是对党忠诚的价值指向；
在组织上忠诚于党的政治规矩，这是对党忠诚的行为底线；
在事业上忠诚于党、国家和人民及其事业，这是对党忠诚的责任担当。对党忠诚，不能只停留在口头表态上，要切实落实到行动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事业上真正去践行，做到表里如一才叫忠诚。

(三)慎终如始，坚持先进性与纯洁性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道德经》中“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这句古语，提醒全党要在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
要在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
要在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
要在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万物始发的状态蕴含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哲学思想，这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德行修养，正是中共国产党人保持先进性与纯洁性的精神源泉。

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也是全民族的精神自觉。中华民族历经种种磨难但从未被压垮，就在于优秀的中华儿女往往能够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自觉肩负起救国救民于危难的历史使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遂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共识。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写道：“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
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20]

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高层干部牺牲的人数约占到四分之一。据民政部门和组织部门统计，从1921到1949，有姓名可查的党员烈士有370多万，正是他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大潮的前面，以不惧生死、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民族的复兴照亮前程。在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中，形成了一系列不断丰富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伟大的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南泥湾精神、沂蒙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无一不是以奋斗贯穿其中。新时期保持党的先进性就是要敢于担当有所作为，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我们就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大胆地干、坚决地干。

厚德载物讲的是德性的修养。“德”在甲骨文中表示道路，亦表示行动，本义是目视不偏，行动端正。“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礼记·中庸》)慎独思想是儒家修身论中的瑰宝，它引导人们在没有监督的环境下，应以“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自我监督，遵循道德良知准则，从而成为真正的君子圣贤。“道自微而生，祸自微而成。”小事小节的累积既可能成就高尚的道德，也可能会成为灾祸的开端，“堤溃蚁孔，气泄针芒”的古训时时警戒世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小事小节中显原则见党性。刘少奇同志曾这样讲过共产党人的慎独，“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21]就是要党员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独慎微慎始慎终，筑牢思想防线做政治信念坚定、遵规守纪的明白人。除了来自于道德良知的自我监督外，党员还要接受来自于党的监督、群众的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邓小平在《共产党员要接受监督》中就指出“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16]，他认为监督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来自于党的监督，这是最直接的；
二是来自于群众监督；
三是来自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有了这些监督，我们党就会谨慎些，消息就会灵通些，看问题也会更全面。[22]中国共产党人充分汲取传统文化中反躬自省的智慧，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相统一，坚持自我监督与党内外监督相推进，及时检视、整改违背初心使命的各种问题，把政治体检作为党员、干部自觉打扫思想政治灰尘、不断增强政治免疫力的重要途径，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四)敬畏规矩，坚持组织性与纪律性的统一

“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视规矩在人成长过程中的作用，“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孟子·离娄章句上》)哪怕是最聪明的能工巧匠，离开规矩也寸步难行。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党员干部敬畏规矩既是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之要，也是自觉接受党规党纪监督的红线要求。

组织性与纪律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征，共产党员的纪律和规矩表现在党纪党规和法律法规等方面，守纪律、讲规矩具体表现为自觉接受组织的培养教育和引导，参加严格的党内生活，接受常态化的党性教育。通过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党组织不断提醒党员时刻谨记入党誓言，自觉接受党纪国法教育，及时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切实做到心中有党、有民、有责、有戒。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组织生活，需要以民主集中制为保障。习近平曾指出：“严肃的党内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严肃党内生活，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着力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等问题”[23]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一方面，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尊重每一个党员的权利和发挥党员的智慧，通过充分发扬民主，最大限度地激发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另一方面，要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规范党内民主，通过正确实行集中，有效统一全党思想行动，以保证过程的科学性，决定的正确性。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只有不断培养和强化自我约束的意识和能力，才能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廉洁自律过了关，做人就更有骨气。

中国共产党人加强党性修养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以马克思主义为“魂”，在政党精神和党性原则的滋养与要求下，通过不断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完善，进行自我革命，升华政治品格、强化政治担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为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前进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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