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性动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早期乡村社会革命的政治策略——以前期海丰农民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察应坤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250100)

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夺取政权的唯一希望在于武装斗争。而要支撑武装斗争的开展，必须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和物质保障。很显然，宁汉合流所控制的城市不可能容忍共产党人染指。1924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成功经验，给共产党人提供了一个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突围的思路，幅员辽阔的中国农村广大地区并非每一个角落都为蒋介石所能触及。这一思路的先行实践者是彭湃(1)王奇生认为，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兴衰与当地政治生态环境密切相关，20世纪20年代的农民运动并不单纯地表现为地主与农民两个阶级的斗争，而是多元分化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多重纠葛(详见王奇生：《革命的底层动员：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徐秀丽、王先明主编：《中国近代乡村的危机与重建：革命、改良与其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吴重庆则认为，当时的动员之所以能够调动人民的政治激情，是因为它赋予了民众一种革命的政治身份，并相对地树立起“非革命范围”作为斗争的靶子(详见吴重庆：《革命的底层动员》，《读书》2001年第1期)。美国学者裴宜理提出，“特派员”和“诉苦”是当时中国革命动员和治理的有效方式(详见裴宜理：《革命的传统与适应性治理》，《苏区研究》2019年第4期)。既有的研究成果并未聚焦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缘何从社会改革转向社会革命，至于彭湃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转变、民众对于社会变革过程中发挥的主动性作用也鲜有学者论及。。

近代以来，自上而下国家政权控制的延伸与自下而上民众政治诉求的自觉，是一个双向、动态的过程。尽管张力不断，这一过程从一方硬性规定动作和一方被动顺从高压的强性捏合，到积极响应诉求和渐进给予支持的柔性融合，在达成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协调一致的道路上曲折前行。梁漱溟曾经很形象地比喻中国社会民众为豆腐，官府力量为铁钩，“亦许握铁钩的人，好心好意来帮豆腐的忙；
但是不帮忙还好点，一帮忙，豆腐必定受伤”(2)《梁漱溟全集》第4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10页。。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农村社会的平静状态如果没有被打破会发展得更好，秉承“皇权不下县”乡村自治的状态能够达到社会治理的自洽。这在传统乡绅权威控制之下的乡村社会中或许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对于近代土豪劣绅与军阀勾结下农村普遍武化的中国东南地区，这一理论显然是不适合的。当时当地，宗族地主通过对土地等稀缺性资源特别是占比将近一半的家族公田的控制，以及对乡村集市市场要素的垄断，建构了关系中小地主、自耕农、佃农各个阶层生存基础的权利义务关系，“统治着那些从摇篮到坟墓都依赖着它的生灵们”(3)[美]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李玉琪、袁宁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在此牢固控制之下，积习已久的旧传统宗族间械斗和军绅勾结下新的暴力掠夺和血腥镇压，带给农村民众巨大的身心戕害和社会生产力的急剧破坏，这种过度的社会损害已经迫使整个社会处在震荡状态。即便是梁漱溟自己后来也产生了不同于既往的新的认识——当“开悟明白”并下决心投入“从乡村理头绪”“从乡村培苗芽”来进行整个社会改造时，梁漱溟说，“我看透了中国社会本来所具备的那全套组织构造，在近数十年内一定全崩溃，一切只有完全从头上起，另行改造”(4)《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王笛对于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持严厉批判态度，这建立在他对近代地方社会存在问题的细致观察上。如他所言，站在底层民众的角度来看社会的演变，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同情其处境和遭遇，地方当政者“没有能解决好目前社会中的很多问题，解决下层人的生存问题，解决社会的公平问题”(5)王笛：《从历史的底层往上看》，《南方都市报》2013年7月25日。。以彭湃所见，当时的海丰农村“儿童因为失了营养，所食的是芋和菜叶之类，所以儿童的手足，都是瘦到和柴枝一样，面青目黄，肚子则肥胀如兜肚状，屁股却细小得可怜，屎与鼻水终日浸着，任苍蝇在目边口角上体操，都不会知觉把手动一动。……农民这样把生活费减少而压迫父母妻儿仍是不能填无底深潭的亏空，乃更进一步出于嫁妻鬻儿以抵租债者，甚或至无妻儿可卖，遂不得不离去农村跑到都市为工人或上山为匪为兵或为猪仔，否则只有‘死’的一条路”(6)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中国农民》1926年第1期。。

正是在“平静乡村”这种普遍认识之下，乡村社会被排斥在主流政治之外，农民无处表达自己的诉求，也就谈不上自己的政治认知。他们现实性的一面，自然在多年历史的积累下成为了政治惰性群体，在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下苟延残喘，但他们理想性的一面仍然在地方体内部的整合中伺机而动，寻机生存。海丰农民运动这面最早插入中国农村的红旗，搅乱了东南沿海滋生宗族、会党、会匪等军绅合谋共控的农村社会秩序，造成了奔腾澎湃的农村社会革命声势。在其基础上建立的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无论是它的成立给工农武装起义带来的鼓舞还是它的失败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留下的教训，在历史的长河里，其四个月的存在时间虽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却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被认为是“中国革命史上，中国苏维埃运动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7)杨丙昆：《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苏维埃》，《历史研究》1958年第8期。。

早期海丰农民运动的开展，是彭湃将马克思阶级理论本地化的最早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比较少地受到国民党政权的限制和共产国际的干预，因此，分析它如何唤醒农民群体的阶级意识，实现早期的农民动员和组织壮大，以适应性策略实现对地方体内部的整合，乃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对如何发动社会革命中的主体——农民来讲，遵循动员者“迎合—组织—强化”和被动员者“认同—融入—参与”的行动逻辑与步骤，是撬动农村内部社会动力的有效路径。这一点的真实切入和对于社会生态的真正观察，成为今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的宝贵经验。

在国共两党合作之初，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本意是在国民党旗帜之下谋求政治参与，起码在国民革命未曾取得胜利之前不取而代之。然而，蒋介石的清洗及与国民党左派的合流，打破了国共两方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合作信任基础。其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对蒋介石之清洗的报复性举措，乃是当时白色恐怖情势的必然产物。当时，无论各党各派，或是知识分子、地方精英，都认为中国需要革命。以革命的实行解决中国诸多问题、谋求中国的出路成为了朝野上下群体的共识。大小军阀纷纷视“讲革命”为时尚潮流。但在每个人的心中，对革命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对于革命的手段和目标也有不同的考量。

(一)借势：新政治集团的崛起与陈炯明的支持

同为海陆丰老乡，陈炯明非常看重彭湃，曾同彭湃谈过对于革命的一些看法。1923年夏，为营救农会被捕会员，彭湃曾经找到陈炯明。彭湃事后追记称：“他(指陈炯明——引者)在机要课室与我们谈论革命，他说：‘中国最大的军阀袁世凯，业已灭亡；
其次是孙中山，哼！孙而不打倒，广东无安宁日子；
现在孙中山居然主张共产，与列宁同一错误。列宁是抢私为公的，我是主张化公为私的，现在中国最适合的是基尔特主张’”(8)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续)》，《中国农民》1926年第5期。。其后不久，在彭湃领导建立的惠潮梅农会成立一个月后，陈炯明给彭湃来电，内称：“现在中国革命须分为几个时期：第一个为武装革命，推倒国内各大军阀，使其大权旁落于小军阀之手，实行联省自治，此为第一期。第二期为文装革命，使人民组织团体，然后带领老百姓来打小军阀，但此时有互相含接之作用。现在尚属武装革命之时期，离第二期之文装革命尚远。”(9)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续)》，《中国农民》1926年第5期。

陈炯明所言的基尔特主义，实际上是他一贯主张的社会改良思想。辛亥革命后，几次控制广东局势的陈炯明曾经实施过一些号召民众种桑养蚕织布、开办工读学校、提倡实业救国的社会改造举措。1920年12月，他邀请陈独秀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厉行革新。这些举动为其在广东赢得了政治和社会声望。彭湃与五弟彭泽等83人去日本和英美留学，即是陈炯明发展教育事业的一项开明之举。1921年5月，彭湃回国后，在海丰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社”和“劳动者同情会”，组织学生反对旧势力，迫使劝学所所长陈崇岳辞职。陈炯明通过海丰士绅林晋亭和马育航找到彭湃，两人在广州晤谈后，陈炯明指令海丰县长翁桂清委任彭湃为县劝学所所长。

彭湃上任后，邀请陈魁亚、郑志云、林甦、林晓初、林俊才、周大林等具有新思想的人士到劝学所工作，并聘请黎樾廷、杨嗣震、李春涛、陈卓凡、陈淑娟等进步人士担任各学校的校长或教员，海丰教育展现出革新局面。这些教育界同事成为了其后彭湃发展农会和进行革命活动的骨干班底。

在陈炯明的家乡，包括海陆丰在内的东江地区是陈炯明的绝对势力范围。彭湃曾说：“陈炯明家在海丰城南门设了一个将军府，主持者为其六叔鸦片鬼陈开庭及陈炯明之母亲。凡行政司法教育苛捐杂税派勒军饷与及商场买卖，——人家死一猫死一狗都是要经过他的将军府一道衙门。什么教育局法庭县署都等于虚设，自然而然的成了军阀、贵族、政客官僚、新官儿、买办阶级、劣绅、土豪、新兴地主及旧地主与其亲戚走狗的大本营——将军府第”(10)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中国农民》1926年第1期。。这句话虽然不无夸张，但是陈炯明家在当地的影响力和掌控力却也由此可见一斑。

(二)较量：新旧政治集团对本地社会主导权的争夺

1922年2月，在全省推行自治之背景下，陈炯明为把海丰建设为广东省模范县，授意海丰县议会通过了拆城案(11)郑向东：《浅析彭湃任海丰县劝学所所长期间的贡献》，《党史文苑》2017年第4期。。1922年2月8日，彭湃三哥、县议员彭汉垣提出“拆海丰城邑，营建广汕公路而利交通和商业案”，议员全体通过。海丰县署于2月24日贴出布告，执行拆城案。彭湃赞成拆城，并建议利用城砖扩充校舍。但是这一举动遭到海丰守旧派势力马宝良、陈裕珂、陈月波等的反对。2月底3月初，彭湃带领学生并“教局雇工将南北各城拆十丈”，“绅者集议反对拆城”(12)《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页。，矛盾激发。海丰顽固派以陈月波父子为首组成护城会，于3月2日纠集一批打手，蜂拥至教育局。他们殴打支持拆城案的彭湃未遂，便捣毁教育局，并用武力威胁当时的县长翁桂清，迫使其撤销彭湃的教育局长职务。其后，经过陈炯明调停，“拆城风波”停息，彭湃重返海丰继续任教育局长。

这次“拆城风波”是以彭湃和彭汉垣为首的海丰教育界人士及议会人士组成的新势力同以陈家父子为代表的守旧势力的一次较量，是两派社会精英对海丰本地社会主导权的竞争。县署和陈炯明虽然表态积极，在实际冲突过程中却置身事外，以超然态度处之。“拆城冲突”的平息说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海丰的权力中心仍然是在陈炯明控制之下。在此权力结构之下，接近这个权力中心，显然有利于目标的实现。对于陈炯明来说，他主张在海丰的政治结构中能够吸纳彭湃等新兴知识分子的加入，形成同化而不是对抗的态势更有利于海丰社会的稳定。

(三)冲突：乡村的动员与反动员

1921年5月，彭湃召集男女学生在县城举行五一劳动节大游行。游行队伍高呼“劳工神圣”口号，并高唱“劳动节歌”，守旧派借机攻击彭湃宣传“赤化”，并向陈炯明告状。陈炯明致电翁桂清：“彭湃如果不职，可另择能委任”。彭湃的海丰教育局长一职被撤。这促成彭湃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彭湃所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在非暴力不激进的状态下，陈炯明是不反对的，采取了一种默认的态度。农会渐有规模之后，彭湃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深得陈炯明器重，彼时陈炯明已经面临政治失意的窘迫状态，避居香港，故而也需要得到彭湃和已有20万会员的农会的支持。因此，他邀请彭湃到香港会面，向农会捐出100元港币，并嘱托彭湃“努力进行”(13)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续)》，《中国农民》1926年第4期。。陈炯明的这种地方权威的支持，为彭湃的农民动员和组织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彭湃显然清楚陈炯明对于家乡情谊的重视和利用农会的心理企图，他顺势而为，借助陈炯明的威权震慑对立面，农会组织于是逐渐壮大。从1922年5月开始组织农会的宣传到1923年1月1日海丰县总农会成立，加入的会员已经达到两万多户，“以农会管辖下之人口计，有十万人，以全县人口比较，占全县人口四分之一”(14)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中国农民》1926年第3期。。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规模和声势，彭湃分析指出：“海丰总农会在这个时期，已经入于极盛之状况，海丰此时期之执政者县长为陈炯明最亲信之翁桂清，他不赞成农会，也不解散或禁止农会，所以我们得自由发展，农会至此，亦有相当的力量。”(15)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中国农民》1926年第3期。

社会动员的急剧膨胀鼓舞了农会内各团体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的扩大。在这种开创时期，必须持续不断地有效满足组织内成员的愿望和期待，才能造成动员态势的延续。这就必然对既得利益者即海丰本地的土地所有者造成巨大冲击。1923年夏，海丰遭遇强台风，海丰县总农会通过“三成交租”决议，引起海丰以“粮业维持会”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疯狂反对。1923年8月16日，县长王作新纠集地方武装围攻总农会，抓捕杨其珊等农会干部25人，宣布解散农会，通缉彭湃等农会组织者。海丰农民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为争取陈炯明的支持，营救被抓农会干部，彭湃多次到香港和惠州面见陈炯明。在彭湃的据理力争之下，陈炯明致电海丰县长，指出：“凶年农民要求减租，事属正当，业主要求分割，必令农民损失过重。……至于捕杨其珊等廿余人，查非聚众扰乱治安，应即省释，以免地方受害，并函知农会及粮业维持会知照为要。”(16)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续)》，《中国农民》1926年第5期。上述电报中的“农会及”三个字是陈炯明拿着拟发电报稿让彭湃看的时候，在彭湃要求下加上去的，加上以后才发给了海丰县长王作新。加上“农会”的字眼，实际上是要陈炯明承认农会的合法性。

彭湃离开后，陈炯明多次打电报给他，希望能够与其“共商革命大计”(17)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续)》，《中国农民》1926年第5期。。彭湃利用这些来往电报为海丰农会工作的恢复宣传造势。“陈炯明一共打了十几个电报请我们去惠州，……海丰的反动派，觉得我们有了更大的势力，……我们一到海丰，就宣传……可自由行动，王作新的通缉等于消灭”(18)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续)》，《中国农民》1926年第5期。。回到海丰后，彭湃在和海丰驻防军队将领钟景棠谈话时，以陈炯明电报示之，并告诉钟景棠：“汕头农会有了惠潮梅十多县之组织，发展甚快，将来必可为总座(陈炯明)之助。”(19)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续)》，《中国农民》1926年第5期。钟景棠当即表明了对农会赞成和对彭湃支持的态度，并言很快就撤换县长王作新。此后不久，被捕农会干部全部得到释放。1923年冬，陈炯明回乡，彭湃组织农民列队欢迎，出狱的农会干部杨其珊致欢迎词，并请陈炯明允许农民立会。陈炯明当即答复：“工商学都有会，农民哪可无会。”(20)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续)》，《中国农民》1926年第5期。

根据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的记录，在彭湃1922年5月开始进行农民动员到1924年春离开海丰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工作期间，彭湃和陈炯明共见面7次。陈炯明多次对农会运动表示同情和给予支持，同时也多次提醒和告诫彭湃要关注士绅的要求和关照士绅的经济权益。陈炯明希望农会能够发挥统合的作用，通过农会的组织将分散的小农聚合在他所控制的广东地方社会架构之下。他不期望自己已经经营多年的海丰社会关系网络和海丰社会分化分裂。

在得知农会提出“三成交租”的决议后，陈炯明说：“(水祸)大到怎样，(农民)苦到怎样，也是应当照旧例主佃来分割，断不能任你们提出三成就三成，难道你是皇帝吗？”(21)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续)》，《中国农民》1926年第5期。后来，在处理释放农会干部问题时，陈炯明又言：“现在的‘新社会’是‘绅社会’不是‘新社会’，是万分难做的”(22)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续)》，《中国农民》1926年第5期。。当时的海丰社会经济结构是传统地主经济形态的延续，扩大占有土地的数量以获取地租、借贷款收益、政治地位等是当地也是多数农村社会普遍认可的财富及社会权势积累方式，这也成为了乡村社会包括士绅和农民等各个阶层人们头脑中所牢牢盘踞的主流意识和观念。

彭湃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在领导农会组织逐渐扩大的同时，对于官僚士绅采取了一些灵活的统合策略，并没有采取激进的举措。1922年6月2日，彭湃在《赤心月刊》第4期发表了《谁应当出来提倡社会主义》，指出：“社会主义，是社会一部分有心人，本着博爱的心肠，对于现代社会制度(组织)，大抱不平，因而发见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来代替他。……凡在现社会制度下生息的人，无论他是皇家的公伯爵，或是市井的贫穷儿，只要他确是抱着不平，确是主张社会革命，都可以出来提倡社会主义。所以提倡社会主义的人，是不能限定哪一种类的。”(23)《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1923年3月，海丰总农会发表《对时局宣言》，指出：“我们不问什么党派，不问什么政府，我们都没有敌对的表示；
但是有侵害我们农村的安宁破坏我们农村的秩序者，我们农民，与其无辜坐受摧残，倒不如正当防卫为愈！”(24)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晨光》(北京)1924年第1期。即使是在农会被强令解散后，农会所发《海丰全体农民泣告同胞书》对成立农会的目标也没有激进革命的表述。

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内部因素起着主要的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艰难生存的中国农民，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如果看不到斗争的胜利前景，一般都是持沉默的态度，即便有一定程度的抗争，也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内。社会形势不能提供政治经济发生变革的现实可能性，不能在农民群体的头脑内形成某种行为的正当性、合法性与不可替代性，农民不可能有超过常规打破日常生产生活的其他选择。农民阶级意识的形成，是自醒、自觉和主体意识不断增长的结果。但是他们愈是明白自己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知晓应该享有的权利，则愈是成为社会控制所瞩目的对象。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自身主体意识被唤醒，在得到阶级共同体的保障的同时，亦受到此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系统的控制。

(一)宣讲农民痛苦：阶级意识的唤醒与权益保障的吸引

彭湃对自己发起农会运动的描述，是海丰本地白字剧的出场语言风格：“龙山、龙津自一班西装的青年男女去后，很觉寂寞，留下一个彭湃，手一卷书，叫那悲惨惨的农民快些出来反抗”(25)《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1、353页。。根据彭湃的分析，当时海丰全县人口约40万人、7万余户，其中5.6万户属于农户；
在这些农户中，纯自耕农约占20%，半自耕农约占25%，佃农约占55%，自耕农兼小地主以及雇农属于极少数，全县不超过500人。“自耕农兼小地主其地位比较颇为优越，而半自耕农之地位则次之，最苦者莫如大多数之佃农”(26)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中国农民》1926年第1期。。彭湃为佃农的经济收入算了一笔账，结果表明：纯粹以种田来计算收入和支出，他们已经入不敷出，再加上穿衣、房屋修缮、养活父母妻子等必需的生活消费，这个无底深渊只能是愈陷愈深。

彭湃通过表演魔术、放留声机等形式吸引民众，在路口、村庄、集市等场所演讲农民痛苦的由来、地主苛待压迫农民之事实，以及农民团结起来解救自身之必要，逐渐为农民所理解、赞成和接受。“能对一个公众——即一盘散沙、互不相识、但接受着同样信息的大量个体——讲话，就掌握了象征性权力”(27)[法]热拉尔·努瓦利耶：《社会历史学导论》，王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引言第3页。。成立之后的农会帮助农民维护自身权益，开展“同盟罢耕”、调解民事纠纷、解除土霸勒索、组织农民药房、收回集市收入拨为农民药房经费等，影响日益扩大。农民加入农会之后，自身权益得到实现，身份地位在社会上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这就使更多的人增强了加入农会的意愿，提高了他们在农会指导下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

彭湃将创作的童谣教给儿童传唱，呼唤处境悲惨的农民勇敢站出来团结反抗，为农民所喜闻乐见，产生了很好的动员效果。如他用海丰方言写的《田仔骂田公》：“冬呀！冬！冬！冬！田仔骂田公！田仔耕田耕到死，田公在厝食白米！做个(的)颠倒饿，懒个(的)颠倒好！是你不知想，不是命不好！农夫呀，醒来！农夫呀，勿戆！地是天作，天还天公！你无分，我无分！有来耕，有来食！无来耕，就请歇！”(28)《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1、353页。彭湃还运用海丰方言编成歌谣《农民兄弟真凄凉》，反映当时农民的困苦生活：“山歌一唱闹嚷嚷，农民兄弟真凄凉！早晨食碗番薯粥，夜晚食碗番薯汤。半饥半饱饿断肠，住间厝仔无有梁。搭起两间草寮屋，七穿八漏透月光。”(29)《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1、353页。

彭湃的方言童谣创作和激情演讲，贫农苦难的宣传塑造，使得许许多多的农民沉浸其中，也就自然激发起他们的行动。他们纷纷加入运动的洪流，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诉求，追求自己的机会。据同时期从事社会运动的筱林观察，彭湃“的确富有组织天才与煽动能力。他的煽动可以深入任何群众集团，而做他们的核心。每个和彭湃会晤过的人，都可以从他身上找到很好的印象，他的热情能够抓住每个人的心”(30)筱林：《彭湃印象记》，《社会新闻》1934年第6期。。孙中山对宣传农民苦难亦很认可，在后来应邀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演讲时他特别强调了此点：“要对农民去宣传，把农民的痛苦讲得很清楚。”(31)瞿宛文：《台湾战后农村土地改革的前因后果》，《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98期(2015年3月)。

根据彭湃后来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讲授的从事农民运动“应注意之点”，也能看出他深入农民之中、迎合民众心理、适应农村情势所做的细致工作。在彭湃阐述的12个“应注意之点”中，除了第一点“要吃苦，忠诚勇敢，受党的指导”和第十点“利用绅士一时，用后置之不论”而外，其余均是讲如何切实融入农民生活、真正取得农民信任，比如“要从下部(即基层——引者)工作做起，很谦逊，不要摆出高贵的架子”，“要明白农民的生活状况及其心理”，“与农民交接应严密，然决不可生金钱关系”，“谈话不要深奥，用俗语，且要耐烦”，“不要显出与农民不一律的动作”，等等(32)《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138、52、52、134页。。革命思想的输入必须建立在农民所习惯接受的形式和载体上，才能取得动员的实效。

(二)组织大规模集会：政治身份的重构与民众心理的认同

彭湃重视利用传统节日和五一劳动节等组织大规模集会，宣传农会成立的意义和价值，宣示农会组织的团结有力之气势，更以情景化的氛围鼓动民众的广泛参与情绪，“在聚众人群中，每个成员都会很容易地受到彼此的影响”(33)[美]约翰·D.卡尔：《社会学》，刘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8、324页。，“人们喜欢那种成为某个更宏大实体一分子的感觉，只要参与其中，人生的价值就能得到满足和实现”(34)[美]约翰·D.卡尔：《社会学》，刘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8、324页。。

彭湃记载：“光阴很快的，旧历十二年的元旦来了，各乡的狮子曲班都来庆祝，……到会者会员六千余人，非会员来参加者三千余人。开会次序：(一)奏乐，(二)主席宣布开会理由，(三)演说，(四)歌曲，(五)舞狮子，(六)高呼农民万岁，(七)燃炮。……我们借这个机会来表示我们的群众有几多给敌人看看，并唤起我们革命的精神”(35)《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138、52、52、134页。。“本年旧历正月二十日，该会发起农民新年同乐大会，到会会员达五千余人，鼓乐喧天，极一时之热闹。该会宣传部白话剧团演《二斗租》之农村悲剧，当一贫农被田主之侮辱时，状最可哀，观众悲愤交集，会场为之鼓噪，而年迈农夫睹此，不觉老泪夺眶”(36)《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138、52、52、134页。。“今年五月一日之劳动节，更为空前之大集会。当日到会者万余人，手持小旗，欢声雷动，巡行城厢内外。从此会员日益众，组织亦日渐完备。军警到乡，农会出而与之理论，而无恃其威。乡民有事，不用求于绅士之门”(37)《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138、52、52、134页。。海丰县总农会的旗帜是乌红布对角做成的，上下两面尖对尖的红旗，左右两面尖对尖的乌旗，形成长方形图案。这一会旗实质是一种规则和权威的宣示，一方面旨在消除历史上乌旗与红旗农民的流血械斗，另一方面是指所有的农民都已经团结在海丰总农会的大家庭里，“象征农会所进行的社会斗争超越红旗会与乌旗会间‘纵向冲突’的观念”(38)[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页。。“农会的会旗，是用黑赤两色分四联合。此是因海丰前日各乡各姓有黑红旗之分别，时常发生械斗，当械斗杀人是很利害的，他的岳父或兄弟等是黑旗，自己是红旗，也不客气把他杀死。所以我们不用黑，也不用红，用黑红联合旗，以当日械斗的勇敢奋斗的精神来干革命，所以农民黑红观念从此打消了，共用一农旗。农会的印是用圆形的，因农民很怕四方印即官厅印，一印出来，就是剥削农民的告示，所以农会要使农民注意，乃用圆的”(39)《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138、52、52、134页。。每个农会会员证上都印着“不劳动不得食，宜用心宜协力”，也是对行动共同体下每一个会员思想意识的强化教育和行为行动的强化约束，即如法国社会历史学家努瓦利耶所言：“经常地，个体将代表了他所属的群体或阶层的标签和象征物内化，并将自己认同为以其名义发言的人。相反地，当个体被公开地以负面或者贬义的方式指称时，话语可以变为刺激或羞耻的因素。”(40)[法]热拉尔·努瓦利耶：《社会历史学导论》，王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引言第4页。

这些着眼于农民切身利益和迫切要求、迎合顺应农民言语和心理、组织大规模集会进行集体性宣传鼓动的办法，取得了农民认同，激发了他们的主体认知，促使他们融入和凝聚为一个新的阶级共同体，积极参与集体行动。这些动员机制为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社会革命提供了经验借鉴。

(三)建立各层级农会：乡村权利结构的变化与农民运动开展的局限性

最早跟随彭湃的青年农民只有张妈安、林沛、林焕、李老四、李思贤等少数几个人。1923年1月1日，海丰总农会成立，当年5月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7月又改组为广东省农会，包纳了海丰、陆丰、惠阳、紫金、惠来、普宁等6县26800户，大约134000人。农会会员的成分分布，自耕农占20%，半自耕农占30%，佃农占40%，雇农占10%，此外还有工人500多人，船夫400多人，失业者300多人，小商人30多人，学生30多人，小学教员、自耕农小地主、乡绅半教绅士各约10人，陈炯明护弁3人，基督教农民50人。

海丰总农会下设卫生、教育、庶务、交际、财政、仲裁、宣传、农业、文牍等9个部门，下有赤山、守望、银溪、西河、北笏、罗山、青湖、平岗、守望分会、汀洲、雷峰、联峰等12个农会，共2760户，覆盖人口大约16590人。改组为广东省农会后，下设部门中又增加了一个调查部。各部骨干成员，卫生部吕楚雄、刘恩泉；
教育部马焕新、彭湃；
庶务部林朝宗、张妈安；
交际部彭汉垣、彭湃、林甦、杨其珊；
财政部杨其珊、蓝镜清；
仲裁部余创之、彭湃；
宣传部林甦、彭湃、李劳工、林务农、黄正当；
农业部李劳工；
文牍部余创之；
调查部叶维新、万清睐、胡汉南。广东省农会设在海丰，同时兼摄海丰县农会职权，无论是海丰农会还是惠州农民联合会抑或是广东省农会，核心领导班底都是由上述人员组成。

以上所列名单，除了马焕新后来背叛了农会，其他人始终如一地围绕在彭湃身边，由此组成了彭湃领导农会的骨干团队。除去胞兄彭汉垣以外，澎湃在海丰中学的同学、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及教育界同事构成了他的骨干团队中的核心圈。这些同学和同事在共同的社会革命活动中经受住了复杂斗争的考验。在彭湃领导的早期农会的革命历程中，基于共同的目标和斗争策略，农民出身者和知识分子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有些农民出身者在地方上具有一定的社会声望，号召能力和活动能力甚至高于部分知识分子。

彭湃对于农会的组织和革命理想主义的宣讲，通过《新海丰》和《赤心周刊》这两本期刊的刊行，构建了一个革命团体活动的社会语境，以农会形式建立的新社会网络，为各个参与主体重构了社会身份，启发鼓舞了网络内成员的行为走向。这个新的社会网络成为了海丰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和资源载体。

各级农会的纲领是“图农民生活之改造”“图农业之发展”“图农民之自治”“图农民教育之普及”，农民必须进入农会才能享有农会所保障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权益，其中在《农会利益传单》里标明的就有17项，即：(1)防止田主升租；
(2)防止勒索；
(3)防止内部竞争；
(4)凶年呈请减租；
(5)调和争端；
(6)救济疾病；
(7)救济死亡；
(8)救济孤老；
(9)救济罹灾；
(10)防止盗贼；
(11)禁止烟赌；
(12)奖励求学；
(13)改良农业；
(14)增进农民智识；
(15)共同生产；
(16)便利金融；
(17)抵抗战乱(41)《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6、131页。。

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与海丰总农会形成竞争和对抗关系的是由地主士绅等组成的粮业维持会。此时控制海丰社会的仍然是以地主为依靠的士绅官僚，指望同他们进行政治交换以换取对农民利益的保障和农会组织目标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假如他们能够对农民受到的不公平遭遇给予积极回应，或者为农民权益的实现进行协调，也就不会有农会组织的出现，可以说，正是地主士绅留给了农会对农村社会进行掌控的权力空间。农会赋予农会会员参与乡村社会日常事务议决的机会，这种类民主体制激发了农民的主体意识。每一次冲突的开端和平息，都是在朝着既有的政治权力发起挑战，政治权力的转移不可避免。彭湃当时曾作出判断：“从此以后，乡村的政治权力，已由绅士土豪之手，而移至农会。同时各区警察及司法衙门之生意，亦觉冷淡，由是警察法官亦深恶农会。农会既为农民解决许多纠葛，及帮助其胜利，故加入者日众。”(42)《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6、131页。彭湃及其追随者和数十万农民，加上少数码头工人和崇尚新知的青年学生，已经在新的情势下建构了一个以农会为日常生活运转中心的崭新的乡村社会网络。农会各部门在乡村社会分工开展工作——宣传部在各乡持续开展巡回动员和借助于演戏进行宣传；
教育部举办农民学校，教给农民写信计数；
农业部引导农民广种山松；
仲裁部调解业佃争议、婚姻钱债等纠纷；
卫生部办理农民医药房和接生及杂病治疗等。传统乡村的权力系统转移至农会，一种新的社会生态开始建立。

1926年9月1日，在对花县民团与农民协会的械斗情况进行调查时，伍观琪问彭湃在东江办农会“到底做些什么事”，彭湃回答说：“最重要的工作为改良土地和谷物，次为发展农村教育，再次为种植小松，现在通通都收了效果。”(43)《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35、44、60、44、47页。伍观琪是地主士绅的代表，被彭湃划入了地主民团的行列，因此，澎湃对他所提问题的回答，意在表明农会所从事的社会改良事业符合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的现实需要，处于社会主流道德观念塑造下的合理活动范围，是理性的和正当的，当然，这同时也说明了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所存在的客观局限性。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民众的广泛参与，单纯依靠农会进行组织整合已经不能适应迅速动员起来的社会情势，而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治体制来驾驭社会动员的速度和规模，换言之，彭湃及其农会组织必须发展出能够控制、管理和有效统治整个社会的新职能。然而，“最初的成功是最困难的”(44)[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这对彭湃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彭湃在海丰农民运动开始之初及其推进过程中，乃至到了海丰农民运动的高潮时期，多次向同学李春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施复亮和团中央领导人刘仁静写信诉说：“我的最憾事，即是少同志。这个问题，我差不多夜夜都梦去寻求同志。唉！同志在哪里！”(45)《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35、44、60、44、47页。“这回对抗田主的办法，湃已经有了把握。可是进行上能否依照我们的计划，这就不敢逆料。因为没有同志的关系！——哎！同志在哪里！恐怕这次的运动太过于平和为可惜，这也是归咎于同志不来！农会的发展，真是叫做一日千里！唉！可惜无同志去干！如现在县县都要去干，无同志怎样办呢？”(46)《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35、44、60、44、47页。“天下无难事，只怕少同志！此间同志太少，一人兼数种工作，日夜都忙个不了，而且农民运动的地域是很辽阔的，交通又不便，常常一日要走百里。中国的内乱就是我们散布种子的机会，S.Y.及C.P.还要快些设法子使多些同志到乡村来！”(47)《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35、44、60、44、47页。即使后来有了像彭汉垣等一样坚定支持其革命工作的诸多知识分子，彭湃仍认为“汉垣等实在难得。不过主义上无法去用工，为可惜耳”(48)《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35、44、60、44、47页。。1923年9月，彭湃表示要“我们快要组织一个极坚固的团体”，“而且很是秘密”开展活动的(49)《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35、44、60、44、47页。。

在他人的眼里，彭湃总是以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积极乐观的面貌出现在众人面前。“在路上，他是上层指导人员中精神最活跃者之一。别的人都为疲劳与溽暑苦恼着，而彭湃，始终像一只活跃的野猫，似乎在他的脑筋中，不知道有苦闷、困难、烦恼的因子。”(50)筱林：《彭湃印象记》，《社会新闻》1934年第6期。彭湃组织起了规模达数十万人之多的农会，然而又为何总是发出“同志在哪里”的慨叹，所言“主义上无法去用工”又是指的什么？

作为中国乡村社会革命拓荒者的彭湃，莫说发愁的是“前路无知己”，即使是当下，也是“少同志”。所谓“主义上无法去用工”，表露的是对理论缺失的苦恼。农民革命前行的方向到底在哪里？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落实在中国农村的革命实践中，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路径？对此他感到茫然。他发出的“同志在哪里”的呐喊，反映了对海丰农民运动中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革命干部缺乏的焦虑。他意欲组织“一个极坚固的团体”，背后折射出的是海丰农民运动中武装斗争的缺席。而在指导理论的缺失、革命干部的缺乏、武装斗争的缺席这三个方面中，彭湃最为苦恼的显然是“主义上无法去用工”，这一点也是倾其全力于实际运动的彭湃的短板和弱项。“实际行动家的彭湃，他对于理论的忽略，造成了他的不可补救的缺点。他虽然是知识分子出身(日本早稻田出身)，……也常常用功读书，而对于理论，始终没有正确的理解。他们仅仅有火一般的对于被压迫群众解放的热情，这种热情造成了他的‘主观上的革命’条件，而这种主观上的革命，实际只有一个简单的概念：无产阶级太苦了，应该起来打倒资产阶级，这就是共产主义的革命”(51)筱林：《彭湃印象记》，《社会新闻》1934年第6期。。

虽然彭湃在日本留学期间，受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加入学生组织“建设者同盟”，成为了“广义的社会主义者”(52)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晨光》(北京)1924年第1期。，但据彭湃本人所说，他以前深信无政府主义，到1921年才对马克思的学说“发生信仰”并“益深信”(53)《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7、47、369、218页。。然而即使到了1923年9月，彭湃在写给施复亮的信中还认为，“青年团只可供做宣传的机关，还不可做革命的团体。……共产党我不大明白”(54)《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7、47、369、218页。。随着海丰农民运动所遭遇的复杂斗争形势的变化，彭湃几次找陈炯明遭到敷衍后，遂在1923年11月脱离陈炯明，不再对他抱有希望。1924年1月20日，彭湃致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领导人刘仁静，建议党中央和团中央多派些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到农村来开展农民运动(55)《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7、47、369、218页。。从这个时候开始，彭湃开始把他所依靠的革命重心放到了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上来。从此时起，彭湃的认识也从所领导的狭义的农民运动转向广义的革命运动。在他所领导的海丰农民运动的领导集体里，他是一个先进者，他在这个团体中实现了从自在进于自为、从自发进于自觉，实现了从拘束于社会限制努力进行社会改造到打破社会限制致力于进行社会革命的转变。

后来彭湃很快认识到：“要革命成功，是要我们自己团结在农会旗帜之下奋斗。但是这种力量，尚不足恃。我们要革命，一定要武装起来！农民有了武器，然后革命才能成功。因为我们的敌人，也是有武装的。我们要打倒敌人，就要先武装自己。”(56)《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7、47、369、218页。彭湃“主义上无法去用工”的苦恼、“同志在哪里”的呐喊和“组织一个极坚固的团体”的谋划，事实上提出了解决指导理论缺失、革命干部缺乏、武装斗争缺席的问题，最后的指向就是党的建设，即建立一个具有强组织力量的政党进而推动革命实践。这两者统一于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既是理论又是实践，既是政治运动又是群众运动，既培养和锻炼了革命干部又建立了拥护革命政权的武装力量。依靠党的组织建设正是对社会动员走入歧途的有意纠偏和必须配套的政治举措。今天无论如何观察土地革命给当时的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从早期乡村社会革命发展的趋势来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革命在复杂恶劣的斗争形势下突出重围的必然选择。

以1924年4月彭湃到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界，可以将海丰农民运动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海丰农民运动在高潮时的声势不可谓不壮观。彭湃和农会骨干利用陈炯明的权势营造了农会发展壮大的外部政治环境，创造了民众参与农会的合法性空间，并且在没有突破当时社会容纳限度的情况下，以适应性动员的方法整合社会内部动力，遵循动员者“迎合—组织—强化”和被动员者“认同—融入—参与”的行动逻辑与步骤，广泛地发动农民，保障其权益，重构其身份，形成了一个具有较强组织性的行动共同体，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造就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中国乡村社会革命的蓬勃声势。

社会革命的紧迫性与遭遇困难的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在穷凶极恶的白色恐怖氛围和冒险主义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之下，后期的海丰农民运动满载着彭湃的革命理想主义，因循着海丰械斗传统而朝向激进的路径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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