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研究评价的现实迷思与改革理路

刘文霞，郭雷振

(盐城师范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7)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ofScientific Information，简称ISI)相继创立了《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SCI)、《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rts&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简称A&HCI)等期刊文献数据库，旨在为科研人员提供最新的期刊文献检索服务。创立以来，ISI数据库在帮助各学科领域科研人员了解、追踪本领域的国际研究现状与前沿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此过程中，ISI数据库通过与文献计量学的联姻形成了二者发展上的相互促进。“文献计量学与科学计量学是用于衡量科学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方法。这些学科的开创是为了给科学史学家与科学社会学家提供研究工具。但直到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建立引文索引数据库及创始人Garfield开展了相关研究，文献计量法才得以广泛使用。由依据学术声望高与被引频率高等标准遴选的期刊构成的ISI数据库为文献计量分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文献计量分析在此后最为常用的数据库就是ISI数据库。”[1]这种互动关系客观上促使ISI数据库衍生出了科研成果评价功能，成为科研绩效文献计量评价的工具。

由于使用便利、简约经济、国际通认，管理者与高等教育管理机构、学科排名机构将科研人员、大学与科研院所在ISI数据库的文献计量指标表现视为科研质量与实力的表征符号，被广泛应用于各种考评决策过程之中。然而，此举同时也招致了各界越来越多的怀疑甚至是抵制。2012年12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年会上，一群学术期刊编辑和出版商聚集研讨并发布了《科研评价旧金山宣言》，呼吁科研界的所有利益相关者不要使用基于期刊的计量指标去替代衡量一个人的研究论文质量，去评价一个科学家的贡献，或者误用、滥用于人事招聘、职务任命和资助决策当中，而是要致力于开发更加准确的科研评价方式[2]。无独有偶，2015年4月，欧美5名学者联名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科研计量莱顿宣言》，批评了科研评价以计量数据而非以科学评判为导引，以及政府、大学和其他相关组织对科研计量指标的沉湎和滥用，提出了指导科研评价的10项原则[3]。反对声音背后折射的是对计量指标至上的科研评价可能引发的危害的忧虑，以及科研质量文献计量评价的适切性问题。

对于这个热衷于量化评价的“审计社会”时代，德国学者Schneider曾以古希腊神话人物米达斯的故事为喻，对人们过度迷恋计量评价的现象进行了批判。“米达斯在无意间获得了梦想中的点石成金的本领后，把触碰到的所有东西都变成了金子，以至于无法吃到食物而差点将自己饿死。在我们对于测量手段的疯狂追求中，那些痴迷于排行榜的评价者把一切都变成了数字，导致了对评价对象的真实价值的扭曲。”[4]在科研评价领域，人们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研究的文献计量评价的争议与批评最为突出。认为文献计量用于描述自然科学研究在科学圈的影响时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但在描述人文研究质量方面则乏善可陈。其中，最直接的攻击点就是ISI数据库收录的人文社科类刊物主要源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主要英语国家，偏斜的文献覆盖面客观上决定了非英语国家和地区基于该数据库刊物文献计量指标进行人文社科研究质量的国际比较本就有失公允。更为关键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关于人文的文献计量研究正在从分析期刊数据库的文献覆盖面转向试图以人文自身的方式来理解人文。文献覆盖不是仅有的问题，也不是最重要的问题”[5]。摆脱ISI数据库量化指标的评价桎梏，从人文研究特征本身出发来寻求建立适应性的研究评价体系，已成为思考人文研究评价改革的主要突破口。

(一)人文研究的本土取向

自然科学研究着眼于前沿性科学问题，面向国际科学家群体展示交流科研成果。成果使用统一的科学语言符号，主要以论文的形式在国际性学术期刊与会议上传播，阅听人集中于科学界的同行，成果的创新性、突破性与科学价值接受国际同行的检验与评判。人文研究植根于特殊的文化情境场域，主要开展本国家、区域、民族主题问题的研究，阅听人不仅包含学术同行，还往往涵盖了学术圈外的广大公众。“社会不同，一个国家中的人文或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对于其他国家的研究者并非总是非常有用的。”[6]人文研究的实际社会影响力更多作用于一定的地域圈或人群，如民族群体、国家、地区、历史发展深受特定文化思想影响的泛在区域或共同的语言文化圈。相应地，人文研究成果的传播在形式上具有多元性，包括了文集、期刊、著作、报告以及非学术性读物等，在语言上更多地偏向于本土语言写作，以达成研究者与不同受众之间信息表达的无障碍交流。“在非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和地区，国家与区域导向的论文以本国语言而非英语发表，且通常在国家或区域媒介上出现。”[7]当然，人文研究的突出本土取向并不代表人文研究的成果表达与交流范围影响只能局限于本土。通过国际通用语来把研究成果展示在更加广阔的平台上，有助于使异域更多的主体获得对这些研究的了解，扩大研究的影响范围，并促进国际间的人文交流。

(二)人文研究的个性理解

自然科学研究揭示自然界存在的客观规律，自然事物、现象的存在状态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作用机制和运行原理问题对于任何疆域与组织的科学家都是一致的，研究成果的解释基于明确的科学实验分析证据，要求有精确的“标准化”科学认识，难有个性化的意象解释空间。研究的组织以团队攻关与合作最为典型，成员之间按照既定的研究设计进行分工合作，研究的开展高度依赖于科学实验与观察，需要有对实验仪器与大量繁复的实验数据的记录、处理与分析，讲究科学规范的研究流程，研究的结果可重复验证，新知识的生产积累是一种线性的渐进过程。根据Whitley对科学领域的划分，人文研究契合于由高度的任务不确定性与科学家之间的低依赖性组合所构成的“碎片化动态组织”特征。“这种结构中的研究相当具有个体性和个人特色，而且各研究场合间只有微弱的协调……他们往往针对宽泛而易变的、高度依赖地方性迫切需要和环境压力的目标，做出相对比较散漫的一些贡献。”[8]人文研究倾向于从不同的视角对人类历史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现象的文化性进行发掘与解读，在文化性问题的理解和观点表达中往往呈现为一种多元思想、理论的共存状态。人文研究富有个性，内含着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的独特思想与独到分析。“对于社会的文化记忆与社会文化根基学习至关重要的图书馆、档案馆与博物馆是人文学科完全应该拥有且应该加强的基础设施”[9]，人文研究高度依赖于馆藏文献与实物，通过深入的思辨、演绎与考证，以求用新的思考达成对既有相关研究观点的商榷、补白、补正与争鸣。

(三)人文研究的分散参引

在著述中引用他人或自己的观点是一种悠久的研究传统，“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所有的哲学性学科会引用‘权威’，崇拜圣贤。由于亚里士多德需要引用自己的观点，所写著作甚至出现了书名。随着17世纪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及代表性人物的出现，所有学科中新颖性的观点学说受到推崇。以前，只要引用手边的资料就足够了，研究人员的任务不是公开表明其对于前沿的跟随。但文献数量的增加带来了新的担忧，最终带来了Garfield开创的引文分析的需要”[10]。虽然如此，不同学科领域在参考引用习惯特征上具有显著差异。自然科学研究需要紧密关注所在研究方向的实时动态，在文献引证上突出最新的与论文主题密切相关的成果，从而给予了最新成果论文在短期内可以实现大量集中被引证的客观条件。“人文研究的社会与智力组织特征赋予研究者以极大的追求独特研究路线的自由，使其分散于很多不同的研究主题而相互之间很少交流。人文学者在选择主题、发表渠道和引用谁的文献时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但这同时也限制了其自身成果以被引证的形式获得‘奖励’的潜力。这也是引文数据库不适用于作为人文研究影响衡量指标的最重要的原因。”[11]退一步讲，即便以数据库中的被引数量来表达人文研究论文的质量，人文研究论文的“经典”与否需要经历长期的历史检验，要求相比自然科学研究论文更长的考察窗口期。

(一)人文研究质量标准的质性与量化

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在公共部门治理中引入了市场机制，将市场竞争与交换作为提升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与生产效率的最佳方式。“基于新公共管理范式的科学政策主导了科研绩效量化指标的快速增长。”[12]在量化技术理性支配下，大学的人文科研运行体系被裹挟、嵌入到绩效审计与评价轨道当中。政府部门利用把控的科研资源配置权，按照ISI数据库计量指标对本土大学与学者的人文研究进行绩效衡量，以SCI数据库为代表的自然科学量化评价范式被套用于人文，使人文研究评价被动陷入“削足适履”的尴尬境地，致使评价标准与人文研究内容和目标之间错位，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科研贡献与价值被矮化，抑制了人文研究的创新活力。当前，评价实践中主导性的行政管理逻辑、商业市场逻辑愈发凸显的弊端正在推动人们将思考的重心转向试图从人文学者自身的质量观来建立人文研究的评价框架，从人文学术发展逻辑中来深层探知把握人文研究质量可能内含的质性面与量化面。代表性学者Michael Ochsner等人将这种转向定义为以自下而上、自内而外的方法论来探究人文研究质量标准特征。在其对瑞士高校和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高校中人文学者的调研并结合对大量相关文献的梳理，共归纳出了62个人文研究质量指标组，每组指标都可以搭配于质量标准的一个或多个方面。例如：“出版物”指标组可对应衡量“学术交流”标准中的“学科交流”“跨学科交流”“国际交流”3个方面；
“引用”指标组可对应衡量“认可”标准中的“见解被研究社区所接受”方面、“对学术社区的影响”标准中的“激发新的研究”“对研究社区重要性突出”方面，以及“关切性”标准中的“与研究社区紧密相关”方面。进一步的扩大研究发现，受访人文学者对于所列质量标准的认可度存在差异，11项标准获得了普遍认可，6项指标获得了一两个学科的认可，“生产力”“与社会的关系和对社会的影响”两个标准完全被否决。同时，受认质量标准中只有约一半的具体方面可用指标来衡量，诸如创新与原创性、严谨性等质量标准更是完全难以用指标来呈现[13]。人文研究学术成果内容本身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学术准则要求，只能由研究同行来进行具有主观性的“客观”评定。人文研究质量具有可量化的质量标准，但还具有广泛的难以量化但必须要纳入其中的质性质量标准，测量指标的选择必须回归到具体学科的内在特质并获得学科自身的认同。

(二)人文研究质量标准的传统性与现代性

人文领域的“‘现代性’研究以国际性、跨学科性、合作性与公众导向为特征，‘传统性’研究以学科性、个体性与自主性为特征”[14]。关于“现代性”仅仅只是研究的特征还是应该作为研究的质量指标，尚存在争议，但试图打破人文研究的传统界限，把人文研究的质量置于宏大视野的社会功用性发挥的场域中来予以重新定位与诠释，力求以开放性的人文研究范式来丰富人文研究质量内涵，正在成为洞悉人文研究质量标准的新思维。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将功能创新性、跨学科性与国际性作为人文研究质量的衡量标准[15]。立论的主要依据可归纳为人文研究在当今时代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的彰显必须系于与未来、与其他学科以及与域外同行的对话。三大标准所指涉的显然并非研究成果的质量评判，而是对人文研究的理念或过程质量的观照。创新性聚焦于人文研究应对并服务于社会的不确定性而衍生出来的预防性思考功能，把沉浸在故纸堆、文物古董与历史遗迹研究中追寻过去的目光转为过去与未来兼顾，在反思社会重要议题、启发民智以助力人们做出明智的未来选择方面体现自身的独特价值。每一个学科都拥有自身的学术部落与领地，学科的边界构成了学科的保护圈，维护着学科的特有身份及其内部运行的稳定有序，但同时也形成了学科之间的沟通藩篱。现实中，很多复杂的研究问题必须要进行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更有可能产生创新性的方法和结果，并开辟新的视野。跨学科研究通过使人文学者与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的互联而促进了转换，将自己的成果最大程度地传递给整个社会。”[16]在高度强调学科社会责任的时代，主政者与公众需要研究人员能够为经济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的综合性方案，而非出自单个学科一己之见的零散意见或建议。人文学科有必要跨越学科界限，积极向外部世界展示出自身在方案制订中的贡献力和重要性。在全球化进程中，大学作为重要的研创与教育基地，在携手解决人类的共同风险与挑战方面的作用将愈发不可替代。大学科研体系的发展要注重将国际化元素纳入其中，建立并融入到跨学科、跨组织、跨疆域的国际合作研究框架当中，而这一过程的实现则有赖于国际间对异域多元文化的认识理解与碰撞而编制的文化纽带，以及对于特定文化范围内知识的认知增加的必要性。由此，可以推动人文学科跨越时空讲好特殊的文化故事，促进科研人员的人文国际交流、合作与国际网络构建。

(一)文献计量与质性评价的对立缓释

传统上，人文学者构建的量化评价损害防御机制表现在“有些学者认为不能对人文研究质量进行简单、机械或量化的表达，人文研究的内在效益是无形的，难以明确定义。有些学者认为人文研究质量可以量化表达，但可以测量的产出部分实际上并不重要，且量化指标所能够传达的信息已经是众所周知的”[17]。在质性评价与量化评价的信效度上，人文学者以同行评价为科研成果内在学术价值的唯一有效评价方式，并不认为文献计量能够解释、替代质性评价。对此，有学者将其归结为人文学者对于引文分析计量指标的一种误解。“当我们观察很多学科中流行的影响系统时可以发现，质性评价产生在同行评价之中。这一过程并没有受到影响因子文化的影响。影响因子文化产生、稳定并且增加了期刊之间的差异。实际的成效就是有些期刊获得了最多的关注与最好的投稿，因为这些期刊拥有最大的影响力。最终意味着这些期刊有着最为严格的筛选流程，选择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是‘质性’，没有被数学标准所取代。但同行评价的最优操作必须依赖于可接受与相互理解的标准。同行评审的问题源于过程的不完善。”[18]这无疑为现实中“以刊评文”在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做出了注解，但同时也映射了“以刊评文”的潜在风险。实际上，“关于同行评价内部运行的大量研究都揭示了各式‘内在偏见’，如‘认知特殊主义’‘熟悉内容支持偏向’‘同行偏见’等。这表明同行评价并非一个不同评价者内在一致地使用一套客观标准，且学术立场中立的质量评价过程。”[19]显然，在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之间，人文学者需要理性看待量化指标的评价价值，数据库的量化指标并非与质性评价完全割裂，寻求构建可信高效的同行评价机制，保障同行评价体系运行的科学与公平才是消除对量化评价抵触的关键。

(二)本土体系与国际评价的主次结合

在非英语国家或地区，英语文献主导的ISI文献数据库对于本域人文学术刊物与著作收录的覆盖面不足，以及人文研究在研究主题、学术交流、阅读传播与文献引用习惯等方面的本土倚重，使得这些区域对于人文学者的研究质量评价难以以ISI文献数据库的文献计量指标为核心依据，进而从根本上推动其在ISI数据库之外寻求建立符合自身人文研究评价需求的国家或地区性文献数据库。例如“欧洲人文研究索引”建立的初衷就是“在英语刊物主导的世界中，要高度彰显人文学者用欧洲语言发表的丰硕的世界一流研究成果”[20]，通过更优的文献计量工具来系统地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展现欧洲不断取得的人文研究成就，以弥补ISI数据库对欧洲人文研究成果的覆盖缺陷。由拉美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共同建立的期刊评价系统——拉美索引系统中，西班牙构建的本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质量指标信息系统在ISI数据库外提供了有力的评价补充信息。系统旨在通过定量和定性指标来展示本土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完整信息，为期刊编辑、科研人员、图书馆和学科评价人员提供刊物质量判断依据。同时，还基于著作在本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传播中的重要地位，相应构建了著作质量的评价指标，包括被引、编辑、典藏、学术刊物上的书评、同行评价、外译、研究手稿、数据库中传播、图书馆目录与出版社声望等[21]。从现实来看，基于数据库量化指标的文献分级与排名在科研质量评价体系中的应用地位与广度难以被取代，建立并不断优化符合本域域情的综合性文献数据库，有助于为更加公平、完整的人文科研评价提供关键支撑。

(三)学术价值与多样成果的综合考量

人文研究的价值取向是多维而非单一的，对于一项研究的直观价值的评判不能脱离研究本来的定位倾向。“研究评价基于研究者面向的是政府、同行或广大公众，从而要求不同层次的关注点。评价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使研究对于政府与公众负责。在个人与机构层面，获得关于研究优劣的信息是评价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此外，评价还服务于使研究的质量与重要性展示给外部的利益相关者。”[22]在纯学术性交流的角度，人文研究中论文与著作为同行学术交流的两大主要成果形式。前者在长期以来受制乃至已经惯习于数据库论文计量指标评价，以及在片段性研究产出速率较快的情形下，易于形成论文至上的评价依赖。而对于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对特定主题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著作形式的成果，在评价体系中的边缘化显然不利于人文精品力作的创造。这也是很多学者提出要建立著作引文指数，以对期刊文献和著作文献之间的引用关系进行数量化分析的重要原因。另外，人文学术论文与专著内容所倚重的是对原因、现象与行为的理解深度，并非以成果的社会应用为重要关切。在应用转化的角度，“面向更加广泛的受众与学生的发表物被认为是人文研究最为重要的社会关切表达”[23]。社会公众不仅是人文研究成果的受益者，也是人文研究成果的庞大传播群体。人文研究的社会价值转化需要在研究成果与非学术公众之间建立起“通俗性”的理解与沟通通道，实现人文研究发现向社会的知识普及、精神渗透与人文化育。由此，人文学者为公众与学生撰写的多形式的传播性作品在研究评价体系中理应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人文研究的这些贡献在当下主流的文献数据库当中是难以体现的。在如今高度发达的多媒体时代，转化成果借由各种媒体渠道与平台所发挥与彰显的社会影响力则为这一缺口的弥补提供了新的操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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