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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时间:2023-04-07 16:00:07来源:百花范文网本文已影响

    黄斯琦,姜雨峰

    (长春工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20纪50年代,随着公共选择理论的盛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广泛应用于公共部门之中,但学者发现该理论无法解释公务人员的利他行为和亲社会行为,在对其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公共服务动机这一新兴研究方向。公共服务动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简称PSM)是公共管理领域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概念之一,它聚焦于人们的公共服务动机中是否存在利他性动机[1],是公共部门和组织对个人与组织关系的重新审视[2],也是公共管理领域中人性假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构建出公共管理的新途径。基层公务员占据公务员体系的绝大部分比重,是整个体系的根基所在,肩负着维护社会稳定的重任,其中个体的一举一动都直接影响政府形象。因此,学术界密切关注基层公务员的群体动向。“工作满意度”这一概念最早在1935年被Hoppock提出,他认为工作满意度是员工对从事的工作和工作环境是否满意的一种内在的心理感受,是一种主观反应[3]。早期的工作满意度研究是基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研究,直至20世纪70年代,国内研究者才开始围绕工作满意度展开研究。研究者不满足于只研究工作满意度的理论结构和测量等问题,而是把工作满意度作为研究的因变量,分析其他因素如何对工作满意度产生影响。

    研究基层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有助于深入了解公务员的公共服务机制,重视基层人员的公共服务精神,满足基层公务员为人民服务的意愿。国内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内涵概念、结构划分、测量方式的研究越来越丰富,但在研究对象上少有区分,以不同部门、不同工作性质的公务员作为主体的研究更是少有。基层公务员是政府的基础性力量,但对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研究较少。近年来,我国一直在提倡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基层公务员为社会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直接影响公众对政府的印象。因此,以公共服务动机为基本出发点,选取一定样本进行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满意度的研究,对提高基层公务员工作满意度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长春市基层公务员为研究对象,采用spss23.0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以获取相关研究资料,剖析影响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因素和公共服务动机的各维度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联系。基于公共管理视角分析基层公务人员,可以为提升公务员工作满意度提供理论基础。本文通过对我国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概念、结构和测量等方面进行梳理,进一步分析中国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提出适于当前情况的公共服务动机影响因素,优化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构成,提出适合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一)公共服务动机

    研究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必须分析其理论结构和测量方式。围绕公共服务动机这一主题,学术界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瑞尼(Rainey)[4]较早对公共服务动机进行直接研究,发现政府部门的管理人员更具有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意愿,同时指出这种服务动机是一个宽泛、多角度的概念。佩里和怀斯(Perry & Wise)[5]在1990年发表的《公共服务动机基础》一文,正式提出“公共服务动机”这一概念。他们认为公共服务动机是人们渴望消除或满足的一种心理需求。在理论建构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学者把公共服务动机划分为公共部门公共服务动机与私人部门公共服务动机两个部分,并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影响公共服务动机的前因变量、中介变量和结果变量[6]。公共服务动机对公共组织的影响包括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7]、工作满意度[8]、工作倦怠[9]、工作投入[10]、组织承诺[11]、职业幸福感[12]、个体绩效[13]等。近年来,中国学者试图构建出属于中国的公共服务动机理论框架。

    (二)工作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是员工对从事的工作和工作环境的一种内在心理感受,是一种重要的衡量员工的情感标准。1935年美国学者Hoppock在“Job Satisfaction”一书中正式提出“工作满意度”这一概念[3]。他认为,工作满意度是员工从生理和心理角度对周围工作环境的一种态度或情感反应。学者对工作满意度的研究不断深入,总的来说可以划分成三个定义方式:综合性定义,即工作满意度只是一个单一的概念,针对的是工作满意度这个整体,不包含形成原因和过程,是工作者对从事的工作本身和工作环境持有的一种态度或看法;
    期望差距性定义,即工作满意的程度是由工作者在工作状态下所得的薪资待遇水平和预期的差距决定的;
    参考架构性定义,即工作者对工作满意度进行自己的解释和定义,形成自己定义的参考框架,工作者的主观知觉与解释是工作满意度最重要的因素。[14]当前国内学者对工作满意度的研究都是基于西方理论结构和经验,进行影响因素、量表结构和激励因素的研究。Ellickson通过对1200名政府员工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工作内容、薪资水平、晋升机会、人际关系等11个变量对政府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Alexander Hickey、Scott Edward Bennett通过对加拿大公共部门公务员的调查,提出资源共享、领导认同、个人生活、晋升机会、服务标准等因素都会影响公共部门公务员的工作满意度。

    (三)基层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满意度

    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研究是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公共服务动机对公共组织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涉及工作投入、工作绩效、工作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瑞尼[15]发现了公私部门之间的组织差异和不同的管理特点,把工作满意度和工作投入联系起来,揭示出工作者的自身特性和部门间工作环境的差异会影响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同时发现公共服务动机越高的雇员,会对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等拥有越高的满意度。布鲁尔和塞尔登[16]研究发现,公共服务动机对工作满意度呈现显著正相关。在不同国家的情境下,学者对此理论进行了再验证。金[17]通过对韩国政府工作人员公共服务动机的研究,得出了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满意度呈现显著正相关的结论。布莱特、斯泰恩、泰勒、泰勒和韦斯托弗等人提出,公共部门工作者的公共服务动机可以促进工作者工作满意度的提升。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学者发现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不同的中间变量。凡德纳比[18]认为,工作满意度在公共服务动机绩效中起中介作用。布莱特[19]认为,个人-组织匹配这一变量在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中介作用。怀特[20]发现员工对公共部门的认同感在公共服务动机与和工作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满意度的研究集中在用西方已有的理论研究结合中国的样本数据进行验证性研究。刘帮成等[21]发现公共服务动机中公共政策制定的吸引力和自我牺牲这两个维度同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相关,但其余的维度并不影响工作满意度。吴绍宏[11]以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府公务员为研究对象,证实了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能够正向影响工作满意度。Xiaogang Cun[22]根据对中国广东省公共部门的实证研究,发现科级以下以及处级以上的被调查者的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总而言之,中国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四)研究假设

    根据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公共服务动机强的基层公务人员会主动做好本职工作,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具有更强的服务社会的意愿,更加注重自己内在价值的实现和对社会公众的自我奉献。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基层公务员可以拥有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公共部门相较于私人部门多了一份使命感和责任感,公共服务动机也更加普遍,公共部门能为基层公务人员创造更多的从事有意义的公共服务的机会,为社会公众提供无私帮助[23]。佩里把公共服务动机分为理性动机、规范动机和情感动机,理性动机是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规范动机就是对规范的遵从,情感动机则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情感。此后,佩里提出了公共服务动机的四个维度,包括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吸引力、公共利益承诺、同情心和自我牺牲。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在近代有被外国列强长期侵略的历史,这激发出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另外增设了爱国主义这一维度。因此,本研究将分析公共政策制定的吸引力、公共利益承诺、同情心、自我牺牲和爱国主义与工作满意度间的关系,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公共政策制定的吸引力、公共利益承诺、同情心、自我牺牲和爱国主义构成了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五个维度。

    在中国情境下,公众普遍渴望拥有维护社会公益的权利。如果他们成为国家公共部门中的一员,就意味着能够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参与政治生活对基层公务员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他们渴望自己参与制定的政策能够对国家、社会、个人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也能满足自身为他人服务的动机。刘帮成等提出公共政策制定的吸引力与工作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对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基层公务员来说,参与政治决策是得到上级领导赏识进而获得提升的最有效途径。因此,公共政策制定的吸引力影响工作满意度。

    假设2: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中公共政策制定的吸引力与其工作满意度呈显著正关。

    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表明,具有较强公共服务动机的基层公务员更愿意服务社会,更加重视社会价值的实现,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为社会利益无私奉献的精神。基层公务员认真履职尽责,有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社会平等的实现。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基层公务员会获得前进的动力和成就感,进而对本职工作感到满意。基层公务员对公共利益的承诺程度越高,意味着对组织或个体的情感投入越高。因此,公共利益承诺与其工作满意度有关。

    假设3: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中公共利益承诺与其工作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

    基层公务员在满足公众社会需求的过程中,把情感投入到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中。当公众经历苦难和挫折时,会把自身代入公众视角,从而理解公众面临的困难,由此产生的同情心是他们为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服务的关键因素。帮助公众纾困解难的行为会使基层公务员感受到一种满足感和成就感,因此,基层公务员的同情心影响工作满意度。

    假设4: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中同情心与其工作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

    中国传统文化弘扬的公仆精神体现为始终热爱人民、心系人民。合格的基层公务员要进一步树立公仆意识,做到造福于民、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共部门员工面临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相冲突时,依靠自我牺牲的精神做出利于社会发展的行为。公仆精神影响基层公务员的行为,因此,自我牺牲的行为也是影响公务员工作满意度的一种渠道。

    假设5: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中自我牺牲与其工作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

    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公共服务动机深受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近代中国长期遭受西方列强侵略,人民群众奋力抗击外敌,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根本的内核,所以党和国家积极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培养公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因此,爱国主义是影响基层公务员工作满意度的重要维度之一。

    假设6: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中爱国主义与其工作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

    (一)公共服务动机量表

    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是公共服务动机研究中的关键性问题。以理性动机、规范动机和情感动机为实践应用基础,佩里设计出测量公共服务动机的公共政策制定的吸引力、公共利益承诺、同情心和自我牺牲四个维度,并涵盖24个题项的量表。本文对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以佩里的24题为基础,并结合我国学者殷强提出的量表和中国实际情况作出相应调整。采用李克特(Likert)的五点计分法,对每一题的五个选项进行计分,分别计为1分、2分、3分、4分、5分,分别对应“完全不同意、不太同意、不确定、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五种答案。反向计分题则相反。运用在研究基层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中,得分越高者,表示公共服务动机程度越高。

    (二)工作满意度量表

    现有研究把工作满意度的测量分为单维测量和多维度测量。单维就是将工作满意度看成一个整体的水平,不进行任何维度的划分。多维度则是将工作满意度进行不同层面的划分,然后分别进行测量。运用哪种方式进行测量,取决于研究的实际情况。较为常见的工作满意度量表有明尼苏达工作满意度问卷(MSQ)、工作满意度量(JSS)和工作描述指数法(JDI)。它们能够测量工作满意度的多个方面,但题项数量较多,容易使调查对象产生厌烦心理。本研究采用徐淑英(Anne S.Tsui)提出的工作满意度量表来获取数据信息,该问卷的题项设置较为简洁,包含同事关系、工作性质、工作收入、晋升等方面。运用李克特(Likert)的五点计分法,使“完全不同意、不太同意、不确定、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分别对应1分、2分、3分、4分、5分。分数越高,代表满意程度越高。

    (一)样本数据及来源

    本研究以长春市的基层公务员为调查对象。为了保证基层公务员工作满意度调查数据具有代表性和真实性,在政府机构中进行随机抽样。本问卷共37题,所有题目均为单选题,要求被测试者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如实作答。主要用问卷星生成网络问卷,再通过微信和网页等方式进行发送,以不记名的方式发放问卷。作答者提交答卷后,系统可自动收集数据。共收集有效问卷289份。在总样本中,男性128人,占44.3%,女性161人,占55.7%。年龄在25岁以下者27人,占9.3%;
    26-30岁45人,占15.6%;
    31-40岁82人,占28.4%;
    41-50岁99人,占34.3%;
    51岁以上36人,占12.5%。中共党员150人,占51.9%;
    民主党派2人,占0.7%;
    群众137人,占47.4%。学历方面,高中/中专及以下11人,占3.8%;
    大专67人,占23.2%;
    本科180人,占62.3%;
    硕士及以上31人,占10.7%。工作年限方面,5年以下47人,占16.3%;
    5~10年70人,占24.2%;
    11~15年45人,占15.6%;
    16~20年18人,占6.2%;
    21~25年55人,占19%。

    (二)问卷信度效度分析

    本研究利用SPSS 23.0软件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探究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和工作满意度量表均为成熟量表。经检验,克朗巴哈α系数大于0.9,KMO均大于0.8。因此,信度和效度均达到良好,如表1所示。

    表1 量表信度效度分析结果

    (三)描述性统计

    将所收集的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满意度的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测量他们的均值和标准差,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四)相关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显著,本研究对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满意度进行相关性分析,如表3所示。相关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公共服务动机的五个因子,即公共政策制定的吸引力、公共利益承诺、同情心、自我牺牲和爱国主义,均与工作满意度呈现显著正向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650、0.529、0.596、0.577、0.663、0.449,P<0.01)。

    表3 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满意度相关性分析

    (五)回归分析

    通过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作年限和政治面貌这五项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以公共服务动机的五个因子作为自变量,以工作满意度为因变量,结果如表4-1、表4-2、表4-3表4-4、表4-5和表4-6所示。

    表4-1 公共服务动机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表4-2 公共政策吸引力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表4-3 公共利益承诺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表4-4 同情心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表4-5 自我牺牲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表4-6 爱国主义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从回归系数来看,表中六项自变量的显著性为0.000,达到了显著性水平(P<0.05),表明该回归方程是有效的。公共服务动机及其五个维度均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使假设得到验证。

    以长春市基层公务员为研究对象,选取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五个维度对工作满意度进行分析。通过文献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运用spss23.0软件进行信度效度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由公共政策制定的吸引力、公共利益承诺、同情心、自我牺牲和爱国主义五个维度构成;
    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显著影响工作满意度,具体表现为公共政策制定的吸引力、公共利益承诺、同情心、自我牺牲和爱国主义均与基层公务员工作满意度呈正相关。

    我国致力于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承担培养和提高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责任,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使基层公务员可以积极投入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基层公务员的公共服务意识直接关系到公务员的公共服务行为。拥有较高公共服务动机水平的公务员队伍,能更好地建设服务型政府,在执行公务和制定公共政策时及时、主动地回应人民群众的要求,切实地维护和保障公共利益。公务员的双重身份不仅要求他们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而且对人民群众负责。因此,要不断加强对基层公务员的思想教育,强化基层公务员的公共服务意识,增强责任意识,深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公务员群体中树立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的理念,进而提高基层公务员的公共服务质量。

    基层公务员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吸引力与工作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同时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满意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因此,要通过提高基层公务员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参与程度完善公共政策运行机制。基层公务员是政府部门的基础,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对公共管理活动中的公共利益有清晰的认识,能够在与人民群众的交流中获得群众对公共政策的反馈信息,及时发现公共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方法。在制定公共政策时,要让更多深入社区、通晓民意的公务员参与其中,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进而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积极影响。

    本研究以长春市基层公务员为研究对象,而不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研,因此在数据采集上有一定的局限。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公共部门的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是否具有差异性值得引人深思。如果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是否会影响基层公务员的言行,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严谨的验证。公共服务动机是一种多维度、抽象的内在心理倾向。人类作为独立的主观意识个体,即使在同一时间点上也会受到不同情境、不同行为和不同认知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的调查问卷根据研究对象的主观意识进行填写,在不同程度上使答案有失客观,从而降低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针对公共服务动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应面向中国公共管理实践,面向当前中国社会环境去进行探索,在整合基础概念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更全面的研究框架。公共服务动机的研究对象包含不同公共部门的群体。未来的研究可以将公务员以外的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不断加强公共服务动机的实证研究,提高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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