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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尖上的两万五千里

    时间:2023-04-07 17:35:05来源:百花范文网本文已影响

    作者|周铁钧

    古语有言“民以食为天”,兵家训诫“粮草先行”,都说明后勤保障是维系人类生存和保证作战胜利的根本因素之一。20世纪30年代,英勇的红军将士远离根据地,在强敌环伺、环境恶劣,衣不御寒、食不果腹的处境下,走完了凶险重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在常人难以想象的情况下,怎样创造出长征的人间奇迹,从这舌尖上的二万五千里,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1934年,红军长征前夕,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就意识到,8万多人马长途转移,“吃”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但由于中央苏区面积日益缩小,财力有限,出发时只能每个战士随身携带有限的粮食和银圆,“吃”的问题主要靠途中补给。

    为此,1934年11月10日,红军总政治部颁布《关于重新规定红军中没收征发委员会的组织的命令》,规定:“从步兵团起至师、军团、总政部,均设立没收征发委员会,各级没委在同级政治机关的指导下进行工作。”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命令:“没收一切豪绅地主与反革命的财产、用具、米谷等,除了红军必须外,尽量地发给群众,金银现款交没收征发委员会。”

    △崔晓晓 《过草地》 布面油画

    红军总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林伯渠,副主任毛泽民,每到一地开展工作,首先要召集群众大会,让贫苦百姓提供线索、共同认定哪家是破坏革命、压榨穷人、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军阀之家,才准许没收其粮食、资财。

    1934年11月至12月间,红军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又在湘江沿岸血战5昼夜,部队从长征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携带的粮食也消耗殆尽,饥饿像瘟神一样威胁着每位将士。

    1935年1月5日,红军攻占遵义,中革军委指示:“对城市的搜索与检查,没收反动分子和土豪的粮食和财产,概由政治机关和保卫局负责。”在革命群众的协助下,共没收了遵义城268户反动豪绅、军阀囤积的粮款,仅在黔军一O二师师长柏辉章家里,就收缴银圆2万多块、粮食10余万斤,让饥肠辘辘的红军将士吃上了饱饭。

    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回忆道:“没收黔省主席王家烈氏所经营之盐行值几十万元、王家烈氏向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定购之白金龙香烟值五万元。准备旧历年节以慰薛岳军队的粮肉菜,均被赤军截获没收。”

    红军长征途中的粮食,除没收豪绅军阀的存储,另一主要来源是向当地群众征购。莫文骅在《回忆录》中写道:“长征中的行政管理和生活问题,是个大难题。首先,要吃饱饭就不容易做到,因为粮食要靠打土豪或向当地群众购买。”

    △位于叶坪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

    红军购粮先要讲清政策、谈明价格,当面付钱。如找不到主人,要留下借(欠)条,写明征用的粮食数量和欠额。张山震在《瓮中之役》一文回忆道:“红一军团行经古蔺时,吃了老乡家的粮食,主人不在,便留了钱和纸条,说明原因,表示歉意。还特意交待后续部队:这家老乡的粮食,已经被我们吃了一些,剩下这些不要再动了,以防老乡回来买不到粮食,没饭吃。”

    当时,“围剿”红军的国民党部队也要携带大量军需物资,战场缴获也是红军补充粮食的重要来源。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回忆道:“赤军击败侯之担两师,大部枪弹、粮食多被赤军缴去,赤军武器弹药因此得一补充,故赤军称南京及各省军队之长官为输送队长,称蒋委员长为输送总指挥。”

    有一次,红三军团截获敌人一卡车给养,有大米、白面、饼干和外国产的果酱罐头,罐头上面全是英文。王平从未见过罐头,用刺刀连割带撬弄开一盒,里面都是又黑又黏的浆糊一样的果酱,谁也不敢吃,十几箱罐头全扔在了路边。后来被懂英文的张爱萍发现,才让大家都品尝到了鲜甜的美味。

    1935年1月,红四军团攻占桐梓,发现了一个储存军备物资的山洞,收缴银圆6万多块、粮食20余万斤及食盐、布匹等。红军在习水土城镇与敌人激战,也缴获了大量粮食和财物,除了部队存留,全部分发给了穷苦百姓。

    打土豪没收、向群众征购、战场缴获是红军长征途中主要的粮食来源,非常时期的特殊举措,为数万人马长途转战提供了保障,长征路上的袅袅炊烟,舌尖上的两万五千里,凸显将士们用信念和意志铺就的铁血征程。

    1934年10月22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筹粮、捐款暂行细则规定的通知》要求:“各部队在白区行动中,不许丝毫损害工农群众的利益,防止无组织、乱没收行为。”同年11月,朱德签发《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强调:“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1935年1月5日,红军攻克遵义,总政治部下达军装整齐、不自由行动、不拿老乡物品、买卖公平等八项注意的通令。遵义城的老百姓看到红军在寒风中怀抱枪支,露宿街边、檐下,无不赞誉。当他们得知这仁义之师缺吃少穿,就主动协助筹粮,赶制军装,基本解决了入城红军的温饱问题。

    长征行进中的红军各部队严格执行规定、遵守纪律,向群众征购粮食、物品时不白拿、不强买、价钱公道、契据明晰。如今,在湖南汝城县档案局珍藏着一张红军借条,发黄的纸上写道:“今借到胡四德伯伯稻谷一百零五担,生猪三头,重量五百零三斤,鸡一十二只重量四十二斤,此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具借人 叶祖令,公原(元)一九三四年冬。”胡四德将借条珍藏起来,60多年后,胡家后人无意中发现了借条,当地政府根据借条记载,按现价折款,兑现了红军当年的承诺。

    1935年7月,红军翻过雪山,粮荒日益加剧,许多官兵每天只能吃到一碗麦面野菜粥。当部队进入毛儿盖藏区时,已到了绝粮的境地。肖锋在《长征日记》中写道:“部队行进过程中,粮食日渐成为威胁我军生存的大问题。仅不负担战斗任务的一军团直属队,在从懋功到毛儿盖的行军途中,18天就减员120人,占全队总人数近百分之十。”

    好在此时季临初秋,地里的青稞已呈淡黄,勉强可充饥,但当地藏民受国民党反动宣传,都已逃离了家园,找不到田地的主人。红军总政治部研究决定部队自己收割青稞,并发布《关于收割麦子的通令》规定:“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数量要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

    在四川阿坝州松潘县吾洛老人家里,还保存着一块当年红军立的木牌,几十年过去,字迹依然清晰:“我们在这块田内割了青稞一千斤,我们自己吃了。这块木板可以作为我们购买你们这些青稞的凭证,请你们归来以后,拿住(着)这块木板,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与我们吃你们青稞价值相等的银子、茶叶或你们所需的物品。在你们还未曾兑得这些东西之前,需要好好保存这块木牌子。前敌总政治部。”

    红军在藏区活动期间,有时会发现离家藏民藏在地窖、夹壁墙、牛圈等地方的粮食,就留下银圆或欠条征用一半,另一半留给主人,以防他们回家没吃的。

    红军在藏区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正确执行民族政策,尊重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不套搬苏区的斗争方式,不没收大喇嘛、头人的财产,而是团结他们共同反对国民党的歧视、压榨和统治,这些做法深受藏族同胞的赞誉,得到了他们的鼎力支持。1935年,红一、红四方面军等近10万部队先后在藏区的茂县、松潘、马尔康、汉川、丹巴等地活动了3个多月,共购得群众支援的粮食2500多万斤,牦牛等牲畜20多万头,为长征最后胜利提供了物资保障。

    红军长征穿越的雪山、草地,主要位于四川西北、青藏高原东南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雪山有夹金山、梦笔山、长坂山等几十座峰峦,草地有阿坝、瓦切日干乔、班佑沼泽等。

    1935年6月,红军准备翻越夹金山,中革军委发出《关于筹办节省及携带粮食办法的通电》,要求各部队尽可能备足棉衣,携带7天的粮食,并派员到附近征购粮食、油盐、皮革及牛羊猪等。但当地居民稀少,百姓生活也十分贫苦,征购粮食和牲畜极为困难。

    翻越雪山之前,上级还通知各部队轻装,把笨重的武器、办公用具、炊具等全部扔掉,只带粮食,每人尽可能带一些生姜、辣椒和干柴。但因食物匮乏,许多战士只带些炒麦面、红薯干、萝卜条等,背起干竹子扎的火把,穿上棕树皮做的马甲,就踏上了翻雪山的征程。聂荣臻在回忆翻越夹金山的情景时写道:“上午爬山,开始是原始森林,一片片,一丛丛,奇特的景色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住了,大家劲头很足。但不一会儿天气骤变,先是大雾,随后是毛毛细雨,转眼又变成了霏霏白雪,随风狂舞。”

    红军冒着风雪向峰顶攀登,越向上路越陡越滑,空气越稀薄,越喘不过气,将士们腹中饥饿、四肢无力,虽已时近中午,却乌云遮阳,昏如傍晚。突然,大雪夹着冰雹劈头盖脸砸下来,大队人马无处躲避,不少人或滑入深谷或被埋冰雪,再也没能站起来。

    到了晚上,衣着单薄的将士们在凛冽的寒风中宿营,他们围坐在火堆旁,靠煮玉米、麦粒、薯干和辣椒水充饥、取暖,许多人一把炒面一把雪,在漫漫长夜中熬过最艰难的时光。

    红军进入藏区后,起初还能买到少量的糌粑,这是一种青稞粉拌酥油、用手抓着吃的食物,但不久就开始缺粮,因为部队人数大大多于当地藏民,根本无余粮可买。当红军从毛儿盖出发,穿越漫无边际、人烟稀少的松潘草地时,大部分人的干粮袋里只有少量炒青稞粉或麦粒,行军不到3天,部队已存粮耗尽。朱德派人找来当地的向导,向他们请教哪些野菜可以吃,哪些有毒。了解了能吃的野菜形状和名称后,朱德就拿起铲刀、提篓和口袋,率炊事员、警卫员去挖野菜。他们把60多种能吃与不能吃的野菜都带回营地,整齐地排列在空场上,安排各部队派来代表,举办了一场新颖别致的野菜展览。朱德亲自讲解,让大家掌握了识别野菜的能力,开始采挖“充饥菜”“救命菜”,把无毒的野菜煮熟攥干,拌上一些青稞粉、盐巴,就是过草地时最奢侈的美食。

    吃草根、树皮则是另一番景况,草根多是无毒的野菜根和庄稼的嫩根,挖出来洗净或煮或拌,有时就生吃。杨定华(邓发)回忆道:“部队行进遇到一片撂荒的豌豆苗,先走过的战士吃叶,后来的吃茎,最后的只有吃根了。”

    长征路上虽树很多,但树皮能吃的只有榆树等少数几种。树皮多是挖野菜或外出寻粮的战士剥回来的,老皮取里面较软的一层,嫩皮要刮掉外面的青绿层,切碎放到水里煮,直熬到十分黏稠,就成了微苦略涩的“榆皮粥”。

    在草地行军三四天后,许多将士没粮吃,一路上野菜、树皮都所剩无几,就开始吃随身携带的牛皮腰带、文件包、手枪套、马笼头等,以此充饥救命。

    国家博物馆珍藏着半条长征途中未吃完的皮带,是任弼时留下的,皮带上有一截一截的切痕,是每次吃的“份额”。红军吃的皮制品都是用莽硝、石灰腌“熟”的牛皮,吃之前要用水浸泡,泡的时间越长苦涩味越淡。据亲历长征的将士回忆,皮带有四种吃法,一是煮:切成条,煮软后把苦涩的表层刮去再接着煮熟了吃。二是烤:烤到变色变软后吃,切记不可烤糊烤焦。三是先煮再烤:剪碎煮软后再烤,又脆又扛饿。四是先烤再煮:先烤熟,刮掉黑灰表层后再煮软,切丝熬野菜粥吃。

    翻雪山、过草地是红军长征途中物资供应最艰难的时光,饥饿和疲劳已超出人的体能极限。有人晚上躺下睡觉,早晨却再也没有起来,有人走着走着,一头栽倒就失去了生命体征。尤太忠回忆道:“我那个连队,从四川出发是106人。翻过雪山、走出草地,还剩下53人,都是没有吃的冻饿而死的。”

    1935年9月,红军到了四川、甘肃交界的小镇哈达铺,长时间受饥饿、疲惫折磨的战士有了一种绝处逢生的欣喜。哈达铺从明代开始,就是川、黔、鄂连接大西北的贸易枢纽,虽全镇人口不足2万,却有800多家商铺、客栈、饭馆,且物价十分便宜,一头百余斤的活猪只卖5块银圆、一只羊2块银圆,1块银圆能买10只鸡或200个鸡蛋。

    1935年9月17日,中革军委决定部队在哈达铺休整。因为这里一半居民是回族,红军总政治部为此宣布了三条新纪律:不得擅入清真寺;
    不得借用回民的炊具器皿;
    不得在回民住家杀猪或吃猪肉。

    红军刚刚抵临哈达铺,国民党守军就已仓皇逃窜,丢下数座仓库,内存十几万斤大米、白面,数千斤食盐和一批棉衣、鞋帽等。虽红军缺吃少穿,依然将一大部分物资发给了当地的贫困群众。老百姓见到露宿街头、秋毫无犯的红军给自己发粮食、盐和衣帽,都非常感动,主动请战士到自己家住宿,特意给他们烤“锅盔”(一种状如头盔的面食),回族居民也送来只有节庆时才制作的“油香”(用发面炸的油饼)。

    为让将士们迅速恢复体能,红军总政治部号召各部队购买猪羊宰杀,伙食必须保证每餐有两个荤菜,战士们顿顿碗里有肉,比过年吃得都好。部队为团结群众,融洽军民关系,每天都邀请百姓代表来吃饭,互动情况、增进了解。许多连队还请来当地的回族厨师,携带炊具和餐具,每天准备一两桌清真饭菜宴请回族同胞。

    杨定华回忆道:“因为估计到物质条件的可能,红军总政治部特别提出‘大家要食得好’的口号。这个新奇的口号,是我到红军几年来第一次听到的,这大概是因为红军体力亟待恢复的缘故吧,这也就是红军政治工作的特点和无微不至的地方。”

    中革军委还安排部队轮流休假,发给每个战士1块银圆,准许到镇上逛街、购物、品尝美味等,但也规定了三条军纪:不准饮酒;
    不许打架骂人;
    必须按价付钱。

    历经九死一生的红军战士到了街上,尤是来自四川、贵州、湖北等地的官兵,发现有经营蜀、黔、鄂等地域特色美食的饭铺、酒馆,菜谱上的辣子鸡、回锅肉、酸汤鱼等都是正宗的家乡风味。没几天,平时冷清的餐饮店铺宾客盈门,来的几乎全是红军指战员,他们人人遵规守纪,从未发生一起因价格、付钱、交易引起的争执吵闹。

    如今的哈达铺,还流传着周恩来与一把铜勺的故事。周恩来过草地时患上肝病。到了哈达铺,警卫员请来一位名叫畅通的中医为他诊治。当开好药方,抓来草药,周恩来问:“诊费和药钱付了吗?”警卫员说:“给钱了,可畅大夫无论如何也不收。他说畅家在镇上几代行医,从没见过这么仁义的军队,药就送给红军先生了。”

    周恩来听后眉头紧锁,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畅氏诊所,拿出诊费和药钱,但畅大夫依然坚决不收。无奈之下,周恩来从怀里掏出一把小铜勺,说:“这铜勺跟随我多年,虽不值什么钱,送您做个纪念。您什么也不收是不行的,我们有红军纪律。”

    在当年周恩来居住过的同善社里,陈列着周恩来与畅大夫的雕塑,再现了当年的铜勺故事。

    民风淳朴、热情友善的哈达铺,被誉为红军体能的康复院、给养的供应站。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里有一统计表,记载了1935年哈达铺人民支援红军的物资有粮食20多万斤、盐2万多斤、食油7000多斤、骡马1000多匹、布鞋7000多双……

    两万五千里长征,被誉为“地球上的红飘带”,红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一首伟大的英雄史诗,用精神与信仰铸就了一座永恒的热血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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