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私营、个人媒体的现状与可能

覃夫杰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1]。自此，“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热度显升，而与“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2]一道，“三全育人”中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也受到关注。近年来，许多以时事为标签的互联网媒体虽然并不制作、传播思政课，但他们所创作的时事评论、历史文化视频或文章却能激起广大网友的爱国主义热情与社会主义认同，引导着网友特别是青年网友的思想动态和价值观。这些传播主体及其实践共同参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三全育人”。其中，党团系统、主流媒体与高等学校等传统传播主体一直是网络思政学界的既有热点。然而，与这些传播主体一道的，还有许多私营或个人互联网媒体。作为我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新兴传播主体，它们的存在感与作用日益上升，已经成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不应忽视的一个方面。

遗憾的是，对于这些新兴传播主体，学界当前鲜有重点关注与专题研究。为此，本文力图填补这一研究空间，探究这些新兴传播主体进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并发挥作用的历史过程，由此对其角色进行定位判断，从而为党团系统、高等学校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传播主体提供对照参考，并进一步探讨未来我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格局的发展可能。

“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催生了新的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人们的阅读习惯也从传统大众媒介、网络新闻门户向自媒体转移。”[3]1随着自媒体的兴起成潮与多年发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也出现了诸多变化，载体与主体是其中重要的两点。在载体方面，承载思想政治信息或宣传内容的载体由早期的仅有文字是主流载体发展为现在的视频日益成为更加主流的载体；
在主体方面，进行或直接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互联网媒体（账户）运营主体，已经不再仅仅包含党团组织、高等学校、主流媒体等公办的传统传播主体，个人、私营企业等新兴传播主体的影响也正日益增强。

（一） 主流载体迭代：从文字到视频

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初步发展的时期，以文字为主流内容载体的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凭借其粉丝受众易与现实社群相重合等特征，长期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流传播工具。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是2013年底共青团中央在新浪微博、腾讯公众平台等网络平台注册并运营媒体账号。共青团中央希望籍此“构建面向全国团员青年及时传递党团信息、倾听青年声音、分享青春故事、弘扬青春能量、服务青年需求的网上新平台”[4]。此后，全国各级团组织纷纷开设互联网媒体账户，既有的党政媒体在新闻宣传外，也一并参与到这起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大潮中。此后，不少思想政治教育者个人也通过自媒体发挥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徐川同志于2016年在公众号“南航徐川”上以微观视角、个人笔触写作并发表文章《答学生问：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该文首发当天阅读量就突破200万，之后被千万人传阅，并得到了新闻联播、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主流媒体的集中报道[5]。

共青团中央自2015年底起推出“青课”系列网络公开课并在互联网上引发广泛关注[6]。这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流内容载体从文字向视频转变的标志性事件。当时，“青课”等党团组织制作的视频，其网络传播还依托腾讯视频、爱奇艺等传统视频平台作为上传站点，并通过外链方式链接到创作主体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中，籍此实现视频与账号关注者的“见面”。

数年间，B站、抖音等中、短视频平台越发红火，一些具有特定内容与特定受众的中、短视频创作者逐渐脱离（传统）长视频平台而进驻B站、抖音等中、短视频平台。这其中也有党团组织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传统传播主体的身影。例如，共青团中央于2017年1月成为B站UP主；
在以“青微工作室”试运营后，于2018年10月以“共青团中央”为名开设抖音、快手账户。媒体表示，共青团中央要通过这些渠道，联系各行各业不同背景的年轻人，和年轻人“玩”到一起。[7,8]同时期，人民日报、央视等旗下单位开始进入到中、短视频平台市场，主流媒体成为传统传播主体中的新鲜血液；
而曾经一些先发高等学校媒体账户的影响逐渐式微，其影响面收缩至本校内。与中、短视频平台同时兴起的还有各类App或H5页面等。例如2019年上线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的“学习强国”、共青团中央推出的“青年大学习”网上主题团课等。但此时，相对于文字载体的传播影响，视频的播放量与关注量已显示出其巨大的传播能力与市场认可度，无论是中、短视频平台还是其他渠道，视频载体“威力”已现，传统的文字（文章）作为主流内容载体的地位渐被视频取代。

（二） 新兴主体兴起：个人、私营互联网媒体影响突出

4G等通信技术的繁荣促发了中、短视频平台的兴起和娱乐消费市场风向的迭代，同时也推动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流内容载体从文字向视频的迭代。由此，更多主体经由视频平台进入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在党政机关、主流媒体等传统传播主体之外，一些个人创作者、智库机构与私营企业也纷至沓来，以新兴传播主体的身份“同向同行”，开启了我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新局面。

在这些新兴传播主体中，不少新锐迸发出强大的传播影响。例如，“乌鸦校尉CaptainWuya”创作的一条探讨2016年南海危机的视频，其播放量达1059.6万，并被B站官方收录于第71期每周必看。张维为出镜访谈的东方卫视节目《这就是中国》的剪辑片段在B站的播放量在数十万上下浮动。胡锡进个人出镜的“老胡请回答”系列互动视频在微信公众号“胡锡进观察”的播放量也在十万上下浮动。B站账号“观视频工作室”账户下的视频系列“骁话一下”推出的《当美国疫情爆发，每一个美式问题都在勇闯天涯》《投下一半GDP，中国如何用数字化新基建打抗疫“世界大战”》播放量分别高达406.2万、205.9万，转发量分别为4.1万与8437，后者还被B站官方收录于第52期每周必看；
其发布的金灿荣的个人演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机遇》播放量达215.5万，转发量达2.5万；
视频系列“眉山论剑”、“睡前消息”、“一勺思想”等目录下讨论中美关系、疫情防控的视频播放量普遍在数十万到逾百万不等。如此之多的个人、私营互联网媒体所推出的时事评论类视频创作凭借扎实的知识底蕴、精良的编导设计、时尚的青年笔触赢得了高额传播量。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视频创作者结合自身体验或专业背景，以微观视角传播“中国战疫”与“大国之治”的具体形象。抗疫期间的B站，有UP主通过实拍呈现武汉“封城”期间的物价、交通与生活状态，消除猜测与恐慌；
有用户通过计算机程序模拟疫情传播，以可视化操作揭示病毒危险程度、展现防控措施的有效性。有学者据此指出，当代网络平台的发展繁荣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为宏大叙事补充更多的微观视野”的机会。[9]69-70

但除了“以量取胜”的数据，“以质动人”的弹幕与评论更展现出这些视频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认真观看并梳理这些视频中众多的弹幕与评论后，我们发现，经由这些视频，网友对中国制度的体悟与自信、对国际形势的关心和了解程度、其爱国主义的情感态度产生了明显的提升或加强。诚然，由于学术背景各有不同，这些私营、个人互联网媒体的创作者们的分析手段、学术范式与取材范围遍及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但其最终得出的结论同样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观点，并直接支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成就。这些视频创作对广大网友感悟中国成就、了解形势政策、增强“四个自信”发挥积极作用，事实上产生了显著的思想政治影响。这些新兴主体在网络中不仅获得了诸多网友的关注和认可，还充分发挥了“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1]，从而以鲜活的姿态与传统传播主体“同向同行”，成为“三全育人”的重要方面。

我们之前提到的数据是基于单一平台内部的，然而视频创作及其内容传播往往是跨平台的，前述提及的多个账户都在不同平台拥有账户，并在不同平台上将自己的内容创作同步推出，影响着活跃于不同平台的广大网友，在初级传播之后，还有机会历经网友的二级传播与多级传播[3]18。大量发挥积极思想政治影响的优质视频创作从B站等中、短视频平台奋勇“出圈”，经由原平台用户分享至微信等其他多个平台，从而实现广泛的跨平台传播，引起青年在“熟人社交”与“陌生人社交”等各个领域的持续讨论与互动，这恰恰是多级传播的一个典例。优质视频创作的跨平台传播不仅扩大了影响力，更促成了共同学习、关心时事的氛围，为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广大网友提供了更多的视野、论据与自信。相比于传统思政传播主体在行政工作中进行的创作与传播，上述我们所提到的这些视频的生产及其在多个平台中的传播都是用户自主或自发进行的，这就更加突显出新兴传播主体不同于传统主体的别样活力。

总之，这些个人与私营互联网媒体在追求兴趣爱好或经营利润的活动中，事实上已以较为突出的入局跻身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并在持续发展中明显发挥出积极作用。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伴随着的也必然有新矛盾的突出。当个人、私营媒体以新兴传播主体的身份参与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来，它们必然要受到网络环境的影响。互联网发展中的“信息茧房”、“群体极化”等固有特征必然影响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也就影响个人与私营媒体在这一领域中的作用发挥。此外，个人、私营媒体中的任一主体面临其他个人、私营媒体和党团组织、主流媒体等传统传播主体时，也将呈现出此前未有的关系，而新的关系又将产生新的矛盾。最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自媒体多同私营媒体合作，甚至个人自媒体已经显现出注册公司、将运营主体由个人向团队再向公司转化的趋势，这一过程怎样表现私营企业的营利目的，将会伴随这些新兴传播主体的任何工作及其任何影响的全过程。

（一） 传播主体形成矩阵后的“割据化”危险日益明显

前文曾提到，成千上万的“转发量”体现出优质视频创作在多个网络平台间的转发，促成了传播力量的扩大。但这种“转发”只是消费侧不同平台受众间的简单搬运，供给侧的内容生产者间联合创作的增量创新相对少有。诚然，联名合作也一直存在，例如，“全国大学生同上一堂思政大课”就是不同单位、人员通力合作的成果；
而观视频工作室的“一勺思想”系列、胡锡进观察的“老胡请回答”系列等，也是不同单位、人员合力耕耘的产品。但在当前的网络思政领域，优势互补、合力创新的创作或品牌还远未形成主流，甚至很难说得上是当前网络思政领域创作、品牌的一大支流。

同时，尽管新兴传播主体与传统传播主体的“同向而行”已有数年，但既有的传统传播主体在寻求活力，探索同私营、个人传播主体进行接洽或合作时，往往不同既有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私营、个人传播主体进行合作。虽然以“共青团中央”“人民日报新媒体”等为代表的传统传播主体近年来一直在试图同一些小微私营传媒企业、新锐青年艺人或技术团队进行合作，在挖掘新人、联名创作、共造品牌等方面有不少进展，但传统传播主体中的“巨头”与新兴传播主体中的“巨头”的联名合作更多还停留在文字载体的引用、转载上，基本不涉及视频载体，也未出现过知名的规模联动。诚然，传统传播主体同小微私营传媒企业进行合作，已经是传统传播主体与新兴传播主体从“同向同行”到“携手共进”的又一进步。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当然有可能出现各既有互联网媒体矩阵分别挖掘新人、集聚资源、延展网络、各美其美。但如果这种试验未能同时在“强强联合”的支线上取得足够进展，则甚有可能在市场经济逻辑下伴随着越来越浓郁的壁垒色彩与“割据化”危险，导致“同而不和”的市场对抗。

在学术研究与政策参考领域，2021年4月，新华社旗下瞭望智库联合B站在北京举行了“创新性开展青少年党史教育”主题研讨会[10]。这一将党史专家与B站UP主齐聚一堂、碰撞对话的会议极具开创意义。然而，距离这类会事的普遍化还有很长距离，在我国各地、各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会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讨会中，尚鲜有邀请知名自媒体人、知名时评UP主、在本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私营互联网媒体企业代表等参加的。实践毕竟是理论的源泉，新兴传播主体在学术理论领域中的“默默无闻”不是理想现象。

（二） 个人自媒体存在被各强势“矩阵”裹挟或挤压的市场趋势

随着无论是分属于官方力量还是私营资本下“矩阵”的强势扩大，所带来的必然是生发于兴趣爱好的个人自媒体的被挤压，这将加剧传播矩阵的“割据化”甚至“内卷”，已成为网络思政各传播者“同向同行”的可见之忧。

具体来说，面对“恰饭”问题，当各传播矩阵都有资金注入与薪酬供给时，自媒体运营个人“自干五”的可持续性本就是问题；
而在“鞭炮齐鸣”的网络传播领域，缺乏社会资源与资本力量集中注入的个人自媒体，其必然陷于话语影响力越来越小的境地，由此，其自身建设和影响扩大愈加不可行。因而，对于个人自媒体而言，加入一个矩阵或者被一个矩阵“裹挟”，或许是市场经济下持续生存的必然。比如，即便是个人影响力足够大的胡锡进，其媒体平台“胡锡进观察”的运营主体亦已然是一家企业，享受着更大投资者的投资与支持。

由此，在个人创作者越来越倾向于注册公司或加入私营互联网媒体矩阵的趋势下，以下三种现象同时并存：同一互联网媒体矩阵内部的“联名合作”、不同互联网媒体矩阵间“不相往来”、未同私营互联网媒体矩阵相关联的个人创作者逐渐式微。这些现象正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出于兴趣爱好的个人创作者裹挟进资本与商业利润的逻辑中。这一逻辑旋涡很可能导致一些内容创作的“变味”，甚致恶性的市场竞争。

（三） “去中心化”背景下的“群体极化”现象凸显

与传播主体的“割据化”问题相伴，在用户粘性与算法技术的导向下，传播受众方面的“信息茧房”问题也日益凸显。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对自媒体发展将带来的“信息茧房”与“群体极化”进行了生动刻画[11]。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中也表达了关于“个人化交流领域”的结果“不是好的信息聚合，而是坏的极化”[12]的担忧。面对自媒体及其“去中心化”特征，有学者将其描绘为“一种没有权威存在的控制”“由复杂性而生的凌乱治理”[13]39。而这种担忧已被不少公众接受，并被视为自媒体时代网络平台的“固有弊端”。

“在当代中国，随着大众向网络平台的大量迁移，互联网已经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和利益诉求汇聚的首要平台”[14]55。但在“去中心化”特征下，网友不仅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形成相应的小圈子，从而“圈地自萌”、自得其乐，面对思想观念甚至意识形态的多向冲击，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社会时事成为“导火索”时，受不同观点影响或者持对立观点的网友也很可能建起“堡垒”、打起“阵地战”，在网络中呈现出群体认同的“内群体偏好”与“外群体歧视”[15]207。中、短视频平台兴起后，当各路互联网媒体可以通过提供质量更高、数量更多的视频创作来吸引关注、集聚人群时，也意味着网络意见领袖广场的复杂化。“去中心化”背景下诸多“信息茧房”的构建与“群体极化”的加剧可能愈演愈烈。

“在共同的社会结构压力下，容易形成共同的群体心理体验，这是促进青年参与网络集体行动的直接动因”[16]26。同时，“群体情绪可能只是群体心理的表象，认同需求也可能是青年参与网络集体行动的重要内在驱动力”[16]26。无论什么年龄段的网友，其之所以在网络上认同或支持某种意见或某个媒体，根源都在于其社会实践经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7]152。2020年5月，起因于B站宣传片《后浪》的争论就诠释了这一过程。视频《后浪》展现了“都市青年”尽享发展成果、勇于追逐梦想、前景无限光明的优渥生活，但日常加班、身心渐疲、自比“社畜”的更多“小镇青年”对此则不抱认同并颇有反感。于是，围绕着“后浪”能否代表当代青年的问题，双方在互联网上抱团互斥、针锋相对、戾气颇重，其争论甚至部分上升到“爱国主义”与“国族主义”层面。

除此之外，关于“方方日记”、“肖战粉丝与AO3”等时事的网络群体争论也颇为激烈，难以弥合；
一直以来，关于“中医粉”与“中医黑”、“华为好”还是“苹果好”等问题在互联网一些角落中的争论也从未消退。另外，与网络“去中心化”背景下“群体极化”的现象同时存在的，是“熟人社交”（如微信朋友圈、微信群）中人们更倾向于对意见对立的人“分组屏蔽”，而仅在“陌生人社交”（如微博等）中对不同意见的人“恶语相向”的现象。因此，现实生活将很难成为纾解“群体极化”问题的理想着手点。

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仅凭党团组织、主流媒体这些传统传播主体恐怕难以取得理想效果。本想走近不同圈子不同网友试图凝心聚力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如若作为不慎，同样极易在错综复杂的网络舆论中筑起“小粉红”专属的或大或小的“信息茧房”。私营、个人媒体入局网络思想政治领域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可能性，但伴随新的挑战的，也有新的危险结局的可能性。笔者对此并不抱有悲观的态度，但乐观的结果需要科学谨慎的政策与治理方向。

（四） 私营性质固有的营利追求或将“爱国”简单视为“生意”

党团组织、主流媒体等机构之所以对向私营、个人传播主体“敞怀”“携手”颇有迟疑，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其私营性质的担忧。毕竟“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营利为“刚需”的私营企业会不会为了经济效益而践踏社会效益，在携手联名之后突然“反戈”呢？这并不是一种思维定式的简单延续，而是逻辑可能的现实考量。

2020年10月，与我们前文提到的“观视频工作室”具有股权市场联系的观察者网发布言论“没有吃青春饭的程序员，只有懒惰的程序员，只有保持积极学习的心态，是不会被淘汰的”引起了巨大的网络舆论。众多网友对这一无视身为产业后备军的雇佣劳动者面临强烈“内卷”和明显剥削的残酷现实的、企业主立场醇厚的言论表达不满。在知乎，“民众正在觉醒，他们正在害怕”的评论有3000赞以上；
在B站，“资本家应该吊死在路灯上”的评论有1000赞以上。“观视频工作室”与“观察者网”两家媒体，一家在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道路与成就，另一家居然发表出与“福报论”一家亲的“只有懒惰”论，这不得不让人担忧媒体言论与资本立场的关系。2021年2月，“观视频工作室”旗下“眉山论剑”系列视频的主讲人陈平在美国“就地过年”却因特大冰雪“被困”的新闻引起热议。有网友因陈平在美国拥有别墅而指责其“高谈爱国，人在美国”，并将其与“工作爱华，身体反华”的在中国做“爱国生意”的外籍人员做比较，再一次激起网友对“爱国生意”的讨论。

面对新兴传播主体中具有相对雄厚资本力量的私营互联网媒体，传统传播主体如果怀有“划清界限”的想法，恐怕仍然具有一定的因果逻辑。然而近年来，私营资本的活力的确调动着社会上很多具备知识与才能的各行各业人士参与解读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甚至讲得比互联网上的传统传播主体和现实校园中的一些思政课教师更好。在这样的矛盾之下，传统主体该何去何从？是应当继续与私营媒体划清界限，以便今后出事时随时掉头批判；
还是应当尝试同他们接触携手，并时刻怀着“以斗争求团结”的紧张心理？

面对作为新兴传播主体的私营、个人媒体进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后能够与党团组织、主流媒体等传统传播主体“同向同行”，已跃升为我国网络思政“三全育人”重要方面的事实，同时也面对互联网的一些固有特点与规律、面对私营性质与商业逻辑必然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何认识私营与个人媒体的角色，怎样对它们谨慎定位，是关乎“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在网络中继续进步、关乎我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格局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笔者以为，我们应当承认、允许作为新兴传播主体的私营与个人媒体的合法营利动机、以具体政策引导并激励其稳定创造社会效益，并支持其对经济效益的合理诉求；
传统传播主体必须坚定自身职能，在“再中心化”的过程中自健自强；
我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必须坚持党对互联网媒体事业的领导，并继续尝试接触和邀请新兴传播主体，推动构建成员来源广泛、层次丰富的交流平台，携手共建中国特色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格局。

（一） 承认新兴传播主体的合法营利动机，以多维激励的政策引导其稳定创造社会效益

鉴于官方所固有的极大的政治引申意味，传统传播主体很大程度上不宜自变话语体系、自创新锐阐述，这种“束缚”般的客观现实，是新兴传播主体在吸引力和新潮度方面长期具有相对优势的重要原因。因此，尽管存在诸多确实可能的隐忧，面对入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私营、个人媒体，不应对其封堵或进行简单的同质化改造，而应当欢迎其继续创造社会效益。因此，我们首先就不能无视或否定私营资本进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时必然具有的营利动机与个性化想法，而是要通过政策规定与社会影响、商业手段等引导并确保新兴主体将其营利目的与兴趣个性同社会、人民的利益取向统一。“社会效益”与“经济利益”不仅可以同时创造、而且可以同时获得。作为社会主义积极贡献者的私营、个人互联网媒体，应当承认并允许其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实践中就物质利益与社会效益共赢共享。

在“情怀”与“利益”的张力之间，政策是引导其统一的必须。主责机关应将领导与服务融通，探索制定具备物质与精神双向激励、方向与形式双重鼓舞、原创与联动双边支持的标准清楚、多维激励的针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新兴主体的政策。只有以明确政策予以嘉奖鼓励、典型选树，才能既给“同向而行”的新兴传播主体以物质动力，又给其以热心火种。此间切忌“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更不能“一刀切”、“捂盖子”的限制。

（二） 传统传播主体可凭借既有资源优势搭建共性技术平台，成为各类传播主体间的“再中心”

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绝不可推卸的重要阵地，鉴于官方身份在话语体系或传播视角上的必然特点甚至是相对劣势，我们必须欢迎一切同行者共添彩，但也绝不可将“外包”作为网络思政的发展方向。然而，论及自强，要求新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在各个方面都既是通才、又是专才，是不现实的”[18]12。在当前网络传播环境越来越复杂、传播主体越来越多的当今，我们必须解放思想，让那种要求传统传播主体“三头六臂”的“英雄主义”自觉退场。

有学者提出，“与其说一个分布式、去中心化的网络是一个物体，还不如说他是一个过程。在网络逻辑中，存在着从名词向动词的转移”[13]40。也有学者在跟进研究中探讨过从“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再到“泛中心化”的特征演进，指出“去中心化，不是不要中心，而是由节点来自由选择中心”[3]28、36。因此，党政机关、主流媒体等传统传播主体若要坚定自身职能、实现自健自强，就要秉持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整体性思维[19]，在对各类传播主体的关涉中实现“去中心化”广场中的“再中心化”。除了信息传播节点方面的“再中心化”外，传统传播主体还可以凭借既有资源优势与特殊地位，夺取传播主体间的“再中心”地位。

传统传播主体在政策制定方面具有明显影响力，在内容市场中占有庞大的关注者份额可以分享，其品牌可为选介优质创作或帮带联名创作提供重大助力，其技术优势更可作为搭建共性技术平台的坚实基础，这些都能够为新兴传播主体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与吸引。依托这样的服务供给与利好吸引，我国网络思政不仅可能出现更加优质的作品，传统传播主体更可以在这样的平台搭建或合作交流中，成为令各类传播主体心服口服的“老大哥”，把握“主体间”“再中心化”的主动权。

（三） 坚持党对互联网媒体事业的领导，推动构建成员来源广泛、层次丰富的交流平台，团结监管并举、共建“合力”格局

私营、个人媒体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所发挥的精彩的积极作用，正是基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在活力迸发的交往竞争中发挥出来的。因此，传统传播主体才开展了一些同小微私营互联网媒体企业的合作。但为了避免不同媒体矩阵“同而不和”的市场对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各类传播主体必须明确，中国特色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格局的未来不应是“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不仅传统传播主体与新兴传播主体能够同向同行，而且各类媒体矩阵更当“携手共进”，汇经济效益播社会效益、化市场竞争为社会合作。为此，资源整合是当代网络思政领域问题与隐忧的突破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论述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显著优势时，首先提到的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20]。在探讨如何确保私营、个人互联网媒体的行为能够对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重要政治优势的思想政治工作作出贡献而非阻碍，确保其立场方向满足社会需要、符合人民期待时，同样必须坚持党对互联网媒体事业的领导，特别是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各媒体的政治领导。

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强调思想政治教育领导机关和主责机关的领导地位与主要责任，破除制度上不必要的藩篱与思想上不合理的歧视，尝试接触新兴传播主体中具有不同影响力、身处不同层次的私营、个人互联网媒体，构建成员来源广泛、层次丰富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媒体交流平台，认识到团结与监管是一体两面、可以并举的：带来利好才能利于合作，拉近距离才能更好引导。另一方面，党政主管机关可以尝试邀请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成效积极、影响热烈的新兴传播主体，与传统传播主体中的权威专家一同参与策略讨论。传统传播主体与既有权威应当摆脱睥睨姿态，以更加平等、亲和的心态，认可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选贤任能”的作用，邀请新兴传播主体一道共建中国特色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格局。

传统主体与新兴主体的深度协作与同平台交流，在治理方案与格局构建的层面极具潜力。随着各方面积极性被更为广泛地调动，我们必将在新的高度上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2]的号召，并在推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展现出更多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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