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缘关系”：海峡两岸客家人的精神纽带——评邱立汉《闽台客家文缘关系研究》

蔡登秋

（三明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0）

中国台湾地区与福建一衣带水，隔海相望。

她们之间存在着不可剥离的“五缘”关系，即：地缘、血缘、文缘、商缘和法缘关系。

邱立汉教授选取了“五缘”中的文缘作为研究对象，完成了题为《闽台客家文缘关系研究》的专著，在九州出版社付梓，作为同辈研究者的我甚感欣慰。

在此，我谨发表个人读后感受，不足为评。

从远古时代的地质考古发现，海峡两岸同属闽台半岛华夏古陆的一部分，福建沿海岛屿与中国台湾岛本为连成一体的大陆块，构成了广阔的大陆架平原。

在一次地壳运动中，形成了从浙江温州至福建诏安一线的断层带，构成了今天所见到的台湾海峡。

距今1 万多年前，福建的“东山人”和“清流人”可以通过“东山陆桥”来到中国台湾地区，因此福建和中国台湾地区存有早期的共同祖先。

明郑到晚清时期，大量闽南人和闽粤客家人迁台，成为现代中国台湾地区最主要的居民。

福建人移民中国台湾地区，大多以姓氏宗族形式迁居，他们聚族而居或同乡聚居，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血缘聚落”和“同乡聚落”，保留了原乡祖地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

故此，闽南话成了中国台湾地区的主要方言，客家话成为次方言，这些聚落传承着来自祖籍地的传统文化。

邱立汉教授的《闽台客家文缘关系研究》正是立足于此，就文缘关系的五个领域进行了阐释：一是土楼精神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传承；
二是“文开淡化北”与化育中国台湾地区；
三是闽台客家戏剧的传承；
四是闽台客家民间文学渊源；
五是闽台客家建筑文化。

这五个方面内容都是作者相当熟悉和长期跟踪研究的领域，也是闽西本土存在着的最有特征性的文化现象。

作者通过对闽台客家文化诸种存遗进行深入阐述、比较和分析，点化了闽西客家人与中国台湾地区客家人关系的真实存在，显示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开阔的学术视野。

“土楼精神”包含着客家人移民性的精神气质，也包含着客家人艰苦创业和不断向外拓殖的拼搏精神。

正如第一章开篇所言：“土楼建筑蕴含了客家人勤劳、坚毅、质朴的优秀品质，具有客家文化的普遍意义，是客家文化的符号，是客家人的精神家园！ ……明清时期，大量土楼（闽西）客家人为了拓宽生存空间走出土楼，渡台创业，以土楼客家精神立足台湾，拓荒垦殖，建设新的家园，传承客家文化，弘扬客家精神。

”①邱立汉：《闽台客家文缘关系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 年，第4－15 页。本章从三个小节来论述客家土楼精神的内涵，即“渡台创业”的艰辛、“任从异地立纲常”开基繁衍和“台湾客家的‘硬颈’精神”三个方面内容。

对“土楼精神”的归纳，作者认为是艰苦创业精神产生的根基；
开基繁衍、对先祖的追念、及“任从异地立纲常”、“日久他乡即故乡”的客家人开拓精神是闽台客家人发展理念。

“土楼精神”最终的落脚点是“硬颈”的生命精神。其实“硬颈”不过是中国台湾地区客家对“坚毅”精神的称呼，就是客家对开拓新的生存环境和建设新的家园坚韧不拨、勇毅坚强的精神品质。

为了论述此论点，作者列举了大量的例子进行阐释。

如钟理和《笠山农场》所描述的中国台湾地区客家人拓荒垦殖生活；
如李文古“不屑为满清之顺臣”的“硬颈”精神；
又如南部粤庄客民朱一贵、李直三、候观德、林爽文等保乡卫家，倡议从官，大力讨贼的义举，并对义民的“硬颈”精神这一特殊文化现象进行阐述。

更有丘逢甲、吴汤兴、刘永福等抗击日本殖民者侵略的英雄事迹，无不是“硬颈”精神的体现。

无论是客家精神，还是土楼精神，客家文化学术界对于客家精神的归纳和阐释从来没有间断。邱立汉教授从闽西客家土楼视角做出客家精神的归纳，尚属首次，更不只是一种学术的拓荒，也是一种学术大胆实践，这无疑是有意义的工作。

学界对于客家精神论述很多，如日本山口县造著《客家与中国革命》称：“他们的爱国心比任何一族为强，是永远不会被人征服的……客家精神也是中国革命精神”。

新加坡吴庆豪在《世界客属人物大全》一书“引言”中，把客家人的精神归结为：一、刻苦耐劳；
二、刚强弘毅；
三、辛勤创业；
四、团结奋斗。

与中华民族精神“勤劳勇敢，艰苦奋斗，俭朴持家，爱国爱民”相一致，这种精神都是缘于在艰难生存环境中不断锤炼而成。

房学嘉的《客家源流探奥》认为：客家共同精神是“开拓进取，吃苦耐劳”。

我们认为，客家精神可归结为：开拓精神、硬颈精神、崇文尚武、团结进取、敬宗睦族、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等等，亦包含了闽西客家人土楼精神。

而对于闽西客家精神以“土楼精神”来概述和阐释，这一学术尝试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也显示了闽西本土学者地方性和独特性的学术观念，这种开拓性的学术观点尤值赞赏。

本著作的第一章阐述了闽西客家人渡台之悲情，垦殖之艰辛，足见闽西客家人渡台创业之韧性与勇毅。

对两岸客家一家亲和相同精神气质的阐述，显示了客家人无论迁往何处，其本质从未改变。

第二章阐述了“文开淡北”与化育中国台湾地区的历史，显示了闽台客家人文化化育的巨大作用。

其中最大贡献要数胡焯猷，为“文开淡北第一人”；
还有永定翰林兄弟巫宜福和巫宜禊的两度入台。

著作详细叙述了胡氏的出生背景、重视功名而“纳贡”、受到土楼文化的影响，和巫氏翰林兄弟都来自于永定下洋中川的“科第世家”的鼎盛文风。

为此，作者收集大量的诗篇加于印证，如《勉学诗》《五更读书歌》等作品。

蔚然成风的永定中川古有“一门五进士”、“三代四司马”和“父子进士”之盛况，更有中川胡氏的南洋华侨胡文虎、胡一川、胡成放、胡仙等“中川文化现象”。

对闽西永定崇文重教的客家人代表详细阐述，原乡风范促使他们的后代必然大兴文教之举，为当地开启一代人文。著作中详细地叙述了胡焯猷等人在淡北地区举办义学的情况：“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3 月24 日，他毅然将艰辛大半生所建立的产业，绝大部分捐献出来创办学校。

”①邱立汉：《闽台客家文缘关系研究》，第60、66、71、98 页。即第二年改名为“明志书院”，后迁往新竹。

明志书院对当地的人才培养产生巨大的影响，著作开辟专节细数了它对新庄地区和新竹地区所带来文化遗产，正如著作中所言：明志书院设立以后，不仅嘉惠了新庄地区的莘莘学子，甚至在书院南迁新竹后，继续滋养着新竹一带的文风。

而“明志”之名，则成为泰山乡重要的一部分，举凡乡内最热闹的道路——明志路，泰山地区之明志村、义学村、明志小学、义学中学、小学之命名，无一不与明志书院有直接的关联，乃至地名、小学都冠以“明志”二字。1963 年，台塑企业董事长王永庆更在泰山地区以“明志”为名，创办明志工业专科学校，现已升格为明志科技大学，承续明志书院先贤兴学教化的美意， 可见明志书院影响之深远②邱立汉：《闽台客家文缘关系研究》，第60、66、71、98 页。。

至今明志书院仍然影响着当地的学子，“直至今日，泰山明志书院仍旧祭祀朱熹和胡焯猷。

附近学子入学、考试前，多会前往祭拜。

”③邱立汉：《闽台客家文缘关系研究》，第60、66、71、98 页。对明志出书院详细到位的考察和分析，足见作者的资料整理的用功。

为了进一步佐证闽西客家人对教育的巨大贡献，另辟章节讲述翰林巫氏兄弟两度赴台及行教化的行迹。

最后，讲述了美浓客家庄的“中川现象”，详述了美浓文教事业的盛况，特别实施了一系列促进科举考试的举措，如美浓科举会、学堂田业以及姓氏尝会等大大提升了兴学的效率。这些实例研究与分析必然要有扎实前期田野调查为基础，也要有对传统书院教育制度研究积累。

本章除了对书院的详述之外，还列举了大量的实例来讲述拓殖淡北的历史，旨在于为举办义学奠定物质基础。同时也进一步体现了闽西客家人在渡台和拓台的过程中所呈现的“硬颈精神”。

作者长期耕耘于闽西戏剧这块土壤，以研究闽西木偶戏和汉剧见长。

著作第三章翔实阐述了闽西木偶戏、闽西汉剧自身发展状况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传承及影响。

以闽西地方戏剧为发端，简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突显了闽西汉剧对其它戏剧的影响作用，如对闽西傀儡戏的影响，使其分化为闽西为高腔傀儡戏和乱弹傀儡戏，并对客家八音、客家采茶戏、布袋戏、歌仔戏曲音乐产生影响。

随着闽西客家人的迁徙，传到漳州、梅州、潮州，再传入中国台湾地区和东南亚等地。

很有意思的是南方各剧种大多以“田公”为祖师，以杭州铁板桥为产生地。

闽西木偶戏发源于上杭县白沙镇大金村水竹洋，这里保留闽西及周边客家区唯一一座木偶戏戏神庙宇“田公堂”。

以此庙为中心，木偶戏向各地流传。

著作把流传至今的闽西木偶戏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孕育启蒙阶段、平稳发展阶段、健全繁盛阶段。

并详细地叙述了这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

孕育阶段研究主要以族谱为资料来源，详述了戏神“田公”由杭州传入上杭的大体情况。

福建许多地方戏都把“田公”奉为戏神，并附于“驱疫禳灾”的功能，闽南莆仙一带也以“田公”为戏神，为杭州铁板桥人氏。

为什么福建多数傀儡戏都与杭州有关，据资料显示：官巷口，苏家巷二十四家傀儡：衣装鲜丽，细旦戴花朵□□□肩，珠翠冠儿，腰肢纤袅，宛若妇人④邱立汉：《闽台客家文缘关系研究》，第60、66、71、98 页。。

到南宋时，因文化南移，又是都城，杭州城苏家巷就有二十四家不同的傀儡戏班。当时，大量的戏种向福建、江西传播，并一直影响到今天。作者对田公信仰与本戏之关系并未做深究，重点在于对闽西的木偶戏的发展情况及其传承谱系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阐述。

进而，又对木偶戏的剧目进行细致的梳理，发现木偶戏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不少高腔班转为乱弹班，改演乱弹戏，或演高腔戏与乱弹戏两者并举；
二是融入和吸收大量“外江班”的传统演出剧目，极大地丰富了木偶戏的剧目⑤（宋）吴自牧：《梦梁录》卷1《元宵》，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年，第3 页。。

最后分析中国台湾地区木偶戏存在现状和与闽西木偶戏之间的关系。

中国台湾地区木偶戏分为南北两派，南派由泉州传入，流行于高雄、台南一带；
北派属闽西系统，经由闽西传入漳州、潮州一带，再传入中国台湾地区，如今客家木偶戏已经式微，但仍然对当地的北管戏、采花戏、皮影戏等剧种产生深远的影响。

闽西汉剧晚于闽傀儡戏形成，汉剧更多人文性，被称为“大戏”，也是一种文化娱乐的“人戏”，但它们仍有相互吸收的文化痕迹。

闽西汉剧传入、发展的时间不过三百来年的历史，也是近现代人们对于文人戏的喜好和社会发展之使然。

作者分析了客家人喜好戏剧的性情及汉剧分布的大体情况，同时也认为闽台汉剧的流行与中原文化传统存在一定关联性。

闽西汉剧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存在两个现象：一是源流；
一是本地化。

作者对源流的分析下了一定的功夫，认为主要在于“祁剧（楚南戏）说”的源流问题，从宁化方田乡池代戏班到连城罗坊罗氏戏班，再到永定高陂天后宫演出，大多记载着祁剧传自于湖南永州祁阳县的戏班。

闽西汉剧也有学者认为传自于湖北汉剧，也有认为是传自于“徽剧”和“西秦戏”，但论据不够充分。

无论闽西汉剧的源流来自哪里，作者更关注的是外来剧种的本地化问题，并认为本地化的三个条件：一是音乐声腔的本地化；
二是剧目的本地化；
三是剧种传承的本地化①邱立汉：《闽台客家文缘关系研究》，第122 页。。

著作列举说明的本地化现象具体实例，闽西汉剧成为本地百姓喜闻乐见的“南国牡丹”。

现了近现代，闽西汉剧广泛分布于闽西各地，班名众多，传承有系，达到7 个县市区127 个乡共有近130 个戏班之多。

著作具体列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主要知名戏班社、剧团，如新梅花、新桃园、赛桃园、新福顺、乐同源、乐天彩、荣天彩、新顺天、春华园、上杭青年剧社、龙汀剧社、梅龙剧社、新罗剧社、合作剧社等。

最后，著作详细地阐述了闽西汉剧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传承与流变的情况及闽西汉剧流传到中国台湾地区、传统剧目和戏神信仰等方面，分析其与闽西汉剧的相承相因性。

最后，以闽台客家戏剧的交流情况为收尾，全面阐述了闽台客家戏剧之间的关系。

除了戏剧以外，闽台客家民间文学之间关系更是一个重要文缘元素。

其中客家歌谣是客家人传唱最普遍、最平凡的日常生活歌唱方式，反映了客家人对社会生活、生产劳动、思想追求等种种理想与想象，反映了他们质朴的生活诉求和真实生活写照。

闽台客家山歌谣的存在大体相似，如客家山歌，引用中国台湾地区客家山歌研究者彭素枝对客家山歌的观点：“大陆原乡渡海来到南台湾的六堆客家先民，他们所唱的山歌依旧是原乡的山歌。在稻田里插秧、除草、收割；
在蔗园拔蔗叶；
在山上采樵，都能听到他（她）们响亮的山歌。”②彭素枝：《台湾六堆客家山歌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 年，第58 页。说明中国台湾地区客家山歌传自于闽西及粤东的客家原乡，同根同源。

为了说明闽台客家山歌的存在情况，著作细数了客家山歌的主要类型、体裁、修辞手法、所蕴含的民俗文化等内容。闽台客家童谣与山歌相类，一首《月光光》传唱了海峡两岸的客家区，著作中列举了各地相同版本的不同变异，分析了这首童谣的结构、修辞手法、演唱情景和价值功能等内容，折射出海外客家人的“月光光，照四方”思乡情意，成为牵动着两岸客籍一家亲的血缘关系。

此外，还有教育小孩勤奋的反面教材《懒尸嫲》《懒尸姑》《懒尸娘》等童谣，与中国台湾地区客家童谣的《懒尸妇道》如出一辙，反映了闽台客家人教育理念的一致性和共同的教育价值诉求。

闽西客家民间说唱仍为南方口头文学的奇葩，南方说唱并不多见。

可是闽西客家说唱能得以保留，实属难得，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一是旧时地位低下，二是说唱工作难度大、费力累人，三是说唱已无市场，所以，说唱口头文学的传承人已近消失。

作者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以重金录制了两个传本。

最后著作介绍了闽西民间传说及民间故事，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客家运动和客语写作两件客家事件，反映了这些客家人族群的自觉意识和对客家文化的固守。

客家建筑以土楼见风采，尤其是客家庄，体现客家人聚族而居的大传统。

到了中国台湾地区以后，发生了流变也是不争的事实。作者更是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了阐述，并且归纳了中国台湾地区客家民居的特点及受到闽、粤客家建筑的影响。

大家一谈到客家文化，闽西土楼自然是最直接的符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定是闽西的永定和闽西南的南靖土楼。

福建土楼在闽中一带也颇为流行，主要以堡寨的形式存在，具有较强的防御性特征。

而闽西土楼主要以居住为主，至今还有不少民户还居住其中。

几百年的土楼历史沧桑，依然屹立在山间丘陵盆地之间，形成了一方有特色的地方文化现象，故而于2008 年入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作者对土楼的见解是从广义上的土楼去研究，其包含着除圆形或方形的纯土木结构的土楼，还包含分布于客家广大地区的“指土木结构或砖与土木混合结构，形制上包括方圆形土楼、不规则形土楼、九厅十八井、五凤楼、围屋、围龙屋以及多种形制混合式”①邱立汉：《闽台客家文缘关系研究》，第220、220、220－221、256、256 页。。

在谈论客家建筑的建造过程中，作者抓住了“土”的工艺，抓住了土楼建筑的不同凡响之处。

正如文中写道：所谓“土楼”，顾名思义，就是用“土”夯筑成墙的屋宇。

此建筑用料之“土”一般称为“生土”，与“熟土”对称。

但仔细推究起来，传统意义上建造的土楼，所用之土是大有讲究，是经过反复搅拌、发酵而做出来的土，从这点来看，它已经是“熟土”了②邱立汉：《闽台客家文缘关系研究》，第220、220、220－221、256、256 页。。

正因为用土及做工讲究，土楼建造的时间长，文中记述：永定湖坑振成楼，建造时间5 年；
永定抚市永隆昌楼，建造时间长达28 年；
永定高头承启楼，从明代崇祯年间破土动工，到清代康熙四十八年竣工，历三代人81 年才建完整③邱立汉：《闽台客家文缘关系研究》，第220、220、220－221、256、256 页。。

对于土楼的建造源头和是客家土楼还是闽南人土楼，学界颇有争议，似乎至今也没有人给出铁证哪里是源头，作者却认为无论是永定土楼，还是南靖土楼，他们的主人都是客家人，南靖客家人只是部分都讲了闽南话，所以都是客家人的土楼，就无所谓哪里是源头。

为什么客家人热衷于盖土楼作为民居，作者给出的答案是：一是聚族而居的习俗；
二是宗族社会形态；
三是风水形势；
四是彰显家族荣耀。

体现了客家人聚族而居，宗族观念浓厚，重视风水，好面子的秉性。

无论是圆形和方形的土楼，还是“九厅十八井”和“五凤楼”，都共同地遵循着客家人自身的传统文化思想观念，再现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中和”、“人与自然和谐”和重“人伦”等思想观念。

作者对此做了大量的实例分析，体现了客家人对传统文化崇敬和具体应用的能力。

最后，著作针对闽西客家人土楼对中国台湾地区客家民居建筑的影响进行细化分析。

作者认为：因中国台湾地区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以及家族规模的缩小，移垦台湾的客家先辈们没有选择大型的客家方形、圆形土楼，而选择了规模可大可小，可以灵活扩建的围龙屋、九厅十八井（五凤楼）作为建筑样式④邱立 汉：《闽 台客 家文 缘关 系研 究》，第220、220、220－221、256、256 页。。

进而分析了中国台湾地区客家民居的主要特点，如“高屏六堆一带的客家民居，有以“夥房”称谓，台中石岗、东势、苗栗一带的客家民居，则以“伙房”称呼。

”⑤邱立汉：《闽台客家文缘关系研究》，第220、220、220－221、256、256 页。又分析了当地南北客家人民居的差异性，总结出以“包”、“从”、“围”客家民居的地域性特征和重视“风水”的特性，这些特色明显受到客家传统建筑的土楼和围屋的影响，渗透着原乡客家人的文化元素。

我们知道，当地客家人大多是广东梅州、潮汕和闽西的客家人迁来的，作为居住的建筑文化自然也受到这三个地方客家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台湾地区客家人迁居此地后，随着时代的历史变迁，也受到当地其它民系文化的影响，其中最大的影响要数比客家人更早来台的福佬人文化，这些客家建筑又增加了闽南福佬人“厝”的元素。

客家人讲究风水更是突出的一种文化现象，中国台湾地区客家建筑重视风水自然不在话下。

最终，作者顺带谈及闽西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宗祠、庙宇和楼阁等建筑的客家古建筑文化，分析了闽西对其的文化影响。

以上俱为本书亮点，也是作者发力之处。

一部著作的完成，既是一次学术之旅，也是一次精神的体验。

邱立汉教授立足古典文学出身背景，兼之以多年的客家文化研究多学科学术功底，运用有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学和建筑学等多学科研究路径，从微观到宏观，全面阐述了具有“历史性、地域性和移民性的客家民系”在海峡两岸之间的“文化传承和文化亲缘特征”，试图破解闽台客家文化中存在着的亲缘关系的几个主要难题。

邱立汉教授本著作的出炉，为闽西客家学术研究做出一大贡献。

对闽台客家人的文缘关系做了一次全面梳理，为闽台两岸一家亲的关系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对海峡两岸客家人的交流与沟通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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