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评价的五唯泛化：痼疾朔源与价值重塑——学术功利主义的理性反思

黄晋生，蔡文伯

（1.齐鲁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200；
2.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0）

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指出，“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同年11月13日，教育部进一步发布了针对高校的五唯清理通知，具体包括“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2020年11月教育部在公布的《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方案》中明确提出“以破除‘五唯’顽疾为突破口，在保持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基本定位和评估体系框架基本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坚决破除‘五唯’顽疾，改革教师队伍评价，突出质量、贡献和特色”。毋庸置疑，“破五唯”已经成为现阶段高等教育评价制度改革面临的首要问题，而建立一套非五唯式教育评价制度显得更为紧迫。那么，高等教育评价的五唯泛化现象究竟出于何种原因？五唯泛化过程对高校的学术发展带来了何种影响？在大兴“破五唯”的背景下，又如何制定一套更为合理的替代性评价制度？科学回应这些问题是认识“破五唯”重要性之必要前提，也是健全高等教育评价制度的本质要求。

功利主义的起源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至少在17世纪培根的哲学观中就有所涉及，正如他对待科学的态度已经不再是纯粹的“论道式”，而是强调科学发展在社会进步中的实际作用。功利主义是指以个体的实际利益作为评判标准或道德准则的一种价值观念。［1］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学术功利主义对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它从个体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强调教育的工具性价值，从个体与社会需要层面衡量教育发展的有效性，更是以个体与社会的实际利益作为教育发展方向的基本评判准则。在学术功利主义观念的影响下，学术成果是否可以作为“成果”的评价标准并不在于其有多高的“学术水平”，而是更看重其是否可以为个体发展带来实际利益，或者能否解决社会进步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功利主义思潮影响下的高等教育迎合了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彰显出其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与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然而，尽管学术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并不存在是非之分，但其对学术发展的局限性也是比较明显的。正是基于对学术应用价值的过度关注，学术功利主义影响下的学术研究逐渐缺少了“学术精神”元素，“技术至上”反而成为指导、催促学术研究的直接动力。不可否认，重视技术的学术功利主义使学术研究更加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更好的维护了个体利益，但是以社会服务作为目标的学术研究仅停留在科学发展的表层，缺乏对科学进步深层次特征与动力本质的探索，尤其从技术变革或者社会需求层面对科学进步的动力机制进行解释难免有些牵强与表面化，也是对科学进步之动力内生的曲解，忽视了科学活动本身所具备的独立性运行规律。这也预示着建立在学术功利主义基础上的学术研究存在相对有限的上升空间。

高等教育评价的五唯泛化，其实质是对学术功利主义的本源曲解。高校、教师对论文、帽子的极度追求并非完全出于对学术问题的钻研精神，尤其批量、同质化的“成果”更是偏离了对科学本质探索的轨道，而以此作为标准所得到的评价结果势必备受质疑，这也倒逼学界重新审视五唯体系在高等教育评价中的现实意义，更是掀起了“破五唯”的批判浪潮。［2］而“破五唯”之本质在于对学术功利主义的理性反思，其核心在于重新以理性主义思维审视学术价值。作为与学术功利主义的矛盾统一体，理性主义的存在较之功利主义更为久远，而其对学术研究之意义的逻辑起点存在于科学研究本身，将个体对知识、智慧的追求作为学术研究的源动力，认为学术研究之目的在于“为研究而研究”或“为科学而科学”，而非为了个体利益或社会进步。［3］理性主义的学术观将学术研究提升到至高的精神层面，主张从目的性的角度评判学术活动，关注学术活动对学术进步的影响，而出于对知识敬畏而进行的科学活动有着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也推动着科学研究向本源的探索。当然，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纯理性的学术观忽视了个体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其对应用性成果的轻视也导致学术研究缺乏稳固的社会基础，难以博得民众、政府的广泛支持。

五唯体系下的高等教育评价制度过分强调了学术研究的工具性价值，关注学术成果对个体利益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忽视了学术研究对科学本质的钻研，这也预示在评价制度的矫正过程中，应该重新回到对学术功利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辩证讨论上，即“破五唯”是打破“唯”化框架下高等教育对各项评价指标的过度追捧？抑或摒弃学术功利主义，回归到以构建纯粹理性主义为核心的评价体系？还是对业已存在的学术功利主义做出理性反思，从多元的、辩证的角度探寻学术研究在当代的历史使命？秉着有利于高等教育良性、可持续与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本文试图基于学术功利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思辨关系，追溯高等教育评价过程中五唯泛化的痼疾本源，探寻超越五唯之评价体系的革新路径。

高等教育评价关乎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健全的评价制度又是引导高等教育良性发展的风向标，而以五唯评价为核心的现代高等教育评价制度已经被社会各界诟病，并掀起了一股“破五唯”的革新浪潮。“破五唯”即打破教育评价领域中的固化、僵硬的评价模式，表层意思即破除“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对教育评价的束缚。而究其根本，教育评价领域的五唯泛化也是学术功利主义价值异化的外显过程，又进一步表现为评价指标、方式、标准与主体筛选过程中的价值异化现象。

（一）评价主体：行政主导学术的功能异化

高等教育评价主体通常是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或者高校内部的行政部门，也就是说，在整个高等教育评价过程中，充斥着浓厚的行政化气息。而以行政部门为主体的评价方式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最为突出的就是外行人给内行人打分，“上与不上”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而组成行政部门的群体是否具有等量的学术能力直接决定着评价结果的有效性。［4］而这一现象正是学术功利主义价值异化的重要表征，不可置否，在实际操作中，行政部门中不乏具备高水平学术能力者，其在教育评价过程所具备的高效组织管理水平简化了学术评价程序，加快了学术成果的筛选过程，实现了学术成果的批量生产，但是仅由单一主体形成的评价结果又催生了学术关系户，滋生了学术腐败问题，反而导致学术评价陷入内部失衡的状态。“破五唯”也是高校官僚风向学术风转变的重要过程，尤其是对于教师群体，其学术能力的高低不仅体现在论文、帽子等方面，日常教学才是其工作的核心内容，而与之密切相关的则是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业态度等，而这部分内容往往是高等教育评价中忽略或者轻视之处，其在很多侧重科研的高校中更是长期处于冷板凳的位置，成为高等教育评价中可有可无的部分。行政化主体固然有着高效率、易操作等显著优势，但是对于高等教育的高质量与长期发展而言，必须要打破教育评价中的惰性思维，让高等教育评价重新回归到关心学术本质的轨道之上，弱化行政部门在教育评价中决策分量，让高校与高校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展开学术对话，鼓励学术群体发出争鸣，征询学术生产者与受益者对教育评价的态度。

（二）评价指标：单一体系下的功利性追捧

高等教育评价领域的五唯一般指“论文、学历、职称、奖项、帽子（人才称号）”等，这也是“破五唯”的基本内容。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破五唯”又绝非只包含上述五个方面，而是涉及所有反映高校或教师学术身份、地位的各种外显标签，比较普遍的诸如高校的“211”、“985”身份，教师在各类学术会议中的兼职、学术团体的职位、出国经历等等。不可否认，各类标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被评价对象的学术水平，但这类标签式评价指标归根结底是对学术水平的外部性评价，其能否反映被评价对象的真实学术水平仍然有待质疑。［5］单一化评价指标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它倒逼学术研究的泛功利化倾向，诱导高校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过程中更加看重其能为学校带来何种实际收益，例如哪些学科更容易获批国字号课题，既定人才培养方案能否促进就业率提升等，而课题数量、就业率等外显化指标又是学校实现既得利益的基本依据。当然，为了自身发展，大学的此类做法无可厚非，但是从科学研究的延续性层面来讲，浓厚的功利化气息充斥在学术活动过程中，进而演化为“为了申报而申报”、“为了发表而发表”的畸形化学术行为，而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学术成果过度强调了学术研究的工具性价值，更加注重学术成果对个体晋升、学校评级的经济效益，却忽视了大学在科研探索方面的平台作用，尤其在大学、教师对五唯指标过度追捧的过程中，学术功利主义对应用型成果的催产效应已经发生了异化，庞杂的低劣论文、各类组织的内部评奖、各类人才的挂名现象等，不仅妨碍着高校、教师对科学本源的探索，更是与学术功利主义的价值期许背道而驰。

（三）评价方式：外部决定内部的方法失调

五唯体系下的高等教育评价呈现出以行政部门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审核方式，职称评定、人才称号评选以及“双一流”等各类评选活动，普遍表现为被评选对象以“填表格”、“报材料”的方式递交评选意向、申请评选类别，评选的决定权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这也是唯外部评价最典型的特征。固然，依托这类方式的高等教育评价有着不可替代的经济性、效率性，极大缩减了评价环节，减少了繁琐评价流程导致的资源浪费，为更快速筛选高层次人才提供了最为简洁的办法。但是，由于过度依赖，这一模式已经导致高等教育评价出现了学术异化的现象，期刊论文沦为项目评审的工具，小课题成果沦为大课题申报的条件，教育评价由侧重学术内涵转变为看重“SCI数量”“课题类别”等量化指标的数学游戏，而教师的内在学术品质则被抛之脑后，教育评价更像是依附论文、课题、奖项的伪学术评价。尽管有一部分评价制度看重同行评议，但是在唯外部评价风气的影响下，同行评议过程又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两类问题：一是在指定的评价标准下开展同行评议；
二是评审专家本身存在着“唯”式思维。而在高等教育评价中这两类现象并不罕见，同行评议结果也大打折扣，又回到了“唯”式评价的范畴之内。外部评价是学术功利主义外显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已经弥漫甚至强化至各个学术项目的评审评价环节中。而行政部门主导着当前大多数的外部评价，基于行政效率制定的评价方式固然有着便利、可量化等优势，也反映出学术研究利己利他的价值倾向，但是学术成果所产生的利己利他性并不等同于其具备相应的应用价值，其又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功利主义有所不同，仅能归并为具有伪学术效应的狭隘功利主义范畴。而针对高等教育的外部性评价问题，“破五唯”所倡导的不仅仅是从内容层面打破其对高等教育评价的约束，更关注破除由行政部门主导的固化评价方式，遏制唯外部评价对学术生产内部的行政化侵蚀。

（四）评价标准：强调数字至上的价值错位

一套科学合理的标准机制是决定教育评价结果是否有效的基础条件。可量化已经成为现代高等教育评价制度的重要原则之一，但也引起了学者对成果数量的过度追捧，而事实上，无论是从功利主义还是理性主义的角度来看，数量泛化绝不是学术研究的目标所在，更难以代表等量的应用成果，其与学术功利主义所主张的应用价值并不相符。五唯模式下过度量化的评价标准又突出表现为“数字至上”的现象，例如，高校博士点申请的硬性条件往往包括学科带头人数量，教授、博士数量等，而对于达标数背后的教授水平、博士质量以及各类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地点等并不做具体要求，其中院士在多个高校的虚位挂职就是非常典型的实例。教师评价中的量化现象则更为普遍，也催生了项目、期刊论文作者虚增的现象，例如，在项目结项、期刊论文的发表过程中，将原本没有实际贡献的同事、朋友或亲友等“熟人”增设为论文作者等，代写代发等学术造假则是更加极端的表现。抢人大战在一定程度上则是“唯量化至上”标准下产生的恶性人才竞争现象。显然，完全依赖数字化指标得到的评价结果很可能会虚抬被评价者的学术水平，有违教育评价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导致教育评价的无序与混乱。而“破五唯”又并非对帽子、论文等外显工具的摒弃，而是在正视外部评价的基础上，打破评价标准对量化过度追捧的怪圈，关注学术质量这一内在评价维度，推动由内而外式的标准体系构建，增强评价标准在不同学术群体间的包容性与灵活性，丰富评价标准的内涵，并非采取一刀切的方法彻底取代原有标准，而是在更为理性的基础上，既承认各类标签的学术价值，又不盲目推崇标签的学术地位，回归学术对科学探索、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的本质特征。

“破五唯”已经成为当下高等教育评价制度改革道路上亟待解决的难题。那么不禁要反思，五唯泛化究竟对学术发展造成了何种影响？又为何要破除以五唯为核心的传统评价体系？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究仍然要回归到五唯泛化的本质上来，即从学术功利主义的角度分析五唯泛化到底产生了哪些负面效应。

（一）功利主义的泛化：学术生命的弱化过程

制度化的社会架构中，领导讲话、红头文件、政策通知等犹如指挥棒，驱使着高校、教师搞学术生产，各类评价标准更是如紧箍咒，牢牢束缚着学术生产的自由之风。从“211”、“985”到“双一流”、“双高”建设，从SCI到CSSCI，以及学界对各类国字号课题的追捧，部分高校或教师俨然成为科研机器，批量生产着各类“学术成果”，更有甚者，通过代购代发、剽窃盗取的途径从“朋友”、“同事”、“中介”处巧取豪夺，只为能够在教育评价的舞台上有一席之地，这也造就了学术生产的虚假繁荣，而学术研究演化为“发论文研究”，致使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本末倒置，部分高校的学术发展犹如空中楼阁，学术成果更像是自说自话，真正起到改变社会的重大突破却少之又少。［6］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学术研究的功利主义泛化，尤其在追捧五唯的评价风气下，功利主义对学术生命的影响更是难以估量，一是毁坏了老一辈学者营造的学术钻研之风。五唯式评价体系过度看重论文、课题、奖项等在高校建设与教师发展中的重要性，并由此形成以行政化为主导的学术引诱，鼓励着唯短期利益至上的高产教师的量产化、规模化。二是耗散了当代海量的学术资源。当前，我国已经成为论文生产的第一大国，但是同快速增长的论文数量相比，论文质量却并未呈现出阶梯化增长的趋势，而有重大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更是稀缺，研究课题的申报也有着类似情况，小而短的课题受到广泛追捧，也成为“学术捞金”的重要途经，过度功利化的研究倾向与学术生产服务社会的本位功能严重不符，也成为学术资源耗散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是侵蚀着下一代的科学学术思想。在行政化引诱下，功利主义的学术探究氛围对学生学术思想的形成产生误导，诱使学生参与到唯式标准的评价过程。五唯中的唯之一字决定了教育评价的固化，而这种固化又决定了高校或者教师在五唯框架下的学术运作，这也成为其在当下学术环境赖以生存的护身符，更是实现学术上升的前提条件，从而导致他们主动或被迫参与到唯式评价体系，陷入“为申报而申报”式的教育评价思维，助推着功利主义在教育评价中的泛化。

（二）功利主义的伪化：成果生产的内耗过程

在学术功利主义观念下的高校建设中，人才培养与科研服务是高等教育的两项基本职能，高等教育的社会贡献也应从这两项基本职能出发予以评判。五唯模式下的教育评价，侧重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或者各类奖项比较高校及教师间的学术能力，并以此为基准决定“上与不上”。尽管五唯标准也会涉及诸如“教学名师”、“教学成果奖”等称号、奖项，这些也都是反映教师育人成果的重要依据，但却面临着僧多肉少的现实窘境，在加分属性上更是不如几篇论文或者课题“来的快、涨的多”，尤其对于没有入围教学奖项的教师，更是会选择多发论文、多报课题以填补评价材料的空白，形成以科研成果为主导的亮眼成绩单。以上现象充斥着浓厚的功利主义气息，但又不符合学术功利主义的目标追求，其最基本的逻辑在于学术成果数量的泛化并不代表应用价值的量化产出，尤其在大量质量较低的成果产出过程中，学术资源的损耗程度进一步加剧，反而挤占了优质成果的投入资源，从这一角度来看，过度功利化的伪学术生产并不利于实现高等教育的基本目标。根据可量化的评价方法，教学层面的弱势完全可以由数篇论文或多个荣誉称号而遮盖，并且有着可以重复利用的优势，那么，高校、教师又有什么理由不参与到堆砌五唯大厦的浪潮中？搞大学教育、做学术研究，并不是反对发论文、反对报课题，更不是不要论文、抛弃奖项，但是，过度依赖五唯而引起的学术异化却会导致高等教育面临难以估量的损失。［7］而笼统地将五唯体系中的各项评价指标量化打分则是引起这一矛盾的直接原因，以人文社科为例，南大核心期刊的发文水平并不存在科学层面的高质量，反之，公认的权威期刊《新华文摘》仍会从众多普通期刊中摘录有价值的信息；
同样，同一主题的论文，其发表在普通期刊上的被引率也可能高于核心期刊。也就是说，单纯以论文、奖项数量作为评价标准存在着事实上的自相矛盾，而以五唯作为教育评价的基本依据也违背了高等教育的基本目标，存在着逻辑层面的不合理性，更扭曲了学术功利主义服务于个体及社会发展的本质目标。

（三）功利主义的强化：资源分配的失衡过程

当前，我国61.5%的985高校集中在东部地区，双一流高校占比也超过了50%，而这些高校又汇聚了全国主要的重点实验室、科研基地及两院院士等高层次人才，①据教育部2020年9月发布的《2019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测算所得。不难想象，论文成果、奖项数量等五唯指标更是呈近似垄断的状态集中分布在个别机构。西部偏远地区及部分普通本专科院校则长期处在五唯评价体系的边缘位置，更谈不上学术圈内的“论资排辈”，学术资源的分配差距在短期内很难弥合，而在功利主义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学术资源的配置差距又会进一步拉大，激化学术生产的马太效应。当然，一流大学的学术生产力的确在很多方面优于普通学校，教授相对于普通教师的学术贡献更是不容小觑，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通高校、普通教师就应该坐高等教育评价的冷板凳，其对地方性人才培养、科技贡献方面的积极作用也不应该由于没有顶级期刊、国家奖项而被五唯评价所忽视。另外，在教育评价过程中不乏裁判员与选手同为一人的现象，他们可能会制定更加符合自身利益的评价规则，也就意味着，当前的评价规则可能仅限于程序公平，实际上隐藏着不利于他人的非公平元素，即以伪公平作为标准开展的评价活动，其结果必然是不公平的。长此以往，基于五唯框架下的教育评价，其结果趋于优的更优，差的更差；
多的更多，少的更少，以致普通高校或教师在论文发表、奖项评选方面愈加艰难，其在教育评价过程中的生存力也会逐渐削弱，直接影响着教育资源的获取数量；
而为了改变其在教育评价中的不利地位，他们只能在五唯评价框架内调整，例如，高校通过高昂费用外聘院士、长江学者等，以修缮“帽子”门脸，获得申报博士点资格；
教师花费更多时间专攻科研，以谋求高质量论文的发表、国字号课题的申报。而无论是高校对高层次人才的过度追捧，抑或教师对科研的异常投入，都是一场对高校学术资源内耗的拉锯战，千校一面、学术虚假繁荣、教育质量降低等问题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弱化高等教育评价的公信力，使其成为高校、教师疲于应付的一场赢家恒定的游戏。

教育评价的规范性与科学性是维系高等教育生命的重要保障，“破五唯”的兴起本质上是要矫正五唯评价过程中学术功利主义的泛化思想，扭转学界对学术功利主义的过度追捧，以肃清教育评价中的各项弊端，为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重新铺设一条可持续、高质量道路。这一过程不仅限于对五唯的清理，更主要的是对学术功利主义的理性反思，辩证看待五唯评价对学术发展的有益之处，指出五唯评价引起的教育失衡问题，“破五唯”对高等教育科学评价的惯性束缚，建立一套超越五唯的新型评价体系，为高等教育发展营造科学、向上的教育评价氛围。

（一）破除行政化评价风气，构建多元化评价主体

要打破行政部门对教育评价的独断权并不是彻底抛弃行政力量，而是在合理运用行政力量的前提下，充分发扬学术自由。［8］教育部于2017年下发的《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提到要开展高校内部的放管服工作，主旨即将行政部门权力下放，更好地为教师服务。打破高等教育评价主体的单一性，首先要明确高等教育发展需要怎样的评价主体，才能最大程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客观性与公平性，而这不仅仅需要行政部门放管服，更主要的是增强高校与教师对教育评价的参与度，构建起融合行政部门、高校、教师等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化评价主体单元，提高高校与教师在评价中的决策地位，而鼓励同行评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一转变的外显过程，但是在同行评议过程中又要谨防由私人关系、学术腐败引起的评价失真。其次要明确不同主体在教育评价中的权责划分，评价主体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合作互助的，而非相互对抗，行政部门在放管服的过程中，应该起到必要而不过度的监督权，而高校、教师要发挥其对专业领域的权威解释权。

（二）打破单一化体系束缚，发展多维化评价指标

“破五唯”不是不要五唯，各类清理五唯的专项运动也并未否定五唯在教育评价中的重要性，而是要打破教育评价对五唯的过度依赖，矫正由于五唯所导致的评价失真，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破除以五唯为代表的孤立化评价指标，与之对应的则是多维评价体系，即综合发挥量化评价与同行评议在教育评价中的积极作用。评价指标的设置要遵循最基本的矛盾论思想，既要重视量化指标在评价比较过程中的效率性，也要充分关注不具备量化特征的差异化学术贡献，处理好指标设置过程中共性与个性的矛盾关系。例如，教师层面的评价既可以围绕帽子、学历等唯化指标进行比较，也可以根据其在人才培养、社会活动等方面的实际贡献程度做出评判，为教师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让拥有不同需求的教师群体在追求教育期望时获得教育评价的肯定。［9］也就是说，在“破五唯”的过程中，应当建立一套关注高校、教师或者其他被评价对象实际学术表现的系统性评价体系，充分考虑到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学术追求，鼓励高校、教师更加灵活的参与到教育评价过程中，向社会输出有实际价值的学术成果，回归到高等教育为个体发展、社会服务与科学探索的本位功能上。

（三）挣脱评价的外部依赖，建立人本化评价方式

教育评价的变革首先在于评价方式的转变，即应该继续遵循传统自上而下式的行政化审核考察模式，还是应该将高校、教师放在评价的核心位置，建立以“人”为中心的评价方式，关注“内行人”对学术成果的评判态度。事实上，以行政部门为主导的评价模式与以高校、教师为核心的同行评议制，并不存在着绝对的孰优孰劣，两种方式存在着各自的利弊之处，而我们需要做的则是各取所长，构建一套体现科学、客观、公平等基本原则的评价方式。［10］首先，要倡导评价过程对高校、教师学术需求的关注，发挥同行评议在教育评价中的科学与公平性价值。教育评价的筛选机制不仅是为了评选出能发论文、报课题的名校、名师，仅依靠行政化体系下的“表格信息”了解被评价对象，很难对高校及教师之间的学术水平做出公平比较，强调同行评议的重要性，关键在于获取专业人士对学术生产内容的科学见解，减少由于知识盲区所引起的低效化评价。其次，鼓励以代表作的方式开展教育评价。代表作又不仅限于论文、专著等，实践调研、社会活动、育人成果等各种可以反映教师正当性学术成果的指标均应得到合理的内容归属。最后，发挥教育行政部门在组织、管理层面的系统性优势，但是要打破其对高校与教师的行政化诱导，尤其是杜绝利用绩效激励的方式引导教师发快刊、抢课题，扭转行政化对学术风气的不良引导。

（四）转变量化的评价思维，制定灵活的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的科学性决定了评价结果的有效性。五唯体系下的评价标准有明显的量化特征，这也为学界诟病许久。“破五唯”也是建立新标准的过程，而一刀切式推翻量化为主的评价标准并不是教育评价追求的目标，［11］新时代的教育评价需要一套灵活性强的评价标准，以适应学术内容的多元化特征。第一，建立以质量评价为核心的浮动记分制。教育评价不反对“打分”“量化”，但是对于某一类论文、奖项等指标的赋值应该经得起科学的推敲，或是以科学的计算公式，或是根据论文、奖项的质量，更加谨慎的赋值，而非将某一类期刊统一归并为某个具体的分值。浮动记分制鼓励利用同行评议的方法对评价指标量化计分，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由于质量差异引起的评分误差，在科学评定的同时也能对不同学术成果之间实现分数比较，兼顾了教育评价的公平性与可操作性。第二，设置融合评价标准。在教育评价过程中，并非所有的评价指标都具备可量化性，而对于这部分非量化指标则可以通过等级排序、同行评议等方法，根据其对社会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价值贡献做出比较，弥补量化失真导致的评价误差。

“破五唯”归根结底是教育评价制度的变革，表层的、孤立的对某几项指标的否定不是变革的初衷，更不是清理高等教育弊病的治本之策。作为教育评价长期积习的结果，五唯评价体系的形成有着历史正当性，而新时期的学术发展不仅需要以五唯为代表的学术成果作为支撑，更需要能够引领高等教育向内涵式发展的学术激励。“破五唯”的过程不仅会面临传统评价体系下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也会因新评价体制的不健全而受到社会诟病。因此，在教育评价改革持续深化的道路上，高等教育工作者不仅要正视五唯体系对教育评价的束缚，更要对五唯体系及其弊症的科学本质有清晰的认识，这是清理高校制度性问题的基本前提，也是教育评价由单一走向多元、由行政化走向学术化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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