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为何落后——家庭养育投入与学前儿童认知能力的性别差距

梁文艳 刘书冰 李敏谊 王诗棋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认知能力是人力资本的核心组成部分，关系到个人的终身发展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认知能力发展的男孩“落后”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国，[2-5]也普遍存在于其他国家[6]。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男孩落后”现象表现出很大关注。揭示儿童认知能力的性别差距及其成因，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些研究认为，认知能力的“男孩落后”现象早在学前阶段就明显存在。[6-8]比如，针对美国和英国3～5岁儿童的研究发现，男孩在识字、算术和阅读三项认知能力上的得分明显低于女孩[6-7]；
埃里克松(Eriksson)等对欧洲非英语国家学前儿童的研究同样发现，男孩认知能力落后于女孩[8]。由于学前阶段是个体能力发展最为关键的窗口期，且能力发展具有累积性，该时期的能力发展对个体终身人力资本积累至关重要。[9]因此，揭示学前儿童认知能力的性别差距，是兼具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但国内学者很少关注学前时期男孩认知能力落后现象。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第一个研究问题。

进一步，为何男孩的认知能力落后于女孩？研究表明，社会环境要素扮演了重要角色。[7][10-12]考虑到家庭养育投入对儿童能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13]越来越多学者关注到家庭养育投入要素，研究发现，男孩相比于女孩获得的家庭养育投入更少，这导致男孩能力发展的落后[6-7][14-15]。考虑到中西方社会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别，且缺乏国内相关文献，我们并不清楚，是否可以从家庭养育投入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学前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的性别差距。尽管如此，国内的一些小规模调查发现，相比于女孩，父母或其他家庭照料人为男孩提供的以讲故事和读书等形式的亲子互动活动更少。[16-17]这提示我们，家庭养育投入可能同样是导致中国男孩落后的原因。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第二个研究问题。

相比已有文献，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本研究将中国儿童能力发展的性别差距问题拓展到了学前阶段，并从家庭养育投入的视角考察其成因，这为“男孩落后”问题的研究贡献了来自中国的证据。其次，超过2万余名3～6岁儿童的大样本调查数据为评估的精确性和可信性提供了支持。最后，本文使用家庭环境观测量表(HOME量表)和早期人类能力指数量表(eHCi量表)全面测量了家庭养育投入和儿童认知能力，有助于准确回答本文研究问题。

研究表明，男孩在学前阶段(3～6岁)的认知能力发展已明显落后于女孩。[6-8][18]由于认知能力发展有累积性，儿童早期的能力发展对青少年时期乃至终身的人力资本获得至关重要。[19]此外，认知能力发展具有可塑性，深受社会环境因素影响[10][13]，可通过后天有意识的干预加以培养[20]。因此，有必要将有关儿童能力发展性别差距问题的研究拓展至学前阶段。但是，或许受到应试教育文化的影响，国内学者主要聚焦于中小学或大学阶段男孩认知能力发展的落后现象[3-5]，有关学前时期认知能力发展的性别差距问题缺乏严格的实证评估，这为本研究留下了较大探索空间。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一项研究假设：

H1：学前阶段男孩的认知能力发展水平落后于女孩。

如果学前男孩的认知能力发展的确落后于女孩，其成因是什么？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可以从家庭养育投入的角度回答上述问题。国外相关研究较为一致地发现，男孩相比于女孩获得更少的家庭养育投入，这导致他们认知能力发展相对落后。[7][21-22]

理论上而言，男孩获得更少家庭养育投入可能有两方面原因。[7]一方面，在婴幼儿时期(0～3岁)，荷尔蒙激素的性别差异使得女童在情绪敏感性和社交技巧方面的表现胜过男童，[23]这使得学前阶段(3～6岁)的女孩比男孩更可能通过清楚的表达和有效的互动向父母传递真实需求；
根据家庭养育投入动态互补决策模型，父母对某一年龄段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子女在上一阶段获得的能力，[20]这就导致女孩在学前阶段能获得更多的、更有效的、来自父母的关注和互动[6][15]。另一方面，根据社会化过程的惯习匹配模型，父母养育子女具有同性别优势[6][22]，父母在和同性别子女开展亲子互动时更加得心应手，他们不仅会投入更多时间，[7]还能更加准确地识别并解决同性别子女在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6]；
由于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责任分工模式，抚育子女的责任主要由母亲承担，父亲在家庭中更多被赋予物质供养和经济支柱的角色，而非照料者的角色；
[6-7]父亲的“缺席”可能导致男孩缺少同性别家长的养育投入，进而使其在家庭养育投入的获得上存在劣势。

一些国外文献证实，剥离家庭养育投入的差异后，能力发展的性别差距将明显缩小。[6-7]上述这些从家庭养育投入视角解释男孩落后现象的研究，对本文有很好的启发意义。尽管如此，考虑到中国长期存在“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可能造成中国和欧美家庭在养育投入上做出大相径庭的决策。[24]换言之，男孩偏好的传统观念可能造成男孩获得的家庭照料或资源投入会少于女孩。[25]如果的确如此，家庭养育投入则无法解释中国学前阶段儿童认知能力的性别差距。

但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执行和市场经济改革的快速推进，极大地限制和扭转了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女孩获得的家庭养育投入快速增加。强制实施的“一孩”生育政策导致中国出现了大量无男性后代的家庭，这从根本上限制了此类家庭出现“重男轻女”的性别偏好观念和行为。[26]此外，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向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快速转型，市场经济活动对体力劳动的依赖程度迅速降低，这不仅提升了女性的教育回报率，也增加了女儿赡养和孝敬父母的可能性，极大地模糊了“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27]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基于家庭养育投入动态互补决策模型以及社会化过程惯习匹配模型所得到男孩比女孩获得更少家庭养育投入的推断可能成立于当今中国。

事实上，上述推测得到了一些在中国开展的小样本调查研究的支持。吕莹等对北京房山学前儿童的家庭养育环境开展了调查，发现女孩拥有的家庭养育环境状况显著优于男孩。[17]白钰等在陕西农村开展的调查研究也发现，即使在“重男轻女”观念严重的西北农村地区，父母对婴幼儿的养育投入同样表现出向女孩倾斜的特点。[16]这提示我们，如果中国学前男孩的认知能力发展落后于女孩，需要从家庭养育投入的角度加以解释。尽管如此，上述研究在比较家庭养育投入的性别差距时没有控制家庭特征的差异，[16-17]这限制了结果的准确性。此外，上述研究没有关注儿童能力发展的性别差距问题。家庭养育投入能否在中国学前阶段儿童认知能力性别差距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如果起到中介作用，解释程度有多大？这些问题还有待实证检验。对应于上述研究问题，本文提出第二项研究假设：

H2：家庭养育投入的性别差异能够解释学前阶段男孩认知能力落后于女孩的现象。

(一)数据

本文数据来自北京师范师范大学“广东省幼儿园儿童教育经历与家庭生活调查项目”于2018—2019年在广东省开展的大规模抽样调查。通过家长调查，我们获得了学前儿童的个体特征、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特征、认知能力测评得分以及家庭养育投入等信息，很好地支持了研究的开展。本研究最终包含24 768名3～6岁学前儿童样本，其中男孩13 295名，女孩11 473名。

(二)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学前儿童的认知能力。基于中文版eHCi量表(1)中文版eHCi量表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同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在Sally Brinkman的指导下改编研发。该量表信效度良好，已应用于新疆、上海和浙江等地区的儿童早期发展评价项目中，超过15万的中国儿童接受了该测评。[28]，课题组从语言交流能力、算术能力和阅读技能三方面测量了儿童的认知能力。其中，语言交流能力考察儿童通过语言表达与人交流的能力，包括“孩子能用简单的句子描述日常发生的事情吗？”等6道题目；
算术能力考察儿童掌握数学概念及简单运算的能力，包括“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孩子能从1数到 20吗？”等12道题目；
阅读能力考察儿童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技能水平，包括“孩子能按照正确阅读顺序(从左到右、从上到下)读书吗？”等8道题目。所有测评题目均为二分变量(0=不能；
1=能)。本文引入项目反应理论技术，分别在每个维度使用加权平均法测算了相应的认知能力得分(2)以语言交流能力维度为例，针对该维度包含的6个测评题目，分别计算各题目取值为1的比例(kj)，以1/kj 为权重合成该能力维度的原始得分，通过取标准分和数值投影的方式，得到取值介于0～100区间的语言交流能力指标。限于篇幅，具体测量题项没有呈现，感兴趣的读者可来函索取。，得分越高，代表该项认知能力发展水平越高。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家庭养育投入。参考HOME量表，课题组从家庭学习材料投入、家庭养育环境多样性、子女语言发育干预以及子女智力发育干预四个方面，测量了儿童获得的家庭养育投入状况。其中，家庭学习材料投入考察家庭为子女购买学具材料的情况，包括“您家是否有帮助孩子分辨颜色、形状或大小的玩具或物品？”等11个测评题目；
家庭养育环境多样性考察父母为子女提供学习活动的丰富性程度，包括“孩子在家中是否学习乐器？”等8个测评题目；
子女语言发育干预考察父母针对子女语言发育所开展的干预活动情况，包括“父母是否用玩具、游戏或其它方式帮助孩子学习动物名字？”等6个测评题目；
智力发育干预考察父母为开发儿童智力所进行的干预活动情况，包括“父母是否用玩具、游戏等帮助孩子识数？”1个测评题目。所有题目均为二分变量(0=没有，1=有)。采用与认知能力指标相同的合成办法，本文分别估算了4个维度的家庭养育投入指标得分，得分越高，代表儿童获得的该类投入越多。

为了更有效评估认知能力的性别差距以及揭示其成因，本文引入两类控制变量：第一类是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是否农业户籍(0=城市户籍；
1=农业户籍)、幼儿园年龄班(1=小班；
2=中班；
3=大班)、兄弟姐妹数量、身体健康状况(是否经常生病，0=否；
1=是)、是否本地人口(0=否；
1=是)共5个变量；
第二类是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经济收入水平、父亲受教育水平、母亲受教育水平(1=高中以上；
0=高中及以下)、家庭生活环境(3)通过“孩子在家的环境是否安全？”等7道题目测量，利用与认知能力指标相同的合成办法得到家庭生活环境指标。共4个变量。

下页表1呈现了各项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结果显示，男孩在3项认知能力的得分上全部显著低于女孩，且获得的各项家庭养育投入也显著更少。此外，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结果显示，男孩所在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比女孩更差：男孩样本中拥有农业户籍的比例显著更高、父母受教育水平和家庭生活环境得分显著更低。这些异质性提示我们，在社会经济背景较差的家庭，更可能存在父母偏好男孩的生育行为，因而非常有必要引入家庭社会经济状况这类控制变量。此外，为了更充分地保障结果的有效性，有必要基于独生子女群体，即“重男轻女”性别偏好行为被根本抑制的群体展开稳健性讨论。

表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三)模型设计

首先，为验证假设H1，本文估计以下模型，在排除个体和家庭特征干扰后识别学前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的性别差距：

(1)

其次，为了检验假设H2，参考已有文献，[29]本文需估计如下模型：

(2)

(3)

最后，为了更细致地探讨假设H2，本文引入了Oaxaca-Blinder分解技术，分析家庭养育投入对学前儿童认知能力发展性别差距具体的贡献程度和机制。我们利用方程(4)和(5)分别在男孩和女孩样本中估计家庭养育投入对认知能力的影响，并将均值水平上认知能力的性别差距写为方程(6)：

(4)

(5)

(6)

(一)学前儿童认知能力的性别差距

表2报告了分别以语言交流能力、算术能力以及阅读能力为因变量时，依次引入个体和家庭特征两类控制变量后方程(1)的估计结果。

表2 学前阶段儿童认知能力发展水平的性别差距

在仅引入性别变量的基准模型(1)、(4)和(7)中，系数α1估计了男孩认知能力相对女孩的绝对差距，结果显示，男孩在语言交流能力、算术能力以及阅读能力上依次比女孩低0.843、1.421和0.970分(p<0.01)。为了更精确地识别认知能力的性别差距，模型(2)、(5)和(8)在控制个体特征后进行了估计，模型(3)、(6)和(9)进一步控制家庭特征后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性别变量的系数在全部模型中均显著为负且绝对值变化很小。由此我们认为，假设H1得到了很好的支持，即学前男孩在各项认知能力上均稳健地落后于女孩。

(二)家庭养育投入对学前儿童认知能力性别差距的解释

1.中介效应的检验

在证实了学前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的性别差距后，我们将探究家庭养育投入是否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首先，表3依次报告了以各项家庭养育投入变量为因变量时，方程(2)估计的性别变量的系数α2。结果显示，控制个体/家庭特征后，性别变量的系数全部显著为负，说明学前男孩比女孩获得更少的家庭养育投入。

表3 学前阶段家庭养育投入的性别差异

其次，表4中模型(2)、(4)和(6)依次报告了方程(3)估计得到非认知能力的性别差距(系数α3)以及家庭养育投入的影响效应(系数λ)。结果显示，上述模型中各项家庭养育投入指标的系数λ全部显著为正，这再次证实了家庭养育投入对促进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在引入家庭养育投入变量后，性别变量的系数α3仍然显著，但其绝对值相较α1(见模型1、3和5)明显缩小。具体而言，在控制家庭养育投入后，男孩相对女孩在语言交流能力上的差距缩小约19%，在算术能力上的差距缩小约29%，尽管性别差距仍然显著；
在阅读能力上的差距缩小超过63%，性别差距不再显著。

表4 家庭养育投入对学前阶段认知能力发展男孩落后的中介效应模型估计

由此，假设H2较好地得到了支持。我们认为，家庭养育投入在学前儿童语言交流能力和算术能力性别差距的形成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在阅读能力性别差距的形成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

2.性别差距的来源分解

表5报告了Oaxaca-Blinder方法的分解结果。禀赋效应的分解结果显示，在平均水平上，男孩相较女孩拥有更少的家庭养育投入，依次解释了男孩和女孩在语言交流能力、算术能力和阅读能力上存在差距的21%、30%和60%，并且全部在1%水平显著。相对而言，男孩和女孩在个体及家庭特征上的差异，只能解释上述三类认知能力上性别差距的2%、8%和13%，其解释程度远低于家庭养育投入性别差异对认知能力性别差距的解释程度，并且全部不显著。此外，系数效应的分解结果显示，不管是家庭养育投入要素，还是个体及家庭特征要素，它们对儿童认知能力影响效应的性别差异都不能显著地解释认知能力的性别差距。

表5 学前阶段认知能力发展水平性别差距的Oaxaca-Blinder分解

总之，Oaxaca-Blinder分解更加充分地支持了假设H2，即学前男孩获得更少的家庭养育投入是造成他们认知能力落后于女孩的主要原因。换言之，如果能够消除家庭养育投入上的性别差异，可以明显缩小男孩在认知能力发展上相对女孩的差距。

(三)异质性讨论：分家庭收入水平的估计

国外研究发现，随着家庭经济收入减少，子女养育投入的资源约束会增大，养育投入的数量和质量均会降低，面对糟糕的家庭养育环境时男孩比女孩更加脆弱，这加剧了低收入家庭中的男孩落后现象。[6][11][21]然而，在中国，“重男轻女”的文化观念在低收入群体中可能更加“根深蒂固”，[25][27]上述推论是否成立有待实证检验。为此，本文按家庭收入水平将样本分为高、中、低三组，探究“男孩落后”现象是否随家庭经济水平的下降更加突出。

首先，表6报告了不同家庭收入水平群组中儿童认知能力的性别差距及T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在低收入家庭中，男孩相对女孩的能力差距最大且全部显著；
在中间收入家庭中，男孩相对女孩的能力差距明显缩小，但仍然显著；
不同的是，在高收入家庭中，男孩相对女孩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且不再显著。引入儿童性别与家庭收入水平分类变量的交互项，我们检验了认知能力的性别差距是否在不同家庭收入水平群组间存在异质性。估计结果显示(见表7)，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男孩相对女孩的能力差距显著缩小。事实上，异质性分析结果从另一个角度证实，学前儿童认知能力的性别差距与家庭养育等后天的社会环境因素紧密相关。换言之，如果认知能力性别差距的形成与社会环境因素无关，则不会出现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性别差距单调缩小的结论。

表6 不同家庭收入水平群组中学前阶段儿童认知能力发展水平的性别差距

表7 不同家庭经济收入下学前阶段儿童认知能力发展水平性别差距的异质性分析

其次，图1呈现了不同家庭收入群组中，各项家庭养育投入的分布状况。结果显示，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儿童获得的养育投入全部单调递增。换言之，受资源约束影响，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可能面临糟糕的家庭养育投入。我们通过在方程(2)中引入家庭收入水平的分类变量，更严格地检验上述结论。表8的估计结果显示，中间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下降，儿童获得的家庭养育投入会显著降低。

图1 不同家庭收入水平群组的家庭养育投入

表8 不同家庭经济收入下学前阶段儿童家庭养育投入性别差异的异质性分析

最后，我们在三类家庭收入水平的群组中分别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在家庭养育投入对儿童认知能力的重要性已经得到验证的基础上，我们只需比较控制家庭养育投入变量前后方程(1)和方程(3)中性别变量的系数及其显著性的变化即可加以检验。图2-图4依次呈现了以相应认知能力指标为因变量时，在三类家庭收入水平样本中、不控制家庭养育投入时方程(1)估计的性别变量系数(α1)及其置信区间(4)置信区间包含0，说明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
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和控制家庭养育投入后方程(3)估计的性别变量系数(α3)及其置信区间。

图2 家庭养育投入中介效应识别的分组估计：语言交流能力

图3 家庭养育投入中介效应识别的分组估计：算术能力

图4 家庭养育投入中介效应识别的分组估计：阅读能力

结果显示，在低收入组中，引入家庭养育投入变量后，男孩和女孩认知能力的差距明显缩小且差距不再显著，说明家庭养育投入在该组别儿童认知能力性别差距的形成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在中间收入组中，引入家庭养育投入变量后，男女儿童认知能力的差距有一定的下降但仍然显著，说明家庭养育投入在该组别儿童认知能力的性别差距形成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在高收入组中，不管是否引入家庭养育投入变量，认知能力的性别差距均不显著。

综上可知，与已有研究发现一致，[21]在低收入家庭群组中，男孩的能力发展更可能因为糟糕的家庭养育投入水平而受到更大的不利影响，这会显著拉大处境不利群体中男孩相对女孩在认知能力发展上的差距。由此，从公共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出发，针对弱势群体的家庭养育投入实施干预和补偿，对于促进全体儿童的共同发展非常重要。

(四)稳健性讨论

考虑到在拥有男孩偏好观念的家庭中，父母的养育投入行为决策更可能向男孩倾斜，进而抑制家庭养育投入对认知能力性别差距形成的中介作用。此外，有男孩偏好观念的家庭更容易做出生育多子女的决策，[30]由于子女数量的增加会减少每个孩子能够获得的家庭养育投入，但男孩面临糟糕家庭投入时会更加“脆弱”，从而可能扩大家庭养育投入对认知能力性别差距形成的中介作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男孩偏好观念明显，[30]但数据库缺少有关家庭子女性别偏好的度量指标，我们无法直接控制该类因素。为了更加充分地保证结论的有效性，我们剔除多子女家庭样本后，在独生子女家庭这类对子女的性别偏好在根本上受到抑制样本(5)独生子女有8 667名，其中男孩4 822名(55.6%)、女孩3 845名(44.4%)。中，重新进行估计以开展稳健性讨论。

首先，表9报告了在独生子女样本中估计方程(2)，得到性别变量对家庭养育投入的影响效应(λ)。结果显示，男孩获得的各类家庭养育投入全部显著低于女孩。这说明，女孩获得父母养育投入占优的现象稳健地存在。其次，表10的模型(1)、(3)和(5)报告了未引入家庭养育投入变量时，使用方程(1)估计得到认知能力的性别差距(α1)。系数全部显著为负，说明在独生子女样本中，男孩的认知能力同样显著落后于女孩。最后，表10的模型(2)、(4)和(6)进一步报告了引入家庭养育投入变量后使用方程(3)估计得到认知能力的性别差距(α3)。结果显示，引入家庭养育投入变量后，男孩相对女孩在全部3项认知能力上的差距均得到明显缩小，其中，在语言交流能力上的性别差距不再显著，在阅读能力上男孩甚至不显著地领先于女孩。

表9 独生子女样本中：学前阶段家庭养育投入的性别差异

表10 独生子女样本中：家庭养育投入对学前阶段认知能力男孩落后的中介效应模型估计

由此，本文的研究假设得到了稳健的支持。在独生子女样本中，家庭养育投入对学前儿童语言交流和阅读能力性别差距的形成起完全中介作用，对算术能力性别差距的形成起部分中介作用。在消除家庭养育投入的性别差距后，学前男孩甚至在阅读能力上出现了略微领先的优势尽管并不显著。

本文从家庭养育投入的角度揭示了儿童认知能力性别差距的成因，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学前男孩的认知能力显著地落后于女孩。结合以往文献[3-5][21]，我们可以认为，男孩落后不是一种阶段性现象，它可能一直贯穿个体成长的全过程。此外，本文的发现也为中小学以及大学阶段的男孩落后现象提供了一个微观角度的理解：能力获得具有动态累积性，年幼时期的能力发展水平对终身人力资本积累存在关键影响，[20]学前阶段认知能力上的性别差距，可能导致青少年在后期教育成就上性别差距的持续扩大。这再次说明，关注儿童早期的能力发展及其性别差距非常重要。

其次，家庭养育投入在学前男孩认知能力发展落后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事实上，婴幼儿时期女孩在情感互动等方面具备的先天优势，[23]而家庭养育投入具有动态互补的特质[6]，这就导致父母作出有利于女孩的家庭养育投入行为决策。不仅如此，父母在养育子女过程中存在同性别优势,[6][22]传统性别角色的家庭责任分工造成中国家庭普遍存在父亲缺位于子女养育的现象，同样造成男孩在家庭养育投入的获得上处于劣势。

最后，在低家庭收入水平的样本中，男孩落后的状况尤为明显，并且家庭养育投入在学前阶段儿童认知能力差距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
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男孩落后的状况逐渐改善甚至消失。上述研究结果也为本文提出的第二项假设提供了一个微观角度的理解：正是因为家庭收入水平下降导致了养育投入决策面临更大的资源约束，养育投入的分配才可能存在性别差异，最终造成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的性别差距。

综上，如果能保证男孩获得与女孩同样的家庭养育投入，儿童认知能力的性别差距会明显缩小。为此，研究者应该在“儿童性别—家庭养育投入—能力发展”的分析框架下更加深入地剖析儿童早期发展的性别差距问题，以便更全面地理解能力发展性别差距的成因，为更好地保障两性儿童的共同发展提供有效依据。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一方面，父母在抚育子女的过程中应该采取更加主动和积极的策略，主动关注子女，尤其是男孩的养育需求，避免因为忽略了男孩的需求而导致他们难以获得充足的家庭养育投入。另一方面，弱势群体中的男孩落后现象更加值得关注。在家庭处境不利的群体中，男孩尤其会因为家庭养育投入不足而导致能力发展落后，因此学校、社会和政府应重视为这类群体提供有关养育投入的补偿性措施(比如，为这类家庭的家长提供养育指导)，可能会起到有效缩小儿童早期发展性别差距、促进所有儿童共同发展的效果。

尽管我们得到了以上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发现及启示，但受数据和研究方法的限制，本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值得改进的地方。第一，未来可尝试通过追踪调查，基于面板数据更准确地开展因果效应的估计。第二，本研究只涉及东南沿海某省的样本，研究结论能否推广到其他地区，有待基于更大范围的抽样数据进行研究予以证实。第三，本文主要就男孩获得更少家庭养育投入的原因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通过经验研究验证造成男孩所获得家庭养育投入低于女孩的成因，同样是一个兼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话题，当然这需要更丰富的数据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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