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坚实基础

李 猛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081)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政治理论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实践相结合产生的制度。与西方自由代议制民主不同，全过程人民民主摒弃了将民主窄化为选举、将操纵解释为自由、将冷漠等同于默许、将推卸责任美化为政党轮替的局限性，“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1]。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具有显著优势的高质量民主[2]，是有利于巩固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民主[3]，是能够汇聚人民力量的民主[4]，是有利于更好维护发展共识的民主，也是追求社会和谐稳定与社会活力相统一的民主。

对于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优越性的内在机理，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党的领导说”。该观点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能够围绕“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不断发展和完善，最核心的原因和动力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全过程人民民主呈现出人民性、真实性、广泛性、有效性、可持续性五个相辅相成的特性[5]。二是“制度保障说”。该观点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针对性地解决了“选主”取代民主的问题，重塑了实质性的民主内容体系，为人民主权的实现提供了全方位的制度性保障[6]。三是“治理推动说”。该观点认为通过打造多渠道延展、多环节衔接的制度体系，全过程人民民主致力于塑造治理共同体，实现治理的“多数决”，即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必须依照民主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民主决策、进行民主监督，通过与治理全过程的结合，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成为超越西方的“选举”的全过程民主[7]。四是“技术赋能说”。该观点认为更高程度的民主以更先进的科技文明作为基础，代议制民主是工业化的产物，而全过程人民民主则是信息化和智能化的产物，智能文明的发展可以为全过程民主提供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坚实的技术支撑[8]。

为了进一步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越性，学者们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广泛建言：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9]；
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主平台和主渠道作用，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的全过程参与[10]；
以完善参与人的全面选择、协商讨论规则与科学量化民意协商民主程序支撑全过程人民民主[11]；
将全过程民主贯穿在治理之中，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构建起充分、多样、高效、直接的意见交换机制，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涵盖全体、涉及全部、贯穿全程的社会整合作用[12]；
充分利用大数据、机器学习等现代科技，精准、及时、全面、主动掌握满足人民群众诉求的全过程，在数据积累过程中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迭代[13]，等等。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学界已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优越性”进行了多角度深入分析，但仍然缺乏能够贯穿不同观点的统一视角，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阐释，不利于弘扬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真民主”。

从深层看，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能够超越西方民主，不仅因为它具有“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制度形态，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运转。其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解放和动员了最广泛的政治主体，解决了人们吃穿住用的问题，使人民有时间、有精力、有意识、有能力参与民主政治活动；
中国在探索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人民主体性和人民主权原则，使先进的民主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中国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最丰富的治理场域，从中央到基层、从城市到农村、从公共服务供给到政府行为监督，在解决具体治理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了民主形式和民主程序的不断完善；
中国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使得大量先进的信息和智能技术手段被广泛应用到民主过程之中，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丰富的技术手段和广泛的实践空间。反过来看，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有助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从而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因此，从理论上澄清共同富裕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关系，对于进一步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优越性”、进一步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进一步探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础性路径显得尤为必要。

民主形态和民主质量与社会的共同富裕程度高度相关。追根溯源，学术界对于物质资源极为匮乏的氏族社会是否存在原始的民主制度存在较大的争议，但主流观点认为由于没有生产的剩余，劳动成果就没有私人的占有，也就没有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民主”存在的社会基础。因此，共同富裕与民主形态之间的关系始自阶级社会。

2.1 极端社会贫富差距与奴隶社会“对抗型”民主

西方民主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因为工商业的发展和战争掠夺财富的积累，加之大量奴隶在生产和生活中的使用，雅典城邦中几千名解决了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问题的“公民”，可以有时间和精力聚集在一起召开“公民大会”决定城邦重要的事务。但是受制于生产力水平和社会财富总量，极端不平等的财富分配格局导致极端的“对抗型”民主模式。古希腊民主制度的建立虽然有助于将不同部落、不同阶层的“公民”之间的冲突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缓解，但是民主制度本身成为政治斗争的“竞技场”。这里的斗争是“零和博弈”，只有赢家和输家，因此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会为了自身利益而非公共利益进行极端的统治；
这里的斗争充满了“程序化”的暴力和对抗，一方面是通过民主程序“狂热”地进行对外使用暴力的决策，另一方面则通过投票“激情”地对政敌进行驱逐或消灭[14]43-49，“对一切不相信现存宗教者和一切神明持不同见解者，立即治罪”[15]35；
这里的斗争本身是对社会财富的空耗，“民主愈完美，公民愈贫穷。因此导致了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恶性循环，即为了弥补财富生产的不足，不得不去没收财富”[16]309。因此，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和主要哲学家并不怀念民主，亚里士多德直接将其定性为坏处最小的变态政体。

2.2 虚假“共同富裕”与资本主义“交易型”民主

如果不考虑罗马和中世纪教会中的投票行为，民主的第二个阶段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东西方之间贸易的繁荣，一些西方的城市和国家利用贸易枢纽的有利条件和暴力劫掠的惯用方式积累了大量财富，一部分封建贵族和新崛起的商人首先富裕起来。相对于古希腊，此时的财富分配结果虽然仍呈现出高度的不平等，但是因为社会物质财富总量的增加以及对殖民地大规模的掠夺，西方国家有相对更多的群体获得可观的财富，从而形成一种社会“共同富裕”的假象。先富群体开始对教会通过信仰来榨取财富和垄断政治权力的统治模式感到不满。他们一方面通过宗教改革实现主权国家内部宗教信仰与王权的结合；
另一方面也尝试消解“上帝之城”对世俗政治的影响，建构一种符合财富和资本逻辑的政治形式。自此，财产开始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

在此基础上，商业领域广泛使用的“契约”思想和“交易”逻辑自然成为新兴阶级构建新型政体的理论基础。一种“交易型”的民主模式开始被构造出来：社会大众以投票的方式“委托”自己持有的主权，代表不同利益的社会精英作为实际的主权持有者，在议会和国家机构中进行政治“交易”，以保障国家政权的运转符合资本持有者的整体利益，促进资本的保值升值。因此，从本质上讲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被设计出来就是为了保障富裕但“不共同富裕”的社会财富分配格局。

“交易型”民主相对于古希腊“对抗型”民主，其参与主体得到了极大扩展，但人民主权不断被虚无化和符号化。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17]103，大规模商品的生产和交换要求劳动者摆脱封建的束缚和人身依附关系，从而可以使劳动者“自由交易”自己的劳动。因此，普通人从理论上讲也可以参与到国家政治过程之中。但是资本主义“共同富裕”毕竟是假象，掌握社会大量财富的人群毕竟是少数。社会大多数人通过在选票数量上的优势利用“交易型”的民主制度来维护自身利益，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被污名为“多数人的暴政”，并被认为会严重损害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西方民主理论家一方面尝试鼓吹通过“复票制”“官僚制”“宪政”等制度化的手段限制人民权力；
另一方面则以“乌合之众”“群氓”等词汇对人民权力进行污名化。随着大众政治时代的到来，民众不断通过工会组织、罢工活动和战争的参与展现出其真实的意志，因而政治精英必须回应大众的诉求才有上台的机会。为了限制民众的力量，旧有的以实质民主为核心的政治观念必须加以改造。在这种背景下，熊彼特解构了“共同福利”和“人民意志”两个民主政治的核心概念，提出“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做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做决定的权力”[18]395-396。民主变成了选主，选举变成了投票。民众并不需要真正参与到政治交易过程之中，只需要定期“自由”投票或者不投票，因为“大众并不理解复杂的事物……他们总是误解(精英)的决定，并为此愤愤不平”[19]136。因此，基于虚假“共同富裕”社会财富格局建立起来的民主模式必然会将人民民主虚化。此外，为了防止阶级之间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建立于贫富差距之上的“交易型”民主通过设置复杂的程序和机制来缓冲社会不满给资产阶级统治带来的危害。

首先，相对于古希腊直接民主导致的社会矛盾向政治矛盾的迁移，资产阶级强调基于人民主权的直接民主不仅不可行，而且会带来国家政权的崩溃，因此当代国家的民主有且只有代议制民主一种形式。“代议制政体就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社会中现有的一般水平的智力和诚实，以及社会中最有智慧的成员的个人的才智和美德，更直接地对政府施加影响，并赋予他们以在政府中较之在任何其他组织形式下一般具有更大的影响。”[20]24换言之，代议制政府可以将社会上大多数因为财产劣势而“低于社会教养水平的阶级”排除在政治交易、公共决策和国家管理过程之外，从而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过滤器”。

其次，将市场交易的逻辑引入政治交易过程之中，使得民主成为可以被财富操控的游戏。理论上讲，选民可以通过手中“平等”的选票自由地在政治市场上选择自己喜好的候选人和公共政策。但是，实际上选民的选票是分散的，每一张分散的选票并不能对选举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就使资产阶级可以利用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政治行动委员会等组织大量发布政治广告或具有误导性的信息，以制造民意等方式影响选民投票，将财富的优势转化为政治的优势。分散的选民则成为资产阶级不同集团交易的筹码。民主由不同阶级之间的“零和政治”变为统治阶级内部的“正和政治”，当然代价是在“选票市场”上利用经济优势不断操控和分裂民众。

再次，通过三权分立、官僚机构、游说政治等方式在政治过程中设置大量不受民众影响的政治“黑箱”，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安全阀”。托克维尔对此毫不讳言：“美国人赋予法学家的权威和任其对政府施加的影响，是美国今天防止民主偏离正轨的最坚强壁垒。”[21]303在复杂的政治迷宫之中，只有“资深”政客或者说客才能深谙其中规则，民众的影响力则彻底地被排除在外。

建立在高度贫富差距基础上的资产阶级 “交易型民主”，以形式的“自由”“平等”掩盖了社会分配的实质不平等，以复杂的民主过程在阶级之间建立了制度“防火墙”，防止社会矛盾直接转化为政治矛盾，从而实现阶级统治的稳固和长久。这种民主必然是虚伪的，“投票只是在选举的当天属于公民，而在选举之后就会成为统治者的专利”[22]。

2.3 真实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全过程人民民主

从根本上讲，真正的民主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实现，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使民主理想与民主现实存在严重矛盾的私有制。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把社会成员熔炼为平等的劳动者，真正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人。在平等占有生产资料的经济基础之上，人民自然也就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者，平等地享有各项政治权利和民主权利。因此无产阶级革命产生的社会主义民主相对于资本主义民主而言具有千百倍的优越性，其“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对绝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23]633。至此民主才摆脱了“多数人的暴政”的污名，回归到真正的“多数人的统治”和“人民的统治”的本意。这是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优越性的根本所在。

不过，从实践上看，社会主义民主的探索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个难题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会出现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由于社会主义民主的理念和制度都直接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国家的贫富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使社会矛盾转化为政治矛盾，甚至会造成国家政权的崩塌。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上述原因[24]。

第二个难题是新型民主和经济建设相统一的问题。与资产阶级用虚伪的话术、复杂的理论和精巧的制度来掩盖“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不同，社会主义民主并不掩盖民主与专政相互统一的特性，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这里的难题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通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保障国家政权的运转，“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25]169。与此同时，又需要避免专政范围的扩大化导致经济发展受阻，毕竟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始终是消灭阶级的最终决定性因素。

第三个难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挑战。作为民主的最高形态，社会主义民主战胜资本主义民主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二战前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民主对全世界民众强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佐证了这一论断。但是随着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的高速发展，西方国家依靠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全球性市场带来的红利，普遍进入“富裕”的状态，不仅有多余资源用来改善大众的生活和提升社会福利，而且投入大量学术资源将西方“富裕”的成就归结于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历史终结论”“普世价值论”等理论开始被大肆鼓吹。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决心不动摇，另一方面深刻“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破传统体制束缚，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26]，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充分发展奠定坚实的生产力基础。虽然在一段时间里实行以经济效率优先为主的政策，但其与西方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经济政策有着本质的不同，“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27]111。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擘画的“共同富裕”目标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实现共同富裕，并就此出台相关政策：包括中央宏观调控、财政转移支付、全国范围的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兜底保障等。通过努力实现共同富裕，中国不仅避免了西方式自由代议制民主对人民民主的破坏，也避免了苏联式特权阶层的固化诱发政治危机导致的社会动荡。共同富裕不仅夯实了人民民主的经济基础，将民主拓展到国家发展的全过程、全领域、全链条，而且全面增强了全社会的“四个自信”，有效抵制了各种歪理邪说的挑唆，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坚定不移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过程人民民主之路。

当前世界许多国家的民主政治陷入危机之中，如美国国会骚乱、英国脱欧公投、法国右翼崛起、德国“边缘力量”登台、印度农民抗议等。很多国家民主发展停滞、民主质量下降，甚至民主政体解体。一些学者将民主出现的一切问题归结为民众的不理性或者冠之以“民粹主义”。其中，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我们似乎正进入一个新的民粹民族主义时代……国家政治体制中的民主的部分正在反抗自由的部分，并有可能利用其表面上的合法性来撕毁现行的一些规则。”[28]民粹主义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世界性民主危机的源头，并以此掩盖或者淡化问题的真正根源——日益加剧的差距和社会不平等。很多客观的观察者都指出了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才是西方民主功能紊乱的根源，如斯蒂格里茨所述：“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对于民主制度而言也许尤为糟糕。”[29]143具体来看，偏离共同富裕导致的当前民主“衰落”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偏离共同富裕导致民主制度“全链条”脱实向虚，引发政治进程空转

众所周知，民主的重要功能是能够收集民意，国家政权的运转应始终回应民众的诉求。按照自由代议制民主的制度设计，民意虽然只能通过手中的选票在有限的几个选项中进行周期性的表达，但是西方民主理论认为这并不是问题，萨托利提出了“竞争—反馈式民主论”。他认为，在精英执政之后，“希望连任的当选官员(在竞争的条件下)，在进行决策时受到选民会对他的决定有何反应这一预测的制约”[16]170。换言之，为了之后还能当选，执政过程中政治精英似乎就不能胡作非为，需要关注人民的需求，并针对性地进行反馈。其实，统治精英之所以害怕人民，是因为从历史上看，民众可以通过集中分散的力量来对抗掌握大量财富的精英，民意“对经济精英并不信任，且定期运用民主政治来抑制他们的肆意妄为”[30]293-294。有学者甚至断言：我们要么拥有民主社会，要么生活在少数人掌握大量财富的社会，两者不可兼得[31]418。

但是这种情况在1%的人占据99%的财富的过程中逐步发生改变。民众力量因为占有的财富比重的减少而受到极大削弱，统治精英已经不屑于被动等待和回应民意，开始不断尝试利用其占有的财富来主动引导和制造“民意”，让99%的群体坚信自己的利益与占据大多数财富的1%人口的利益一致。当代认知心理学、广告营销学、大众媒体的发展使得制造和操纵民意成为一件“低成本”的事情[32]。比如，传统的民意操控手段是“民意调查”，候选人往往选择特定的时机利用大众媒体发布有利于自己的民调结果，以此来影响民众的投票意愿，这被称为“乐队花车(bandwagon)效果”[33]。当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更进一步降低了民意操纵的成本，提升了民意制造的效率。竞争者可以通过操纵互联网“民意”来直接影响选举的结果。比如，社交媒体中充斥着大量“水军”和以假乱真的“机器人”，其不仅可以增加某候选人的粉丝数量，而且可以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与用户进行对话，进而影响真实用户的决定。

除此之外，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为社交媒体用户精准画像。通过智能推送的算法，用户往往只会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信息，通过强化“信息茧房”的方式来影响用户的选择。比如著名的剑桥分析公司就是通过上述手段进行精准的政治广告和“虚假”新闻推送，进而干扰选举结果。因此，当代西方民主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真实的“民意”基础，统治精英不需要了解和回应民众的诉求。整个民主过程就像由大庄家操纵的股市，一切社会议程都不过是其实现自身利益而精心包装的“障眼法”。这就是为什么当代西方国家有大量亟待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无人问津，几乎所有人都围绕着一些“虚无缥缈”、根本无法推动的问题进行看似激烈但又无意义的争辩。民主“全链条”的“脱实向虚”使整个政治体系空转，必然会削弱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3.2 偏离共同富裕导致民主过程“全方位”对抗，激化社会全面冲突

资本主义民主相对于古希腊奴隶制民主而言，最大的进步不仅在于民主主体的扩展，而且在于尝试使用源自商业领域“交易”的方式来改变之前穷人和富人直接的“对抗”。达成民主“交易”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对民众的力量进行制度性的限制；
二是统治阶级内部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其实，在这两个条件背后还有一个隐含条件，即社会贫富差距程度仍然处于可控制的阈值之内。在此条件下，民众并没有充足的动力突破制度性限制，直接诉诸暴力对抗，统治阶级也因为有较多的共同利益而选择遵守“交易”的契约。

但是过度的社会贫富差距会全面打破上述条件，民众因为贫富差距而导致生活受到直接伤害时，便不得不选择突破制度性限制，采用更加直接的方式反映自身诉求，比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法国的“黄背心”、西班牙的“愤怒一代”等大规模民众运动都是典型代表。高度的贫富分化也会导致精英内部的分化，利益受损的统治精英往往会打破统治阶级内部的默契，选择直接撕毁“共识”的方式来表达不满。西方国家日益严重的否决型政体、政党对抗白热化、议会阵营化等政治极化现象便是精英内部利益对抗的结果。当偏离共同富裕导致民众的反抗和精英的不满时，社会也将进入“全方位”的对抗，最直接表现就是所谓的“民粹主义”。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民粹主义呈现出周期性特征。当经济不平等加剧以及普通民众生活受到伤害的时候，民粹主义通过赞颂人民、主张集体主义，希望通过将人民团结成一个有机整体的方式对抗精英和资本控制的自由代议制政治体系和不公正的经济体系。因此“民粹主义”抨击不受管制的金融业、日益扩大的经济不平等、不断流失的工作机会、权钱交易的腐败精英、富豪控制的政治体系，主张政府应该通过调控经济的方式减少自由放任导致的不公平、通过对金融和其他核心产业国有化的方式保障经济的稳定、通过累进制个人所得税和向大企业征税的方式调节收入水平，等等。“民粹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其会被不满制度建制的精英所利用。民粹主义表面上是大众运动，实际上对现有建制不满的精英才是民粹主义政治动员的设计者和主导者，归根结底，大众只不过是可以提供合法性的动员对象而已[34]10-25。因为主导精英的不同，民粹主义呈现出多样性和易变性：是进步的力量，也是反动的帮凶；
是左翼势力的衍生，也是右翼势力的盟友；
是改进民主的工具，也是推动独裁的“鹰犬”。由于较大的社会贫富差距，作为协调底层和精英矛盾的民主制度反而成为两者共同攻击的目标。底层民众与反建制精英由于根本利益和长远目标并不一致，两者不稳定的合谋必然使政治参与突破“制度化”的路径，将社会带入全面的冲突与直接的对抗。

3.3 偏离共同富裕导致民主沦为“全覆盖”转移矛盾的工具，诱发国内国外危机

贫富差距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但西方自由代议制民主依然能够相对平稳运转的原因在于以工业化和全球化为核心的现代化为西方社会注入了大量的财富，普遍提升了民众的生活水平，降低了民众反抗不公正的意愿，极大地提高了民众对于财富差距忍受的阈值[35]。这些财富就像从外部为特定国家注射的“强心剂”——虽然短期内可以增加一个国家忍受社会差距的阈值，但这给西方的统治精英一种错觉：可以无限度地提升社会财富差距。“国家不平等的加剧给当代西方国家带来最深远的影响，并为其政治衰败埋下伏笔。”[36]持续贫富差距扩大，导致西方传统两头小、中间大的稳定性的“钻石型”社会结构开始瓦解，社会不满和对立情绪开始激化。尤其是当西方国家的产业空心化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西方国家无法在全球获得超额利润之时，其国内史无前例的贫富差距会迅速突破社会忍受的阈值，引发广泛的社会反抗。

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开始利用“解构”的方式对社会群体进行分解，避免社会形成阶级性的反抗性力量——身份政治。“受左翼思想激发而对权威所产生的不信任感(如利奥塔理论)使差异得以被接受，但是那些极力赞成让这些依据差异而界定的群体各自为政、相互竞争、通过斗争解决争端的，却是那些右翼人士。”[37]110社会群体被地域、国家、民族、肤色、族群、血缘、性别、性取向、文化、宗教、职业、教育程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年龄等无数变量分解。西方民主制度被用来鼓动以“身份”对社会群体进行无限细分，在选举的过程中不断强化“身份认同”，在选票的争夺中诱发不同群体进行无休止的对抗。通过“二桃杀三士”，使阶级整体性反抗被群体内部的斗争所化解，资产阶级的国内统治得以稳固。

西方国家不仅对国内下层转嫁危机，还向其他国家转嫁矛盾。在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行全球扩展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短时间内大量注入的外部资源导致社会利益分化，新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利益集团产生。在这个背景下，西方国家又极力鼓吹和强行输出所谓的“普世价值”和“自由民主制度”。一旦特定国家移植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其社会内部各种矛盾便可能会被快速“引爆”，社会往往会陷入无休止的动荡，国家发展亦可能会由于频繁出现的政治骚乱和暴力事件而陷入倒退。西方国家也可以趁乱收割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和资源，以缓解本国内部的矛盾和冲突。

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与西方对“民主”的限制不同，中国共产党追求真正的人民民主，不仅将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安排，而且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对民主的生长环境、实现条件、落实效果及其发展方向作了全盘的思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27]364，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也需要基于共同富裕。为了人民能够真正地行使民主权利，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扫盲运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式使人民具备参与民主的经济基础和知识能力，并且不断用科学理论武装人民、教育人民，引领人民群众为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团结奋斗；
为了保证人民可以通过民主而获益，中国共产党坚持把持续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生、维护和谐稳定、完备法律法规等作为民主建设的目标，使民主的成果落到实处；
为了保障民主能够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始终对最新的民主理念、民主形式和民主探索保持开放的态度，基层民主、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网络民主等不断地被用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在长期的发展实践过程中，最终形成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最广泛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形成时刻关注人民想法、了解人民需求、解决人民困难的最真实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形成真正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有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然而，由于广袤国土带来的地域差异、多代产业革命时间压缩导致的发展差异、历史文化及发展策略等因素影响，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如果该问题得不到解决，除了会影响经济发展，还可能会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运转造成负面影响，妨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优越性的展现。从共同富裕的视角来说，夯实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4.1 始终围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实到民生之中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38]76西方国家阶级统治的本质和过大的贫富差距，导致民主沦为统治精英包装其合法性的装饰品和保障其根本利益的制度工具，彻底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导致民主全链条的“脱实向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成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因为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目标。

首先，民生不是空洞的政策，而是事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只有不断在更高水平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才能让人民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围绕民生，民主发展有了丰富的场域。其次，民生不是空口的许诺，而是量力而行地落实。一方面，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承诺了就要兑现，决不能开空头支票，否则就会失信于民；
另一方面，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经济发展和财力状况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现实条件下可以做到的事情。扎根民生，民主发展就有了充足的动力。再次，民生的关键是社会公平，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困难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大部分群众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出现了中等收入群体，也出现了高收入群体，但还存在大量低收入群众。真正要帮助的，还是低收入群众。平均数会掩盖差距”[39]。改善民生，民主就有了发展的重点。未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继续发展和完善，需要继续扎根民众生活，在满足人民群众日新月异的需求过程中，使民主制度更好地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民主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及社会事务。

4.2 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并构建“橄榄型”分配结构，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序运转

西方现代民主理论强调经济平等不仅无法实现，而且不正义，将追求的重点放在形式上的政治平等，“如果我们相信民主作为一个目标或理想，那么我们明确地表示，我们必须视政治平等为一个目标或理想”[40]1。该理论假定对于政治平等的追求会提高社会民主水平，进而可能迫使政府对“民众的偏好持续做出回应”[41]，并可能缓解经济的不平等。这种将政治平等作为核心追求的民主理论，虽然强调了民主的重要性，但有意无意地掩盖了经济不平等对民主的深刻伤害。其实，自亚里士多德至今，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由大量普遍富裕的中产阶级构成的政治共同体具有良好的稳定性。西方民主运转出现种种异常，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贫富差距极大地伤害了民主的正常运转。

基于西方当前的教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一定要坚决防止社会两极分化，构建“橄榄型”分配结构。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努力促进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
要规范资本性所得，避免资本性收入导致的马太效应挫伤普通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效能感；
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合理调节过高收入；
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继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
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有序；
深入开展扶贫攻坚，确保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获得更大成就感；
实现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在教育资源、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建设。

4.3 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防止不良价值倾向的干扰

诋毁人民、认为人民没有能力行使民主权利是西方的政治传统。亚里士多德认为：“所赋予素质较低的人们(平民)审议的权利实际上高出于高尚的人们(贤良)所承受的行政职务，这总是荒谬的。”[42]146古斯塔夫·勒庞将民众形容为“乌合之众”，“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情感；
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
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者绝对谬论”[43]29。这些指责反映出西方统治精英的傲慢以及西方民主制度的虚伪，但也从另一方面指出民主制度的软肋：一旦人民被敌对分子煽动和误导，可能会对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转造成伤害。可以预见，在西方贫富差距无法得到根本性好转的背景下，个别西方国家会更加歇斯底里地将国内矛盾向外转移，通过“颜色革命”或者其他意识形态侵入的方式干扰其他国家正常的政治秩序。

面对严峻挑战，一方面需要继续推进共同富裕，消除经济基础滋生的社会矛盾；
另一方面也要继续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升民众的辨别能力以及高效率行使各项民主权利的能力。为此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融入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之中，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防止西方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侵蚀；
不断提升全社会的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充分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机会和平台；
为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提供便利，在实践中不断提升人民的民主认知和民主能力，亲身感受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越性。

民主作为重要的上层建筑，其优越性不是由理论诡辩和话语霸权决定的，而是由特定时空背景下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能够超越西方民主，创造人类政治文明的最新成果，一方面是因为其“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制度形态超越了西方以投票为核心的“选主”制度；
另一方面是因为追求共同富裕的实践，解放了最广大的民主主体、提供了最宽阔的民主场域、创造了最丰富的民主工具，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纵观民主发展史以及当代西方国家的民主乱象，可以发现一条基本规律：民主的形态和民主质量与社会的共同富裕程度高度相关。过度的社会差距会导致民主“全链条”脱实向虚、民主过程“全方位”对抗以及民主沦为“全覆盖”转移矛盾的工具，最终走向民主失灵和政治衰败。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发展中的制度形态，要吸取西方民主发展的教训，未来不仅要在民主实践过程中不断创新、完善民主机制和民主程序，而且要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过程有机统一、相互促进。为此需要将民主过程落实到人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实现最广泛、最真实、最有用的民主；
构建“橄榄型”分配结构，坚决防止社会两极分化，以经济平等彰显具有显著优势的高质量民主；
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通过提升民众的辨别能力和民主能力实现增进社会共识的民主。

通过剖析共同富裕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充分地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优越性，有助于解构西方民主“话语霸权”，为构建回归民主本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和话语提供理论支持。从民主研究的学术趋势看，进一步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优越性，除了需要继续深化理论探讨，还需要进行基于跨国数据的大规模比较研究和运用理性选择理论的形式推理研究。只有如此，才能对西方政治学基于行为主义和理论选择理论构建的民主“学术霸权”发起挑战。这也构成本研究未来进一步拓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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