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税收努力效率的统计测度与区域异质性研究*

◆盛鹏飞 ◆刘维亮

内容提要：基于高质量发展框架，文章建立宏观经济综合治理模型，运用税柄法和距离函数来测度税收努力效率，利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将税收努力效率变化分解为征管效率变化和税收能力变化，对中国1998—2018年税收经济运行的经验事实进行统计研究。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1）全国层面的税收努力效率在1998—2018年期间保持稳定的增长趋势，但中等税负区域和低税负区域的税收努力效率在“税制改革阶段”有一定程度的下降，高税负区域的税收努力效率持续领先低税负区域和中等税负区域；
（2）税收能力提升是优化中国税收努力效率的重要驱动因素，征管效率变化对税收努力效率的负效应在“全面改革阶段”有明显改善，并且中等税负区域和低税负区域的税收能力提升速度在“全面改革阶段”超过高税负区域；
（3）整体上中国省级税收努力效率存在显著的收敛特征，但征管效率变化不利于省级单元税收努力效率的趋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中国在“十四五”期间贯彻新发展理念来推动高质量发展，并着力建立有利于促进科技创新、推动节能环保、调节收入分配的现代税收制度。在高质量发展框架下，政府需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来提升经济活力。中国自2015年起出台以“税收减免”和“取消或停征行政事业性收费”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减税降费”举措，其中“减税降费”规模在2019年和2020年分别达到2.36万亿元和2.5万亿元，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冠肺炎疫情中复工复产”等国家战略和重大社会问题产生巨大积极影响。同时，高质量发展也要求政府在科技创新、环境治理、基础设施等方面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减税降费”对政府财政收入构成了新的压力（李言和雷红，2021），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会进一步加大政府的财政压力，因此，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提高税收努力效率来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提高政府税收努力并不仅是通过强化征管来增加税收（吕冰洋和郭庆旺，2011），而是在高质量发展框架下提高税收努力效率，将潜在税收转化为实际收入。因此，本文在高质量发展框架下建立统筹科技创新、税收产出、经济增长、环境治理等多目标的综合治理模型，并以此来测度和研究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效率。

基于高质量发展框架，政府治理是以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环境保护、调节收入分配等为一体的多目标规划。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供给税收优惠制度吸引资本投资或促进科技创新，从而不利于提升税收努力效率（沈坤荣和付文林，2006；
包群等，2017；
储德银等，2020）。税收竞争进一步加深财政收支的纵向失衡（Eyraud和Lusinyan，2013），因此财政转移支付成为调节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的重要手段。然而，过度依赖财政转移支付会形成“粘纸效应”并推高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范子英和张军，2010），但不利于协调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赵永辉和付文林，2017），还会抑制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胡祖铨等，2013；
王怡璞和王文静，2018）。多目标的政府治理行为和分权制下的地方政府财政行为会导致税收努力效率的差异性（储德银等，2019），并且不利于财政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贾俊雪和应世为，2016），所以在高质量发展框架下测度税收努力效率能够为政府治理提供可行的参考依据。

税收努力是指在给定税收制度下经济税源利用的程度，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用以评价政府征税能力的关键指标，具体采用地区实际税收与潜在收入的相对差距来测度。已有文献主要用代表性税制法和税柄法等两种方法来测度税收努力。代表性税制法根据国家或地区的代表性税率和经济税源来计算潜在税收，然后与实际税收进行比较来测度税收努力（Purohit，2006）。税柄法采用实际宏观税负与潜在宏观税负的偏离程度来测度税收努力（Lotz和Morss，1972；
Newlyn，1985；
Mkandawire，2010），具体基于宏观税负的样本均值或利用宏观税负的回归预测结果来测度潜在宏观税负（黄夏岚等，2012；
李言和雷红，2021）。结合已有研究，本文将税收努力纳入高质量发展框架，构建政府治理的多目标规划模型，利用实际税收产出与潜在税收产出的相对距离来测度税收努力效率，从而为税收努力的测度和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本文基于高质量发展框架建立税收努力效率的测度体系，运用中国1998—2018年的省级经济社会发展事实开展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1）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的税收努力效率在1998—2018年期间均保持持续快速增长；
（2）征管效率变化并不利于税收努力效率的提升，但征管效率下降趋势在“全面改革阶段”得到控制；
（3）税收能力提升是优化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税收努力效率的驱动因素，并且中等税负区域和低税负区域的税收能力提升速度在“全面改革阶段”已经超过高税负区域；
（4）中国省级层面税收努力效率在样本期内呈现出显著的收敛特征。相对于已有研究，本研究的贡献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研究框架以“技术进步、绿色发展、税收产出、居民福利”等多目标约束宏观经济治理模型为基准，运用税柄法来构造税收努力效率指标，从而实现税收努力更准确和更合理的测度；
第二，本研究基于距离函数和Malmquist指数方法将税收努力效率变化分解为征管效率变化和税收能力变化，能够丰富税收努力效率的内涵；
第三，基于平均宏观税负，本研究将中国省级单元分为高税负区域、中等税负区域、低税负区域，能够深入研究税收努力效率的区域差异，从而提供有参考意义的研究结果。文章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综合梳理税收努力效率的研究基础并总结本文的研究发现；
第二部分为研究框架，利用高质量发展框架来建立税收努力效率的测度和分解体系；
第三部分为数据与指标测度，报告研究数据来源和指标测度方法；
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系统分析中国省级税收努力效率的评价结果、动态变化、区域异质性等；
第五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含义，总结本文的主要发现并提出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

在高质量发展框架中，宏观经济管理转向以促进科技创新、强化环境治理、增加社会福利、优化公共服务等为目标的综合治理。基于投入产出视角，本文假设生产决策单元（Decision-making Unit）在给定技术水平下利用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来生产税收产出、福利，并且在生产过程中排放具有非期望产出属性的环境污染物，建立如下宏观经济综合治理模型。

生产技术函数Pit表明生产单元可以利用资本（Kit）和劳动（Lit）来生产税收产出（Tit）和福利产出（Wit），并且排放污染物（Eit）。式（1）中的生产技术函数满足如下条件（Chung等，1997）：（1）非期望产出是弱可处理的，即生产决策单元需要更多的投入或降低产出才能减少环境污染物的排放；
（2）期望产出是强可处理的，即生产前沿面内的任一投入产出集合都是可行生产点；
（3）非期望产出和期望产出满足零结合性，即税收产出和社会福利产出是与环境污染物紧密相关的；
（4）生产技术函数满足凸性法则，即投入要素满足边际产出递减规律。

基于高质量发展框架和产出导向（Output-Oriented）设定，生产技术函数要求生产决策单元沿着增加税收产出和社会福利产出、降低环境污染物排放的路径趋向生产前沿，并且生产前沿的跨期变化表明科技创新水平的变化。已有研究采用径向距离函数（Charnes等，1978）、方向性距离函数（Chung等，1997）、松弛函数（Tone，2001）等求解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改进距离，但以上距离函数假定不同产出类型的权重是相同的或者是满足极值条件的权重，所以对应的改进距离的经济福利意义并不明确。因此，本文利用局部均衡思路来建立局域方向性距离函数（Partial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求解在其他产出变量不变条件下的潜在税收产出水平。

式（2）表明在不改变投入要素、福利产出、环境污染物排放等条件下，实际税收产出相对于潜在税收产出的相对距离。然后，潜在税收产出和税收努力效率（TEit）可以定义如下：

实际税收收入是税收征管和税收能力的函数，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税收计划提高征管效率或税收能力来增加实际税收（高培勇，2006；
李建军，2013；
白云霞等，2019），因此税收努力效率也是与税收征管和税收能力密切相关的。有鉴于此，本文将税收努力效率进一步分解为征管效率变化和税收能力变化，所以有必要构建生产单元在当期和所有时期的生产点组成的当期生产前沿（式4）和全域生产前沿（式5）（Pastor等，2005）。

式（4）和（5）可以用来构建参考当期生产前沿和全域生产前沿的税收努力效率。

利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参考全域生产前沿的税收努力效率可以分解如下：

其中，MTEit为生产决策单元i在t期的税收努力效率相对于t-1期的动态变化。MMTEit为生产决策单元在t期距离当期生产前沿的相对距离与在t-1期的相对距离的比值，用来表述税收征管效率的变化，并且MMTEit>0表明征管效率在t期有所改善。MFTEit为生产决策单元在t期的生产前沿相对于t-1期的生产前沿的变动，用来表述税收能力的变化，并且MFTEit>0表明税收能力有所提升。

当期生产前沿（式4）和全域生产前沿（式5）可以通过式（8）和式（9）中的线性规划求解。

本文以中国省级单元在1998—2018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事实为研究对象并收集相关数据。受限于数据缺失和统计口径的不一致，研究对象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西藏，有30个省级单元。对应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9）》《中国税务年鉴（1999—2019）》《中国能源统计年鉴（1999—2019）》和各省级单元的官方统计资料。

本研究在宏观经济综合治理模型（式2）的基础上测度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效率，因此建立对应的指标来测度资本、劳动、税收产出、社会福利产出、环境污染物排放等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税收产出是指全国税务部门组织的税收收入，是政府运用征管手段从经济税源中获得的国民收入份额，是中央级税收和地方级税收的总和。社会福利产出是指居民、企业等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获得的收益，具体采用地区生产总值中劳动者报酬和营业盈余的总和来测度。劳动是指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中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员的综合，具体采用年末从业人员数来测度。资本是指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中的物质资本存量，具体采用张军等（2004）的方法来进行估算。环境污染是指国民经济生产过程中所排放的环境污染物，以碳排放为代表性污染物，具体采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6）的方法来估算。税收产出、社会福利产出、资本等变量指标按照2000年的不变价格来计算。

表1 变量指标描述性统计

本节基于式（8）和（9）计算中国省级单元的税收努力效率，然后利用式（7）将税收努力效率变化分解为征管效率变化和税收能力变化。对于研究对象，基于1998—2018年期间的平均宏观税负水平将中国省级单位分为高税负区域、中等税负区域、低税负区域，其中高税负区域的平均宏观税负大于16%，包括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浙江、广东、海南、重庆、贵州、云南、新疆等11个省级单元；
中等税负区域的平均宏观税负介于12%到16%之间，包括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苏、福建、山东、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12个省级单元；
低税负区域的平均宏观税负低于12%，包括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等7个省级单元。对于研究期限，按照税收制度改革的进程分为“税费改革阶段”“税制改革阶段”“全面改革阶段”（高培勇，2019）。“税费改革阶段”介于1998—2003年期间，主要特征为将各种收费改为税收方式来规范降低企业和居民负担；
“税制改革阶段”介于2004—2012年期间，主要内容包括取消农业税、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和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
“全面改革阶段”介于2013—2018年期间，主要是建立以提高直接税份额为重点的现代税收制度。对于研究内容，本节从动态变化、驱动因素、收敛特征等三个方面来研究中国省级税收努力效率。

（一）中国省级税收努力效率

以总税收为权重，以全域生产前沿为基准，图1报告了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的税收努力效率。全国层面的税收努力效率在2018年为0.631，即实际税收产出相对于全域生产前沿有36.9%的改进空间；
全国层面的税收努力效率在1998—2018年期间有明显的上升，其中2018年的水平相对于1998年增长了108.9%；
全国层面的税收努力效率在2008—2010年期间有显著的下降，这与政府实施积极的税收政策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紧密相关。高税负区域的税收努力效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其增长速度也领先于中等税负区域和低税负区域，其税收努力效率在2018年达到0.835；
中等税负区域和低税负区域的税收努力效率在“税制改革阶段”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下降，即生产型增值税转向消费型增值税的税制改革降低了中等税负区域和低税负区域的税收能力或征管效率；
中等税负区域和低税负区域的税收努力效率在“全面改革阶段”有显著提升，即现代财税体制改革中的“稳定税负”条件有利于抑制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行为和提升税收努力效率。

图1 中国区域税收努力效率（1998—2018）

中国省级税收努力效率也存在较大的异化特征。2018年，天津、广东、北京、上海等省级单元的税收努力效率达到生产前沿，并且1998—2018年期间有大幅的提升，表明这4个省级单元的税务部门征管效率和市场主体纳税规范度达到较高水平；
贵州、青海、宁夏、河北、吉林等省级单元的税收努力效率都低于0.27，处于较低水平，即这5个省级单元的税收收入相对于全域生产前沿有73%以上的增长空间。在1998—2018年期间，天津、辽宁、山西等26个省级单元的税收努力效率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重庆、云南、江西、贵州等4个省级单元在2018年的税收努力效率相对于1998年有显著的下降，这与全国整体税收努力效率上升相符合。江苏、四川、海南、湖北、浙江等省级单元的税收努力效率在1998年处于较低水平，但到2018年均达到较高水平，说明低税收努力效率省份存在赶超高税收努力效率省份的迹象。然而，运用标准离差率的测算结果显示中国省级税收努力效率的标准离差率在1998年和2018年分别为0.368和0.527，即省级税收努力效率存在一定的发散趋势，这与黑龙江、吉林、甘肃等中等税负地区和江西、河南、广西等低税负地区的税收努力效率的改善幅度较小紧密相关。整体上，大多数省级单元的税收努力效率在1998—2018年期间都有提升，处于高税负区域和部分处于中等税负区域的省份的税收努力效率的改善幅度较大，而大多数处于低税负区域的省份的改善幅度较小，因此中国省级税收努力效率存在较大的异化特征，从而不利于税收产出水平的可持续增长。

图2 中国省级税收努力效率（1998—2018）

（二）中国省级税收努力效率的驱动因素

利用式（7），中国区域税收努力效率变化可以分解为征管效率变化和税收能力变化（图3）。全国层面的税收努力效率在1998—2018年期间有大幅提升，其中税收能力提升速度明显高于税收努力效率，而征管效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全国层面和不同税负区域的税收能力在“税费改革阶段”的提升幅度明显高于“税制改革阶段”和“全面改革阶段”，说明税费改革充分实现了降低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并推动经济发展的预期效果；
中等税负区域和低税负区域的税收能力的增长速度显著高于高税负区域，即税收能力的动态变化有利于不同税负区域税收努力效率的趋同；
高税负区域的征管效率的下降幅度明显小于中等税负区域和低税负区域，即征管效率的区域异质性不利于税收努力效率的收敛。在“税制改革阶段”，全国层面和不同税负区域的征管效率均有大幅度下降，主要是因增值税、所得税等征收方式的变化加大税务部门的征管难度所致。在“全面改革阶段”，征管效率的下降趋势得到控制，并且低税负区域的征管效率有一定程度上升，这也说明提高直接税份额有利于提升税务部门的征管能力；
与此同时，中等税负区域和低税负区域的税收能力改善幅度也大于高税负区域，即提高直接税份额有利于缓解税收努力效率的区域差异。整体上，税收能力提升是中国区域税收努力效率提升的重要驱动因素，而征管效率在“全面改革阶段”有所改善，同时中等税负区域和低税负区域税收能力改善幅度在“全面改革阶段”超过高税负区域，因此中国区域税收努力效率在经历“税费改革”和“税制改革”后有明显的趋同特征。

图3 中国区域税收努力效率的动态变化

表（2）报告了中国省级税收努力效率的动态变化。从税收努力效率来看，在1998—2018年期间，税收努力效率增长速度超过5%的有四川、江苏、天津、广东、海南、浙江等6个省市；
在“税费改革阶段”，安徽、福建等25个省级单元的税收努力效率实现了正增长，但正增长省份在“税制改革阶段”下降到13个，最后在“全面改革阶段”恢复到29个，说明中国省级单元税收努力效率呈现出先分化后趋同的特征。从征管效率来看，天津、广东、北京、上海等4个省市的征管效率在1998—2018年期间并未下降，征管效率出现负增长的省级单元在“全面改革阶段”下降到13个，说明中国省级单元的征管效率有显著改善。从税收能力变化来看，所有省级单元的税收能力在1998—2018年期间都有显著提升，其中提升幅度超过7%的为四川、海南、福建、广西、江苏等；
中国省级单元税收能力变化的标准离差率在“税费改革阶段”“税制改革阶段”“全面改革阶段”分别为0.035、0.017、0.013，即税收能力变化的省际差异有较大幅度下降。整体上，除贵州之外的29个省级单元的税收努力效率在“全面改革阶段”均实现正增长，部分省级单元的征管效率在“全面改革阶段”有明显优化，税收能力变化的省际差异随着税收制度改革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表2 中国省级税收努力效率的动态变化

安徽 1.014 1.163 0.928 1.033 0.961 1.063 0.888 0.997 1.055 1.094 1.046 1.036福建 1.040 1.139 0.997 1.027 0.968 1.000 0.951 0.967 1.075 1.139 1.049 1.062江西 0.991 0.861 1.041 1.037 0.953 0.894 0.962 0.991 1.040 0.963 1.081 1.046山东 1.017 1.030 0.999 1.033 0.955 0.952 0.939 0.982 1.065 1.082 1.063 1.052河南 1.013 1.008 0.982 1.067 0.955 0.976 0.901 1.021 1.061 1.033 1.089 1.044湖北 1.034 1.066 0.992 1.071 0.973 0.987 0.933 1.024 1.062 1.080 1.063 1.046湖南 1.020 1.002 1.014 1.045 0.960 0.961 0.927 1.009 1.063 1.042 1.093 1.036广东 1.058 1.126 1.048 1.019 1.000 1.000 1.000 1.000 1.058 1.126 1.048 1.019广西 1.016 1.049 0.996 1.019 0.948 0.955 0.923 0.979 1.072 1.098 1.078 1.041海南 1.051 1.038 1.085 1.014 0.977 0.948 0.991 0.980 1.076 1.095 1.095 1.035重庆 0.994 0.969 0.964 1.062 0.966 0.986 0.918 1.027 1.028 0.982 1.050 1.035四川 1.075 1.075 1.094 1.047 0.997 0.986 0.993 1.012 1.078 1.090 1.101 1.035贵州 0.983 0.979 0.997 0.965 0.935 0.947 0.940 0.919 1.051 1.034 1.060 1.050云南 0.992 0.999 0.966 1.026 0.956 0.970 0.932 0.979 1.038 1.029 1.037 1.048陕西 1.012 1.063 0.966 1.043 0.955 0.987 0.915 0.991 1.060 1.076 1.055 1.053甘肃 1.008 1.047 0.971 1.032 0.953 0.983 0.922 0.977 1.057 1.065 1.053 1.056青海 1.018 1.025 0.999 1.040 0.954 0.953 0.932 0.989 1.067 1.076 1.072 1.052宁夏 1.010 0.967 1.018 1.036 0.951 0.918 0.942 0.993 1.062 1.054 1.080 1.043新疆 1.028 1.039 1.038 1.005 0.964 0.958 0.962 0.971 1.066 1.084 1.079 1.034

（三）中国省级税收努力效率的收敛特征

中国省级税收努力效率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和省际差异，并未实现经济税源的充分利用和税收产出的可持续增长，因此本节采用经济收敛模型（Barro et al.,1992；
李言和雷红，2020）来检验省级税收努力效率的变动趋势。利用税收努力效率变化作为被解释变量来研究税收努力效率收敛的总体特征，以征管效率变化和税收能力变化为被解释变量来研究税收努力效率收敛的驱动结构，同时考虑高税负区域、中等税负区域、低税负区域等收敛特征的异质性。

表（3）报告中国省级税收努力效率的收敛分析结果，所有回归方程的Hausman统计量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截面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因此表（3）中的1—9列均为利用固定效应方法的回归结果。对于总体收敛特征：估计结果（1）显示基期税收努力效率①基期税收努力效率为滞后一期的税收努力效率。的系数为负，并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中国省级税收努力效率存在显著的收敛特征；
估计结果（2）和（3）中的高税负区域、中等税负区域、低税负区域的交互项②高税负区域、中等税负区域、低税负区域分别对应的区域虚拟变量与基期税负努力效率的交互项。的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税收努力效率的收敛特征并不因宏观税负高低而发生变化。对于收敛的驱动因素：估计结果（4）显示基期税收努力效率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样本期内征管效率变化并不会促进中国省级税收努力效率的趋同，同时估计结果（5）和（6）也表明宏观税负高低不会影响征管效率的变化；
以税收能力变化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7）中的基期税收努力效率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基期税收努力效率低的省份具备较高的税收能力增长率，即税收能力变化能够推动税收努力效率的收敛；
估计结果（8）和（9）报告高税负区域和中等税负区域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而低税负区域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低税负区域具备更强的税收竞争优势，从而有利于税收能力的快速提升。整体上，中国省级税收努力效率存在显著的收敛特征，税收能力变化有利于税收努力效率的收敛，并且低税负区域具有更快的税收能力提升速度。

表3 税收努力效率收敛性分析

提升税收努力效率是“保障减税降费”与“增加公共品供给”的关键路径。基于高质量发展框架，本文构建税收努力效率的统计测度和指数分解框架，运用中国省级单元在1998—2018年的经济发展事实进行实证分析，从而获得更加准确的税收努力效率测度结果和更丰富的税收努力内涵。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全国层面的税收努力效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对应的效率值从1998年的0.302增长到2018年的0.631，但中等税负区域和低税负区域的税收努力效率在“税制改革阶段”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2）运用平均宏观税负分组的评价结果表明，高税负区域的税收努力效率持续领先中等税负区域和低税负区域，但中等税负区域和低税负区域的税收努力效率增长速度在“全面改革阶段”超过高税负区域，即“全面改革阶段”的税收体制有利于缩小税收努力效率的区域差异；
（3）1998—2018年期间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税收能力的提升有力地推动税收努力效率的提高，但征管效率对税收努力效率呈现出明显的负向影响；
（4）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的征管效率在“全面改革阶段”有明显的改善，并且低税负区域的征管效率呈现出微弱上升趋势；
（5）运用经济收敛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税收努力效率呈现出显著的收敛特征，并且不存在区域异质性；
（6）税收能力变化是促进中国省级税收努力效率趋同的驱动因素，但征管效率的动态变化并不支持税收努力效率的收敛。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含义：

第一，提高地方政府税收努力是持续推进“减税降费”政策的保障。“减税降费”政策一方面促进了微观市场主体的提质增效，另一方面影响财政收支平衡，我国财政赤字率从2015年的3.43%增长到2020年的6.17%①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与之相对应，政府可以在不干预经济正常运转的前提下通过提高税收努力来增加实际税收。因此，提高政府税收努力可以缓解财政收支失衡，从而保障“减税降费”政策的可持续性。

第二，“减税降费”应锚定地方税收能力，形成符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的可持续政策措施。自2015年起，我国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其中包括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所得税减免、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降低增值税税率、针对特定行业的税收减免措施等。这些措施有力地支持了供给侧结构改革和疫情期间的复工复产，但以税种、计税项目、企业类型等为依据的“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并没有统筹不同地区的税收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因而政策效应会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例如，2018年中国各个省份增值税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介于31.51%～51.61%之间①相关数据来自《中国财政统计年鉴》。，即降低增值税税率对不同省份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差异，从而不利于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因此，“减税降费”政策应该锚定地方税收能力，在总量目标约束下鼓励地方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特征制定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的具体措施。

第三，“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需要统筹考虑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效率。“财政转移支付”是协调地方财政收支横向失衡的重要手段，但容易诱发“粘纸效应”并增加地方财政收支规模，也不利于提升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效率。例如，2018年各个省份的税收努力效率与财政赤字率的相关系数为-0.578②相关数据来自《中国财政统计年鉴》。，即税收努力效率较低的省份存在更为严重的财政赤字；
更进一步，财政赤字率最高的五个省份的税收努力效率分别为0.237（青海）、0.258（宁夏）、0.274（甘肃）、0.32（新疆）、0.396（云南）。我国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等三大类，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的纵向转移支付被用于平衡地方财政赤字。纵向财政转移支付通常依据地方财政收支缺口和财政困难程度系数来确定，但并没有考虑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存在财政收支失衡的地方政府更容易降低税收努力以提升税收竞争能力，从而强化转移支付的“粘纸效应”，所以中央应该将地方政府税收努力效率作为确定纵向转移支付的重要因素。

第四，精准实施税务监管，提升地方政府的税收征管效率。研究结果发现，处于中低税负区域的河北、山西、安徽、河南等省份的税收努力效率远远低于高税负区域，但其2013—2018年期间的税收能力指数增长速度明显高于高税负区域。因此，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是增加这些省份实际税收收入的关键，而精准实施税务监管是提高征管效率的可行路径。一方面，建立动态的“稳定税负”原则。统筹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环境治理、科技创新等多因素来确定地方政府的税收能力，根据税收能力的变化来动态调整税负标准，逐步降低实际税收与潜在税收之间的差距，从而规避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行为和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另一方面，利用税务大数据建立综合性税收治理平台。税务大数据包括纳税人的税务登记、税收征缴、发票开具、财务报表等较为全面的数据，但存在部分指标统计不够规范、数据信息噪声相对较大、数据整合深度不足等问题，从而影响税务大数据的综合利用。因此，税务部门可以进一步推进基础平台、应用软件、业务标准等信息化建设，打造具备数据清洗、数据处理、统计分析、智能辅助决策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治理平台，从而有助于有效开展税务监管工作和提升税收征管效率。

猜你喜欢 征管测度税负 当前个人所得税征管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建议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1年4期)2021-08-30跨境数字经济下我国税收征管面临的挑战与应对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1年4期)2021-08-30共享经济税收征管挑战及对策——以网约车为例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1年3期)2021-07-21平面上两个数字集生成的一类Moran测度的谱性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年2期)2021-04-10我国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的测度经济与管理(2020年4期)2020-12-28洞察全球数字税征管体系中国外汇(2019年18期)2019-11-25“营改增”条件下建筑企业如何降低税负建材发展导向(2019年5期)2019-09-09关于Lebesgue积分理论中按测度收敛问题的教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年1期)2017-06-11几何概型中的测度数学教学通讯·高中版(2017年3期)2017-04-17衡量一个国家税负轻重不能光看数字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4期)2017-03-21

相关热词搜索：测度 税收 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