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判与人文反思——论21,世纪以来“城市病”的文学书写

黄仲山

“城市病”是描述城市发展问题的一个专门概念，主要指城市过快扩张所造成的人口膨胀、生态环境恶化、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等一系列症状。21 世纪以来，文学关注城市化背景下种种生态和人文问题，通过文学形态将“城市病”具象化、场景化，不仅使文学成为观照“城市病”的一种特殊方式，而且使文学与城市发展现实关联得更紧密。随着文学面向城市的书写更加深入，“城市病”以什么样的状态面貌进入文学？如何在“城市病”书写中体现文学的批判精神？文学如何积极正面地影响“城市病”治理？这些都将是当下文学重点面对的命题。

21 世纪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城市化迅猛发展，人口向城市快速集中，城镇化率从1999 年的34.78%发展到2021 年的64.72%，这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中国人的生活环境由以农村为主转变为以城市为主，同时也带来了城市和人生存空间的巨大变化。城市人口的增加给城市带来巨大的环境压力，城市环境恶化又给居民带来一系列生存问题和精神压力，这些共同构成了“城市病”的内在蕴含与外在表征。文学因应时代，作家身处城市，对21 世纪以来日渐凸显的“城市病”进行了集中关注和描写，并倾注作家的人文关怀。从文学发展趋向来看，文学的书写转向城市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不少作品将人在城市中的生存境遇置于“城市病”背景下，叙述的逻辑前提是“城市病”导致作品人物命运的变化，至少在情节线索、情感基调等方面与“城市病”存在强关联性，在此基础上进行生态批判和人文反思，这部分作品将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文学语境与城市发展语境中的“城市病”在概念内涵和指称方向上是不同的，前者是以文学文本形式呈现的包含人情感体验的城市病态图景，显示人的精神在场，具有人文反思的意义；
后者则体现为一系列数据、案例等背后的城市现实发展难题，更关注生态和城市环境等宏观问题，单个的人是不在场的。美国文学理论家理查德·利罕在《文学中的城市》中指出：“城市和关于城市的文学有着相同的文本性（textuality），……阅读文本已经成为阅读城市的方式之一。”①[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9 页。城市文学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文本，成为人们审视城市、与城市建立情感联系的重要方式。

“城市病”具有观念史意义，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提到关于城市的现代隐喻，将城市看作是癌症，“是一个畸形的、非自然增长的地方，一个充斥着挥霍、贪婪和情欲的地方”②[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年，第66 页。。从文学上说，“城市病”所包含的隐喻使关于城市“N 宗罪”的批判更具修辞意味，如刘恪长篇小说《城与市》所设定的“O 城”就是一个隐喻符号，对此有多种解读，如“封闭的象征”③吴义勤：《无限性的文本——〈城与市〉的文体意义》，《当代小说评论》2002 年第4 期。、“囚禁的监狱”④金浪：《在碎片的监狱中行走——评刘恪〈城与市〉的碎片化叙事》，《文化与诗学》2008 年第1 期。、“城市虚空、苍白的生存境况”⑤胡继华：《在绝境中星移——刘恪〈城与市〉及先锋美学的重估》，《上海文化》2013 年第3 期。、“被环形墙包围的空洞”⑥程巍：《饱满的边沿与空的中心》，《北京日报》2004 年5 月23 日。等，无论哪种解读，都认为作者对城市的指称带有反乌托邦意味，如果宽泛地理解，也是一种对“城市病”的符号化展示。

文学对“城市病”的书写聚焦城市问题，表达对城市病症的反思和批判，这是21 世纪城市文学作家的普遍立场。一方面是文学本身的批判性使然，学者赵园曾说：“文学似乎特别鼓励对城市的反叛，这几乎已成近现代文学的惯例，成为被不断袭用的文学句法。”⑦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12 页。评论家石华鹏从城市诗的美学功能出发，认为描摹城市中“诗意地栖居”是一种“小诗意”，而发现城市中“可怕的现实、内心的痛苦以及没来由的恨”，则是一座城市的“大诗意”，“诗人的任务，就是对存在的不满”⑧石华鹏：《诗歌对一座城市意味着什么》，《文学自由谈》2013 年第1 期。。另一方面，注重从“城市病”呈现城市的基本面貌，与作家对城市环境的审美判断以及介入城市发展实践的态度有关。美国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曾提出，城市审美应关注“消极或负面的审美价值（negative aesthetic values）”⑨程相占、阿诺德·伯林特：《从环境美学到城市美学》，《学术研究》2009 年第5 期。。21 世纪以来文学对于“城市病”的书写，是文学面向城市题材转型的一种体现，也是作家深入现代生活的结果，具有强烈的指向现实的意义，体现作家努力记录城市变迁、反思城市发展的使命感，因此，这并非等同于对城市“妖魔化”“地狱式”的书写，而是隐含一种社会期待，包括对理想型城市文明的想象，开辟一个充满批判和反思意味的文学空间，为个体化的情感体验提供一种更深层次的反思目标，这成为许多作家城市书写的世界观起点和价值归宿。

钱穆先生曾指出，城市与自然隔绝会导致僵化，人在城市中长期生活，就生出种种“文化病”。⑩钱穆：《湖上闲思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年，第76 页。城市在快速发展中出现某些病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人的生存境遇，使城市里的人身心失衡，尤其带来精神上的多重折磨，引发人的种种病症。

文学中“城市病”描写的力度与深度取决于城市病症的呈现度，近代以来上海引领中国城市化进程，最早暴露出城市的种种问题，20 世纪80 年代上海先锋诗歌就曾描写都市病症和都市人的复杂心态，“他们的诗更趋于个体生命与生存环境所发生的冲撞和矛盾”①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306 页。。进入21 世纪，城市化浪潮风起云涌，“城市病”成为社会发展显性症候。许多城市文学作家敏锐地抓住城市发展转型中的病症特征，将城市病态与人的病态进行关联性描写，传递城市病症引发的疼痛，因此就文学所显现的情形而言，“城市病”与人的病症在生态层面体现交互性，即人为破坏带来城市环境的恶化，而城市生态问题又给人带来生存危机，如长江的报告文学《直面北京大城市病》提到了交通拥堵、雾霾、水资源短缺等突出问题，根源都指向人的因素，而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又给人们生活带来无穷的困扰，这是交互影响的过程。另一方面，文学中“城市病”与人的病症在人文层面存在同构的意义，体现作家对人生活状况的检视以及对城市环境的反思。邱华栋在20 世纪90 年代末表示，他的写作生涯从城市地理学的关注开始，锚定北京这座城市，进行“城市病理学”写作，讲述城市人的“现代性病症”。②邱华栋：《我的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病理学及其它》，《南方文坛》1997 年第5 期。21 世纪以来，基于城市书写的写作惯性以及城市扩张膨胀等现实问题的刺激，邱华栋对北京“城市病”的书写已呈现更明确的价值判断和更自觉的人文反思，他在散文集《北京印象》中描写对北京的观感，从北京的建筑、街道、天际线等场景，写到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群。毫无疑问，邱华栋笔下的城市与人是密切关联的，就像他在序言中所说：“我们都是在一个环境和场景中生活的，谁都离不开环境和场景，场景不断地投射到我们心里，构成了生活在这个场景和环境中的人的基本心理状态和感受，由此形成了一个地域和城市的人的基本性格与文化。”③邱华栋：《北京印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2 页。从中可以看出，这座城市显现出来的建筑杂乱、面貌怪诞等场景，暗含着城市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而这又深刻地影响着每个普通人的生活感受。

“城市病”是一个系统性概念，常常作为一个整体意象被建构，表现为某种整体的象征物，如吞噬的巨兽、暗黑的森林等，这与19 世纪波德莱尔对巴黎的描写是一脉相承的。同样，文学作品中的“城市病”书写往往包含在对城市负面体验的描述中，这种负面体验常体现为作家的一种融合性心理情境，将城市中普遍存在的污染、交通堵塞、住房拥挤等给人带来的环境不适和人文缺失统括其中，形成对城市生存境遇的批判性表达。文学的笔触涉及“城市病”所造成的一系列生态与人文危机，包括人与自然之间失去和谐、人与人的关系紧张、精神与物质失衡等。因此文学语境中“城市病”所指涉的城市环境具有多重意义和多层场域，不仅是自然生态意义上的环境恶化，也包括人文环境的缺失，而且大的城市环境问题会充分渗透到社区环境、家庭环境乃至于个人生存环境，文学多着墨于城市中的个体，从个体境遇映射出城市宏观的生态和人文问题。

城市中的人从精神到肉身都承受环境的巨大压力，在许多作品中，人物所显现的病态与“城市病”存在强关联性。作家从个人生存体验出发，将“城市病”与人在城市中的种种病态表现交织纠缠起来，从两者的关联描写中突出对“城市病”的生态批判和人文批判。如徐则臣的长篇小说《王城如海》，花了大量篇幅写北京的雾霾，其实是通过雾霾表达一种隐喻意义，暗指人的生活与内心的雾霾，“生活的确是尘雾弥漫、十面霾伏”④徐则臣：《〈王城如海〉后记》，《东吴学术》2006 年第5 期。。许多作品中所呈现的精神病态既有物欲膨胀带来的“震惊”体验，也有心力透支引起的疲乏抑郁，当作家为人的精神病态找寻外部根源时，“城市病”就成为最理想的批判支点，可以使作品突破纯粹个体化的情感世界，进入更宽广的意义空间，将个体体验在“城市病”批判语境中变成城市人的集体体验。首先，“城市病”像一个巨大的阴影，从外部压迫人们的身心，引发挫败感，进而自我封闭。周嘉宁小说《荒芜城》就着力描写在北京、上海这两座城市生活的人们内心的孤独、空虚和荒芜。还有作家关注城市环境挤压之下人心理的扭曲和怪异行为，小珂的短篇小说《原则先生》描写了原则先生等城市中的男女，“通通有某种怪癖和执念”，而这些怪癖是城市的灵魂所赋予的。作家自述在北京这座城市生活了30 年，“眼睁睁看着胡同、院落消失，高楼大厦林立”，城市像一架机器的齿轮，将人剐蹭得血肉模糊。在作家看来，城市具有灵魂，没有颜色，无善无恶，无关道德，因此显得无情。城与人就像棋盘与棋子的关系，“在城市伟大且无情的灵魂面前，我们又算得了什么呢”①小珂：《城市的原则与灵魂——〈原则先生〉创作谈》，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0107/c404030-30507173.html，2019 年1 月7 日。。其次，在城市尤其是大都市中生活，各种利益不断触碰敏感的都市神经，使人们神经紧绷，容易诱发心理疾病。李陀的小说《无名指》和计文君的小说《琢光》都以心理医生为主要人物，通过心理医生的观察，描画都市中罹患各种心理疾病的男男女女。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无论是《无名指》中的杨博奇，还是《琢光》中的司望舒，面对别人的心理疾病他们是旁观者和治疗师，但同时又是局中人，城市环境形成的各种情感纠葛与利益纠缠使人深陷其中，谁也无法逃脱。此外，城市的物质性刺激了人的欲望，透支人的精力，这也是城市病症施加于人的一种表现。严歌苓的小说《妈阁是座城》就描写了赌城中充满欲望的赌徒们，欲望释放而精神却被围困，导致人行为的病态，除了人性自身的贪婪，赌城的环境无疑是重要的诱因。

宁静、安谧的田园牧歌场景是文学对于乡村的经典想象，这种乡村乌托邦的意象建构成就了无数经典，却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迎头遭遇城市化现实，尤其是21 世纪以来城乡史诗性巨变，深刻地改变了当下文学的整体面貌。文学从城市史角度观照“城市病”，将“城市病”看作城市发展的代价，而作家对“城市病”的书写和乡村乌托邦的建构，其实可以归结为同一种批判思维，即城乡环境和人文价值的二元对立观念。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认为，人类走向城市是一种文明化的过程，城市创造了优雅精致的文化，同时也隔绝了土地，对宇宙事物失去感觉，导致文明僵化，“最后必要走向自身的毁灭”②[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2 卷），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 年，第95 页。。文学对城市文明的反思往往也聚焦在隔绝土地这一生态问题上，并将其与人文批判结合。作家朱文颖对城市和城市文学的认知比较有代表性，她认为城市的问题在于和母体——土地隔离了，人会觉得疏离、异化和孤独，城市文学的本质“应该产生在这样的缝隙之中”③朱文颖：《“城市”在哪里？——我对城市文学的理解》，《当代作家评论》2014 年第6 期。。基于对城市文明的怀疑以及对土地的情感，作家对“城市病”的揭露、批判通常伴随着对乡村的眷恋与回望。就像陈晓明所说，在这些作家眼中，城市出了问题，“出路也只有现代主义式的老路——丢弃城市，崇尚大自然，就能获得暂时的解决”④陈晓明：《城市文学：无法现身的“他者”》，《文艺研究》2006 年第1 期。。诗人铁舞认为城市诗应该有“农夫意识”，亲近自然，向大自然致敬，“这里的‘农夫’意识，就是人本身的生态意识，正是当下的城市诗应该关照的”⑤铁舞：《城市让诗怎么啦？》，《文学自由谈》2018 年第4 期。。从文学发展实践来看，21 世纪以来许多作家对城市的书写脱不开“原乡”情结的影子，对城市中的各种问题比较敏感，将其与乡村乌托邦想象联系起来⑥黄仲山：《生态文学与城市文学的融合困境——反思当代生态文学中的城市意象建构》，《浙江学刊》2015 年第6 期。，形成独特的批判风格和艺术张力。

当下很多作家包括青年作家都有着乡土经验，经历由乡村到城市生活环境的巨大转变，“卡夫卡式的陌生、分裂、紧张、焦灼成了集体性的时代体验和话语的精神症候”⑦霍俊明：《没有诗歌，就没有未来——2013 年诗歌创作与现象考察》，《当代作家评论》2014 年第1 期。。乡村和城市生活共同存在于一代或两代人的经历中，作家进城和农民工进城几乎同时，两者的体验也有重叠之处。城市与乡村两种生活场景融于许多作家的个人经验中，然而他们进城以后却彻底成为“异乡人”，也很难再回乡，因此又产生情感的断裂，无论从作家自身还是作品人物的经历而言都是如此。作家的批判就生长于断裂的缝隙中，对城市文学的面貌产生了根本的影响，正如学者王珂所言：“越来越多的诗人离开了素朴的乡村进入了繁华的城市，越来越多的都市怨曲和都市梦歌取代了草原牧歌或乡村歌谣。”⑧王珂：《新时期三十年新诗得失论》，上海：三联书店，2012 年，第245 页。文学关注人在城市中的主观体验和感受，作家将自己的反思体验投射到创作过程中。不少作家融合自身经历和体验，围绕乡下人进城主题，塑造“异乡人”形象，正如学者徐德明所言，“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所展开的对话与阐释“与现代性有关，与生命有关”①徐德明：《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文学评论》2005 年第1 期。。即乡下人为了生计进城，却卷入了城市现代性问题的漩涡中心。徐则臣的小说《啊，北京》《跑步穿过中关村》讲述了进城“北漂”一族的命运，他们办假证，卖盗版光碟，游走在法律边缘，渴望着爱情和财富。熊育群的中篇小说《无巢》来自真实的新闻事件：一个打工仔精神崩溃，在广州把一个三岁女孩丢下天桥，然后跳桥自杀。作者以“新闻小说”的形式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度分析和重新叙写，想要揭示这样一种残酷事实：“城市的扩张，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悲剧往往又在弱者身上发生。”②蒋蓝、熊育群：《熊育群：非虚构与想象是我的双翼》，《成都日报》2017 年11 月16 日。此外，“打工小说”“打工诗歌”突破底层叙事的代言模式，对城市中艰难生存的打工一族作了深刻描绘。郑小琼以“打工诗歌”闻名诗坛，她的长诗《人行天桥》铺写喧嚣的城市景观，通过一系列触目惊心的场景映射外来打工者的命运，城市问题与人物命运之间的因果关联成为其中的主线。

此外，城市扩张使城乡界限模糊，随之而来的是矛盾凸显，城乡各自存在的生态与人文问题交织起来，在城乡结合部形成复杂的灰色地带。作家鲁敏谈到自己在小说中着力描写的风景，除了自然风景，更多地是“被文明作用过后的风景”，比如，“写城郊结合部污水横流的街面”③鲁敏、傅小平：《鲁敏访谈：“写作就是与陌生人说话”》，《上海文学》2018 年第11 期。。须一瓜的小说《甜蜜点》所描述的黑恶势力盘踞在城市与乡村的交界线上，随着城市扩张，原先的宗族势力深度介入城市建设改造所产生的利益纠葛，成为兼具乡村宗族势力与城市黑恶势力双重身份的毒瘤。许多文学作品对城乡结合部的描写都隐含着这样的逻辑，即城乡结合部恶劣的生态和人文环境是城市强势入侵造成的，是“城市病”的延伸和突出样本，这与文学中普遍的城乡价值判断是一致的。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曾说：“与现代性相连的鲜明的历史性特征，依赖于‘嵌入’时间和空间的各种模式。”④[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年，第18 页。文学对“城市病”的书写融入作家自身对城市环境的敏锐观察和城市生活的深层反思，从城与人病症表象的关注进而挖掘内在的根源，主要通过时空维度深入探析城市发展中的现代性问题。具体而言，这里的时空维度即城市空间与城市史，通过这两个维度建立起城与人病症的联系：一是从城市空间的压迫感关联人生存环境的恶劣，二是从城市变迁的历史感关联人个体境遇的无常，从作品营建的城市多维镜像中构建人物行为逻辑，显现人物命运轨迹。

其一，城市的发展困局与人的生存困境共同存在于城市空间变迁过程中，从宏观到微观都凸显城市的种种危机与病症。如邓一光的小说《香蜜湖漏了》中的香蜜湖是一个巨大的隐喻，象征着都市中男女的内心。香蜜湖作为一个都市中宁静的所在，却不断受到资本的挤压，地产商盯上这块地方，香蜜湖湖面不断萎缩，“香蜜湖在漏。所有的湖泊都在漏。我们这些人，我们都在漏掉元气，成为一个个皮囊人，满世界招摇，只能看，不能碰”⑤邓一光：《香蜜湖漏了》，《花城》2018 年第4 期。。除了小说作品，还涌现大量反映城市发展问题的报告文学、非虚构文学作品，其类新闻的体裁特征，采用大量社会调查、人物访谈等形式，不仅能够近距离接触甚至亲身体验城市的微观问题，还可站在全局视野下，直击城市的病灶，现实的纵深历史感和宏阔空间感更为强烈。如杨黎光的长篇报告文学《家园》，聚焦深圳市罗湖区棚改；
阮梅、吴素梅的《中国式拆迁》讲述城市中的拆迁难题；
萧相风的非虚构作品《词典：南方工业生活》讲述打工者在城市工业环境中的生存故事；
杨文学的报告文学《大转移》追踪“三百黔女下番禺”事件，展现“城市异乡者”的尴尬处境。

其二，城市在时空两方面的资源错配和人文错位，造成了人的异化，尤其是对底层人群的摧残与剥夺。一方面，随着城市发展，城市整体空间不断膨胀，造成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疏离，城市空间结构失衡则对人的生活环境产生挤压，使人产生恐慌、焦躁、无助等负面情绪乃至厌世、谵妄等病态心理；
另一方面，城市的功能化区分以及阶层区隔等因素导致物理空间蜂巢化，城市被切割成一个个小空间，迫使人们为争夺空间资源耗尽心力，加之城市资源错配导致弱势人群被抛离正常的生存轨道，被迫在城市最阴暗、最狭小的角落卑微地生存。余华的小说《第七天》以荒诞的手法描述城市中各类小人物的生老病死，包括城市地下室生活的“鼠族”，以锋利的笔法雕琢城市底层的苦难。残雪的小说《尘埃》则带有浓厚的象征意味，城市里无处不在的尘埃象征着弱势群体，他们卑微地生存，却时刻幻想着“我们是花！我们是花！”作家提到“城市是尘埃的居所”，这些尘埃起于底层，占领了城市的每一寸空间，却时时面临被清扫的命运。此外，城市空间逼仄，房地产成为稀缺资源，文学对21 世纪以来城市房地产狂潮进行了批判，矫健的小说《魔城之门》就描写了房地产热带来的荒诞景象，在一座名叫惶向的新兴城市，人人都在炒地皮，新建的小区如迷宫一般，让人迷失其中。李肇正的小说《住房烦恼》《安得广厦》等，描述都市中为住房烦恼的普通人，他们为取得城市中的安身之处而苦苦挣扎。

其三，从城市史角度看，现代性填充了城市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想象空间，却也为现代城市打上了问题标签。近代以来，国家现代化的诉求融入民族兴衰的历史想象，而城市正处于这种话语的中心位置，正如学者刘艳所说，城市承载了国家现代化的意义，因此，“现代性的修辞策略，似乎是城市文学避免不了的”①刘艳：《当代文学城市书写范式的嬗变》，《天津社会科学》2019 年第4 期。。早在19 世纪，波德莱尔的城市书写就与现代性深度结合，在《恶之花》中，巴黎显现出矛盾、怪诞的美学图景，一方面是吞噬道德人性的可怕森林，一方面是给人带来无限想象的迷宫幻境，就像本雅明所描述的：人们“像受惩罚一样天天在这个城市里受罪”，但也使游手好闲者、被遗弃者迷醉其中。②[德]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年，第73 页。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家一方面赞赏城市造就的文明奇迹，一方面又对城市违背人性、道德沉沦大加鞭挞，这些正是现代性的一体两面。蒋述卓曾说：“城市文学改变了文学现代性的不足”③蒋述卓：《城市文学：21 世纪文学空间的新展望》，《中国文学研究》2000 年第4 期。，城市文学的发展使文学从题材到手法更具现代性色彩，作家面对城市，从漫步、张望到反思、批判，都包含着对城市现代性的复杂态度。

21 世纪以来，许多作家正是从现代性切入“城市病”书写，对城市现代进程中的种种问题做出密集追问。王威廉的小说集《生活课》以荒诞的方式呈现城市现代、后现代生活的病症，其中《父亲的报复》《胶囊旅馆》等短篇分别涉及城市中地域歧视、空间偏狭等问题，就像有评论所说：“在现代城市生活这个宏大的沉重的包袱底下，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谓的‘轻’显得是多么虚无、荒诞。”④唐诗人：《王威廉〈生活课〉：日常生活的深渊》，《文艺报》2018 年3 月29 日。邓一光的小说《深圳在北纬22°27"—22°52"》描述在深圳打拼的一对夫妻精神上的疲累、孤独，正如孟繁华评论这篇小说时提到的，深圳的光鲜、辉煌的现代性图景是以人的精神创伤为代价的，而后者往往是被遮蔽的。⑤孟繁华：《现代性难题与南中国的微茫——评邓一光作品集〈深圳在北纬22°27"—22°52"〉》，《文艺争鸣》2013 年第11 期。班宇的小说《盘锦豹子》《工人村》等聚焦沈阳铁西区“工人村”的衰败和转型，讲述“工人村”人们的生存境遇，包括企业改制、下岗、犯罪等，堪称时代的缩影。曹征路的小说《那儿》《霓虹》同样以国企改制为背景，描写城市中“最触目惊心的经济现象”。⑥曹征路：《曹征路访谈：关于〈那儿〉》，《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 年第2 期。小说描写国企改制大潮中工人的遭遇，被称为“霓虹灯下的哨兵”，这无疑是对城市光鲜面貌的犀利讽刺。在这些作品中，“城市病”与时代症候交汇在一起，共同构成人物命运发展的时空背景。

如前所述，21 世纪以来文学对“城市病”给予了较多关注，“城市病”书写也因此成为城市文学的一个基本方向。然而就21 世纪以来城市文学的发展来看，“城市病”书写还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

首先，在主题表达的深度上尚有开掘空间。许多城市文学作品受消费社会整体人文环境的影响，难以沉潜下来深入挖掘城市的病根，深切反思城市发展中的问题。孟繁华曾说：“对生活表层的纪实性表现，是当下城市文学难以走出的困境之一。”①孟繁华：《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文艺研究》2014 年第2 期。很多作品关于“城市病”的描述是概念化的、泛化的，在反乌托邦式的城市表层之下，留下一堆俗艳的故事和公式化的批判话语，看不到城市问题的根源，缺乏对城市未来发展的深切关注和担当。其次，在写作姿态上，“城市病”的文学书写很容易被两种倾向支配，一种是过度的欲望化书写，作家将人伦体验代入城市书写，对城市问题的挖掘被无数欲望横陈的“小叙事”所消解和淹没，使城市生态与人文问题庸俗化；
另一种是背对城市的写作，将城市视为罪恶渊薮②黄发有：《警惕山寨化写作窒息都市小说的生命力》，《探索与争鸣》2011 年第4 期。，只是将城市当作批判标靶，作品中城市环境与人物活动是生硬的嵌入关系而非融入关系，作家没有与所描写的城市建立真正的情感联系。再次，在介入现实的视角上，不少作家将“城市病”与现代性病症高度混同，将时代问题统统归结为城市问题，然而所呈现的一部分现实问题与其说是“城市病”，不如理解为“现代病”“后现代病”，只不过城市成了现代病症的容器。基于这种批判模式，其背景无论是纽约、伦敦、东京，还是北京、上海，本质上都是同一种批判话语，文学书写没有体现城市的本位视角，缺乏鲜明的城市性。最后，文学对“城市病”的批判缺乏本土的理论参照和现实参考。城市的文化根性不像乡村那样被文学传统四面包裹，城市文学在文学源流体系中就显现出异质性，“城市病”文学书写中的批判性则大多来自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即便对城市生态的批判理路也是依循西方生态哲学和生态批评的人本主义路径，却很少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等生态观中寻求阐释，作家对“城市病”的反思与文学传统接榫的只有生命意识等为数不多的观念形态。如果一味地回到波德莱尔的巴黎书写，以此为发展中的中国城市描画一种普遍化的面相，那么就将文学的本土性与当下性悬隔了起来，将21 世纪改革发展的时代特征和中国城市的特殊现实一并抹杀，这无疑抽空了城市文学的真正灵魂。

文学触及“城市病”这一现实问题，其历史纵深范围和现实人文边界应该更大，对城市人文问题的挖掘应该更深，对环境批判的执念应该更强。如果说城市现代化是一种历史必然，那么反思同样必不可少，文学正是通过关注在历史潮流中承受重压的普通人境遇而体现社会批判的力量，尤其是生活在同时代、见证着城市转型阵痛的作家，将城市变迁和一代人的经历融合起来进行故事构建和讲述，展现出文学对人的善意以及对这个时代所负的使命。文学在社会政治的场外和场内游走，作家针对“城市病”所进行的公共性表达代表了城市的一种声音，长江在报告文学《直面北京大城市病》中提出了一连串质询：这个城市“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应该怎么看待它的“病”？这些“病”是怎么得的？表现形式是怎样？“病根儿”在哪里？又该怎么去“治”呢？③长江：《直面北京大城市病》，《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7 年第7 期。其实许多作家都有这种追问，也有作家试图在作品中提出解决的思路，范小青的长篇小说《城市表情》就聚焦古城改造中现代化建设与文化传统保护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小说中描述两种思路的斗争，探讨城市规划中文化的重要性，“表达了一名作家的文化情怀与文化承担。”④贺绍俊：《〈城市表情〉：切入现实的厚重小说》，《人民日报》2004 年6 月8 日。

因此，文学对“城市病”书写最大的现实意义在于给城市制度设计和空间规划增添了人文精神的保护罩，为“城市病”治理提供弹性空间和反思样本。文学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影响社会对城市的认知以及对城市种种病症的判断，如在诸多关于城市的功能性考量中，宜居性只是城市规划中一个权重不大的因子，而且在规划语境中所谓“宜居”也只是服务于宏观设计，而不是基于微观体验，这不可避免会带来某些规划的人文缺失，而文学从社会话语层面提供了一种纠偏的诉求。尤其是文学对城市病症的描述很大一部分是聚焦底层，这部分恰恰是城市规划语境所难以触及的。现实中“城市病”的治理往往会带来某些阶层、某些局部领域更多的不适，如为了解决城市人口膨胀问题而限制外来人口的进入，为整治城中村乱象进行大规模拆迁，使许多底层民众失去赖以栖身的居所。现实中化解“城市病”的许多措施，恰恰遭遇来自文学的抵触，这种抵触声音作为一种警醒有存在的必要，而且文学批判与城市治理之间的碰撞也是有意义的，促使城市规划建设更注重人真切的生存体验，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的介入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在面向社会现实传递一种声音，表现一种姿态，并且维系着文学的基本尊严。

文学对“城市病”的书写也影响了人们对城市文化状况和精神气质的理解体验。无论作家从正面还是从批判视角书写城市，都是为了将城市精神文化的多维面相立体地、真实地展现出来，由此来看，文学对“城市病”的书写不仅具有文学史意义，而且带有城市文化史建构的意义。此外，许多作家对“城市病”展开批判，并不意味着对城市文明的否定。由于当下中国城市处于上升发展阶段，城市生活对于大多数进城的人来说还是一种新鲜体验，现代都市意味着生命激情、生活品质和生存依托，因此文学中展示城市的另一面又是充满希望的，往往是现代性激情压倒后现代的倾颓，与欧美后工业社会逃离城市铁锈带的理念和风潮不同。卢帧认为21 世纪以来，很多诗人已不再对城市“秉持预设的排斥立场”，并且在尝试跨越人与城市之间的“历史鸿沟”，寻求一种对话而不是对抗关系。①卢桢：《城市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新诗》，《天津社会科学》2019 年第4 期。与上一代作家不同，许多青年作家对城市产生了复杂的情感，对城市病症的书写也不意味着对城市生活的厌倦与贬斥，反而对城市产生了依赖。深圳青年作家蔡东就曾表示，自己的小说并非简单地批判都市文明而缅怀乡村，她认为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反而容纳性更强，因此她感激深圳，收容了许多愿意躲起来的人。②刘悠扬、蔡东：《“自甘退步者”群像正浮出水面——蔡东访谈录》，《小说评论》2019 年第6 期。可以预测的是，随着完全从城市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家以及受众进入文学创作和消费圈层，文学中的“城市病”书写将会在观察视角、认知方式、写作姿态等方面呈现新的变化。

21 世纪以来，国家在政策层面越来越重视“城市病”治理，国家“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都明确提出预防和治理“城市病”，北京、上海等城市纷纷将“城市病”治理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因此，可以期待，随着时代发展，城市将走过野蛮生长阶段，在生态和人文环境方面不断改善，而城市文学将会逐渐成熟，“城市病”的文学书写也将越过自觉阶段，在现实性和文学性两方面形成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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