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女性书写——新时期女性小说的英译与海外传播

谢丹凌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88）

新时期女性小说的创作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篇章。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当代女作家不断对叙事进行颠覆与解构，拓展语言本身的视角内涵，并试图通过恢复语言的潜在魅力来摆脱传统形态的束缚。伴随着女性小说创作主题的日益丰富，当代女性书写在西方世界也收获了源源不断的回响。那么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现实语境下，新时期女性小说的英译情况如何？通过哪些渠道走向海外？它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如何？它的英译与海外传播能为其他文学作品“走出去”提供怎样的借鉴？这些问题正是本文着力探讨的内容，也是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的重要议题。

（一）女作家英译小说合集出版成果

自1960年以来，收录中国当代女性小说的英译作品集陆续出版，不少选集更是直接以“Chinese Women Writers”命名。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熊猫丛书”推出了《中国当代七位女作家选》（Seven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其中选译了谌容、张洁、张抗抗、王安忆等几位女作家创作于新时期的作品。这些小说在大洋彼岸邂逅了受女权主义思潮浸染的西方读者，成为他们了解彼时中国女性生活的窗口。这部作品选在20世纪80年代重印了两次，累计销量三万册，堪称“熊猫丛书”里的“明星”选本。选集中的故事大多涉及社会历史语境下女性心理的变化以及女性与家庭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新的人文主义和真正的个人主义”[1]，体现了正视历史的坦然姿态。受到这部作品选的影响与启发，“熊猫丛书”顺势推出的一系列以展现人物内心世界为主的女作家作品英译合集，如《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之二）》《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之三）》《六位当代中国女作家》和《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之七）》。

自1981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Born of the Same Roots:Stories of Modern Chinese Women以来，大陆以外的出版机构开始将目光投向新时期女作家。1987年在英国出版的One Half of the Sky:Selectionsfrom Contemporary Women Writers of China、1988年在香港出版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刘年玲等编的The Rose Colored Dinner:New Works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1991年在美国出版的The Serenity of Whiteness:Stories by and about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和Red is Not the Only Color: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on Love and Sex between Women等几部作品选收录了谌容、张洁、张抗抗、王安忆、张辛欣、铁凝、池莉、蒋子丹、陈染等女作家作品，这些选本是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海外传播历程中的里程碑。

（二）女作家小说单译本出版成果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新时期女作家作品经英译陆续在海外传播。80年代末是英译出版的第一个黄金期，进入21世纪，女作家英译本的出版量持续上升，越来越多的当代女作家走出国门，与异域读者相遇。根据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中国文学与文化数据库资源（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和纸托邦（Paper Republic）发布的年度出版报告，自1978年至2020年间，八十余位当代女作家出版约一百六十部英译单行本，其中新时期女性小说译本近一百本，占总译本数量的60%以上。即使是疫情肆虐、出版业普遍不景气的2020年，残雪、郝景芳、颜歌的小说英译本也相继在海外出版。根据新时期女性小说作家英译出版成果，残雪和王安忆各出版10部单译本，张洁5部，迟子健、张抗抗、徐小斌、盛可以各3部，铁凝、卫慧、颜歌各2部。

在中国女作家中，残雪因其独特另类的创作风格一直处于中国文坛的边缘。国内学界对她的态度忽冷忽热，而相较于其他当代作家，她的作品在西方却引发持续关注。近年来国外媒体频频传出残雪被列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消息，2019年残雪的长篇小说《新世纪爱情故事》曾入围国际布克奖长名单，2021年其新译本《我住在贫民窟》再次入围。美国文学评论家夏洛特·英尼斯在残雪《天堂里的对话》序言中曾提到：“就中国文学来说，残雪是一次革命。她是多年来出现在西方读者面前最有趣的、最具创造性的中国作家之一。”[2]根据英译本出版数据，从1989年至今，残雪的《天堂里的对话》《苍老的浮云》《绣花鞋》《天空里的蓝光》《五香街》《垂直运动》《最后的情人》《边疆》《新世纪爱情故事》以及《我住在贫民窟》共10部英译本陆续进入海外市场，这些译本基本呈现了残雪创作的艺术全貌。1987年残雪的英译短篇小说在期刊Formations上发表，此后国外文学期刊、网站多次刊登残雪的作品。如国际文学杂志网站Words without Borders分别于2007年和2011年发表了残雪的短篇小说《索债者》和《红叶》，罗切斯特大学文学翻译网站Three Percent也一直追踪残雪的作品，近年来还发表了残雪在国际文学节上的访谈。残雪的小说不仅深受西方学者喜爱，还被选入哈佛、哥伦比亚、康奈尔等大学的文学教材，成为普及类的读物，她特有的荒诞的逻辑叙事是英美大学生论文的模范素材。残雪小说虽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自成一派，但国内的读者并不多，而她跨越国界的“新实验小说”却在异域遇见了知音，不能不说是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令人欣喜的收获。

王安忆堪称新时期创作成果丰硕的女作家，从伤痕到反思、从寻根到先锋、从新写实到新历史，她涉猎广泛，风格多样，技巧娴熟。从最早被译介到英语世界的“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到2019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富萍》，王安忆小说中的对女性故事的书写、对女性欲望的诉求引起了海外读者的兴趣。张洁的作品颇受海内外出版社的青睐，《爱，是不能忘记的》英译本出版于1986年，收录了张洁歌颂纯洁爱情与女性光辉为主题的小说，选集风格清新柔美，洋溢着理想主义色彩。《无事发生就好》由以出版女性作品为主的英国Virago出版社出版，入选的是张洁转型时期的作品，多以泼辣凌厉的语言无情揭露丑陋世态，“公开探讨包括性等禁忌话题，讽刺了种种虚伪现象和陋习”[3]，充满社会批判色彩，这几部译本基本呈现了张洁创作的多样风格。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风潮在海外也受到了关注，代表作家陈染、徐小斌的作品先后被英译。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原野上的羊群》以及《晚安玫瑰》三部英译本也陆续出版。“神秘的中国边地经验不仅作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一部分为她（迟子建）开启了通往异域的大门，由神秘经验所引发的对人性、生死、现代性的思考更为她找到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性。”[4]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女作家创作中倾向于人文关怀与注重女性自我解放的内容在西方世界引发关注，但揭露“隐私”的作品在海外一直享有高效率出版的“待遇”。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猎奇心态，禁忌题材很容易成为海外出版社推广宣传的标签。通过标榜女性的性意识或经验来建构文本中人物的主体性，是这些译本行销海外图书市场的重要因素。

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中所依赖的“文学机制”，主要包括关系到文学译介与传播的机构、组织或群体。译者和出版社是“文学机制”中的重要角色，他们以复杂的方式彼此交织、互动，共同促成中国文学在英语文学场域中象征资本的生产、流动、累积和增值。具体而言，权威译者、国内外出版社在新时期女性小说的海外传播历程中扮演了“发现”与推介的角色，共同促进了当代女性书写在异域文化场域中的流通与接受。

（一）译者

权威汉学家是中国新时期女性小说在海外传播的重要推手，他们赋予了原文本在异域流通的资本，使其在另一个文化时空延续生命张力与价值。从翻译数量来看，葛浩文是中国当代文学当之无愧的首席翻译家。截至2020年，他已英译、编辑出版了新时期女作家小说（集）近十部。早在20世纪70年代，葛浩文就着手对萧红作品的翻译。此后，张洁、艾蓓、虹影、卫慧等作家也都通过葛浩文的译介与英语世界的读者见面。葛式的译文地道流畅，充分融汇了中国文学的文化语境与西方读者的审美趣味。除了独译中文小说，他与夫人林丽君“自如地往返于两种话语体系和文化脉络之间”[5]，两人合译了多部中国当代小说。实际上，中外学者合译的模式一直以来都广泛运用于新时期女性小说的英译实践中。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合译了多部“熊猫丛书”作品，如张洁《沉重的翅膀》《爱，是不能忘记的》等。残雪的小说基本都采用中外合译的模式，美国南俄勒冈大学退休教授葛凯伦和福建师范大学陈泽平教授合作翻译了残雪的《五香街》《天空里的蓝光》《垂直运动》《边疆》和《我住在贫民窟》五部小说，其中2017年《边疆》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后获得一片赞誉，包括《纽约客》等众多有影响的媒体刊登了近三十篇评论、访谈和选刊。罗纳德·詹森与纽约州立大学萨福克郡社区学院的中国教师张健合译了残雪《天堂里的对话》《苍老的浮云》以及《绣花鞋》共三部小说集，译文质量广受认可。

近年来，中青年译者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英译的主力。英国译者韩斌在当今英美译坛较为活跃，截至2020年她独译了五部中国当代女性小说，其中包括新时期女作家徐小斌的《水晶婚》和颜歌的《我们家》，她还曾与人合译安妮宝贝的小说。美国诗人学者白雪丽大学毕业后即远赴新加坡学习中文，迄今为止已翻译盛可以、虹影的小说。译者徐穆实自21世纪以来翻译了卫慧和迟子建的小说，近年来他开设博客推介中国文学，致力于向世界呈现中国文化的多元特征。美国编辑、翻译家安纳莉丝英译了两部残雪的小说，其中《最后的情人》摘得2015年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小说奖”。“三体”系列的译者刘宇昆近年来继续涉足中国科幻文学的海外推介，2020年由他翻译的郝景芳长篇小说《流浪苍穹》在海外一上市即引发读者关注。

从中国新时期女性小说英译本的译者情况来看，经验丰富的资深学者译介成果丰硕，凭借对中国文学的热爱与兴趣，他们为域外读者搭建了一座座了解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桥梁。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生代”译者也将目光投向中国新时期女作家，发掘她们文本中独特的社会价值与心灵感受。这支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力的译介队伍，将越来越多的当代女作家推向世界文学的舞台。

（二）出版媒介

对于书籍来说，出版社是最核心的传播媒介。它将精神层面的文学内容转化为实体的、可感知的艺术商品。中国新时期女性小说英译本的出版可分为本土和海外两个渠道。中国本土出版社在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海外了解中国文学的主要窗口，其中负责“熊猫丛书”对外译介与出版的中国文学出版社和推出“译丛文库”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是国内推介新时期女性小说的主要出版机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凭借“译丛文库”的平台推出了一系列新时期女性小说，如王安忆的《荒山之恋》《小城之恋》、刘索拉的《蓝天绿海》等，译本装帧简洁大方，篇幅一般都比“熊猫丛书”短得多，字体和版面设计比较适合大众读者。这一系列英译本凭借专业性与权威性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口碑，同时又因其轻松活泼的翻译风格深受大众读者的喜爱。但大多数本土出版机构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强大的海外市场拓展能力，直至近年来，随着各种专业版权贸易机构的成立和成熟化运作，中外出版社的通力合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本土出版社在推广英译本方面的尴尬处境。一些中国出版社纷纷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如由中国外文局和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共同在旧金山设立的长河出版社陆续推出了几部新时期女性小说译本，但在宣传能力与渠道构建上仍远不及海外出版社。

以女作家单译本出版数据为例，约四十五家海外出版社出版了六十余部新时期女性小说英译本，占其单译本总数的60%，可见海外出版社在中国文学的英译传播历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和耶鲁大学出版社等学术出版机构很早就参与新时期女性小说的译介推广。同时，新时期女作家作品不断获得海外商业出版社的认可。这些出版社大多分布在美国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和英国伦敦等国际都市。兼顾学术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国际出版巨头企鹅出版社曾将张爱玲的《色·戒》纳入“企鹅经典丛书”，近年来它格外关注中国文坛的新生力量，2004年出版了“80后”女作家春树的《北京娃娃》，2010年后连续推出盛可以的两部小说。专门出版女性作品的Virago出版社出版了张洁、艾米等女作家的小说，位于伦敦的著名书商Balestier出版社也出版了徐小斌和颜歌的作品。与本土出版社相比，海外出版社由于直面本土的读者市场，无疑在资金支持、营销手段和销售渠道等方面具有无可争议的优势。

总体而言，新时期女性小说的英译出版主体渐渐从海外学术类出版社过渡到商业类出版社，意味着其潜在商业价值不断被海外市场发掘。此外，不少具有女权主义偏向的海外网站也刊载了部分新时期女性小说，如致力于介绍世界杰出女作家的文学网站Belletrista，它通过刊载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女性作品，鼓励更多的女性作家参与文学创作中，扭转男性作家独霸文坛的局面。

新时期女性小说历经翻译和流通的环节后，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异域文化的体系中被“激活”并持续活跃地存在。翻译家傅斯年曾将译本受众分为学者和普通读者，前者包括西方译者、汉学家和书评人等，通过这一精英群体的译介与传播，新时期女性小说已在西方知识界占有一席之地；
后者指图书市场中的大众读者，他们一般以自身阅读兴趣为导向，以消遣或娱乐的心态选择并阅读文学作品。学者的研究成果与大众读者的阅读反馈是衡量新时期女性小说海外传播效果的重要指标。

（一）海外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

美国历史学家苏珊·曼曾说过，在亚洲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重视女性神话。一直以来，有关女性的议题都被视为中国社会进步的关键，“女性问题的进步一直是社会政治想象中的核心问题”[6]。1961年夏志清的《现代中国小说史》辟专章讨论张爱玲，这位上海女作家首度与鲁迅、茅盾等大师平起平坐，在此之后，越来越多以直书女性经验为特征的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进入西方视域。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女性运动重整旗鼓，既延续了半个世纪前的女性呼声，也与西方方兴未艾的女权运动遥相呼应。新时期女性小说的海外研究者大多为女性学者，但男性学者的介入亦不容忽视。如海外华裔学者王德威的《当代小说二十家》、张旭东的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唐小兵的Chinese Modern:The Heroic and Quotidian、杨小滨的The Chinese Postmodern:Trauma and Irony in Chinese Avant-garde Fiction等都有关于新时期女作家的观察、论证。这些研究并非完全参照女性主义理论，而是重在阐明新时期女性小说中“富含的现代性、后现代性和人道主义等因子，展示女性写作的多元质地”[7]。

探讨女性解放与中国社会变革之间的多重联系，并基于西方意识形态进行政治性解读，是海外学者研究新时期女性小说的一重视角。沿袭十七年女性小说的研究范式，海外学者们仍关注新时期小说中所反映的与女性相关的社会政治问题，将女性权利与中国的历史与制度相结合，以此剖析文本背后的社会体系和家庭秩序。如不少学者将王安忆的“三恋”系列视为中国社会半现实主义半寓言的故事，探讨其中展现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在西方学者看来，新时期以前的女性作品里表现出政治与革命权力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利用、分割、扭曲与简化，而新时期的文本尽管仍或多或少屈从于国家本位的社会制度，但呈现了女性身体自身的游离性与丰富性，从而映照出社会变化与道德变迁。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在专著Fictional Authors,Imaginary Audiences: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中分析了王安忆的小说，分析了作品中人物的社会身份与社会经历，在群体性话语中探讨女性主体言说的价值。华裔学者蔡荣在“In the Madding Crowd:Self and Other in Can Xue’s Fiction”一文中将残雪小说中的母亲比附为中国社会里武断的官僚形象，探讨了文学文本里的性别角色和权力关系。

着力探究中国当代女性书写中的自我投射与欲望表达，是海外学者另一重研究视角。因为“当绝大多数的性主题小说都由男作家创作时……打破长期的性沉寂对于女作家来说需要相当的勇气”。[8]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教授夏颂编的Red is Not the Only Color: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on Love and Sex between Women中将女性主义视为哲学命题，编者刻意避开宏大的英雄叙事，从精神层面延伸到世俗情欲层面，刻画了女性小说里所呈现的女性情谊，并大胆涉及女性间的露骨话题。编者解释书名中的“红色”同时指向中国传统中“革命”与“婚嫁”的色彩编码，试图将中国女性形象从国族建构与个体成长的双重目的中解放出来。美国学者金婉婷在其编选的I Wish I Were A Wolf:The New Voice in Chinese Women’s Literature中提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作家在创作中“将与肉身相关的‘性’与灵魂相关的‘爱’相提并论”[9]，觉醒的女性主体意识冲破了来自自身的、传统的性观念束缚，以激烈的声音道出了个体的存在感受。在论文集The Monstrous and Marvelous里，研究者瑞克·迪科尔内援引了残雪的小说，认为残雪以破碎的、异化的自我与社会的裂缝来表达个体的困境，并通过堆砌层层扭曲的意象来制造梦魇般的情境。也有学者强调阅读残雪的乐趣正是由于作品中“那些变幻莫测的元素吸引着读者在噩梦和不合逻辑的事物中寻找意义”[10]。王安忆的一系列小说同样以对隐秘心理状态的精微刻画而吸引了一批海外学者。“Bourgeois Shanghai:Wang Anyi’s Novel of Nostalgia”、“Shanghai Longtang Cityscape:Wang Anyi’s Descriptive Historiography”等论文探讨王安忆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长恨歌》等作品里串联了的城市、女性和情欲，而作品里对上海的怀旧情绪也满足了西方对东方的想象与建构。

同时，新时期小说中女性对身体权限的“滥用”，将身体意象商品化的倾向也引发西方学者的关注。21世纪前后，中国当代文学兴起一股以表露欲望为题材的小说新潮，不少女作家以性描写为切入点展现社会的变革和女性地位的变化。以棉棉、卫慧、木子美为代表的世纪末女作家执着于青年文化中的性与自我欲望无限张扬等话题。与普通读者对于性题材文学的好奇凝视不同，海外学者更渴望从新时期小说里的“性解禁”中探究中国人的生活面貌，换言之，他们往往透过“身体政治”或“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研究视角探析中国女作家直白表达感官体验的文学潮流。在与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文学的比对中，海外学者探究了这些新世纪文本中显现的自由、超越、自我破坏和救赎。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华人学者鲁晓鹏教授认为，“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的女性终究不过是男性作家凝视与幻想的客体，而这些21世纪前后出现的小说则从女性视角出发，其中身体意象、性意识或诱惑都从某种程度上赋予了女性角色以凌驾于男性的力量和权力，“男性······最后变成了她们追逐资本主义式消费和娱乐的工具”[11]，因此这不能不视为女性写作的新方向。但这种写作模式兴起的代价是，“在后现代中国的城市文化中，文学已经沦为了文化娱乐的一种性感形式”[11]，其对身体意象的挪用，“与其说是对女性的关照，莫如说是对经济大潮下不可抵挡的商品利润的谄媚”。[12]在“Shanghai Baby,Chinese Xiaozi,and‘Pirated’Lifestyle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Beauty Writers,Consumer Culture and Global China:Wei Hui’s Shanghai Baby,Mian Mian’s Candy and the Internet Generation”等文章中，浮现于世纪末的美女作家写作被海外学者视为商品社会的某种消费征兆，其中折射出中国社会和文化所经历的深刻变化。由此，海外学者也借此批评了新世纪以来的女性写作中作家职责的改变——从社会的良心转变为消费社会的名流，文本逐渐滑入了后现代消费文化的全球网络中，女性书写中的历史深度也被置换为浅薄的当下即时感。

此外，随着20世纪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兴起和发展，有学者从性别研究的角度出发观照中国的女性书写。美籍学者吕彤邻的专著Misogyny,Cultural Nihilism and Oppositional Politics:Contemporary Chinese Experimental Fiction、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指出20世纪以来文学的成就固然繁花似锦，但对女性议题的省思却显得苍白。这两部著作不仅分析了女作家的创作，如残雪小说里的妄想症、王安忆《弟兄们》中的女性关系，同时将其对立面——部分男作家的男性中心化倾向进行了分析与批判。在她看来，男性作家们在文字实验中发泄并表达政治抗议的姿态时，女性却沦为文字暴力的牺牲品。旅美学者钟雪萍的论文“Who is a Feminist?Understanding the Ambivalence towards Shanghai Baby,Body Writing and Feminism in Post-women’s Liberation China”和“Sisterhood?Representation of Women’s Relationships in Two Contemporary Texts”也以性别研究为视角，探讨新时期女性小说文本里的女性话语权力。

海外学者的研究路径开拓了中国女性研究的新局面，但这些西方话语是否切合中国现实，也日益引人深思。正如华裔学者周蕾在Writing Diaspora一书中提到的，“任何研究‘第三世界’中‘妇女’和‘被压迫阶层’之类问题的尝试，如果研究者不能同时关注这些问题发生、发展的历史语境的话，都将不可避免地重复掠夺性的圈套，而这种掠夺性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主流”[13]。周蕾着力于揭示并批判西方社会对中国单一、稳定身份的陈旧阐释，主张恢复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她的“呐喊”也从侧面印证了当前海外学者研究新时期女性小说时的视野局限与意识形态偏见。此外，王德威认为尽管海外研究女性主义的学者信誓旦旦要解除“男性中心”的文学史神话，但他们在研究新时期女性文学时，却一窝蜂地专注于王安忆、张洁等人的作品现象，“难脱偶像崇拜的‘中心’主义之嫌”。他进而认为，“女性主义学者只是汲汲于耍弄一些时髦的批评观念，而疏于发掘、重估这些作家形成的传统，未免予人买椟还珠之憾”[14]。

然而，海外研究的偏见却不仅限于周蕾与王德威提出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中国文学总是难逃“东方主义”式的重塑与阐释。一方面，西方如火如荼的女性主义研究发掘了新时期小说文本中自我意识和现代主体性，但另一方面，由于不少海外学者乐衷于阐释女性书写里折射出的社会现实，文本中的审美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被高高在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凝视遮蔽。

（二）海外大众图书市场的阅读反馈

毫无疑问，真正健全的、有持续消费能力的读者市场，应该是学者与大众良性互动、共同发挥作用的市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传播局限于精英圈子的情况得到不断改善，新时期女作家吸引了一批西方大众读者。残雪的小说不仅得到海外学界的青睐，也在大众读者群中收获认可。她对于人类潜意识及精神世界的想象和探究使西方读者备感“亲切”，在他们看来这些作品与英美世界中的现代实验小说颇为相似。以残雪2017年出版的英译本《边疆》为例，在亚马逊购买页面上有读者评论“残雪是名副其实的天才作家”——残雪的小说以晦涩、荒诞、诡谲的方式揭示残酷的现实，阅读这部来自“异国文化语境”的小说像经历了一场奇特的冒险，沉浸于富于挑战而充满魔幻色彩的造梦空间。在读者们看来，残雪在描述个人困境时所表现的现代性和自我的观念具有强烈的情感张力。尽管她的作品中很少使用表达主观感觉的形容词或动词，例如“恐惧”与“焦虑”，但海外读者仍能感受到一种浓烈的气氛与情绪。有的读者将她笔下的角色与卡夫卡的陌生化人物相呼应，这些人物在自发性、梦境和潜意识里也依然难逃“变形”的命运。因此，在阅读残雪时，西方读者与其说是接纳了中国文学这一独特的“他者”，不如说是在异域文化中看到了“自我”的影子。

根据素有美国“豆瓣”之称的Goodreads网站和亚马逊购书评论数据，争议性强、话题度高的作家作品迎合了大众读者的阅读期待。陈染的《私人生活》推出后，《华盛顿邮报》《温哥华太阳报》在内的十多家报刊媒体都给予了评价，从而促成其在海外大众读者群体中的热度。世纪末“美女作家”卫慧、棉棉由于作品中对于“性”的特殊呈现也一度成为西方媒体的热门话题。截至2020年年底，卫慧的《上海宝贝》在Goodreads网站上有四千多条评论，许多读者提到对这本书的兴趣始于英译本封面上的副标题“一个关于爱情、性欲和自我发现的故事”。卫慧的《我的禅》、棉棉的《糖》、春树的《北京娃娃》的评论人数也都在一千人左右。从这些作品中，海外读者感受到了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青年消费文化。此外，被改编成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提名或获奖的作品也格外受到读者青睐，如艾米的《山楂树之恋》在Goodreads网站上有近两千条评论。

从海外大众阅读网站上的读者反馈来看，与中国的政治、社会相关的事件一直都是译本在海外市场的营销噱头。尽管域外读者仍对新时期女性小说中蕴藏的政治和社会因素报以好奇，但他们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渴望从作品中了解中国多元的文化社会形态，感知当下中国女性的所想所思。

总之，在国际政经舞台风云变幻的今天，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接受是“文化无国界”的生动体现。伴随着新时期以来女性小说的英译与海外传播，越来越多的西方受众从中国当下的女性书写中感受到女性独特的心灵世界——从困惑、愤怒、沮丧到觉醒，体悟女作家创作里广阔的社会生活现实、清新细腻的语言和丰富深刻的哲思。基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兴未艾的背景，译者、出版商、海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促使世界范围内的读者听到了中国新时期女性独立的声音。但不可否认，尽管有的海外学者自觉批判了东方主义对新时期女性小说的凝视，但无法避免从另一个维度复刻了这种凝视的姿态。不少西方出版商往往将政治“苦难”作为卖点，并在宣传时对此大肆渲染、推波助澜，忽视文本真实的艺术价值。因此，引导西方读者从对异域文化的猎奇心态逐渐转向聆听中国女性内心的真实呼声，完全打破西方在世界文学场域的霸权和其对华语文学的某些刻板印象和期待，仍然长路漫漫。伴随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不断推进，期待越来越多优秀的中国女作家作品在文学审美层面与他国文学展开真诚的对话，在世界文学场域内邂逅更多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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