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基础教育服务供给的模式机制及实践经验

王小凯 赵 宏* 唐 瓷 辛 瑾 陈肖宇

（1.北京师范大学 远程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2.成都师范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3. 新疆电化教育馆，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9；
4.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北京 100053）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提出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教育均等化。为了更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教育供给侧改革已经成为促进教育变革的有效途径之一。教育供给侧改革就是面向人民群众对教育的实际需求，充分利用新技术与新方法，构建能够提供优质、个性化、灵活和终身教育需要的教育服务体系，其中包括新内容、新方式和新制度（陈丽，2019）。互联网新技术与新思维为教育供给侧改革创造了条件。国家在推进“互联网+教育”发展的相关部署中将深化教学改革、优化教育服务供给作为教育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郭玉娟，陈丽，郑勤华，2022）。目前，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下，基础教育领域已经出现了教育服务的新模式、新机制，推动着优质资源共享和教育均衡发展（赵宏，蒋菲，2020）。基于此，cMOOC“‘互联网+教育’与教育数字化转型”以“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的教育资源供给模式”为学习主题之一，通过群智共享共创的形式，汇聚了一批关注此领域的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他们背景经验多样、思维活跃，贡献了大量鲜活的实践案例。对这些案例的深入挖掘，对于优化新时代的基础教育服务供给具有独特的借鉴意义。

为进一步挖掘主题中学习者关注的重点内容，本研究对课程平台生成的文章进行梳理分析，发现与主题相关的文章共32篇，其中，案例资源型文章7篇，问题讨论型文章25篇。在7篇案例资源型文章中，学习者分享了不同主体参与教育服务供给的创新实践案例，如 《“双师课堂”推动教育均衡发展》《日本教育供给模式案例——以NPO为主导的课后服务供给》和《科大讯飞：“平台+课程+服务”一站式课后服务综合解决方案》，分别展现了学校、社会组织和企业在教育服务供给中的角色定位，体现出当前教育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方式灵活多样等特点。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示讨论的焦点，本文对32篇文章的内容标签和标题进行了词云分析，其中内容标签由学习者自定义输入，共计50个，绘制的词云图如图1所示。

图1 主题中学习者关注的焦点内容词云图

由图1可见，“教育供给侧改革”“教育供给”“教育服务”“双师课堂”“供给模式”等是主题中学习者关注的重点内容，同时 “解决方案”“主体”“角色”“机制”“创新”“治理”等关键词体现出学习者围绕着教育服务供给的模式机制贡献了解决方案和鲜活观点。

为了系统化地挖掘实践经验，本文从众多案例中选取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分析。经过对话题相关文章进行整理、比较，发现《发展四川云教，助力优质均衡》《拥抱技术 赢享未来——“双师课堂”在线教学案例》和《社会组织参与支持乡村学校课后服务实践探索》三篇文章所体现出的案例更具价值，表现在：①从综合性来看，三个案例分别体现出了政府、学校和社会组织不同主体在推进教育服务供给新模式和新机制方面的创新举措，更全面地展现了教育服务供给的发展方向；
②从实践性来看，三个案例提供者都是案例的亲身参与者，能够提供一手材料，增强论据的可信度。

在案例确定后，笔者与案例负责人进行了沟通，进一步了解到案例背后的实践项目，分别是由四川省教育厅统筹推进的“四川云教”项目、由新疆电化教育馆在乌鲁木齐市推进的“双师课堂”实验校项目和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推进的“授渔计划”项目。为了保证资料收集的充分性，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从案例背景、实施模式、应用成效、挑战及展望四个方面对受访者进行粗线条式的访问。每位受访者接受3～4次访谈，平均从每位受访者收回文本资料约8千字。随后，笔者对所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深入挖掘提炼，剔除无效信息，发掘创新之处，最终从基础教育服务供给的新特征、新模式、新机制、实践成效与发展方向四个方面入手，并结合当前理论与学术界的研究现状进行综合分析，形成了“互联网+”时代教育服务供给的模式机制与实践经验。

互联网进入到教育领域，给教育教学环境带来了新的信息空间，同样也打通、融合了传统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郑勤华，陈丽，郭玉娟，谢雷，2022）。从二元空间到三元空间，资源、服务、数据等因素互相融合，为基础教育服务供给的创新提供了支撑，形成了消费驱动的供给关系、个性化的供给内容、多元化的供给主体。

（一）消费驱动的供给关系

在教育教学服务中，提供方输出教育构成“供给”，教育对象方接受教育构成“消费”或“投资”（周海涛，李虔，张墨涵，2016）。在传统教育教学供给关系中，供给驱动是教育资源建设、应用和配置的主要方式，但这种方式容易导致供给内容与真实学习需求脱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及其对更加丰富、高质量的教育的需求，教育服务的供给关系由以供给驱动为主逐渐转向以消费驱动为主，形成了由消费决定供给什么和供给多少的发展方式。消费驱动的供给关系的实现有赖于在线服务平台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支撑，这是因为这些平台与技术为消费方和供给方提供了便利的沟通渠道，消费方的教育需求能通过即时、可靠的反馈机制传达到供给方，从而使供给方将教育的真实需求作为供给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效避免教育资源建设和应用的盲目性，减少浪费现象。此外，互联网所创设的平等开放的空间，为隐藏在社会各领域、各行业的不同主体提供各式各样的教育服务创造了机会，在消费驱动的供给关系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不同主体将被吸引参与到教育供给中，共同满足个体的教育需求。

（二）个性化的供给内容

当前社会正由工业时代步入 “互联网+”时代，社会所需的人才结构发生了变化，越来越注重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尊重个人选择，鼓励个性发展。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特别强调指出：“利用现代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在此背景下， 以标准化集体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方式越来越难以满足人才培养的需求，而在“互联网+”的推动下，标准化的供给内容开始逐渐转向个性化。个性化的教育服务供给有赖于互联网新空间全面汇聚而来的数据，这些海量教育数据的持续生成与更新支撑了个性化的教育服务供给内容的形成（郭利明，郑勤华，2021）。大数据的大规模、多样化、高效性等特性支持平台留存师生最真实的行为信息，经人工智能的剖析、解读，能够给予学生基于其个性特征的推荐服务，包括学习路径推荐、学习资源推荐、学习策略推荐等，真正实现以个性化为核心的教育服务供给。

（三）多元化的供给主体

在“互联网+”时代，由于信息空间的形成，呈现出信息贡献草根化、信息生产众筹化、联结关系网络化等新特征（陈丽，逯行，郑勤华，2019），政府作为教育公共服务唯一主体的观念逐渐被打破，任何有能力提供教育服务的主体都可以贡献自己的力量，线上线下有梯次、立体化的教育服务供给逐步形成（郭利明，郑勤华，2021）。教育服务供给由政府一元主导转变为政府、市场、社会、学校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局面。供给主体多元化的发展意味着更灵活的学习方式、更丰富的学习内容、更容易获得的教育机会。多主体参与教育供给所形成的天然竞争场域，还能够有效提升服务的效率，丰富服务的层次，调动广泛的资源，能够在最大程度上缓解供给总量不足、区域分配不均、供给和需求结构性错配、公众满意度不高等现实问题（冯晓英，王瑞雪，曹洁婷，黄洛颖，2020）。

教育服务供给模式创新是深化教学改革的关键。在“互联网+”的推动下，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成为基础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切入点（冯晓英等，2020）。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基础教育服务形成了顶层政府机制主导、基层学校需求驱动、中间层社会组织桥梁联动的供给模式。

（一）政府自上而下机制主导模式

政府作为社会公众和公共利益的代表，承担教育事业总体规划与保障，促进教育的质量提升和公平分配的责任，这一责任是其他主体所不能替代的。在 “互联网+”时代，由于多元主体参与到教育服务供给中，政府的角色定位开始发生变化，同时不同主体之间的沟通协调成为突出问题，这要求政府进行职能转变，通过发挥机制建设的作用，完善顶层设计，保障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政府的机制建设包括教育发展的领导机制、法律保证机制、经费筹措机制、技术支撑机制、社会参与机制、激励机制、质量保障机制等。

此时，政府更多的是在扮演组织者、协调者、管理者和监督者的角色，通过机制建设理清不同主体的职责，构建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对供给主体、形式、内容等进行统筹，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服务供给，保证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并对服务质量实行监管，保证服务质量。“四川云教”是由政府主导、统筹推进的省级教育联盟，是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推动教育服务供给的典型。为服务少数民族、偏远地区等教育薄弱区域的发展，缩小区域、城乡、校际间的教育差距，“四川云教”建立了省、市、县、校四级统筹协调推进机制，省政府分管领导亲自部署、教育厅统筹领导、省教育大数据与资源中心（四川省电化教育馆）具体牵头、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等多部门协同领导与管理，各市（州）、县（市、区）统筹指导，各主（接收）学校具体负责实施并推进应用的省市校一体化管理的新体制，同时四川省教育厅建立和完善了《四川省教育厅关于促进“四川云教”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四川云教”网络课堂教学常规》《“四川云教”主播学校考核评价办法（试行）》《“四川云教”接收学校考核评价办法（试行）》《“四川云教”专项奖励资金分配办法（试行）》等各类配套省级文件20余个，对“四川云教”教学常规、对口帮扶、考核评价、质量监管、专项奖励、支教工作认定、长效发展等做出了明确规定，由此形成了支撑“四川云教”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体系。

（二）学校自下而上需求驱动模式

学校是按照社会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学生进行培养教育的场所（杨雄，刘程，2013），是教育发生的最重要的场所。相对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学校处于推动教育变革的最底层，是最基础最前端的用户。通过对创新范式的研究发现，创新的实践揭示出“用户导向的创新”日益重要，未来创新的重要特征在于由生产者创新转向用户创新（李万，常静，王敏杰，朱学彦，金爱民，2014），同时用户创新还将随着互联网所打造的开放式环境进一步发展（王飞绒，叶溜涌，李正卫，2018）。在“互联网+”时代的基础教育服务供给格局定位中，学校从需求出发，利用互联网技术创设个性化、高质量的学习环境，打造高效的教学教研模式。在新疆乌鲁木齐市 “双师课堂”实验校的实践中，为实现项目投入与产出的性价比最优化，并充分满足项目实践的个性化需求，项目学校不拘泥于任意一家企业提供的完整的技术解决方案，而是创造性地采取了“1+N”的校企合作模式，即：学校作为需求主体提出“1”个具体的建设目标，联系相关企业根据此目标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为此，两所实验校召集入选的企业代表进行面对面商讨，共同遴选和研判，兼收各家所长，形成综合性解决方案，由此促成“N”个企业强强联合的生动局面。此外，在学校内部系统中，又有包括校长、管理人员、教研组、教师四类主要的教育教学实施主体，其中教研组、教师作为最接近教育教学一线的用户，无疑是最为关键的用户，其主动性的发挥深刻影响着学校教育发展的活力。在乌鲁木齐市“双师课堂”实验校的实践中，为打破区县教研员作为教学团队唯一主导单向输出、项目校教师被动接受的局面，项目组发挥群体智慧，集合两校优秀教师与区县教研员形成了双师协同的“线上教研共同体”。团队成员轮流担任召集人和组织者，通过探究“同时备课、同时磨课、同时上课、同时反思”的“四同”教研模式， 充分激发了一线教师和教研团队的创新活力。

（三）社会组织桥梁联动模式

由于政府的服务能力有限以及市场“失灵”现象，在教育服务的供给方面还必须依赖政府和市场以外的第三部门——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往往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活动范围相对较广，能够避免政府的局限，因而在发挥教育服务供给的功能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同时，由于互联网短、平、快的特征，社会组织往往具有扁平化的组织结构，能够及时调整组织战略和行动方案，响应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实现教育服务的精准供给。此外，互联网也扩大了社会组织的影响范围。社会组织能利用多种网络途径，发挥自身的社会关系优势，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联动各类社会资源，从而提升教育资源存量，缓解资源供求矛盾。在推动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服务供给中，我国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首次提出要“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随着我国教育综合改革不断向前推进，未来参与教育服务供给的社会组织数量将会越来越多，种类也越来越多样化，它们的出现打破了政府单方面主导的封闭式教育格局，让教育决策者成为由多个介入者构成的关系网络（黄忠敬，2016）。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成立于2005年6月14日，是由民政部登记和主管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在由其主导发起的“授渔计划”双师课堂项目中，广泛联动了社会各类资源，例如：联合北京师范大学与全国名师、教研员搭建了“大学—中小学教育共同体”；
引导名校名师共享优势课程内容（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法治安全教育课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小学的心理教育课程、史家胡同小学的博物课程等）；
在2022年“中国航天日”期间，携手央视新闻、华为科技小学堂共同打造公益节目“共上一堂课”，并邀请钱学森之子钱永刚、中国航天员大队首任大队长申行运、科普专家张乐，通过“三个课堂”教室为乡村学校的学生开展了生动的航天科普教育。

机制建设影响着多主体参与基础教育服务供给的活力，如何通过多种途径有机整合社会各界力量与资源以满足多元化的教育需求成为基础教育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的主要方向。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突出的机制创新体现在多元协同机制和多元投入机制两个方面。

（一）多元协同机制

基础教育服务供给的发展完善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教育系统内外部多部门之间形成多元协同机制，合理规划各主体的工作分工与协作，以保证各主体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力量。多元协同机制的建立不单纯是某一主体的事，需要联合多方力量，围绕教育问题和教育目标，形成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反馈机制，从而避免产生因条块分隔、缺乏协同导致的效率低下，甚至工作无法推进等问题。在多元协同机制的建立过程中，政府发挥着核心作用，不仅推动着跨部门协同联动政策的制定，还推动着政府机制、社会机制、市场机制的有效衔接与配合，以此不断丰富教育服务供给的内容和方法，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不同路径满足教育的发展需求。为了推进多元协同机制的建立，“四川云教”项目形成了省政府分管领导亲自部署，教育系统上下一盘棋的推进格局，组织、人社、财政等有关部门在推优评优、职称评定、职级晋升、工作量核定、下乡支教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各地各校组建起管理协调、教学教研、技术服务等团队具体实施的多级互动协同机制，构筑了促进“四川云教”长效发展的系统化、体系化发展新生态。而在“授渔计划”项目中，为了突破对教师单一评价的桎梏，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和地方教育行政单位三方联动，共同建立了乡村教师考核评价体系。

（二）多元投入机制

教育支出作为三项基本公共支出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一直是我国政府公共财政的重点支出对象，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改变，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GDP增速逐渐放缓，这将直接影响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郑磊 等，2021）。但与此同时，公众对于优质教育的需求并未随财政收支缺口的扩大而放缓（田志磊，2019），因此，建立多元的教育投入机制对于保证未来教育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政府不仅直接对教育服务供给进行投入，还影响着其他主体投入的动力，因此政府在建立和引导教育服务供给的多元投入机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除了继续增加教育的公共财政投入以外，政府通过统筹利用银行、投资基金、市场融资等多种渠道，引导社会资本（包括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公民个人）投入，鼓励教育发达地区支援教育薄弱地区成为建立多元投入机制的新途径。“授渔计划”项目是社会资本进行教育投入的典型，自2013年项目成立以来，通过搭建公募平台，向社会募集善款近2亿元，专项用于开展乡村学校教育信息化软硬件建设以及奖励优秀乡村教师、奖励资助留守困境学生等，持续推动试点区域乡村教育发展。“四川云教”同样注重多元投入机制的建设，其通过优化“省级统筹、市县配套、学校自建和企业捐助”模式，高质量、系统化地推动“四川云教”新型基础平台建设，保证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政府通过建立健全财政管理制度，以保证投入效用的最大化发挥，例如：创新各级政府和学校购买资源与服务的审批制度，增加学校自主权，允许学校按照实际需求以灵活的方式购买资源或服务，政府与学校还可通过租用、购买、定制等方式将企业研发的教育技术与平台纳入到教育教学过程中（郭玉娟，陈丽，郑勤华，2022）。以乌鲁木齐市“双师课堂”实验校为例，上级部门赋予学校充分的自主权，学校在选择技术服务商时可从项目实践的个性化需求出发，组合企业的产品和服务，通过与企业面对面商讨之后形成综合性的技术方案。

（一）“互联网+”时代基础教育服务供给的实践成效

通过对文中的三个案例进行归纳总结发现，“互联网+”时代教育服务供给的新机制与新模式在推动教育发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促进了教育均衡化发展。“四川云教”项目方面，截至2022年9月，四川省建成了全面覆盖的“四川云教”体系，现有主播学校46所、接收学校1 305所，建成了覆盖幼儿园、中小学全学段、全学科的46个联盟，让23万余名学生享受到了优质教育资源，基本实现了四川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授渔计划”项目方面，自实施以来，已筹集善款近2亿元，围绕国家重点帮扶区域投入爱心帮扶资金，相继在全国12个省市的331所学校援建了737间“三个课堂”教室，持续开展乡村教师培训和学生素养类课程培训，受益师生达20余万名。

其次，促进了教师能力提升。“四川云教”项目方面，建立健全了基于云教的常态化、伴随式教师培养新机制，通过线上教研、备课、晒课等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分批开展“四川云教”管理者、教学骨干教师、技术教师任务驱动式培训，先后开展线上线下省级培训项目近30个，培训了云教骨干教师近4 000人。“授渔计划”项目方面，以北京的名校长、名师工作坊为依托，打造乡村学校名校长、名师工作坊，以点带面，提升了教师专业素养与教育教学能力， 同时从教学效果、课堂表现、公益服务时长及覆盖面等维度对教师进行多元化的评价，激励乡村教师能力持续提升。

最后，促进了教学模式创新。“四川云教”项目方面，立足学校常规教育教学实践，形成了“构建联盟、多对众多、网络教研、网络授课、资源共享、共同提升”的云教教学新模式，创新采用“多对众多”“一屏三画面”自动录播传输、远程互动教研的方式，构建直播、录播、植入、观摩四种应用模式，实现教师备课、授课、教研、评价与学生预习、上课、练习、考核 “八个同步”，有效促进主播学校与接收学校师生共同成长、办学水平共同提高（江芸涵，2021）。乌鲁木齐市“双师课堂”实验校方面，两端学校教师积极参与“同时备课、同时磨课、同时上课、同时反思”的合作教研与教学模式，为双师课堂的提质增效积累了宝贵经验，两端教师也开始有意识地走上了探索教育基本规律的研究之路。“授渔计划”项目方面，各地以“县域学校+乡、镇中心小学+完小+村教学点”的模式，县域中心校、实验小学等作为该县教育资源的内循环主力，当地优秀学科教师在各地县教育局统一组织下，通过“三个课堂”授课，运用技术手段让乡镇名师能“一对N”授课。同时，项目还通过“三个课堂”发挥名校名师的外部优势，为县域内乡村学校提供丰富多彩的素养课程。

（二）“互联网+”时代基础教育服务供给的发展方向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社会流动加速，公众对教育服务供给的需求数量、质量和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前文的分析发现，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的基础教育服务供给模式，但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仍然存在，尤其是无法满足公众个性化、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因此，提供差异化、个性化资源服务方面供给不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等问题都是未来基础教育服务供给改革要解决的重点内容。

1. 进一步扩大教育的有效供给

教育供给侧改革从本质上是构建适应新时代的教育体系，是教育体系顺应时代需求的一场变革（封晨，2018）。从利益相关者角度而言，政府、学校、学生、家长都具有多重的利益诉求，诉求的不匹配是教育供给侧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扩大教育的有效供给是当前教育供给侧改革中应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刘苗苗，张永生，2019）。首先应通过体制机制创新鼓励更多的主体参与到服务供给中来，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供给机制，规范供给方、消费方等各相关方的责权利。其次应引导和强化市场机制对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通过相关制度建设，对主体资格、服务内容与形式、产权保护、过程监督、质量评估、收费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刘宇佳，2021），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形成权责明确的责任体系，促进教育系统优化和运行效率提升，进而提供更加优质、均衡、多元的教育资源与服务，满足社会多样化选择需求（庞丽娟，2017）。

2. 进一步丰富教育供给内容

面对社会根本矛盾的变化，一是要从认识上以终身教育理念为导向，在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中进行系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庞丽娟，杨小敏，2016），加大学校教育外的教育供给，形成丰富的、多元化的教育资源、教育环境和服务创新模式，替代并打破原有的统一的课程教学资源、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评价体系等（刘苗苗，张永生，2019）。二是充分发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优势，提升教育资源丰富度和多样化，尤其是加大特殊领域资源建设，以及素养类资源和认知工具类资源；
充分利用互联网时空灵活、资源共享等优势，推动教育均衡化发展。

3. 进一步调整供给结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推动供给方式多元化，能由政府购买服务提供的，政府不再直接承办；
能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的，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这为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介入教育服务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导向和基础，从而有助于以市场机制充分挖掘社会优质资源为教育提供服务，促进教育与社会的融合，增加新的供给单元，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合作供给模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实现供需互促共进。同时，政府通过购买和补贴等方式将供给服务交给市场，并对供给服务进行监管，鼓励不同主体错位发展，避免重复建设，实现教育资源和服务的差异化、共享式、开放性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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