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对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的创新

□刘雪婷 李 丽

（鲁东大学 山东 烟台 264025）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来，学界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的关系问题成为热点问题之一。大部分学者从渊源、传承、重构或创新等方面展开研究，肯定了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主要而直接的思想来源”[1]，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走向真正共同体的必要环节”[2]。部分学者具体到对二者的继承和创新关系展开研究。如刘荣军和张镭宇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在“向度重塑、路径重铸、价值重释”[3]三方面对真正共同体思想进行了创新。虽然该研究正确揭示了两者的关系，但客观性、结构性的立足点使其研究深度略显不足。

共同体由人构成，人是共同体的主体。人作为主体，可以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如个体主体、群体主体、社会主体等。任何样态的主体，都是共同体中的主体，其因共同体而获得自己的规定性。共同体作为人的、民族的、国家的即不同类型主体的“共同”体，因主体的不同而不同。主体与共同体的内在同构、相互塑造，规定了要深入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精髓，特别是其对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的创新性发展，需要主体视野。

尽管马克思没有构建一个完整的共同体理论体系，但其有着丰富的共同体思想，在以人为中心、以社会为本位的思想体系中内蕴深刻的主体逻辑和共同体旨趣。

1.批判主体异化的虚幻共同体

人是共同体的基本组成单位，人是变化发展的，共同体也是变化发展的。马克思基于人的发展状态把社会共同体分为三个阶段，即从“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社会到“物的依赖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再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在人类社会早期，受制于落后的生产力，人们之间形成以血缘关系和土地基础为纽带、以“群的联合力量”[4]为倚重、以主体的自然依附性为特征的“自然形式的共同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由自然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随之出现的就是资本逻辑主宰一切、物统治人、人高度异化了的虚幻的共同体。马克思通过对西欧资本主义主体异化的“虚幻共同体”的批判，提出“真正共同体”的理想。

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虚幻性主要表现在主体的异化、人的劳动本质的异化上。在私有制的条件下，作为劳动主体的工人生产出的产品被资本家占有，工人劳动变为被迫不自愿行为和支撑人肉体生活的手段，劳动沦为与主体本质、精神和发展相对立的手段，“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5]，从而引发主体的全面异化和共同体的虚假。其一，主体的价值观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追逐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观促使主体逐渐在认识和实践中突出自我，强调除我之外都是客体，极其重视个人利益，造成个人主体性意识极端膨胀，而群体主体性、社会主体性和类主体意识被弱化或边缘化。其二，主体与主体关系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空间交往和时间交流愈来愈便利和密切，但社会交往却沦为主体逐利的工具，人际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愈来愈利益化和疏远化，交往关系异化。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统治阶级为了谋求国家政权，把自己装扮成共同意志、共同利益的代表，而一旦被统治阶级被强行束缚在这样的国家集体之中，产生的则是“新的桎梏”[6]。其三，主体与自然关系异化。人本是自然界中的一种存在，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与自然共同组成“生命共同体”。但主体对资本的追逐，促使资本生产扩大化，引发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和利用，人从敬畏自然演变为轻视自然、破坏自然，造成“生命共同体”关系的破裂。

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7]，高扬主体性背后是共同体共同性、一般性、普遍性的破产，统治阶级所承诺的国家代表普遍利益、共同意志，不过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马克思追求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追求共同体本质的真正实现，在批判主体异化的虚幻共同体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想的真正共同体思想。

但又要看到，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共同体虚幻性的同时，也肯定其对人类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出的财富比过去一切世纪所创造出的财富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8]。其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人们的生活条件普遍改善，自由时间增加，生存空间扩大，教育文化水平提升，创造性提高，能力增强，从而减少了对自然、神学和集体的依赖性，促进主体发展，为物质财富极大丰裕、人的精神水平极大提高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真正共同体的出现积累了条件。

2.追求主体解放的真正共同体

“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9]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共同体对主体性的异化和虚幻，提出通过自由人组成联合体达到真正共同体，为人类的全面发展提出理想化目标。

真正共同体注重每个个体主体性的解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422。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资源极其充足，社会资源按需分配，个人以自身的发展需求为目的组成联合体。此联合体中的个体以自我发展为中心，但又不排斥他人的生存和发展；
此联合体不是代表部分阶级利益和特殊权利，而是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
共同体的目标是保障全体成员共享联合体发展成果，维护每一个独立自由人的权益，实现人与人真正的平等。

真正共同体追求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即主体解脱自然和社会双层压迫。一方面，现实生活的人从社会分工中解放出来，可以自由选择劳动类型和时间，不再把劳动当作谋生方式。另一方面，共同体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兴趣自由地开展社会活动，满足自身发展诉求，达到个性化、全面化发展的状态，“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1]。

真正共同体以主体革命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12]。虽然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13]，但是其却创造了摧毁自己的主体力量——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将通过革命的方式打破虚幻的国家机器，推翻私有制的社会关系，将国家的统治力量变为社会主体的服务力量，逐步消灭阶级对立和实现国家消亡。

由上可见，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与自然形式的共同体和虚幻的共同体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又有着内在的联系。真正共同体理想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人类社会共同体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从自然形式的共同体经由虚幻的共同体走向真正共同体的过程，是从主体依附经由主体异化走向主体解放的过程。其中，主体异化的虚幻共同体，既是真正共同体批判超越的对象，同时其也从物质到精神为人的自由解放积累力量和条件，成为真正共同体理想提出的实在背景和条件。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生产力极大提高，各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联系日益密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脱离其他国家孤立存在。但是在经济繁荣和交往普遍的背后，各种“噪声”、“杂质”、危机、隐患不断，共同体的普遍的虚假性仍在，这对人的发展、主体性的增强构成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原则，与时代发展背景相结合，把握主体的社会关系，遵循真正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提出构建一个与世界各国前途相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人类贡献了中国智慧。

1.“现实的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构建的主体实践基础

“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10]152，马克思所强调的人是“现实的人”，是处于社会活动之中的人，是脱离抽象和形而上学的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同样立足“现实的人”所处的生活世界，致力于解决现实主体的困境。当前正处于世界大变局的时代，世界发展充满机遇和希望，但是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增多，挑战无处不在：在经济方面，全球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大，逆全球化潮流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不利于全球经济整体发展；
在政治方面，霸权主义仍然存在，局部战争和冲突影响世界安定；
在文化方面，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对立因素仍然存在，阻碍文化多元发展；
在健康方面，病毒耐药性增强，流行性疾病传染增加，全球人类健康受到威胁；
在生态方面，环境恶化、资源浪费等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凸显。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出的所谓普世性理论，没有真正立足普遍性，无法为全人类发展提出解决方案，相反，以“普世”之名行特殊之实。这种普世论解构了人类共识，加剧了矛盾与冲突。

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则不同，其直面问题挑战，为维护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从政治、经济、安全、生态等各个维度提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矛盾的建设性方案，致力于实现人类社会的未来美好发展愿景。

2.“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构建的主体本质要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除了立足现实问题，同样继承马克思对主体社会关系的本质要求。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一方面，马克思强调社会属性是主体的本质特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从人的社会属性出发，承认主体是社会关系总和的规定性，突出多维主体合作，强调在国际交往上重视“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15]418等全局关系。另一方面，马克思强调人的社会关系具有复杂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主体关系的多样性，致力于打造开放创新的经济关系、公道正义的安全关系、互商互谅的政治关系、兼收并蓄的文化关系、绿色发展的生态关系等多重关系体，促进世界各种关系的有序性发展。马克思还强调人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同样注重全球交往关系的历史发展性，始终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根据世界发展形势，调整国家或经济体的交往策略。例如，面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贸易格局改变，我国提倡各国加强全球多边贸易合作和深化区域贸易发展。

3.“真正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构建的主体价值追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以马克思真正共同体为价值追求，立足当今实际，追求人类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共同需要。真正共同体是物质富足和交往不再异化的共同体，是社会利益和个体利益没有冲突的共同体，是人与自身、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和解的共同体，是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同体。真正共同体是人类发展最高阶段的理想状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则基于当前全球化问题，重建国际新秩序。无论是解决能源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问题，还是缩小贫富差距、消解正义虚假问题，都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中国提倡各国放弃冷战和“甩锅”思维，团结一致形成共同体，以和平方式积极应对全球性困难，为人的全面发展扫清现实障碍。

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以实现全人类自由解放为目标，以真正共同体为人类发展导向，为世界各国人民战胜全球性风险提供新的价值方向。

建设人类美好未来，逐步走向真正共同体，始终是中国坚持的发展目标。21世纪的世界，在生产力发展、社会和谐和主体提升方面还远未达到真正共同体实现的条件，因此人类亟须探寻与现实世界相适应的共同体发展样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立足主体的实践行动、行动的多维共在、共在的主体交互和交互中的和合底色，创新发展了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

1.基于行动的共同体

马克思提出真正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其契合人类共同价值追求，但在真正共同体提出时，其描绘、勾勒的形象还是粗线条的、轮廓性的；
马克思指出要以革命实践的方式实现真正共同体，但对实践的具体路径、阶段等问题并未涉及。任何事物都是历史性、条件性的存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真正共同体实现的条件尚不具备、可能性尚未展开，故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做出具体描绘，但又不能不承认，马克思真正共同体在一定意义上还局限在认识领域，带有不可避免的抽象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也是一种对未来世界蓝图的描绘，但其理论立足于实践，与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相比，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实践性，其为解决世界性经济、政治、安全和生态等方面的困境提供了行动方案。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面对全球经济增速缓慢、逆全球化和贫富差距过大等全球经济困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获得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和响应，推动建立了90多个双边合作机制，成立亚投行的举措也得到多个国家的协同联动。[16]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主体以互助共赢的方式推动全球经济、公共卫生、交通、通信、能源等多领域的纵深发展。第二，面对霸权主义和政治关系失序，为维护各国的国家利益和政治秩序稳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强调国家以和平对话的实践形式形成亲密的伙伴关系，共同维护世界政治稳定。第三，为应对世界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错综复杂的和平困境，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主体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17]，反对战争、霸权和独斗等错误样态，以实际行动积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第四，中国立足于世界人民的生态诉求，提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18]。生命共同体思想坚持以人为本，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强调主体在实践活动中有能动性，同时也突出主体的责任意识，倡导各国在生态保护方面实行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节能减排、低碳循环等实践的力度，共同建设适宜人类生存的美丽地球家园。第五，面对蔓延速度快、范围广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积极向各国公开病毒序列、分享抗疫方案、加强疫苗研发，为国际组织提供医疗支援和救助，推动构建全球生命至上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第六，世界面临海上霸权问题，中国提出各国积极参与海洋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海洋的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共同构建海上生命通道，共同进行海洋治理。除此之外，中国面对世界多样文化，提出文化沟通交流的文化共同体；
面对网络世界的发展混乱，提出网络安全共同体等重大倡议。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基于实践主体立场为世界发展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

2.多维共在的行动主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实践的行动共同体，在行动中强调多维的治理主体，这也是对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的突破。

马克思强调的真正共同体以国家和阶级消亡为前提，每一个人的发展成为其他一切人发展的条件。此时，共同体的行动主体是个体。共同体是建立在全人类利益和价值实现基础上的自由人联合体，异于以个人为行为主体的真正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从当今社会发展实际出发，强调多维的治理主体共同凝聚一体化意识，推动世界进步。也就是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中，民族、国家、跨国公司、公民个人等，不论是以个体形式出现的主体，还是以群体社会形式出现的主体，都是共同体的实践主体，都承担着促进世界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17]的方向发展的主体责任。进一步看，多样行动主体的多维共在，主要表现在：

第一，行动主体的类型多维。当今世界，国家仍是全球治理的重要主体，国家可以作为凝聚个体利益的群体主体，为维护世界发展做出可行性行动。但行动主体不只包含国家，联合国等国际性组织、跨国公司等市场主体、非盈利的社区或志愿者组织、各国大小媒体、各国人民群众等，都可以是全球治理的行动主体。虽然行动主体多元多样，但差异背后也有共同特点，即各类型主体包括国际组织、志愿者组织、跨国公司等都以国家为依托，都离不开主权国家的根本性规范。正因为国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是全球治理的切实行动主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才强调国家与国家间的合作、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协作、国家与市场主体的互动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为指导的“一带一路”倡议，鼓励国家、企业和社会多层对接，取代传统单一国家联合模式，推动建立多维主体合作共治的世界发展新格局。

第二，行动主体的特殊性共在。无论是各个民族国家还是各类国际组织，其在意识形态、利益诉求、行动原则、发展程度等方面都极具特殊性。但特殊性中总是包含着普遍性，即不同行动主体在追求其特殊性利益的同时，共同的生存环境、面对的共同问题以及作为社会性存在的共同属性，又使得达成共识乃至采取共同行动成为可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化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发展阶段之异”[19]，倡导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程度各异的社会民族国家，在保存其差异、特殊的前提下，通过沟通对话、协同合作，化解分歧，共赢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强调的共同、普遍、一般，并不是归并同化、整体划一，相反，其以行动主体的特殊、差异为前提，求“合”但不排“异”，是存异基础上的求同，即和而不同。例如，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上，各个国家因发展程度不同而减排任务不同，发展中国家为提升自身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仍需要增加一定的碳排放量。但各个国家都有世界气候美好的共同目标，因此可以通过沟通对话，在不牺牲本国发展利益的基础上为碳减排事业做出努力，共同营造美好气候环境。从东盟合作到亚太经合，从周边国家到亚非拉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各类共同体以实际行动推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

第三，行动主体的目标相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强调多维行动主体可以在利益、价值和责任等多方面形成一致，最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发展。面对世界范围内利益分配不均，为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中国提倡各行动主体积极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面对普世价值观下的文化霸权，中国主张“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20]，强调共同的价值理念指导行动主体进行全球治理；
面对全球问题，各国或国际组织等行动主体应共同承担责任，建设行动的责任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国家行动主体的多维共在，以人类生存和世界发展为使命担当，最终实现人类主体的内在一致性目标——从利益共同体到价值共同体再到责任共同体，从经济利益的合作共赢到价值观念的认同再到国际义务的承担，最终成为推动人类携手前行的“行动共同体”[15]389。

3.主体交互的活动原则

从行动原则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相较于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有较大的不同。“只有用暴力才能推翻既存的社会制度。”[10]435马克思认为，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以资产阶级剥削为实质的虚幻共同体的灭亡是真正共同体实现的前提，暴力革命是重要的实践路径。但当今社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形态长期共存是全球发展的重要态势。资本主义性质国家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可以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有责任和义务维护世界和谐稳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对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的实现方式进行创新，即从主体革命、主体对抗到主体交互、合作共赢。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倡导交互主体间对话但不对抗，即不同性质、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历史文化、不同价值观念的国家不应采取盲目排外和冷战思维进行外交，而应坚持“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21]的五通交互，在差异中谋合作，在合作中实现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还提倡交互主体结伴但不结盟，即强调国家合作，但这种合作是平等交往和自主交互的伙伴关系，而不是国家结盟形成的安全依附关系。基于此，中国努力构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等多样态的交互关系。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际，中国与各国携手共同攻克人类健康难关，展现了世界经济复苏中的大国担当。实践证明，制度、文明差异的国家通过求同存异，构建交互的伙伴关系，可以共同为社会和谐发展和世界人民享受美好生活贡献力量。

4.和合底色的共同体文化

属人的存在都是文化的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不同于发展中国家过分强调文化地方性而无视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相对主义，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无视文化地方性、个性而试图把自己的特殊性普遍化的文化霸权主义、文化绝对主义，而是强调不同文化相互交织、多元共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的独特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突破不同文化交流的阻碍，增强世界文化共性认同，反对极端民族文化，主张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
在文化交流中，尊重并保留文化的特性，反对文化同化、文化消融，主张文化共同进步。

共性和差异性并存的共同体文化与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内在同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传承和创新了中华民族在人与世界方面“天人合一”、民族文明方面“和而不同”、社会治理方面“天下为公”的和合思想，推动中华民族作为主体处理世界问题。

“天人合一”突出“天与人交相胜”[22]，强调世界是主客体和谐共生的整体性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各国多领域、深层次合作，应对全球多方面问题，正是中华民族作为世界发展主体对“天人合一”思想的运用和创造。“和而不同”是万物存在的状态，在不同中相互适应和协调是发展的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在尊重各国、各民族差异的前提下，以“和”为交往方式和发展目标，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整体性、文明多样性和人类共存性的历史和时代贡献。“天下为公”是中华民族高远的政治志向，更包含义利和公私的价值选择，即追求以义为上、舍私取公的道德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共享共治的世界治理观，各国在国家利益面前坚持见利思义的外交原则，积极承担国家的国际责任，这是集体主义“公”观念的继承和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文化习俗、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多样性，基于和合底色的文化传承，“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形成一个多种文明的对话互动机制，激发各国文明共同进步。

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构想和方案。真正共同体思想是人类社会共同体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以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的主体实践基础、本质要求和价值追求为指导，以实现全人类自由解放为目标。立足21世纪国际发展水平，世界将长期保持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共存的局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为当今世界走向真正共同体提供了过渡性科学方案，已然成为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主体，从主体视域开展研究，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主体的实践行动、行动的主体多维共在、共在的主体交互和融合和合底色方面对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的创新，有利于深化二者关系的认识，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精髓和要义。新时代的中国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也必将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现实性转化和实践探寻，联合多维主体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中不懈努力，最终迎来“真正的共同体”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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