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百年历程

高玉倩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坚持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之一。经济方面的理论创新呈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过程，一方面表现为基本原理同经济现实相结合，不断解决经济发展难题的实践过程；
另一方面表现为将所形成的经验和理论系统化，上升为新思想的理论过程。在这一双重发展过程中，我国建立并完善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了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对“十四五”时期以及我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接续探索中，学术界要继续从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双重维度考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进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理论一旦离开现实实践，就会发展成为教条，失去其生命力与活力；
实践一旦离开正确理论指导，也容易陷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境地。对经济领域而言，经济实践是经济理论的现实之基，经济理论是经济实践的科学导引。

“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以及对实践的理解中找到合理的解决”[1](P60)。现实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起点。马克思恩格斯从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现实出发，从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与压榨出发，创立了立足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十月革命后，列宁从苏维埃俄国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导致的艰苦境遇出发，提出新经济政策，主张以商品货币关系恢复经济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汲取经验教训，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现实要求出发，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从百废待兴的现实出发，确立了社会主义改造路线与建设方案，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战略与农业集体化经济发展模式。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变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提升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现实要求出发，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从经济现实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向好、向上健康发展的经济理念、经济思想、经济战略。

新的经济实践延展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由于经济实践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内容不断延展。19世纪中期，在大工业生产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了其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构建了其学科体系，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历程及未来发展趋势。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垄断阶段，列宁创立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后，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建设时期，斯大林创立了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指出国民经济要有计划地发展，充实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中国完成社会主义过渡并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涉及方方面面的经济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78年，我国进入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丰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和外延。新时代，面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在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要求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新视野深入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与特殊规律，推动三大创新，书写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放发展的全新篇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是“无产阶级改变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工具”。解决实践难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旨归。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目标不只在于揭示资本剥削的秘密，提出资本主义的“必然”命题，更在于指导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实现实践上的完全变革。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在于将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经济设想变为现实，以探索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在于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实践。具体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目标是寻找到中国革命的现实动力与现实对象，以改变中国前途命运；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是迅速恢复民生、展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目标是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改革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实现共同富裕，顺利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运用。在四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在对中国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分析和理解中，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2]。在实际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创新性地形成了带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进而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发展。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新起步

如何正确认识理解中国社会形态并就该形态实行完全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实践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3](P664)，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社会中生长出了资本主义因素，“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3](P664)。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形态说”“五形态说”“东方社会理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是关于社会形态的全新判断。基于这一判断，毛泽东同志阐释了中国经济的主要特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被破坏了，但封建制度对农民的剥削并未停止。帝国主义凭借着侵略胜利的果实即各类不平等条约，控制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同时，买办阶级与其相勾结形成了一张剥削网，中国人民在这一剥削网中过着极度贫困与不自由的生活。在完成对中国社会性质、经济性质的理论定性后，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要求节制资本、平均地权；
没收官僚垄断资本，收回“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
收回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于无地、少地农民；
保护“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民族工商业。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是中国共产党人立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立场、运用其基本方法所独立探索出的第一个经济理论成果。

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以及其他经济政策的实践展开，使得与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民族资本主义得以保护，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农民参加革命、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积极性得到极大提升，进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胜利、中华民族的站起来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基础。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新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工作重心随之由革命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如何迅速发展经济、恢复民生，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顺利过渡，如何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问题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重大实践课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对以上问题给出现成答案。在这一历史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借鉴苏联经济发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进行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现实国情以及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矛盾的经济思想。第一，结合马恩关于过渡时期的经济理论，借鉴列宁农业合作化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要求采用恰当方法，通过“合作制”方式逐步完成三大改造。第二，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有计划”的生产思想，提出了计划经济体制理论，即我国经济要有计划的、按比例发展。第三，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理论，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局出发，从“关系”“矛盾”“问题”等关键入手，阐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要求分清并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第四，提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理论，要求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重点、农工业协调发展。第五，捍卫和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发展商品生产和发展商业的理论，提出要充分重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注重价值规律。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性探索，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增添了中国成分、中国思想和中国智慧。在计划化与工业化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创造性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找出了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在这条道路上，一个拥有6亿多人口的大国快速开展工农业生产，初步建立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改变了生产力极端落后的社会现实，实现了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新思路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以苏联模式为引领，经济体制也以苏联计划经济为目标。这一模式在推动工农业发展的同时带来了部分问题，如经济难以趋向均衡协调增长、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不高、物质生活生产资料短缺、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等。后期加之“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遭受严重挫折。此时，中国面临着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重大实践问题。在这一重要关头，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一正确路线的指引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入全新阶段。

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同改革开放相结合，形成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第一，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作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新判断，“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4](P252)。这为正确认识和理解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提供了方向指引。第二，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从目标角度阐发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P373)。这摆脱了长期以来拘泥于具体的发展模式而忽视发展本质的错误倾向，明确了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第三，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市场经济机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在经济理论和历史逻辑上同时否定了公有制社会建立市场经济机制的可能。“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定位突破了在公有制条件下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传统认识，破解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有机结合的世界难题。第四，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未来社会所有制形式以及分配方案的设想，全面确认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在所有制方面，打破传统的“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所有制结构，承认个体经济成分、私有经济成分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方面，明确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第五，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观点，建立开放型经济理论，提出利用社会主义国内市场与资本主义国外市场两个市场，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伴随着理论创新，党和国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开辟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主流路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走在这条道路上，我国生产力跃升，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中国奇迹”，中华民族实现了富起来。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面拓新

新时代的定位表明我国进入“强起来”的新阶段。这一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三期叠加”，国内经济发展形势严峻；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变，党和人民的奋斗目标进行更新；
国际经济形势深刻变化，不确定性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显著特征之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时代发展新背景和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我国新阶段经济发展新特征进行对接，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发展方式、发展结构、发展质量等问题的新思路和新办法，赋予其以新的思想精粹。第一，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遵循是以人民为中心，要求在经济工作部署、经济政策制定中始终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把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目标，将人民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第二，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明确了新时代经济工作总的方法论，要求以问题为导向，集中力量实现重点目标；
以稳中求进为工作总基调，以经济社会大局之稳求经济增长之进，以经济质量效益和经济核心竞争力之进固经济运行之稳；
以系统论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强化经济统筹与经济规划中的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整体性；
运用辩证法，综合平衡、协调推进；
树立底线思维，脚踏实地，紧抓落实。第三，集成性、创造性地提出新发展理念，对发展理念作出理论上的新阐释，“阐明了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5](P7)，要求同时推动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要求抓各领域创新，补短板、挖潜力，要求实现中国式生态现代化，提升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全民全面共享发展成果。第四，依据经济增长周期理论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阶段的战略新判断，提出实现供给、需求、投入、产出、分配等宏观经济高质量循环的经济发展要求。第五，提出一系列其他推进经济发展的新理论阐述与要求：要求准确认识并把握资本特性，掌握其行为规律，依法引导其健康、公平、有序发展；
要求政府更“有为”、市场更“有效”；
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治本良方，要求协调推进两侧改革；
要求把握好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要求以实体经济和制造业为经济发展着力点；
要求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推动形成高水平开放格局；
要求统筹好、维护好、确保好各类发展安全，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等。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形态，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工作的科学行动指南”[5](P9)。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经济增长实现了重大结构性变革，基本解决了供给侧结构性配置问题，成功完成了经济发展的软着陆；
打赢了脱贫攻坚战，使近1亿人民摆脱绝对贫困，人民生活质量持续提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百年历程是守正创新、不断发展的过程，是经济实践发展与经济理论创新相统一的过程。启航新征程，更要在党的领导下找到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钥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

习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6]。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首先要坚持其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只有稳立这一基础，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性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即唯物辩证法、科学抽象法、辩证思维法等。其次，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使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出现无产阶级的、劳苦大众的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价值性的最突出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既阐述着一般的商品经济运行规律，又揭示着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运行规律，包括资本积累理论、劳动价值理论、资本循环理论、剩余价值学说、世界市场理论等等。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环境和内容发生了变化，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从未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仍具有科学性和对现实的解释力。

(二)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合理成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未对其他经济学理论有意义、有价值的理论观点表现出拒斥态度，也从未完全否定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学术价值。作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流的经济理论以及分析范式，当代西方经济学有其科学性成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西方经济学理论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与迟缓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来源，如国家现代产权制度理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理论等，促进了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当代西方经济学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提出并阐述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诸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发挥、市场调节及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市场失灵及宏观经济不稳定问题、政府调节作用、宏微观经济政策实施等。此外，当代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等问题进行积极探索，提出并形成了诸多具有实际意义的理论。总之，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有“对个别领域的较为深入的分析”，有“材料更丰富”的成果，对其应进行合理借鉴。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题中之义。

(三)立足于我国现实国情与经济事实

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我国最大的国情。我们必须以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道路探索为实践基础，以这一阶段的经济关系及其相联系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为对象，以这一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改革为主题，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体理论。此外，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现代化进程的开启是我国发展所面对的最基本经济事实。新时代的新矛盾无法回避、新问题无法逃避：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实现整个社会的共同富裕，要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要求构建全新发展格局等。要创新回答、有力解决以上问题，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国情出发，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面临的实际发展问题出发，进行深层次理论研究，探求解决问题的经济新思路。

(四)总结和提炼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理论创新与创造来自于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因此，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进程必须持续总结提炼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第一，坚持党的领导。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各类经济工作中把握方向、谋划大局、制定政策、促进改革，使得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性、稳定性、战略性持续增强。第二，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目的。在各个时期的经济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充分维护人民利益、充分关照人民价值，坚持人民中心，将人民置于最高位置，探寻着所有成果公平惠及人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方法与经济道路，解决着经济建设实践中的各类矛盾。第三，保有正确的工作策略与工作方法。在各个时期尤其是新时代的经济实践中，党和国家注重策略安排与方法选定，坚持定好盘、理清路、开对方、重部署、真落实，坚持以系统方法谋划和设计，坚持重点突破问题、重点解决问题、重点化解风险。第四，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既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性规律，如价值规律、竞争规律等，又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规律，如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与党的领导的关系、市场经济发展与人民利益的关系等。第五，坚持着眼国内、放眼国际的大格局。既着眼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又放眼于世界经济形势，回答好、解决好中国经济发展、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与新挑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力求“改变世界”，其时代化成果始终坚守人民立场，从根本上探求着解决资本主义世界顽疾的方案。21世纪的今天，世界经济形势不断变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如何发展仍是时代发展的重要论题。对这一论题的回答需要梳理和总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于此，一方面，要通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内生动力进行梳理与总结形成理论，并指导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践。另一方面，要与世界共享有益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部分，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展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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